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omi Oreskes, "Why Trust Science?"

编者按：本文为哈佛书店「科学新书讲座」系列秋季收官场的实录。科学史家、地质学家出身的娜奥米·奥莱斯克斯（Naomi Oreskes）在哈佛大学谈她的新书《为什么要信任科学》（Why Trust Science?），达尔文传记作者、时任科学史学会主席珍妮特·布朗（Janet Browne）主持并引荐，哈佛书店的凯特·布伦斯（Kate Bruns）开场。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仅删去口语枝节，论证、例子与问答均完整保留。

开场：书店系列与讲者引荐

布伦斯： 各位晚上好，感谢大家今晚的到来。我是凯特·布伦斯，谨代表哈佛书店、哈佛大学理学部和卡博特科学图书馆，欢迎各位来参加今晚的活动：娜奥米·奥莱斯克斯谈她的新书《为什么要信任科学》。稍后我会把时间交给科学史教授珍妮特·布朗来介绍讲者，但先容我说几句这个系列本身。「科学新书讲座」贯穿整个学年，请新近出版的科学类著作的作者来演讲。今晚是秋季的收官之场，过去几周我们听了肖恩·卡罗尔、李·斯莫林、兰道尔·门罗等许多人的精彩讲座。假期里若想继续关注这个系列，几乎所有讲座都有录像，可以在我写在黑板上的网址观看，那里也会公布春季的活动安排；哈佛书店在哈佛广场周边的其他讲座，可以到 Harvard.com 订阅每周邮件。今晚的演讲之后有提问时间，随后在走廊对面的卡博特科学图书馆签售并备有茶点；《为什么要信任科学》在会场后方和图书馆都有售。照例要感谢几方：感谢哈佛的合作伙伴让这个系列（以及招待会上那一排至关重要的奶酪）成为可能，感谢各位到场，感谢你们买书支持独立书店，也感谢你们以此表明科学是要紧的。最后提醒一句，请在演讲开始前把手机调成静音。

现在请允许我介绍珍妮特·布朗：获奖作家，达尔文研究者，哈佛大学 Aramont 科学史讲席教授。《纽约时报》称她那部两卷本达尔文传记「在细节与格局上无可匹敌」。她曾任《英国科学史杂志》主编，现任科学史学会主席。请大家欢迎布朗教授。

布朗： 谢谢凯特，你太客气了，我没料到还会有人介绍我。我今晚的任务就是问候各位，感谢大家到场，然后介绍娜奥米·奥莱斯克斯，对各位而言是奥莱斯克斯教授。娜奥米 2013 年加入哈佛，是科学史系教授，同时兼任地球与行星科学系，这种双重身份她已经保持了很多年。此前她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科学研究项目任教，我不太敢拿它跟哈佛的科学史系类比，但两者在范围和视野上非常相近；她同时还挂靠在那里的地质系和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所以她的学术生涯一直是一半科学、一半科学研究与科学史。她早年在澳大利亚等地做过货真价实的地质学家，如果你们有幸到楼上科学史系她的办公室去，会看到那段生涯留下的战利品：她的书房里有一批非常壮观的岩石标本。

后来她转向分析科学与科学政策，尤其是环境和环境政策，如今因她关于气候变化的观点而广为人知。贯穿这一切的，是一份坚定的信念：她要帮助公众、也帮助科学家自己认识到，我们需要信任科学的发现。她已经成为揭示当前环境恶化最有说服力的声音之一，也成为揭露否认气候变化的人物及其背后政策的重要政治声音。她投入极大精力去说明的一件事是：我们常说「气候变化辩论」，而娜奥米花了大量笔墨、写了好几本书和许多文章来强调，根本不存在什么辩论。科学家全都认为气候变化正在发生。那不是辩论，那场「辩论」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制造者就是她在那本令她声名鹊起的书《贩卖怀疑的商人》（Merchants of Doubt）里描写的那些人。这一切始于她 2004 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气候变化科学共识的论文，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那篇论文表明，科学家到 2004 年为止（此后当然更是如此）拿出的结论完全值得信赖，所谓辩论并不存在。由此便有了她与埃里克·康韦合著、2010 年出版的《贩卖怀疑的商人》，明年将出新版，其间还被拍成了纪录片，我很推荐，看了既震撼又实在令人忧心。

她与康韦的合作还产生了另一本极好的书，我看到上面的桌子上就有卖，是企鹅出版的一本小说：《西方文明的崩溃》。她和合著者假想自己生活在 2393 年，回望 2000 年，记下那些不可逆的变化是由谁、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在哪里发生的，而这些变化在那个遥远的未来正在毁灭世界。我推荐这本书，读来并不愉快，但它是小说，而且非常有启发。她眼下正在写一本关于冷战时期海洋学的新书，不过今晚我们是来听她讲最新的这本《为什么要信任科学》。我相信她会告诉大家，这本书源于她的几场公开讲座，汇集了她的一个核心关切：让人们明白科学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诸位也许不知道，外面确实有人认为科学不可信，所以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希望大家有机会读一读，我自己也得读。演讲之后会留出提问时间。娜奥米，请。

《贩卖怀疑的商人》与红州演讲

奥莱斯克斯： 谢谢珍妮特的美言。大家都能听见吗？好。作为一个个子矮的女人，我不喜欢讲台，那是为大个子男人设计的，站在后面我就成了一颗会说话的脑袋，所以我就站在这儿讲。今晚我想换个做法，不放那一百张塞满数据和事实的幻灯片。我想谈谈我为什么写这本书，为什么认为它重要，为什么值得花这个时间，然后读几段书里的内容。顺便也要感谢哈佛书店，感谢梅利莎·富兰克林促成此事，感谢各位今晚到场。

正如珍妮特所说，我和埃里克·康韦合著了《贩卖怀疑的商人》。那本书 2010 年出版，问的是：否认气候变化的是些什么人？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当中许多人教育程度很高）为什么会拒绝来之不易的科学发现？我们在书里说明，对气候科学的反对很大程度上出于意识形态动机：不是因为无知，不是因为公众不了解科学，用「知识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解释不通。这些人受过很好的教育，却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去挑战气候科学，也挑战其他许多环境议题和公共卫生议题相关的科学，因为他们信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放任经济学的原则，害怕政府干预市场会把我们推上通往社会主义的滑坡。这与冷战政治绑在一起，与美国的武器计划绑在一起。这些人当中很多是物理学家，参与过冷战武器项目：原子弹、氢弹、早期的太空计划。

书出版之后（其实出版之前就开始了），我做了大量公开演讲，收到的邀请非常多。在这些演讲里我讲气候变化科学的发展史，以科学史家的身份讲科学家是如何理解这个问题的，讲他们当初为什么要研究它。为什么戴夫·基林在 1958 年决定毕生测量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为什么从真锅淑郎和柯克·布莱恩开始的一整批科学家认定，建立地球气候系统的模型是一件科学上要紧的事？我精心打磨这些演讲，其潜台词是：这不是一时风尚，不是自由派环保人士最新的时髦，不像吃羽衣甘蓝那样。科学家研究这个问题已经超过一百年，其实超过一百五十年，可以追溯到 1840 年代约翰·丁达尔在爱尔兰发现二氧化碳是温室气体。所以如果这是一场骗局，那它一定起源于爱尔兰，而不是中国。用意在于让人们了解这门科学有多深厚，然后才能说：对它的反对不是科学上的反对。

我走遍全国讲这些，几乎凡有邀请必去。我还给自己立了个「红州誓言」：如果受邀去一个听众未必友善的地方，我一定努力去跟那些人交谈。公开演讲最好的一点是听众会提出有意思的问题，你能从听众身上学到东西，知道他们在关心什么，怎么看这个议题。所以我很高兴地说，跟某些人不同，过去十年我没有一直活在剑桥的泡泡里。

堪萨斯的质问：凭什么信科学

奥莱斯克斯： 有时候会碰上一个问题，让你久久难忘。我在堪萨斯州的海斯做过一场演讲，不知道在哪儿的话可以去谷歌地图查一查。那是一次很好的经历。演讲后签售时，一位女士走过来，拉住我的胳膊说：「上帝保佑你来海斯。」访问很愉快，但我也清楚记得一个问题。演讲结束后，听众席里一位男士站起来，双手叉腰，挺起胸膛说：「说得都挺好，可我们凭什么信这科学？」这个问题我后来遇到过很多次，形式各异，有的不那么咄咄逼人，有的更甚。

我从这些问题里意识到的是：我，很可能也包括今天在座的各位，几乎所有在哈佛教书、上学的人，以及大多数住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人，都把「科学大体可信」当成理所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照单全收科学家说的每句话，我们也知道科学家有时会改变看法，但我们一般不去质疑这项事业本身。大体上（当然有例外），如果科学家，真正的、严肃的科学家，比如我们自己在地球与行星科学系或公共卫生学院的同事，告诉我们他们研究过了，是的，气候正在变化，而且是温室气体和毁林驱动的；是的，吃太多红肉对健康不好；是的，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我们多半会说：好，行，不会有多大动力去挑战。可是在邮编 02138 之外，很多人不是这么看的。于是我开始觉得，应该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它并不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我有种运气，时不时会撞上一个后来变得极其应景的问题。我动笔写这本书是在白宫现任主人当选之前。我丈夫爱说：「停摆的钟一天也能对两次，别太得意。」可所有人都对我说这本书来得太及时了，我倒觉得有点讽刺，因为我琢磨这件事差不多快十年了。几年前受邀去普林斯顿做坦纳人类价值讲座（Tanner Lectures），我觉得是时候正面处理这个问题了。这本书就以那几场讲座为基础，还收录了受邀到场的其他学者对我讲座的评议；之后我根据他们的评议修改讲稿，他们又根据我的回应修改评议，最后我写了一篇后记。所以书里有一场我和几位评议人之间非常丰富的交锋。事后看这是一件很好的事，事先我并没有想到，因为我们某种意义上正是在示范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接下来我先花几分钟讲这个核心论点，再提一提评议人提出的几个问题，然后读几段书里回应这些问题的文字。

核心论点：不是「科学方法」

奥莱斯克斯： 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科学之所以可信，根据并不是我们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我的意思是，根据不是「科学方法」（the scientific method）。我们很多人从小被教导：科学可信，是因为科学家运用科学方法得出可靠的结果。如果你家孩子在读高中，翻开他们的科学教科书，我几乎可以保证你会看到这一套。我上学时学的就是这个，我的孩子学的也是这个。可这种说法一直让我不安，因为我骨子里是个地质学家，受的是地质学训练（我演讲时总穿牛仔靴，好让你们知道我是地质学家）。通常被当作「科学方法」拿出来讲的那一套，根本不是地质学家做的事。

要是我问各位「什么是科学方法」，你们会怎么答？有人吗？对，做实验：先有一个假设，做实验来检验，实验成功就说假设正确，失败就回去修改，再想别的。可作为地质学家，我从来没做过一次实验。有实验地质学家，有人做实验，但我从没做过。我做的一切都是经验的、归纳的。刚才为我作介绍的，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达尔文研究者，而达尔文做的也主要是归纳性、观察性的科学。我们知道，大量的科学，大量重要的科学，在可以称作「自然历史科学」的领域里，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还有宇宙学，很大一部分是观察、经验和归纳，并不建立在实验之上。就算谈实验，如今许多科学家也不再摆弄试管、穿白大褂，他们在计算机上做实验。有人现在甚至说某项工作是「在硅中」（in silico）完成的，我觉得挺装腔作势，不过也罢。要点是数值模拟，建模已经成了科学的重要工具。

所以我们在科学史中看到的，我自己作为地质学家的经历所知的，以及科学史同行反复证明的，是：不存在单一的科学方法，方法有很多种。方法随时间演变。十九世纪没有计算机建模，但二十世纪初有物理模型，有机电模型，各种各样的模型。我研究过用石膏、黏土、甘油和其他好玩的东西做模型的地质学家。科学的方法是多样的。我想多数科学史家会说，这是好事，多样即是力量。但如果科学的方法是多样的，那么信任科学的根据就不可能是「科学方法」，因为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科学方法。那么根据是什么？

我在书里主张：关键与其说在于主张是怎样产生的，不如说在于主张是怎样被评判的。科学真正要紧的东西是对主张的集体审查（collective vetting）。我做了实验或观察，提出一个主张，这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过程的开始，因为接下来我得把这个主张交付批判性的检视，而检视有许多方式。

集体审查：同行评议与筛选效应

奥莱斯克斯： 期刊的正式同行评议是最显眼、最容易辨认的一种，但在我们大多数人把文章投出去之前，还有一整套非正式的同行评议。如果你是科学家，你知道这一套：你在研讨会、学术会议上把想法拿出去转一圈；也许把文章寄给几个信得过的同行，请他们提意见；也许先给研究生、博士后看看。在投稿之前，就有一整个审查、修改、修补的过程，某种意义上是投稿前的「修改后重投」。然后投给期刊，再经历一轮正式的同行评议。做过的人都知道，同行评议可能相当难堪，常常不太客气。可我们为什么要忍受它？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丈夫正在某家不便点名的期刊经历一轮特别难堪的评审，我记得当时就在想：我们为什么要受这个罪？当然是因为我们打心底相信，哪怕并不总是喜欢它，它对我们有好处，有点像吃药。这个过程最终会带来更好的成果：审稿人会提出正当的问题，有时逼我们把某个主张想得更透，也许还真的逼我们去多收集些数据。这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论文发表时已经经过了相当程度的审查。

我们都知道同行评议并不完美，都知道有时候糟糕、愚蠢、无聊的坏论文照样发表。我读研究生时读过一篇论文，描述一些切穿岩石的矿脉，而对这些矿脉的放射性测年结果显示，矿脉比它们切穿的岩石还要古老。这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我记得自己坐在那儿想：这篇论文是怎么通过评审的？所以我们知道同行评议是个不完美的过程，但总体上我们仍然相信它有很大好处。论文发表以后，审查还在继续，因为你有机会写批评、讨论和回应。当然，最后还有「布丁好不好，吃了才知道」：一篇论文如果糟糕、错误或愚蠢，它就不会真正被使用。我们引用和使用的，是我们认为有帮助的工作。哪些工作被引用、被使用、成为新想法的基础，这里面也有一个过程。我们都知道，发表的论文绝大多数从来没有被引用过，一次都没有，想想有点令人沮丧，当然不包括我们自己的论文。所以长期看有一种筛选效应（winnowing effect）：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论文经受住了考验。

我的论点是：正是这个过程，这种对主张的批判性审查，才真正产生可靠的结果，因为不可靠的、难以置信的结果大体上都被筛掉了。要再说一遍，这是一种统计的、概率的观点。我不是说每篇发表的论文都好，也不是说每篇坏论文都被拒了，显然不是；这是一个关于整体的论证。

不过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附带条件：我们知道科学家会有盲点，科学史一再证明科学家可能有偏见。换个比喻说，科学家可能对种族或性别问题充耳不闻。十九世纪有大量工作，今天回头看，性别偏见或种族偏见一目了然。这就引出另一件要紧的事：这个过程要有效运转，科学共同体必须是多元的。共同体越多元，带入的视角就越多，就越有可能有人识别出盲点、指出偏见，并有机会加以纠正。这幅科学图景告诉我们：多元性不仅在伦理上是正确的，在认识论上同样是正确的。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结论。

多元性的认识论价值与专家辩护

奥莱斯克斯： 书的另一部分，另一个论点是：科学家做这一切，投稿、提主张，凭的是什么？凭的是工作，凭的是我前面说过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所以另一个关键之处在于，科学家是以持续的、批判的方式与自然世界打交道（社会科学则是与社会世界打交道）。因此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专业知识（expertise）辩护。如今批评专家、怀疑专家、说专家总是出错很时髦，但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这也是从演讲中得来的。有时有人对我说：「专家老是出错，我们凭什么信专家？」我就反问：「你想到的是哪个科学家出错的例子？」有意思的是，很多时候对方举不出例子，只是一种笼统的印象，觉得科学家老是出错谁都知道。真有例子的时候，例子无一例外来自营养学。所以我最近对营养学的兴趣大增，一直在密切关注近来关于红肉的争论。营养学为什么成了「沉闷的科学」，我想能找出一些原因；而且眼下肉类行业和红肉问题上正在上演一出「贩卖怀疑的商人」的戏码，这些都得承认，但那不是这本书的主题。

这本书的主题是为专业知识辩护。我们常常把科学说成一种非常特殊、非常崇高、深奥难懂的东西，但我想说，更好的看法是：科学家跟水管工、电工、汽车修理工、报税会计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某个指定领域里的专家。水管工的领域是管道，修理工的领域是修车，科学家的领域是自然世界。我们信任修车师傅来修车，只要师傅还过得去，因为我们自己确实不会修车。我们需要修车师傅，正如需要牙医，因为我们不会给自己补牙；我们需要医生，需要报税会计。事实上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专家。现代世界建立在专业知识之上。如果不信任专家，社会就会停摆：早上都没法去上班，没法维持健康；甚至你爱看体育版，也是分析员让比赛变得更有意思，告诉你该留意什么。我们时时刻刻在依赖专家，却很少问「我们为什么信任牙医」，可不知怎么偏偏要问「我们为什么该信任科学家」。我的论点是：科学家就是我们的专家，是我们出钱雇用、托付他们去理解自然世界的人，而这项工作我们自己在大多数情况下既没能力也没资格去做。这就是本书的论点。

接下来我想提评议人提出的三个问题，各读一段书里的回应，这样各位还有兴趣去读书的主体部分，我不会把它全都讲光。评议人提出了三大问题。第一个是循环论证的问题。我说科学主张可信，是因为经过了其他科学专家的审查；可如果是专家评判专家，你可以说这是循环论证：我们怎么知道专家是对的，又怎么知道谁是专家？我会读一小段来回应。第一个问题是马克·朗（Marc Lange）提的；第二个问题由乔恩·克罗斯尼克（Jon Krosnick）教授提出，即可重复性危机（replication crisis）。几乎所有人都听说过可重复性危机，我们知道，或者我们自以为知道，这是科学中的一个大问题，我对此有几句话要说。第三个问题是价值在科学中的角色，尤其是我们都知道科学家可能过度自信，而对科学主张的过度自信有时并不是好事；我们也从科学史中知道，科学家自己并不总能清醒地意识到自身价值观如何影响他们的科学思考。对此我也有几句话。下面我读书里的文字。

回应一：循环论证与谁是专家

奥莱斯克斯： 马克·朗指出，「我们为什么该信任科学」这个问题「很容易引起一种眩晕，甚至绝望」。许多可能的答案都会坍缩成循环论证。比如，诉诸经验证据的推理（我那套基于历史的论证就是），本身就是一种科学论证，因为它是经验的；这样一来我们就是在用科学的推理方式为科学的推理方式辩护，这正是循环论证的定义。再者，如果我说我们应当信任科学，因为它是专家有根据的结论，那就得问：判断一个人是专家，依据是什么？答案当然是：由其他专家来判断。所以这也是循环的。真是这样吗？

专业知识的标志，学术资历、在相关领域同行评议期刊上的发表、奖项和荣誉，是非专家也看得见的。记者有时问我：「我怎么判断一个所谓专家是真专家而不是托儿？」我回答：一个起点是查清楚他受的是什么领域的训练，在那个领域有哪些发表。当然，朗教授说得对，训练是由其他专家提供的，要成为专家得靠专家培养，所以看起来我们仍没有逃出循环。但出路是有的，因为专业知识的社会标志对非专家是可见的。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相对容易看出，大多数否认气候变化的人不是气候科学家，对进化论的反对基本上来自科学之外的领域。中立的非专家能够识别专家，也能分辨专家得出了什么结论、没有得出什么结论。社会标志不能告诉我们某位专家是否值得信赖，但能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不是专家，更要紧的是，能告诉我们一个自称专家的人是否并不具备专业知识。同样，区分普林斯顿大学或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这样的研究机构与美国企业研究所或发现研究所这样由政策驱动的智库，是容易的，或者说应当是容易的。记者常常分不清，这跟截稿期限的关系比跟认识论的关系大。

当然，正如我一再强调的，专家可能出错。若非如此，我们整个探讨都是多余的。作为一项人类活动，科学是可错的（fallible）。共识不等于真理。共识是一种社会状态，不是认识论状态，但我们把共识当作替代指标，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确知真理是什么。而且共识这个范畴在认识论上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的历史案例表明，凡是专家看起来走了弯路的地方，通常都缺乏共识。因此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指标是不对称的。我们永远无法绝对肯定自己是对的，但我们确实有一些指标能提示什么地方可能出了错。这就是共识为什么重要，就是为什么必须能够识别并排除托儿、名人，以及也许出于善意但走入歧途的外行，以便弄清楚谁是专家、他们说了什么、依据是什么。以上处理的是循环论证问题和专家的界定。

回应二：可重复性危机的再审视

奥莱斯克斯： 下面读一点关于可重复性危机的内容。显然，这些只是更长、更复杂的对话的片段。乔恩·克罗斯尼克教授提醒我们注意当代科学中一个严肃的问题：所谓「可重复性危机」。这个问题有可能动摇公众对科学的信任，也可能反驳我的论点，即只要审查者多元且乐于自我批评，集体审查科学主张的过程就很可能导向可靠的结果。问题是这样的：有不少广受报道的例子，发表在有声望期刊上的论文，有的还被大量引用，其结果却无法重复。有些论文被撤稿，于是评论者又宣称存在「撤稿危机」。关于可重复性危机及其补救办法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心理学和生物医学上。但克罗斯尼克教授声称，问题涉及当代科学的全部领域，因为科学的激励结构奖励快速发表而牺牲审慎与勤勉。也许如此，但克罗斯尼克的具体例子全部来自心理学和生物医学，后者又主要来自药物临床试验。这两个领域里统计分析都处于核心地位，也都被证明存在滥用统计的现象，尤其是「p 值操纵」（p-hacking）。可以合理地推断，统计滥用不限于心理学和生物医学；但整个科学是否存在更广泛的问题？证据在这里就变得模糊了。我觉得奇怪的是，克罗斯尼克教授强调严谨经验研究的重要性，却在有限的证据上做出宽泛的论断，把可能各不相同的现象混为一谈。这里我对克罗斯尼克有点不客气，但我想是他自找的。

在开头他讲了一个赤裸裸的造假故事：一位教授在一百多篇发表于顶尖期刊的论文里伪造数据。这无疑很糟糕，但欺诈是一切人类活动的共同特征。它在科学里比在金融、房地产或矿产勘探里更常见吗？他提供的信息不足以让我们判断。它能让我们做的，是追问为什么这起欺诈没有更早被发现，提醒我们科学同任何人类活动一样需要监督，并考虑科学是否需要更好的监督机制。接着克罗斯尼克又给我们讲了一件完全不同的事：一篇声称证明了超感官知觉（ESP）确实存在的论文，「引发了一场风暴，因为结果显得难以置信，又无法重复」。这跟欺诈恰恰相反：它说明科学在按照应有的方式运转。一篇论文发表了，提出了一个强烈、意外而不可信的主张；它立刻受到严厉的批判性审视，心理学界拒绝了它。当然可以问这篇论文当初为什么会发表，但如果科学要像我主张的那样对多样的想法保持开放，那么错误的、愚蠢的甚至荒谬的东西偶尔见诸印刷就在所难免。这本身并不是对科学的控诉；恰恰相反，它证明科学共同体即便对某些我们觉得早该关门的想法也依然开放。

然后是心理学史上最著名的研究之一，那个著名的、或者说臭名昭著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我们被告知，英国广播公司（BBC，它不是科学机构，所以人们立刻会对其动机和可能的偏见产生疑问）试图重复斯坦福监狱实验而未能成功。于是我们有了研究一对研究二，该怎么看？有四种可能。其一，研究一正确，研究二因自身缺陷未能重复。其二，研究二正确，研究一应被视为被推翻。其三，两项研究都不正确，只是错法不同。其四，两项研究都正确，但进行的条件不同，因而分别提供了关于人类在不同条件下如何行为的不同信息。没有更多信息，不可能确定这四种之中哪一种是对的。

克罗斯尼克教授拿来当作科学出了毛病的证据的研究，大多是后来被证明有缺陷的单项研究，而我的论证的要旨恰恰是强调：科学知识从来不是由单项研究创造的，无论它多么著名、重要或设计精良。产生可靠科学知识的是审查主张的过程。关键在于，这种审查必须包含多元的视角，必须呈现以多种方式收集的证据。这意味着单篇论文不能成为可靠科学知识的基础。事后看，我们或许会认为，考虑到斯坦福监狱实验只是单项研究，它被赋予的分量实在太重了。因此克罗斯尼克教授的评议反而强化了我关于共识的论点。对科学中的任何单篇论文，我们都应保持怀疑。科学发现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事件；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暂定的主张，也许是大多数暂定的主张，都会被证明是不完整的，有时是错误的。正如几位美国国家科学院前院长最近所说，若能及时进行，反驳和撤稿可以视为科学在按应有的方式自我纠正。按照惯例，我们把这个过程叫作进步。

回应三：价值中立为何行不通

奥莱斯克斯： 最后我想读关于科学中的价值问题的一节。我认为这是最棘手、最复杂的一个，因为问题本身就棘手而复杂，请各位耐心。有人担心，对科学发现或科学家观点的过度自信会导致糟糕的公共政策。我同意。过分强调技术考量而牺牲社会、道德或经济考量，可能导致糟糕的决策，但这与所涉科学本身对错无关。如果一个科学问题已有定论，而得出定论的科学共同体是开放而多元的，那么我们理应接受这门科学，然后再决定对它的含义采取什么行动，或者不采取行动。至少我认识的几乎每一位科学家都会这么说，我过去也这么说过。这是经典的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具体化：我们可以先确认事实，再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另行决定要不要做点什么。但从经验上看，这种策略已经不管用了，假如它曾经管用过的话，因为大多数人并不把科学和它的含义分开。我们现在知道，许多人拒绝气候科学，不是因为这门科学作为科学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它与他们的价值观冲突，或被视为冲突：他们的宗教观点、政治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人们拒绝或批评科学发现的理由很多，但常常包含这样一种认知：这些发现与他们的价值观相抵触，或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1960 年代，政治左翼的许多人批评科学，因为它被用于战争。今天，政治右翼的许多人批评科学，因为它似乎暴露了当代资本主义和「美国生活方式」的缺陷。

举个例子。1992 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之前，美国总统老布什在讨论人为气候变化时坚称，「美国的生活方式没有商量的余地」。这位总统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即那次会议产生的国际条约，并承诺付诸行动。但与此同时，他点明了环境科学发现的含义与美国高消耗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至少有一部分环保人士把环境问题归咎于这种生活方式，因而想要改变它。这种模式延续至今，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共和党人对气候科学的怀疑远甚于民主党人。事实上，只有这一点能解释为什么某些保守派坚称应对气候变化的提案是反民主、反美国或反自由的。

如果问科学家，福音派基督徒为什么拒绝进化生物学，很多人会回答：因为他们按字面解读《圣经》，坚持上帝在六天内创造了地球和万物。但天主教徒生物学家肯尼斯·米勒指出，福音派反对进化论的论证很少涉及对《圣经》的字面解读，事实上很少提及《圣经》；他们诉诸的是一种理论在道德上（或不道德上）的含义：这种理论说人类是偶然产生的，是一个无目的的随机过程的结果。前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两度竞选总统的里克·桑托勒姆就解释过，他拒绝自然选择进化的概念，因为它把人类「变成自然的错误，从而摧毁了道德的基础」。其他反进化论者主张，如果进化论为真，生命就没有意义。

科学家试图躲开这些科学之外的考量的刺痛，办法是退回到价值中立：坚称我们的科学也许有政治、社会、经济或道德含义，但科学本身是价值无涉的，因此价值观不是拒绝科学的正当理由。重力不管你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酸雨既落在有机农场也落在高尔夫球场（这是比尔·拉克尔肖斯多年前的原话）；大气中的辐射传输今天的运作方式和 2016 年之前一模一样。这个论证是对的，但不够，因为无论应不应该，我们的听众确实把科学和它的含义联系在一起。福音派基督徒拒绝进化科学，因为他们相信它与自己的宗教观点相矛盾；自由市场的福音派拒绝气候科学，因为它暴露了他们经济世界观里的矛盾，而正因为这些矛盾，他们不信任那些揭露矛盾的科学家。这很难绕开，尤其当我们承认并不存在一种能担保科学结论真实性的科学方法，承认科学不过是相关专家经过充分考虑后对某一问题形成的共识。

把科学知识看作专家的共识，不可避免地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问题：科学家是些什么人，凭什么该信任他们。科学家通常认为这类问题是「对人不对事」，因而不正当；但如果认真对待「科学是一个共识性的社会过程」这个结论，那么科学家是什么人就是要紧的。社会科学家关于信任如何建立和维系的发现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我们知道一点：在价值观相同的人之间建立信任，比在没有共同价值观的人之间容易。然而价值观恰恰是科学家大体上拒绝讨论的东西。就像「科学家是谁」这个问题一样，「科学家除了科学本身还相信什么」一般被视为禁区。正如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几十年前指出的，当客观性或诚信受到质疑时，科学家的典型反应是退回到「对纯科学的颂扬」，坚称自己唯一的动机是追求知识。无论科学发现有什么含义，他们坚持这项事业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可是没有人能真正做到价值中立，所以科学家这样声称时，听起来就是假的，因为他们在声称不可能的事，除非我们把他们当作白痴天才或天真汉。我们可能因此把他们看作不诚实的人。然而诚实、开放和透明据说是科学研究的关键美德，那么科学家怎么可能一边诚实、一边否认自己有价值观？如果科学家坚持这项事业是诚实的，却在它的性质上误导听众，哪怕是无意的，他们就在自己事业的根基上制造了一个矛盾。

有人会反驳说，科学家并不是声称自己没有价值观，只是声称不让价值观影响工作。这个说法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但社会科学研究和常识都表明它不大可能是真的。这又引出更进一步的一点，它不知怎么一直没有得到认真考虑，却可能正处于许多美国人不信任科学的核心：说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差不多等于说它没有价值观，至少除了知识生产之外没有，而这很容易滑向「科学家没有价值观」的暗示。显然事实并非如此，但科学家不愿谈自己的价值观，会给人一种印象：他们的价值观有问题，需要藏起来，或者他们根本没有价值观。你会信任一个没有价值观的人吗？答案显然是不会，那样的人是反社会者。你也不会信任一个价值观与你格格不入的人。但如果你觉得那个人至少与你有部分共同的价值观，哪怕不是全部，你也许愿意听一听，也许会接受你听到的一部分。因此，无论价值中立的主张在认识论上是否站得住，我认为很清楚的是，它在实践中不管用，因为它无助于沟通，无助于建立信任的纽带。

共享价值：十诫、天课与个人信念

奥莱斯克斯： 科学家有时会觉得，跟否认气候变化的人或认为世界只有六千年历史的人，根本没办法建立信任的纽带，也许确实如此。我有一次公开表示过绝望，就在这个房间，在梅利莎·富兰克林组织的这个讲座系列里。我说，对于千禧年主义者，他们的末世论说世界快要终结了，那还担心什么气候，我对说服他们不抱希望。那是一个很晚的夜晚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回答问题回答了很久，最后一个问题是「我在得克萨斯的亲戚认为世界快完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乎气候变化」，我答说那也许没救了。可就在第二天，我收到好几封来信，向我提供基于基督教价值观和教义去教导他们的策略。我现在对《哥林多书》知道得可多了。人们建议，触及这些人的途径是他们的价值观，社会科学研究也支持这个想法。

基于这个论证，我再读一段，然后收尾。宗教史家斯蒂芬·普罗特罗指出，犹太教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认同十诫，但他们的十诫版本竟然各不相同。在座有多少人知道三家的十诫不一样？有人知道，但很多人不知道。这其实解开了我心中一个多年的谜：为什么走进天主教堂，满眼都是偶像？这不是违反诫命吗？原来天主教放弃了禁止偶像的那条诫命，而犹太教徒和新教徒牢牢守着它。天主教少了一诫，只剩九条很尴尬，于是把最后一条拆成两条。有人知道是哪条吗？对，贪恋。天主教有两条关于贪恋的诫命：一条是不可贪恋邻人的妻子，另一条是不可贪恋其他一切。邻人的妻子是特殊的。尽管如此，这三种宗教，涵盖约七成美国成年人，都同意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恋邻人的妻子；也都同意只崇拜一位神，不可妄称神的名，守安息日，孝敬父母。伊斯兰教也认同这些，尽管它比其他三者更强调慈善。天课（zakat），即施舍，是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请注意「zakat」一词与希伯来语的「tzedakah」（慈善捐助）多么相似，后者在犹太人的生活中被视为道德义务。慈善也是基督教的核心价值，虔诚的摩门教徒缴纳什一税。所以，即便我们在许多政治议题上意见不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仍可能有相当大的重叠。只要我们能把这些共同之处讲清楚，并说明它们与我们的科学工作有什么关系，我们或许就能克服常见的怀疑和不信任，尤其是根植于「价值观冲突」这一认知的不信任。

所以我想，我理当说清楚自己的价值观，说清楚是什么驱使我去做捍卫气候科学的工作。我希望避免可以避免的人类苦难，保护地球上生命的美与多样。我希望保留冬季运动的欢乐、珊瑚礁的壮丽和巨杉的奇观。我爱雷暴，但不希望它们变得更危险；我不希望洪水、冰雹和飓风摧毁社区、夺去无辜者的生命。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子孙后代，在美国和全世界，都拥有和我一样过上好日子、兴旺发达的机会。我不希望我们越来越穷，把越来越多的钱花在修补气候紊乱造成的破坏上，而这些破坏本可以用低得多的代价避免。我不认为让少数几家公司的利润变成我们所有人的损失是公平的。我相信政府是必要的，但我无意让它不必要地膨胀。我也像教宗方济各强调的那样相信，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无视气候变化就是既无视自然也无视正义。教宗提醒我们，他的名号所自的圣方济各之所以封圣，是因为他「与万物相通，感到自己蒙召去关爱一切存在」。有人会觉得这种与自然相通的情感与冷静的科学理性格格不入，但在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博物学家普遍认为科学探究是接近上帝的途径。他们遵循的是《所罗门智训》第十三章第五节的话：「从受造物的伟大与美丽，人可以类推而认识其创造者」。或者如海顿在他十八世纪末的伟大清唱剧里所唱：「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不管我们把那荣耀理解为什么。

我也相信，历史证明了约翰·邓恩近四百年前写下的话：「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减损，因为我与人类休戚相关。」我相信我是我兄弟的看守者，你们也是。《创世记》里紧接着堕落之后的故事就是该隐与亚伯，难道没有缘由吗？《旧约》，世界三大一神教的根基，以创世开篇，大多数其他人类社会的起源神话和故事也是如此。所以无论我们把它叫作生物多样性、创世、梦幻时代、大地母亲还是上帝，气候变化都在威胁它。科学、历史、文学、伦理告诉我们的一切都说明，关爱同胞和关爱环境是同一件事。「人与环境」「就业与环境」「繁荣与环境」的对立是一种危险的虚构，编造出来是为了给贪婪辩护，以进步许诺的虚假利润之名，玩世不恭地为破坏背书。这就是我的信念。如果我们不按科学知识行动，而科学又是对的，人们将受苦，世界将减损，这方面的证据压倒性地充分。反过来，如果我们按现有的科学证据行动，而科学结论后来被证明是错的，那么，正如那位漫画家所说：「我们就白白创造了一个更好的世界。」非常感谢。

布朗： 非常感谢娜奥米，我们以一个幽默的音符收尾。科学史系的两位研究生会拿着话筒在场内走动，让各位提的问题大家都能听见。娜奥米准备好回答问题了。劳伦，请。

问答：可错论、传播与记者

提问者： 谢谢您精彩的演讲。我想稍微挑衅一下：坦白说，如果书名不是《为什么要信任科学》，而是《为什么不信任科学的批评者》，我会更满意。作为科学史家我们都知道，如果两百年后文明还在，那时的科学家很可能会说，两百年前我们拥有的科学理论全部或至少大部分是不完整的，甚至是错的。所以要点也许不在于科学有多牢靠，而在于今天科学批评者的论点有多虚浮、多错误。

奥莱斯克斯： 这是个很好的观点，作为科学史家我当然想过很多，因为没有哪个科学史家会声称科学不会犯错。简短的回答是，你刚才说的那一点，某种意义上正是《贩卖怀疑的商人》的全部内容：那本书就是要说明，为什么气候科学的批评者不应被视为可信，因为事实上驱使他们的东西与科学证据本身毫无关系。

我想过很多的另一件事是：我成长于一代把「可错论」（fallibilism）当作核心的科学史家之中。读研究生时我们都学过「悲观归纳」（pessimistic meta-induction）：回顾科学史，那么多先前的理论都被证明不完整、片面，有的干脆就是错的，由此归纳，我们今天相信的一切最终也会被证明是错的。但我现在觉得，拉里·劳丹那些人也许走得有点远了。虽然回头看确实能发现那些知识在哪些方面不完整，但我们同样能看到它在哪些方面对使用它的人依然管用。科学史上有著名的例子：托勒密天文体系能让人准确预测日食月食，这是个著名的例子；还有物理学家最爱拿来对抗「不可通约性」论题的例子，牛顿力学。我们现在可以说，牛顿力学在深层意义上是错的，因为我们如今认识到时间和空间不是绝对的，但对使用它的人来说，牛顿力学好用得不得了。所以我多少会退到一种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论证上：即便我们肯定会发现自己的某些概念、某些理解将来会改变，这些知识对我们眼下要做的事仍然很可能是可靠的。所以，如果要决定该不该给孩子接种疫苗、该不该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我想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按现有知识行动，即便是最坏的情况，结局对我们来说也多半不错。反过来，如果无视它，比如不给孩子接种疫苗，那是什么样子我们已经见过了。

提问者： 您对科学传播者有什么建议？我特别关心为儿童写作的人，面向中学生、高中生或小学生的，还有试图与科学家合作来传达科学思想的艺术家。

奥莱斯克斯： 我当然不是科学传播者，虽然我在电视上扮演这个角色，人家介绍我时常常这么说，但那并不是我的本行，我不研究传播。不过如果说的是孩子，我觉得孩子实在了不起。孩子天生好奇，天生对科学感兴趣。我以前常带岩石和矿物标本去教室，孩子们总是兴致勃勃，然后你会看看自己的同事，心想：后来发生了什么？开个玩笑。我觉得孩子那里没有多少问题。只要你跟孩子打交道，蹲到地板上和他们说话，把他们当作他们本来就是的那种人来对待，就都没问题。问题出在后来，人们开始意识到科学发现与其被感知到的社会或经济含义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就回到了关于价值观的论证。既然问题出在含义上，那就不能靠多给人们灌输科学事实来解决，现在支持这一点的证据很多。但如果你愿意在含义的层面上与人交流，说「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就有可能解决。进化论是否意味着生命没有意义？其实有很多进化生物学家写过非常动人的文字，讲他们个人如何在进化论面前找到生命的意义。肯·米勒在这方面尤其出色，但他不是唯一一位，弗朗西斯·柯林斯写过，约翰·霍顿也写过，许多科学家本身就是有信仰的人，是生物学家或进化生物学家，都谈得很好。现在也有课堂研究，尤其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表明如果你真的这么做，让学生读基督徒科学家写的东西，对很多学生来说简直是脱胎换骨，他们会说：「哦，这没问题，太好了，我可以既是基督徒又学进化生物学。」所以关键是找到办法把这个对话进行下去，而不是回避它，而回避恰恰是我们很多人过去的做法。

提问者： 谢谢您精彩的演讲。我有两个问题。一个跟科学传播类似，但是关于记者的。您举了自闭症的例子，就是疫苗导致自闭症的那篇论文，后来撤稿了，但其间造成了很大伤害，部分原因是媒体为那篇文章疯狂。我完全理解，科学过程有办法随时间检验这些论文，看它们能否重复；可另一方面，科学共同体之外的人并不都明白「单篇论文不算科学结论」这个立场。怎样平衡这两件事，既对某些东西保持怀疑，又相信科学的根基？另一个简短的问题：您熟悉菲利普·泰特洛克关于专家的研究吗？他对专家的预测做过科学研究，主要在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发现专家的预测很多时候很不准，而「超级预测者」预测得好得多。所以当你为有社会影响的决策征求专家意见时，超级预测者的准确率比公认的专家高得多，而他们的预测基于数据和计算。

奥莱斯克斯： 这些问题都很复杂，我先快速回答第一个。你自己已经说了：记者疯狂了。记者做的一件事破坏性极大：出来一项反直觉的单项研究，他们就抓住不放，不做功课。不是所有记者，但两周前红肉论文的事我们又看到了一遍。那件事特别令人反感的地方在于，记者基本上没有去查这些人是谁、这些研究可不可靠，就大肆渲染。发表它的期刊也有问题，那是个复杂的问题。可不到 24 小时就有消息出来，这些论文的几位作者与牛肉行业关系密切。普通人很快就查到了：其中一位在得州农工大学，主持一个关于烧烤的科学与文化的研讨班，由得州牛肉和猪肉行业资助。这不难查，对吧？记者本可以做一点功课，不去急着喊「天哪，牛肉很好，别担心」，而是说「与牛肉行业有关联的科学家发表了一篇有争议的论文」。这才更符合事实，也更恰当。符合事实的报道对读者更好，而且本身也是更好的报道。第二个问题极其复杂，那项具体研究我不熟悉，但我认为对个别专家的意见征询（expert elicitation）问题很大，我在另一本书里写过。厚着脸皮做个广告：去年年初我和几位同事出版了《辨识专家：面向环境政策的科学评估实践》（Discerning Experts），深入探讨了专业知识的这些棘手问题，以及专家为什么、以何种方式会犯某些类型的错误。有兴趣深究的话，推荐给你。

问答：激励、披露政策与红肉事件

提问者： 谢谢您的演讲。您说对想法的集体审查是这本书的核心，可是如果科学界和学术界的激励结构已经变了，奖励教授和科学家的是发表的数量而未必是质量，那么在这种新的激励结构下，如何既保住同行评议的诚信，又给多样的想法留出空间？

奥莱斯克斯：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同行评议的诚信依赖编辑和审稿人认真对待、真正在乎，这又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期刊编辑和科学学会需要担起来。确实有实实在在的工作要做。显然，如果我们期望人们信任科学，我们就得先把自己家里收拾干净，而我认为有些地方我们肯定没做到。所以我寄望于科学学会和期刊编辑来调整。至于快速发表的压力，这个我们讨论很久了，各种提议都有过：评终身教职时只准提交若干篇论文；申请国家科学基金会经费时只准列五篇最相关的加五篇其他的。这些办法似乎都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我认为这是个真实的问题，克罗斯尼克关于科学中某些反常激励的说法并没有错，我们必须处理。但同时，据我所见，过度发表的主要受害者其实是时间，惊人的浪费，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在发表没人读的论文，这不是对人力资源的好利用。但它是否损害了科学作为知识生产活动本身，是另一个问题。人们赶着发表，发一大堆没想清楚的东西，这是浪费；但是否真的造成很大损害，我认为证据并不清楚。

布朗： 还有时间再提一个问题。吉莉，那边有人吗？

提问者： 谢谢，非常感谢您的演讲。我有两个问题，正在犹豫问哪个，那就都问，您可以挑一个。第一，为什么书名是「为什么要信任科学」而不是「为什么要信任科学家」？把「科学」当作一个整块的术语有困难，它几乎可以换成「上帝」，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第二，您举了作者与牛肉行业有关联的例子，这让我很有共鸣，尤其是和您开头讲的那个例子放在一起：「我凭什么信你」，也就是你的价值观，或者你过去的某些经历，会让我不信任你。那么我们怎样理智地区分真正值得怀疑的东西，比如与牛肉行业的关联，和更模糊的东西，比如一个人的宗教倾向？

奥莱斯克斯： 很好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这两个问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把它们当作一个问题来答，而且要接着上一个问题说。我确实认为，科学期刊在审查程序上必须严格得多。这次的事件里，发表这组论文的《内科学年鉴》说，这些作者没有违反它的披露政策；结果发现原因在于，它的披露政策只要求披露过去三年内来自行业的直接资助。这在很多层面上都很糟糕：你可以跟行业有各种各样不属于「直接资助」的关系；而且三年这个期限荒唐可笑，那就好比我说我跟前夫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们已经离婚五年了。时间根本不够长。《年鉴》还说，他们依靠作者的诚实，本质上是一种荣誉制度，他们没有能力核实作者的披露声明。我理解，期刊编辑确实没有时间去查每一位作者，但这个模式里，撒谎也没有任何后果，而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可以说就是撒了谎，取决于你怎么解读。所以我认为，首先，披露政策必须更严格、更干净、更清楚，追溯期限必须远长于三年；其次，如果查明有人违反了披露规定，我认为论文必须撤稿，否则政策就没有牙齿。不披露没有后果，那还谈什么？期刊必须整顿门户，严格得多。

不过我也要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因为那正是这本书原来的书名。「为什么要信任科学家」，确切地说是「我们为什么该信任科学家」，如果你们看过我的 TED 演讲，那就是它的标题。但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这是好事，因为我意识到，问题不在于信任个别的科学家。我其实不认为我们该信任个别的科学家，因为他们可能有偏见，可能拿了某个有既得利益的行业的钱，可能有盲点。但如果这个过程在按应有的方式运转，同行评议严格，共同体多元，人们真的在仔细审视数据、提出尖锐的问题，那么即便个别科学家有偏见，长期的净结果也应当相当不错。事实上我要说，两周前的红肉事件固然恶劣（没有关注过的话应该去看看，它是个相当显眼的例子），可在 48 小时之内，各种各样的人都出来说这些论文是错的，包括我们哈佛的一些同事，其中几位发了写得很好的文章，我记得《哈佛公报》上就有几篇，解释这些论文为什么站不住脚，揭露与牛肉行业的关联。人们很快就盯上了这个问题，把其中的错误暴露出来。我认为这恰恰支持了我的论点。得州农工大学那位先生，不，我不认为我们该信任他，他有巨大的利益冲突。他自己爱吃烧烤，尽管吃，上帝保佑他，但别告诉我们其他人烧烤对健康有益，因为我们知道它没有。一年吃一次没问题，但你不该吃很多烧烤。所以作为个人，我不认为我们该信任他；但作为整体，这个过程运转得相当好，因为 48 小时之内就有各种人站出来说，我们其实有大量可靠证据表明多吃红肉有害，会导致心血管疾病、结肠癌，等等。这个案例里，很多好的信息其实很快就出来了。这大概是个合适的收尾之处。

布朗： 谢谢。这一部分到此结束，请大家移步走廊对面的卡博特图书馆参加招待会，那里可以买娜奥米的书，和她继续交谈、提问。现在，让我们再次感谢娜奥米·奥莱斯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