编者按:本文是丹尼尔·卡尼曼在谷歌"Talks at Google"讲坛上的一场演讲与问答实录,主题围绕他的新书《思考,快与慢》。主持人为具有心理学背景的约翰·博伊德,他负责介绍讲者履历并主持现场提问。全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只删去了口头语、寒暄、重复与断裂的残句,论证、例证与语气一仍其旧。为便于阅读,编者按话题分节并加了小标题,关键术语首次出现时括注英文。
主持人(约翰·博伊德): 我是约翰·博伊德。今天能为各位介绍卡尼曼教授,是我莫大的荣幸。我想先简单交代一下他这段极为出色的学术履历。1954年,他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取得实验心理学与数学的学士学位。1961年,他在海湾对岸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拿到实验心理学博士学位。1979年,他与合作者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发表了那篇奠基性的论文,提出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从此改变了人们讨论收益、损失以及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方式。若干年后,也就是2002年,卡尼曼教授获得诺贝尔奖,主要就是凭前景理论的工作。
主持人: 诺贝尔奖当然不是每一次都同样让人惊叹,但他这一次也许格外值得一提,因为世上并没有诺贝尔心理学奖。他只能去经济学那边把奖拿回来。据我所知,历史上另有一位心理学家拿过诺贝尔奖,那就是伊万·巴甫洛夫,当然他算不算生理学家,这一点还可以争论。又过了几年,到2007年,心理学界试图把卡尼曼教授重新认回自己人,美国心理学会授予他终身杰出贡献奖。今天,他是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的资深学者,来这里谈他的新书《思考,快与慢》。
主持人: 谷歌的使命大家都清楚,是整合全球信息,让人人都能便捷地使用并从中受益。所有的信息、所有的知识都重要,但我想有些知识比另一些更要紧一点。因为他今天要讲的这些信息非常贴身,讲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如果你听得仔细,它会改变你看待自身、也看待周遭世界的方式。请和我一起欢迎卡尼曼教授来到谷歌。(掌声)
卡尼曼: 谢谢。这些年,直觉这件事被讨论得很多,我今天要谈的正是直觉。在这场讨论里自然分成两个阵营,一派赞成,一派怀疑。在座很多人应该读过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眨眼之间》(Blink),那本书虽然不是对直觉的无条件辩护,但它确实给人留下一种印象:我们有时候能神奇地知道某些事情,却不知道自己为何知道。
卡尼曼: 在心理学与决策研究这个学科内部,有一群人是专家直觉的坚定信奉者,领头的是一位很有意思的人物,加里·克莱因(Gary Klein)。他写过一本书,我极力推荐,叫《力量之源》(Sources of Power),是他所有著作里我最愿意推荐的一本。另一边是怀疑派,对直觉整体存疑,也包括对专家直觉存疑。长期以来,我一直被算在怀疑派里,因为我早年与阿莫斯·特沃斯基的工作,讲的就是直觉的错误、缺陷与偏差。
卡尼曼: 今天这场争论在很多领域都能看到。比如医学界,两位常给《纽约客》撰稿的作者,杰罗姆·格鲁普曼(Jerome Groopman)与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立场就明显不同。葛文德倾向于正式的系统与流程,对人的判断相当怀疑,主张事事都要有证据;格鲁普曼虽然不太肯明说,其实是喜欢老派的临床直觉的。当然他也希望医生受过良好训练,但他不喜欢那一套正式系统。医学里的问题就摆在这儿:循证医学的位置在哪里,它又该怎样与直觉的功能分工?
卡尼曼: 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有一部分背景来自一段颇为奇特的合作,我和刚才提到的加里·克莱因一起工作了大约八年。他是一群人的精神领袖,那群人对我做的事情,我不能说他们鄙视,但他们确实不喜欢,因为他们认为对判断偏差的强调,给人类心智描画了一幅不公正的、过分难看的画像。大体上说,这一点我是愿意承认的。
卡尼曼: 七八年前我邀请他一起工作,我们花了好几年,想弄清楚边界究竟在哪里:直觉在哪些地方精妙无比,在哪些地方漏洞百出。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六七年之后,中间经过种种波折,因为我们在根子上并不一致,我们终于写成一篇论文,题目叫《一次未能达成的分歧》(A Failure to Disagree)。在实质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弄清楚了,而且两人意见一致:什么时候可以信任直觉,什么时候不可以。但在情感上,我们谁也没变。他依旧厌恶那些偏差,不觉得专家犯的错有什么好笑,而我觉得专家犯的错相当好笑。(笑声)差别就摆在这儿。
卡尼曼: 我们所有人都熟悉两种思维方式。有一种方式,念头是这样进入脑海的:请看这张脸。你知道这位女士在生气,你知道这件事的速度,我想跟你知道她头发是深色的一样快。这里值得稍作停留。"她在生气"这个判断,或者说这个印象,感觉上并不像是你做出来的。它感觉像是发生的一件事,发生在我身上。在这类判断里,我们最基本的经验是被动的经验。知觉就是这样,我们看世界,并不是我们决定要看见它。印象也是这样。一般所说的直觉思维都是这样,它就那么发生了,从某处冒出来,我们并不是它的作者。
卡尼曼: 还有另一种方式让念头进入脑海。屏幕上是17乘24。我猜你脑子里基本上什么都没冒出来,但答案是408。要得出408,需要一套完全不同的运作。你得把学校里学的那套程序调出来,程序是由一步一步组成的,你得走完这些步骤,得依次把注意力放到各个部分乘积上,得把中间结果记住,还得把整套程序拿在心里。它就是这么运作的。这是你做的一件事,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件事。
卡尼曼: 有很多迹象表明它就是这样运作的。其中一个来自生理层面:瞳孔会放大。这是我很多年前研究过的题目。人在做这样一道题的时候,如果要在心里算,瞳孔就会放大,面积大约增加50%,一投入运算就开始放大,只要还在算就一直保持放大,等到你放弃,或者等到你找到答案,它就塌回正常大小。所以这是念头进入脑海的另一种方式,它绝不是直觉那一种。在这里我们感到一种紧迫感,感到有某种刻意的东西正在发生。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是费力的。
卡尼曼: 心理学家所说的"费力"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想要一个最快的入门定义,那就是:这是你在左转横穿车流时做不了的事情。你做不了,也不该去试。原因在于,人施加努力的容量是有限的。如果这份容量、这些资源已经投在一项任务上,能留给另一项任务的就更少。
卡尼曼: 系统2还有另一项功能。这里我要出一道谜题,多数人可能都听过。一支球棒和一个球加起来是1.10美元,球棒比球贵1美元,那么球多少钱?顺便问一下,有多少人知道这道题?好,那还能用。
卡尼曼: 这道题的要点在于,有一个数字自己冒到了你脑子里,那个数字是10美分。几乎所有人都承认,10美分立刻就浮上来了,这里也许有极少数例外。可它是错的。10美分加1.10美元等于1.20美元。正确答案是5美分。有意思的是,在普林斯顿、在麻省理工、在哈佛,大约50%的本科生回答10美分,斯坦福和加州理工的情况我不清楚。
卡尼曼: 而当一个人说出10美分时,我们学到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我们知道他没有检验过。因为如果检验过,他就不会说10美分。所以人是带着一种笃定感的,尤其是这些人。这就引出了我要称之为系统2的另一项功能。系统1是直觉的那一个,负责那些自动的活动;系统2是费力的那一个,是刻意的那一个。
卡尼曼: 我把自控归到系统2名下,理由是:自我控制、控制注意力、刻意地投入努力,都会因为同时在做别的活动而受损。举一个很琐碎的例子,让一个人在脑子里记住七位数字,然后请他在罪恶的巧克力蛋糕和清白的水果沙拉之间选一个,他选巧克力蛋糕的概率,会高于没有那七位数字压在脑子里的时候。控制冲动是要耗费努力的,哪怕只是"想吃巧克力蛋糕"这样轻微的冲动。
卡尼曼: 系统1的自动运作与系统2的刻意运作,这两者的分别在开车这件事上体现得非常清楚。开车是一项技能,而技能的标志就是事情开始自动发生。所以你可以一边开车一边聊天。左转横穿车流时不行,但大体上我们能边开边说。所以开车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动的。刹车更是如此,只要有一点危险的迹象,刹车完全是自动的。你能注意到自己在刹车,但你是先反应,反应立刻发生,完全自动。
卡尼曼: 有些地方的人要在冰雪路面上开车,这里不是,他们会学怎样应付打滑。偶尔你会真的遇上打滑,这时系统2就被动员起来了,因为在打滑中,凡是你自然而然想做的事都不该做。你不该踩刹车,也不该朝打滑的反方向打方向。你应该松开刹车,顺着打滑的方向打过去,完全反直觉。而当一个人练得足够多,这一套同样会变成自动的。
卡尼曼: 所以关于系统1和系统2这两类运作,有一点是可以断定的:我们那些最基本的先天功能,比如对事物产生情绪反应,全都属于系统1。我们不是选择这么做的,它就那么发生在我们身上。但系统1同时也是技能的所在地。当我们把一件事做到熟练,它就变成自动的,不再索取资源,而我们把它做得非常好。
卡尼曼: 现在说直觉。我不太有把握,但我怀疑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其实帮了倒忙,他让人觉得直觉里有魔法。那里根本没有任何魔法,我们应该弄明白它是怎么运作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既是心理学家,也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还是诺贝尔奖得主,他给直觉下过一个很好的定义:直觉不过就是识别。
卡尼曼: 医生从一个面部表情之类的线索认出某种疾病,和一个小孩子指着什么东西说"狗狗",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区别。小孩子完全不知道线索是什么,他就是说了出来。他知道这是狗,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知道。一旦这样去想,直觉的神秘色彩就被褪掉了一大半。
卡尼曼: 而且这也把加里·克莱因和我想解决的那个问题引向了答案。什么时候能信任直觉,什么时候不能?问题于是变成两问:这个世界是否足够有规律,规律到你能学会识别它?以及,这个具体的人是否有过机会去学习世界的这些规律?
卡尼曼: 棋手的世界高度有规律。从统计上说,扑克玩家的世界也很有规律,其中有运气成分,但有规则。而人的心智生来如此:只要环境里存在规则,只要我们长期暴露在这些规则之下,并且能就对错拿到即时的、或者相当及时的反馈,我们就会习得这些规则。
卡尼曼: 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有专家直觉,哪怕我们不是医生,也不是国际象棋大师。我在电话里听我太太说一个词就知道她的心情,在座多数人对自己非常熟悉的人也能做到。我们所有人都能认出旁边车道上那个危险的司机,我们接收到某些线索,未必说得出线索到底是什么,但就是知道这人开得不稳,随时可能做出危险动作。这是大量被强化过的练习,我们在这方面很在行。
卡尼曼: 各类专家、各种职业之间,专业水准是有差别的,而这取决于他们能发展出何种程度的直觉专长。举例来说,把麻醉师和放射科医生放在一起比较。麻醉师能得到非常好的、即时的反馈,只要做错什么,实时的监测数据立刻就告诉他。放射科医生拿到的反馈则糟糕透顶,他很难知道自己判断得对不对。所以你可以预期麻醉师会发展出直觉,而对放射科医生不能抱同样的期待。这就是关于直觉专长的部分答案。这一点上我们不需要争论,因为我们大致清楚,直觉专长在什么条件下才可能长出来。
卡尼曼: 这同时意味着,在一个混乱无序的世界里,直觉专长是长不出来的。所以我个人不相信,靠挑选股票来投资的人能发展出直觉,因为市场把这条路堵死了:价格未来的走向根本没有足够的规律性,让直觉得以形成。
卡尼曼: 我们也知道政治预测者的情况:一旦做长期预测,他们真的不比一只掷飞镖的猴子强,也肯定不比《纽约时报》的普通读者强。而这不能怪那些名嘴。相关研究做过名嘴、中情局分析师和地区问题专家。他们没法预测十年、十五年后的远景,这真不是他们的错。他们做短期预测相当不错,做长期预测则完全不行。这是世界的错。这个世界很可能本来就不可预测。而如果世界不可预测,你就预测不了它。
卡尼曼: 还有一类边缘情形:存在一点可预测性,但公式比个人做得更好。公式稳定压倒个人判断的领域,恰恰是可预测性相当低的领域。因为线索一旦微弱,人既不擅长捕捉,也不擅长前后一致地使用它们。而公式可以基于经验建立起来,它会比个人的判断做得更好。
卡尼曼: 好,我已经把系统1和系统2介绍给各位,也讲了技能,讲了技能栖身于系统1。现在我想指出另一件事,它适用于政治预测者,适用于选股票的人,也适用于我们所有人。我们相当频繁地拥有一些虚假的直觉。它们冒上来,进入脑海,而且从主观上根本无法与专家直觉区分开。
卡尼曼: 我现在说的是那些并非建立在专长之上的直觉。它们照样来。就"毫不费力、自动发生"这一点而言,它们确实属于系统1。那么它们从哪里来?这就是我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要设法照亮的东西。
卡尼曼: 所以我要把系统1介绍给各位。先把一件事说清楚,免得我等下忘了。我使用"系统1"和"系统2"这两个词,在我这个学科里是相当骇人听闻的。你本来是不该这么干的。因为每个心理学家很早就被告诫:不许拿脑子里的小人儿去解释心智里发生的事情,不许用小人儿做了什么来解释心智做了什么。那些叫侏儒(homunculi),在心理学里是个脏词。而我恰恰是完全把系统1和系统2当作小人儿来用的。
卡尼曼: 我有什么话为自己辩护?首先,我先把丑话说在前面:它们是虚构的角色,它们并不存在。我不相信真有系统1和系统2这样的东西。别到大脑里去找它们,因为大脑里并没有两个系统,一个专管这个,另一个专管那个。
卡尼曼: 那我为什么还要用这么糟糕的说法?因为我认为它有用,因为它贴合我们心智运作的方式。为了解释这个选择的来由,我想推荐一本很好、也很有趣的书,作者是约书亚·福尔(Joshua Foer),书名叫《与爱因斯坦月球漫步》(Moonwalking with Einstein),今年早些时候出版。
卡尼曼: 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福尔是位科普作家,他去看了美国记忆锦标赛。你们也许不知道还有这种比赛,但确实有。参赛者背整副扑克牌,背极长的清单,表演的本事在我们看来完全不可思议。福尔决定弄清楚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年之后,他自己成了美国记忆冠军。那本书讲的就是他怎么做到的。
卡尼曼: 核心的道理希腊人早就以某种形式知道了:记忆在某些事情上极为出色,在另一些事情上极为糟糕。记忆非常不擅长记清单,我们记清单的本事真的很差。记忆极其擅长记穿越空间的路线。进化赋予我们的是记路线的能力,不是记清单的能力。所以你可以骗自己一把:如果心里有一份清单要记,就在脑中造一条路线,把清单上的条目沿路分布下去。等到要回忆那副牌或者别的什么,你就沿着这条路线走一遍,一件一件把它们捡起来,因为这件事你做得到。
卡尼曼: 事情在另一个场合上非常相似。人极其擅长思考"行动者"。心智天生就为思考行动者做好了准备。行动者有特质,有行为,我们理解行动者,我们会对他们的性格形成整体印象。而如果一个句子的主语是一个抽象概念,我们就很不擅长把它记住。行动者则不然,行动者好记极了。所以请记住,每当我说"系统1做了X",我的意思是:X是一项无须费力就能完成的心理活动。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在做事的角色,你能记住的关于系统1的内容,会远多于你把它当成一堆心理活动。这帮助我思考,我想它也帮助别人理解。
卡尼曼: 好,让我把系统1介绍给各位。我先从一项研究说起,它是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做在英国一所大学,实际上是在一个生物系里。跟英国很多地方一样,那里有一间小小的茶水间,人们可以自己泡茶泡咖啡、拿点饼干,旁边放着一个诚实盒,大家把钱投进去。有人想出一个妙主意:在诚实盒正上方贴一张海报,每周换一张。这是第一周的海报,第二周是花,第三周是眼睛,如此轮换。
卡尼曼: 结果非常值得注意:贴眼睛的那几周,人们投进去的钱要多得多。而这件事是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他们完全不知道它正在发生。事实上他们连海报本身都没怎么注意,只是隐约觉得那儿有几张海报。他们当然不知道海报是按周系统更换的,更不知道海报影响了他们的行为。系统1能做这样的事。我们心里有大量的活动,我们并未充分意识到,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
卡尼曼: 眼睛和"被注视"之间有一条链接,"被注视"又和"不想做坏事"或者"想做好事"之间有一条链接。这一切都深埋在我们的联想记忆里,一被触发就活起来。你看见眼睛,尤其是第一周那双大眼睛,它就对你做了某件事,而你可能根本不知道它做了。
卡尼曼: 再看另一样东西。屏幕上是"香蕉"和"呕吐"两个词。我想极简短地列举一下,在我把它打上屏幕之后的头几秒里,你身上发生了什么。首先,你读了。你读了这两个词。你并没有打算读它们,你没有做过任何决定,你是不得不读。这件事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卡尼曼: 第二,念头、图像和记忆涌了上来,大概没有一样是愉快的。第三件事是身体上的:你后缩了。这是真的被测量过的。人在暴露于威胁性词语时,身体会往后移。也就是说,这个威胁在某种程度上、哪怕是很轻微的程度上被当真了。象征性的威胁被当成了真的威胁。
卡尼曼: 你还做出了一个厌恶的表情,你体验到了厌恶。这件事变得有意思起来,因为这些东西是相互强化的。如果你摆出一张厌恶的脸,你更可能感到厌恶。如果你摆出一张笑脸,你更可能觉得事情好笑。我最喜欢的相关实验之一是这样:你拿一支铅笔横着咬在嘴里,漫画在你眼里就会更好笑。因为你这样咬着铅笔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做一个微笑的动作。单是肌肉状态的改变,就足以反馈到我们的情绪和感受上去。
卡尼曼: 这一切相当重要。让我先补上一点,再把线索收拢起来。我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联想记忆里发生的事情来理解系统1的。要想象联想记忆,你可以想象一张巨大的观念之网。观念之间以各种方式彼此相连:有些是别的东西的原因,有些是类别,有些是某类的实例。链接有很多种,而我们心中拥有一个庞大的表征。
卡尼曼: 任何一个时刻,一个刺激出现,它会激活这张记忆表征中的一小部分节点,然后激活沿着联想网络扩散开去。扩散得不多,但确实在扩散。我们之所以知道它在扩散,是因为我们对以这种方式被激活的其他观念变得敏感了。举例来说,此时此刻,如果有人在你耳边低声说词,你会远比平时更容易察觉并辨认出"疾病""气味""本能""恶心""宿醉"这类词。大量联想已经被激活了。你对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毫无察觉,你什么都没察觉到。这些不是有意识的激活,但它们确确实实是激活。
卡尼曼: 而正因为这些观念已被部分激活,一个很弱的刺激就足以把它们推过阈限。这又是系统1联想记忆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这种扩散激活基本上是在为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做准备,让你能比之前更轻易地辨认并回应事物。
卡尼曼: 接下来还发生了别的事。屏幕上就"香蕉"和"呕吐"两个词,而你编了一个故事。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但事实上这两个词已经足以造出一条因果链接:不知怎的,是香蕉引起了呕吐。你并没有有意识地决定让这件事发生,可我们知道这就是会发生的那类事情。刺激一出现,我们就回头去找原因,联想机器往回搜,一把抓住可能的原因。在这里,找原因太容易了,而它是有后果的:你会暂时不喜欢香蕉,因为一条联想已经建立起来。这一切都源自那股因果冲动。
卡尼曼: 这大致能让各位对系统1的一项功能有点感觉。为了把它讲完整,我再给各位看一样东西。这是一个著名的心理学演示,在座许多人可能没见过。上面一行你读作A、B、C,下面一列你读作12、13、14,可是那个B和那个13在物理上是完全相同的图形。
卡尼曼: 这告诉我们一件相当重要的事,关于系统1里的联想机器如何处理新的刺激:一切都会被弄成连贯的。在字母的语境里,那个含混的图形会被读成字母;在数字的语境里,它会被读成数字。这里有两点很要紧,一是连贯,二是你对那份含混毫无察觉。含混被压制掉了。也就是说,你只拿到一个解释。在这个例子里,那是一个连贯的解释。系统就是这样工作的:它对情境生成一个在联想上连贯的表征与反应。
卡尼曼: 联想记忆,或者说系统1,还满载着关于世界的常识。事件发生时,我们的反应受我们所知的大量事情所引导。我最喜欢的例子是这样一项研究:让人听一些句子,同时记录他们大脑中的事件。一个上层阶级的英国男声说:"我背上有一大片纹身。"大约三百毫秒之后,大脑给出了一个具有典型特征的惊讶反应。
卡尼曼: 你停下来想一想,这是很惊人的。先是那个声音,你得把它归类为一个上层阶级的英国男声。而上层阶级的英国男人背上不会有纹身,于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于是你得到一个惊讶反应。你还会得到系统2的动员,因为系统2才是负责注意的那一个。惊讶会唤起注意。换成一个男声说"我想我怀孕了",当然是一样的道理。
卡尼曼: 所以这个系统持有关于世界的常识,并用这些常识把情境归类为正常或反常,而且它以最高速度完成这件事。它更新得也非常快。
卡尼曼: 我讲一个关于更新的故事。这是件轶事,各位有不信的自由。我信,因为那是我亲身经历的。几年前我们在澳大利亚度假,住的度假村统共只有四十来幢小别墅。第一天傍晚我们去吃晚饭,遇上了一位来自斯坦福的心理学家。啊,真巧,我们都很高兴见到对方。两周之后,我们在伦敦的剧院里。灯暗下来,我们看戏。等灯再亮起来,我旁边坐着的,是同一个人。
卡尼曼: 要紧的一点是,第二次我远没有第一次那么吃惊。因为"噢,是约翰嘛,我到哪儿都碰得到他"。(笑声)造出一个我们所谓的"常态"(norm),花不了多少时间。一个事件发生,第二个事件回头挂到第一个上面。如果我碰到的是别的任何人,那才是让我震动的事。如果我碰到的是别的任何人,我会比现在吃惊得多。
卡尼曼: 从统计上看,这很荒唐,简直疯了。但事实很清楚。我不能说我有意识地期待走到哪里都能见到约翰,可是,如果我要碰到什么人,我心里是准备好碰到约翰的。(笑声)
卡尼曼: 刚才我提到了因果思维,我想让各位再体会一下它是怎么运作的。请看这个问题:哪一种更可能,女儿是蓝眼睛的情况下母亲是蓝眼睛,还是母亲是蓝眼睛的情况下女儿是蓝眼睛?跟球棒和球那道题一样,这里有一个直觉的回答,直觉的回答是:母亲是蓝眼睛则女儿是蓝眼睛,比反过来更可能。
卡尼曼: 可你要是停下来算一算,在两代人中蓝眼睛发生率相同的假设下,这两个概率严格相等。而在你动手算之前,你的推理已经顺着因果的方向流下去了,你的思考顺着因果的方向流。这是直觉地发生的。其中一个感觉上"对头",它感觉更连贯,而我们体验到的这份连贯,会被转换成一个关于概率的判断。也就是说,我们体验到的那份笃定,被当成了概率判断。
卡尼曼: 我前面说过,人会有一些未必为真的直觉,也会对未必为真的判断抱有信心。我想就此提出一个尚属尝试性的理论,解释这是怎么发生的。总的想法非常直白:当我们被问到一个自己回答不了的问题时,系统1通常会给出一个相关的、但更容易的问题的答案,然后拿这个"错问题"的答案,也就是根本没有人问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去顶替真正被问的那个问题。
卡尼曼: 我们把这叫作替代机制(substitution):用一个更容易的问题替换一个难的问题。它自动发生,人们意识不到它在发生,而它是许多并非来自专长的直觉的源头。这类直觉正确的可能性,远低于那些来自专长的直觉,但它们带着几乎同样十足的自信登场。
卡尼曼: 有几套机制参与了这个替代过程,我想逐一介绍。其中一个我称之为"心理散弹枪"(mental shotgun):当你被要求执行某项运算时,你通常还会顺带执行另一些运算,它们在联想上与目标运算相关,但并不是同一件事。
卡尼曼: 我最喜欢的例子是这样:我说出词,请你尽快判断它们押不押韵。第一对是vote和note,很容易。第二对是vote和goat。vote和goat要难上一大截。为什么?因为虽然没人要求你这么做,你把它们拼写出来了。而vote和goat在拼写上不匹配。虽然按我的发音它们押韵押得跟vote和note一样好,你却遇到了一个冲突,冲突拖慢了你。所以通常,我们计算的东西比我们打算计算的要多,而这就为替代腾出了空间。
卡尼曼: 我给各位一个替代的例子。屏幕上的问题是:"这三个人形中,哪一个在屏幕上更大?"答案是:一样大。屏幕上三个人形尺寸完全相同。但这是一个非常强悍的错觉,我们看到右边那个比左边那个大。我们之所以这样看,是因为我们控制不住。虽然你被告知要把它当成一个二维的图形,你还是算出了那个三维的解:在三维里,右边的物体确实比左边的大。而你看到的,就是那个三维的解。
卡尼曼: 这个总的过程还有许多别的例子。我喜欢的另一个叫"约会启发式"。学生填一份问卷,问两个问题:一是你有多幸福,二是你上个月约会了多少次。如果按这个顺序问,两者的相关系数基本上是零。原来人生中决定幸福的因素很多,约会并不特别重要。可你把顺序颠倒过来,先问"你上个月约会了多少次",再问"你对自己整体的生活有多满意",相关系数变成0.66。(笑声)
卡尼曼: 这里发生了什么?它既是一个启发式,也是我所谓"聚焦错觉"(focus illusion)的例子。学生对"约会次数"这个问题产生了一个情绪反应,这个反应就摆在那儿了。接着你问他一个相关的幸福问题,于是他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拿一个去顶替了另一个。很多问题都能这么玩。
卡尼曼: 并不是人们搞不清幸福是什么。他们清楚幸福不等于对约会次数的满意。只不过,这是"幸福"这个问题冒到脑子里来的答案。替代已经发生,而你毫无察觉。
卡尼曼: 有一个过程对此至关重要,这是系统1另一项奇特的本事:我们能在不同的维度之间映射强度。我讲一个我的标准例子。朱莉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她四岁时就能流利阅读,问:她的绩点是多少?奇怪的地方在于,你差不多知道她的绩点是多少,至少你有个想法。显然在3.2以上,显然不到4.0,大概3.7吧,这当然是荒唐的。
卡尼曼: 但人们是怎么得到3.7这个数的?过程是这样:她四岁就能流利阅读,这给了我们一个"早慧"的印象。她作为一个阅读者早慧到什么程度?人们可以用百分位来表达,也就是说,你遇到一个读得比她还快的孩子的可能性有多大。然后当你被问到她的绩点是多少,你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百分位对了过去,于是你给出的那个绩点,在绩点的分布里的极端程度,恰好等于"四岁能流利阅读"在阅读年龄分布里的极端程度。全然无觉。从统计上讲,全然荒谬。你本该做出强得多的回归调整。这不是正确答案,但它是一个在主观上极有说服力的答案。这就是导致直觉错误的机制之一,替代的机制。
卡尼曼: 我再给一个例子,关于出国旅行。这是一项实验,做实验的那段时期,欧洲发生了不少恐怖袭击事件,这是背景。问题一:一份保险,无论何种原因导致的死亡都赔付十万美元,你愿意出多少钱?问题二:一份保险,只在恐怖袭击中死亡才赔付十万美元,你愿意出多少钱?人们为第二份出的钱远多于第一份。(笑声)
卡尼曼: 原因在于,有一个即时的反应先冒了出来:我有多害怕?而绝大多数人对"死于恐怖袭击"这个念头的恐惧,超过对"死亡"本身的恐惧。发生映射的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这么运作的,这就是联想机器。它妙就妙在从不卡壳。它会给出它其实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的答案,而它给出答案的办法,是去回答一个更容易的问题。我们大量的心理生活正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
卡尼曼: 让我把这个圈收拢,谈一点主观自信。主观自信与"判断为真的概率"关系密切,可它其实根本不是一个判断。它是一种感觉,是人拥有的一种感觉。而我想我们知道这种感觉的来源:它是系统1在评估自身加工的流畅度,在评估它为应对当下情境所编织的那个故事有多连贯。故事只要连贯,自信就高。
卡尼曼: 这在某些方面是灾难性的。因为你完全可以用极少的信息、甚至用其实并不可靠的信息,编出一个非常连贯的故事。故事的质量,与信息的质量和数量几乎没什么关系。所以人可以在几乎没有理由的情况下极度自信。
卡尼曼: 因此,自信不是一个好的诊断指标,无论用来判断你能否信任自己,还是能否信任别人。如果你要评估一个自信满满的人值不值得信,靠自信是评估不出来的。正确的做法我前面已经说了:去问他们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去问他们是否有过机会习得那个环境的规律。主观自信不是一个好的指标。
卡尼曼: 以上大概就是我能用四十五分钟讲完的、关于两个系统的故事。让我再提醒各位一次:它们并不存在。但我认为各位大可以放心用这种方式去想问题。因为你们现在也许已经开始做一件事了:你们开始对系统1和系统2的"性格"有了概念。这很荒唐,但拥有关于这两种性格的概念,确实能让你在思考心理现象时比手握一长串互不相干的现象清单时想得更好。这些概念、这些性格是有某种连贯性的,而在"能不能做出判断"这本账上,它们值些钱。好,我想我们该开始提问了。(掌声)
主持人: 那边有立式话筒,我手上也有手持话筒。总得有人问第一个问题。
提问者一: 您好。系统1的这些过程有多固定、又有多可塑?像正念或者情绪调节这类东西,对它有影响吗?
卡尼曼: 按我刚才描述的方式,系统1在内容层面是可以很规律地被更新的。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你一次经历就能学会。真正困难的是取得对它"如何运作"的控制,也就是对它运作规则的控制。就这一点而言,我不知道有多少证据表明系统1能被改变,除非你获得了某种安静的技能,而那要靠反复强化的练习。
卡尼曼: 你能做的、而且人们明显做得到的,是教育你的系统2。你可以受教育,可以学会辨认出哪些情境下应当由系统2接管、由它来控制反应,从而避免一些错误。这件事做不了太多。如果我听起来对训练系统1并不乐观,那是因为我确实不乐观。
提问者二: 还是关于训练系统1的问题。您讲到强化学习、时间常数以及即时性对建立专长的作用,但我们在软件开发上的很多做法,时间常数要长得多。而您举的那个反例,就是澳大利亚和伦敦碰见约翰那件事,单单一次事件就让您对那个联想产生了预备。所以我想问,有没有做过检验,看时间常数在这里究竟起多大作用?
卡尼曼: 就更新和习得联想而言,这是我们能学得很快的事。不需要发生任何别的事情,就可以把你教到害怕某样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系统1的联想记忆是可以被更新的。
卡尼曼: 而发展软件方面的专长是另一回事,它更像学着成为一名国际象棋大师,那需要大量的经验、大量的强化,而且这强化最好是有效的强化。在软件这件事上,时间在某种程度上不算大问题,因为你最终会把它们放在一起看到:你犯的错,以及正确的解法。所以时间不是主要因素。相比之下,学怎么操纵一艘油轮,那里的强化非常缓慢,学起来就比学开一条小船难得多。
提问者三: 这是个相当宽泛的问题,请您朝任何方向展开都行。我想知道,这两个系统在媒体和广告中是怎样起作用的,我也在想它随时间发生了什么变化。
卡尼曼: 很清楚,广告是冲着系统1去的。它并不为判断提供信息。它拨动你的情绪,它制造联想。它就是为此而设计的,而且相当有效。政治里也有大量东西是冲着系统1去的,很多政治话术都是。系统1的这些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是真正重要、值得我们思考的,而它相当可怕。
卡尼曼: 我在普林斯顿有位比较年轻的同事,研究面部特征对政治偏好的影响,结果实在惊人。你拿来538组照片,每一组是某个国会选区两位候选人的一对照片,把这些照片对给普林斯顿的学生看十分之一秒,问他们:"哪一位看起来更有胜任力?"这个答案能预测70%的选举结果。所以系统1对我们所做决定的冲击,比如说往诚实盒里放多少钱,是我们极少能意识到的,而且远超我们的想象。
提问者四: 您说系统1和系统2并不以具体的结构呈现出来,但有没有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弥散谱成像、弥散张量成像之类的研究,能显示系统1更多是原始脑区的初始激活,而系统2更多是新皮层?
卡尼曼: 系统1是极为精密的。这也正是我不相信这两个系统在大脑里有什么简单对应物的部分原因,因为我称之为系统1运作的东西,按其特征既包括先天反应,也包括高度熟练的反应,而且整个世界常识的表征都在系统1里。所以很难把其中一个归为"原始"。
卡尼曼: 我还要补一句,系统2,也就是所谓推理的那个系统,未必就是理性的。系统2知道它所知道的,它知道我们所知道的,而我们知道的并不多。所以并不是说系统2就不会出错,也不是说所有错误都来自系统1。我们在非常认真地思考时,同样会犯下非常严重的错误。请。
提问者三: 您提到专家做长期预测、并且信任自己直觉时,往往是错的。可还是有很多人在听他们说。那么,社会去听那些可能和我们错得一样离谱的专家,这整体上是件坏事吗?我们该担心吗?我们该做点什么吗?
卡尼曼: 我认为对专家的需求有其非常充分的理由。我刚才提到的是一本书,各位可以去读,或者去找《纽约客》对那本书的书评。那是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 Tetlock)关于政治判断的书,他研究的是时间跨度十年、十五年的政治预测。
卡尼曼: 其中一项有意思的观察是:我们爱听哪些名嘴?我们爱听的,是那些极度自信、认为自己看懂了这个世界的人。而他们实际上比随机还差,也就是说,他们不如那些更犹疑的人。可我们就是要他们。我们需要他们。所以,对过度自信是存在真实需求的。(笑声)
提问者五: 您一张张放那些错觉的幻灯片,等放到屏幕上那三个人形的时候,我大概已经在预期这里有名堂了。所以哪怕右边那个看上去更大,我又看了一遍,然后说,好吧,它们一样大。那么这算系统1还是系统2?
卡尼曼: 那显然是系统2。而这正是我们能够克服错觉的方式,视觉错觉和认知错觉都一样。你依然会看到一个比另一个大,但你知道,看到这样一幅画面的时候,你不该相信自己的眼睛。同理,你也可以认出这样的处境:某个人对你的影响过大,因为她非常能言善辩,可你知道内容也许是空的。于是你强迫自己保持怀疑。
提问者五: 有没有研究表明人能利用这一点?也就是说,如果我知道广告就是要对我起情绪作用、要激活我的系统1,我是不是就更有能力去无视这些东西?
卡尼曼: 你肯定会比一无所知时更能无视它。至于你能不能彻底无视,我就要怀疑得多了。真正管用的办法是不让自己暴露在它面前。因为一旦暴露,它就会影响你。我们这个世界里那些我们意识不到的线索,其效力可以极其强大。
卡尼曼: 有一整条研究路线,虽然不完全对着你的问题,但我一定得讲讲这个故事。有一整批研究考察人在暴露于"钱"这个概念之后会怎样。比方说,受试者在做一项任务,旁边有台电脑,电脑上有个屏保,屏保是漂在水里的美钞。这会让你变得自私,让你不太愿意向别人求助,让你在布置访谈情境时把自己的椅子摆得离别人的椅子更远。它对形形色色的行为都有影响,而人们对此毫无察觉。这些链接是象征性的。
卡尼曼: 你可以意识到这一点。但你怎么抵抗它?我们暴露在钱面前,它就会产生某种作用。不过反过来说,如果你在设计一个组织,或者在为人设计一种环境,你可以造出一个时时刻刻提醒人们想到钱的环境,也可以造出一个提醒他们想到别的东西的环境,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左右他们的行为。
提问者二: 虽然它大概还不算人格特质里的"大五"之一,您有没有开发出什么实证的测验,能把人在系统1到系统2的量尺上排个序,看出他们的默认行为倾向落在哪里?
卡尼曼: 关于系统2的活跃程度,是有一个相关量表的。球棒和球那道题其实是一道非常非常好的题目,这类题目还有好几个。这个测验是我从前的同事沙恩·弗雷德里克(Shane Frederick)开发的,叫认知反射测试(Cognitive Reflection Test)。在那道题上栽跟头的人,也就是回答10美分的人,与那些更能过关的人相比,在若干有意思的方面是不同的。
卡尼曼: 举个例子。你问他们那种标准的亚马逊式问题:你给自己订了一件礼物,为了明天就拿到而不是第二个工作日拿到,你愿意多付多少钱?那些在球棒和球上栽跟头的人,愿意为"明天到货"付更多的钱。所以这中间是有关联的。
卡尼曼: 真正缺失的东西,而且我对它的缺失非常吃惊,是这个:本来应该有一些针对系统1的智力测验,用来测量我们心中那个世界模型有多丰富、多精微。可我们现有的所有智力测验都是针对系统2的,它们都是推理测验。针对系统1的测验我们没有。我希望有人把它做出来,也希望终究会有人做出来,但事实是,我们目前没有。
提问者六: 您好,我这算是两部分的问题。第一,您有没有发现,在即时判断上更偏系统1或者更偏系统2的人,在长期的、更重大的决定上也倾向于保持同一种风格?
卡尼曼: 这个我了解得不够。
提问者六: 好的。
卡尼曼: 我们确实知道,自控以及系统2的总体活跃度是一项重要的人格特征。而且它在四岁时就以雏形出现,并且是有后果的。那个测验叫棉花糖测验(The Marshmallow Test):你告诉孩子,你可以现在就吃一颗棉花糖,也可以等十五分钟然后吃两颗。这件事对二十年后他们的表现有相当出色的预测力。所以有些东西是相当稳定的。
提问者六: 第二部分是,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要做一个决定,而且清楚自己的系统1在说选A、系统2在说选B。人们最后会跟哪一个走?
卡尼曼: 这个我了解得不够。
提问者六: 没有吗?
卡尼曼: 没有,我了解得不够。不,我了解得不够。你到底会不会把系统2的判断强加上去,这实在太依赖具体情形了。在很多情况下,系统2其实只是给系统1提交上来的东西盖个章,那就是你手上的模型。有时候你能把它推翻,但那是苦活。
卡尼曼: 谢谢各位。(掌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Daniel Kahneman 在 Google 讲解《思考,快与慢》的核心框架:直觉(系统1)不是魔法而是"识别",它只在规律稳定、反馈及时的环境中可靠;而主观信心来自故事的连贯性而非证据质量,因此不能作为判断是否可信的依据。
正确答案是球 5 美分、球拍 1.05 美元。「10 美分」这个数字会自动冒出来,属于系统1 的即时输出。卡尼曼指出,普林斯顿、MIT、哈佛约 50% 的本科生答 10 美分,而这些人显然做得出这道减法。所以答错说明的不是不会算,而是没有去核验——系统2 直接批准了系统1 递上来的答案。这道题因此被 Shane Frederick 做成「认知反射测验」,测的是「肯不肯停下来检查」这一倾向。
西蒙的定义是:直觉就是识别(recognition),此外别无神秘。卡尼曼用「医生从一个面部表情认出某种疾病」和「小孩指着动物说狗狗」并置:两者都是从线索中认出模式,两者都说不清线索是什么,因此在机制上是同一件事。这个定义出现在演讲中段,是全场的转折点——它把直觉从「魔法」降格为「学习过的模式匹配」,从而使「什么时候可信」变成一个可回答的经验问题。
说明反馈质量决定直觉能否形成。麻醉师有实时生命体征监测,一旦操作有误立刻得到反馈;放射科医生的判读结果往往很久之后才有病理证实,甚至永远得不到验证。因此可以预期麻醉师会发展出远比放射科医生可靠的直觉。这个对比服务于卡尼曼与 Gary Klein 共同确定的判据:环境是否有规律、个体是否有机会在及时反馈中学到这些规律。
先问幸福感再问上月约会次数,两者相关性基本为零;把顺序倒过来,相关性升至 0.66。同一批人、同样两个问题,唯一变量是顺序。卡尼曼的解释是替代机制加聚焦错觉:约会问题先激起一个情绪反应,这个现成的情绪停在那里,随后被问到「你对生活整体有多满意」这个更难的问题时,大脑就拿它顶了上去。人并不糊涂到以为幸福等于约会次数,只是那个答案先冒出来,而替代发生时人毫无察觉。
他认为信心是一种感觉,来源是系统1 对自身加工流畅度、以及它所编故事连贯度的评估。故事顺,信心就高。要害在于:故事的连贯性几乎不取决于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信息越少,反而越容易拼出一个没有矛盾的故事。推论有二:一是信心不能用作判断自己或他人是否可靠的诊断指标;二是评估一个自信的人时,应该改问他所处的环境有无规律、他有没有机会在反馈中学会——这把判据从内省转移到了环境。
他给出的理由是表述形式决定可记性。他借《与爱因斯坦月球漫步》说明:记忆不擅长记清单,却极擅长记空间路线,所以记忆冠军把清单挂到路线上。同理,人脑天生擅长处理「有特质、有行为的行动者」,却不擅长记住主语是抽象概念的句子。因此把「一种不费力的心理活动」讲成「系统1 做了某事」,听众记住的会多得多。这是一次自觉的取舍:牺牲理论纯洁性换取传播效力,而依据正是他自己讲的认知规律。
他把问题从「专家准不准」转向「我们为什么要听」。研究发现最受欢迎的评论员恰恰是那些高度自信、自称看懂了世界的人,而这类人的准确率比那些犹豫者更差、甚至不如随机。但公众想要的是确定感而非准确率,于是形成了他所说的「对过度自信的真实需求」。这构成一个供需闭环:市场奖励自信,自信与准确无关,所以最不该被听的人最容易被听。这也与他前面「信心只是故事连贯度」的论断严丝合缝。
他会部分同意但大幅降低预期。他在问答中明确说系统2 并不等于理性:系统2 只知道我们知道的东西,而我们知道的并不多,人在极其认真思考时也会犯重大错误。他还指出多数情况下系统2 只是为系统1 的结论背书,推翻它「是件辛苦活」。更根本的是,他对训练系统1 明说自己不乐观:内容层面(什么算正常)可以一次学会,运作规则却难以改变。他能承诺的只有一件事——学会识别「这类情境不该信自己的眼睛」,就像明知三个图形一样大却仍看着不一样。
「香蕉—呕吐」揭示因果建构是强制性的:两个毫无关系的词一并呈现,大脑立刻编出「香蕉导致呕吐」的故事,甚至短暂改变对香蕉的态度,而你并没有决定要这么做。「B/13」揭示歧义压制:同一个图形在字母语境读作 B、在数字语境读作 13,而你完全感觉不到它是模棱两可的。两者合起来说明系统1 的产品是「唯一且连贯的解释」——它既主动补上因果,又主动删掉不确定性。正因为不确定性在意识层面被抹掉了,我们才会对自己的解释如此有信心。
按他的逻辑仍然成立,但代价更高。他的论证前提是:影响通过阈下的联想链条起作用,知情只能减弱、无法取消,所以有效的干预点在暴露之前而非之后。推荐系统的暴露是持续、个性化且难以察觉的,比一张海报或一个屏保强度更大,按此逻辑「知情式抵抗」会更加无力。他在同一段给出的替代方案更适合迁移:设计环境。他说过可以选择让环境时时提醒人想到金钱,也可以提醒别的东西——对应到今天,就是把治理重点放在默认设置、推送节奏与产品架构上,而不是寄望于用户的媒介素养。需要注意的是,他所引用的金钱启动研究后来在重复性上争议很大,他本人 2017 年也公开承认当年过于轻信这批文献,因此结论的方向可信,效应量应打折。
会削弱部分例证,但不至于推翻主干。受影响最重的是社会启动类研究:咬铅笔的面部反馈实验、金钱屏保实验、乃至棉花糖实验的预测力,都在 2010 年代的可重复性检验中大幅缩水或被家庭社经地位解释掉。但他的核心论证并不依赖这些:系统1/2 的区分建立在瞳孔测量、双任务干扰等稳健的实验室效应上;直觉可信度的两条件(环境有规律、反馈及时)由 Meehl 到泰特洛克的长期数据支持;替代机制与「信心即连贯感」则有球拍与球、蓝眼睛、恐袭保险等大量易复现的题目支撑。合理的结论是:把演讲中的启动类例子当作插图而非支柱,主干仍然站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