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根据播客《How I Write》与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的一次长谈现场录音编译整理。波伦是美国最重要的非虚构作家之一,长期为《纽约时报杂志》《哈泼斯》撰稿,曾任《哈泼斯》执行主编,并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哈佛大学教授非虚构写作;提问者 David Perell 是写作教育者,多年来专门拆解职业作家的工作方法。整场对话从咖啡因谈到迷幻药,从一头编号 534 的小牛谈到隐喻的“黑魔法”,最后落在写作与意识本身。编译只删去口头语、寒暄、重复和残句,论点、例证与语气一概保留。
主持人: 迈克尔·波伦是我最喜欢的非虚构作家之一。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写食物、写自然、写意识。对他来说,写作的起点永远是一个问题:他对某件事产生了兴趣,于是说,好,我要去冒一次险,我要亲身经历,要去和人交谈,要学到东西,然后回来把这一切装进一本书里。他的文风像一个人把手搭在你肩上,用非常友善的方式向你汇报他学到了什么,他做了什么。这次对话里我们谈得最多的一次冒险,是他买下一头牛,从出生一路跟到屠宰场,为的是把工业化食品体系里的“肉”讲清楚。波伦在哈佛和伯克利都教过非虚构写作。采访结束时他说:老兄,我刚刚用一个小时给了你一整个学期的课。
我想从这里开始。我今天早上试着不喝咖啡,结果脑子雾得一塌糊涂,只好灌了一杯卡布奇诺,现在好多了。
波伦: 好多了。那我就放心了。很多人从我那篇写咖啡因的文章里读出的意思是:我跟咖啡因有仇,人不该喝咖啡,戒掉是件了不起的英雄行为。那其实完全不是我的本意。我戒断,是想看看会发生什么,而且整个过程中我一直盼着重新喝上它。
如果你真能停一段时间,哪怕只有一两周,光是复饮的第一杯就值回票价了。你会突然意识到,这是一种多么强劲的药物。
主持人: 你好像说过,那一杯几乎有点致幻。
波伦: 对,太惊人了。当然这种感觉维持不了,你很快就滑回去,回到维持基线的状态。但除非你是那少数一喝就心慌手抖的人,否则没有理由不喝咖啡因。有大量证据表明,咖啡和茶有重要的健康益处。我说的是咖啡和茶,而不是咖啡因,因为起作用的可能是这两种植物里的各种植物化学成分,也就是所谓的多酚。所以未必是咖啡因本身,但它确实与更低的帕金森病发病率、更好的心血管健康相关,好处很多。所以我不劝任何人戒掉,除非是为了看看自己被瘾控制得有多深。对我来说,它对写作是不可或缺的。
主持人: 说说这个。
波伦: 我很难想象自己早上不摄入咖啡因就坐下写作。也许茶也能顶用,但真的必须有。我一上午都在小口啜一杯咖啡,慢慢地把它拉长,从九点半左右坐下,一直到一点吃午饭,我能把一杯咖啡撑完。
主持人: 你的大脑在有咖啡因和没咖啡因时,运转有什么不同?
波伦: 就是更锋利,你觉得自己更“在场”。你说的那种脑雾,没有咖啡因时确实就是那样。有意思的是,最古怪的一点在于:我在这种化学物质的作用下,反而觉得自己更像自己,比不用它的时候更像。它已经被织进了“作为我”的现象学里。你把它拿走,就好像那个人出了什么毛病。
主持人: 我想聊聊不同的药物,听听你对它们与创作过程之间关系的看法。先从尼古丁开始。
波伦: 我已经很久没接触尼古丁了。十几二十岁时抽过几年烟。但在我看来,尼古丁和咖啡因非常相似,它们都是极好的“专注类药物”。我在那本写意识的书里引用了一个区分,不是我提出的,是心理学家兼哲学家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的说法:聚光灯意识(spotlight consciousness)和灯笼意识(lantern consciousness)。她说,聚光灯意识是一种成人技能,戴上眼罩、聚焦于一件事,这是我们在学校里学会的,也是做成任何事都必需的。灯笼意识则是幼儿拥有的东西,他们从三百六十度的各个方向接收信息,不聚焦,没法专注,没法完成什么任务,但他们正在掌握这个世界,而且实际上接收到的感官信息比我们多。
写作需要的当然是那种收拢的专注。
主持人: 那是聚光灯。
波伦: 是聚光灯。咖啡因和尼古丁都在帮你收窄光圈,这是把事情做完所必需的,但代价是把大量东西关在了外面。所以我把它们归为一类,别的兴奋剂也一样。两者都会让注意力变得锐利。咖啡因还多了一层能量的成分:你会觉得我有劲儿了,我做得成我该做的事。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精神上虚弱到干不动活儿,而咖啡因在某种意义上是赋予你力量的。
主持人: 是。
波伦: 或者说,给你一种拥有力量的错觉。
主持人: 有句话说,醉着写,醒着改。说说酒精。
波伦: 酒精,我从来没有把它和工作联系起来。我觉得大多数喝酒的作家,是为了从工作里松弛下来才喝。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作家真的是醉着写的,肯定有一些。就算是海明威这种堪称英雄级的酒鬼,他到底是写的时候喝,还是写完喝?有一种情形是,尤其在难熬的一天工作之后,你会紧张、纠结、拧成一团,需要一种药物让你放松下来。以我的经验,作家用酒精大体上是这个用法。但这套做法在二十世纪的进程里已经声名扫地了。今天你不再像当年那样,动不动就听说某某作家喝得酩酊大醉。
波伦: 说说迷幻药。迷幻药确实可以滋养创作过程。但我们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想当然地以为,一嗑药就会有顿悟。百分之九十九的所谓顿悟是蠢的、陈腐的,或者根本帮不上你。是的,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这话没错,可你拿它能干什么?被提醒一下有好处,但它不是创造性的洞见。
不过人们确实会有强烈的体验。历史上有一批科学家是在迷幻药的作用下取得突破的。凯利·穆利斯(Kary Mullis)是个著名例子,他是位生物学家,想出了 PCR,也就是扩增 DNA 的那套技术,当时他正嗑着迷幻药在门多西诺县那一带开车。他自己讲过这段,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往往涉及某种对手头难题的视觉化呈现。但它也把很多人引上了歧路,这事绝不是自动发生的。
我自己有过一次经历,写在《世界显现》(A World Appears)里,它确实催生了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元素。那次我在自家花园里,周围的植物是有意识的,它们在回望我的注视。它们是善意的,只是非常在场,想要与我交流。
我当时不知道该拿这个怎么办,因为我很容易就把这类东西斥为药物造出来的幻觉。
主持人: 在体验当中你也这样想?
波伦: 不,是事后。当下它完全有说服力,把我整个吞没,而且非常美妙,我心想,哇,那真的是敬畏(awesome)这个词的原义。
但事后我就想,那我拿它怎么办呢?植物有意识?后来我读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他在《宗教经验之种种》里谈神秘体验。他说,我们无法判断这些东西的真值,因为我们知道得还不够多。但可行的路径是把它们当作假设,看看你能不能找到别的认知方式来支持这个想法。我就是这么做的。我一头扎进关于植物智能和植物意识的深洞,找到了真正在做这方面研究的科学家,他们确实相信植物具有某种感知力。于是这成了那本书的重要部分,谈的是意识究竟能向自然深处延伸多远。如果没有那次迷幻体验,我未必会去做这件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启发。
主持人: 迷幻药大致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才热起来,所以我猜,作家用迷幻药写作并没有很长的历史。
波伦: 六十年代确实做过一些关于创造力与迷幻药、与 LSD 的研究,方法学上都不太扎实,但还是有的。那是在斯坦福,心理学家吉姆·法迪曼(Jim Fadiman)设计了这些实验,他想测试 LSD 对创造力的影响。他找来各行各业的人,几位作家、科学家、建筑师,条件是每个人都得正卡在某个问题上,有某种堵塞。他给所有人不算大的剂量,大概一百微克 LSD,先让他们在地板上摊开躺一会儿,让药效走一段,然后说:好了,现在我们去书桌前。所有人就都去了书桌前,开始处理自己的问题。
这没有对照组,全靠自我报告,但很多人说:是的,我把这个设计想通了,我解开了那个死结。很多人报告说帮助很大。我觉得这是需要重新研究的课题。研究创造力有点棘手,你怎么测量它?我们有聚合思维和发散思维那一套。但重新做这类工作会非常有意思。
我为《世界显现》采访过一位科学家,她研究自发思维(spontaneous thought),也就是白日梦和心智漫游,指的是你的念头主要不是被环境塑造,而是来自你内部的某种东西,可能是无意识,谁知道呢。她认为这对创造力非常重要。她说裸盖菇素(psilocybin)滋养的正是自发思维,事情就发生在这里:你有了大量自发思维,其中可能长出一些创造性的洞见。不过我认为整个想法还是需要拿实验去检验。
主持人: 说说你做这类实验时的记录方式。我翻你几本书里的日志片段,很吃惊,有些句子那么鲜活。
波伦: 我做实验是为了写它,这种事我常做,我喜欢拿自己做实验。我会做相当仔细的笔记,写日记。里面确实有些句子会进入成稿,但它主要的用途是提醒我,那些日子究竟是什么滋味。因为随着效应褪去,鲜活感就丢了。所以不管是跟着一头牛穿过肉品体系,还是使用迷幻药,我都一定会写详细的日志。迷幻药是没法实时记笔记的,正在发生的时候不行。但当天晚上我一定会把我能回忆起来的一切都写下来,写得非常详尽。
最后你只用得上其中一小部分,但非虚构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你永远在过量投入。你会做几十个采访,最后一个都没进文章;你会有一大堆经历,结果发现根本不相关。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叫作浪费,但它们全都进去了,在某种意义上被沤成了肥。
主持人: 而且你把它们都收在一个文件里,对吧?
波伦: 对,每篇稿子一个日志。在整个研究期内,我每天都往里写。里面有我读到的东西,特别有意思的引语,采访的要点。它不包含采访本身,但会指向采访。采访另存为文件,按人、再按主题归类。我过一遍文字稿的时候,会把真正提神的引语拷进日志。我就是靠着这个东西写的。它可以搜索,而且乱七八糟,对别人毫无意义。但我记性不好,所以只能这样,一切都得在里面。
主持人: 你这么说我太高兴了。我的记性也糟透了。我姐姐什么都记得住,我就是记不住,只能全写下来。
波伦: 你知道,作为写作者,遗忘非常重要,至少我是这么说服自己的。因为你的材料实在太庞大了,遗忘本质上就是你编辑的方式。遗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心理过程。我在《植物的欲望》里写大麻的时候就写过这一点,因为大麻的作用之一就是让人遗忘,这谁都知道。你一刻接一刻地忘,五秒钟前发生了什么你都不知道。
我记得我在以色列采访过一位叫拉斐尔·梅舒朗(Raphael Mechoulam)的科学家,你看,这个我倒记得住。他研究大麻,已经确证大麻会导致人遗忘。我问他:为什么这会是适应性的?遗忘为什么有用?他说,你真的想记住今天早上在地铁里看见的每一张脸吗?我们每天接收的信息太多了,遗忘和记忆同样重要。我当时想,太好了,遗忘我可太在行了。
主持人: 那我没问题了。
主持人: 从你的作息看,写作发生在上午,下午基本是查资料、读书。是这样运作的吗?
波伦: 对,起草的时候我通常上午有一段。当然,做记者会有很多天根本不写,你在记笔记,在做采访,在读东西。但当我进入起草阶段,那其实是我最享受的阶段,我享受它甚于采访报道。我想很多作家会告诉你他们更喜欢跑外采,我不是。如果一天下来没产出几页,我就不觉得自己老老实实干了一天活。
主持人: 我懂你。
波伦: 这是很老派的观念。所以我上午开工。如果我正在写一章或者一篇文章,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从头把它通读一遍,一边读一边改。我发现编辑是很好的“引水”方式,把整篇稿子重新带回我的短期记忆里。我是被当作编辑训练出来的,先当编辑,后当作家。
主持人: 这我不知道。
波伦: 是的,我在《哈泼斯》当了很多年编辑,大概十年,之前还在另外几家杂志做过。所以我在那个模式里非常自在。我会从文章的开头改起,于是开头被反复梳理。每天早上我都从头开始,所以开头总是被打磨得最精细。
这可能花上两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反正很久。而且我是手改。前一天结束时我把稿子打印出来,第二天就有一份干净的稿子,我在上面涂改,然后把改动录进去,再往前推进几页。这是对我管用的方法。
不过我告诉学生,这未必是最好的做法。我有些朋友就是一口气吐出非常粗糙的初稿,从不回头看,一路写到完为止。他们连写书都这样:在还没完全报道完的时候,先写一个短版本的书,然后在那个基础上做。我不行,我大概就是喜欢把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
主持人: 我教了很多年写作,基本上把人分成两个阵营,我管它们叫打印机式和像素式。打印机式就像你打印一张照片,它一行一行出来,每一行都是完美的,然后是下一行,也是完美的。像素式是早期互联网上那种,一张照片先蹦出来,模模糊糊的。
波伦: 然后慢慢变清晰。
主持人: 对,分辨率一点点提上去。有些人就是这么写的,先把整个东西拿到手,然后再去锐化。学生一听会说,天哪,我原来是这一种,我都不知道还能那样写。
波伦: 我懂,我在学生身上也看到这个,有些人就是更适合先把草稿吐出来。大家常说“把初稿呕出来”。但那从来不是我的路子。
主持人: 说到研究,我在帮人处理写作卡壳时还发现一件事:只要你的信息和想法的底座够大,那座山高到一定程度,你在旁边堆个小土丘就轻而易举了,因为可供调用的东西太多。
波伦: 确实如此。当然你也可能被材料压垮。我现在手上这篇稿子就是信息太多了。所以你得走开几天甚至几周,忘掉一批东西,看看什么留了下来,然后专攻那些。我靠遗忘来应付这种被淹没的局面。
主持人: 说说你为什么用第一人称写作。
波伦: 有好几个原因。我的职业杂志写作,真正的起点是我给第一本书《第二天性》写的那些文章,都是关于花园的。当时我读了大量园艺文学,英国的和美国的都读。那类写作非常接近书信体,亲切、第一人称、不拘形式。我最早那些随笔就是我想在那个文体里写作的尝试。虽然我做的事不太一样,我写的不只是玫瑰有多美,而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玫瑰美,它们又是如何演化出操纵我们的能力,还有别的种种问题,但我用的还是那个调子。
所以我在那种第一人称里变得非常自在,那是一种书信体(epistolary),如果我念得对的话,一种隔着后院篱笆聊天的口吻。
主持人: 嗯。
波伦: 和读者非常熟络,直接对读者说话。后来它就留下了。而且我发现,把它用在别的、比园艺写作更硬一些的新闻类写作上,其实更有用。所以我想它的一个来源在这里。
另外,我喜欢打破第四堵墙,直接跟读者说话,我会时进时出地这么干。这些年我在纸面上发展出了一种声音,虽然每篇不太一样,但有某种共同的成分,读者能感觉到,也觉得很有帮助,像是有人带着他们走一趟。
这里还有第二个来源。我在《哈泼斯》时给刘易斯·拉帕姆(Lewis Lapham)干活,我是执行主编,他是总编。我约来稿子,拿给他过目,看能不能上刊。他每次都会说: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在乎这件事?你必须在第一页就告诉我。他对全知视角,也就是第三人称全知的声音,非常怀疑、非常不以为然。那是《纽约时报》的声音,是《纽约客》的声音,它隐含着一种其实并不存在的权威。而且它没有告诉你一件真正重要的事:这个人是谁,他或她为什么在乎。
所以我总在编稿时把第一人称放进那些文章里。不是大张旗鼓地放,它没有变成忏悔式新闻,只是把写作者安置进去。他觉得那是一种非常诚实的写法。我想这是另一个来源。
再有就是,我确实喜欢做这种沉浸式的稿子,把自己放进故事里,作为理解故事的一种方式。这要追溯到我十三岁那年,父母送了我一本乔治·普林顿(George Plimpton)的书,《纸狮子》。普林顿创办了《巴黎评论》,但他也是个非常出色的、带文学性的体育记者,主要给《体育画报》写稿。
他有个想法:要让体育写作重新活过来,办法是自己上场。他并不是什么运动健将,但他说服了底特律雄狮队,那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让他跟完整个夏训营,还在赛季初的一场表演赛里首发出任四分卫。
主持人: 这活儿我接。
波伦: 是啊。他个子高瘦,大概一米九三,瘦得像根杆子。《纸狮子》这本妙书重新发明了体育写作。因为你读到的不再是场边那个叼着雪茄、什么都见过什么都干过的家伙,不再是记者席上那种惯常的犬儒声音。你在场上,你有一种只有第一次做某件事才会有的敬畏感。
再多的采访也换不来这种鲜活,哪怕采访的是从小踢到大的、经验丰富又善于思考的球员。他还在纽约爱乐跟着伯恩斯坦敲过镲,投过一场棒球比赛,冰球我不确定他有没有做,反正这个法子他用过好几次。我特别喜欢它产出的东西,而且它自带幽默,因为你必然是条离水的鱼,你根本不擅长你正在做的事。
主持人: 对。
波伦: 你甚至可能被撞死。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但这本我十三岁读的书在我心里沉淀下来了。后来一旦看到机会我就上,第一次大概是我在自家花园里种转基因土豆那回。
主持人: 说说跟着一头牛从出生到屠宰那件事。
波伦: 那是一头阉牛。这个选题挺有意思的。是《纽约时报杂志》约的稿。有那么几年他们鼓励我写食品体系。从 2002 年开始有一种氛围,那是在我写《杂食者的两难》之前,我可以把它定在埃里克·施洛瑟出版《快餐国家》那一年,那本书出人意料地成了畅销书。
主持人: 那是哪一年?
波伦: 2002 年。
主持人: 《大号的我》是哪年?
波伦: 比那晚一点,在那个十年的后半段。肯定是在《杂食者的两难》之后,那本是 2006 年,到现在二十年了。
好编辑,我遇到的编辑都很棒,《时报杂志》的亚当·莫斯和杰里·马佐拉蒂,他们对时代气氛在哪里、正往哪里去有一种感觉。他们察觉到大众开始非常关心自己的食物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而且为此焦虑。他们跟我说:我们要你写一篇关于肉类产业的大封面故事。就这一句。
我说,那写哪种动物?能不能再精确一点?他们真的付钱让我花一个月去找这个故事,这很难得,也该更常发生,因为通常你得自费把选题提案写出来。
主持人: 你怎么找的?
波伦: 我就拿起电话,开始给认识的人打。我从尼曼牧场的比尔·尼曼开始,他正好是我任教的新闻学院院长夏伟的朋友。你就顺着这条熟人的链子往下走。他给我讲了现在的牛是怎么养出来的,让我见识了整个过程的荒谬。比如,牛演化出来是吃草的,可他们喂玉米;喂玉米长得快,但牛会生病,所以你得给它们上抗生素。他非常善于把这套系统怎么运转讲清楚。然后我又打电话给别的牧场。
到最后,我去找我的编辑杰里·马佐拉蒂,做了一次大倾倒。我什么都学了,我说:我能想到六个不同的切入点。第一,这篇应该写牛肉,不是鸡肉也不是猪肉,牛肉的故事更有意思。我可以写环境的故事,可以写动物福利的故事,可以写饲料的故事,或者写药品的故事。我手里有六桶不同的主题。我就这么一股脑倒出来,其实我心里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线。
然后他想出了这个主意。他说:你为什么不去找一头牛,讲一头牛的一生?他说的是 cow,其实肉牛体系里都是阉牛,母牛是产奶的。他说,讲一头牛的一生,然后你可以把所有这些议题都挂到这条生平上去。我觉得这个想法太漂亮了。
于是我照做,然后进入第二阶段的研究:我得找到我要为它立传的那头阉牛。我一头阉牛也不认识。
所以在我做非虚构的时候,有两个大阶段,做纪录片的人思路很像。第一阶段是全局研究:理解这个系统,理解什么是典型的,整件事是怎么运转的,它如何影响环境,这类问题往往是最吸引我的。等你掌握了一般情况,你就得去找你的个案。那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研究。这时你要找的是谁上镜好看,哪个牧场主的话说得漂亮,哪头动物我能接触到,我能不能进育肥场和屠宰场。这种研究可能更难做,在食品体系里尤其难,那是个非常隐秘的行业。
后来我找到了我的动物。我本来没打算买它,这个念头压根没出现过。你看,这件事里的两个主意都不是我想出来的。我当时在牧场上,是去挑我要跟的那头动物,有位牧场主说:你要是真想弄懂我们这门生意,就该把它买下来。我心想,这主意太好了。因为这改变了一切。如果这头动物归我,首先,我跟育肥场和屠宰场说话的方式就不一样了。
比如:你们打算喂我的动物吃什么?你们要给它打激素埋植剂吗?哦,那是我的决定。我该怎么权衡这个决定?突然之间,我又一次离开了记者那个怀疑的记者席。
主持人: 你到场上去了。
波伦: 我到场上去了。我必须换一种眼光看这些决定。好,激素埋植剂。完全没有必要,还引出很多问题,比如女孩的青春期为什么提前,我们把激素放进了肉里,欧洲人就不这么干。给我那头阉牛,它的编号是 534,在脖子上埋一枚埋植剂花十五美元,但最后能让我多拿五十美元的重量。而这可能就是这头牛赚钱还是赔钱的差别。所以在这样的竞争环境里,你毫无疑问必须打。于是我就能用一种更同情、更共情的方式呈现牧场主的那些决定。
这个主意来自牧场主。接下来的问题是,多少钱?那个阶段大概六百美元。
主持人: 那时它还是一头小牛。
波伦: 对,一头小牛犊。我想,我可以把它报销给《时报》,但那样我就没有真金白银押在里面了。所以我自己掏了这六百块,把这头牛买了下来。有意思的是,从心理上讲,它改变了我和育肥场经营者的关系。他们知道我不是真牧场主,他们知道我是记者,可我在跟他们讨论:万一 534 得了这个病你们会怎么办?他们对待我时更像对待客户,而不那么像对待记者,这多少软化了他们的怀疑和戒备。
而新闻工作很大一部分,就是让人放下戒备。
主持人: 在你跟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
波伦: 对,就是让人配合你。那篇稿子里,进入渠道本身就是个大问题。我需要一个牧场,一个育肥场,一个屠宰场,这是路上的三站。如果我直接去找屠宰场,也就是宰掉全美百分之八十五牛肉的四大公司之一,我会被踢给公关部,他们会说,门儿都没有。可我是从另一头开始的,从牧场、从牧场主开始。而牧场主是育肥场的客户。所以当牧场打电话说这个人要来,我等于是被他们背书了,育肥场是看在客户的面子上办的。往上一环也是同理。
所以我拿到了很好的采访通道,能跟育肥场的兽医聊,能进去,还跟 534 重逢了一次。稿子出来时他们都很不高兴,但我确实拿到了很好的通道。
主持人: 有个词一直还没出现:叙事。我们刚才谈的是第一人称写作,第一人称怎样让叙事得以出现?你还提到过一条贯穿线。
波伦: 对,我管它叫晾衣绳。
主持人: 晾衣绳。
波伦: 这个比喻我的学生已经不太懂了,因为他们很久没见过晾衣绳了。
主持人: 家家都是烘干机。
波伦: 但偶尔你坐火车经过巴尔的摩,还是能看见一片晾衣绳。
我认为一篇非虚构,尤其是叙事性非虚构,有 X 轴和 Y 轴。我老记不清哪个是哪个,X 应该是横轴。横轴就是你的叙事:这头动物的一生,人工授精、出生、断奶、育肥场、屠宰。这些是节点,它是横着走的。
然后你还有一大堆想传达的信息:草与玉米的对比、药品、污染、育肥场的污染、对动物的残忍。那些就是挂上去的衣服。你得把它们摊开,因为你要是全堆在一处,绳子就塌了。
说明性的部分对读者来说不如叙事有吸引力。我们就是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然后呢?在这个例子里,你知道这头动物最后会在屠宰场里被杀死,你好奇那会是什么样子。这就是你的悬念原则。所以你可以暂时离开你的晾衣绳,去做你的说明,把饲料的事、为什么喂玉米、这意味着什么整个讲一遍。
包括这一点:玉米是用化石燃料种出来的,草是用阳光长出来的。这个我们待会儿也该谈,隐喻在这里非常重要。但你不能离开叙事太久。你要养出一种感觉,知道读者在什么时候会开始不耐烦。说明你可以永远写下去,但你必须回到叙事上来。我大体是这么构想的。
有些稿子没有这条晾衣绳。晾衣绳和叙事是一回事,就是前景上正在发生的事。在那篇写咖啡因的稿子里,我把戒掉咖啡因、看看会发生什么当成了我的叙事。
主持人: 天哪。
波伦: 对,那就是我的献祭。这招不是每次都灵。有些稿子就是找不到一条能成立的晾衣绳。
主持人: 我最近听到另一个说法:你在林子里走路,你有个要去的地方,你走在小径上,必须待在小径上,但你可以四处张望,只是不能离开小径。我喜欢这个类比,它给你张望的机会,你可以看看不同的地方,但你根本上是在往某处去。
波伦: 我觉得你可以离开小径,但只能一小会儿。你说,哎,那边有个东西,我想去看看,那下面是不是有个蘑菇?走出去十步,或者二十步,但绝不能把小径丢了。走得太远,你就看不见它,也找不回来了。
这是一种需要培养的直觉,一种对不耐烦的直觉。不耐烦在写作里非常重要。你要能抓住那个时刻:我不知道还能不能这么写下去,再写我就要把人丢掉了。这里面有一部分是把你的编辑内化。
做这些沉浸式尝试,目的有两个。一是它给你的视角是新鲜的,而且那不是记者的视角。人们基本上不怎么喜欢记者,那不是他们想听的声音。他们想听一个正常人说话。所以我一旦开始这类参与式冒险,我就不完全是个记者了,我是一个正在冒险的人。我觉得读者更容易跟这个建立联系。
二是它给了你叙事。是我把叙事调制出来的。我之所以必须这么做,是因为我天生不是那种会用叙事眼光看世界的人,我得非常努力才行。找到把自己放进故事的方式,就是找到故事。一旦做到了,那感觉真好。当然也不是每次都行得通,你也不该硬来。
波伦: 你刚才让我讲隐喻。这是我觉得在写作里非常强大的另一样东西。我认为做新闻写作时,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但在某种层面上你是想改变读者的想法的,你是在试着把世界推动一点点,这里面有一种很深的政治性。你可以摆论据,但如果你能找到对的隐喻,你不用论证就能说服人,几乎是在潜意识层面说服他们。
举个例子。在我们刚才谈的这篇牛肉稿子里,我设立了一个对立:一条建立在阳光之上的食物链,和一条建立在石油之上的食物链。
玉米是靠化石燃料化肥种出来的。这个国家种下的九千万英亩玉米,浮在一片石油之海上。而当你用草喂动物,用它们演化出来就该吃的东西喂它们,它们有瘤胃,能消化我们消化不了的草,你吃的就是一条奠基于阳光的食物链。
主持人: 好。
波伦: 你更喜欢哪一个?哪个听起来更好?哪个更有吸引力?
主持人: 显然是阳光。
波伦: 显然。所以我压根不需要说另一个有多错、多蠢、多不可持续,人们自己就走到那儿了。搭起这个隐喻框架,替我干了太多活。而它只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隐喻:阳光食物链,石油食物链。
主持人: 你觉得好隐喻的关键是什么?我觉得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的画面感。
波伦: 是。
主持人: 我能看见那条建在石油上的食物链,也能看见那条建在阳光上的。
波伦: 而且我们爱草。我们是稀树草原上的生物。你看美国人对草坪的执念,草让我们非常舒服,它同时暗示着一种对自然的驯服。孩子爱在草地上玩。草坪是很健康的东西,直到园艺化肥被撒上去为止。
主持人: 还有 WD-40。
波伦: 是啊。好的隐喻容易把握。但它们也很阴险,某种程度上算是作弊。
主持人: 这有点危险,这已经是传播的黑魔法了。
波伦: 某种意义上确实是。我在写这本关于意识的书时一直在琢磨这个。书里我攻击了一个隐喻:大脑是一台计算机。这个隐喻在那些试图创造有意识的人工智能的人那里非常见效。既然大脑是计算机,意识就是软件,你顺着这条路走下去,那当然可以造出有意识的 AI。可你得退回来问:这是个公道的隐喻吗?它准确吗?
任何隐喻都是把某物比作他物,它隐含了一个等式,而有时那根本不是等式,或者只是部分成立的等式。所以我认为你必须对自己的隐喻诚实。我说它是作弊,是半开玩笑,它是说服人的捷径。如果你找到了对的隐喻,也就是既鲜活又准确、又公道的隐喻,那你百分之九十的活就干完了。假如你想鼓励人们转向这条食物链、离开那一条,这就是一半的战役,甚至是九成的战役。
主持人: 我们来谈问题。问题在你的作品里是怎么出现的,一个写作者的职业生涯里,问题又是怎么演变的。
波伦: 就单篇而言,问题极其重要。在一篇稿子的开头立一个框架性的问题,会替你解决很多麻烦。因为它会限制你能做什么,它是一条排除原则:这个东西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吗?没有。好,那我就不处理它。
但它同时引入了悬念原则,最基本的那种:这位作者到底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它必须是一个你知道读者会感兴趣的问题,不管他们此前有没有想过。它推着你往前。悬念很简单,就是什么会让人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写的几乎每样东西,都是一场为了回答某个或某几个问题的求索。
这些问题不刁钻,有时非常直白。但它必须是读者在意的东西。也许你可以让他们变得在意。
主持人: 那你怎么去想你各本书的问题?我做的事是这样:我把书名过一遍,想一想那个问题,然后读封底的推荐文案。我很吃惊,你抓住兴趣的速度那么快,问题又那么清楚。比如《杂食者的两难》,我给它写的问题是:我们怎么会在“吃”这件事上变得如此糊涂?
波伦: 对。
主持人: 然后封底文案第一句就是:美国正遭受一种只能称之为全国性饮食失调的病症。
波伦: 是的。
主持人: 我就想,行,我上车了,过山车可以开了。
波伦: 这就说到引言的重要性了。让我说几句。引言常常就是你抛出问题的地方。非虚构作者有权写一篇引言,小说家没有。这是特权,也是利器。引言设定读者的期待。如果你担心自己没做成某件事,你完全可以在引言里说:这不是一本做 X 的书。
主持人: 嗯。
波伦: 然后突然之间,没人能因为你没做 X 而批评你了。
我是吃过亏才学会这一点的。《一个自己的地方》最初版没有引言,我当时觉得直接切入叙事要优雅得多。结果这本书常被误读,尤其被书评人误读。因为我没有设定期待,没有立下这本书的规则,书评人就获得了自由,想怎么评就怎么评。
举个例子。这本书写的很大程度上是建造,但它不给你图纸,不教你怎么盖房子。它不是一本操作手册,它是一本关于如何思考这件事的书。我记得有一篇书评,正因为我为它生了很久的气才记得,作者是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加拿大建筑师,当时写了很多面向大众的建筑文章。他批评这本书没有给出足够的信息,让人照着盖出同样的房子。可我做的完全不是那件事。
所以后来我补写了一篇引言。我问我的编辑:都十年了,我们能加一篇引言吗?我加了。
总之,引言是件利器。关于你这本书的很多重大决定,都会只依据引言做出。给 NPR 的《Fresh Air》这类谈话节目排嘉宾的人,会读引言来决定要不要请你上节目;书评版的选题编辑,会读引言来决定把书派给谁。所以把它写对太值得了。
那什么叫写对?写对意味着框出若干引人的问题,意味着预告你要做什么但不把底交出来。你必须有所保留。学界常犯这个错,根源是论文开头的摘要。你还没开始读文章,人家已经把包袱抖了。这太蠢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因为惯例如此。你必须留下一些东西,留到后面再给。这就像讲笑话,你不会从包袱开始讲。
我是这么学会的。《一个自己的地方》之后是《植物的欲望》,那篇引言我一定重写了二十五到三十遍,真是下了功夫,得到了编辑安·戈多夫的帮助,还有我在《哈泼斯》共事过的好友保罗·塔夫的帮助。它越改越精,我觉得那是我写过最好的引言,因为它成功地为一本挺古怪的书做了铺垫。
主持人: 你怎么看待一篇好引言的构件?如果我要写一篇引言给你,你会说,好,David,我想在好引言里看到这些东西?
波伦: 好。首先有一个缘起故事:你为什么对这件事产生了兴趣?有没有一次顿悟?有没有一个瞬间,你突然意识到,哦,这是个有意思的故事。在非虚构书里,这些往往是调制出来的。
《植物的欲望》里我描写了一个瞬间:我在花园里,看着蜜蜂给一棵苹果树授粉,而我正在种土豆,这时一个问题冒了出来:我和那些蜜蜂有什么不同?它们以为自己占了苹果树的便宜,偷走了花蜜或者花粉之类的东西,但实际上它们是被那棵苹果树操纵着,去做恰恰那件事,把它的 DNA 带到别的苹果树上。那么土豆是不是也对我做了同样的事?
这个小场景里就藏着整本书的内核。它引出了一串问题:这儿到底谁说了算?被驯化的植物是不是在操纵我们?我们以为是我们在操纵它们。我们在自然里究竟处在什么位置?
所以,先有缘起故事,再从中把问题抽出来。我这么讲得比实际情形更像公式了,其实每本书都有点不一样。接着是一段对读者将得到什么的预告:我们要看的是这四种植物。然后是某种悬念原则,除了你要回答的那个问题之外,还得有个我们要去的地方,或者一件你读完会知道、而现在还不知道的事,总之要有把你往前推的东西。
至于书的中心意思,也就是我们与被驯化的物种处在共生或共同演化的关系里,我们在自然中远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说了算,这是全书的论旨,它在引言里被点到,但不被和盘托出。
所以我在引言上花了大量时间,那是全书被打磨得最狠的部分。引言也很有意思,因为它既在书里,又不完全在书里,你可以在引言里谈这本书。
主持人: 是。
波伦: 所以引言非常适合打破第四堵墙,直接告诉读者他们将得到什么。
主持人: 你是一开始写引言,还是最后写?
波伦: 通常最后写。
主持人: 好。
波伦: 《世界显现》那本我是先起了个草,最后又重写了一遍。
主持人: 你怎么看这件事?是不是先写能给你一个方向感,给你一个可以在里面玩的沙盒,最后再写一遍时,你就是为读者写、而不是为自己写了?
波伦: 到最后你才知道,哪些你许诺过的东西没有兑现。
总之,这又是那个绝妙的机会,用来设定期待,用来说:这不是那种书;或者:我不会在这里讨论自由意志,别担心。所以,我们都该好好利用它。
主持人: 写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声音?我知道你至少有些时候是这样:做完研究,一旦开始写那一章,你就把研究材料收起来,改读小说,去吸收小说的节奏。
波伦: 是的。总体而言,小说写得比非虚构好。我想大体如此,虽然也有写得很糟的小说,也有写得极美的非虚构。所以一旦研究做完,进入起草模式,我就不想再摄入这个题目上的新信息了,那只会把我打乱。我要用手里已有的东西写,用我记得的那部分写。于是我犒劳自己,一边写作一边开始读小说。
我认为你睡前读什么,会影响你第二天写出什么。你在内化那些节奏,你想的是隐喻而不是信息。我发现这让我进入很好的状态。
主持人: 有没有哪些作家的声音是你特别欣赏、写作时几乎想去模仿的?
波伦: 我以前很迷泰德·霍格兰(Ted Hoagland),他是位自然写作者,我喜欢他的文字。我记得有几段时期,我在写偏自然的东西,比如《一个自己的地方》或者《植物的欲望》,我就会拿起他的随笔集读一读,那能给我一些东西。温德尔·贝里的文字我也一直喜欢,他的句子有一种结实感。他比我更正式一点,也比我更爱训人一点。
主持人: 那正式度呢?调高或调低正式度,会带来什么?
波伦: 我觉得我在纸面上的声音相当友善。
主持人: 确实。
波伦: 而且我尽量让幽默始终在近旁,而且是自嘲式的。在我的稿子第一页上,我常常是个傻瓜。因为我真心觉得我们不该教训读者,读者也不喜欢被教训。如果我们从自己结论的顶峰上往下写,说,读者,这就是我们知道的,这就是你该怎么想。
主持人: 站在讲坛上布道。
波伦: 对,没人喜欢那个。我说我在第一页上是个傻瓜,意思是我的问题比答案多,我到底能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其实并不清楚,这本身就是悬念:我能不能弄明白?读完这本书,我们真的会知道意识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吗?
所以这个声音在开头是天真的,随着往下走才越来越老练。我跟学生经常讨论这件事:假装无知是不是有点不诚实?因为当我回头去写开头时,我已经知道结尾了,研究都做完了。我假装无知,算不算不老实?
我的回答是:我们讲任何一个故事时都知道结尾,但我们不会在开头就宣布结尾。或者回到笑话那个例子:我们知道包袱,但我们要装作不知道,装上一段时间。所以它看似不诚实,我却认为它非常重要。你是在重建你当初无知与好奇的状态,哪怕你知道最后会走到哪里。这是声音的一部分。
不过我发现声音会随题材变化,而且几乎是自动变的。有些题材要求更严肃,因为利害更大,赌注更高。
主持人: 对。
波伦: 如果你每本书都自动走到同一个地方,用一模一样的声音,那不行。你需要连贯性,但也需要变化。
主持人: 信息环境本身的变化,从没有互联网,到有互联网,到谷歌崛起,再到现在的 AI,这一切怎样改变了你处理这门手艺的方式?
波伦: 你能接触到多得多的信息,而且拿到它容易得多。以前你得去图书馆。
主持人: 我好久没去过图书馆了。
波伦: 我现在登录哈佛或伯克利的图书馆网站就能下载东西,偶尔才借出一本书。基本上敲几下键盘,你就能找到几乎任何一篇学术论文,而我很依赖科学论文。
其实是铺天盖地。东西太多了。我总是给我正在写的题目设一个 Google 快讯,我现在在写一篇关于微生物组的稿子,每天二十条东西要读。研究做了那么多,报道又那么多,简直惊人。
所以我觉得这份工作已经变成了在这场信息暴风雪里做筛选,而且它们并不都是好东西。我偶尔也用 Gemini 或者 ChatGPT 做研究,结果参差不齐。有时候有帮助,但你必须相当不信任它,我见过它们犯巨大的错误。不过它在定义一个术语、追溯事物的来源上,确实很有用。
主持人: 追溯来源,比如一个词的词源?
波伦: 对,比如谁最早说了 X,谁发明了 Y。我当时在写东西,好奇人类知道电磁现象有多久了。因为我在写泛心论(panpsychism),大意是万物皆有意识。这等于给物质添上了一种新的性质:意识。我当时想,其实与之对应的隐喻,或者说类比是这样的:我想让人们认真对待泛心论,可这个想法乍一看在很多人眼里挺疯的。
主持人: 是啊,我看着这把木椅子,我不知道它里面有没有意识。哪怕只有微乎其微的一丁点意识。我很难对着这把椅子问:你在那边有意识吗?
波伦: 所以我想,好,如果你要让人认真对待这个想法,那么在近代史上,我们还给物质添加过什么?也就是说,某种我们原先毫无概念、后来却发现是世界的物质本性的一部分的东西。然后我想到:电磁。结果它只有两百年历史,是法拉第弄明白的。我们于是给物质添加了这个新东西,这些此刻正穿过我们身体的波,它们能携带信息,能传送电话讯息。这就是个例子。而我原先并不知道法拉第和电磁的事,我本该知道的,可我高中没上过物理。它就在 Gemini 或者 ChatGPT 上。
主持人: 你开始探索一个新想法时,有没有一些小的启发式方法?我发现特别管用的一条是去看这个领域内部的内战。举个例子,你会喜欢这个故事。我在得州奥斯汀跟一个养蜂人聊天,我问他:嘿,Ed,养蜂大会上最大的争论是什么?大家吵什么?他说,有本地派,有全球派。我说,好,讲讲。
他说,本地派认为蜜蜂应该待在本地环境里。这样做的好处是,你能得到各种颜色、各种质地的蜂蜜;而且万一有疫病,它会被控制在局部。全球派则搞蜂场、蜜场,把蜂箱装上卡车,满世界跑,他们可以操纵地点、温度这些变量,用光照把蜜蜂骗得多产蜜。他们说,我们当然应该这么干,产量高得多。这两拨人互相恨之入骨。我当时就想,这大概是个该问的好问题:不管我在看哪个领域,专家之间的核心分歧在哪里?
波伦: 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问题。跟科学家打交道时,他们总是尽量表现得客气,不像本地派和全球派那样赤裸,但你可以把那个冲突挖出来。而你当然是在找冲突,因为叙事依赖冲突。这是组织一篇稿子的好办法。
主持人: 叙事依赖冲突,展开讲讲。
波伦: 没有冲突就没有张力,而你确实需要一定程度的张力。在《世界显现》里,我从一个赌局开始,两个人之间的赌局。克里斯托夫·科赫(Christof Koch)是神经科学家,他宣称二十五年内我们会找到意识的神经关联物,也就是大脑里产生主观经验的那些特定神经元。那是九十年代的事。他在酒吧里,坐在大卫·查默斯(David Chalmers)对面,当时查默斯还是个相当年轻的澳大利亚哲学家,提出了“难问题”:你怎么从物质走到心灵?查默斯说,不,二十五年内你找不到神经关联物。于是两人赌了一箱好酒。
你一下子就想,哦,这里有冲突。两种理论,谁会对?就这么简单。可只要你把那个张力立起来,读者就会想,天,我倒要看看谁赢了这个赌。这就足以让人读下去二十页。
主持人: 你讲故事、找具体人物、找刚才说的那种个案时,你在找什么样的人?是观点强烈、声音鲜明的人吗?当你说“我找到这个人了”,这个人身上到底有什么?什么才算好人物?
波伦: 他们有一种相当鲜活的表达方式。
主持人: 嗯。
波伦: 你看引语就知道了。有些人一被引用就唱起来了,另一些人磕磕巴巴、乏味透顶。所以你要找的是一个位置合适、有资格说这些话、而且能说得鲜活的人。这在我看来就是好人物。另外,与刻板印象相反的人往往很有意思。
主持人: 与刻板印象相反。
波伦: 你以为牧场主就该是个牛仔,可有时候他们戴着遮阳帽,一副记账先生的样子。
主持人: 而且古怪。
波伦: 迈克尔·刘易斯很擅长找到这类人,不合群的人,跟系统对着干、还在某些方面赢了系统的人。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类人物身上。
主持人: 《点球成金》。
波伦: 《点球成金》《大空头》,而且这些人往往有点在谱系上。他非常喜欢这类怪人。他们讨人喜欢,因为那是小人物打败大系统。
主持人: 冒着离开小径太远、在树下的蘑菇边逗留太久的风险,我想问:我们为什么这么爱花园?《圣经》就是从一座园子开始的。你去过亨廷顿图书馆吗?
波伦: 去过,我很喜欢那儿。
主持人: 天哪。日本园、中国园,各种各样的园子。它们把文化揭示得那么充分,比如法国园林的线性,英国园林的蜿蜒。
波伦: 它们是对自然的理想化,对吧。我们生活在自然里,而花园是回应我们意愿和欲望的自然。所以如果我们是威权的、渴求秩序的,我们就走向凡尔赛,走向法式规则园林。有时候我们抱着更浪漫的自然观念,那就是英国风景园,它假装无人打理,其实照料得极其精心。
主持人: 对。
波伦: 所以花园是一种语言,我们用它表达我们希望自然是什么样子。我认为与自然世界之间的那点摩擦,对我们之为我们非常重要。这是人工智能永远不会拥有的东西之一,机器人也许会有。我说的是真的与自然世界打交道,而不只是与它的再现打交道。花园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们既是再现,又是真实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有力量。而且我认为花园是我们作为人类的力量的表达:我们能让自然照我们的意思来。
主持人: 是。
波伦: 这个成分很重。规则式园林是这种愿望最赤裸、最直白的表达。而它偏偏出现在国王和王后当政的时代,这绝非偶然。
主持人: 你说这些的时候我在想一件事,我们初见时跟你说过。我家前院有个花园,我从来没在花园边上生活过。活到三十一岁,这是我第一次住在花园旁边。刚才聊着聊着我就想,我得写写这个。我心里非常强烈地感觉到,过去两个月里有某种深刻的事情发生了,可我没有词去描述它,这让我很难受。这就引到我想问你的:写作作为一种思考方式,写作作为给你尚无词语的经验安上词语的方式。那种说不出的挫败感,然后,天哪,也许通过写作它就清楚了。
波伦: 写作是一种思考形式,不只是一种表达形式。我常常是心里只有个大致轮廓,知道自己想去哪儿,可有太多次,我是在写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想法,太多次是在写的过程中冒出了一个隐喻。
它对你的大脑做了某种事情,让你接触到那些光靠走来走去、光靠想、光靠计划或者列提纲得不到的东西。如果你能把“你以为自己会写的”和“你最后写出来的”分开摆着,我想你会惊讶于两者差别之大。
所以现在这件事真正让人忧虑:我们正走进这样一个时代,人们说,好,写作外包给 AI 吧,AI 可以替我们写论文,各地的教授现在都在应付这个。但失去的正是过程里长出来的东西,失去的是一种思考方式。我不知道它的机制是什么,但我总是被惊到。而且那是最有趣的部分。如果写作只是把脑子里已有的东西誊出来,那会相当苦役,你也许能从手艺本身得到一点乐趣,但真正的收获是你在一整天写作里学到的东西:你原先不知道的事,你没料到的想法。这就是它的兴奋所在。把它外包给一台机器,等于剥夺了自己某种真正重要的东西。这是创造力的一个维度。
而且这不只是写作者才有的体验。我太太是画家,她的工作方式几乎不做计划,一笔引出另一笔,一种颜色把另一种颜色召唤出来,因为它就是跟那个搭。她起手时有太多东西是不知道的,是在过程中学到的。所以它是一个发现的过程,而不只是把你心中已有的图景表达出来。我相信建筑师是这样,作曲家也是这样。过程本身就是生成性的。我觉得我们把它交出去是个错误,那是太珍贵的东西,不该交给机器。
主持人: 你怎么看把艺术当作扩展意识的方式?你有过一次访谈,我不确定是不是很多年前查理·罗斯那次,谈到艺术作为扩展意识的途径。我在想它在我生命里是怎么起作用的:视觉艺术很大一部分作用是,你看着它,然后说,我原来不知道这也是可能的。
波伦: 在这本新书里,我谈到艺术是通往他人意识的途径,而这正是扩展我们自身意识的方式。个体意识有一种加密的性质,你的意识和我的意识之间有一道裂口、一片空隙,哪怕我们此刻正在交换这么多词语。要知道另一个人心里在发生什么,非常困难。
而小说家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给我们通道。那是虚构的人,可我们对包法利夫人意识的了解,超过我们对身边最亲近的人的了解。普鲁斯特把这一点写得极美:我们各自待在一座座意识的岛屿上,我们知道对方也有意识,而艺术是我们进入他人意识的唯一途径。绘画里也发生同样的事,不只是写作。
所以我认为这是艺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是的,艺术还做别的事,改变我们的视角,让我们以另一种方式看见,但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以另一个意识的方式看见。我们能进入的不同意识越多,我们自己的意识就越宽。
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虽然从意识科学出发,最后却在人文学科里花了大量篇幅。因为我逐渐看清,小说家是意识的专家,诗人也是。诗人一直在向我们敞开意识。这并不是说意识由词语构成,它未必是。意识里有很多东西无法诉诸语言。但用我们手上的工具,这已经是我们能做到的最接近的程度了。而且我们能接近到这个地步,本身就令人惊叹。
主持人: 我们在这里收尾。你在教写作。如果一个人想做你做的这类工作,你最想告诉这些新手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波伦: 很多就是我们刚才谈的:找到你的晾衣绳,框住你的问题,处理好悬念,这些都是我教的东西。
我还教另一件事:在做的过程中,没有人觉得自己做得很好。这和别的事不一样。我看那些做木工的人,或者演奏乐器的人,练到某个程度它会变成第二天性。可写作不是,我职业写作大概四十年了,它依然非常难。每次开始,每次面对那块白屏幕,你都会想,这怎么就不能来得容易一点?
人容易有这样的倾向:如果它难,那说明这行不适合我,说明我不擅长,说明我不是那个对的人。可它对所有人都难,程度不同而已。我每次坐下写作依然在挣扎,还要跟自己玩游戏,比如我得写出多少字才能去吃点零食。
所以,你觉得它难,并不意味着你不是天生该干这行的人。我大概会这么说。
主持人: 这是一场极好的对谈。很高兴认识你。
波伦: 谢谢你,Dave。
主持人: 非常感谢。
波伦: 我很愉快。
非虚构作家 Michael Pollan 拆解自己四十年的写作方法论:以一个问题开局、用亲身沉浸制造叙事、靠"晾衣绳"结构串起说明性内容、用准确而生动的隐喻在不争辩的情况下说服读者——并强调写作本身是一种思考方式,交给 AI 就等于放弃它。
编号是534。买牛的主意不是他自己想的,而是牧场上一位牧场主提出的:「你要是真想搞懂我们这行,就该把它买下来。」波伦拒绝报销的理由是,报销就没有「skin in the game」(自身的真实利害)。自掏腰包之后,身份发生变化:他要为喂什么饲料、打不打激素植入剂做决定,被访者也开始把他当客户而不是记者,戒备心随之松动。这一段出现在他讲「两阶段调研」之后,是全篇关于采访门路最关键的操作细节。
他九点半左右坐下,先从整篇稿子的开头通读并逐句编辑,这一步常花一到两个小时,然后才往前推进几页;改稿在打印出来的纸上手写完成,前一天结束时先打印一份干净稿。他把编辑当作「引水启动」(prime the pump),既进入状态,也把全篇重新装回短期记忆。副作用是开头被反复梳理,因此格外精细。他自陈这与编辑出身有关——在《哈泼斯》做了约十年编辑才成为作者,并强调这套方法不一定适合别人。
晾衣绳指一篇叙事性非虚构的主线故事。X轴是横向的叙事时间线,在牛的那篇里就是授精、出生、断奶、进育肥场、屠宰这几个节点;Y轴是要传达的议题信息——草饲对玉米、抗生素与药物、育肥场污染、动物福利。信息像衣服一样挂在绳上,必须沿线摊开分布,堆在一处绳子就会下坠。他给出的理由是:说明性内容天然不如叙事吸引人,读者真正想知道的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实验在斯坦福附近进行,被试来自不同职业——作家、科学家、建筑师——共同条件是每人都卡在一个具体问题上。给药剂量不大(波伦说是约100微克LSD,通常记载该实验用的是麦司卡林),先让被试躺在地上体验一段时间,再让他们回到桌前解决自己的问题。缺陷有两条:没有对照组,且结果完全依赖自我报告。波伦因此说这类工作值得重做,同时承认「创造力如何测量」本身就很棘手。
因为非虚构的常态是「过量采集」:几十场采访、大量亲历,最终只用得上一小部分。面对这堆材料,他的做法是离开几天到几周,忘掉一批,然后看什么还留在脑子里,就聚焦在那上面——所以他说「遗忘本质上就是你编辑的方式」。这个说法接到他采访以色列化学家梅舒朗的经历上:梅舒朗研究大麻致人遗忘,反问他「你真想记住今早地铁里每一张脸吗」,把遗忘解释为信息过载下必要的筛选机制。
他在《哈泼斯》给总编拉帕姆送审稿件时,对方每次都问: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在乎这件事?你得在第一页告诉我。拉帕姆的判断是,全知的第三人称——所谓《纽约时报》或《纽约客》的声音——暗示了一种其实并不存在的权威,同时隐瞒了读者真正需要知道的东西:叙述者的位置和动机。所以波伦编稿时总把第一人称放回去,但强调这不是忏悔式新闻,只是「把作者安置好」,他认为这是更诚实的写法。
因为读者不必被告知哪一边错,自己就会站队:草靠阳光生长,玉米靠化石燃料合成的化肥生长,一组对照摆出来,倾向自动产生。波伦说这个隐喻框架「替我干了太多活儿」,几乎完成了九成的说服工作。危险在于它绕过了论证,在近乎潜意识(subliminal)的层面起作用——他自己称之为「作弊」和「传播的黑魔法」。他随即给出反例:「大脑是一台计算机」也是一个好用的隐喻,正因为好用,才让「意识是软件、当然能造出有意识的AI」这条推论显得理所当然。所以他的要求是:隐喻既要生动,也要经得起「这真的是个等式吗」的检验。
引言的功能是设定预期、抛出问题、预告方向,但不能揭底——他类比说,讲笑话不会先说包袱,并批评学术论文的摘要惯例是「文章还没开始就把包袱抖完」。《我的空间》初版没有引言,他当时觉得直接进入叙事更优雅,结果书被反复误读:书评人批评它没给出足够信息让人照着盖房子,而这本书本来就不是操作手册,而是「如何思考建造」的书。因为没立下规则,书评人可以任意评价。十年后他补写了引言。他还提醒:电台节目组和书评编辑往往只读引言就决定要不要请你、把书派给谁。
他承认这是学生最常提的质疑:回头写开头时他已做完全部研究、知道结论,却在第一页把自己写成「笨蛋」。他的辩护是类比:我们讲任何故事时都知道结局,但不会在开头宣布;讲笑话知道包袱,也会先按住一段时间。所以这不是欺骗,而是「重建你当初无知与好奇的状态」。这么做有两个功能:一是产生悬念(作者到底答不答得出来),二是避免居高临下地说教——他明确说不该站在结论的山顶上告诉读者该怎么想。声音因此从天真逐渐变得老练,这本身就是文本的进展。
他会说这个类比错在把写作当成「表达」而不是「思考」。他的核心论点是:写作是一种思考形式,想法和隐喻大量是在写的过程中才出现的,如果把「你以为要写的」和「最后写出来的」并排比较,差别会大得惊人。打字机替换的是记录动作,AI替换的是产生想法的那段过程,失去的不是文字而是一种思考方式。他还把论证推广到写作之外:画家一笔引出一笔、一种颜色召唤另一种,作曲家、建筑师同理,过程本身是生成性的。他的结论是这东西太珍贵,不该交给机器。
部分成立,但会遇到他自己承认的张力。方法有效的部分是:亲身参与给出「第一次做某件事」的敬畏感和新鲜视角,读者更愿意跟一个普通人而不是记者走;买下534号牛让育肥场把他当客户,戒心下降,采访门路随之打开。但他也说,报道刊出后各方都很不高兴——用客户关系换来的信任,最终会被如实写作消耗掉。在调查腐败这类对抗性题材里,被访者本就设防、代价更高,这种「先做参与者再做揭露者」的路径会更快失效,且涉及知情同意的伦理问题。此外他强调自己天生不会用叙事眼光看世界,所以要靠「confect」(编织)叙事,而调查报道的主线往往由证据链而非个人体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