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Singer Lecture - 'Animal Libera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编者按：2018年，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批判动物研究网络」（Deakin Critical Animal Studies Network）在墨尔本正式成立，作为启动活动，主办方邀请哲学家彼得·辛格作题为《动物解放：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公开演讲。辛格是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墨尔本大学桂冠教授，1975年出版的《动物解放》被视为现代动物运动的奠基之作。当晚由网络发起人、迪肯大学学者亚米尼·纳拉亚南主持，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创院院长马修·克拉克致辞并宣布网络成立。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仅删去口语枝节与寒暄，论证、例证与问答均照实保留。

网络启动致辞

纳拉亚南： 晚上好，欢迎各位。首先，我要向库林民族的布恩武隆人致意，他们是我们今晚所聚之地的传统所有者。我们感谢当地民众允许我们在这片土地上集会，并向他们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长者致敬。

今晚，我非常荣幸地欢迎各位出席迪肯批判动物研究网络的启动仪式。在我的家乡印度，人们把一个吉祥的开端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而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开端比这更吉祥了：这个网络以彼得·辛格教授的一场公开演讲拉开序幕。辛格教授通常被视为现代动物解放运动之父，当代的动物倡导事业在思想上受惠于他极深，他的工作也为这一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哲学挑战。

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地建立一个批判动物研究网络？学界对动物的关注并非新事，但如今各学科正在经历一场「动物转向」，把动物当作主体、当作行动者、当作我们共同营造的这颗星球上的利益相关方来研究。我们身处所谓「人类世」（Anthropocene），智人对地球气候未来的冲击史无前例，而且被认为是不可逆的。与此同时，我们也进入了极端民族主义、保守主义、伊斯兰恐惧症、种族主义与排外情绪加剧的时代，而非人类动物被卷入了所有这些人类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之中：从气候变化，到宗教与文化传统，到生计、健康与环境可持续性，无一例外。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非人类动物的角色与脆弱处境、动物在人类政治与社会中被动员的方式，以及这一切对人类与非人类动物的影响，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都远远不够。

这个网络的成员来自犯罪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研究、发展研究、文化遗产乃至自然科学等诸多学科，因此完全有条件为动物研究这一领域作出重要贡献：在种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环境政治这些复杂的议题里，考察「动物」「动物性」「物种」这些物质与话语范畴，服务于人类与非人类动物双方。我们希望拆解人类思想中最古老的建构性二元对立之一，也就是「人」与「动物」的对立，从而认识到人不仅是被种族化、被性别化的存在，也是一种物种；而非人类动物同样是政治与社会的行动者。

我非常骄傲，也非常感激，迪肯批判动物研究网络将挂靠在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和阿尔弗雷德·迪肯公民与全球化研究所。我要感谢学院院长马修·克拉克教授、研究所所长费瑟娜·马诺-索伊教授，以及艺术与教育学部执行院长布伦达·切尔卡西教授对这个网络的宝贵支持。感谢亚当·卡德利尼博士为自然科学方面扛起旗帜，也感谢每一位表达了加入热情的成员。我还要特别感谢研究所的行政团队，凯拉·爱德华兹、马修·盖伊和阿琳·帕切科，他们一直如此积极支持。

现在请允许我介绍马修·克拉克教授，由他为网络揭幕。克拉克教授是迪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创院院长，研究领域是国际发展援助与宗教和发展。过去十年间，他主持了七项国家一类竞争性科研项目，总额达两百万澳元；发表过百余篇学术论文，著有八部专著，主编另外十一部。他是2017至2018年度非营利领导力方向的富布赖特学者，曾在哈佛大学、塔夫茨大学和美国救助儿童会驻留。正是因为克拉克教授的指导，以及他作为院长的支持，批判动物研究才得以在迪肯大学以研究网络的形式获得战略平台。学院的支持对我们打开这一前沿领域至关重要。我们很荣幸他同意正式启动这个网络。

克拉克： 不久之前，亚米尼第一次找到我，谈她的想法，说动物研究应当成为迪肯大学教授的内容。她的热情显而易见，很快她身边就聚集起一批志同道合的研究者与教师。他们明白，如果我们想理解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就必须从一个宽广得多的视角去理解。于是我们讨论了动物研究在迪肯可以是什么样子，权衡了各种方案。很快事情就清楚了：这个领域的兴趣不仅遍布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还延伸到学部之外，延伸到教育学院、其他学部乃至硬科学，所以在起步阶段，它不应该只被限定为一个本科学习方向（我相信那迟早会有）。我们决定，以研究网络的形式启动，才是最有力的方式，最能表明学校对动物研究这一理念的承诺。

这就是我们今晚在做的事：启动迪肯批判动物研究网络。它是一个平台，供迪肯全校的研究者与学生汇聚，他们共同相信，必须以更宽的镜头、跨越学科并且在学科之间去观察世界。这样我们就能把全校的资源与能力集中起来，做出个人单打独斗远远做不到的事。我要赞扬亚米尼，也赞扬亚当·卡德利尼在这个网络中的领导作用。这只是一个开端，它无疑会不断成长。我们知道，动物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正在兴起的重要领域，在澳大利亚仍处于襁褓之中，所以迪肯能走在前面，实在令人欣喜。现在我正式宣布：迪肯批判动物研究网络成立。再次祝贺亚米尼和亚当。我也很高兴这个网络同时落户于阿尔弗雷德·迪肯研究所。

辛格其人其书

主持人： 今晚由我来介绍彼得·辛格，这是我的荣幸。我提醒过他，他不记得了：大约在1992年，我曾在一次大型会议上做过同样的事，那时我还是合同制的初级职员，在会议上做秘书。我不记得自己当时说了什么，但记得整场演讲我都听得入迷。

彼得·辛格是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中心的艾拉·W·德坎普生物伦理学教授，同时兼任墨尔本大学桂冠教授。他是《动物解放》的作者，该书常被认为触发了现代动物权利运动，自1975年出版以来从未绝版。他的其他著作包括《实践伦理学》、与吉姆·梅森合著的《我们吃什么的伦理》、《你能拯救的生命》，以及最近的《你能做的最大的善》。他还主编了《为动物辩护》及其续编《为动物辩护：第二波》。他与保拉·卡瓦列里共同发起「大猿计划」，致力于为大猿争取基本权利，并合编了同名文集。《时代》周刊曾将他列入全球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2012年他获颁澳大利亚同伴勋章，这是澳大利亚最高的平民荣誉。请欢迎彼得·辛格。

演讲开场：为何回顾历史

辛格： 非常感谢。我要感谢所有为这场活动付出的人，尤其是亚米尼，筹备事宜我与她打交道最多，但其他每一位参与者，还有在座各位，都为迪肯批判动物研究网络的建立出了力。我确实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有分量的进展。如果今晚算得上一个吉祥的开端，那太好了，因为我衷心希望这个网络能兴旺发展，让更多人关注一个长期以来相当受冷落的领域：动物，我们对它们做了什么，它们如何构成我们世界的一部分。这些都是真正重要的问题。我当年开始思考伦理学、研究哲学的时候，先是在墨尔本大学读本科和硕士，后来去了牛津，这个题目在学术雷达上根本不存在。现在它存在了，我很高兴，但它还有很多路要追赶。

今晚的题目是「动物解放：过去、现在与未来」。我是从哲学，更确切地说是从伦理学的角度切入这个问题的，那是我的学科，自然也是我最关心的。但它只是研究动物问题的众多路径之一。动物研究网络会把许多不同的路径汇聚在一起，那会收获颇丰。我自己就深受其他学科的人的影响，那是一种只在本学科内部对话得不到的学习方式。

过去、现在、未来，按逻辑我先从过去讲起。为什么要看历史？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知道自己走了多远。很多人问我：你思考动物与伦理问题四十多年了，看到今天这个局面，不觉得泄气吗？我常常回答：你得想想我们是从哪里出发的，既是长时段的历史，也包括这四十年之内。这就是我今晚要讲的一部分。

西方传统：圣经与亚里士多德

辛格： 我要先向在座的一些人道歉，因为我主要谈的是西方传统，理由很简单，那是我最熟悉的传统。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一传统在全世界的影响极大，而另一些传统，或许令人遗憾，并没有产生同等的影响。

西方传统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希伯来文献，它在基督教兴起之后成为西方的圣经。各位一定熟悉《创世记》里那段话，它为「人类是地球的主宰」提供了辩护：我们统治动物，是因为上帝把这种权力赐给了我们。首先，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其他动物没有被提到是按上帝形象造的，那想必就不是了。然后，人被赐予统治权，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以及「一切在地上爬行的活物」。较新的译本没有这个古雅的「爬行」，但我觉得改掉就失了味道。这一传统就这样把人类置于顶峰。

西方的另一个源头来自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对动物的看法各不相同，据说毕达哥拉斯是素食者，但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原因，因为他本人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很久之后关于毕达哥拉斯派的记述。最终对西方产生支配性影响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对动物的看法截然不同。他说，植物为动物而存在，走兽为人而存在。宇宙为人的目的而存在，万物各有其目的，而这个目的就是较不理性者服务于较理性者：植物性服务于动物性，动物性服务于人性。而且亚里士多德甚至在人类内部也做了这种区分，今天没有人会认可：较不理性的人，也就是「野蛮人」（凡不是希腊人的都算），存在的目的就是服务较为理性的希腊人。这当然就为雅典的奴隶制提供了辩护。这一点我们不接受了，但在动物的地位问题上，我们仍然深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再加上希伯来传统，然后是基督教传统。

阿奎那、康德与边沁的转折

辛格： 亚里士多德是怎样进入基督教传统的？主要是通过托马斯·阿奎那。在阿奎那所处的十三世纪中世纪欧洲，主要的希腊哲学家中只有亚里士多德为人所知。他的著作之所以保存下来，是因为在阿拉伯文明的鼎盛时期被译成了阿拉伯文，再经由西班牙的阿拉伯影响传回欧洲。所以阿奎那提到亚里士多德时，直接称他为「那位哲学家」，好像世上只有这一位哲学家。阿奎那要做的是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基督教教义调和起来。从刚才的内容各位不难想见，在动物地位这个问题上，这项工作毫不费力：两者都主张人类居于顶峰，动物为服务我们而存在，或者说我们对它们拥有统治权。

阿奎那说得很清楚，而且比希伯来传统或亚里士多德都更进一步、更露骨：我们怎样对待动物无关紧要，动物本身没有任何价值。他后来又说，残忍对待动物可能是坏事，因为你可能养成残忍的性情，进而对人残忍。所以，不该虐待动物的唯一理由，还是要绕回到人身上。你的残忍施加于动物身上的痛苦，在阿奎那那里不算数，算数的只是你可能因此对人残忍。阿奎那是基督教传统中，至少是天主教传统中，直到二十世纪、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所以这种观念已经深深渗入基督教的思想，也就是西方的思想。

新教传统也大同小异，在这一点上它并没有与天主教传统决裂。看看伊曼努尔·康德，这已经是十八世纪末了。他说的东西其实非常相似：就动物而言，我们对它们没有任何直接义务。伤害动物并不违反你的任何义务，而义务在康德那里是极其重要的。他给出的理由不是宗教性的，他说，因为动物没有自我意识，它们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我们仍然是目的，它们只是手段。在康德看来，正是缺乏自我意识使得它们不重要，它们的利益无足轻重。他也像阿奎那一样，讲了一番不该养成残忍性情的话，但动物可以像人一样本身就是目的，这个想法康德明确拒绝。

然而就在那个时候，或者稍后不久，我认为西方哲学传统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清晰的表述，主张在一个重要方面动物可以与人并列。这就是杰里米·边沁，功利主义传统的创始人，十八世纪末在英国写作。事实上他写下这段话，正是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不久。法国革命者发表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并且作为其中一部分，解放了法国殖民地的奴隶。于是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的一个脚注里说：法国人已经发现，一个人皮肤的颜色，不是把他弃于施虐者任意摆布之下的理由。然后他对动物做了类似的评论：也许有一天，人们会发现，有没有毛皮、有没有尾巴，这类特征同样不是忽视它们痛苦的理由，不是不保护它们的理由。也许有一天人们会认识到这一点，并赋予它们权利。要知道，在当时，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禁止虐待动物的法律，英国没有，别处也没有，所以这在边沁的时代是相当超前的思想。

边沁的要点，可以说是针对康德等人的：问题不在于它们能否推理（他也可以说，不在于它们有没有自我意识），也不在于它们能否说话，而在于它们能否感受痛苦（can they suffer）。重要的是感受痛苦的能力。边沁的意思是，动物能感受痛苦，它们的痛苦是要紧的，正如我们的痛苦是要紧的；我们不应该因为它们有尾巴或者四条腿之类的理由，就认为它们的痛苦不那么要紧。

以上显然是对两千年历史的极简概述，本可以讲得丰富得多，但我要跳到现在，因为我还想留出时间。

当今主流观点与物种歧视

辛格： 先说我所谓的今日主流观点。我认为它仍然是支配性的观点，尽管不是毫无争议。这种观点认为，人类的道德地位高于动物，而且是无可比拟地高。人们认为，为了拯救一个人，可以牺牲几乎任何数量的动物。动物在法律上是财产，野生动物除外，但一旦你合法捕获它们，它们也就成了财产。把人与动物相提并论被视为冒犯：骂人是猪、是狗，在不同文化里用不同的动物名称当作侮辱，这在今天仍被普遍接受。我们好在已经不再用种族主义或恐同的字眼骂人了，但动物字眼还在用。这是主流观点的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则与阿奎那等人不同：我认为我们已经接受，我们有义务善待动物，避免虐待它们，尤其是伴侣动物，狗、猫、马。但更一般地说，如果你看到有人肆意虐待一只动物，你会觉得那是错的，而且确实有法律禁止。几个月前，「澳大利亚动物」组织公布了活羊出口贸易的视频，公众的反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有看过的人，包括农业部长，都说那是错的。没有一个人说：「那不过是羊，羊没有自我意识，所以无所谓。」所以，是的，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不虐待它们，但社会仍然认为它们不是我们的同类，我们不必给予它们的利益与人类利益同等的分量。这就是我说的主流观点。

这种观点受到了挑战。恕我不太谦虚，我这本书就是挑战它的著作之一。我绝不是说它是唯一的一本，动物运动中有过许多重要著作，而且这本也不是第一本。比如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亨利·索尔特，他写过一本《动物权利与社会进步的关系》，非常超前，可惜当时几乎无人注意。我七十年代做研究的时候，得跑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才找到一本。不过我想我这本书确实提炼出了几个对主流观点构成挑战的观念。

其中之一是拒斥物种歧视（speciesism）。这个词也不是我发明的，我得归功于理查德·赖德，他当时是牛津的一位心理学家，反对当时在动物身上做的一些实验，印了一份传单，上面是一只被注射了梅毒的黑猩猩的照片，神情极其痛苦，顶端写着「物种歧视」。这个词打动了我。我意识到它说的实质上是：正如种族主义是错的，性别歧视是错的，仅仅因为一个存在者不属于我们的物种、不属于某个特权物种，就认为它的利益不算数，同样是错误的。我在《动物解放》里试着把它阐述得更精确，作为反对我们现行对待动物方式的论证。我把物种歧视界定为一种偏见或偏向态度：偏袒本物种成员的利益，而歧视其他物种成员的利益。后来我认识到，它不一定是针对本物种的。我刚才说过，我们对猪、羊、牛愿意做的事，对狗和猫就不愿意做，这也可以看作一种物种歧视。

为什么说这是错的？一个理由是：如果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是错的，如果一个群体在自己周围画一条生物学边界、然后说「我们才是重要的，边界外的不那么重要」是错的，那么物种歧视做的正是同一件事。这是一种说法。

平等原则与边缘案例论证

辛格： 但还可以从平等原则入手，这是我在《动物解放》里试图阐发的另一件事。我们把平等的观念应用于人类，认为所有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平等的，拥有平等的道德地位。哲学家会问：为什么？在我思考动物问题之前，他们早就在问这个问题了，有许多著作讨论平等的基础是什么。有一点很明显：你不能说是因为我们在各种道德上重要的特征上都相同，因为我们并不相同。无论你认为哪种特征在道德上重要，自我意识也好，语言能力也好，理性也好，人与人都不一样；身体特征不一样，道德品质也不一样，有的人比别人更利他、更有同情心、更能共情。

于是有一种关于平等基础的观点是：我们应当平等地考虑所有人的利益。我们都有某种利益，也许唯一的例外是那些从来不曾有意识、永远不会有任何感受或体验的人，但除了这些罕见的例外，所有人都有利益，他们的利益都是要紧的，而对相似的利益，我们应当给予相似的分量。在这个基础上，某人有享受生活的利益，有不受苦、不感受疼痛的利益，这些都是重要的利益，你没有理由给予本种族或本性别成员的利益比其他种族或性别成员更多的分量。这是为平等辩护的一种基础。

但如果这是对的，如果我们谈的就是这个，那它为什么不同样适用于非人类动物？因为它们同样有享受生活、不受疼痛之苦的利益。我们说的是相似的利益（similar interests）。动物当然并不拥有全部相同的利益，它们没有来听一场哲学原理讲座的兴趣，这大概是你们爱做的事，否则你们不会坐在这里。但凡是利益相似之处，比如不受疼痛，这是最基本的一条，我们就应当平等考虑。我认为动物研究网络可以做的一件有意思的事，就是与各种以不同方式和动物打交道、研究动物行为的人交流，比如鸟类学家，了解非人类动物在「不受疼痛」之外还有多么广泛的利益。这四十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学到了很多。凡是它们的利益与某些人类的利益相似或大致可比，我们就应当给予平等的考虑。

有人会说：可是人类的利益要不同得多、高级得多，需要比非人类动物更精密的认知能力，所以人类的利益总是应当压倒非人类动物的利益，主流观点的那一部分就是这样得到辩护的。我认为我们可以回答：如果这个断言是针对所有人类的，那它在事实上就是不成立的。我说过，有些人根本没有意识，也永远不会有，比如生来基本没有大脑皮层。但还有许多人有各种各样的智力障碍，在认知能力上可以与非人类动物相比。我说过，即使在今天，很多人一听到这种说法就觉得受了冒犯，但我认为这种冒犯感只是出于我们的物种歧视态度。我们应当承认，在认知能力、各类问题解决能力上，人类与非人类动物之间确实存在重叠。如果我们理所当然地要平等考虑那些智力障碍者的利益，他们在解决问题、应付世界方面不如某些非人类动物，那我们为什么不把同样的考虑扩展到动物身上？

下一张幻灯片说的基本就是我刚才讲的，不必再花时间了。

杀害动物是否有错的开放问题

辛格： 在离开哲学之前，还有一些开放的问题需要讨论，我希望动物研究网络能关注它们，尝试找到答案。比如，我到现在还没有谈杀害的问题，谈的都是痛苦、施加痛苦以及动物享受生活。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杀害动物？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人道地、不带痛苦地杀死动物？动物当然没有能力表示同意。维多利亚州刚通过了医生协助死亡的法律，这意味着我们并不认为杀人总是错的，但那些情形都有本人的同意。动物可能有类似的处境：看那段活羊出口视频的时候，你或许会想，那些羊显然在因口渴和热应激而剧烈受苦，要是有人能让它们解脱、人道地杀死它们，那会是好事。可它们无法同意。这样做是否正当？还有哪些情况下杀死动物是正当的？这与杀人怎么比较？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稍后再多说几句。

另外，我说过我们对动物的体验已经了解得多得多：它们知道什么、喜欢什么、欣赏什么、会怀念什么。但要把动物的体验与人类的体验作比较，仍然是一件极难的事，对不同物种的非人类动物的快乐与痛苦进行衡量也是如此。好，动物受苦，那是坏事，但与减少人类的痛苦相比，减少非人类动物的痛苦应当放在什么优先级上？两者都重要，而权衡它们的任务极为困难。

现在多说几句杀害的问题。我问的是：无痛地杀死动物是否有错？就我刚才提到的羊而言，我的回答是没有错。如果一只动物正在受苦，只会继续受苦下去，而你无法解除这种痛苦，那么杀死它不仅是允许的，实际上正是应该做的事。我认为处于这种境况的动物，我们应当让它们解脱，绝大多数养狗养猫的人，在动物病痛缠身时都会这样做。

但就为食用而饲养的动物而言，一个更有分量的问题是：如果它们的生活是好的，而且死后会被另一批同样过着好日子的动物取代，那又如何？讨论吃肉是否正当的时候，经常有人提出这一点：有些农民好好地照料动物，让它们在户外、在自然的社群里过着好日子，然后人道地宰杀它们。如果没有人买这种肉，这些动物根本就不会存在。所以摆在面前的选择是：要么给它们好日子过，然后人道地杀死它们；要么它们根本不存在。我认为这在哲学上仍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让它们过这样的一生再被杀死，这对它们来说是否是件坏事，其中是否有什么错，还是说这实际上好过另一种选择，也就是它们压根不存在。

这里有一位哲学家的答案。罗杰·斯克鲁顿是一位保守派英国哲学家，他说，其中一个区别在于：在成熟之前、在寿数未尽之前被杀，对动物而言并不是一种悲剧，而对人类却是。因为人类有他们最终会达成的成就，有他们会去做的事情，所以过早死去是悲剧：我们会想到那个死去或被杀的人本可以做到、本想去做、却因早逝而无法做到的一切。但斯克鲁顿说，对一头牛来说不是这样，就朝着任何目标的进展或成就而言，一个月与另一个月没有区别。对动物来说这也许是对的。但我说过，如果我们不搞物种歧视，这对某些人类也同样成立，他们无法把自己看作在时间中延续的存在。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准备对处于那种境况的人类持同样的看法？我暂且把它放在这里，或许结束时可以讨论。

食用动物：数量与产业变革

辛格： 现在我想谈谈现在，不是哲学层面，而是实践层面。我将聚焦于食用动物，原因很简单：这是我们影响非人类动物的所有实践中，规模最大的一项，而且大得没有边。用于研究的动物，大概是第二大的实践，全世界每年大约一亿只，我们其实没有很好的统计，也许是两亿，反正是这个量级。但每年为食用而被杀的脊椎动物，这里说的还只是陆生动物，大约是六百亿，我最近看到的最新数字是六百五十亿，这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估计。两相比较，食用动物的数量是研究动物的六百倍。就算把皮毛动物、在收容所里被安乐死的流浪动物、被虐待的动物都加进来，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就算不是六百倍，也是五百倍。所以我认为，凡是想减少痛苦的人，都应当特别关注食用动物。

我得加快了，不想超时太多。我说过，许多人问我：我们进展这么小，你不觉得沮丧吗？事实上，就全世界而言，而不特指澳大利亚，这四十年里动物的处境有了很大改善。下面这几种做法，是我在《动物解放》里描述过的、对养殖动物施加痛苦最极端的几种方式，如今基本上正在消失。

第一种是把小牛关在栏里生产所谓「白色小牛肉」或淡粉色小牛肉。这种做法幸好在澳大利亚从未真正扎根，却曾是欧洲和北美生产小牛肉的主流方法。小牛被锁在栏里，转不了身，走不了一两步以上；它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被从母亲身边带走，肯定是想念母亲的；而且它们只被喂以流质的代乳饲料，为的是让肉保持柔软、颜色浅淡。要是喂了干草或青草，肉就会变红，就卖不出小牛肉的最高价，因为它「应该」是浅色的。这种在1975年还是主流的做法，1990年在英国被禁止，2007年在整个欧盟被禁止，2015年在加利福尼亚被禁止，如今在美国各地也在小牛肉生产商受到的压力下逐步淘汰。所以在这些地区它基本上消失了，尽管未必是全世界。

第二种是养猪的方式，遗憾的是，它在澳大利亚仍相当普遍。这里说的是母猪限位栏，不是所有的猪，而是繁殖用的母猪，也就是那些将变成培根、火腿、猪排的猪的母亲。它们在整个怀孕期间被关在这种栏里，而怀孕几乎占据它们的一生，因为它们不过是不断产出小猪的繁殖机器。它们同样没有活动空间。这种做法据说正在澳大利亚逐步淘汰，在英国和整个欧盟已经被禁止，在美国若干州也是如此，而且在美国正普遍退出，因为麦当劳等大型采购方通知供应商，将不再从使用母猪限位栏（美国叫 sow crates）的生产者那里进货。

第三种是蛋鸡笼。这在澳大利亚是当前的议题，政府刚就此启动调查并征求意见。我们可以希望它在澳大利亚也会消失，但还不知道。同样地，它在整个欧盟已经消失，在加利福尼亚已经消失，我想在美国也正在退出。说到这里再次要归功于麦当劳，我出于种种原因绝不是麦当劳的粉丝，但功劳该归就得归：他们已经通知供应商，将在从2015年起的十年内停止采购笼养鸡蛋。之所以要十年，是因为他们用的鸡蛋数量太庞大了，大约二十亿枚，就算想立刻切换也做不到，非笼养蛋鸡的数量根本不够。这正在推动生产商把母鸡放出笼子。美国的各大超市连锁在动物运动的压力下也在做同样的事。所以这些方面进展不错。

肉鸡：最严重的系统性痛苦

辛格： 进展最少的领域，遗憾的是，恰恰涉及动物数量最多的领域：肉鸡。你常常碰到这样的人，你对他们说你关心动物、你是素食者或纯素者，他们回答：「哦，我不吃红肉。」好像不吃红肉就在减少动物痛苦上迈了一大步似的。事实上，如果他们反过来，吃红肉而对你说「我不吃鸡肉」，效果要好得多。因为从痛苦的角度看，我认为养鸡业造成的痛苦远远多于养牛业。从温室气体的角度看是反过来的，但从痛苦看就是这样。部分原因是，吃鸡肉要吃掉的鸡的数量，远远多于吃牛肉要吃掉的牛，道理显而易见。还因为牛更可能在户外，能走动，而鸡几乎全部在室内生产，散养鸡肉在市场上只占极小的份额。所以它们极其拥挤，就像各位在这张照片上看到的，永远关在棚舍里。

这里引一段约翰·韦伯斯特的话，他是兽医，也是欧洲最大的动物福利研究中心之一（在布里斯托大学）的创建人。他把肉鸡养殖称为「人类对另一种有感知的动物所犯下的、最严重的系统性不人道行为」。为什么？部分是因为数量，部分也因为我们把这些鸡培育得长得极快，增重极快，以至于这些只有六七周大就被送去屠宰的幼鸟，两条腿根本撑不住自己的身体。所以就出现了照片上的情形：这是一只鸡，养过鸡、了解鸡的人都知道，鸡不会自愿这样坐着，它们坐下时腿是在前面的。这只鸡的腿在身体下面垮掉了。因为鸡增重太快，腿骨还没长成熟，承受不了体重，常常就这样垮掉。

而当它们垮掉的时候，在这类棚舍里，没有任何针对个体的照料，这种系统里根本不会有对单只动物的关注，因为不划算。你只有一个人每天或隔天在棚里走一遍，捡走尸体，仅此而已。甚至连这一点也常常做不到，因为进到棚里拍视频的动物解放人士，经常发现生了蛆的尸体，说明已经躺在那里好几天了。既然没有个体照料，一只腿垮掉的鸡，如果碰巧靠近供水供食的管道，或许还能活一阵子；如果不在附近，就直接渴死或饿死。这就是这些鸡的遭遇，也是韦伯斯特说这个系统如此不人道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些鸡在痛苦之中。他说，在它们生命的最后一两周，它们感受到的疼痛类似于关节炎，因为腿已经支撑不住体重了。

未来议题：鱼类与野生动物

辛格： 接下来我想说说未来的方向，一些我们仍需着手讨论的问题。其中一个大问题是鱼。我自己在《动物解放》里没有多谈鱼，倒不是因为我认为鱼不会受苦，而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很难让人对鱼产生任何共情。人们对鸡尚且要费一番功夫才能学会关心，鱼又更远了一层：它们不是温血动物，摸上去又冷又滑，也不会发声。但既然我们谈的是减少大量的痛苦，那就不得不谈鱼，因为数量实在太大。食用动物的数量使其他用途的动物相形见绌，而渔业在纯粹数量上又使食用的陆生动物相形见绌。数字很难得到，因为没有人统计捕捞的鱼的数量。鸡至少还有统计，在美国你能查到饲养和屠宰的鸡的数量，而鱼只有捕捞的吨位。你得先想我们谈的是什么物种，一吨包含多少个体，然后才能对因捕捞而受苦的个体数量有个概念。

然后是它们以什么方式受苦的问题。有些鱼当然只在被捕的时候受苦，它们是自由生活的，在海里游，有时在河里，但主要是海洋，所以它们的痛苦来自被捕获的那一刻。但那也绝不是好事，因为对鱼来说本质上不存在人道屠宰。挪威的一些渔船在做一些试验性的做法，在割喉之前先把鱼击晕，我想荷兰人也在做类似的事，但从实际情况说，可以讲这些鱼没有一条是人道地死去的。数字方面，有一个叫 Fishcount 的网站给出了估计，范围是每年一万亿到二点七万亿条鱼和海洋生物。也就是说，至少一万亿个动物，相比之下，陆生脊椎动物是六百五十亿。数量之巨可想而知。即便是那些一生自由的鱼，死法也很不人道，视捕捞方式而异。深海鱼在被拉到水面的过程中会死于减压，也就是内脏膨胀、在体内爆裂。用延绳钓的话，有些拖网船用的线长达数公里，挂着大量鱼钩，拖着线在海里走，鱼陆续上钩，有的鱼嘴里挂着钩被拖行很久，直到线最终收回，可能是好几天。另一些船用各种网，比如长长的流刺网，留在海里，鱼，当然包括非目标物种，被缠在网里，也要过很长时间才被拉上来。所以光是捕捞本身就有大量痛苦，哪怕这些鱼在被捕之前从未受过人类的影响。

再就是水产养殖，它在人类食用的鱼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关于水产养殖要记住两点。第一，拥挤对鱼来说很可能压力很大，尤其像鲑鱼这样的物种，正常情况下它们的生命周期包含长距离洄游，而在养殖网箱里只能一圈一圈地打转。第二点，我刚才放鸡和猪的照片时没提，但它是一个普遍规律：如果你把动物圈养起来，让它们脱离自然栖息地，把牛从草地上带走，把猪从森林里带走，把鱼从海洋里带走，你显然就得喂它们。而在所有这些情形里，你投入的食物都多于你得到的产出，因为它们要消耗一部分食物的能量来活动，温血动物还要用来维持体温。差额因情况而异：用谷物喂牛特别低效，你大概只能拿回投入食物价值的十分之一；养鲑鱼这类肉食性鱼，比例大约是二比一。所以水产养殖里受苦的不只是鲑鱼：你每生产一吨鲑鱼，就要捕捞两吨野生鱼来喂它们。那些野生鱼显然没什么商业价值，但从痛苦的角度看，它们同样在受苦。我认为动物运动正开始把这作为一个重大议题，很高兴看到这一点，它需要更多关注。

另一个亟待讨论的问题，我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犹豫要不要谈，因为我不认为我们已经到了该对此采取多少行动的阶段：我们是否应当努力减少野生动物的痛苦？这个问题我被问了很多年，通常是这样的语境：那捕食者怎么办？我们该不该阻止狮子捕杀羚羊？显然，如果你这么做，狮子就没了，除非你能为它们生产别的食物，而这很难想象怎么做到。而且这会把动物运动推向与环保运动的正面冲突，我认为这两个运动都不需要这种分心，它们各自要面对的问题已经够大了。这也是我认为现在不是时候的另一个原因。但也许在未来某个阶段，我们会思考这个问题，会权衡不同的价值，会考虑有没有办法在不牺牲我们所珍视的其他价值的前提下减少野生动物的痛苦，那也势必涉及对环境价值的讨论。

意识边界与替代肉的前景

辛格： 再一个问题是：在思考动物时，我们把线画在哪里？意识的边界在哪里？到目前为止我谈的只是脊椎动物，我认为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相信所有脊椎动物都能感受痛苦。用边沁的话说，问题不在于它们能否推理、能否说话，而在于它们能否受苦。就脊椎动物而言，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但就无脊椎动物而言，远远没有解决，除了某些无脊椎动物，比如章鱼，我认为它们显然是有意识的、能受苦的。至于其他种类繁多的无脊椎动物，我并不假定它们全都能受苦，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就是不知道，而我们必须思考在这种不确定之下该怎么办。关于昆虫可能具有意识的问题，已经开始有一些有意思的论文发表。这也未必是一个全有或全无的问题：说到昆虫，我们谈的是数量和种类都远远超过哺乳动物的一大群物种，有些昆虫彼此之间在进化上的差异，比我们与老鼠之间还大。所以完全有可能，某些昆虫是有意识的，蜜蜂就是一个很好的候选者，它大约有一百万个神经元；而神经元更少的其他昆虫也许没有。我们就是不知道。这是又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最后一张幻灯片，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它很可能影响整个讨论的未来：我们能否超越肉，用足够相似的东西来取代它，让那些对肉上瘾、或者干脆不想放弃肉的人，吃到本质上相同的产品？有时它甚至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肉，因为它是在细胞层面体外培养出来的；有时它是植物基的，但与肉如此相似，味道、口感、烹饪方式完全一样。这会不会改变我们对动物的思考方式？各位在这张幻灯片上看到的是超市的一大片货架，上面有「超越汉堡」（Beyond Burger），一种植物基汉堡，在美国某些市场已经有售，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不过有其他植物基汉堡。超越汉堡走得更远一步，还有各种品牌陆续推出，比如「不可能汉堡」（Impossible Burger）。这些植物基汉堡已经与肉几乎难以区分，价格也相当有竞争力，虽然还没有降到肉汉堡的水平，但正在接近。

我说过，还有在细胞层面体外培养的可能。那应当更高效，因为你不会浪费动物身上我们不吃的各个部分，当然也不会产生同等数量的温室气体，所以也有环境上的理由。但这些也许还要几年。而且即便汉堡可以做到，一块牛排、一块烤牛肉或猪肉能否做到，又是另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某些形式的肉还会伴随我们相当长的时间，但我们或许能减少必须用活体动物生产的肉的数量。这既有环境上的好处，也能减少动物的痛苦。更重要的是，由于它让更多人得以远离肉，它很可能以一种此前难以实现的方式打开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多年来，人们的想法是：「如果我开始太认真地思考动物的道德地位，我可能就得改变吃的东西，而我不想那样，所以我干脆不去想这个题目。」我认为这一直是这场讨论的严重障碍，而新产品的开发或许能帮我们跨过这道障碍。谢谢各位。

问答：技术、语言与同情的持久性

提问者： 谢谢您把讨论从人类的痛苦扩展开去。您举的那些例子我都亲身经历过，死去的鸡，还有人的死亡。我最近的经历是人的死亡，以及他们在临终过程中被技术减轻的痛苦。您最后谈到的那种可以让我们不再吃肉的技术，恰恰也是那种把我们从别人、从其他动物的死亡和痛苦中隔离开来的技术。有没有可能把痛苦重新带回前台？不是通过影像，不是通过包装，不是通过我们发明的各种用来劝阻有害行为的现代手段，而是让人真正亲身体验那种痛苦：临终者的痛苦，人经历动物死亡时的痛苦，或者动物自身的痛苦。把这种痛苦带回人们面前，让他们当场作出有意识的选择，被迫作出一个真正支持道德立场的决定。您举鸡的例子举得好，我住在维多利亚州的吉普斯兰，那里有大量养鸡场，我每天开车经过，但这并没有阻止我在超市买鸡肉。倒是有一次我走进一座鸡舍、脚下踢到鸡的时候，我停了一阵子没吃鸡。所以，有没有可能不靠技术，把痛苦带回人们面前？

辛格： 这是个好问题。我认为在个别情形下可以做到，让人真正明白正在发生什么，让他们亲眼看看那些动物。但我看不到在撼动大产业所需的那种规模上做到这一点的可能。如果在电视上放，很多人根本不想看。我觉得「六十分钟」栏目播出活羊贸易那段视频相当勇敢，因为我敢肯定，画面一出来，很多人就去拿遥控器了，而没有哪个电视制作人愿意赶走观众。所以要让人们真正理解并追踪下去，很难。你可以和个人坐下来谈，或者带他们去看网站，那里有大量卧底调查者拍的视频，但人们不会在没有人推动的情况下自己选择去看。所以你可以说，不得不走技术捷径、不真正让人直面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件遗憾的事。但现实地说，我是个务实主义者，这一点确实如此，我想找到切实可行的改变办法。现实地看，让人们接受与肉相似的替代品，希望恐怕大于让每一个人都去认真面对、认识并共情他们所吃的动物的痛苦。

提问者： 对动物的使用和虐待遍布我们社会的每个角落。我想问，研究者怎样才能最有效地推动动物解放？我们能做什么？

辛格： 研究者能做的事很多，当然取决于各自的研究背景。这正是建立一个网络、把人们聚到一起的好处之一。关心伦理问题的人需要与理解动物行为的人保持联系，后者能指出痛苦在哪里，甚至回答我说过的那些难题：痛苦的边界在哪里。但我们也需要理解人类行为的人，来告诉我们如何改变那些根深蒂固的习惯，那些对许多人来说意义重大的文化实践。吃肉不只是为了给自己和家人提供营养，或者获得某种味道，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里，它或多或少是一种把家人聚在一起的文化实践，或者具有宗教意义。所以我们需要理解人类行为各个方面的人，与理解动物行为的人协同工作，找出哪里有改变的可能。

提问者： 我经营一家小型咨询公司，做组织伦理方面的工作，目前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是组织内的权力动态。我们的一个发现是：一个群体的权力越小，就越无法追究强势者对他们的侵害。这一点在动物解放上的体现是：即便最受压迫的人，至少还能思考、筹划、与他人商议，而动物没有、也永远不会有这种能力。在很多意义上，几乎所有为动物解放所做的工作，都不是动物为自身需求而进行的倡导，而是出于同情。我的担忧是，即便我们真的走到了动物受到良好保护的那一步，这种局面能持久吗？一旦同情消退，我们如何保证这些权利继续得到保护？

辛格： 我没法预见那么远的未来。我们从未有过一个真正终结了这些做法的世界，你问我的是一个假设的未来，问它能否持久。简短的回答也许是：让我们先走到那一步，再看。如果能走到那里，我会非常高兴。但我知道你想要的不止于此。你得拿它和其他曾被接受的残忍做法作比较。你说得对，如果那是针对人的做法，人可以抗议，但那些做法的终结未必是因为受害者能抗议。看看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的反奴隶贸易运动，起来抗争的并不是奴隶本身，因为那是在英国，在英国境内当奴隶本来就不合法，但运送奴隶的是英国船只，运往英国殖民地，有时运往美国。那是一场道德运动，一个道德运动取得成功的绝佳例子：英国禁止了奴隶贸易，后来又在西印度群岛等殖民地解放了奴隶，并对奴隶主作了补偿。这一切没有倒退回去，它成了所有人回头看时都视为过去恶行的事情。所以你要思考的是，如何持续保持这样一种态度：那是糟糕的旧时代，那是我们绝不会恢复的野蛮做法。这类例子有不少，问题是我们能否维持同样的可信度。

提问者： 我想问一个关于语言的问题。我们用来描述肉的那些词，猪肉（pork）、牛肉（beef），甚至「肉」（meat）这个词本身，都把肉和它所来自的动物切割开了。您认为这对动物消费有什么影响？如果立法把这些词改回「猪的肉」之类，印在包装上，会对消费产生什么影响？会不会让我们与盘子里的东西建立更多的联系？

辛格： 短期内也许有影响，因为看到这种字眼可能会让人有点震动，但长期我表示怀疑。毕竟，英语里这些词基本上是法语词，而据我所知，可能在座的法语使用者比我清楚，法国人至今仍在用这些词，同样的词根，牛肉也罢，猪肉也罢，那些词与动物本身的名称是更接近的。这里有法语使用者吗？还有德语使用者？德语里就是这样，比如 Schweinefleisch（猪的肉），Rindfleisch（牛的肉）。可见一旦人们习惯了，它并不必然带来什么改变，很遗憾。不过你提出的问题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美国的一些州，我想是密苏里州，最近通过立法，禁止植物基产品或细胞培养产品使用「肉」这个词。他们把这看作制止竞争、防止人们被误导去吃那些产品的办法。法国我想也刚刚立法，规定植物奶不能用「奶」这个词。他们的说法是这会混淆消费者。我的猜测是，长远看叫什么名字其实不会有多大区别。

提问者： 我的猫大概还有五年寿命，它们得吃肉。我该怎么办？

辛格： 我不会说得那么绝对，那太苛刻了。我现在没有猫，但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收养过一只流浪猫。有人认为可以让猫吃素，我记得当时用过一种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它提供牛磺酸，那是猫必需的、从植物性食物里得不到的一种氨基酸，把它拌进猫粮。但猫不太喜欢，得饿到相当程度才肯吃，最后我放弃了。所以我认为你得继续喂它，大概需要考虑的是，喂什么给猫会造成最少的痛苦。

提问者： 那野猫呢？

辛格： 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我认为，如果能以人道的方式做到，控制野猫是可以辩护的，因为每只野猫都会杀死大量动物，而且杀死的方式未必迅速、未必人道。所以即便撇开对濒危本土物种的环境顾虑，从痛苦的角度也有理由这样做。

问答：哲学反驳、伴侣动物与实验

提问者： 您的有效利他主义思想曾受到拉里·特姆金等哲学家的反驳。在动物问题上，您是否也有哲学上的对手？他们提出了哪些问题？

辛格： 当然有。就拿我刚才列出的那些开放问题来说，比如我们究竟怎样比较正常人与动物的体验。我有一条原则，叫对相似利益给予平等考虑，但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什么算相似的利益？一头猪和一个人当然都能感受身体上的疼痛，但有人会争辩说，人对疼痛的记忆方式不同，或者人会对未来的疼痛感到恐惧。我严肃对待这些论点。我认为它们并不能表明猪的痛苦不是严肃而重大的，它们也许只是表明更精确的比较非常困难。但当你比较的是工厂化养殖动物所受的痛苦，与你吃不吃那些动物的肉、改吃非动物性食物之间的差别时，我认为比较的结论相当清楚：你不应该吃那些肉。当然，这不是能一锤定音的事。

另外，就像我说的，你得追问这些人：那么对处于相似心智水平的人类，你们怎么看？这也会招来反驳，有人依然说，不应该拿智力障碍者当作与动物比较的例子。但我认为在这类讨论中这是无法回避的，否则人们就是在回避真正的问题。还有就是杀害的问题，杀害究竟错在哪里，这仍然是一个争论中的议题。我引了罗杰·斯克鲁顿的观点，但也有人不同意我，持更绝对的立场，他们对野猫问题的回答就会与我不同。所以，是的，两边都有反驳。

提问者： 动物解放对伴侣动物意味着什么？

辛格： 我对这个话题谈得不多，因为我确实很受数量、受痛苦总量的影响，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伴侣动物的数量都小得多，通常经受的痛苦也远少于养殖动物。但人们常问我，拥有伴侣动物是否与动物解放相容。我当然认为相容。这要求你真正把它们看作家庭成员，看作一个有利益的存在者，那些利益需要按其本来面目、以平等的关切来衡量。给伴侣动物好的生活是可能的，但你需要更多地了解具体的动物。比如很多养狗的人，狗大概是最常见的伴侣动物，没有意识到狗是社会性动物，正常情况下它们和其他狗一起生活。所以你要么应该养不止一只狗，要么应该花大量时间陪伴它，成为它的「群」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早上八点出门上班，晚上才回来，狗整天独自在家，我不认为那是一种好的方式。还有刚才角落那位先生提出的问题，你拿什么喂伴侣动物，那又会带来什么影响，也是要考虑的。

提问者： 您的平等论证依赖于把认知障碍者与动物作比较。有没有可能不依赖这种比较来论证？

辛格： 谢谢你的提问。我认为那当然是可能的，问题在于你会失去什么、得到什么。你说的得到，大概是指不做那些可能被视为冒犯、被视为不尊重残障人士的比较。我当然不认为自己不尊重残障人士。当年我作这些比较时，最初的反对确实来自那些认为我是在贬低或不尊重残障人士的人，而事实上我是在把动物提升到平等考虑利益的原则之下。但作为一个哲学家，我觉得自己不应当回避困难的问题。即便我不提出这个问题，别人也会提出类似的东西。如果我指出人们在搞物种歧视，他们会说：我们哪里是物种歧视？人是理性的，有种种高级认知能力，动物没有，所以人有道德权利而动物没有。而要证明人们在搞物种歧视，我想不出比这更清楚的办法：指出我们对那些不具备大多数人（大多数非婴儿的人）所具备的认知能力的人类，绝不会像对待非人类动物那样对待他们。我不知道这个回答是否让你满意。

主持人：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提问者： 鉴于这是一个包含自然科学的批判动物研究网络，我必须提出动物实验的问题。科学家都参与其中，我们刚才谈了伴侣动物，可比格犬正在被用于实验。您对科学家有什么建议，让他们变得更有伦理、停止动物实验？我们需要在这个网络里展示如何停止动物实验。人人都在谈伦理，科学家理应有伦理，我们怎样鼓励他们？

辛格： 我确实认为，动物在研究中的使用仍然存在困难的问题，因为我不认为可以简单地采取一刀切的立场，说所有对动物的研究使用都是错的。我们关于动物行为、动物能力，关于动物情感生活的许多重要知识，都来自研究。其中有些只是观察性的，比如珍·古道尔的工作，并没有干预她观察的动物；但有些可能确实需要实验环境，比如要理解母亲对哺乳动物幼崽意味着什么。还有一些问题涉及仍在影响大量人类的疾病的研究，是否要停下来。这有争议，有些人认为不需要动物也能取得进展，但我不完全相信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不使用动物也能以同样的速度取得进展。所以我不会作出一刀切的断言，说所有动物研究都是错的，甚至所有可能伤害动物的研究都是错的。我认为必须逐案审视。就动物研究网络而言，有些人关心动物、想加入这个网络，同时相信某些动物研究是有价值的，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动物、理解什么导致它们受苦、以及如何避免它们受苦。与其抱着敌对态度，说「你在做动物实验，你该滚出这个网络」，我认为我们应当逐案审视他们在做什么，并判断那是否站得住脚。

纳拉亚南： 非常感谢彼得再一次以一场公开演讲为我们揭幕，也感谢马修对迪肯批判动物研究网络的支持。我们准备了一份小小的谢礼。

这个网络是澳大利亚动物研究版图上最新诞生的一员。有意加入的朋友请联系我或亚当。除了迪肯大学内部的成员，我们也将为校外人士设立附属成员平台，关心动物运动、动物倡导以及广义动物研究的活动人士和学者都非常欢迎联系我们。门外备有茶点，今晚提供的食物全部是纯素的，请大家留下来一起交流。也请订阅阿尔弗雷德·迪肯研究所的电子邮件通讯，关注我们的脸书页面，今后的活动信息都会在那里发布。再次感谢各位今晚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