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Conversation with Frank Lloyd Wright (1953)

编者按：一九五三年，八十三岁的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专门拍摄了这场半小时的对谈，属于该台「当代杰出人物系列谈话」之一。对谈者是NBC芝加哥台的播音员休·唐斯。两人从赖特早年在橡树园的自宅谈起，纵览他六十年的建筑生涯与思想：沙利文与摩天楼的诞生、有机建筑的含义、流水别墅与塔里埃森、开放平面与「摧毁盒子」、城市去中心化，以及他对同行与媒体一贯的锋利态度。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仅删去口语枝节，论述内容悉数保留。

橡树园的小房子

主持人：您好，赖特先生，见到您真高兴。

赖特：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主持人：一本书，稍后我要就里面的一张图片向您提问。我们只有半小时，我想在这段时间里尽量为观众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图景：您关于美国建筑与美国生活的核心思想。

赖特：半小时？

主持人：能谈多少算多少。那就直接切入吧，请您辨认一下这张图片。

赖特：啊，这是森林大道上的一栋小房子，是我还在阿德勒与沙利文事务所（Adler & Sullivan）工作时盖的，我想是一八九三年以前建的。有一棵柳树从住宅与工作室之间的弧形连廊里长了上去，穿过屋顶，人们总是绕着房子走一圈，看那棵从屋顶里长出来的树。

主持人：一八九三年。我想许多观众都会同意，这栋房子看上去像是去年才盖的。我想这也是引入我们今天话题最合适的方式，这个话题不妨叫作「六十年的活的建筑」。您是什么时候决定以建筑为终身事业的？

赖特：幸运的是，我从来不必做这个决定。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替我定好了。我母亲是位教师，她想要一个当建筑师的儿子，我恰好就是那个儿子，于是自然而然成了建筑师。她从一开始就在塑造我：我出生的那间屋子里，挂满了蒂莫西·科尔（Timothy Cole）刻的英国大教堂木版画。你还记得那些版画吗？所以说，我是生在建筑里的。

主持人：您做建筑师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赖特：我想当建筑师，可在麦迪逊，我只能尽量往这个方向靠。我们家穷，没钱送我上建筑学校。我们的家乡麦迪逊有一所工程学院，院长康诺弗教授（Professor Conover）人很好，给了我一份津贴，让我一边替他工作一边完成大学课程。我差一点就读完了：要是再多待三个月，我就能拿到工程师学位。可我急着做建筑师，于是在毕业前三个月动身去了芝加哥。我想可以说，我替康诺弗做的那些工程活，设计铁件的夹扣和各种小构件，就算是我的第一份建筑工作了。

沙利文与摩天楼

主持人：在那个时期，沙利文的建筑思想对您有影响吗？

赖特：当然有。他那时几乎影响着全国的每一个人。

主持人：怎么讲？

赖特：他是那个年代真正的激进派，他的思想给了我们摩天楼。楼房刚开始变高的时候，人们并不知道该怎么把楼盖高。他们的办法是把一栋两三层的楼摞在另一栋上面，摞到够高为止。我记得「敬爱的老师」（Lieber Meister，赖特对沙利文的称呼）会走进来，往我桌上扔下一样东西，那是圣路易斯的温赖特大楼（Wainwright Building）的图。他说：「赖特，这东西是高的。高楼有什么不对？」它就在那里，高高地立着。从那以后，摩天楼才开始兴盛起来。我认为今天你看到的所有摩天楼，都源于路易斯·沙利文的首创。这就是他那种头脑，他那种思考方式：他直视事物本身，看它究竟是什么。

有机建筑：由内而外

主持人：凡是对您的作品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您的建筑是有机的，与人的生活密切相连。这种想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您的作品中成形的？

赖特：这很难说。当然，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想看到的那种东西根本不存在，哪里都没有，只能自己造出来。它最早就发生在这里，在芝加哥以西的大草原上，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有机建筑（organic architecture）第一次以人的尺度得到表达。

主持人：您用「有机」这个词，跟我说的「现代建筑」在您看来有什么不同？

赖特：大不相同。现代建筑不过是今天盖出来的东西，而有机建筑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建筑，它以整体性（entity）为理想。我们说「有机」，可不是指肉铺里挂着的那种东西。哲学意义上的「有机」就是整体：整体之于部分，恰如部分之于整体；材料的本性就是用途的本性；整个营造过程的本性成为一种必然。从这里面，才生出你作为一个创造性艺术家所能赋予建筑的意义。

主持人：带着这样的想法，您设计一栋住宅时，想往里面放进什么？

赖特：首先是它要服务的那个家庭，通常如此。这不总是容易，也不总是成功，但大体上做得到。然后我们试着让这栋房子有一种浑然一体的感觉，使它成为基地的一部分。如果建筑师的努力成功了，你就无法想象这栋房子能出现在别的任何地方，它只能在它所在的那个位置。它是环境的一部分，它为环境增色，而不是给环境丢脸。

流水别墅与塔里埃森

主持人：房子与基地融为一体，熊跑溪住宅（Bear Run House，即流水别墅）当然是一个极醒目的例子。您是怎样把基地与房子联系起来的？

赖特：瀑布旁边有一道岩石台地，最自然的做法似乎就是把房子从那道岩壁上悬挑（cantilever）出去，横在瀑布上方。熊跑溪住宅用上了混凝土和钢，这栋房子的「语法」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然还有考夫曼先生（Mr. Kaufmann）对那块美丽基地的热爱。他爱那片地方，爱听瀑布的声音，这是设计的一个首要动机。我想你看着这个设计就能听见瀑布声，至少它就在那里。他与自己所爱的东西亲密地生活在一起。

主持人：请谈谈您自己的家，塔里埃森（Taliesin）。

赖特：塔里埃森建于一九一一年，当时它是一种避难所。那时我正从社会的最底层往上看，需要回到乡下去。我母亲替我准备好了那块地，叫我去接手，我就去了。那一带是威斯康星南部的乡野：低矮的丘陵，凸出的岩层，林木覆盖的坡地。塔里埃森遵循的原则与后来的熊跑溪住宅完全一样：基地决定了房子的特征与性格。塔里埃森实际上是一栋石头房子，是一栋北方的房子，为北方而建。我喜欢屋檐上垂下的冰凌。冬天，积雪会漫过它，它看上去就像一座山丘，或者说像群丘之一。它属于我祖父一百二十五年前来到的这片土地，那时印第安人还在。这道山谷被人们亲昵地叫作「谷」，它确实是个可爱的地方。山谷是我祖父和他的儿子们开垦出来的，塔里埃森就是第三代人重返土地、真正开发它、努力从中造出美来的一个实例。

主持人：「塔里埃森」这个名字从何而来？

赖特：我家是威尔士人，我母亲的家族是威尔士移民。我的外祖父是个帽匠，也是个传道人。他们在这个县里耕种，各家的地方都起了威尔士名字。我姐姐的家叫「塔尼德里」（Tanyderi），意思是「橡树之下」。所以我也给自己的家选了一个威尔士名字，就是塔里埃森。他是一位德鲁伊，亚瑟王圆桌骑士的一员，歌颂过艺术的荣光，我猜他大概是唯一这么做过的不列颠人。塔里埃森的意思是「闪光的眉」。塔里埃森就像一道眉，建在山坡的边缘，而不是山顶上。因为我认为，任何东西都不该直接建在顶上。你把房子盖在山顶，山就没有了；你把房子盖在山顶的一侧，山还在，你想要的高度也有了，明白吗？塔里埃森就是这样。

主持人：说到西塔里埃森（Taliesin West），它与另一座塔里埃森反差极大，可两者都是您本人的家，为同一个人而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

赖特：你看，地形完全变了。我们来到了沙漠，那里有令人惊异、令人兴奋的新形态。在威斯康星，岁月的侵蚀把一切都磨柔和了。而在沙漠里，一切都锋利、蛮野，一切都带着刺，那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于是，延续着我们在威斯康星对结构的同一种感觉、同一种建造理念，这一次却必须完全按照沙漠的方式来做。所以西塔里埃森同样是顺应它的基地、顺应它的环境的产物。至于用途，当然是相近的，没有多大改变。

钢与玻璃的新结构

主持人：有机建筑与常规建筑的区别在哪里？

赖特：你是指结构上的吧。

主持人：是的。

赖特：你看，老式的柱梁结构（post and beam），可以这么比划，柱子、横梁，柱子、横梁，全是一层压一层的叠加。要是想加隔墙，就切开、对接，切、接、砍。要是需要抗拉，就得把一样东西铆到另一样东西上，做一个随时可能松脱的连接。而有机建筑把各种原理统合起来，建筑就更像这样：你可以拉扯这个结构，它有抗拉强度。走向钢材，就能得到巨大的空间；巨大的空间又可以用玻璃围护起来。东方人、希腊人从来没有这样的便利。他们要是有过钢和玻璃，我们今天就不必动脑子了，照抄他们就行。可是现在，这些新材料、这些巨大的新资源摆在面前，必须拿它们做点什么，而它们的潜力是惊人的。正是凭着这种延展性（tenuity）的原理，我们才能使用悬挑，结构中才进入了连续性（continuity）这一要素：一个部分融入另一个部分，再延续到下一个，而不是切、接、砍。换句话说，正是同一种强度，让帝国饭店（Imperial Hotel）完好无损地经受住了地震。延展与柔韧的原理，取代了可能被折断的刚性。

空间、开放平面与摧毁盒子

主持人：能否为我们列举一些从根本上说是您自己首创的建筑革新？

赖特：这很难，说来话长，恐怕这里讲不完。首先出现的，是把空间当作建筑的实在这一新的观念。接着是这种空间的面貌，也就是我所说的「流线型」（streamlined）。我想这个词就是在那时候经我的努力进入了英语。然后是开放平面（open plan）。建筑不再是一连串的盒子和壁橱，而是越来越开敞，越来越有空间感。外面越来越多地进到里面来，里面越来越多地伸到外面去。这样一路走下去，我们几乎得到了一种全新的平面，人们一直把它称作开放平面。这是直接的结果。当然还有刚才提到过的结构上的含义：建筑有了延展性，不再是一碰就散架的东西。按这种方式建造的房子，我想可以撑三百年，好几个世纪。在这种结构体系之下，还产生了许多新做法。也许最重要的一项是重力供暖，也就是地板供暖：热源在楼板之下的碎石层里，地板上再铺一层厚地毯，你脚下就有一个热的储备库。你坐着是暖的，可以把窗子打开而依然舒适，孩子们在暖和的地面上玩耍。脚暖了，坐处暖了，人就暖了。

哦，谈到革新，转角窗（corner window）也应当提一提。而且从转角窗的遭遇，你可以判断出许多革新的遭遇。转角窗体现的是我早年形成的一个想法：盒子是法西斯的象征，自由与民主的建筑需要盒子以外的东西。于是我着手摧毁作为建筑的盒子。转角窗就是这项摧毁盒子的行动所得到的全部理解。光从以前从未照进的地方照了进来，视线伸了出去，你有了屏风而不是墙。墙不再作为墙存在，盒子不再作为盒子存在。转角窗传遍了全世界，可它背后的思想从没有跟着一起传播。它成了区区一扇窗，而不是整个结构观念的解放。

主持人：我听说间接照明也归功于您，是这样吗？

赖特：我很早就做了第一批所谓的间接照明，大概是五十年前。把光源藏在搁板后面，投到天花板上，再以各种方式埋进天花板里。今天在做的那些，我想当年几乎都做过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新东西。

一位论教堂与城市去中心化

主持人：您最近建了一座新教堂，它与我们见惯的教堂大不一样。能谈谈为什么吗？

赖特：你看，那是我先辈的一位论信仰（Unitarianism），在一个后代所造的建筑里得到了表达。一位论者相信万物合一，我试着造一座表达这种合一感的建筑。平面是三角形，屋顶是三角形，整座建筑不靠尖塔就该传达出那种虔敬之意。建筑本身，「一即一切，一切归一」，说出了尖塔过去所说的话，而且我认为它对结构的形式怀着更大的敬意。我也不愿意把教堂建在城里。我想把它带到乡下去，让它更像一座乡村俱乐部，面貌对教友更有吸引力，更有邀人前来的意味。于是我说服他们搬出去。我们搬出去了，可大概走得不够远，教堂还没建好，城镇就跟着出来了，我们发现自己不是在乡下，而是在郊区。所以，如果你现在要去中心化，就得走得远、走得快，因为一切都在跟着涌来。现在到处都能看到去中心化：工厂在往乡下搬；受不了交通问题的商家在往乡下搬。我认为加油站就是去中心化的一个推手。这些事无论你承认与否，都在你周围发生着。现在必须对它加以规划。有规划，总比任它像城市自身当年那样自发蔓延要好。比如纽约，从平面上看，不过是一个疯长的、发了狂的村庄。我们所有的大城市都是如此。人们所谓的城市的增长，最终其实就是城市的死亡。

主持人：如果让您规划并建造一整座城市，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居住、工作、休憩与礼拜的各种要素，您想要达成什么？

赖特：我想首先是利用基地并顺应基地：土地的性质，这座城市或市镇的用途，当然居民的性格在这里也要略加考虑。换句话说，它会是一次本土的、自然的营造。有机建筑是一种自然的建筑，自然的建筑。那么，自然的建筑会是什么样？它不会是某种折中主义，不会是你凭趣味从什么地方拣来、再往上一贴的东西。你得深入研究具体情境的本性，从内部得出这个东西来，不是吗？这适用于市镇，适用于城市，适用于规划任何东西。

约翰逊大楼：工人幸福即划算

主持人：连工厂也适用？

赖特：尤其是工厂。

主持人：在建造工厂这件事上，您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赖特：我认为是其中的人的价值，是工人的生活。我不明白，为什么让这些人过得幸福不能是一件更划算的事。他们会更有生产力。我们建约翰逊大楼（Johnson Building）时就发现，环境能使他们的效率大大提高。如果你让他们为自己的环境自豪，乐于待在那里，赋予他们尊严，让他们以环境为荣，那么就产品而言，结果全是好的。约翰逊公司的人已经发现了这一点。他们与雇员实行利润分成，搬进那座大楼以后，最先出现的后果之一就是下午茶。人们不愿意回家，喜欢留在楼里，早早地来，把它当作一个非常有趣、令人兴奋的环境里的迷人之处来享受。而这是有利可图的，用我们国家的说法，我想叫「回本」（pay off），对吧？回本当然是决定一切的标准。可即便以回本来衡量，一个让工人引以为傲的健康环境，也是回本的。

诚实的傲慢

主持人：赖特先生，多年来，美国的媒体和您本行的一部分人对您并不总是友善。不知道您对此有什么话要说？

赖特：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要对我友善。我与他们所信奉的一切完全相反。如果我是对的，他们就是错的，他们凭什么要对我友善？我想有一段时间，这是他们活下去还是我活下去的问题。在那种情形下会发生什么，你知道吧？总得有一方让步。这种事在某种程度上现在还在发生，只是不那么厉害了。但有一点仍然是事实：对我们所做的事最大的赏识，来自欧洲各国和东方，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对本土发生的事情接受得很慢。我们的人民历来认为文化来自海外，而它确实来自海外，你不能怪他们这么想。他们不愿意听说这种东西正从西部大草原的高草丛里生长出来，那不够刺激，说实话，他们听到这种说法反倒有些反感。所以，等它传到国外，在国外被理解、被欣赏，再由欧洲人带回来，欧洲人就能把它卖给美国人，美国人愿意从他们手里接过去，却不愿意从我手里接过去。

主持人：在您的一生中，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上、社会上、思想上都是如此。战争与和平交替，有些年头对人类意味着巨大的希望，有些年头意味着巨大的灾难。这些变化影响过您的工作或思想吗？

赖特：没有。倒是有点遗憾，我的工作没能影响那些变化。假如它当初得到更好的理解，我或许能对那些变化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但我不能说那些变化对我的工作有过任何作用。我的想法早已相当固定，我对自己脚下的土地和头上的星辰相当有把握，看不出有什么改变的必要。你看，早在年轻时，我就必须在诚实的傲慢与虚伪的谦卑之间做出选择。我选了诚实的傲慢，直到今天也没看到改变的理由。历经种种变化，我们走的始终是同一条中线。我确信，我们工作的原则，它的核心与中线，其实就是民主的思想。如果民主终将拥有一种自由的建筑，我是说，如果民主终将拥有自由，拥有自己的文化，那么建筑将是它的基本成果与基本条件。而我相信，我们掌握着那种建筑的中线：为自由与民主的建筑。

艺术教不会

主持人：赖特先生，您还是一位教师。以您多年的经验，对于教师与学生各自的角色和职责，您得出了什么结论？

赖特：现在轮到我回答这个了？我不是教师。我从来不想教书，也不相信艺术可以教。科学，可以教；商业，当然可以教；可艺术教不会。你只能把它灌注进去，你可以做一个榜样，可以营造一种让它得以生长的氛围。不过我想，作为一个榜样，我大概还是会被称作教师，不由我做主。那好吧，就叫我教师吧。

主持人：您觉得过去这些年，美国建筑总体上进步了吗？

赖特：没有，恐怕没有。我认为人们追逐的是效果，效果越来越多，而处于核心的真正的原因似乎萎靡下去了。他们一旦掌握了内在的原理，结果将是无穷的多样性，谁也不必去抄谁。我最大的失望就在于此：我看到的不是效法（emulation），而是一波模仿（imitation）的浪潮。

主持人：在您漫长的实践与艺术生涯中，您认为最令自己满意的成就是什么？

赖特：哦，我亲爱的孩子，当然是下一个，我要建的下一栋建筑。

主持人：那就接着说，那是哪栋建筑？

赖特：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可不管它是什么，它就是那一个。

主持人：那么您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失望是什么？

赖特：我想刚才已经触及了：我看到的主要不是效法，而是模仿者对模仿的再模仿。

主持人：这会不会正是走在时代前面所要付出的代价？

赖特：近年来我不得不常常想这个问题。回头看，我想事情大概向来如此，恐怕从来都是这样。在我们这个时代它只是更明显一些，因为一切都商业化了，人人都在一场混战里，能捞多少就捞多少，能捞多快就捞多快，然后尽量榨取。所以我想，情况并不比以往更糟。也许事情就得这么来，也许伟大的思想最终就是通过被滥用而得以实现的。这是一个老问题，不会在这里解决，也轮不到我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