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val Noah Harari on the myths we need to survive

编者按：本文为尤瓦尔·诺亚·赫拉利在伦敦一场公开活动上的对谈实录。彼时他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任教，《人类简史》（Sapiens）已被译成三十余种语言，他本人来英不过四十八小时。全场自作者与三场革命谈起，一路推进到金钱、性别、硅谷的新宗教与数据主义，最后落在历史学家的职责上，后半场为现场观众提问。以下内容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仅删去口语枝节、寒暄与重复，论证与例证一律保留。

开场：一位爬满灰尘的清扫者

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很高兴今晚能来到这里。顺带一提，这些椅子会滑，我要是滑走了，请不要见怪。我很荣幸为大家介绍尤瓦尔·诺亚·赫拉利。他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任教，他的线上课程《人类简史》吸引了超过六万五千人报名，这样的听课人数，任何一所大学的任何一门课平时都只能做梦。我们今晚要讨论的这本书《人类简史》已经风靡全球，被译成三十多种语言。我们很幸运，今晚能请到他。他这次来英国只待四十八小时，你们今晚见到了他，也许今天早上还在第四广播电台听过他，之后他又平稳地转场到 Absolute Radio 继续谈这本书。要在这两个频道之间自如切换，光是这份脑力上的跳跃就够惊人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形容这是一本「把你脑子里的蛛网一扫而空」的书，作者是一位思维上的杂技演员，他的逻辑跳跃会让你惊叹出声，他的文字散发着力量与清晰，让这个世界重新变得陌生而新鲜。今晚他不会在我们面前表演杂技，至少身体上不会，但我们非常期待看到他在思维上拿出最好的状态。女士们、先生们，再一次欢迎尤瓦尔·诺亚·赫拉利。

主持人：我也得重复一下罗伯特刚才的话：活动结束后有签售，请从舞台右侧的门出去，如果你还没读过，也可以现场买一本请他签名。那么，作为一个智人对另一个智人发问：我们能不能先从这本书的整体框架谈起？在我看来，全书是围绕三场关键的革命搭起来的。请你分别讲讲。

三场革命

赫拉利：七万年前，人类，也就是智人，不过是非洲一角里无足轻重的猿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跟其他许多动物没什么两样。在那之前，我们所谓的史前史其实就是生物学。历史大约始于七万年前的认知革命。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发生，但我们由此获得了非凡的认知能力，最重要的是沟通的能力、使用语言的能力，以及创造并传播虚构故事的能力，这一点我们后面会大量讨论。这些新的认知能力把我们这个物种从一种无足轻重的猿类，变成了地球上最强大的力量，智人于是从东非迅速扩散到全世界，当时地球上所有其他人类物种随之灭绝，我们这个物种殖民了整个星球。

赫拉利：接下来是大约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它把历史进程加快了，也再一次赋予我们巨大的新力量，让我们能够建立贸易网络、王国、城市、帝国等等。然后是最后一场革命，大约五百年前开始，而我们其实还只是站在它的开端，这就是科学革命。人类又一次获得了巨大的新力量，力量之大，可以说它也许不只是把我们从猿类变成地球的统治者，还可能把我们变成神。这句话是字面意义上的，不是什么比喻。人类正在通过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获得神一般的能力。《圣经》里，上帝按自己的意愿创造动物、植物和人；如今人类正在获得按自己的意愿重新设计和创造其他动植物，以及重新设计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这是第三场，也可能是其中最重大的一场革命。

太快登顶的物种

主持人：我想把你带回第一场，认知革命。书里第十二页有一小段话跳出来抓住了我，我想这正是报纸说你「扫掉脑中蛛网」的地方。你说智人跃上食物链顶端时，就像一个香蕉共和国的独裁者：因为这一跃太快，不是通过漫长的演化过程完成的，所以智人对自己的地位充满焦虑。你接着说，从战争到生态灾难，许多历史性的灾祸都源于这次仓促的跃升。请你再展开讲讲。我们今天世界上那些可怕的事情，真的能追溯到当年那一次突然登顶吗？

赫拉利：你看世界上其他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动物，狮子、鲨鱼、鳄鱼，它们是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才填上这个位置的，不是很快到达，也不是偶然到达。它们自己和整个生态系统都有时间去适应。因此就有了大量的制衡机制，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确保它们不会把整条食物链毁掉。

赫拉利：智人的情况完全不同。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大约两百五十万年，是从更早的物种演化而来的。但在这段时间里的绝大部分，也就是两百五十万年间，他们跟我们相当相似：直立行走，脑容量相对大，社会结构相对复杂，会使用工具。我们容易以为，这肯定让他们成了地球上最强大、最重要的生物。事实并非如此。两百多万年里，人类有大脑袋、复杂的社会、工具，用两条腿走路，却没干成什么大事，至少对生态系统的其余部分影响不大。非洲和欧亚大陆上散布着几百万人，人数很少，他们不是顶级掠食者，位置在中间偏上一点：猎捕小动物，吃大型掠食者留下的尸骸，同时自己也是狮子、老虎之类猛兽的猎物。

赫拉利：然后，在最近十万年里，这在演化的尺度上是极短的时间，智人这一个人类物种非常迅速地跃上了食物链的顶端。靠的不是自然选择的漫长生物演化，而是快得多的文化演化。我们自己和整个生态系统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适应。这一点在人类首次抵达澳大利亚时看得最清楚。大约四万五千到五万年前，第一批人类，也就是智人，抵达澳大利亚，此前没有任何人类物种能跨越那片海洋。智人到了，几千年之内，澳大利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型动物灭绝了。一万五千年前，同样的事在美洲重演：第一批智人跨过白令海峡进入阿拉斯加，一路南下，大约两千年内，美洲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大型哺乳动物灭绝了。这里没有任何制衡。这个过程今天当然还在继续，就是生态系统的毁灭。今天地球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型动物，要么是我们智人，要么是被我们奴役来满足自身需求和欲望的家畜。

主持人：我们就是那个香蕉共和国的独裁者。

赫拉利：对。像香蕉共和国的独裁者，是指我们对自己的位置极不安心。你看草原上的狮子，它对自己的地位非常笃定。智人则基本上是一群拿到了核武器和原子能的绵羊。而拿着核武器的绵羊，比拿着核武器的狼危险得多，因为它们不习惯这种力量，而且它们害怕得多。让一个害怕的人握有核武器，比让一个心里踏实的人握有核武器危险得多。

主持人：我以后再看奥巴马总统或者普京，眼光都不一样了：拿着核武器的绵羊，就这么记住他们。

故事怎么被人相信

主持人：说到认知革命，你开始谈「八卦理论」，我想你所说的「我们为了生存所需的神话」正是从这里真正开始的。你从社群如何随着规模扩大而合作这个角度切入：一旦超过了人人相识、人人知道彼此底细、可以自我调节的规模，你要再往上长，就需要结构，需要神话，需要共同的故事。你也谈到，要让这些故事起作用，关键在于让别人相信它们。可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可以讲一个故事，你也可以讲一个故事，我们怎么才能让这群人相信你的故事或者我的故事？

赫拉利：最基本的办法，是让我们社群里的每个人都讲同一个故事，而且从很早开始，一遍又一遍又一遍地讲。如果你在一个社会里长大，从很小起就听所有人告诉你同一个故事，连彼此仇视的人都在讲同一个故事，那你几乎不可能去怀疑它。这就是贯穿整部历史的基本方法。当然也有出现互相冲突的故事的时候，那就麻烦大了。但一个稳定的社会，底下必须至少有一些人人都认可的故事。比如今天这样一个非常宽容、非常自由的社会，至少在英国，几乎所有人都接受人文主义关于人权的那套基本神话，也接受资本主义关于经济的那套基本神话，这些我们待会儿可以再谈。

主持人：我可以再逼问一步吗？我能理解一个故事在社群里代代相传之后，你会把它当成传统、当成事实接受下来。可最初呢？这些神话最初是怎么取得可信度的？它们的第一代信徒是怎么来的？

赫拉利：关键在于，多数情况下，至少在那些最成功的例子里，这不是靠欺骗或操纵。如果你想说服别人相信某件事，通常你自己得先相信它。我认为大多数基督教神父是真心相信他们讲的故事的，大多数资本主义银行家也一样，他们真心相信自己告诉我们的那套东西。他们并不是转到后面某个房间里，然后嘲笑我们居然信了他们的故事。

主持人：说实话，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他们真是这么干的。不过请继续。

赫拉利：这是最基本的一点：你是真信这个故事的。另外你通常会发现，人们脑子里同时装着好几个故事，一个故事失效了，他们立刻抓住另一个。这又是我们与其他动物的一个区别：正因为我们的行为如此依赖对虚构故事的相信，我们可以仅仅靠从一个故事切换到另一个故事，就极其迅速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我们脑子里通常存着好几个故事，一个不灵了就伸手去拿另一个。这在历史上发生得非常快，令人惊叹。想想二十世纪的德国史：同样一批人，同样的基因，同样的地理、气候和阶级结构，一百年间在五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之间来回切换，从德意志第二帝国到魏玛共和国，到纳粹政权，再到共产主义的东德，如果你住在莱比锡的话，然后又到统一的、自由民主的德国。还是那批人，他们竟能如此迅速地更换自己所信的故事。作为历史学家，我倾向于认为多数时候这不是什么把戏，人们是真信的，而且他们会彻底忘记自己五年前、十年前信过的那个故事。我们从个人生活里也知道这一点：人通常会为自己的人生保有好几套叙事，并在其间切换，一旦切换，他们能把某样东西彻底关掉，完全忘了自己曾经对自己有过别的看法。

主持人：关于让社群得以存在的神话，你还提到一个反面：围绕共同神话建立社群的同时，也就造出了拥有不同神话的不同社群。所以那些把人聚拢起来的神话，同时也在把人分开。这个矛盾有出路吗？还是说这就是神话的天性？

赫拉利：长远看是有出路的。你会看到，随着历史推进，故事越来越少，而相信同一个故事的人越来越多。回到两千年前或四千年前，你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小部落都有自己的神话，有自己关于世界的一整套信念。而今天你走遍世界，至少在某些方面，地球上所有人都共享同一套信念和故事。资本主义又是最好的例子。金钱大概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故事。不是所有人都信同一个神、同一套政治神话，但地球上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同一套关于金钱的经济故事。就算是本·拉登，他也许不信美国的政治、文化或宗教，但他对美元没有意见。你给他美元，他是不会扔掉的，我不信他会扔。

大脑为什么停止发问

主持人：我最近听到一件事，我想看看能不能把科学重新带回我们的历史叙述里。你讲的这个故事最好的地方之一，就是它的跨学科性：你在科学与历史之间来回穿梭，把两者接在一起。我听说美国最近做了一项测试，对象是一间浸信会教堂的会众，研究者在他们聆听富有个人魅力的传道人时监测脑部活动。人们原本期待看到的是认同、愉悦、兴奋，内啡肽狂飙之类。结果他们看到的是，前额叶皮质，也就是大脑前部负责批判性思考的区域，完全关闭了。后来的研究显示这不止是这一间教堂的现象。科学家现在的推测是，当我们面对或聆听一位有魅力的领袖，无论你怎么定义，也就是群体里的头领，我们的大脑其实是被硬性设定去停止质疑他所说的话，直接接受。这个想法放进你的世界里会是什么位置？在你的世界里，对共同神话的相信，对社群的运转、对神话的传播、对你所说的更换神话的能力，都是绝对必要的。

赫拉利：因为社会建立在对共同故事的相信之上，而且这甚至还包括用外在的方式标示「我信的是同一个故事」，比如戴某种帽子、留大胡子、穿西装，你一眼看到那个人就知道，啊，他信的和我信的是同一套。这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完全说得通：在我们的身体运作方式里、在大脑功能的深处，一定有某种机制，让我们能够不加过多思考就接受社会的共同故事。因为如果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琢磨这些故事，社会就会崩溃。

赫拉利：我不想给人留下这些虚构故事都是坏东西的印象。基本的信息是：没有这些虚构，任何社会都无法运转，至少任何大规模社会都无法运转。一个一百人的群体可以完全不靠神话、不靠共同虚构而运转，仅凭彼此认识就够了：我知道你是谁，所以我能不能信任你、要不要跟你合作。但你要建立一个成千上万人乃至数百万人的社会，就必须有人人都相信的统一故事。如果我们没有这套机制，也许就是关闭前额叶皮质的机制，那是行不通的。

谁配骑那匹马

主持人：你在书里走得更远。这不只是故事的问题。如果说是围着火堆讲的民间故事，或者像金钱这样我们乐意接受的故事，我们都能理解。但你还谈到「想象的共同体」，整套社会等级在你这里也被归入故事、神话的名下。我在想，把它们称作想象出来的群体，是不是抹掉了一点现实成分？比如先天与后天之争。书里有个例子是精英阶层在早期社会、比如中世纪是怎么形成的。有人可以说，你看，如果某个人买得起一匹马，还买得起盔甲骑在马上，他就能保护众人；由于他能保护众人，他也就顺理成章地占据了社会的上层位置，替社会做决定。我很难把这看成是纯粹想象出来的群体，它看上去更像是很明白的常识：他们能做到，所以他们得到那个位置。这两者你怎么调和？

赫拉利：没错，通常的情况是，某个偶然的过程让某一群人，比如有马的人，发现自己站到了上面。但关键的问题是接下来：你如何维持自己的位置？如何建立的不是一时的等级，而是长久的等级？三百年后你跑去对农民说，看，三百年前我的曾曾祖父有一匹马，所以现在你们都得听我的，这说服不了任何人。

主持人：不过我倒真想看看有人这么试试，那场面值得一看。

赫拉利：换个现代一点的例子。如果在十九世纪美国南方，白人种植园主跑到奴隶面前说，三百年前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所以你现在是我种植园上的奴隶，这不但让对方极难接受，就连他自己也没法向自己解释：是什么使我的位置、我的特权、我的权力成立？人们需要的是比三百年前一桩历史偶然事件深得多的正当化理由。所以他们发明各种故事，比如种族优越论，或者宗教上的辩护。像印度就有那个基本的创世神话：最初有原人普鲁沙，婆罗门，也就是最高种姓，从他的头部生出，而首陀罗，也就是最底层的，从他的腿部生出，所以他们必须服从婆罗门。把它放进恰当的宗教语境里，这听起来就比「两千年前一些来自中亚的部落入侵恒河流域、征服了当地人口，所以我们今天有了种姓制度」要容易接受得多。

性别之谜

主持人：我们转到另一种不平等。我今晚是一定要问你这个的：性别。你在书里指出，地理上遍布世界、时间上贯穿历史的大量文化，都把男性置于女性之上，而你和所有人一样，也难以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请你带我们过一遍。写完这本书之后，你对我们该如何解释和理解这件事，有没有新的想法？为什么这个现象如此稳固、如此惊人？

赫拉利：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谜题之一，因为很明显，这一次不能归因于某个偶发事件，也不能归因于某一个偶然的故事，因为你在几乎所有社会里都会以不同形式看到同样的结构。当然有例外，但在科学所知的绝大多数社会里，几千年来都是这样。

赫拉利：最先浮现在很多人脑中的最简单解释是：男人体力比女人强，所以他们主宰社会，理所当然。但这跟我们对人类、乃至对整个猿类的许多其他认识对不上。我们知道，社会权力在多数情况下来自社交能力，而不是体力。你看绝大多数人类组织的等级结构，它们与体力并不相关。想想今天世界上大概最长寿的组织，基督教会。你不是靠把其他红衣主教打一顿才当上教宗的。我想我说教宗方济各在体力上不是地球上最强壮的天主教徒，应该不会冒犯到谁。

主持人：我脑中已经出现西斯廷礼拜堂里举行举重比赛的画面了。

赫拉利：而且不只是天主教会，你看哪里都一样。就连犯罪组织也是如此：大老板往往是个五六十岁的人，他的权力在于能让二十来岁的打手去杀人，他自己不去杀。甚至在黑猩猩里，阿尔法雄性也不是体力最强的那只，而是能够建立稳定支持者联盟的那只。所以关键是社交能力。而人们通常相信，女性的社交能力比男性更好。如果是这样，而社交能力又是社会优势的关键，那男人为什么会主宰社会？

赫拉利：另有一种很常见的理论说，好吧，不是体力，是生育和育儿：女性一直在怀孕、照顾孩子，所以没时间去做那些重要的事，只好留给男人。但这个理论的问题在于，在其他动物那里，比如大象、比如倭黑猩猩（侏儒黑猩猩），情况恰恰相反。正因为雌性要负责照看幼崽，她们需要更多支援；正因为需要支援，她们必须更多地合作，于是发展出那些社交能力，因为她们在养育后代时需要其他大象或其他黑猩猩的帮助。结果就是形成一个由雌性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主宰整个群体；而雄性在养育后代上责任少得多，它们独来独往得多，以自我为中心得多，合作起来更困难，于是基本上被挤到一边。所以尽管单只雄性倭黑猩猩比单只雌性强壮，社会仍由一个互相合作的雌性网络主宰。如果这在倭黑猩猩或大象那里可以成立，为什么在人类这里不行？何况对人类来说，社交能力是最重要的能力。

赫拉利：有一种可能，我要强调它的经验证据还不够，所以不是答案，只是值得探讨的可能：也许「女性社交能力更强」这个常见想法并不成立，至少在大规模合作上不成立。值得探索和强调的一种可能是，在小规模社会里，女性的社交能力确实更强；但一旦进入那些建立在造神话之上、必须与完全陌生的人合作的大型组织，情况就反过来了。女性恰恰因为需要直接的人际连结而处于劣势；而男性对疏离的处境、对建立在虚构而非真正认识对方之上的非人格化等级，感觉自在得多，他们在这类情境里舒服得多。所以一旦出现大规模社会和庞大的非人格化等级，男性反而在社交能力上占优。我再说一次，这只是一个值得检验的理论，不是答案。

主持人：我大学时读希罗多德，有一段印象极深。他讲到某个部落，村里的女人每有一个男性性伴侣就在腿上加一只手镯，等同一代的女人到了某个年纪，就数手镯，手镯最多的那个女人成为村子的首领。希罗多德写的时候多少带点看热闹的兴味。这类打破你所说范式的例子还是有的，只是非常少，是不是？

赫拉利：而且通常来自小规模社会。我们不知道有哪个大帝国是母权制的。这仍是历史上有待解开的问题之一。

金钱、信任与增长神话

主持人：我们来谈谈书里的一个主要神话，金钱，今晚已经提过一两次了。你说金钱能够跨越任何文化鸿沟，连本·拉登都收美元。但如果把它放到近年冲击欧洲、尤其是在希腊等地爆发的经济危机面前呢？在我看来那些危机产生了极强的分裂效应，反而拉大了文化上的裂口。这两者怎么放在一起看？

赫拉利：我认为，在这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我们恰恰看到了一些关于「相信金钱」这件事有多大力量的惊人例证。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我想是两三年前，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每天凭空创造三十亿美元，那一年总共创造了一万亿美元，办法就是进到电脑里，在某个地方加几个零，就这样。今天你甚至不用印钞票，绝大部分货币根本没有印出来，只是电子数据。制造金钱的基本材料是人的信任。只要有信任，你可以把它货币化成任何东西，甚至是电子数据。所以尽管资本主义体系自二○○八年以来接连挨打，世界上多数人对这个体系的信任程度仍然高得惊人。正是这种信任，让银行能够凭空创造出那么多钱。

赫拉利：你信任金钱，也信任生产金钱的那套系统，同时你还信任资本主义的几个基本故事。资本主义最基本的故事也许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一切困扰我们的问题的钥匙，就是经济增长。不管你想要什么，长期而言唯一的实现途径都是经济增长。你要平等、要自由、要就业、要民主、要和平，随便你说，都得靠经济增长；如果长期没有经济增长，你什么都得不到。落到个人层面，这就转化成另一个极其强大的神话，消费主义，它是同一套包装的一部分：你在个人层面遇到任何问题，解决办法就是买点什么。什么问题都一样，你多半需要买点什么，然后就好了。可以买产品，也可以买服务，你可以买一辆车，可以买瑜伽，可以买婚姻咨询，随便什么。总之人类的问题，在集体层面靠经济增长解决，在个人层面靠多买东西解决。而绝大多数人口，至少在欧洲和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相信这些故事。哪一天他们不再相信了，资本主义体系就会崩溃。

未来的宗教出自硅谷

主持人：再谈你的另一个大神话，宗教。你在书里带我们过了一遍当今世界的许多宗教，指出其中不少存在相当程度的认知失调。但我想请你谈谈未来的宗教。正如你开头指出的，我们正处在一场新革命之中，这场科学革命将再一次把我们的世界改变到超出我们现在理解的程度。你怎么看未来的宗教？会不会出现以技术为基础的宗教？你今天早上在第四广播电台好像谈到，硅谷正在、或者将要成为某个被崇拜的神。

赫拉利：我认为未来属于技术宗教。二十一世纪的大宗教、真正重要的宗教，更可能从硅谷冒出来，而不是从中东、阿富汗或叙利亚这些地方冒出来。

赫拉利：这有点像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时发生的事。工业革命席卷世界，引发了大量反弹，它制造了许多新问题，摧毁了许多旧有的确定性和等级秩序。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写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而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人会非常害怕，于是回头去寻找某种令人安心的古老传统、神话或宗教，来给自己安全感。所以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引发了席卷全球的原教旨主义浪潮。十九世纪最大的战争不是拿破仑战争，也不是美国内战，而是中国的太平天国。面对工业革命的到来、英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旧有中国秩序的崩塌，出现了一个屡试不第的书生洪秀全，据说他得到了上帝的启示，上帝告诉洪，他是耶稣基督的弟弟，被派到人间来建立天国的太平。他带着这套「太平」的信息走遍华南，数百万人跟随他投入太平天国之乱，那是十九世纪最血腥的战争，按最保守的估计也有两千万人丧生，战乱持续十四年才被镇压下去。这是最大的战争。类似地，苏丹还出现了马赫迪运动，某些方面和我们今天在中东看到的情形颇为相似。

赫拉利：但这些都没成功。我们回头看十九世纪，不会把它记成一个信仰的时代。真正从工业革命和十九世纪里生长出来的重要宗教或者说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一八○○年时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没有，它起步时非常微小，然后像野火一样蔓延，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意识形态运动，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社会主义者成功的关键在于他们切题：他们面向未来而不是回望过去，他们不去钻研古代经典，而是研究工业革命创造出来的技术和经济结构，因此他们对工业革命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机会有话可说。

赫拉利：如今我们正身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中。这一次，变革的主要引擎不是蒸汽和电力，而是生物技术和计算机科学，是「智能设计」。这一次的主要产品不会是纺织品和车辆之类，而是身体、大脑和心智。二十一世纪的主要产品很可能就是身体、大脑和心智。而伊斯兰国对这里面的新机会和新危险毫无切题可言。举个例子：当人工智能取代就业市场上的大多数人类时会发生什么？专家估计这可能只需要三四十年。当人类对经济不再有用时该怎么办，《圣经》里没有任何答案。你需要全新的意识形态，全新的宗教，而它们更可能出自硅谷或者班加罗尔，而不是中东。它们很可能会给人们提供以技术为基础的愿景：旧宗教承诺过的一切，幸福、正义，甚至永生，但兑现在人间，借助技术，而不是死后借助某个超自然存在。

科学给力量，宗教定用途

主持人：在把时间交给观众之前，我还想问一个问题。你说科学革命的关键教义之一，是承认无知：承认有些事情我们还不知道，而且值得去弄清楚。这一点，与我们为了在社群中生存而讲述的、必须被相信的、必须无所不包的神话，是怎么并存的？将来又会怎么并存？

赫拉利：科学不为伦理问题提供任何答案，因此它永远无法独自站立。更深一层说，至少在我这个历史学家看来，科学其实并不关乎真理，它关乎力量。作为一项事业、作为一套建制，科学真正的目标不是真理，而是力量。具体的个人、具体的科学家在个人层面可能非常关心真理，但作为一种建制，科学真正的目标是力量。因此它可以、而且必须始终与某种意识形态或宗教结盟。

赫拉利：我们脑子里有这样一个故事、这样一个神话：科学与宗教是敌人，双方在交战，希望最后科学的光明能战胜迷信与宗教的黑暗。我认为这与过去几个世纪实际发生的事情、以及未来一个世纪将继续发生的事情相去甚远。具体的科学理论与具体的宗教之间有冲突，这是有的，但从根本上说，科学与宗教是朋友，是盟友。科学提供力量，宗教告诉我们拿这力量做什么。同一种技术，比如人工智能或基因工程，可以做完全不同的事。用基因工程，你可以治愈癌症，也可以制造订制婴儿。到底要做什么，科学家给不出答案。生物学或物理学里没有任何一个实验能告诉你该拿基因工程做什么。要回答这个，你需要相信某个故事、某种宗教、某种意识形态。二十一世纪也仍将如此。

观众问答：性别、追责与气候

主持人：非常感谢。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观众。一楼有几位工作人员会把话筒递给你们，楼上有一支立式话筒，在正中间偏右一点的位置，楼上的观众得走到那支话筒前提问。楼下请等拿到话筒再开口，这样大家才听得清。我会一次收几个问题，再一起交给尤瓦尔。先从这一区开始，那位深色头发的女士，然后是前排那位先生，还有这边穿蓝衣服的女士。

观众一：谢谢赫拉利博士，首先非常感谢你的书拓宽了这么多人的思维。我的问题还是关于性别失衡。我知道你说自己也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我们期待哪天能听到。但我想问，以你对历史上不同人群如何获得权力的了解，放到今天的世界，你认为女性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无论是在行为上还是行动上，来处理这种性别失衡？以及相关的一问：你认为为什么这件事还没有发生？

观众二：谢谢你这场精彩的演讲。犹太教、基督教和天主教都曾基于自己的神话犯下可怕的种族屠杀。你认为那些创造这些神话、并把它们推向全世界的宗教领袖，应该因此入狱吗？

观众三：再来一个轻松的：气候变化。考虑到我们可能正处在下一场大灭绝的开端，我很想听听你认为未来五十年、一百年里智人的社群会是什么样子，以及你觉得我们会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主持人：好，未来的性别、宗教、气候变化，请在两分钟内回答。

赫拉利：关于性别，我认为过去一百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能是几千年历史上最大的社会变革。几千年来，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政治、社会和经济的革命，那么多东西都变了，但大多数人类社会、至少是较大的人类社会那种基本的父权结构没有变。而过去一百年，你看到女性地位以及整体性别关系发生了真正根本性的变化。它当然离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还很远，是否可能出现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也还是问题，但我不会说过去几十年里什么都没做成、什么都没实现。

赫拉利：至于未来，这也和另一个问题相连：我不确定五十年、一百年或一百五十年后还会不会有性别这回事。既然重新设计和创造身体、大脑与心智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经济的基本产品，人类身体与心智最根本的结构本身就可能改变。所以我不太确定一百年后人们还会不会拥有一种清晰的、单一的性别。举个已经在发生的例子：在虚拟现实里，一个人非常容易采用不同的性别，可以切换性别，也可以构建各种替代性的性别。今天已经有男孩在虚拟世界里以女性化身出现，反过来也有。今天这还很原始，你坐在电脑前，面对的是二维现实。但三十年后，越来越多的生活可能会转移到三维虚拟现实中去，那里能提供比外部世界枯燥的生活多得多的刺激与趣味，尤其当人们在经济上已不再被需要、在政治体制中已没有权力的时候。在这种情形下，我不会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今天熟悉的、也是几千年来一直如此的性别结构，在五十年或一百年后仍然有效。

赫拉利：第二个问题是宗教，是否要审判那些传播神话、进而造成种族屠杀的人。我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情况的答案，但一个很明显该问的问题是：最初发明并传播神话的人，与实施暴行、实施种族屠杀的人，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什么？我不会因为十字军在耶稣死后一千年做的事而审判耶稣，至少据我理解，他所宣讲的内容与十字军从他的宣讲中理解到的东西之间，差别非常非常大。在另一些情况下，比如希特勒和纳粹，最初散布故事的人与以这些故事之名犯下的暴行之间，联系就紧密得多。

赫拉利：我们要记住的是，智人有一种惊人的重新诠释故事的能力，这正是故事的力量之一，它使故事能够变化、能够适应。一个故事说「白」，人们会说，是是是，这只是个寓言，写着白的地方其实是黑的意思；写着「爱你的邻人」的地方，其实意思是把你的邻人钉上十字架，或者如果他不信你这一版本的爱与慈悲之教，就该把他烧死。从这个角度说，我不会只责怪最初发明故事的人，我也会去看那些用极富创造力的方式重新诠释故事的人。

赫拉利：然后是气候变化，尤其是在大众汽车事件之后。气候变化是个很令人沮丧的议题，因为在这件事上说了很多，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根本问题大概在于资本主义关于经济增长的那个基本故事。至少在目前，也许将来会找到让两者共存的办法，但至少在目前，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要哪怕只是减缓全球变暖，除了停止或降低经济增长之外没有别的路，而今天几乎没有哪个政府愿意或能够这么做。当资本主义的故事与全球变暖的问题相撞，资本主义的故事总是赢。所以也许我们会找到某种新的技术手段让两者调和；但如果那不发生，我认为至少就目前看，我们不会及时采取足够激进的行动。这是一场人类正一步步走进去的灾难，我们将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承担后果。

什么是真实：以苦为检验

主持人：我们上楼，到立式话筒那边，先收楼上的三个问题。

观众四：晚上好。我想问一个同样「不大」的问题：这些故事与你所说的某种客观现实之间是什么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在社会中讲述的那些最成功的故事，与某种客观真理之间有没有关联？还是说，它们靠的只是把人聚拢起来的能力？你提到伊斯兰国对未来五十年到一百年的人类发展毫无回应，这是否意味着，一个更接近科学真理的故事，会比一个仅仅让人娱乐、给人安慰的故事更成功？

观众五：我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相信什么？我一直觉得，作为人类，我们本来是知道一些基本价值的，比如慈悲、善良，但我们的心智又如此脆弱，如此容易被干扰。比如纳粹，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伊斯兰国，能把普通人变成杀人机器。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普通人，当有人想让我们相信他们希望我们相信的东西时，我们该怎么想？怎么分辨？怎么保持独立？

观众六：我想问三个。第一，那次认知飞跃，你有没有什么想法说明它为什么发生？第二，你对自己正在传播的神话有多大程度的自觉？第三，你相信有真理这回事吗？

主持人：看来楼上那排格外哲学，也许是那里的空气不一样。我们从认知飞跃开始？还是你自己选顺序。

赫拉利：先说客观性。一个故事在客观上是否真实，与它在历史上是否成功，两者的关联少得出奇。历史上一些最成功的故事，我就不点名以免冒犯谁了，恰恰是最离奇、最古怪的。我们对它们太习惯了，觉得有人相信它们很正常；但你只要试着从一个从未听过它的人的角度去想，就会觉得，这怎么会有人信？所以两者之间没有关联。为什么某个宗教成为主流并扩散开来而另一个没有，往往是偶然的，往往与故事的真值毫无关系，更多取决于各种组织能力或历史的偶然。

赫拉利：第二个问题是，有没有某种真理可以作为伦理和道德的基础，以及世界上什么是真实的。对我来说，伦理不是遵从这个或那个想象出来的存在的命令，而是全部围绕「苦」这个问题展开。据我理解，苦是世界上最真实的东西，或者说是最容易检验其真实性的东西。苦是真实的。它可能是相信各种想象故事和想象实体的结果，但苦本身是真实的。判断某样东西是否真实，最简单的检验就是问自己：它会受苦吗？一个民族不会受苦。我们会说这个民族在战争中蒙受了失败之苦，但那只是比喻，民族即使打了败仗也不会受苦；民族中的人，平民、士兵，他们会受苦，但民族不会受苦。同样，一家银行破产了，银行不会受苦；欧元贬值了，欧元不会受苦。宙斯神庙被烧毁了，宙斯不会受苦，他的信徒也许会受苦。人是真实的东西，人真的会受苦；动物真的会受苦。奶牛在乳业里与小牛分离，这头母牛和这头小牛真的在受苦，这是真实的。而一个打了败仗的民族不会受苦。所以我认为这是最清楚的检验。当然还有别的检验，但对我来说这是最清楚也最重要的一个。

赫拉利：至于认知飞跃、认知革命的成因，我们并不真的知道。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但七万年前智人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并不清楚。十万年前的人类看上去和我们非常像，脑容量和我们一样大，但行为方式完全不同。我们目前最好的理论是，大约七万年前发生了某个或某几个小的基因突变，导致智人大脑内部结构发生改变，也许是把原本分开的两个脑区连接起来了，或者相反，由此产生了新的认知能力。但这目前仍只是假说。我认为科学最好的地方在于，当你不知道某件事时，你不必去编一个动听的故事，你可以直接说「我不知道」。所以，我们不知道认知革命的成因是什么。

主持人：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你对自己正在编织给我们的那些神话有多大自觉？

赫拉利：我尽量。

主持人：注意，他刚才把这个问题跳过去了，被逮到了。

赫拉利：我尽可能保持自觉。我用的还是刚才那个检验，苦的检验。当你看到故事对人类、也对我自己有那么大的力量时，你需要一个能抓住的东西，那就是不断问自己：什么是真正真实的，而不只是我脑子里的一个故事？我一再回到的检验就是苦的检验：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苦？是什么造成了苦？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这至少能给你一条线索，让你不至于一路沉进越来越多的虚构与神话里。

主持人：把话题拉低一点，我想起《黑客帝国》里那句话，机器说，我们第一次给你们造的世界没有痛苦，结果没人接受。必须把痛苦放进母体的世界里，人们才会相信。而你在书里也花了不少篇幅谈幸福。

赫拉利：是的。

主持人：我想插一句：你认为幸福作为一个主题，在我们讲述的历史叙事中研究得远远不够。可你用来检验真实的标尺又是「苦」。你怎么看这两者的关系？那么研究幸福的用处是什么？

赫拉利：苦与幸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且至少我的出版商告诉我，你要是写「苦」，没人愿意读；你要是写「幸福」，那好，幸福，我们想听幸福。所以标题上是幸福，读到小字部分你才发现，哦，其实讲的大半是苦。

主持人：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高明的广告手法了。

同一个神话与下一个神话

主持人：我们转到这一区，先是第二排那位先生，第一排那位先生，还有他旁边那位女士。

观众七：接着基因这一点问：你认为人类在基因上有可能全都相信同一个神话吗？举个也许有点浅的例子，就是那条白金还是蓝黑的裙子。因此，未来的基因操控会不会成为那些真想影响人类的人让大家凝聚在一个强大神话周围的手段？

观众八：大致是同一个范畴。你谈了很多我们如何更换故事、如何放下一个再拿起另一个，以及未来的宗教可能会变成完全不同的样子。我想问反面：有没有哪些故事贯穿始终，人类从一开始就有、也许形态变过，但内核不变？还是说我们就是不断向前迁移的生物？

观众九：我们谈了很多，说金钱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最大的故事，宗教和资本主义大致排在其后。你认为人类下一次飞跃中最大的故事会是什么？或者在你看来，有没有比金钱更大的故事？

赫拉利：所有人同时相信同一个故事，这是可能的。我们又有金钱这个例子，它大概是最成功的故事，而且是个很好的故事。我并不是在暗示它有什么不好，金钱和资本主义在很多方面为人类做了大量好事。今天很流行把世上一切罪恶都归到它们头上，不只是今天，但也得说，它们同样带来了一些非常好的发展。今天世界上每年死于吃得太多的人，比死于吃得太少的人多；每年死于老年病的人，比死于传染病和儿童疾病的人多；每年自杀的人数，比战争和犯罪杀死的人加起来还多。这三条都是极好的消息。听起来也许不像，但你仔细想想，这是极好的消息。而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三项成就上，也就是减少饥荒、减少疾病、减少世界上的暴力，功劳不小。我觉得有必要说这些，来平衡一下前面可能给人的错误印象。所以，即便没有基因工程或生物工程，全人类相信同一个神话也是可能的。

赫拉利：至于下一个阶段会是什么，我们无法真的知道。最有可能的是，历史的下一阶段将涉及人类自身的根本改变。几千年来，我们有过社会的、政治的、技术的革命，但人类本身没有变，我们的身体、大脑和心智仍与两三万年前的狩猎采集者相同。而下一阶段很可能涉及对智人最根本特征的改变与操控，也就是身体、大脑和心智。这也可以被用来让所有人相信同一个故事，或者相信不同的故事，我不知道，但这肯定是一种可能。

赫拉利：第二个问题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没有变过。故事相对于基因的力量，在于它极其灵活、极易塑造。一个蜂巢要改变自己的社会结构，大概需要几千代的自然选择。蜜蜂没法某天早上醒来搞一场革命，处决蜂王，建立蜜蜂共和国，或者搞一场共产主义专政：全世界的工蜂联合起来，我们来建立蜜蜂的无产阶级专政。这行不通。人类可以，因为我们不需要改变 DNA，我们改故事，而这可以非常非常快地完成。

赫拉利：人们有时以为有些故事几千年不变，宗教里尤其如此，人们说服自己说，我信的和几千年前的人信的是同一样东西，遵守的是同样的诫命。可你往深里看，几乎所有情况下你都会发现变化极其巨大。还是拿教宗举例，需要例子的时候教宗总是很好用。现在教宗对欧洲人说，把教堂打开，接纳从叙利亚来的穆斯林难民，欢迎这些穆斯林难民进入你们的教堂，这才是基督徒该做的事。回到一千年前，教宗说的是，到叙利亚去，杀掉那些异教徒。而教宗仍然会说，这是同一个基督教，是同一套基本故事。所以人们告诉自己什么都没变，实际上它一直在变，而且变得相当剧烈。

赫拉利：第三个问题，下一个大故事。两三分钟里解释起来有点复杂，但我认为下一个大故事是数据。如果把历史浓缩成一句话：最初人们相信神，人之所以重要，仅仅因为神创造了人并赋予人特殊的特权等等。然后是人文主义革命，人们不再信神，开始相信自己，相信人类。人本身成了神圣的，这就是对人权的信仰：智人是神圣的。为什么？就因为我们神圣，我们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一切意义与权威的来源。而我猜，下一个大变化是：正如我们从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走到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我们将从以人为中心走向以数据为中心。正在从硅谷冒头的那个基本神话是：整个宇宙是数据的流动，宇宙中的一切都只是不同模式的数据流；所有生物都是算法，长颈鹿、番茄、人类、流感病毒，都不过是不同的数据处理系统。直到现在，宇宙中最成功、最先进的算法是人类，这也是把人神圣化的一个好理由：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数据处理系统。但我们正在造出比人类更好的数据处理系统，人类将被挪到一边，未来将属于完全不同的算法。这是我个人的猜测，是我认为我们在二十一、二十二世纪的去向：数据取代人文主义，成为历史的中心神话。

主持人：于是所有人突然开始剪掉自己的乐购会员卡。

民族主义、爱与动物

主持人：我们到这一侧的后区，那位举着纸的先生，他后面几排那位女士，还有中间前排那位先生。抱歉，也请前排那位女士一起。我们先收这三个。

观众十：你提到，神话对于大型社会组织自身是必需的，而民族国家在二十世纪高度依赖神话，是我们在十九、二十世纪用来组织政治生活的构造。你认为在二十一、二十二世纪，政治体的组织原则将会是什么？我们要往哪里去？

观众十一：我想问，你认为爱是一种神话吗？

观众十二：谢谢。我的感觉是，我们眼下正处在故事与故事之间的空档，今天这里的很多问题似乎都把希望寄托在新的故事上，我的问题也一样。我想问你怎么看这样一种失调：我们讲给孩子听的那些关于自然和动物的故事，与我们容许动物被对待的那种恶劣方式之间的落差。

赫拉利：先说政治中的民族国家。过去两百年里，民族主义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故事和神话之一，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民族主义重要性的下降。尽管有那么多关于民族主义复兴的说法，比如在欧洲，可你把今天欧洲民族主义的强度和一个世纪前相比，那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就在一百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意大利于一九一五年参战，没有人逼它参战，也没有人入侵它，它是自己主动参战的，为的是拿到几块小地方，主要是的里雅斯特和特伦蒂诺，意大利声称那是被奥匈帝国非法占领的神圣国土。意大利在那场战争中损失了大约六十五万名阵亡士兵，一百多万人受伤，为的是的里雅斯特和特伦蒂诺。今天没有哪个意大利政府会为了从斯洛文尼亚或奥地利手里拿到一块地而冒险牺牲哪怕五千名士兵，这几乎不可想象。同样，你看苏格兰的独立运动，把它和两三百年前相比，也没有可比性：几乎没有人愿意为支持或反对苏格兰独立而杀人或被杀；而两三百年前，伦敦的政府愿意把军队开进高地，在卡洛登之后、在一七四五年之后实行某种族群清洗。这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故事。今天在欧洲，也许可以说存在一种「精品民族主义」，在欧盟这把大保护伞底下，有点民族特色是件不错的事，但没有人会为这种精品民族主义去送命。

赫拉利：民族主义式微在历史上也说得通，因为二十一世纪人类面对的重大问题在性质上都是全球性的，没有哪个国家能靠自己解决，那个层级不对。无论是全球变暖，是全球经济危机，还是人工智能这类新技术带来的机会与危险，当人工智能在认知上、在智能上超越人类时会发生什么，这都不是单一国家的单一政府能独自解决的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但愿属于一种更全球化的政治。如果人类无法上升到这个层级，无法形成一种更有效的全球政治体系，不一定是全球政府，我们就无法有效应对二十一世纪那些真正重要的问题和危险。政治就说到这里。

主持人：那么爱呢？

赫拉利：关于爱。我先生就在观众席里，所以我现在说话得非常小心。爱当然是真实的。但围绕爱有非常非常多的神话。爱既是一种生物学现实，也是一种个人的主观现实，但围绕它编织出来的神话与故事多得惊人。比如你看一部好莱坞科幻片，外星人征服银河系、入侵地球，或者《黑客帝国》里那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奴役人类的系统，主角被这个系统玩弄于股掌之间，被外星人的邪恶机器人打成筛子。然后在最后一刻，一切都看似无望、人类即将被毁灭或征服的时候，忽然出了点什么事，主角醒来，把局面整个翻过来，外星人搞不懂发生了什么，母体也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爱。这是大多数好莱坞编剧能想出来的最高水平。而且那甚至不是什么宇宙性的慈悲之类，通常就是两只哺乳动物之间非常肉身的爱。我个人的看法是：一个已经征服了整个银河系的外星文明，或者一台统治着整个现实的超级智能计算机，居然无法理解、无法看透一阵荷尔蒙的涌动，这实在太不可能了。所以我不认为这种神话站得住。

主持人：这是我近来听过的对「猪门」事件最外交辞令的提及了。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关于动物在二十、二十一世纪受到的恶劣对待，而我们对此似乎相当心安理得。

赫拉利：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落差。你打开一本童书，里面全是关于毛茸茸的可爱动物的美好故事，既有农场动物也有野生动物，而这与这些动物的真实处境、与我们对待它们的方式相隔十万八千里。所以这关乎我们心智的分隔。智人有一种惊人的能力去承受认知失调：同时知道一件事又不知道它，同时相信某样东西又相信它的反面。如果没有这种能力，我们大概根本无法形成任何能运转的社会、任何能运转的文化，因为所有社会和文化都建立在矛盾之上。比如你相信一个全能全知的神，同时又把世上一切苦难从这个神身上豁免出去，归咎于魔鬼。这两者其实无法并存：要么你相信一个全能的、控制一切、创造一切的唯一神，那么如果有魔鬼，魔鬼也必定是这同一个神的造物，那么魔鬼所做的一切也要由这个神负责；要么魔鬼独立于神，那么神就不是唯一的创造者，不是全能的，也不是全知的，你至少有两个互相争斗的神。但人们总能在心里把它调和起来，既是一神论者又是二元论者，在恰当的时候取出恰当的故事。对待动物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给孩子讲一个关于某头奶牛及其冒险经历的睡前故事，然后喂他吃牛排，还要求他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干净，中间的联系被完全略过。

最后几问与历史学家的任务

主持人：我们只剩几分钟，得进入快问快答了。回到楼上，先收两个，再回到中间后排两个。请举手，我们马上把话筒递过去。答案就限三十秒吧。

观众十三：你认为今天的世界能否在没有金钱的情况下成功运转？

赫拉利：不能。

观众十四：我儿子昨天满六岁。面对一个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世界，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赫拉利：今天教育体系教给他的东西，几乎没有一样与他将来真正生活其中的世界相关。他最需要具备的能力，是终身不断学习。学习不会有终点，他要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塑造自己。那种到二十岁或二十五岁把该学的学完，然后大半辈子靠着学到的东西工作、靠着积累的智慧应付的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变化的速度太快，你必须终身学习。

主持人：中间那位先生，还有他旁边那位女士。

观众十五：「能让人相信荒谬的人，就能让人犯下暴行。」这句话是伏尔泰说的，很有智慧的人。我们要怎样才能让社会、让未来的世代对今天泛滥的那些有毒的正统神话产生免疫？

赫拉利：这非常非常难，我同样不知道答案。要把自己从这个时代的主导故事里哪怕只解放出一点点，都需要极大的、非常个人化的努力。我不知道历史上有哪个例子是大规模人群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我还是用科学的方法说：这一个我不知道答案。

观众十六：听你谈消费主义很有意思。你在书里说，比如我们去旅行，是被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驱动的。你认为有没有可能，我们旅行也是因为想探索世界，因为我们是被更高的智性、被文化体验所驱动的人？

赫拉利：我们常对自己说，我们跑到地球另一边是因为想探索世界。可是所有的机场和所有的度假村看上去一模一样，在「真的跑到地球另一边」这个地理意义上，可探索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即便去了，当然不是所有旅行者都这样，但人们跑到地球另一边时往往仍然想要家里那一整套东西。从深处说，他们并不真的想探索世界，他们信的还是广告上那些故事：去泰国、去墨西哥，我就能探索另一种现实，接触到自己身上另一个部分。但事实上，我不认为你内心有一个贴着「仅限身在墨西哥时打开」标签的情绪与感受的盒子，到了墨西哥它就打开，美妙的东西涌出来。基本上我认为，你希望了解的关于自己的一切，在伦敦这里也一样能了解。

主持人：这话航空公司可不爱听。非常抱歉，还有很多举手的朋友我们没能顾上，今晚要在这里收尾了。有个念头掠过我的脑海：我们今晚描绘的图景对未来来说并不算多么令人愉快，你在书末把我们形容为不满足、不负责任、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神明，这在未来的去向上打了个问号。但老实说，我用这个来安慰自己：还记得《回到未来》第二部吗？他们去到的那个未来，正好就是二〇一五年。我们现在就在这一年，而我还没有飞行汽车，耐克那双会自动系带的鞋也没出现，尽管据说耐克承诺年底前会有点什么。所以哪怕怀着最好的意图，我们也无法准确预测未来。最后一句留给你。

赫拉利：当然，我们没有办法预测未来，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没有办法。没有人真的知道二〇五〇年的经济、社会或性别关系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能做的是探索一些可能性。我认为对历史学家、对学者来说，面对未来的任务不是做预测，而是探索不同的可能性，让我们为不同的可能性做好准备。人们常说，学历史是为了预测未来、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等等。我认为学历史最主要的理由，是把我们自己从过去解放出来。过去通过所有这些故事和制度控制着我们，它控制并塑造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恐惧，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我们眼前所能看到的可能性的地平线。而我作为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试着把过去的这种钳制稍微松开一点点，让我们能够看见一片更宽阔的可能性。

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尤瓦尔·诺亚·赫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