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哲学家卡丽莎·贝利兹(Carissa Véliz)在 TED 舞台上的一场演讲。她是牛津大学哲学系与「伦理与人工智能研究所」的副教授、赫特福德学院导师研究员,长期研究隐私、数字伦理与人工智能治理,著有《隐私即权力》。在这场演讲里,她从路易十一与一位占星师的旧事讲起,一路讲到预测市场、算法信贷与拉里·埃里森的监控国家预言,主张我们日常遇到的绝大多数预测与其说属于知识,不如说属于权力。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仅删去口语枝节、寒暄与重复,论证、例证与语气一概保留。
让我来跟各位讲讲未来。
预测是一个拳击台,关于未来的所有争夺,都在这个台子上进行。
故事是这样的。法王路易十一在宫廷里养着一位占星师。有一天,占星师预言说,宫中某位贵妇将在一周之内死去。她真的死了。路易被震住了。摆在他面前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占星师亲手谋杀了这位贵妇,好证明自己算得准;要么就是他真有未卜先知的本事,那样一来,他随时可以威胁到路易本人。无论哪一种,这个占星师都必须死。
(笑声)
顺便说一句,历史上有多少先知落得这个下场,说出来会让你吃惊。所以我给占星师们一个忠告:离国王远一点,也离高处远一点。
(笑声)
国王吩咐仆人,只等他一个手势,就把占星师从窗口扔出去,摔个必死无疑。占星师应召前来,路易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既然你有预言的本事,那你告诉我,你还能活多久?」
占星师连一拍都没有停顿,回答说:「我会在陛下驾崩前三天死去。」
(笑声)
于是路易始终没有做那个手势。
(笑声)
这个答案,是占星师从星象里读出来的吗?我看不是。
(笑声)
我认为,他是懂得预测的力量,并且用它替自己上了一份人寿保险。聪明的占星师。
我们习惯把预测和知识联系在一起。今天我想请各位考虑另一种可能:你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绝大多数预测,与其说属于知识的领域,不如说更接近权力的领域。
表面上看,那个求问占星师和先知的年代已经很遥远了。可我们常常把人工智能当成新的德尔斐神谕,而科技公司的高管在我们的领导人耳边低语,姿态和当年的宫廷占星师并没有什么两样。技术确实换了,政治角色没有换。
预测常常是乔装打扮的权力操作。它们让那些满是价值判断的决定,披上事实的外衣,显得理所当然。
把预测这件事看清楚,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因为有了人工智能,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预测。而从我们谈论预测的方式来看,我们对它实在太天真了。
你也许会想:可人工智能是科学啊,是最前沿的技术,不是吗?这要看是哪一种人工智能,也要看我们拿它来做什么。
用人工智能预测分子的性质、寻找新的抗生素,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技术。但是,对人的预测和对物的预测,性质根本不同。
对天气的预测不会影响天气。对人的预测会影响人。
社会预测的作用像磁铁:它把现实朝自己的方向掰过来,改变它声称只是在描述的那个现实。一个关于未来疾病的算法预测,可以让一个人的保费上涨,而单是这份压力本身,就足以让他的健康状况变得更差。
预测听上去像是在描述世界,像是在陈述事实,其实不是。如果把它们当作断言来仔细分析,它们属于哲学家所说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s),也就是说,这类语言在做的事情,并不是描述世界。
当你叫一个孩子去收拾房间时,你不是在描述房间的状态,你是在下命令。社会预测同理,它们是蒙着面纱的命令,暗中告诉我们该怎么行动。
比如,当一位科技高管说,未来我们会在一切场合、一切地方使用人工智能,他其实是想让你按照某种方式去行动,好让他描绘的那个未来成真。当然,那也正是替他自己赚钱的那个未来。
而当你相信这个预测,把它当成关于未来的某种消息;当你屈服于错失的恐惧,跑去把人工智能买下来,为那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添上一份力,你实际上在做的事情,叫作服从。
你有没有注意到,做技术预测的人有多爱说,他们描述的那个未来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危险信号。这类预测的设计意图,就是让对话到此为止。它们在告诉你:别质疑我,把我说的当事实接受就行。
我希望这场演讲恰恰相反,是一个对话的开始。我希望它能说服各位多问几个问题。
预测招来操纵。既然它有塑造未来的力量,就必然有人被诱惑去动手脚,并从中获利。
以预测市场为例。支持它的理由是,它可以成为一种知识来源。理论上,市场不会说谎:人们下注,猜错就要赔钱,所以他们会努力猜对。而让足够多的人来下注,我们就能汇聚群体的智慧。
可这个理由背后,是一种非常天真的预测观,把预测看成对知识的追求。如果你换个角度,把预测看成对权力的追逐,浮现出来的会是另一幅图景。
只要钱足够多,你就可以靠大笔下注去影响公众的认知。政客给自己下过注。今年二月,六个匿名账户押注对伊朗的袭击,赚走了一百二十万美元。其中有些钱包,是在事发前几小时才刚刚注资的。
最后,预测制造不公,然后又把不公掩盖起来。
算法预测正在造出一个卡夫卡式的世界:我们再也无法对决定提出异议,因为那些决定并不建立在清晰界定的标准之上。
如果我拒绝你的贷款申请,理由是你不满足某一项具体条件,那是一个可以核查的事实。如果我判断错了,你可以来质问我。可如果我拒绝你的贷款申请,理由是一个预测,你根本无从申诉。
预测永远不是事实。事实属于过去。预测无法验证,也无法证伪。既然说的是未来,就不能因为「说错了」而受到挑战。这是滋生隐性不公的完美配方。
预测常常是不公平的,因为它依据的不是一个人是谁,而是我们认为他将来会变成谁。当我们像预报天气那样预报一个人的未来时,我们是在不尊重他。我们把他当成物,太多了;把他当成对自己的未来有发言权的行动者,太少了。而人是可以、也应当被允许去打破他们的赔率的。
我们眼下正面对一些相当阴郁的预言,说出它们的还是最有名的那几位先知。
拉里·埃里森,这家预测软件公司的董事长,公司的名字起得恰如其分,就叫甲骨文(Oracle,即「神谕」),他预言了一个现代监控国家:公民会时时保持最规矩的举止,因为我们一直被注视着。
可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世界只是幻象,那样的世界里充满的是另一种犯罪,叫威权主义。
那是我们想要的世界吗?
(掌声)
我们要做些什么,才不至于梦游着走进去?能做的事情很多。
先知的力量来自人们相信他。如果我们决定违抗这个预言,而不是服从它,那么,至少我们会去选择那些更尊重隐私的产品。
汉娜·阿伦特写过:跟一个凶手争论他未来的受害者是死是活,毫无意义。唯一恰当的回应,是去救那个被预言将死的人。今天的先知们正在预言我们的民主之死,而唯一恰当的回应,就是把它救下来。
(掌声)
在古罗马,预言皇帝的死是犯法的,理由很简单:预言一出,最后总会如期出现一位被谋杀的皇帝。
我并不是主张废除预测。我自己每天都还会用天气应用。
但我们需要一场公共辩论,来讨论预测的哪些用途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这场辩论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在进行。与此同时,此时此刻,就有几十种算法在替你的人生做决定。
比如保险。也许我们会希望,预测只在人群层面上做,而不是落到个人头上,因为落到个人头上就会制造出不公平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何况,如果保费是按个体化预测来计算的,那等于我们各自为自己买单,保险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理由:互助与风险共担。
再比如那些公平至关重要的场合。也许我们会宁可采用透明的、可以被申诉的标准,而不是用统计模式匹配去做预测。
让我把几条线索收拢起来。
自我实现的预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人工智能正在给它加装引擎,这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把预测想清楚。
第一,预测从来不是事实,它们是言语行为。第二,预测招来操纵。第三,预测制造不公,又把不公掩盖起来。
今天我最希望各位带回家的一个念头是:预测可以成为权力的武器。但它只有在我们相信它的时候才生效。
如果俄狄浦斯当初对那个预言一笑置之,说他将弑父娶母,随它去吧,而不是彻底吓坏了……
(笑声)
……他就绝不会动身前往忒拜,也就绝不会让那个预言应验。
我们去求问先知,是因为不确定让我们焦虑。可不确定是个好消息。它意味着未来尚未写就,那页纸是留给我们自己写的。我们完全可以带着创造力、带着好奇心、带着一点冒险的兴奋,去面对这张白纸。
预测未来的努力,总是和控制未来的努力形影不离。所以,提防先知,也提防预言。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并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并且照此行事,我们才能确信自己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
不要向别人的预测低头,好像那是事实一样。要像乔·弗雷泽那样。一九七一年的重量级冠军赛前,穆罕默德·阿里预言自己必胜,弗雷泽把这话当成挑衅,最后在那场「世纪之战」里,击败了此前从未尝过败绩的伟大的阿里。
所以,下一次你听到关于社会世界的阴郁预言时,别泄气。找到你心里的那个乔·弗雷泽,去反抗那些专横的预测。让我们拿出足够的勇气,去想象一个更好的世界,并且为它去战斗。也许到那时,我们所有人真的可以让未来明亮起来。
谢谢。
(掌声与欢呼)
哲学家 Carissa Véliz 主张:关于人类社会的预测本质上不是知识而是权力工具——它们是伪装成事实的"言语行为",会自我实现、招致操纵、并制造无法申诉的隐蔽不公,而破解之道在于拒绝相信它们。
演讲的核心命题是:预测可以成为权力的武器,但它们只在我们相信时才生效。 俄狄浦斯若一笑置之而非惊慌逃离,就不会前往忒拜、也不会让神谕成真。
Véliz 明确表示她并非要废除预测(她自己每天用天气 App),而是指出我们缺失一场关于预测之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用途的公共辩论——与此同时,几十种算法此刻正在替你做决定。自我实现的预言并非新事物,但 AI 正在给它加装涡轮增压。
两个值得记住的具体参照:古罗马明令禁止预测皇帝之死,理由极其实际——预测之后皇帝往往真的按时被杀;而汉娜·阿伦特写道,与凶手争辩其未来受害者是死是活毫无意义,唯一恰当的回应是去营救那个被预言将死的人。今天的预言者正在预告民主的死亡,唯一恰当的回应就是去营救它。
结尾的行动号召:不确定性是好消息——它意味着未来尚未写就,仍由我们书写。听到关于社会的悲观预测时,去找到你内心的 Joe Frazier——1971 年"世纪之战"中,穆罕默德·阿里预言自己获胜,Frazier 把这当作挑衅,最终击败了此前不败的阿里。
他把自己的死期与国王的死期绑定。国王已经密令仆人在他给出暗号时把占星师扔出窗外,临刑前却先问了一句「你能活多久」。占星师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会在陛下驾崩前三天死去。」国王若杀他,等于给自己判了三天死刑,于是那个暗号再也没有出现。讲者在开篇之后立刻点明:这个答案不是从星象里读出来的,而是对预测之力量的精准运用——占星师用一句预言给自己买了份人寿保险。
保险的例子。在「对人的预测和对物的预测本质不同」这一节,她说一个关于未来疾病的算法预测可以推高某人的保险费,而仅仅是由此产生的压力,就足以让这个人的健康状况变差。这条链条的关键在于:预测本身并没有发现任何既有事实,却参与制造了它所声称在预测的那个结果。她用「社会预测像磁铁,把现实往自己的方向拉」来概括这一机制。
她提到今年二月有六个匿名账户押注对伊朗的袭击,赚了 120 万美元,而其中一些加密钱包是在事件发生前几小时才注入资金的。她还提到有政客押注自己。这两个例子出现在「预测招来操纵」一节,用来反驳「市场不会撒谎」的标准论证:注资时点暴露的不是判断准确,而是提前知情;而如果你钱够多,大举押注本身就能影响公众认知,价格于是不再是概率。
为了确立面对预言的正确回应方式。阿伦特写道,跟一个凶手争论他未来的受害者是死是活毫无意义,唯一恰当的回应是去营救那个被预言将死的人。讲者随即完成类比:今天的先知正在预言民主的死亡,唯一恰当的回应就是去营救民主。这句引用出现在演讲从批判转向行动的支点位置——它把辩论「预言准不准」判定为无效动作,要求人们直接改变结果。
因为预测在语法上像陈述,在功能上却是指令。她借用哲学家的 speech act 概念:有些语言做的事不是描述世界,比如你让孩子收拾房间,说的不是房间的状态,而是下达命令。社会预测同理——当科技高管说「未来我们会到处使用 AI」,他不是在报告未来,而是在促使你按那个未来行动,而那个未来恰好让他获利。这一步是全篇枢纽:既然不是描述,预测就不能用真假来检验,后面「无从申诉」的结论才站得住。
因为它取消了申诉的可能。讲者对比了两种拒绝贷款的理由:如果依据是「你不满足某项具体要求」,那是一个可核查的事实,判断错了对方可以质疑;如果依据是一个预测分数,就没有任何可供核查的对象。她进一步说,事实属于过去,预测关乎未来,因而不可验证、不可证伪——你无法以「它是假的」来推翻它。这构成了她所说的「隐蔽不公的完美配方」,也是她称算法世界为「卡夫卡式」的理由:有后果,却没有可指认的罪名。
因为「零犯罪」只是账面上的。埃里森预言的是一个 AI 监控无所不在、公民因被持续注视而时刻循规蹈矩的社会。讲者的反转是:一个看似没有犯罪的世界,其实充满了另一种犯罪——威权主义。也就是说,犯罪并没有消失,只是从个体转移到了国家手上,而国家的那份不会被计入犯罪率。她随即用 sleepwalk into 提醒,真正的风险不在于有人强行推动,而在于无人反对。
她给了两条理由。其一是公平:个体化的预测会制造不公平的自我实现预言——被预测为高风险的人被收更高保费,压力和负担又进一步恶化其处境。其二是原理层面的:保险的存在理由是互助与风险共担,多数人的保费补偿少数人的损失;如果每个人都按自己的预测风险计费,那就等于各付各的,保险退化成储蓄,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她因此建议,这类预测或许可以在群体层面做,但不该落到个人头上。
它把焦虑的来源重新定义为自由的条件。讲者先指出人们求助先知是因为对不确定性感到焦虑,然后翻转:不确定意味着未来尚未写就,因而是我们可以书写的。紧接着她给出政治层面的推论——预测未来的努力总与控制未来的努力如影随形,所以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并据此行事,才能确保生活在自由社会里。换言之,确定性在社会领域并不是知识的胜利,而是某人已经替所有人做完了选择。
她大概不会否认准确率,而会指出这个论证默认了错误的前提。群体智慧要成立,需要参与者的判断彼此独立,而她举的例子恰恰是独立性被破坏的情形:钱足够多的人可以靠大举押注影响公众认知,政客可以押注自己,匿名账户可以在事件前数小时注资。这些情况下市场之所以「准」,是因为有人提前知道或有人正在促成,而不是因为聚合了分散的信息。更根本的是,她整场演讲的问题不是「预测准不准」,而是「谁靠预测获得了什么权力」——准确率高反而会加强预测作为不可质疑权威的地位。
部分成立,且讲者自己已经划出了界线。她明确说不主张废除预测,还会继续用天气应用,也承认 AI 预测分子性质、寻找新抗生素是很好的应用。区分标准在于预测对象和用途:预测分子不改变分子,而预测一个人的患病风险会改变这个人——她的保费例子讲的正是医疗风险。因此在医疗场景里,若预测用于提示筛查、分配医疗资源,其反身效应可控;若用于定价、拒保或就业筛选,则会触发她提出的三重问题:伪装成事实、招来操纵、制造无从申诉的不公。她给出的替代方案也适用:在群体层面预测,在个人层面使用透明、可申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