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耶鲁大学哲学教授谢利·卡根(Shelly Kagan)"死亡"公开课第二十三讲的实录。这一讲承接此前对死亡本质与情感回应的讨论,转向一个更切身的问题:既然我们注定要死,应当如何度过此生。讲座恰逢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去世次日,卡根由此说起。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仅删去口语枝节,论证、例证与转折均按原貌保留。
上一讲结束时,我引用了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几句话。那是他在一部小说里写下的临终祷告,大意是表达感激:无论你的人生装了什么内容,至少你活过。用他的话说,大多数泥巴没有运气坐起来,而他很庆幸自己是坐起来的那一小撮泥巴,他爱他见到的一切。我读那段话的时候,并不知道冯内古特头天夜里刚刚去世。课一结束,一位来旁听的客人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所以今天不能不提一句:冯内古特活到八十四岁,我希望他直到最后一刻都明白,自己是多么幸运,能做一回坐起来的泥巴。
接下来我要转向的问题是这样的。前面几周,我们已经梳理了关于生与死的种种事实。那么,既然知道自己终有一死,我们该怎样活?先前我们讨论过面对这一事实应当抱有什么样的情绪。我刚刚也提醒过大家,我的主张是:尽管最常见的反应是恐惧甚至惊惶,但更恰当的态度或许是感激,庆幸自己竟然能有一段生命,能活过一场。可是,具体到怎样活,答案又是什么?
第一个跳进脑子的回答听起来几乎像个玩笑。我想说的是:既然我们会死,注定会死,那就得小心。
从前有部警匪剧叫《山街蓝调》(Hill Street Blues)。每一集开头,警长都要把当天要处理的案子和调查布置一遍,然后打发警员们出门,临了总要加一句:"外面小心点。"不过我说的小心,并不只是那种字面上的小心:你不留神,没看见街上开过来的车,被撞上,一切就此结束。
我们会死这件事,直觉上似乎要求一种特别的小心,因为人只能活一回,没法从头再来。所以看上去,有死性(mortality),也就是我们的寿命有限这个事实,逼着我们面对一个直觉:我们可能把人生搞砸,可能活错。
不过我身上那个爱较真的部分要指出,严格说来,得出这个结论的不可能是有死性本身。哪怕我们长生不死,也仍然可能活错。毕竟,不管你往人生里装了什么,一段无限的、不朽的生命仍然会呈现为某个特定的行动与活动的模式,而这个模式仍然可能不是你所能选择的最好的那一个。所以,"把人生搞砸"、"活错了"这种可能性,无论我们会不会死,都同样存在。
然而即便如此,有死性似乎还是额外添了一重风险,一重搞砸的危险。假设我们永生不死,举个再简单不过的例子:想象有个人把整个永恒都用来数整数,一、二、三、四、五、六。这样的永恒,价值也许比不上用来做别的事的永恒,比如做更复杂的数学。可是,就算你数了一百万年、十亿年整数,然后才意识到这毫无意义,你随时可以推倒重来,去做更有趣、更深刻、更有价值的数学。不朽给了你重新开始的机会,给了你重来(do-over)的可能。于是我们会想,死亡之所以格外糟糕,我们之所以为有死而忧虑,也许就在于它剥夺了重来的机会。
但这也不完全对。就算你不能永生,只活八十年或一百年,你照样可以在二十岁、三十岁、五十岁时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决定换一条路。所以,并不是死亡本身让重来的可能性消失了。尽管如此,一想到死亡会在某个时刻到来,我们还是会被推向这个念头:必须非常小心。因为既然会死,我们能用来重来的时间就只有那么一点。
我们可能发现自己犯的错,其实分两类。一类是,我们在目标上做了糟糕的选择,瞄准的东西本身就不对。另一类是,就算目标选对了,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却做砸了,于是不得不真的从头再来,再试一次。所以我们要有两种小心:目标上的小心,和执行上的小心。因为可以说,我们用来重来的时间相当有限。
不过,那个爱较真的部分又要说话了:严格讲,光凭我们会死这件事本身,还推不出我们必须格外小心。想想看,假如世上值得做的事其实没有多少,而且这些事也不怎么复杂,做好它们也不怎么难。假设值得做的事只有五件,就算不能每一件都一次做对,顶多也就试两三回,而所谓一回,不过是一两个小时。那样的世界当然贫乏得可怜,只能给我们这么一点东西。可是,如果世界真是那样运转的,而我们又有一百年可活,那我们根本不必为小心操心。我们有的是时间去追求这五件值得拥有的东西,也有的是时间把五件事一一做对。一百年绰绰有余,我们不需要小心。
所以,要求我们小心的,不只是我们会死这件事,而是这样一个事实:相对于世上有多少值得追求的东西,相对于得到这些东西并把它们做好有多复杂、多困难,我们的寿命实在太短。正因为值得做的事太多,做好它们又太不容易,我们才必须小心。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东试一点、西碰一下、瞎折腾。那样过日子的人,到头来很可能发现自己瞄准的东西并非最好的选择。倒不是说那些东西完全不值得拥有,而是说,考虑到我们时间有限,我们身上还压着一层额外的负担:必须判断哪些东西最值得追求。我们还得面对这样一种可能,就是回头一看,发现自己没能做出最好的选择,瞄错了东西。不一定是不值得拥有的东西,但考虑到我们能往人生里装的东西数量有限,在这个意义上,选错了。我们还可能发现,在追求这些东西的过程中,自己不够小心,不够专注。因为,虽然按人生的实际情形来看,你确实有重来的机会,但你没有时间重来太多次。所以,死亡逼着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小心。
我想到一个类比:一位音乐人走进录音棚,准备录一张专辑。他的保留曲目就那么多。如果时间够长,比如在棚里待上一个月,那他大可以随便先唱几首试试。这几首也许不是最值得录的,但先试试再说。第一遍没唱好,再录一遍,再来第三遍、第四遍。时间充裕的话,开工之前或进行当中就把"我该录哪些歌""能不能一遍或者顶多两遍过"想清楚,并不那么紧迫。可如果你在棚里不是一个月,而是只有一周,甚至只有一天,一切立刻紧迫起来,时间变得极其珍贵。你必须早早决定:到底哪些歌值得录?其他歌也不错,但这几首显然是更好的选择。而真正录的时候,你也不能再马虎大意,得力争一遍过,最差也要两遍过。
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的处境。这不只是因为我们会死,还因为这个世界如此丰富得惊人,给了我们那么多东西,那么多关于什么值得追求的选择。而其中许多东西又是那么难以做成。尽管我们有重来的机会,既可以改变心意、换一个目标,也可以对已经选定的目标再试一次,但我们必须小心。死亡这个事实要求我们专注,要求我们小心。
说到这里,紧接着的问题自然是:好,我专注了,我小心了,那我该拿人生做什么?该往里面装什么?
课上先前讨论过,活着本身也许就有某种价值。但无论对此持什么立场,另有一点同样确定:让我们的人生有价值的,还有人生的内容。于是我们要问,我们该往人生里装些什么样的内容?
这个问题我不打算回答。追问"人生中真正值得追求的是什么",已经走到了另一个问题的边缘:"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当然是个重要的问题,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但那是另一门课的事。既然已经走到边缘,我现在要退回来。
不过,粗略地说,我们至少可以区分出两种策略,值得停下来想一想。两种策略背后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念头:我们时间不多,所以要往人生里尽量多装东西。但落实这个念头,有两种基本路数。
第一种策略说:目标定得太高就有失败的风险,所以你应该满足于那些几乎稳拿的目标,比如美食、友伴、性、冰淇淋。有一道论文题请你们思考这样一句话:"吃吧,喝吧,快活吧,因为明天我们就死了。"这就是第一种策略。明天就死,所以趁还在,把能装的都装进去,去追求那些成功率极高的东西。
第二种策略说:那固然不错,你确实有很大把握能得到那些东西。可第一种策略的毛病在于,它能得到的好东西,那些十拿九稳的好东西,都太小了,只是些小土豆。人生里最有价值的一些东西,恰恰是不那么唾手可得、没有成功保证的:你可能想写一部小说,谱一首交响曲,或者结婚成家、抚养子女。第二种策略的拥护者主张,这些才是人生所能给予的最有价值的东西,装满这些大东西的人生,比装满小土豆的人生更有价值。
我想,"吃喝快活"策略的信徒大概不喜欢"小土豆"这个叫法,但第二种策略的拥护者很可能就会这么说。而在我看来,如果问题只是"哪种人生更好",如果有保证,如果上帝对你说:"你要哪一种?我保证你能得到。是装满吃喝的人生,还是装满成就的人生?"那么我们大多数人大概会答:装满成就的人生更有价值。麻烦当然在于,成就更大的人生,或者说追求更大成就的人生,同时也是失败几率更大的人生。你立志写出伟大的美国小说,十年过去,还没写完;二十年过去,你认定自己没这个本事。你想创办一家公司,公司倒闭了。那么,正确的策略是什么?
我猜很多人倾向于说:有第三种策略,那才是显而易见的正确做法,就是找对配比。追求一定数量的,该叫什么呢,大土豆,追求一定数量的大成就,因为一旦做成,人生的价值就更高;同时也撒上一些小东西,至少保证你从人生中确实得到了点什么。这话也不错,但它马上把我们带到下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配比?这个问题我同样不打算回答。但选了"吃喝快活"那道题的同学,我其实就是在邀请你们思考这个问题。
换一个思路。刚才说过,不管是追求大东西还是追求小东西,背后的想法都是"尽量多装"。这个想法似乎默认了一点:只要人生的内容有价值,那就越多越好。可以说,这是两种策略的共同地盘:越多越好。
先前我论证过,不朽其实并不是好事。世界再丰富、再美妙,人生的好东西终究会耗尽,永生会变得可怕。但话说回来,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我们大多数人,离那种境地有多近。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三十岁死,就失去了活到四十岁本可以得到的好东西;四十岁死,就失去了活到五十、六十、八十岁本可以得到的好东西。所以有一点我们倾向于同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活得越长越好。
假设有一段五十年的人生,你活出了一定的价值,比如一百个价值点,不管我们用什么单位来衡量一段人生有多好。我们会说,同样的价值水平,与其只过五十年,不如过一百年。没错。可以说我们都同意,生命的数量是好东西,这似乎很可信。但我们马上又要补充:生命的数量固然重要,却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生命的质量同样重要。这一点也没什么争议。如果让你在"五十年、一百个价值点"和"五十年、一百三十个价值点"之间选,你会选后者。寿命长短不是我们唯一在乎的,人生整体的质量也是我们在乎的。至于究竟是什么让一段人生比另一段更好,这也是前面讨论过的话题。总结起来就是:既要看质量,也要看数量,或者说长度。
我刚才之所以改口,是因为你可以说,若从数学上想,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数量问题,只要我们在衡量数量时记住,要量的不只是人生的长度,还有那个方框的高度。五十乘以一百,方框的面积是五千个单位。我知道这里又会有人笑,请想象一下我们这个小单位:一年里一个单位的质量,就是一个"质量年",随便叫它什么,这里是五千个单位,那里是六千五百个。
可以说,把寿命的长短和人生的质量相乘,就能同时容纳"长度重要"和"质量重要"这两个想法。不必纠结这些数字,仿佛这里有什么精确性似的,底下的思路很清楚:方框的面积代表你在五十年里往人生中塞进去的总量。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各种人生来比较了。比如,我可以活五十年、每年一百三十点,也可以活一百年、每年略低一些。我们会说,质量低一点,但时间长得多,最后那个方框装的总价值更高。就是这么回事。
但我们要问的是:有了这种更丰富的数量概念,用寿命长度乘以活着时的好坏程度,它是否给了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以恰当的位置?是否给了人生的质量以恰当的位置?让我再画几个不同的方框,几种可供选择的人生。
假设你有一段很长的好日子,一百五十年。为了具体,我们给它五十个质量点,面积就是七千五百。为了让大家有个感觉,假设迄今为止地球上最好的人生也只值十分,那么五十分就是不可思议的人生,而且你能过上一百五十年。非常好的人生。
现在拿它和另一段人生比。假设这段人生就任何时刻而言都不怎么样,只有正一分。零分是不值得过、但也不比不存在更糟的人生;负分大概就是死了反而更好的人生。这段人生只是勉强值得过,正一分。但它极其漫长,长到我没法按比例画出来,所以中间用省略号。假设它延续三万年。算术很简单:三万乘以一,面积是三万。好,现在在这两段人生之间做选择,A 还是 B?
按数量算,按我们这种加强版的数量,也就是长度乘以高度,B 拥有更多我们在乎的东西:三万对七千五百。然而我们大多数人想到这个选择,都不觉得 B 是更可取的人生,尽管价值的数量更大。假设我们真能衡量塞进人生里的好东西的总量,B 就是把极少极少的一点点摊在极长极长的时间上。数量更大,A 却似乎更可取。
至少对于和我有同样想法的人来说,这未必人人如此,你可以说,人生并不全在于数量。或者说,当我们试图把质量考虑进来的时候,问题不在于质量无法衡量,而在于,如果你把质量的重要性折算进数量,让一切都归结为你得到的总量,那么 B 的总量确实比 A 大。如果你不认为 B 是更好的人生,那就说明,总量并不是全部。
那么在 A 和 B 之间,我们还能依据什么来选择?很自然的回答是:A 虽然更短,却达到了一种峰值,一种高度,而 B 在任何地方都不曾接近那个高度。也许,在评价人生、在互相竞争的人生之间做选择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好东西的数量,还得看峰值,看高度。选择人生时,重要的不只是你总共装进去多少,还有你在一生中拥有过或做成过的最大的好是什么。也许我们该得出结论:质量可以压倒数量。
也许只要质量到位,数量就退居次要。是的,也可能这样:如果能有一段更长的人生,其中做成了伟大的事,那么比起一段更短的、同样做成了伟大的事的人生,还是长的更好。数量也可能重要,只要我们认为质量才是最重要的。但这一理论还有一个更激进的版本,它说:其实只有质量重要,只有峰值重要。
这正是荷尔德林在《致命运女神》(To the Parcae)一诗中表达的立场。这首诗出现在我布置的一篇文章里,让我在这里把它读一遍。
(教授在此朗读了荷尔德林的《致命运女神》,即《致帕耳开》。诗人向伟大的力量祈求:只要赐我一个夏天和一个秋天,让歌唱成熟,我的心便甘愿死去。灵魂若在生时未曾得到它神圣的权利,就无法在冥界安息;但只要我心心念念的、神圣的诗篇得以完成,那就欢迎你,阴影世界的寂静。纵然琴弦不能随我下去,我也心满意足:我曾像诸神一样活过,此外别无所求。译文依据考夫曼一九七六年英译本。)
荷尔德林是在说,他根本不在乎数量。只要能成就伟大的事,只要能登上高峰、用诗歌做成伟大的事,那就够了。一旦像诸神一样活过,此外别无所求。
所以,在思考我们想拿人生做什么的时候,光有前几周开始勾勒的那种理论,也就是思考"人生里有哪些东西值得拥有",还不够,我们还得回答质量与数量的问题。质量之所以重要,是否仅仅因为它能折算进更大的数量?还是说,质量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哪怕这意味着数量更少?如果质量确实重要,数量是否也重要?还是说,确实只有质量重要?荷尔德林说"我曾像诸神一样活过,此外别无所求",他说得对吗?
我猜想,荷尔德林在思考为什么那样的人生是他所能向往的最好人生时,心里想的一部分是他的诗歌留下的持久贡献。当我们想到自己做成了这样的事,就会觉得自己获得了某种不朽,我们通过作品活了下去。于是,在思考如何面对有死性、如何生活的策略时,我要转向的下一个问题是:也许某种不朽是值得追求的。或者至少,想到我们已经拥有或能够获得某种不朽,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安慰。
我强调"某种",当然是因为严格说来,通过作品活下去,并不等于你真的活着。这是半不朽(semi-immortality),或者准不朽。我猜不信这套的人更愿意叫它伪不朽。这让我想起伍迪·艾伦的一个笑话:"我不想通过作品获得不朽,我想通过不死获得不朽。"大家知道,我先前论证过,真正的不朽,永无止境的生命,并不是好事。
尽管如此,我们许多人仍然向往这种半不朽。我认为它大体上有两种形式。有时人们想说,虽然你不是字面意义上地活下去,但有某种类似的事情在发生,因为你的一部分延续了下来。如果我有孩子,那么我的,就我这个男性而言,我的一个细胞真的延续了下去;然后他们的细胞在他们的孩子身上延续,再在孩子的孩子身上延续。想想一个阿米巴虫一分再分,原初那只阿米巴虫的一部分可以存在许多许多代。
有些人从这样的想法中得到安慰:从字面上说,我的一部分会延续下去,如果不是通过后代的细胞,至少我的原子会被回收、再利用,我被吸纳进宇宙,却永不消失。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就认为这多少能减轻死亡的刺痛。他先替反对者发问:区区尘土、粗糙的物质延续下去,怎么能算作我们真正的内在本性的延续?然后他回答说:哦,你了解这尘土吗?你知道它是什么、能做什么吗?先去认识它,再来鄙视它。这些眼下躺在那里的尘土与灰烬,一旦溶于水,很快就会结成晶体,会像金属一样闪光,会迸出电火花;它会自发地组成植物和动物,从它神秘的子宫里孕育出生命,正是你这个心胸狭窄的人为其丧失而惶惶不安的那种生命。
这是一段非常动人的文字,但我必须说,我不买账。想到我的原子还会留在世上、被重新用来组成别的什么东西,我从中得不到任何安慰。所以第一种半不朽,也就是从"我的某些部分会真的延续下去"这个念头中寻求安慰,在我看来是一种绝望的挣扎,是在抓救命稻草。就叔本华而言,这大概让他自欺欺人地想:"哦,我要死了,很快就要死了,这也没那么糟,至少我的原子还在。"这对我不管用。
不过还有第二种进路。它安慰你的不是"你的部件会在你身后延续",而是"你的成就会在你身后延续"。荷尔德林写诗,两百年后我们还在读。你可以写一部小说,被人读上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甚至更久。你可以在数学、哲学或科学上做出某种贡献,五十年、一百年后,人们还在谈论那个哲学论证或那个数学结果。你还可以有别的成就。你可以盖一座在你身后仍然矗立的建筑。我读过对石匠的采访,他们想到自己参与建造的房子在自己走了很久之后还会立在那里,就感到一种自豪和安慰。你可以创办一家在你死后继续存在的公司。或者,你也可以从养育一个家庭这项成就中获得快乐与安慰。这里说的不是你的细胞留在后代身上,而是说,把另一个人养育成正派的人,是一项不小的成就,是值得用一生去做的事,而这项成就在你走后仍然延续。
对第二类获得半不朽的进路,我们该怎么看?我得承认,我对此心里是两头摇摆的。对尘土和原子那一套,我只觉得是自欺;而对第二类想法,我发现自己是被吸引的。我禁不住觉得,创造出某种能延续一段时间的东西,是值得做的,是有分量的。就算我在世上的日子很短,只要我做成的某件事延续了下去,我的人生就因此更好。这大概就是荷尔德林的想法,而它对我有吸引力。我想这部分地解释了我为什么写哲学:我希望我写下的东西在我死后二十年、五十年,或者运气好的话一百年后,还有人读。在某些心境下,也许在大多数心境下,我被这个想法吸引。
但在另一些心境下,我得坦白,我对它心存怀疑。我会想起叔本华写下他那段小小的"尘土颂",然后对自己说:叔本华绝望到自欺,硬要相信"哦,我马上就要化为尘土,这没什么,尘土真的真的很重要";我又何尝不是在自欺?我以为做成一件事、成就一件延续到我身后的东西,是更宏大、更有分量、更有价值的,这不过是同一种自我安慰。所以至少在某些心境下,我觉得自己只是在骗自己。但那只是某些时候。至少在大多数时候,我发现自己和荷尔德林是一致的。倒不一定同意他说的"数量完全不重要,写出一部伟大作品就够了,再多的伟大作品也不添分毫",那在我看来走得太远。但至少,做成一件有分量、能长存的事,在我看来确实为我的人生增添了价值和意义。
最后让我提一种完全不同的进路。我只会非常简略地谈它,但它大概值得一提。今天讨论的所有思路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应对"我们活着、然后死去"这一事实的办法,是让你拥有的这段人生尽可能好、尽可能有价值,往里面尽量多装东西,尽管在什么是最好的策略上还有争议的余地。这幅图景是说,失去生命这件事我们无能为力,所以正确的回应是让手里这段生命尽可能有价值,尽可能把它看得有价值。
但还有一种相当不同的进路。它说:是的,我们会失去生命,这很可怕;但它之所以可怕,只是因为你把生命当成一种失去了很糟的东西。毕竟,如果我们断定生命并不是真正宝贵的馈赠,并不真的值得拥抱,并不是一种我们能把它变得充满价值的东西,那么失去它就根本不是损失。这一点我们以前见过:剥夺论(deprivation account)正是这样解释死亡的核心坏处的。你被剥夺了本可以拥有的、整体上值得过的更多生命。可如果生命整体上并不值得过,那么失去它就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于是,诀窍就不是把人生变得尽可能有价值,而是认识到,总的来看,生命不是正数,而是负数。
我知道接下来的话有一种连环画式的简化,有些夸张,但粗略地说,第一种总体看法,生命是好的,所以失去它是坏的,所以答案是趁还拥有的时候充分利用它,可以说大体上是西方的看法。而另一种看法,即生命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好,实际上整体是坏的,把它叫作东方的看法也许过于简化,但至少它在东方思想里比在西方思想里得到了更多的表达。这第二种看法最突出的例子,我想是佛教。佛教有四圣谛,第一圣谛是:人生即苦。佛教徒相信,只要深入思考生命的底层本性,你就会看到处处是失去,是苦,是病,是死,是痛。当然,有些东西我们想要,走运的话也能得到,但然后我们又会失去它们,这只是给苦、痛与不幸再添一笔。总的来看,人生不好。第一圣谛,人生即苦。
带着这样的判断,佛教徒要做的,是让你摆脱对这些好东西的执着,这样当你失去它们时,损失就降到最低。而且佛教徒还要把你从他们眼中的一种幻觉中解放出来,那就是自我的存在。没有一个"我"去失去任何东西。死亡之所以可怕,在于我担心它会消解我自己;如果根本没有自我,也就没有什么可消解的。这一切都讲得通,而且我对佛教怀有极大的敬意,只要接受"人生即苦"这个前提,这一切都讲得通。但不管是好是坏,我是西方之子,是《创世记》之子,在那里上帝看着这个世界,说:"这是好的。"至少对我来说,"把世界看成负数,以此把损失降到最低"这条策略,是我无法安心接受的。
对我来说,生命可以是好的。所以对我,我想也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可选的仍然是我开头提到的那几种策略。我们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让人生有价值?我们能做些什么,让我们能够和荷尔德林一起说:"我们曾像诸神一样活过"?
Shelly Kagan 在耶鲁"死亡"课第23讲中论证:既然必死且时间相对于"值得做的事"极其有限,我们必须谨慎地选择目标并谨慎地执行,而在衡量一生价值时,"峰值质量"可能压倒"总量"——半永生(通过作品/后代留下痕迹)是他多数时候认同的慰藉,而"视生命为苦"的东方策略他则无法接受。
库尔特·冯内古特。Kagan 在上节课末尾引用了冯内古特小说中的一段临终祈祷,大意是感激能活过一场:「大多数泥巴都没那个运气坐起来」,而他很幸运成为「坐起来的泥巴」。Kagan 念这段话时并不知道冯内古特前一晚已去世(2007 年 4 月 11 日,享年 84 岁),课后才由旁听者告知。他借此希望冯内古特直到最后都意识到自己的幸运。这一开场同时呼应了上一讲的结论:面对死亡,感激而非恐惧才是更恰当的反应。
类比说明为什么有限的时间要求我们「小心」。一位曲目有限的音乐家进录音棚:如果有一个月,可以随意试录、不好就重来,不必事先想清楚该录哪些歌;如果只有一周或一天,就必须早早决定哪些歌值得录,并争取一条过、最多两条。「一个月」对应时间充裕(如永生或世界贫乏时),「一天」对应我们的真实处境——寿命相对于值得做的事太短。类比对应了两种小心:目标选择(选哪些歌)和执行(能否一次录好)。见「录音棚类比」一章。
策略一:求稳,追求几乎必然能获得的小快乐——食物、陪伴、性、冰淇淋,即「吃喝作乐吧,因为明天你就要死了」。策略二:追求大成就——写小说、谱交响曲、成家育儿,理由是这些才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虽然没有成功保证。策略三:混搭,追求若干大成就以提高人生价值,同时点缀一些小快乐以确保至少有所收获。Kagan 指出三者共同前提是「尽量多装」,且拒绝回答混合比例是多少,把它留给学生论文。
人生 A:150 年,每年 50 个质量点(Kagan 设定迄今地球上最好的人生为 10 分,所以 50 分是远超人类经验的极致人生),面积 7500。人生 B:3 万年,每年 +1 分(0 表示不值得活但不比不存在更糟,负数表示死了反而更好,+1 是「勉强值得活」),面积 30000。按面积模型 B 是 A 的四倍,但 Kagan 指出多数人仍会选 A。这个对比出现在「3 万年 vs 150 年」一章,用来检验「总量决定一切」的加总观。
他用两个反例隔离变量。第一,永生者也可能「活错」:即便无限生命,你从事的活动模式仍可能不是最好的,所以「可能搞砸」不依赖有死性。第二,即便有死,若世界只有五件值得做的事、每件试两三次、每次一两小时,一百年也绰绰有余,根本不必小心。由此推出:真正要求小心的,是「值得追求的事物之多、做好之难」相对于「寿命之短」的比值,死亡只是这一比值中的分母。这体现了 Kagan 反复用极端假设检验直觉的分析方法。
关键在于「折算后加总」这一思路本身。面积模型说人生总价值 = 时长 × 每时刻质量,这确实考虑了质量,但把它当成可以被时长无限稀释与补偿的量——一点点好处摊到足够长的时间,总量就能超过任何极致人生。人生 B 正是这样:+1 分持续 3 万年,面积远超 A。如果我们仍偏好 A,就说明我们评价人生时看的不只是总量,还看「峰值」——曾达到的最高点。Kagan 由此得出「质量可以压倒数量」,问题不是质量没被测量,而是「总量」不是全部。
Kagan 认为原子延续是「抓救命稻草」:延续下去的只是构成我的材料,而不是我所在乎的任何东西——我的思想、成就、人格。叔本华的「尘土颂」在他看来是绝望中的自欺。而作品延续不同:诗歌、哲学论证、建筑、养大的孩子,延续的是「我做成的事」,这是有意义的成就,即便我的生命短暂,成就的存续也让人生更好。区别的核心是:延续的必须是与「我的价值」相关的东西,而非物质成分。这与课程前面讨论的人格同一性问题相呼应。不过他也承认,在某些心境下会怀疑自己同样在自欺。
前面所有策略共享一个前提:生命是好的,失去它是坏的,所以应趁活着尽量利用(依据剥夺论:死亡之坏在于剥夺了本可拥有的美好)。佛教进路釜底抽薪:第一圣谛「人生是苦」——处处是失去、病、死、痛,得到的也终将失去,总的算下来生命是负值。若如此,失去生命就不是损失,剥夺论便不成立。于是应对之道不是让人生更有价值,而是断除对好处的执着,并看破「有一个自我」的幻觉——没有「我」,死亡就没有可消散的对象。Kagan 承认这在逻辑上自洽,只要接受「人生是苦」这一前提。
不是靠论证。他明确说「不管好坏,我是西方之子、《创世记》之子」——上帝看着世界说「这是好的」。他没有反驳「人生是苦」这个前提,只说自己无法「安心接受」以看衰世界来减少损失的策略。这意味着本讲的最终立场建立在一种文化与气质上的自我认同,而非哲学上的决定性论证。影响是:本讲所有关于三种策略、质量 vs 数量、半不朽的讨论,都是在「生命可以是好的」这一未经证明的前提下展开的;Kagan 诚实地把这一前提标示出来,并以荷尔德林的诗句收尾,暗示他个人倾向「峰值 + 长存成就」的价值观。
Kagan 在文中已经预留了退路:他说「这未必对每个人都成立,但对认同这一直觉的人来说……」,即他不把直觉当决定性证据,只是把它作为检验加总观的试金石。他可能的回应有两层。第一,他设定 A 为 50 分(远超人类最好人生的 10 分)、B 为勉强值得活的 +1 分,正是为了让对比不依赖对时长的想象,而依赖对「质的高度」与「勉强值得活」的直观理解。第二,即便承认想象力有限,他也可以指出:峰值标准在其他领域(用代表作而非总产量评价诗人、以最高成就评价运动员)已被普遍采用,说明这一直觉并非孤立的错觉。但他不会宣称已经证明总量不重要,只会说「总量并非全部」。
会变强。Kagan 的结论是:要求小心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值得做的事之多、做好之难」相对于「寿命之短」的比值。当代情境中分子急剧膨胀——可学的技能、可选的职业、可接触的作品远超 2007 年,而寿命的分母只是略有延长。按他的逻辑,选择目标(aim)时的机会成本更高,「东摸摸西碰碰」的代价更大,因此「早早决定该录哪几首歌」的压力更迫切。同时他对「混合比例」的悬置也更显重要:大成就与小快乐如何搭配,在选项无限时更难回答。不过也可反向追问:若信息过载使人根本无法比较所有选项,「最值得的几件事」是否还能被识别,这是 Kagan 论证未涉及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