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timony and Non-Ideal Epistemology -- Jennifer Lackey

编者按：本文是美国西北大学哲学教授詹妮弗·拉基（Jennifer Lackey）在一次线上讲座系列中所作的报告，题为《证言与非理想认识论》，由该系列的组织者罗宾主持。拉基是社会认识论与证言认识论领域的领军学者，著有《从言语中学习》（Learning from Words，2008）。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仅删去口语枝节与寒暄，论证、例证与数据均按原样保留。

理想理论的批判

拉基：保罗·福克纳（Paul Faulkner）有这样一段话：把对话看作一种合作性活动，便会推出一对社会规范。要求说话者遵守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及其各项准则，这条规定描述的是一种关于可信性（trustworthiness）的社会规范；与之配对的另一条规定是，作为听者，我们应当预设说话者是这样做的，并且表现得好像我们相信他们确实在遵守合作原则及其准则，这条规定描述的则是一种关于信任（trust）的社会规范。福克纳认为，这一对规范刻画了我们的对话实践。

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展示了我们可以称之为理想认识论（ideal epistemology）的东西。查尔斯·米尔斯（Charles Mills）对理想理论的刻画，在我看来极为有力。他说，理想理论的显著特征在于它依赖理想化，而把现实排除在外，或者至少把现实边缘化。理想理论要么默认现实只是对理想的简单偏离，不值得单独加以理论化；要么声称从理想出发至少是实现理想的最佳途径。米尔斯说，理想理论会使用一系列概念与假设中的一部分或全部，其中包括理想化的能力、理想的社会制度，以及对压迫的沉默。

再强调一次，米尔斯认为理想理论的标志就是依赖理想化而排斥现实世界。而我们在证言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estimony）的这些经典观点中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形：这些理论的出发点，是一场完全合作的证言交换，其中作证的人值得信赖，说话者本身也是可信的。米尔斯指出理想理论把现实当作对理想的简单偏离，而这些理论家做的正是这件事，而且这种做法在证言认识论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我不想用一页接一页的幻灯片让各位厌烦，各位不妨直接相信我：过去几十年里，证言认识论的文献一直被这种「击败条件」（defeating conditions）的处理方式所主宰，它把证言交换中可能出岔子的千万种方式统统打发到「击败条件」这个名目之下。我想，前面引用的那几段有代表性的话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正如米尔斯所说，这些击败条件本身并没有得到理论化。人们只是说：这是理想的出发点，合作性的对话，我信任别人告诉我的话，我自己也可信；凡是偏离这一点的，我们就一律叫它击败条件。研究证言的认识论者对这些击败条件几乎无话可说。所以，回到米尔斯的框架，在理想化的证言认识论中，我们看到了理想化的能力：说话者可信，听者信任；看到了理想的社会制度：对话是合作性活动；也看到了对压迫的沉默：说话者与听者的社会身份，以及他们面临的偏见，都被忽略了。

今天我想做的，只是朝非理想认识论迈出很小的一步，也就是转向一种非理想的证言认识论进路。我想提出的是，如果我们从现实生活中对话的复杂性出发，就会发现许多证言认识论者的出发点根本就是错的。我要说明一下，我大概只会谈现实对话复杂性的三个特征，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特征今天完全不会涉及。

我将从一个对网络讨论和政治讨论的常见批评开始，也就是说人们身处回音室（echo chamber）之中。我会指出，回音室本身在认识论上并没有问题。这一点对我们讨论非理想认识论至关重要，因为我认为，许多关于回音室为何有问题的传统分析，恰恰又是一种理想化的表现：它们把回音室当成一种可以纯粹从结构上加以理论化的东西。而我认为，回音室的真正问题，用假新闻与真新闻之间的区别，或者说虚假证言与真实证言之间的区别，能解释得好得多。接着我会指出，社交媒体机器人（bot）的泛滥带来了一组独特的认识论难题，对理想化的证言认识论尤其如此。最后我会提出，证言认识论中的大量工作需要被彻底重新思考。

抱歉，罗宾，你能告诉我应该什么时候停下来吗？

主持人：你可以把目标定在你那边的十点四十五分左右。当然，如果超过五到十分钟，那就只是占用问答环节的时间。

拉基：好，那我得抓紧了，要讲的东西很多。我会讲得非常快，可能会跳过几张幻灯片。

回音室的三个特征

拉基：先说一个堪称典范的案例。特朗普当总统的时候，有一次在空军一号上撞见妻子梅拉尼娅在看CNN。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特朗普的幕僚确认，今后所有电视机一律调到福克斯新闻，作为标准操作流程。随之而来的，是各方几乎异口同声的批评：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身处回音室之中。

回音室有三个核心特征。第一，有某种观点被不断重复、不断强化，从而被放大，往往是通过转发来实现的。第二，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封闭的系统或「室」里，比如一个社交网络，使得这种观点得以回响。第三，异见的声音要么不存在，要么被淹没。我准备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引文来说明这三个要素，为节省时间就跳过了。

要注意，说某人处在回音室里，并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断言。它是一种批评，或者说是一种要求改变的呼吁，尤其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当头条说「特朗普身处回音室」时，我们不会把它理解为还需要追问一句：那是个好的回音室还是坏的回音室？这是一个规范性断言。但令人意外的是，在关于回音室的日常讨论中，对于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诊断少得惊人。

第一种诊断：缺乏独立性

拉基：人们通常认定的一个问题，是回音室中存在过度的依赖。也就是说，回音室里被表达的各种观点之间缺乏足够的独立性，而人们又意识不到这种缺乏。你看到一大群人都在说p，就会觉得，哇，这么多人都相信p。可在回音室里，尽管声音数量庞大，实际上却严重缺乏独立性，而且人们对此浑然不觉。维特根斯坦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报纸例子：读五十份《纽约时报》，并不能提高你信念的认识地位。

我认为对回音室的这种批评，在分歧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disagreement）中非常常见。托马斯·凯利（Thomas Kelly）就说过，即便在一大群通常可靠的人当中意见严重分裂的情形下，被争论双方各自的人数所打动也是一个错误，因为在缺乏独立性的情况下，数量说明不了什么。亚当·埃尔加（Adam Elga）同样说过，一个额外的外部意见，只应在你把它看作独立于你已经考虑过的意见的程度上，才对你有所触动。埃尔加声称这一论点完全没有争议，任何一种理智的分歧观都应当容纳它。所以你看，在埃尔加眼里，「他人的意见只在彼此独立的程度上才具有认识论上的力量」是一个毫无争议的论点。

但对回音室的这种诊断，问题首先出在它理解我们与共同体中其他人的关系、与他们所持信念的关系的方式上。我想主张，而且在其他著作中已经主张过，依赖在认识论上远没有人们通常说的那么具有毁灭性。显然，我非常不同意埃尔加，这绝不是一个毫无争议的论点。

二百个声音不等于一个

拉基：我们来看一个把维特根斯坦报纸情境搬到网上的合理版本。假设社交媒体上某个两百人的小组，每个成员都发了一条评论，解释脱欧为什么是个错误，而他们每一个人都只是在重复从同一个网络新闻来源，比方说《卫报》，那里学来的东西。按照对回音室的标准看法，这两百个评论脱欧是错误的声音，就归约为单一来源。

但我要说，人们通常展现的，是一种重要的依赖，我称之为自主性依赖（autonomous dependence）。自主性依赖是指主体在依赖某个信息来源时行使了认知能动性（epistemic agency）。这种能动性的要求很低，我不指望它涵盖认知能动性的所有维度，它只包括三点：一是监控接收到的证言，留意反证；二是持有关于该证言来源的可靠性和可信性的信念，无论是具体的还是一般的；三是对表达该观点承担责任。

回到脱欧的例子。如果两百个用户之所以发帖谈脱欧，是因为他们自主地从《卫报》学到了这一点，那么该主张所获得的认识论支持，就远远超出了那篇文章原作者所提供的。回想一下，依赖论题说的是，这两百人给我们提供的认识论支持，全部归约为那位《卫报》作者一人。可是这个观点经过了两百个不同的认知框架的过滤，随之而来的是反证条件上的潜在差异，是可靠性评估上的差异（也就是他们各自对来源可靠性的评估），还有他们当初接受这一信念的行为本身，这一行为带来了某种责任。责任并不仅仅落在《卫报》原作者头上，我们每一个人在接受信念时也承担了一份责任。

谁是真正的无差别反射者

拉基：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回音室里的人根本不是自主性依赖的例子。他们可能诉诸阿尔文·戈德曼（Alvin Goldman）的非独立性（non-independence）概念。戈德曼的非独立性是这样定义的：无论h为真还是为假，Y都同样可能跟随X的意见。在这类情形中，就该问题而言，Y是X的「无差别反射者」（non-discriminating reflector）。一个人若以这种方式成为无差别反射者，那么对认知者来说，此人的意见在原始来源的意见之外，不具有任何额外的证据价值。戈德曼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两个或更多持有意见者彼此完全不独立，而主体知道或有理由相信这一点，那么主体的意见就不应该因为其中不止一人的意见而有丝毫动摇。按照这种看法，我们的网络讨论中人们滑入回音室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不过是彼此的无差别反射者，本质上只是在鹦鹉学舌。于是，当两百个人都在说他们从《卫报》学来的东西时，这一切确实就归约为那个原始来源，因为他们只是无差别的反射者。

这种看法的问题在于，作为信息的消费者，我们当中极少有人真的以非独立的方式形成信念。想想看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得挑选某个人，然后无差别地反射他的一切；不管他报道的是玄凤鹦鹉是哺乳动物而不是鸟，还是洋葱圈比西兰花更健康，还是地球的年龄不到一百年，我们都同样可能照单全收。就算民主党人很可能接受CNN的报道，共和党人倾向于相信福克斯，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总归是有认识论上的底线的。所以我认为，戈德曼的非独立性概念要求我们对来源的信任是完全盲目的，只有这样，才会完全不存在额外的认识论支持。

还有一个问题，我只简单提一下。戈德曼对非独立性的刻画，是就某个特定问题而言的无差别反射者。但即便某人就那个问题而言不是有差别的反射者，他在挑选所依赖的来源的种类时，仍然可能是有差别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说来奇怪，我几乎从没见人问过。也许文献里有，我只是一个人，读不完所有文献，但我确实没见过多少讨论围绕这个问题：这个人当初是怎么进入这个回音室的？想象一下，某人花了很多时间为自己挑选关于气候变化的信息来源，最后决定依赖一份学术期刊，气候变化领域最好的学术期刊，从此对这份期刊上关于气候变化的一切都做无差别的反射。另一个人则抛了一枚硬币，上网随便找了一个人，说，关于气候变化，我要无差别地反射此人说的一切。追问这两个人各自是怎么进入他们的回音室的，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戈德曼这些哲学家，以及分歧认识论中的各种观点，都想把这一切诊断为一个结构问题：你的行为有问题，因为你是个无差别的反射者。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个问题：你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认知主体？你是怎么让自己置身于那些情境的？为了进入那个你将成为无差别反射者的情境，你做了什么？

第二种诊断：多样性不足

拉基：关于回音室，有时还有另一种诊断，说它的问题在于缺乏多样的观点。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就以此闻名：在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社会中，人们不会生活在回音室或「信息茧房」之中。关于多样性为什么在认识论上重要、为什么对真理重要，已有很多论证，我为节省时间一带而过。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关于言论自由与真理至少有四个论证可供援引，杜威也有一些论证，我现在不展开，那会把我们带得太远，问答环节可以再谈。

对回音室的这种诊断，同样有问题。第一，限制信息来源本身并不可非议，事实上它甚至有明显的认识论好处。它可以屏蔽噪音，可以让新闻的消费更加高效，可以提高获得真信念、避免假信念的可能性。如果仅仅为了消除对封闭和对信念被不正当强化的担忧就去增加信息来源，而全然不顾这些来源的可靠性，结果可能在认识论上糟糕得多。回到前面的情境：如果我从一位声誉良好的环境科学家那里了解气候变化，那么再去咨询一位气候变化否认者，只会有让我的处境变得更糟的风险。

第二个问题是，我认为这种诊断助长了一种「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的态度来看待信息消费。这种手法我见过很多次。有人说，这个政治群体只听福克斯新闻；对方就回应说，另一边不也只看CNN吗。再举一个更鲜明的对比：你只从《应用气象学与气候学杂志》获取关于气候变化的信息，所以你和那些学者都在一个回音室里；你却批评我们只从福克斯新闻了解气候变化。这又一次强化了「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的想法：因为缺乏对相反观点或多元观点的接触，我们各自都待在自己的小回音室里。但显然，我们想说的是，跟一群在《应用气象学与气候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的科学家同处一个回音室的人，和另一种人之间，存在着认识论上的重要差别。

第三个问题是，我认为它可能会为深重的社会危机推销过于简单的解决方案，比如只要增加相反的观点就行了。桑斯坦就建议在社交媒体上设置一个「相反观点」按钮。当我们以为问题仅仅是多样性时，在某种意义上就允许自己不去追问那些真正困难的、可以称为「地面层次」的问题：什么样的多样性？多样性在什么时候才相关？是不是有些语境中多样性有害，有些语境中多样性有益？所有这些，我认为都是应用认识论（applied epistemology）真正要做的工作。

结构还是内容

拉基：我有点说过头了，先把话收回来。这两种回应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把回音室的认识论问题理解为结构性的。这样一来，回音室本身就是完全内容中立的，我们不问任何我前面所说的地面层次的问题：谁在回音室里？他们是怎么进去的？他们彼此回响的是什么样的内容？结构性问题往往引向原则性的解决方案，而这些方案可以完全脱离实际的对话而漂浮着，比如我刚才提到的，人们是怎么进去的，他们在谈论什么。

所以这里存在一个结构与内容的问题。假新闻则是一种更偏内容的担忧。举个例子，「政治真相」（PolitiFact）网站对福克斯新闻及其评论嘉宾在节目中所作陈述的真实性有一份记分卡，其中只有百分之十是真的。

回到我对回音室的一个担忧，也就是我们彼此之间互相抛掷的这种指控。想想那种政治分歧：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都在回音室里，好了，我们回家吧，这就是我们认识论批评的终点。然后对方回击说，你们也一样，你们不看福克斯新闻。于是大家都在一条船上。要打破这个僵局，就必须去看有经验依据的、真实的认识论事实，才能开始在「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这种回应和结构性分析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事实，比如福克斯新闻及其评论嘉宾只有百分之十的时候说的是真话，这个事实就在「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的回应中打进了一个楔子。2016年大选期间，百分之四十的特朗普选民的主要新闻来源是福克斯新闻。事实上，在始终如一的保守派中，将近一半（百分之四十七）把福克斯新闻列为自己获取政府与政治新闻的主要来源。把这些放在一起：特朗普支持者和保守派的主要新闻来源，恰恰是那个据称其评论嘉宾只有百分之十的时候说真话的媒体。

谎言比真相传得更远

拉基：另一件高度相关的事是，在网上，谎言的力量和传播范围远远超过真相。这又是一个例子，说明有经验依据的应用认识论对于讨论证言认识论绝对至关重要。我不是说我们不该去思考格赖斯（Grice）意义上的合作性对话，我是说，当我们在生成关于我们应当如何在对话中与人互动的规范原则时，必须看一看地面上的数据。

2018年有一项关于「谣言级联」（rumor cascade）的研究。谣言级联指的是源自同一起点的、不间断的转推链。数据集包括126,000条谣言级联，由三百多万人传播了超过四百六十万次，时间跨度是2006年到2017年。结果是，在所有信息类别中，谎言都比真相传播得显著更远、更快、更深、更广。虚假新闻的级联能触及一千到十万人，而真实新闻的级联很少能超过一千人。真相触及一千五百人所需的时间，大约是谎言的六倍。真假谣言级联之间的这些差异，在政治新闻上尤其突出：虚假的政治新闻触及两万多人的速度，比其他所有类型的新闻触及一万人的速度还要快将近三倍。

我们可能会以为，这里可以给出一种结构性的分析：也许传播谎言的人关注了更多的人，有更多的粉丝，发推更频繁，更多是认证用户，或者使用推特的时间更长。但研究的作者们说，当他们比较参与真假谣言级联的用户时，发现每一项都恰恰相反：传播假新闻的用户粉丝显著更少，关注的人显著更少，在推特上显著更不活跃，获得认证的比例显著更低，使用推特的时间也显著更短。谎言传播得比真相更远、更快，不是因为这些差异，而是不顾这些差异。

所以，结构性解释看起来本该是这里最有说服力的东西，但数据不支持它。虚假的谣言级联比真实的更有力量，不是因为信息被扩散的方式，而是，在作者们看来（我要说明这是一项相当新的研究），核心驱动力似乎是内容。在所有相关的新颖性指标上，虚假谣言都比真实谣言显著更新颖，比如信息独特性要高得多。作者们认为，正是这种新颖性激发了用户不同类型的反应，比如更强烈的惊讶或厌恶。

所以我认为我们看到的是：回音室本身在认识论上并没有问题，因此我们不能给出纯粹结构性的分析；但充满假新闻的回音室是有问题的。

威廉斯的量变论

拉基：这张幻灯片我跳过，直接说内容。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大意是：我们也许以为互联网正在从性质上改变一切，但实际上，我们身边一直都有说谎的人，一直都有散布流言和谣言的人，共同体里一直都有以各种方式欺骗我们的人。所以互联网以及我们所有的线上互动和接触，并没有改变游戏规则，它只是一个数量问题：东西变多了而已。我们有了iPhone，有了脸书、推特、Snapchat、抖音之类的，但这并没有改变什么。我们过去是到本地的酒馆里去听闲话和谣言，现在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来获取而已，所以我们只是接触到了更多。

接下来我要转向机器人，以及我认为机器人在思考这些问题时带来的一些独特挑战。再说一次，我认为这是非理想证言认识论为何如此重要的一个有力例证。我想强调两点。第一，我认为机器人带来了一种真正独特的认识论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威廉斯的说法很可能是错的：这不只是数量的问题，不只是我们被更多的东西淹没了，而是实际的语境本身发生了变化。我认为这可以称为「改变游戏规则」。第二，聚焦机器人对我们的讨论还有一个作用：我前面为「回音室并没有那么成问题」所作的辩护，会在多个方面受到机器人存在的挑战。

回想一下，促使我认为回音室远没有人们说的那么成问题的一个理由是，我们大多数人是自主的用户，我们表现出的是一种自主性依赖，我们不是戈德曼所说的无差别反射者，不是单纯的鹦鹉，不是你说什么我就照样反射回去。你说p、q、r的时候我可能信任你，可当你说了什么奇怪或荒谬的东西，我可能就会说，不，在这一点上我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哪怕我已经把你认定为某个问题上的专家或权威。但是，当共同体的成员并没有行使相关的自主性，甚至当他们根本就不可能以自主的方式接受观点时，我认为我们面对的就是另一种问题了。

不是声音的声音

拉基：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推特上，指向热门新闻与时事网站的链接中，有百分之六十六来自社交媒体机器人，也就是能够发布内容或与其他用户互动、无需人类直接参与的自动化账户。对于某些类型的新闻网站，来自机器人的推文链接比例还要更高：指向那些汇集全网报道的热门聚合网站的链接，有百分之八十九是机器人发布的。这项研究还发现，数量相对较少的高活跃度机器人，贡献了指向知名新闻媒体网站链接的相当大一部分：最活跃的五百个机器人账户，贡献了指向热门新闻与时事网站的推文链接的百分之二十二；相比之下，最活跃的五百个人类用户，估计只贡献了这些媒体链接的百分之六。

再回想一下我们前面关于自主性的讨论，以及它在思考线上互动、思考依赖的认识地位、思考顺从与信任等各种问题时所起的关键作用，这些问题对证言认识论、对我们在共同体中彼此依赖的关系都极其相关。但机器人不行使自主性。它们没有一套用来过滤内容的信念。回想一下，两百个相信某个主张的人全都依赖《卫报》获得这一主张，他们之所以仍然算数，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把内容过滤过了各自的信念系统（doxastic system）。想想看，这次Zoom通话里的每一个人，所持有的信念集合都截然不同，而当一个信念进入其中时，它是经过所有这些不同的信念集合过滤的。这种对内容的过滤给它提供了额外的支持，所以即使存在依赖，两百个人相信一件事也不同于一个人相信它。但机器人不这么做，它们不以这种方式过滤内容。它们不能因为面对反证仍持有信念而被视为不理性，所以我们无法用共同体的规范去评价它们。它们不评估来源的可靠性，也不对自己的断言承担责任。而这些，正是自主性依赖使回音室中的信念者、共同体成员或用户得以拥有具备认识论辩护的信念，并且在原始来源之外还拥有额外辩护的种种方式。

所以回音室与机器人的一个问题在于，机器人放大的声音根本不是声音。我不想重复，但为了突出这个对比：当两百个用户依赖《卫报》时，我的主张是，与凯利、埃尔加乃至戈德曼的说法相反，这并不归约为一个声音，那里有两百个真实的声音，他们行使了自主性依赖。但机器人放大的是根本不是声音的声音。当机器人牵涉其中时，我们看到的两百个用户并不是两百个声音。被表达出来的观点并不反映信念，因为不存在信念者，至少在传统意义上不存在。当出现了这样一些「新闻认可者」，他们看起来在认可某些主张，看起来在自主地发帖，实际上却连人都不是，这时回音室就变得严重成问题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了威廉斯的说法出了问题。他认为互联网并没有改变游戏规则，不过是把本地酒馆搬到了线上、扩大了接触范围。但当我们审视机器人的泛滥，就会意识到线上互动带来了好几个改变游戏规则的因素。网上不仅有假新闻给我们设下认识论的陷阱，还有假的新闻认可者。我们通常认为，当我们身处一个共同体，有五位受尊敬的同事相信p，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每一位称为一个新闻认可者：他在认可p这个主张，从而在我们这里提高了p的认识地位。我们听到共同体里有五个成员相信p，他们是新闻认可者，可以说是命题认可者，这就为我们提高了该命题的地位。但在线上互动中，机器人带来的问题是：不只是假新闻这类陷阱，还有假的新闻认可者。表面上有两百个人赞同《卫报》上的一个主张，实际上却只相当于一次认可。

证言认识论的无关紧要之险

拉基：我还剩几分钟，应该能准时结束。我想回到理想化的证言认识论。回想一下开头引用的那些主张：关于可信性与信任的规范被认为刻画了我们的对话实践。我们应当带着「说话者是可信的」这一预设走进一场证言交换，同时把可信性规范带入对话，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应当普遍地可信。至于那些乱七八糟的条件，一律打发到击败条件里去。这样的观点忽视了假新闻的泛滥，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忽视了谎言的力量；也忽视了非自主的机器人在我们的证言交换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的许多互动，尤其对年轻一代而言，都在线上进行。我不知道这次通话里各位的年纪，但我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和一个刚成年的孩子。我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根本没有线上生活，而现在他们的互动有更大部分是在线上进行的，这在哪怕十年前都是我想都想不到的。当地面上的图景在剧烈变化，对话的性质在变化，交流的性质在变化，而证言认识论却继续生产这些关于信任与可信性的规范，我认为这有可能使证言认识论变得无关紧要。

出路：经验化、应用化与认知警觉

拉基：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很遗憾，这次报告批评多于建设。我认为，首先我们需要做多得多的有经验依据的证言认识论。与其只想着通过哲学理论来生成规范，我们需要去看谎言在线上互动中扮演的角色，机器人扮演的角色，机器人有多少，它们在哪里，等等。我们需要做有经验依据的证言认识论。

其次，我认为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应用认识论。我们需要去看回音室究竟是什么，问题在哪里，它们什么时候是好的，什么时候是坏的，并且给许多至少在不少学科中仍停留于纯粹描述层面的讨论注入规范性。我认为研究证言的认识论者在这里真的有重要的工作可做。但我认为，证言认识论者一直在做的许多工作应当转向，我不是说全部，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应当转向提出更多应用性的问题。

再回想米尔斯对理想认识论遗漏了什么的批评。我想通过这次报告，大家已经清楚地看到证言认识论者是如何把能力和制度理想化的。但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我目前的很多研究也在处理社会认识论与刑法交叉领域的问题，我认为那里有各种各样的讨论都被高度理想化了，忽略了米尔斯所说的那个问题：对压迫的沉默。在我们今天这个语境里同样如此，关于证言交换，还有一大堆重要的问题值得追问。比如我刚看到的一项2021年的研究，就在追问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大多数机器人被设定为女性性别？这对我们关于女性和线上交流的信念意味着什么？它在关于可信与不可信的信念方面起了什么作用？还有许多研究谈到边缘群体成员在网上遭受的大量骚扰，这又如何与线上互动、信任与可信性等问题，以及我们在报告开头提出的那许多问题相互作用？

此外，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关于认知警觉（epistemic vigilance）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关于信任与可信性也有大量研究，这些都是有价值的好工作。但如果我所指出的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确实如我所说的那样改变了游戏规则，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远远不止于此：与其一再强调我们必须保持一种恒常的、默认的信任姿态，不如去思考如何培育认知警觉的实践，这种实践既不会让我们滑向怀疑论或普遍的猜疑，又能在认识论上保护共同体，尤其是共同体中的弱势成员。

我想我讲完了，只超时了两分钟。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詹妮弗，也感谢你把时间控制得这么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