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整理自《Dwarkesh Podcast》的一期对谈,主题是「世界上最顶尖的数学家如何使用 AI」。对谈者陶哲轩(Terence Tao)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数学教授、2006 年菲尔兹奖得主,研究横跨调和分析、偏微分方程、组合数学与数论,近年积极使用 Lean 等形式化工具;提问者 Dwarkesh Patel 以对 AI 研究者、经济学家与历史学者的长篇深访著称。两人从开普勒如何发现行星运动三大定律谈起,一路谈到 Erdős 问题、Lean 证明、素数的随机模型,以及 AI 究竟会在哪一年取代数学家。以下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仅删去口语枝节、寒暄与重复,论证与例证一概保留。
主持人: 今天和我对谈的是陶哲轩,他不需要任何介绍。陶教授,我想先请你重讲一遍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定律的故事,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由此谈 AI 与数学。
陶哲轩: 我一直对天文学有一种业余爱好者的兴趣,特别喜欢早期天文学家如何一点点摸清宇宙面貌的故事。开普勒是站在哥白尼的工作之上,而哥白尼又是站在阿利斯塔克的工作之上。哥白尼提出了那个非常著名的日心模型:不是行星和太阳绕着地球转,而是太阳位于太阳系中心,其他行星绕太阳运行。哥白尼认为行星的轨道是完美的圆。他的理论跟希腊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几个世纪积累下来的观测大体吻合。
开普勒在求学时接触到这些理论,并注意到一件事:哥白尼预言的各条轨道大小之间的比例,似乎带有某种几何含义。他于是提出,如果你把地球的轨道拿来,外接一个立方体,那么外接这个立方体的球面几乎正好对应火星的轨道,以此类推。当时已知的行星有六颗,行星之间有五道间隙,而完美的柏拉图立体恰好有五种:立方体、四面体、二十面体、八面体、十二面体。
于是他有了这个他自己认为美到极致的理论:可以把这些柏拉图立体一层层嵌进行星的球面之间。它看上去是吻合的,在他看来,上帝对行星的设计正好呼应了柏拉图立体那种数学上的完美。他需要数据来确认这个理论。而当时世界上真正高质量的数据集只有一份。第谷·布拉赫,那位非常富有、非常古怪的丹麦天文学家,成功说服丹麦政府出资建了一座极其昂贵的天文台。
其实那是一整座岛。他在那里花了几十年,凡是天气晴朗的夜晚,就用肉眼观测火星、木星等所有行星。他是最后一位肉眼天文学家。他手里有开普勒验证理论所需要的全部数据。开普勒开始与第谷合作,但第谷对数据极为吝惜,每次只肯给他一点点。最后开普勒干脆把数据偷走了,他抄了一份,还为此跟第谷的后人打了一场官司。他确实拿到了数据,然后算出来,很失望地发现,他那个漂亮理论并不成立。
数据跟他的柏拉图立体理论差了百分之十左右。他试过各种修补,把那些圆挪来挪去,就是对不上。但他在这个问题上一干就是很多年,最终想出了如何用这批数据反推出行星的真实轨道。那是一次极其精巧、堪称天才的数据分析。接着他算出来,轨道其实是椭圆,不是圆,这对他是个不小的震动。于是他得到了行星运动的前两条定律:椭圆轨道,以及相等时间扫过相等面积。又过了十年,在积累了大量数据之后(土星、木星这些最远的行星对他来说最难处理),他终于得出第三条定律:行星完成一圈公转所需的时间,与它到太阳的距离的某个幂成正比。
这就是著名的开普勒三定律。他对它们没有任何解释,全部由经验数据驱动。要等一个世纪之后,牛顿才给出一套一次性解释全部三条定律的理论。
主持人: 我想抛给你一个说法:开普勒是一个高温度的大语言模型。牛顿给出了行星运动三定律为什么必然成立的解释。当然,开普勒发现这些定律、推算出各行星的相对轨道,正如你说的,是天才之作。
但纵观他的职业生涯,他其实一直在试各种随机的关系。事实上,他写下第三定律的那本书《世界的和谐》,第三定律不过是书里的一段旁白,整本书讲的是各个行星如何对应不同的和声。书里说,地球上之所以有这么多饥荒和苦难,是因为地球的音是「咪-发-咪」。全是这种占星术式的胡扯,但其中埋着那条平方立方定律,它告诉你公转周期与行星到太阳距离之间的关系。
正如你刚才讲的,把它跟牛顿的 F=ma 以及向心加速度公式放在一起,就能得出平方反比定律。牛顿把这一步做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故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我感觉大语言模型完全可以做「花二十年去试各种随机关系」这种事,其中很多毫无道理,只要有一个像第谷数据集那样可验证的数据库在。「好,我来试试音符、柏拉图立体、各种几何形状,我有个成见,觉得这些轨道的几何里藏着重要的东西。」然后总有一样试对了。只要你能验证,这些经验规律就能推动真正深刻的科学进步。
陶哲轩: 传统上,我们讲科学史的时候,产生想法一直是科学中最有声望的那部分。可一个科学问题包含很多步骤。你得先识别出一个问题,而且要识别出一个好的、有产出的问题去做。然后你要收集数据,想出分析数据的策略,再提出假说。到这一步你需要提出一个好的假说,接着要去验证。然后你还得把它写出来、讲清楚。前后有十几个不同的环节。我们所颂扬的,是那些灵光乍现、产生想法的天才时刻。开普勒确实必须一个接一个地过很多想法,其中好几个都不成立。我敢说还有很多他压根没发表,因为根本对不上。可这也是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环:什么随机的东西都试一遍,看哪个成。
但正如你所说,这必须有等量的验证来匹配,否则就是垃圾。我们颂扬开普勒,但我们同样应该颂扬第谷那种一丝不苟的数据采集,他的精度比之前任何观测都高十倍。正是多出来的那位小数,才让开普勒能得出结果。开普勒用的是欧几里得几何,是当时他能调用的最先进的数学,用来把模型和数据对上。所有环节都必须同时到位:数据、理论、假说生成。而我不确定今天假说生成还是不是瓶颈。这一个世纪以来,科学已经变了。
古典地看,科学有两大范式:理论与实验。到了二十世纪,数值模拟出现了,你可以用计算机模拟来检验理论。最后,在二十世纪后期,我们有了大数据,进入了数据分析的时代。现在很多新的进展,其实是先分析海量数据集才产生的。你先收集大规模数据,再从中提取模式,据此推出想法。这跟科学过去的运作方式有点不一样。过去是你做几次观察,或者忽然冒出一个想法,然后再去收集数据检验这个想法。
那是经典的科学方法。现在几乎反过来了。你先收集大数据,再试着从里面提炼出假说。开普勒也许算最早的数据科学家之一,但连他也不是从第谷的数据集出发再去分析的。他脑子里先有既定的理论。而这种做法,看起来越来越不是我们取得进展的主要方式了,原因就在于数据的量和用处都大了太多。
主持人: 有意思。我感觉你描述的这种二十世纪科学,其实非常贴切地描述了开普勒身上发生的事。他确实先有想法,1595 年和 1596 年他提出多边形、再提出柏拉图立体的理论,但那些想法是错的。
几年之后他拿到第谷的数据,又是在试了二十年各种随机东西之后,才得到那条经验规律。这反倒更像是:第谷的数据相当于某个庞大的模拟数据库,有了数据之后,你就可以不停地试各种随机的东西。要不是有那批数据,开普勒就只能一直在那儿写关于和声和柏拉图立体的书,根本没有东西可供验证。数据极其重要。
陶哲轩: 数据确实极其重要。我想区分的是:传统上你先提出假说,再拿数据去检验。而现在有了机器学习、数据分析和统计学,你可以从数据出发,通过统计得出此前并不存在的规律。开普勒第三定律有点像这样,只不过他手里不是第谷那上千个数据点,而是六个数据点。
对每一颗行星,他知道公转周期和到太阳的距离。总共五六个数据点,他做的事情放到今天就叫回归。他给这六个点拟合了一条曲线,得到平方立方定律,这非常了不起。但他其实相当走运,这六个点给了他正确的结论。六个点的数据量并不足以真正可靠。后来有位天文学家叫约翰·波得,拿的是同一批数据,也就是各行星到太阳的距离,他受开普勒启发,预言各行星的距离构成一个平移过的等比数列。
他也拟合了一条曲线,只是中间缺了一个点。火星和木星之间有一道很大的空隙。他的定律预言那里有一颗失踪的行星。这本来像是民科理论,可是当赫歇尔发现天王星时,天王星的距离正好落在这个模式上。接着谷神星在小行星带被发现,也符合这个模式。大家非常兴奋,觉得波得发现了一条了不起的自然新定律。然后海王星被发现了,偏得离谱。说到底,那只是一次数值上的巧合。
只有六个数据点。开普勒之所以没有像强调前两条定律那样强调第三定律,也许有一个原因:尽管他没有现代统计学,但他凭直觉知道,只有六个点,结论必须说得谨慎一些。
主持人: 我把关于这个类比的问题问得更直白些:如果未来我们有越来越聪明的 AI,成千上万乃至上百万个,它们可以出去搜寻各种经验上的不规则现象,这个类比还成立吗?听起来你并不认为科学的瓶颈在于,为每个领域多找出几条相当于行星运动第三定律的东西,好让后来的人说:「我们得解释这个,来把数学做出来,这就是引力平方反比定律。」
陶哲轩: 我认为 AI 已经把产生想法的成本压到几乎为零,就像当年互联网把通信成本压到几乎为零一样。这是件了不起的事,但它本身并不带来丰裕。现在瓶颈换了位置。我们眼下的处境是:突然之间,人们可以为任何一个科学问题生成上千种理论。接下来我们得去验证它们、评估它们。这需要我们改变科学的组织结构才能理清。传统上我们是筑墙。在有 AI 垃圾之前,我们有业余科学家提出他们自己的宇宙理论,其中很多价值极低。
我们建立了同行评审和出版制度,用来过滤,尽量把高信噪比的想法挑出来检验。可现在我们能大规模生成这些可能的解释,其中有些不错,很多很糟,人类审稿人已经被压垮了。许多期刊都在反映,AI 生成的投稿正在把投稿系统淹没。我们现在能用 AI 生成各种东西,这很好,但这意味着科学的其他环节必须跟上:验证、确认,以及判断哪些想法真的把学科往前推了,哪些是死胡同或者障眼法。这件事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大规模地做。
对单篇论文,我们可以让科学家们争论,几年之内形成共识。可当我们每天生成一千篇这样的东西,这套办法就不管用了。
主持人: 这里有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如果你有几十亿个 AI 科学家,不光是怎么判断哪些是真进展,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人类科学也曾经不得不面对它,而且我们不知怎么就解决了,我甚至不太确定我们是怎么解决的。比方说 1940 年代,你在贝尔实验室,各种新技术冒出来。
脉冲编码调制、信号如何传输、信号如何数字化、如何在模拟线路上传送,围绕工程约束和技术细节有一大堆论文,然后其中有一篇提出了「比特」这个概念,它的影响横跨众多领域。你需要某种机制,能够看到那一篇然后说:「好,我们得把它用到概率论上,用到计算机科学上」,等等。将来 AI 也会提出下一个这种统一性的概念。
在几百万篇论文里,其中很多可能确实构成进展但在普遍统一的思想上要弱得多,你要怎么把那一篇认出来?
陶哲轩: 很大程度上靠时间的检验。许多伟大的想法在刚提出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反响。要等到别的科学家意识到自己可以把它往前推、用到自己的领域里,情况才会变。深度学习本身长期就是 AI 里的一个冷门方向。完全通过在数据上训练来得到答案,而不是通过第一性原理推理,这个想法当年很有争议,过了很久才开始结果实。你提到比特。当年除了今天举世通用的零一之外,还有别的计算机架构提案。
我记得有三进制,三值逻辑。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也许会是另一种范式胜出。再比如 Transformer,它是当今所有大语言模型的基础,是第一个真正复杂到足以捕捉语言的深度学习架构。但事情本来不一定是这样。也可能是另一种架构最先做到,一旦被采纳,它就会成为标准。判断某个想法会不会开花结果之所以困难,一个原因就是它取决于未来。
它还取决于文化和社会,取决于哪些被采纳、哪些没被采纳。数学里的十进制记数法极其有用,比如比罗马数字好太多。但十这个数本身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它对我们有用,是因为其他人都在用,我们已经把它标准化了,我们所有的计算机和数字表示系统都是围绕它建起来的,现在只能将就。偶尔有人推动十进制以外的方案,但惯性实在太大。所以这不是那种你可以孤立地拿起任何一项科学成就,脱离过去和未来的语境,给它打一个客观分数的事情。因此它也许永远无法像那些局部性强得多的问题那样,直接拿去做强化学习。
主持人: 科学史上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个新理论出现,事后我们才明白它是对的,可它当时推出的一些推论要么根本讲不通,因为它们是错的,我们后来才明白错在哪;要么是对的,但在当时听起来荒唐透顶。就像你讲到的,阿利斯塔克在公元前三世纪就有日心说。古雅典人的反应是:「这不可能,因为如果地球绕着太阳转,我们应该会看到恒星的相对位置随着我们绕行而变化,唯一说得通的情形是它们远到你察觉不到任何视差。」
而这恰恰是正确的推论。但也有推论确实错了的时候,我们只能等着自己的理解升级到更高的层次。莱布尼茨曾经批评牛顿,反对牛顿的引力理论,理由是它意味着超距作用,而且不知道机制;牛顿本人也对惯性质量与引力质量竟然是同一个量感到震惊。所有这些后来都由爱因斯坦解决了。但它当时仍然是进步。所以对一套面向 AI 的同行评审系统来说,问题就是:即便你能证伪一个理论,你要怎么看出它相对于之前的东西仍然构成进展?
陶哲轩: 常常是这样:最终正确的那个理论,一开始在很多方面反而更差。哥白尼的行星理论精度不如托勒密的理论。地心说到那时已经发展了一千年,人们做了无数微调,加了越来越复杂的临时补丁,让它越来越准。哥白尼的理论简单得多,但准确度差得多。要到开普勒手里,它才比托勒密的理论更准。科学永远是未完成品。当你只得到解答的一部分时,它看上去比不上一个虽然错误、却已经被补全到似乎能回答所有问题的理论。就像你说的,牛顿的理论有很大的谜团。
质量的等同性和超距作用,都要到几个世纪之后,靠一种概念上截然不同的路径才被化解。而且进步常常不是靠往上加理论,而是靠删掉你脑子里的某些假设。地心说之所以撑了那么久,一个原因是我们有个观念,认为物体天然倾向于静止。这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物理观。所以地球在动这个想法就很难接受:那我们怎么没都摔倒?一旦你有了牛顿运动定律,运动的物体保持运动,等等,它就说得通了。
在概念上,意识到地球在运动是极大的一跃。它感觉上根本不像在动。最大的那些进展,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核心是「物种不是静止的」这个想法。这一点并不显然,因为你在自己一生中看不到进化发生。当然现在我们其实能看到了,但物种看起来是永恒不变的。而我们此刻正在经历一场认知版的哥白尼革命:我们过去认为人类智能是宇宙的中心,现在我们看到,外面存在着非常不同的智能类型,各有非常不同的强项与弱项。
我们关于哪些任务需要智能、哪些不需要的判断,得大幅重排。要把 AI 塞进我们既有的关于科学进步、关于什么难什么易的理论里,我们相当吃力。我们不得不去问一些从来没必要问的问题。也许哲学家问过,但现在轮到我们所有人来面对了。
主持人: 这就带出一个我很好奇的话题。你提到达尔文的进化论。有本书叫《钟表宇宙》,作者是爱德华·多尔尼克,讲的正是我们刚才谈的这段历史。
书里有个很有意思的观察。《物种起源》出版于 1859 年,《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于 1687 年。也就是说《物种起源》比《原理》晚了两个世纪。可从概念上看,达尔文的理论似乎更简单。与达尔文同时代的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读完《物种起源》后说:「居然没想到这一点,我真蠢。」从来没有人对着《原理》这样说,责怪自己没能抢在牛顿前面想出万有引力。所以问题是:为什么进化论反而来得更晚?
看起来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你刚才说的。自然选择的证据在某种意义上压倒性地充分,但它是累积的、回溯的;而牛顿可以直接说:「这是我的方程。让我看看月亮的公转周期和距离,如果对得上,我们就前进了一步。」卢克莱修其实在公元前一世纪就有过物种适应环境的想法,可是直到达尔文之前没有人真的谈论它,因为卢克莱修没法做个实验逼人们正视它。
我在想,我们回头看,是不是会发现进展要多得多的,其实是那些有紧密数据闭环、很容易验证的领域,哪怕它们在概念上难得多。
陶哲轩: 我觉得科学有一个面向:它不只是创造新理论并验证它,还要把它传达给别人。达尔文是极出色的科学传播者。他用英文写作,用的是自然语言。请原谅我,我得从技术脑里走出来。他用平实的英语讲话,不用方程,把大量零散的事实综合了起来。进化论的一些小片段前人已经做出来过,但他有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整体图景。而且他同样有缺失的部分。
他不知道遗传的机制,他没有 DNA。但他的文风有说服力,这帮了大忙。牛顿用拉丁文写作。他为了解释自己在做什么,甚至发明了全新的数学分支。他还处在一个科学家远比今天更保密、更好斗的时代。学术界现在仍然充满竞争,但牛顿那会儿更糟。他会把自己最好的洞见压下来不发,因为不想让对手占到便宜。据我了解,他为人也不太讨喜。
要等到牛顿之后几十年,别的科学家用简单得多的语言解释他的工作,这些成果才广泛传播开来。阐述的艺术、把道理讲成一个案子、编织出一条叙事,同样是科学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有数据当然有帮助,但人们需要被说服,否则他们不会把它往前推,也不会花下最初那笔成本去学你的理论、真正把它探索透。
而这又是一件非常难做强化学习的事。你要怎么给「你有多有说服力」打分?
主持人: 这方面有整整一批营销部门在琢磨。也许 AI 目前还没被优化成擅长说服人,这反而是好事。
陶哲轩: 科学有社会性的一面。尽管我们以科学有客观的一面自豪,有数据、有实验、有验证,我们仍然必须讲故事,必须说服同行。那是软的、黏糊糊的东西。它是数据与叙事的结合,而且是一种关于空白的叙事。就像我说的,达尔文的理论里有些部分他解释不了。但他仍然可以把这个案子立起来:将来人们会找到过渡形态,会找到遗传的机制。后来人们确实找到了。我不知道你怎么把这件事量化到足够精确,好让你能开始做强化学习。也许这将永远是科学中属于人的那一面。
主持人: 我读你的东西、看你的东西,尤其是关于宇宙距离阶梯的部分,有一个收获。顺便说一句,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你和 3Blue1Brown 合作的宇宙距离阶梯系列。我的收获是:在许多领域里,可推导出来的余量可能远比人们以为的大。只要你对如何研究一个问题有了正确的洞见,你可能会惊讶于自己竟然能多知道那么多关于世界的事情。我想知道你觉得这是不是天文学在你所研究的那些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还是说,仅凭此刻落在地球上的这些数据,我们其实就能推断出远比我们已知的更多的东西?
陶哲轩: 天文学是最早真正拥抱数据分析、把手上信息里最后一滴信息都榨出来的科学之一,因为数据就是瓶颈。今天仍然是瓶颈。收集天文数据非常困难。天文学家在从一点点数据痕迹中提取各种结论这件事上是世界一流的,几乎像福尔摩斯一样。
主持人: 我听说很多量化对冲基金最偏爱的招聘对象其实是天文学博士。他们出于别的理由,同样非常热衷于从各种零碎数据里提取信号。
陶哲轩: 我们确实在「如何从各种信号中额外榨取信息」这件事上探索不足。随便举个研究的例子,我记得读到过,有人想测量科学家究竟有多大比例真的读过自己引用的论文。这怎么测?你可以去做问卷,但他们用了个聪明的办法。
很多引用里带着小错别字,比如某个数字错了,或者标点几乎是错的。他们统计一个错别字从一篇参考文献被抄到下一篇的频率,由此推断某位作者是不是根本没核对就复制粘贴了参考文献。从这里,他们能推出一种衡量人们注意力投入程度的指标。所以确实有些巧办法可以提取信息。你前面提的那些问题,我们怎么评估某项科学进展是否富有成果、是否有趣、是否代表真正的进步,也许在数据里就存在一些非常有用的指标或者足迹。
我们可以考察引用情况,考察某个东西在会议上被提及的频率。也许科学社会学这方面有大量研究可做,真的能把这些东西检测出来。说不定我们该请几位天文学家来接这个活儿。
主持人: 这就很自然地把我们带到了 AI 用于数学的进展上,至少从外面看起来是有进展的。你最近发过一篇帖子,指出过去几个月里,AI 程序解决了大约一千一百个 Erdős 问题中的五十个。我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成立,但一个月前你说进展暂停了,因为低垂的果实已经被摘完了。
首先我想知道,现在是否还是这个情况:容易的都摘完了,我们进入了一个平台期?
陶哲轩: 看起来确实如此。在 AI 协助下解决了五十来个问题,这很好,但还剩下六百个左右。现在仍有人在一个两个地啃。我们看到的纯 AI 解答少多了,就是那种 AI 一击命中的情形。曾经有那么一个月这样的事在发生,然后就停了,而且不是因为没人尝试。我知道至少有三个独立的尝试,让前沿模型同时去攻这些问题里的每一个。它们会挑出一些次要的观察,或者发现某个问题在文献里其实已经被解决过,但目前还没有再出现纯 AI 驱动的新解答。人们现在大量使用 AI。
有人可能用 AI 生成一种可能的证明策略,然后另一个人用另一个 AI 工具去批评它、重写它、为它生成一些数值数据,或者做文献调研。有些问题是靠许多人和许多 AI 工具持续对话解决的。但那一波看起来确实是一次性的事件。
对这些问题,也许有个比喻:你身处一片山地,四周是各种悬崖和高墙。有的墙只有三英尺高,有的六英尺,有的十五英尺,还有些是一英里高的绝壁。你想爬上尽可能多的崖壁,但你是在黑暗中作业。我们不知道哪些高、哪些矮。于是我们点起蜡烛,画一些地图,慢慢弄清哪些是可攀的,有些我们能在墙上找到一段可以先够到的部分。而这些 AI 工具,就像能往上跳两米的跳跃机器,比任何人都跳得高。有时它们跳错方向,有时它们摔了,但有时它们能够到那些我们此前够不着的最矮的墙头。
我们就这么把它们放进这片山地,任它们四处蹦跳。有那么一段令人兴奋的时期,它们真的把所有矮的都找出来并够到了。也许下一次模型有大的进步时,它们会再试一轮,又攻下几面墙。但这是一种不同风格的数学。通常我们的做法是爬山式推进,插一些小标记,试着识别出局部的成果。而这些工具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它们在做出部分进展、或者识别出应当优先攻克的中间阶段这件事上,一直非常差。回到我们前面的讨论:我们没有办法像评估一次性成败那样,去评估部分进展。
主持人: 你刚才说的东西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对 AI 的进步更悲观,一种更乐观。悲观的那种是:「它们只能翻过一定高度的墙,还不如人类翻得高。」而另一种是:它们具备一种强大的性质,一旦达到某个水位线,就能把这个水位线以下所有可及的问题一次填满,这是人类根本做不到的。我们没法复制一百万个你,给每一个配一百万美元的推理算力,让你在一百万个不同问题上各花一百年主观时间做研究。可一旦 AI 达到陶哲轩的水平,它们就能这么干。一旦它们达到中等水平,它们就能做中等版本的这件事。
我们此刻该悲观的理由,恰恰是我们该格外乐观的理由。甚至不必等到它们具备超人智能,只要达到人类水平就够了,因为它们的人类水平智能在性质上比我们的人类水平智能更宽、更强大。
陶哲轩: 我同意。它们的长处是广度,人类的长处是深度,至少人类专家如此。我认为二者非常互补。但我们目前做数学、做科学的方式是围绕深度组织的,因为人类的专长在深度,因为人做不了广度。我们必须重新设计做科学的方式,才能充分利用我们现在拥有的这种广度能力。我们应该投入多得多的精力去构造非常宽的问题类,而不是只盯着一两个真正深刻、重要的问题。深刻而重要的问题当然还要有,人类也应该继续去做。但我们现在多了一种做科学的方式。
我们可以先让这些广博而中等能力的 AI 去把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勘测一遍,把所有容易的观察都做出来,然后标出若干困难的孤岛,再由人类专家进来攻坚。我看到的未来是高度互补的科学。最终你会希望广度和深度兼得,取两者之长。但我们需要在广度这一侧练手。它太新了,我们连能充分发挥它的范式都还没有。不过我们会有的,到那时科学的面貌会变得认不出来。
主持人: 说到互补性,程序员们已经注意到,这些 AI 工具让他们的生产力大幅提高。我不知道你作为数学家是否有同感。但看起来「氛围编程」和「氛围做研究」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对软件来说,你工作的全部意义在于对世界产生某种效果。如果这个过程顺带让你更懂某个问题,或者让你想出某个漂亮的抽象嵌进代码里,那是服务于最终目标的手段。而在研究里,我们之所以在意千禧年大奖难题被解决,大概是因为在解决它们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新的数学对象或新的技术,推进我们这个文明对数学的理解。
所以在这里证明本身反倒是通向中间成果的手段。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种二分,也不知道它是否多少能解释软件和研究上我们将看到的提升幅度差异。
陶哲轩: 在数学里,过程往往比问题本身更重要,这是肯定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衡量进展的代理指标。我觉得即使在软件里,任务也分不同类型。如果你只是做一个跟另外一千个网页做同样事情的网页,那里面没有什么技能可学。
当然,具体那个程序员也许还是能学到一点东西。但对样板式的代码来说,那绝对是应该外包给 AI 的。有时候代码写完之后你还得维护它。升级、跟别的东西兼容,都有问题。我听程序员说,即使 AI 能做出一个工具的第一版原型,要让它和其他一切啮合起来、让它按你想要的方式跟真实世界交互,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如果你缺了亲手写代码所积累的那些技能,那可能会影响你日后维护它的能力。
所以是的,我们数学家一直用问题来建立直觉,训练人对什么是真的、该期待什么、什么是可证的、什么是困难的形成良好判断。直接把答案拿到手,可能反而会妨碍这个过程。
我前面区分过理论和实验。在大多数科学里,理论一侧和实验一侧的分量大致相当。数学是独特的,它几乎完全是理论的。我们看重的是对事物为何为真、为何为假给出连贯而干净的理论。我们很少做实验,比如:如果解决一个问题有两条不同的路径,哪一条更有效?我们有些直觉,但我们没做过大规模研究,没有拿一千个问题来逐一测试。可现在我们能做了。
我认为 AI 这类工具真正会带来革命的,是数学的实验一侧:你不那么在意单个问题以及解决它的过程,而是想收集关于什么管用、什么不管用的大规模数据。就像一家软件公司要发布一千个软件,你并不想每一个都手工雕琢、从每一个里吸取教训,你想找到的是能让你规模化的工作流。
「大规模地做数学」这个想法还处在婴儿期。但 AI 真正会给这个学科带来革命的地方就在这里。
主持人: 我觉得这类关于「AI 对科学能有多大用」的讨论有一个关键分歧点,你也说过,就是它们在使用已有技术并加以改造。搞清楚仅靠使用已有技术能走多远,会很有意思。如果我去看顶尖数学期刊,有多少论文是在提出新技术,不管这意味着什么,又有多少是把已有技术用在新问题上?这个存量有多大?如果你把每一种已知技术都用到每一个未解问题上,这会不会构成我们文明知识的一次巨大跃升,还是说其实并没有那么惊人、那么有用?
陶哲轩: 这是个好问题,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数据来完整回答。可以肯定的是,人类数学家做的很多工作是这样的:拿到一个新问题,我们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把过去在类似问题上奏效过的所有标准手段找出来,一个个试。
有时候真的成了,而且仍然值得发表,因为这个问题本身重要。有时候差一点点成,你得再加一个小花招,那也很有意思。但能进顶级期刊的论文,通常是这样的:现有方法大致能解决问题的百分之八十,剩下百分之二十顽固不化,必须发明一项新技术来补上缺口。如今很少出现完全不依赖既往文献、所有想法都凭空冒出来的解法。过去那更常见,但数学已经成熟到这个地步,不先用文献就是巨大的自我设限。
AI 工具在前一半上已经相当出色,就是把标准技术在一个问题上全部试一遍,而且在应用这些技术时犯的错常常比人还少。它们仍然会犯错,我拿一些我自己能做的小任务测试过它们,有时它们能挑出我的错误,有时我挑出它们的错误。目前大致打平。但我还没见过它们迈出下一步。当论证里出现空洞、所有办法都不奏效时,接下来该怎么办?
它们可以随口建议一些东西,但我常常发现,追着它们的建议去试、最后发现行不通,浪费的时间比省下来的还多。
我认为我们现在认为困难的问题里,会有一部分被这种方法拿下,尤其是那些还没得到足够关注的。在 Erdős 问题里,被 AI 解决的那五十来个,几乎全是基本没有文献的那些。Erdős 提过一两次,也许有人随手试过、没做出来,但从没写成东西。结果发现是有解的,只需要把某个知道的人不多的冷门技巧,跟文献里的另一个结果结合起来就行。
这就是 AI 能力的中位数水平,而这已经非常好了,它清掉了五十个问题。所以我认为你会看到一些零星的成功。但我们发现的是,有人对这些 Erdős 问题做过大规模扫荡。如果你只盯着成功案例,只看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的那些,看上去简直不可思议:这些几十年没解决的问题,现在一个个倒下了。可每当我们做系统性的研究,对任何一个给定问题,AI 工具的成功率大概只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
只不过它们能靠规模取胜,你只需要把赢家挑出来,看上去就漂亮极了。我想在那几百个真正有声望、非常困难的数学问题上,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某个 AI 可能撞了大运,真的解出来了,而且是找到了一条别人都错过的后门。那会引来大量宣传。可接着人们会把这些花哨工具用在自己心爱的问题上,然后再次体验到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成功率。在「什么时候它管用、什么时候不管用」这个信号周围,会有大量噪声。
收集真正标准化的数据集会越来越重要。现在已经有一些工作在做,为 AI 建立一套标准的挑战问题集,而不是只依赖 AI 公司报喜不报忧、只发布胜绩不披露负面结果。那也许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究竟走到了哪里。
主持人: 不过我想还是值得强调,光是让模型有能力把某项从来没人写下来说它适用于这个问题的技术用上去,这本身就已经代表了 AI 相当大的进步。
陶哲轩: 这种进展同时是惊人的和令人失望的。看着这些工具运作是一种非常怪异的感觉。而且人适应得极快。我记得二十年前谷歌网页搜索刚出来的时候,它把所有别的搜索引擎打得落花流水。首页给你的全是相关结果,正是你要的东西。那时觉得神奇,几年之后你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什么都能谷歌到。2026 年水平的 AI 放到 2021 年会让人震惊。其中很多东西,人脸识别、自然语音、做大学水平的数学题,我们现在都当成理所当然了。
主持人: 说到 2026 年的 AI,你在 2023 年做过一个预测:到 2026 年,AI 会像数学里的一位同事?
陶哲轩: 是可信赖的合作者,前提是使用得当。
主持人: 现在回头看,这个预测相当准。
陶哲轩: 是的,我挺满意的。
主持人: 那我们看看你能不能把这个连胜延续下去。就你个人而言,AI 让你的生产力翻倍,会是哪一年?
陶哲轩: 我觉得生产力并不是一个一维的量。我明显注意到我做数学的风格变了很多,我做的事情的类型也变了。比如我现在的论文里代码多了很多,图也多了很多,因为生成这些东西太容易了。某张图过去要花我几个小时,现在几分钟就能做出来。可在过去,我压根不会把那张图放进论文里,我只会用文字描述它。
所以「翻倍」到底指什么很难衡量。一方面,我今天写的这类论文,如果不用 AI 辅助,肯定要多花五倍时间。但我本来也不会那样写论文。
主持人: 五倍?
陶哲轩: 是的,但那些都是辅助性的工作。比如做深得多的文献检索、提供多得多的数值结果。它们让论文更丰富。而我真正在做的核心,也就是攻克一个数学问题里最难的那部分,并没有太大变化。那一块我还是用纸笔。
但有大量琐碎的事。我现在用一个 AI 代理来做格式整理。有时候我的括号大小不太对,过去我得手动一个个改,现在可以让 AI 代理在后台漂亮地全部处理掉。它们确实大大加速了许多次要工作。它们还没有加速我做的那件核心的事,但它们让我能给论文加进更多东西。同理,如果让我把 2020 年写过的一篇论文重写一遍,不加这些额外的东西,只做出功能层面相当的成果,老实说其实省不了多少时间。它让论文更丰富、更宽了,但不见得更深。
主持人: 你做过一个区分:人工的聪明与人工的智能。我想更好地理解这两个概念。什么是不只是聪明的智能的例子?
陶哲轩: 智能出了名地难以定义。它属于那种你看到了就知道的东西。但当我跟某人交谈,我们试着合作解一道数学题,那是这样一场对话:一开始我们两个都不知道怎么解。其中一个人有个想法,看上去有希望,于是我们有了某种原型策略。我们试了,不成,然后我们修改它。这里有适应性,有想法随时间不断改进的过程。最终我们系统地摸清了什么行不通、什么行得通,能看见一条前进的路,而这条路是在我们的讨论中长出来的。
AI 做的不太是这件事。AI 能稍微模仿一下。回到那个跳跃机器人的比喻,它们可以跳、失败,再跳、再失败。但它们做不到的是:跳上去一点,抓住某个支点,停在那儿,把别人拉上来,再从那里往上跳。它们缺少这种交互式地一层层垒起来的累积过程。它们更像是大量的试错和重复,也就是蛮力。这种方式可扩展,在某些场景下效果好得惊人。但从部分进展往上累积,这一点仍然没有到位。
主持人: 有意思。你是说,如果 Gemini 3 或者 Claude 4.5 之类的解出了一道题,并不意味着它自己对数学的理解前进了。
陶哲轩: 不意味着。
主持人: 甚至它在一个问题上工作过但没解出来,也不意味着它自己对数学的理解前进了。
陶哲轩: 是的。你开一个新会话,它就忘了自己刚才做过什么。它没有可以用在相关问题上的新技能。也许你刚才做的那些,会构成下一代模型训练数据的百万分之几,所以也许最终有一部分被吸收进去。
主持人: 我有个很大的疑问:如果我们就这样一直训练 AI,让它们在 Lean 里越来越会解题,它们会持续解出越来越了不起的问题,然后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从某个用 Lean 写成的黎曼猜想证明里我们几乎得不到任何洞见,这种情形有多大可能?还是说你认为,哪怕是一个完全在 Lean 里做的 AI,要解决黎曼猜想,一个必要条件就是 Lean 程序中创造出来的那些构造和定义必须推进我们对数学的理解?它有没有可能只是一堆汇编代码般的天书?
陶哲轩: 我们不知道。有些问题基本上就是被纯蛮力解决的。四色定理是个著名例子。我们至今没有找到这个定理在概念上优雅的证明,也许永远找不到。有些问题也许只能靠拆成极大量的情形,对每一种情形做蛮力的、毫无洞见的计算机分析来解决。我们之所以珍视黎曼猜想这样的问题,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相当确信,要做成这件事,必须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数学,或者发现两个此前毫不相干的数学领域之间的新联系。我们甚至不知道解答的形状是什么,但它感觉不像是一个靠穷举检验就能解决的问题。
当然它也可能是假的。存在一个不太可能的情形:黎曼猜想是错的,你可以直接算出一个不在临界线上的零点,然后一次庞大的计算机计算把它验证了。那会非常令人失望。
我确实觉得,对这类问题,完全自主的一击命中不是正确的路子。人类与这些工具协作的互动,能榨出多得多的成果。我能想象这些问题中的某一个,是由聪明的人类在极其强大的 AI 工具辅助下解决的。但具体的协作动力学可能跟我们现在设想的很不一样。它可能是一种目前还不存在的协作类型。也许有办法生成一百万个黎曼 zeta 函数的变体,用 AI 辅助的数据分析发现它们之间某种我们此前不知道的模式,从而把问题转化到另一个数学领域里。各种可能的情形都有。
主持人: 假设 AI 真做出来了,而在那些 Lean 代码里潜藏着某个全新的构造,如果我们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就能把它用到各种不同的场合。可我们要怎么把它认出来?这是个很天真的问题,但如果你搞出了相当于笛卡尔那个「用坐标系把代数和几何统一起来」的想法,在 Lean 代码里它可能只是长成 R→R 的样子,看不出有多要紧。我相信还有别的构造具有这种性质。
陶哲轩: 在 Lean 这类系统里把证明形式化的好处在于,你可以把其中任何一小块拿出来,原子式地研究。当我读一篇解决了某个困难问题的论文,里面往往是一长串引理和定理。理想情况下作者会一路讲清楚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但有时他们并不点明哪些步骤是关键的,哪些只是样板式的标准步骤。而在形式化之后,你可以孤立地研究每一条引理。有些我一看就知道相当标准,跟我熟悉的东西很像。
我可以相当确定那里没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但另外这条引理是我没见过的,而且我能看出,有了这个结果对证明主定理帮助极大。你可以判断某一步对你的论证是不是真正关键,而 Lean 大大方便了这件事。每一个独立步骤都被非常精确地界定出来。
我认为未来会出现整整一批数学家,他们的职业就是拿一个巨大的、由 Lean 生成的证明去做消融:试着删掉其中一部分,寻找更优雅的写法。他们可能会让别的 AI 做一些强化学习,把证明变得更优雅,再让另一些 AI 来评判这个证明是不是更好看了。
近期还有一件会变化很大的事,是我们写论文的方式。直到不久之前,写论文是这份工作里最耗时、最昂贵的部分,所以你很少写。你只有在论证的其他部分都核查完毕之后才动笔,因为重写和重构实在太痛苦。有了现代 AI 工具,这变得容易多了。你的论文不必只有一个版本。有了一个之后,别人可以生成几百个。一个巨大而杂乱的 Lean 证明,单看本身也许没什么意义、难以理解,但别人可以把它重构,用它做各种各样的事。
我们在 Erdős 问题网站上已经看到这种情形。AI 生成一个证明,附带三千行验证这个证明的代码。然后人们让另外的 AI 去总结这个证明,也有人自己写出证明。真的有后期加工这件事。一旦你手上有了一个证明,我们现在有很多工具可以把它拆解、诠释。这是数学中一个非常新生的领域,但我对它不那么担心。有人担心:万一黎曼猜想是用一个完全无法理解的证明被证出来的怎么办?我认为一旦你手上有了「证明」这个物件,我们能对它做大量分析。
主持人: 你最近发帖说,如果有一种针对数学策略、而不只是针对数学证明的形式或半形式语言,会很有帮助,而 Lean 擅长的是后者。我很想知道那会涉及什么、长什么样。
陶哲轩: 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数学在这方面很幸运,我们把逻辑和数学的法则梳理出来了,但这是相当晚近的成就。欧几里得在两千年前起了个头,可直到二十世纪初,我们才终于把数学的公理列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ZFC 标准公理、一阶逻辑的公理,以及「什么算一个证明」。这部分我们成功地自动化了,有了形式语言。
也许还存在某种评估「可信度」的方式。你有一个猜想,你试了几个例子,都成立。这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你对这个猜想为真的信心?我们有一些数学上的建模办法,比如贝叶斯概率。但你往往必须设定某些基础假设,这些任务里仍然有大量主观性。
这与其说是一个开发计划,不如说是一个愿望。只是眼看着有了 Lean 这样一套形式框架之后,演绎证明的自动化和用于训练 AI 变得容易了多少。用 AI 来构造策略、提出猜想,眼下的瓶颈是我们只能依靠人类专家和时间的检验来判定某样东西是否可信。如果存在某种半形式的框架,能以一种不容易被钻空子的方式半自动地做这件事就好了。对形式化证明助手来说,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是不能有后门或漏洞,让你不必真的证明就能拿到认证过的证明,因为强化学习太擅长找到这类后门了。如果有某个框架,能模拟科学家之间那种半形式的交流方式,既用数据和论证,也构造叙事,那就好了。科学中有一些主观的面向,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把它捕捉成一种可以让 AI 有用地嵌进去的形式。
这是一个未来的问题。已经有一些研究在尝试做自动猜想生成,也许有办法给它们做基准测试、做模拟,但这一切都还是非常新的科学。
主持人: 能帮我建立一点直觉吗?我有两个小问题。第一,如果能有一个具体例子会很有帮助,就是那种科学家之间的交流方式而我们目前无法形式化的例子。第二,说你在构建某种叙事、某种自然语言的解释,同时又说这东西本可以被形式化,这几乎在定义上就是矛盾的。我相信这中间的重叠区背后有某种直觉,我很想更好地理解它。
陶哲轩: 举一个猜想的例子。高斯对素数感兴趣,他制作了最早的数学数据集之一。他大概算了前十万个素数,希望从中找出模式。他确实找到了一个模式,但也许不是他原本期待的那个。他发现素数里有一种统计规律:如果你数一数一百以内、一千以内、一百万以内各有多少素数,它们会越来越稀疏,而密度的下降与数值范围的自然对数成反比。于是他猜出了我们今天称为素数定理的东西:不超过 X 的素数个数约为 X 除以 ln X。
他没有办法证明它。这是数据驱动的,是一个猜想。它在当时是革命性的,因为它也许是数学史上第一个真正重要的、本质上是统计性的猜想。通常你谈的是一种模式,比如素数之间的间隔具有某种规律性。而这个猜想并不告诉你任何给定区间里究竟有多少素数,它只给你一个近似,而且越往远处走越准。
它开创了我们所说的解析数论。此后还有许多类似的猜想,其中不少被证明了,它们逐渐巩固了一个观念:素数其实没有什么模式,它们的行为就像具有某种密度的随机数集。它们当然有一些模式,比如几乎全是奇数。它们也不是真的随机,而是所谓的伪随机,生成素数的过程里并没有任何随机数生成。但随着时间推移,把素数想象成某位神明不停掷骰子造出来的一个随机集合,变得越来越有成效。
这让我们能做出各种别的预测。数论里有一个至今未解的猜想,叫孪生素数猜想:应当存在无穷多对相差二的素数,比如 11 和 13。我们证明不了,而且有很好的理由说明我们为什么证明不了。但由于素数的这个统计随机模型,我们绝对确信它是真的。我们知道,如果素数是靠抛硬币生成的,那么纯凭随机,就像无穷多只猴子敲打字机一样,孪生素数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我们逐渐发展出一套关于素数应当如何表现的、非常精确的概念模型,它基于统计和概率。它基本上是启发式的、不严格的,但极其准确。在少数几次我们真的能证明关于素数的某些事实时,结果总是与素数随机模型的预测吻合。我们有了这样一套关于素数的猜想性概念框架,而所有人都相信它。我们相信黎曼猜想为真,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相信基于素数的密码学在数学上是安全的,也出于同样的理由。
这一切都属于这个信念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在意黎曼猜想,一个原因是:如果黎曼猜想不成立,如果我们知道它是假的,那将是对这个模型的严重打击。那意味着素数身上存在一种我们此前不知道的隐秘模式。我想我们会非常迅速地放弃一切基于素数的密码学,因为如果存在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模式,那多半还有更多,而这些模式可能导致密码系统被攻破。那会是一次巨大的震动。
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这种事别发生。
我们对黎曼猜想这类东西的信念是逐渐积累起来的。一部分来自实验证据,一部分来自我们少数几次能得出理论结果时,结论总是对得上。当然,也有可能这个共识是错的,我们所有人都漏掉了某个非常基本的东西。科学史上出现过范式转移。但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衡量这一点,部分原因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来了解数学或科学是如何发展的。我们只有一条历史时间线,也许有一百个关于历史转折点的故事。
如果我们能接触到一百万个外星文明,每一个的历史和科学都以不同的顺序发展,那我们也许才真的有机会理解如何衡量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好策略。我们也许能开始把它形式化,真的建起一个框架。也许我们该做的,是创造大量的微型宇宙,或者模拟环境,让 AI 去解决算术之类非常基础的问题,但要求它们自己想出做这些事的策略,用这些小实验室来做测试。
已经有人在研究「能做十位数乘法的最小神经网络是多大」这类问题。我认为,光是让小型 AI 在简单问题上演化,我们就能学到很多。
主持人: 你必须学习新领域,不光要快,还要深到足以在前沿做出贡献。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也是世界上最出色的自学者之一。你学习一个数学新分支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陶哲轩: 我们前面谈过深度和广度。这不是一个纯粹的人机之别。人也一样,我记得是以赛亚·伯林把人分成刺猬和狐狸。刺猬把一件事知道得极透,狐狸对什么都懂一点。我肯定把自己看作狐狸。我常跟刺猬合作,必要时我也能当刺猬。
我一直有点偏执的劲头。如果我读到某样东西,我觉得自己有能力理解它,可我不明白它为什么管用,里面有某种魔法在,比如有人用了一种我不熟悉的数学,得到了一个我很想证明的结果,我自己做不到,可他们用他们的方法做到了,那我就想弄清楚他们的窍门是什么。别人能做成一件我认为自己也能做成的事而我做不成,这会让我难受。我一直有那种偏执的、非要通关不可的劲头。我不得不戒掉电子游戏,因为我一旦开始玩一个游戏,就想把它打通,把所有关卡都过完。
这是我学习新领域的一条路径。我还跟很多人合作,他们教会了我别的数学分支。我就是跟另一个做别的数学方向的数学家交上朋友。我觉得他们的问题有意思,而他们得教我一些基本的技巧、什么是已知的、什么是未知的。我从中学到很多。
我还发现把学到的东西写下来很有帮助。我有个博客,有时会把学到的东西记在上面。过去我年轻的时候,学到一样东西,用了某个漂亮技巧,就跟自己说:「好,我要记住这个。」然后半年后我就忘了。我记得自己曾经记得它,但重构不出当时的论证。头几次,把某样东西弄懂之后又弄丢,那种挫败感极强。于是我下决心,任何我学到的好东西都要写下来。这个博客有一部分就是这么来的。
主持人: 你写一篇博客要多久?
陶哲轩: 这常常是我在不想做别的活儿的时候做的事。比如有份审稿报告要写,当时觉得有点难受。
写博客感觉是创造性的、有趣的,是我为自己做的事。看主题而定,可能半小时就完事,也可能要好几个小时。因为这是我自愿做的事,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时间过得飞快,而不像那些出于行政原因必须做的事,纯粹是苦役。顺便说一句,恰恰是后面那类任务,AI 现在帮了大忙。
主持人: 如果文明可以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决定该怎么使用「陶哲轩的时间」这项有限资源,跟现在的实际使用方式相比,最大的差别会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由无知之幕来分配陶哲轩的时间,会怎么分?
陶哲轩: 那这期播客就不会存在了。
尽管我抱怨过一些不想做却不得不做的事情,在学术界越资深,责任就越多,委员会越多,诸如此类。但我也发现,有很多活动我是出于这样那样的义务、很不情愿才去的,正因为它在我的舒适区之外,往往带来了跟我平时不会打交道的人的互动,比如跟你。我会学到有趣的东西,有有趣的经历。
我会获得跟别人建立联系的机会,那是我原本永远不会有的。所以我很相信机缘巧合。我确实会把一天中的一部分安排得非常仔细。但我也愿意留出一些时段,去做一些不属于我日常范畴的事。也许那会是浪费时间,但也许我会学到东西。多数时候,我得到的是一次我没法预先计划的正面体验。所以我很相信机缘巧合。
也许现代社会有一种危险,不只是 AI 带来的:我们变得极其擅长优化一切,可我们并没有优化「我们的优化」本身。
比如疫情期间,我们大量转向线上会议,于是一切都被排进日程。我们在学术界照样很忙,见到的人数几乎跟线下一样多,可一切都必须提前安排。我们失去的,是在走廊上随手敲个门、去倒咖啡时偶遇某个人这种事。那些偶然的互动看起来不够优化,实际上却非常重要。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会去图书馆找一篇期刊文章。你得亲手把那本期刊借出来读那篇文章。你可以随手翻,有时候下一篇文章也很有意思。有时候不有意思,但你可能偶然发现有趣的东西。这件事现在基本上消失了。你想看一篇文章,往搜索引擎或者 AI 里一输,立刻拿到你要的那一篇。但你拿不到那些如果用更低效的方式去找、本来可能撞见的偶然发现。
我曾经在高等研究院待过一年,那是个好地方,没有任何干扰。你去那儿就是做研究。头几个星期非常棒,你把一直想写却没写的论文一篇篇写出来,可以整块整块地思考问题。但我发现,如果我在那里待超过几个月,灵感就枯竭了。我会觉得无聊,上网的时间明显变多。生活里其实需要一定程度的干扰。它注入了足够的随机性,足够高的温度。我不知道安排自己生活的最优方式是什么,但目前这样似乎管用。
主持人: 我很想知道,你预计什么时候会出现真正能把前沿数学做得至少跟最好的人类数学家一样好的 AI?
陶哲轩: 在某些方面,它们已经在做人类做不到的、超级智能的前沿数学了,只是那个前沿跟我们习惯的前沿不一样。
主持人: 你也可以说计算器当年也在做人类完成不了的前沿数学,但那只是数字运算。我说的是完全取代陶哲轩。
陶哲轩: 那还要我干什么?以后 AI 去上所有的播客就行了。
这也许不是该问的问题。我认为十年之内,今天数学专业的学生所做的很多事情,我们花掉大部分时间在做的事,以及我们今天放进论文里的很多东西,都可以由 AI 完成。但我们会发现,那其实并不是我们所做的事情中最重要的部分。
一百年前,很多数学家做的事就是解微分方程。物理学家需要某个系统的精确解,就雇一个数学家吭哧吭哧把微积分做一遍,算出某个流体方程的解,诸如此类。十九世纪数学家做的很多工作,你今天调用一次 Mathematica、Wolfram Alpha、某个计算机代数包,或者更近一点,调用一次 AI,几分钟就解决了。但我们往前走了,之后我们去做别的类型的问题。计算机出现之后也是如此,「计算机」这个词过去指的是人。人们曾经吭哧吭哧地编制对数表,像高斯那样把素数算出来,这些现在全都外包给计算机了。但我们往前走了。
在遗传学里,给单个生物体做基因组测序,曾经是一个遗传学家整个博士阶段的工作,小心翼翼地把所有染色体分离出来什么的。现在你花一千美元寄给测序公司就搞定了。可遗传学并没有作为一门学科死掉。你转到了另一个尺度,也许你去研究整个生态系统而不是个体。
主持人: 你的意思我明白,但究竟什么时候大部分数学进展,或者几乎全部数学进展,是由 AI 做出的?如果某一年你听说一个千禧年大奖难题被解决了,你会给「是 AI 自主解决的」押上百分之九十五的概率。这样的年份总归会到来。
陶哲轩: 我确实认为,人机混合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导数学。这要看情况。它需要在我们现有基础之上再有一些突破,所以是随机的。我认为 AI 目前在某些事情上非常出色,在另一些事情上非常糟糕。虽然你可以在上面不断叠加框架来降低错误率、让它们彼此之间配合得更好一些,但感觉上我们还没有凑齐所有配料,做不出一个真正令人满意的、能替代全部智力任务的东西。目前它是互补的,不是替代。
因为当前水平的 AI 会在许多方面加速科学,希望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会来得更快。但也有可能,由于机缘巧合被摧毁,我们反而抑制了某些类型的进步。此刻什么都有可能。我认为这个时代的世界非常非常难以预测。
主持人: 对于正在考虑投身数学、或者刚踏上数学生涯的人,你有什么建议?在 AI 进步的背景下,他们应该怎样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还是根本不必改变?
陶哲轩: 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动的时代。就像我说的,这是一个格外难以预测的时期。我们几个世纪以来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可能不再成立。我们做每一件事的方式都会改变,不只是数学。
在很多方面,我其实更喜欢那种无聊、安静、跟十年前二十年前差不多的时代。但我想人只能接受:将会有大量的变化。你所学的东西,有些可能会过时或者被彻底改写,但有些会保留下来。
你必须始终留意那些从前做不到、现在有机会做的事。在数学里,过去你得经过很多年的教育、拿到数学博士学位,才有可能对数学研究的前沿做出贡献。而现在,凭借这些 AI 工具、Lean 以及其他东西,一个高中生完全有可能参与一个数学项目并做出真实的贡献。会出现大量非传统的学习机会,所以你需要一种非常有适应力的心态。
也会有空间去纯粹出于好奇心追求一些东西,去玩耍。你仍然需要拿到你的资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走完传统的教育路径、用老办法学数学和科学仍然重要。
但你也应当对非常不同的科学方式保持开放,其中有些方式现在还不存在。这是个吓人的时代,但也非常令人兴奋。
主持人: 这是个很好的收尾。陶教授,非常感谢。
陶哲轩: 荣幸之至。
陶哲轩认为 AI 已把"想法生成"的成本压到近零,科学的瓶颈已转移到验证、评估与叙事说服;当前 AI 做数学的特点是"广而不深"、能一次性攻克低垂果实却无法累积部分进展,未来数学将是人机互补、以规模化"实验数学"为新范式的形态。
开普勒最初想验证的是「柏拉图立体嵌套理论」:六颗已知行星之间有五个间隔,恰好对应五种柏拉图立体(立方体、正四面体等),他认为这体现了上帝设计的数学完美。拿到第谷的数据后,他发现数据与该理论偏差约 10%,各种挪动圆轨道的修补都不奏效。经过多年分析,他反而推出了轨道是椭圆、等时间扫过等面积这两条定律,十年后又得出第三定律(周期与到太阳距离的某个幂次成正比)。这一段在访谈开头(第 1–4 段),是全片类比的基础。
波得定律是天文学家约翰·波得用行星距离数据拟合出的「平移等比数列」,它预言火星与木星之间有一颗缺失行星。天王星和谷神星的发现恰好符合该规律,人们一度以为这是新的自然定律,但海王星的距离偏差极大,最终被证明只是数值巧合。陶用它作为开普勒第三定律的反例:两者都是用五六个数据点拟合曲线,开普勒得到了正确结论,波得却得到错误结论——说明小样本回归本质上不可靠,开普勒的成功带有运气成分,这也解释了他为何对第三定律的表述相对谨慎。
陶给出了几个数字:约 1100 道 Erdős 问题中,大约 50 道在 AI 协助下被解决,还有约 600 道未解;「纯 AI 一次性解出」的情况集中在一个月内出现,此后停滞,尽管至少有三次让前沿模型对全部问题扫荡的尝试;系统性研究显示,对任一给定问题 AI 的成功率大约只有 1% 到 2%。此外,被解决的 50 道几乎全是「基本没有文献」的问题,解法多为一个冷门技术加一个已有结果的组合。这些数字出现在「Erdős 问题」和「1–2% 成功率」两个章节。
陶拒绝把生产力看成一维量。他说如果用今天的写法但不用 AI,论文会多花五倍时间,但那是因为 AI 让他能加入更多代码、图表、深度文献检索和数值计算等辅助内容;而攻克问题最难部分的核心工作仍靠纸笔,没有明显加速。如果重写一篇 2020 年功能水平相同的论文,其实没省多少时间。他的结论是 AI 让论文「更丰富、更宽广,但不一定更深」。这段在「陶的亲身体验」章节(第 65–67 段)。
陶接受的部分:科研包含十几个环节,想法生成只是其中被过度歌颂的一环;开普勒确实尝试了大量随机假设,很多未发表,而可验证的数据(第谷)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他修正的部分有两点:第一,想法生成必须由同等分量的验证匹配,否则就是垃圾内容,第谷的十倍精度同样值得歌颂;第二,他区分了「先假设后检验」的经典范式和当代「先数据后假设」的范式,指出开普勒是先有先入为主的理论,且拟合第三定律时只有六个数据点,与「海量仿真数据库」的类比并不完全对应。由此他把讨论从「AI 能否生成想法」转到「谁来验证」。
陶给出三层理由。第一,想法的价值取决于未来:深度学习曾长期边缘化,Transformer 也不是唯一可能的架构,率先被采纳者才成为标准。第二,取决于文化与社会惯性:十进制没有数学上的特殊性,只因为大家都用而无法更换。第三,正确的理论初期常常更差:哥白尼精度不如托勒密,牛顿理论有超距作用等谜团,但它们仍是进步。因此无法把成就孤立出来给客观分数,也就无法像局部问题那样设计可靠的奖励信号。这一论证在「进步为何难以事前评分」章节(第 20–26 段)。
陶用协作解题的场景定义智能:两人都不知道怎么解,一人提出原型策略,检验、失败、修改,想法在对话中适应性地、累积地演化,最终系统地摸清可行与不可行。当前 AI 缺少的正是这种累积性:用跳跃机器比喻,它们能跳、失败、再跳,但不能「跳一小步、抓住着力点、把别人拉上来、再从那里继续」。此外它们没有状态:新会话就遗忘,解题不转化为自身技能,只可能成为下一代训练数据的 0.001%。所以当前范式本质是可扩展的大规模试错,而非交互式累积。
主持人的逻辑:看空者说 AI 只能够到矮墙;但 AI 有人类没有的性质——一旦达到某个能力水位线,就能同时覆盖该水位线下的全部问题,而我们无法复制一百万个陶哲轩各给一百万美元算力去同时研究一百万个问题。所以「只够到矮墙」的现状,同时说明「达到人类水平时」将带来质变。陶表示同意,并把它概括为 AI 擅广度、人类擅深度、二者互补;他进一步指出现行科研体制围绕深度设计,需要重新设计以利用广度,例如让中等能力 AI 先绘制新领域地图、扫清易得结论,再由人类专家攻克「困难的孤岛」。
陶指出大多数科学有理论和实验两翼,但数学几乎只有理论:数学家看重融贯、干净的解释,却从未大规模实验「两种解法哪种更有效」,只有直觉,没有取一千道题逐一测试的研究。AI 使这种「实验数学」首次可行:不再在意单个问题及其解决过程,而是收集大规模数据看哪些方法有效,就像软件公司要推出一千个产品时寻找可规模化的工作流。他认为「规模化地做数学」仍在襁褓期,但那正是 AI 真正颠覆学科之处。这段在第 54–56 段。
陶会部分同意、部分保留。他承认有些定理可能只能靠暴力(四色定理至今无优雅证明),甚至黎曼猜想若为假也可能被纯计算证伪,那会「非常令人失望」。但他不太担心「不可理解的证明」:形式化证明的优势正是可以原子化研究每条引理,判断哪一步关键、哪一步套路;未来会有专门对 AI 生成的巨型证明做消融、精简、优雅化的数学家,也会有 AI 做总结与重构。同时他强调数学界看重黎曼猜想是因为相信它需要新数学或新联系,因此更可能的路径是人类与强大 AI 的新型协作,而非完全自主一步到位。
陶本人正是这样迁移的。他先举三个例子:疫情期间线上会议让见面次数不降但失去走廊偶遇;图书馆翻期刊会意外读到邻篇文章,而精准搜索消灭了这种可能;在高等研究院无干扰环境待几个月后灵感反而枯竭。他的结论是生活需要一定的随机性和「高温度」,现代社会(不只 AI)过度优化的危险在于「没有优化我们的优化本身」。随后他明确把这一点挂钩到 AI 前景:AI 可能通过消灭机缘巧合而抑制某些类型的进步。因此论点不仅成立,而且是他对 AI 加速科学这一乐观预期的一个重要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