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 John Searle & Bryan Magee (1977)

编者按：本文为英国广播公司1977年播出的哲学对谈节目《语言哲学》的中文编译稿。对谈双方为主持人布莱恩·马吉（Bryan Magee），英国哲学家、作家、广播人；以及嘉宾约翰·塞尔（John Searle），美国哲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奥斯汀的学生，1969年以《言语行为》一书系统化了言语行为理论。全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仅删去口语枝节与重复，论证、例证与转折均按原貌保留。

语言为何成为时代议题

马吉：罗素曾说，直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前，他都把语言视为透明的东西。请记住，到那时他已四十多岁，真正为他赢得声望的哲学工作几乎全部完成了。所谓透明，是说语言只是一种媒介，他可以拿来就用，不必对它本身格外留意。我想，不仅其他哲学家如此，各类写作者，小说家、诗人等等，情形也大致相同。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那种对语言的高度自觉，是在本世纪才形成的。事实上，它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的思想特征之一。

这里牵涉的不只是对词语的浅层兴趣，而是关于根本问题的信念。比如，现在人们普遍相信，正是语言赋予我们抽象思维的特殊能力，使我们能够把握并处理无数并不在眼前的现实面向，从而以我们特有的方式与世界建立关系。许多人认为，正是这一点，而非其他，把我们与动物区分开来。基于这些理由，许多人相信我们是通过习得语言才成为自我的。倘若这些说法多半成立，那么语言对于我们的人性与个体性就具有根本意义，而这在不久以前还是无人想到的。我认为，这就是哲学家们近来对语言产生如此强烈、甚至可以说热切的兴趣的深层原因。

美国人约翰·塞尔是一位在大西洋两岸都享有声誉的语言哲学家。他最初在牛津学习哲学，五十年代初以罗德学者的身份来到那里，并在牛津任教数年，之后返回美国。他1969年出版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s）一书，可以说已是晚近的经典。他现在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哲学教授。

语言分析与语言哲学之辨

马吉：塞尔教授，有一件事我想必须在一开始就说清楚。我刚才一直在讲「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但另有一个说法，「语言学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或者「语言分析」（linguistic analysis），意思却截然不同。如果不在开头把这个区别讲明白，观众恐怕会很糊涂。

塞尔：是的，这可以说得很简单。「语言学哲学」和「语言分析」是某些技术或方法的名称，是用来解决哲学问题的手段。而语言哲学不是一种技术的名称，而是一个论题、一个哲学分支的名称。我举两个例子。语言学哲学家相信，某些传统问题，比如怀疑论的问题，可以通过考察「知道」这类词的日常用法来解决。

马吉：「知道」，K-N-O-W。

塞尔：对，「知道」「相信」「设想」「猜测」这类动词。这是语言学哲学家会去做的问题。而语言哲学是哲学之内的一个论题，其中的问题是这样一些：词语如何与实在相关联？意义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真、指称、逻辑必然性？这些是语言哲学这个论题内部的问题。

语言进入经验的结构

马吉：显然，像您这样的语言哲学家认为语言对于人类生活与人类思想是根本性的。我刚才在引言里试着解释了一些理由，但我想，听您这位专业人士谈谈自己的理由，为什么把语言看得如此核心，会格外有意思。

塞尔：首先，语言对哲学而言几乎注定是核心的。哲学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是概念的探究。但撇开哲学不谈，我认为语言之所以关键，部分正是出于您刚才提到的理由：它对于理解人类和人类生活至关重要。在没有理论反思的时候，我们往往觉得词语就像您引罗素所说的那样是透明的，我们只是把它们拿来用，给我们的经验和社会关系起个名字。可是一旦开始考察，我想我们会发现，那些被我们视为人所特有的经验形式与社会关系形式，离开语言根本不可能存在。语言确实是把我们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的最主要的东西。

我举两个例子。维特根斯坦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经验上的表现。看起来似乎显而易见，我们的经验是独立于任何语言而到来的。但维特根斯坦指出，我们的许多经验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他画了一个三角形，然后说：现在把这个看成顶点，那个看成底边。接着又说：现在把那个看成顶点，这个看成底边。你会发现你有了不同的经验。我用语言命名了你可以拥有的两种不同经验。有趣的是，这两种经验我的狗是不可能有的，不是因为它缺少光学器官，而是因为它缺少概念装置。我们要说，词语本身就是经验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琐细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宏大得多的例子。比如拉罗什福科说过（我记不得在哪里了），如果人们从未读到过爱情，那么很少有人会坠入爱河。我认为这话底下有一个真实的道理：像爱与恨这样的范畴本身影响着经验。我们的概念决定着，或者至少塑造着我们的经验。没有我们所拥有的语言范畴，我们就不可能有我们所拥有的这些经验。

马吉：换句话说，我们对世界的经验并不是这样的：世界由一大堆独立的对象组成，然后我们人类给它们贴上名称的标签，也就是词语。您是说，对象并不独立于词语而存在，词语进入了我们经验的结构本身。

塞尔：是的。让我试着说出我理解您想要表达的意思。不是说语言造出了世界，那是一种我不愿接受的主观主义。而是这样一种情形：什么算作一个对象，什么算作实在，取决于我们施加于实在之上的表征系统，也就是语言。世界并不是已经切分好成一个个对象和经验来到我们面前的。什么算作这个对象，什么算作同一个对象，什么算作一本书、一张桌子、一只玻璃杯，这是我们加于世界的范畴的事情，而这些范畴是语言性的。

马吉：您是说这对日常物件也成立吗？我现在手里拿着一杯水，我正在有一个简单的经验：看见一杯水。为了让我能有「看见一杯水」这个经验，光有某些视觉材料是不够的，我还必须拥有「杯子」这个概念和「水」这个概念。

塞尔：正是如此。

马吉：而且我还必须能够把这个经验归到那个概念之下。所以，没有某种语言装备，我就不可能有「看见一杯水」的经验。

塞尔：我说的正是这一点。

马吉：因此，我们所拥有的语言参与创造了我们经验世界所凭借的那些范畴本身。我们看见对象所用的范畴，本身就内嵌着语言。这是您的意思。

塞尔：正是这样。所以，通过语言哲学的探究，我们探究的是经验本身的结构，是整个生活方式和看待世界的方式的结构。这正是维特根斯坦的一大主题：一种语言就是一种生活形式（form of life）。我们应当把语言看作与我们的生活相互渗透的东西，而不是像他早年所认为的那样，站在生活之外为它画像。

语言何以在20世纪成为问题

马吉：我在引言里还说过，对语言使用的这种高度自觉是本世纪的特征。引人注目的是，艺术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本世纪有大量诗歌写的是写诗本身，或者写做诗人有多难；电影人拍关于拍电影的电影；戏剧也是如此；绘画则可以说把自己的技法展示了出来，甚至音乐创作也在展示自身的技法。艺术成了自己的题材，媒介本身成了关注的对象。这与语言和哲学中发生的事显然平行。您认为这些发展彼此关联吗？还是纯属巧合？

塞尔：肯定不是纯属巧合。我认为20世纪感受方式的某些特征使语言在我们看来极成问题。不过有一点我想和您唱个反调：并不是哲学家到了20世纪才突然发现语言。洛克把《人类理解论》整整一卷用来讨论语言，休谟有语言理论，再往前追溯到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也有语言理论。所以这不是我们新近的发现。但我想您的要点是，而且我完全同意，语言变得成问题了。用您引罗素的话说，它不再是透明的了，不再是可以让我们直接看穿而抵达世界的东西，它本身成了一个问题。

我认为这与19世纪末发生的信心的巨大丧失、理性的衰落大有关系。人们说不清现代主义究竟兴起于何时，但这是艺术中现代主义的一部分。正如您所说，哲学中对语言复杂性和成问题性质的同样意识，不可能只是巧合。把密尔和后期维特根斯坦对照一下，您就能看到我所说的这个断裂。

从笛卡尔到弗雷格：意义先于知识

马吉：您强调的是，对语言的自觉在哲学中其实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可能比诗歌等艺术还要早。那么，是哪些具体的哲学发展使它在本世纪以这样的方式达到顶点？

塞尔：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题目，我从中挑出几条线索。首先是一条历史发展的线索。三百多年前，笛卡尔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什么是知识？知识如何可能？如果把这个问题认真对待，而哲学确实这样做了，它是笛卡尔之后几个世纪的中心问题，那么最终它会把你引向一个我认为几乎不可避免地显得更为根本的问题：我们的心灵究竟是如何表征世界的？「什么是意义」这个问题渐渐显得比「什么是知识」更为优先。

导向这一点的还有一些具体的历史因素，尤其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数学家弗雷格的工作，以及20世纪初罗素的工作。两人都在探究数学的基础和数学知识的本质，并由此发展出关于语言表征本质的理论。为了回答数学的本质是什么、数学陈述里发生了什么，他们被引向了关于陈述行为本质的根本问题。

马吉：怎么会这样？数学知识看起来纯粹抽象，用希腊字母之类的符号进行，它与哲学家现在分析的那种日常陈述之间有什么关联？

塞尔：关联有很多，但一个基本的关联是：数学真理的本质是什么？弗雷格和罗素都主张数学实际上是逻辑的延伸，数学陈述在某种意义上是依定义为真的。为了展开这个主张，他们需要一套真理论和一套逻辑理论。而一旦他们开始发展这些，我们就已经身处语言哲学之中了。

马吉：换句话说，对真的探究发展为对意义的探究，进而发展为对陈述、语句等等的分析。

塞尔：从历史上看，我认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两条路线与语言学的闯入

马吉：那么我们是怎样从世纪之交的罗素走到今天的？

塞尔：我想可以辨认出几条发展路线，而奇怪的是，维特根斯坦在其中不止一条里都扮演了关键角色。一条路线从早期维特根斯坦经由卡尔纳普等逻辑实证主义者（我想罗素的工作也应归入这一条）一直延伸到今天蒯因和戴维森这样的哲学家。这条路线主要关心意义与真之间的关系，其关键问题往往是：一个话语的真值条件是什么？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确立或判定语句之真的条件。显然，这条路线与科学哲学联系更密切。

另一条路线是后期维特根斯坦，还有奥斯汀和格赖斯这样的哲学家，我想我自己也属于这一条。它更关心语言使用的问题，把语言看作人类行为的一部分。那里的关键问题不是意义与真的关系，而是意义与使用的关系，或者意义与说话者作出话语时的意图之间的关系。这是我看到的两条正在发展的路线。我不想给您留下这两条路线彼此完全独立的印象。

马吉：不，它们以各种方式重叠、交织、互动。

塞尔：然后还有第三条路线，近年来变得非常突出，那就是语言学这门科学。在当代语言学家中乔姆斯基的名字最为显赫。语言学开始以从前没有过的方式与哲学互动，这种情况其实是相当晚近的事，是1957年以后才有的。

马吉：塞尔教授，您一下子提出了这么多要点，我想在往前走之前先做个回顾会有帮助。我们在讨论语言，这个由词语、话语和声音构成的奇妙现象，它对我们的人性、对我们应对生活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如此根本。可以说这个过程有两个主要的端点。一端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与其对象的关系，与我们谈论的世上万物的关系。另一端是语言与语言使用者的关系。这就给了我们所考察的这门学科的历史上两条发展路线。一批人集中讨论词语与其对象的关系，这使他们去分析语句和陈述，使他们首先考虑陈述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说是真的或假的，进而发展出形式化的真理标准等等。这是您提到的一条路线，您点了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和戴维森的名字作为主要人物。

塞尔：还有蒯因。

马吉：当然还有蒯因。另一条路线则与此有趣地不同。它考虑的是语言的主体而非语言的对象，也就是使用语言的人。那里的问题关乎他们的意图：他们用语言做什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不过您没有说这条路线的主要人物是谁。

塞尔：不，我说了：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我还会加上格赖斯、斯特劳森以及其他一些人。

马吉：好，这就是语言哲学的两条主要发展路线。然后作为第三条，您把乔姆斯基和语言学也扔了进来。

塞尔：不是我扔进来的，是它自己冲进来的。

马吉：它自己冲进来的。好，现在我们有了这个领域的草图。为了清楚起见，我们一条一条来。先讨论那个关心语言与其对象之间关系的学派，用最著名的说法就是「词与物」。您能展开说一说吗？

词与物：从图像论到戴维森

塞尔：我是不是可以通过介绍几位核心人物来展开？我想这或许是一条路子。

马吉：好的。

塞尔：这个领域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他在其中阐述了一种非常有力的语言理论：语句在他看来实际上是图像，是事实的约定化了的图像。不是说语句真的看起来像事实，而是说语句进行表征的方式与图像进行表征的方式在结构上相当接近。这种被称为「意义图像论」的理论构成了他语言理论的基础。他后来放弃了这个理论，但他的《逻辑哲学论》对一个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流派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这个流派两次大战之间以维也纳为中心。我认为他们至少部分地误解了维特根斯坦，把证实问题，也就是我们如何证实一个命题，当作意义的中心问题。他们的口号叫「证实原则」。他们提出的关键问题是：为了知道一个语句意谓什么，我们必须做什么才能查明它是否为真？这是「一个陈述的意义就是它的证实方法」这一主张的一种表述。他们还接受这样一个观念：一切陈述要么是分析的，要么是综合的。

这个群体的领军人物，也许是最主要的人物，是卡尔纳普。尽管他的观点多年间变化很大，我认为他主要以这样一种语言观闻名：语言主要由或真或假的陈述构成，陈述的意义与其证实方法密切相关，以至于我们可以用证实来定义意义。

再往后到晚近的蒯因。蒯因最著名的、他单篇最有名的作品是对分析与综合之区分的攻击。也就是说，他攻击这样一个观念：我们能够在凭借意义而为真的真理与凭借事实而为真的真理之间划出清楚的界线。这在他更晚近的工作中导向了我只能称之为对意义概念的整体拒斥。蒯因采取了一种行为主义的语言观。他把我们看作被各种刺激（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轰击的存在物，然后我们作出语言反应。所谓意义，说到底不过是我们作出语言反应的倾向。除了这些语言反应的倾向之外，并没有什么叫做「意义」的东西在我们心里流转。所以蒯因的行为主义与他的经验主义密切相关。但讽刺的是，这使他拒斥了上一代经验主义者看来是基石之一的东西，也就是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他那篇著名的文章叫《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我讲这些是不是太快了？

马吉：不，不快。

塞尔：那我接着讲戴维森？

马吉：是的，戴维森是您提到的人里还没讲到的一位。顺便说一句，戴维森在英国影响极大，我甚至要说他在英国比在自己的国家更有影响。这也许有很好的理由，他无疑是一位非常有力量的哲学家。

塞尔：戴维森主张，意义与真之间存在比先前哲学家所意识到的，或者至少比他们明确说出来的更为密切的联系。这个联系是：如果我们想要一种语言的意义理论，得到它的途径就是找到一组原则，使我们能对该语言的任何语句推导出它在什么条件下为真。所以对戴维森而言，一种真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意义理论。意义与真之间没有鸿沟，一旦我们有了一种理论能说清语句的真值条件，那已经就是关于该语言语句意义的理论了。

言语行为：从物理到语义

马吉：塞尔教授，我想我们不必再深入这几位的工作了。现在应该转向您提到的第二条主要路线，也就是关心语言使用者意图的那条路线。这里的中心概念是「言语行为」（speech act），对吧？这正是您那本名著的书名。这个想法是：语句并非悬在虚空中，并非独自、自主地存在于宇宙里。它们是由人产生的，总是在实际情境中产生的，总是为了某个目的、为了做成某件事而产生的。这个想法是不是说，只有理解了语言使用者的意图，理解了他说出某话时在做什么，你才能理解意义？您能接着谈谈吗？

塞尔：好，我接着说。在我们现在谈的这个传统里，并不是拒绝「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这个问题，而是把这个问题放进一个更大的语境。现在问题变成了：语言行为是什么样的一种行为？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是设法解释说话者的意图、他受规则支配的意向性行为如何把语言与世界联系起来。因此「语言如何与实在相关联」这个我认为是语言哲学中最根本的问题之一，也许就是那个最根本的问题，被并入了我认为更大的一个问题：人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使他们能够像您先前说的那样发出一些声音，而这些声音竟有如此惊人的后果，其中一个后果便是它们确实与实在相关联？

对我来说，在这个传统里，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从我嘴里发出的声音走到我们归于这些声音的所有那些语义属性？毕竟，从物理的角度看，我嘴里发出的声音是相当琐屑的东西。我的下巴张开合上，弄出这么一阵响动，声音就出来了。语言学教科书里有一大堆关于我喉咙和嘴巴里那些可笑构造的东西，让我得以做到这一点。但从物理上看，这一切都相当平淡无奇。然而最不寻常的事情却发生了。我们说这家伙作了一个陈述，或者提了一个问题，或者下了一道命令、给了一个解释；我们说他讲的话是真的或假的、有趣或乏味。我们把这一切非凡的属性归于它，而其中一组属性就是那些与世界相关联的属性。

第二条进路背后的基本想法是：语言与世界相关联的方式，是人如何去建立这种关联的事情。至少在我所理解的这个传统里，基本的术语正如您所说，是「言语行为」这个概念。人们相互交流时，无论口头还是书面，都在实施一系列我们有名称的行为，比如作陈述、提问题、下命令、发指令、道歉。顺便说一句，奥斯汀声称他可以在英语里列出大约一千个这样的动词和动词短语。

这就是那条替代的传统。我必须说明维特根斯坦在发展这一传统中极其重要的作用，我指的是后期维特根斯坦。但如果我说他会同意我说的一切，那就是误导。我认为有一个基本的分歧点。维特根斯坦虽然确实是为语言哲学指出这个方向的人，是他提出把语言看作人类行为的一种形式、看作一种生活形式，但他抵制建立关于语言的一般理论。他认为在做哲学时，任何一般性的理论化都几乎注定导致歪曲和谬误。所以，尽管我把自己看作至少部分地受维特根斯坦工作的启发，我想他会拒斥我个人努力追求的、我认为奥斯汀也在追求的那种理论倾向。

奥斯汀的施行式与以言行事

马吉：我正要说，这个传统里除了后期维特根斯坦之外的另一位真正的大人物是J.L.奥斯汀，牛津哲学家，可惜已经去世了，走得相当早。而您正是奥斯汀的学生。

塞尔：确实是。

马吉：「言语行为」这个术语是他发明的。您能稍微讲讲吗？

塞尔：这个术语不完全是他发明的。它在某些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那里已经存在，比如三十年代的布龙菲尔德。但在现代的意义上，它是奥斯汀的创造。他是通过一条相当有趣的路径达到这个概念的。在奥斯汀之前，语言哲学家主要关心的是那些或真或假的话语。正如我前面所说，证实占据了突出的地位，甚至有人问不可证实的命题究竟能不能说是有意义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主张不能。奥斯汀作了一个有趣的观察。他注意到，有大量话语根本不打算成为真的或假的。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婚礼上，牧师问「你是否愿意娶这位女士为你的合法妻子」，那个说「我愿意」的人，按奥斯汀的说法，并不是在描述一场婚礼，而是在参与一场婚礼。也就是说，他的话并不打算成为关于任何事情的或真或假的描述，他是在实施一个行为。

奥斯汀随后注意到一整类这样的话语。当我说「我承诺」「我打赌」「我道歉」「谢谢」「我祝贺你」的时候，这些他称为「施行式」（performatives）。他于是作出一个区分：一边是这些「说某话即是做某事」的情形，说出这些程式化的话语就是在做事；另一边是他所谓的「表述式」（constatives），也就是那些确实打算成为真或假的话语。但后来这个理论经历了一次有趣的蜕变。他发现自己没法把施行式与表述式的区分弄得真正精确。表述式那一类本该是「说」，施行式那一类本该是「做」。可他发现，说当然也是一种做。这就导向了他所谓的言语行为一般理论，把我们所有的话语都看作言语行为。

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意义的基本单位就是言语行为。当我们问「他那样说是什么意思」这类问题时，我们寻找的正是他作出那个话语时所怀的意图，也就是说，他在实施什么样的言语行为：陈述、提问、命令，等等。而在言语行为之内，我们还需要区分两样东西：一是这个言语行为属于哪一种，是陈述、提问还是命令；二是它的内容是什么。我可以预测你将离开房间，也可以命令你离开房间，还可以问你是否将离开房间。在某种意义上，我想说这些话都有同样的内容，只是它们具有奥斯汀所谓的不同的「语力」（force）。

他对此有一个标签，叫「以言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s），也就是基本的言语行为：我们说某事，并且把它作为陈述、问题或命令来说。与此相对的是那些可以用它们在人身上产生的效果来描述的话语行为，比如我是否说服了你、逗乐了你、让你厌烦或让你恼火，这些他称为「以言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s）。我认为他分类法中的这一部分让我们看清了我们要追猎的目标：探究的对象是以言行事行为，这一大类包括作陈述、提问、命令、道歉、致谢、祝贺等等。如果我们去考察这些行为（可惜奥斯汀没有活到真正做这项考察的时候，但我一直在做，其他人也在尝试），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以言行事行为的结构是什么？

我认为这是从奥斯汀那里派生出来的，我先前提出的那个问题正是以这种形式定了型。如果我们问的是我所说的「如何从物理走到语义」，那么它现在被转译为：我们如何从话语走到以言行事行为？所以您可以看到从奥斯汀出发的一条发展线索。但我要再次强调，维特根斯坦不是这样的。他确实启发了其中的大部分，但他会认为以这种理论化的方式去做，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歪曲语言的巨大复杂性与微妙。

意向性：语言与行动的汇合

马吉：您自己可以说接过了奥斯汀的这项工作，并在进一步推进。您的《言语行为》问世已有好几年了，您现在在做什么？

塞尔：实际上我在试图把这项探究推向下一个阶段。如果我们真的认真对待「说一种语言就是从事一种行为」这个想法，那就会问：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的行为？行动的什么东西在这里显得如此关键？这与我心目中当代哲学的两个中心问题联系在一起，而且我认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会合了。这两个问题是：第一，语言如何与实在相关联，所有语言哲学家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关心它；第二，人类行动的本质是什么？实施一个行动是怎么回事？解释一个行动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科学的方法在人类行为研究中没能给出它在别处给出的那种成果？说得更尖锐一点，为什么那么多社会科学显得乏味而没有产出？

这两个问题，或者说两族问题，会合之处我想说就在哲学家所谓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这个概念上。意向性这个术语是布伦塔诺引入的，本身是一个中世纪的术语。至少按我的用法，某些心理状态所具有的指向世界中的对象和事态的特征，就是我，以及这个传统里的人，所说的意向性。想想我们的信念、恐惧、希望和欲望，它们在这个意义上都是意向性的。如果你相信，你必定相信某某情况成立；如果你恐惧，你必定恐惧某个东西。而疼痛、发痒、痒感则不是这样有所指向的，它们可以说是独立的，不指向世界中的对象和事态。

意向性这个概念与语言哲学的关联是这样的。我们一直在提的那个问题，而在哲学里，把问题提对就是成功了一半，如果你能把问题提得恰到好处，你就已经走在通往解答的路上了。我现在想把那个问题重新表述为：既然我们的心理状态可以说是内在地具有意向性的，它们不可能不指向世界中的对象和事态，那么问题就是，心灵如何把意向性施加到那些并非内在地具有意向性的对象之上？因为我嘴里发出的声音，如我先前所说，只是声音而已；我在纸上画下的记号，博物馆墙上挂着的画，说到底也只是物理对象，是涂抹了颜料的几块画布。现在我们要问：这些相当平常的、中等尺寸的物理现象，如何获得这种非凡的能力，能够表征世界，而且以不同的以言行事模式来表征，成为陈述、问题、命令，或者成为布莱恩·马吉的画像、黑斯廷斯战役的画像？我认为，正是在意向性这个问题上，语言理论与行动理论汇合了。

所以言语行为理论有一种双重的锋芒。一方面，把语言看作行动，把说话看作人类行为的一种形式，我认为你会对语言获得更深的洞见，会看到它如何（用维特根斯坦的隐喻）与我们其他行为咬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把语言的这种表征特征、这种意向性带回到你的行动理论里，你也会看到行动本身如何具有一种意向性。在语言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上，说行动也可以是有意义的并不是多大的跨越，我们的意图本身就是对我们将要做的事的一种表征。

说了这些之后我要补充一句：我不是要回头去为「机器中的幽灵」辩护，不是要说有各种神秘的心理事件在某种古怪的心理介质中发生。我不是要回到笛卡尔。有人以为意向性的逻辑特征，也就是心灵如何表征世界的问题，无论是在我们的心理状态、信念、希望、恐惧之中，还是在知觉之中，还是在语言这种公共性的表征之中，必定与笛卡尔的问题相同，即「我心里正在发生什么？我说话时我的灵魂里是否发生着某种古怪的心理事件？」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错。所以我要把笛卡尔式的问题、关于意识本质的问题，与我心目中关于意向性的基本问题分开来：心理状态如何表征？它们如何具有这种让对象去表征的非凡能力？这样看吧：单纯的物如何能够表征？一个单纯的对象或一阵声音如何能够代表世界中的某个东西？所以我目前的研究实际上是从言语行为退后一步，进入更基本、更原始的问题。言语行为问的是：语言如何表征世界？我现在关心的问题是：任何东西如何能够表征任何东西？我认为这就是关于意向性的问题。

乔姆斯基的贡献与局限

马吉：塞尔教授，这场讨论还留下一个线头，我想在节目结束前把它拾起来系好。您先前勾勒这门学科的整体状况时，提到语言学，尤其是乔姆斯基的工作，是这幅图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最后收尾之前，我必须请您简要谈谈他。

塞尔：好的。说乔姆斯基在语言学中掀起了一场革命，我想毫不夸张。他所做的是把句法置于语言的中心。这本身还不算革命，在他之前已经有人这样做了。但他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做的。他问：我们如何得到一组有限的规则，能够生成一种语言的全部语句，并且只生成该语言的语句？然后他表明这些规则必须具有某些非常特殊的逻辑特征。这对哲学的影响相当有趣，而且体现在不同的领域。一个明显的方面是，它给了我们新的句法工具来研究语言。以我自己为例，我用乔姆斯基的一些装置来试图说明不同的言语行为如何在英语中通过不同的句法形式实现出来。我想对其他语言也可以做类似的研究。

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乔姆斯基被引向了如下结论。他得出的句法极其抽象和复杂，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小孩子怎么可能学会它？你没法教一个小孩公理集合论，而乔姆斯基表明英语比公理集合论复杂得多。小孩子怎么能学会这个？他的回答相当有趣。他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本来就已经知道了。把心灵设想为一块白板是错误的。实际情况是，一切自然人类语言的形式在孩子出生时就已编入其心灵之中。在他最强硬的时候，乔姆斯基说孩子一出生就拥有关于普遍语法的完善知识，接触语言只是触发了这种先在的知识，使它在各种不同的自然语言中实现出来。对普遍语法这个想法过去有一个传统的反驳：可各种语言差别那么大，英语和汉语如此不同。乔姆斯基的回答是，尽管它们在表层上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底层结构或深层结构，编入孩子心灵的正是这个。这在我看来是乔姆斯基的积极贡献，我认为它确实了不起。

但我认为存在某些局限，而这些局限与语言学当前的混乱状态有关。乔姆斯基把人本质上看作一种句法动物。他从不问这样的问题：这些句法形式是用来做什么的？他的句法观是，语言句法的理论必须用纯粹句法的术语来陈述，也就是说，我们不得说这些形式意谓什么，或者人们应当怎样使用它们。乔姆斯基实际上否认了在我看来是真的一件事，即语言的目的是交流。他不认为是这样。

马吉：他认为是表达。

塞尔：对。他认为语言的本质是句法，句法是编入我们身上的，我们正如我说的是句法动物。我认为这导致他的研究有某种局限。我认为关于句法最有趣的问题是形式与功能如何互动，我想问的是：这些句法形式是干什么用的？对我来说，语言是用来说话和写作的。所以我要说，除非我们有了对语言使用的研究，否则句法的研究永远是不完整的。当然，这是一个事实问题。长远来看，研究最终可能表明他是对的而我是错的。但我的直觉是，没有一种关于人用语言做什么的观念，我们就不会理解语言的句法以及语言是如何演化的。这又回到了言语行为。

展望：语言哲学的三条前路

马吉：塞尔教授，您对语言哲学的现状，以及它如何从过去发展而来，作了一次极好的综述。作为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您用一些有根据的推测来结束这场讨论：它在最近的将来会怎样发展？

塞尔：我试试看。我把水晶球落在伯克利了，不过没有它我也看看能说些什么。首先，语言学现在是一门蓬勃发展的学科，这势必会持续下去，部分原因是它的经费如此充足。我认为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会发现彼此有用。我们的互动比过去多了，我发现自己出席语言学会议，也邀请语言学家来哲学会议上发言。所以，虽然乔姆斯基的范式已经瓦解，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不再有它在乔姆斯基范式鼎盛时期看似拥有的那种统一的发展，虽然这个领域如今有点乱，但在我看来它会继续发展下去。语言学将成为语言哲学家极大的助益来源，尽管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的兴趣方向当然不同。语言学家的兴趣是事实性的、经验性的，他想知道关于语言的事实是什么。哲学家的兴趣更多是概念性的，他想知道意义和交流究竟如何可能。用一个老派的行话说，他的问题是先验的（transcendental），而不只是经验的。这是我认为会持续下去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我认为目前在英国和美国某些地方正在兴起的，是蒯因和戴维森的工作，尤其是戴维森的这个想法：可以经由真理论得到意义理论。它的吸引力在于你得到了定义良好的问题，可以用现代数理逻辑的装置来陈述的问题。顺便说一句，这也是奥斯汀喜欢的那类问题，合作性的集体努力能够产出成果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一矿脉远未开采殆尽，我们会看到戴维森传统里做出大量有意思的工作。

最后我要说，我感兴趣的那类东西，我认为也会继续引起人们的兴趣。我很有兴趣地注意到，在欧洲大陆，长期以来他们做哲学的方式与我们做哲学的方式之间似乎隔着一道铁幕，法国和德国哲学看起来与英美哲学如此不同，而现在他们对我们一直在谈的语言的这个方面越来越感兴趣。

所以我至少看到这三股工作在进行。后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当然，我把乔姆斯基本人也算在我所谓的「后乔姆斯基」之内）会继续发展；戴维森式的形式语义学会有越来越多的工作，我认为那里会做出许多有用的东西；然后是关于语言使用和意向性的这些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一片非常丰饶的田野。

马吉：也会有越来越多塞尔式的工作。非常感谢您，塞尔教授。

塞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