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dieval Philosophy - Bryan Magee & Anthony Kenny (1987)

编者按：本文译自 1987 年 BBC 系列节目《伟大的哲学家》（The Great Philosophers）中的一集。主持人布莱恩·马基（Bryan Magee）是英国哲学作家、广播人，曾任工党议员；对谈嘉宾安东尼·肯尼（Anthony Kenny）时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院长，曾是天主教神父，著有《阿奎那》等书，是当代少数深入研究中世纪哲学的哲学家。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仅删去口语枝节与寒暄，论证与细节悉数保留。

被跳过的一千年

马基： 出于教学上的方便，人们习惯把历史，至少是西方的历史，划分成几个很宽泛的时期：古代、中世纪、现代。哲学也一样，我们会说古代哲学、中世纪哲学、现代哲学，大多数哲学史著作都按这三段来分章。古代哲学由两个人的著作主导，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代世界当然还有别的重要而有趣的哲学家，不仅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前，也在他们之后，但没有谁留下的著作在数量、分量和影响上能与这两人相提并论。如果你进大学去学古代哲学，你会发现大部分时间，甚至全部时间，都花在这两位哲学家身上。然后你多半会从亚里士多德直接跳到现代哲学，把中世纪整个略过。

长期以来，中世纪哲学是哲学史里的灰姑娘。我们说的可是一千多年的时间，从罗马帝国覆灭一直到文艺复兴。我想主要原因在于，这整个时期几乎每一位重要的哲学家都是教会中人；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的一两百年里，人们普遍对宗教产生了反弹，尤其反感宗教对思想的钳制。在这场反弹当中，中世纪哲学家受到怀疑：他们不是追随真理走到它引向的任何地方，而是在为自己早已相信的东西寻找好理由。像大多数反弹一样，包括那些健康的反弹在内，这一次也走过了头。最伟大的中世纪哲学家是真正的巨人，他们做的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真正的哲学，我们至今仍能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

和古代哲学的情形一样，中世纪哲学家里也有两个人物特别突出，只不过这一回两人几乎处在这个时期的两端。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公元 354 年生于北非，430 年死于北非。他的两本书至今被公认为世界文学的伟大作品：《忏悔录》和《上帝之城》。另一位分量相当的人物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 年生于意大利，1274 年死于意大利。他是一位比奥古斯丁技术性强得多的哲学家，最著名的著作是两部巨型汇编，一部叫《反异教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英译本题为《论天主教信仰的真理》，另一部是《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

圣奥古斯丁去世和罗马帝国覆灭之后，紧接着就是我们所说的黑暗时代。在那几个世纪里，西欧有学问、识字的人竭尽全力，也只够抓住文明的残余。他们把自己的角色看成本质上是保存性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具有持久重要性的新的思想工作。从奥古斯丁到安瑟伦（Anselm）这七百年间，只有一位第一流的哲学家，九世纪的约翰·司各特（John the Scot）。但到了十一世纪的安瑟伦，就开始出现一条稳定的重要思想家的河流，随便举几个名字：十二世纪的阿伯拉尔（Abelard），十三世纪的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和托马斯·阿奎那，然后是邓·司各脱（Duns Scotus），再是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到这时中世纪本身也快要走到尽头了。

为了给我们讲讲这段漫长而陌生、又引人入胜的哲学史，我请来了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院长安东尼·肯尼，他是当代少数大量撰写中世纪哲学的哲学家之一，本人也曾是罗马天主教神父。肯尼，在我们谈具体问题或个别哲学家之前，对我刚才这幅极简的时期草图，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奥古斯丁与阿奎那：两种哲学家类型

肯尼： 你选这两位哲学家来概括中世纪的成就，我是同意的。不过他们是非常不同的两种人。奥古斯丁是个孤独的思想者，正如你所说，他最出名的著作是一部自传，《忏悔录》，这本书大量取材于他自己的沉思、他自己对《圣经》的阅读、他自己的内心生活。阿奎那截然不同。他生活在晚得多的时期，而且他不是个孤独的人物，他正处在一个宗教传统和学术传统的中心。他是多明我会（Dominican）这个大修会的成员，一辈子生活在修士团体之中。他还是一位大学教师，他的一大成就就是写出了那两部辉煌的大学教科书。他的伟大著作本质上就是大学教科书。这和奥古斯丁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奥古斯丁孤独到什么程度呢，到晚年他当主教时，是全城唯一一个手头有书的人。

马基： 这其实是哲学家的两种永恒类型，对吧？一种是孤独、隔绝、内省的思想者，另一种是体制中人，大学教师。

肯尼： 是的。沿着哲学史往下看，你会发现人们不断落入这两种类型。属于奥古斯丁一路的，是笛卡尔、斯宾诺莎这样的孤独天才，可以说是从自己的头脑里把思想纺出来。也有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博学的大学教授，建立起体系，然后传给学生和后代哲学家，由他们接手修改。

大学的发明：辩论术与八百万字

马基： 而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时期，中世纪，正是大学被发明出来的时期。这个事实本身对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哲学的教法和学法都是如此。你能谈谈这一点吗？

肯尼： 可以。我认为中世纪对哲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创立了大学。所谓大学，指的是一个由专职、全时从事教学的人组成的团体，他们传授一整套知识，把它交给学生，有商定的课程大纲，有商定的教学方法，还有非常高的专业标准。中世纪哲学的专业化程度高得惊人。

首先是哲学家们惊人的产量。阿奎那按最低估计写了八百万字，还有若干真伪有争议的作品，算进去可能到一千一百万字。八百万字是个很大的数目。亚里士多德现存的全部著作只有一百万字，柏拉图现存的全部著作只有五十万字。阿奎那在相当短的一生里写了八百万字，而且不是随手抛出来的字，而是学者至今仍在争论其含义的字。所以产量是巨大的，严谨程度也非常高。

阿奎那的著作带着中世纪辩论术（disputation）的印记。辩论是中世纪一种伟大的教学方法：老师叫出两名学生，一个高年级的，一个低年级的。高年级学生要为某个论题辩护，比如「世界不是在时间中被创造的」，或者反过来，「世界是在时间中被创造的」；另一个学生则要提出相反的论题，攻击主论题。两人相互辩驳，必须按照严格的逻辑规则来论证，然后由老师裁决这场争论，设法指出一方所说之中什么是对的，另一方的批评错在哪里。你翻开圣托马斯的《神学大全》，它本身虽然不是现场辩论的记录，却带着辩论的印记。每当阿奎那要提出某个学说、某个哲学论题或神学论题，他都先摆出他所能想到的三条最强的反对理由。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智识训练：它让你无法把任何东西视为理所当然，逼你去想，我到底要说服谁相信什么，对方能提出的最强的反驳是什么。

这是两点，浩瀚的产量和严格的呈现方法。然后还有课程大纲。大学有大纲，意味着有一大堆题目是所有进大学的人都要学的，有一套知识体系是他们必须掌握的，有一个学科最前沿的水平是他们必须达到的。达到之后，他们再添上自己的一小块石头，垒到科学大厦上，然后把它传给自己的学生，希望有所增益，但至少必须保存下去。在中世纪，这份大纲尤其是由亚里士多德的存世著作定下的。到中世纪盛期开始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译成了拉丁文。伟大的中世纪哲学家里很少有人能读希腊文，但他们有很好的亚里士多德译本，他们下功夫把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可能得到的一切知识都提取出来，再加以发展。

拉丁学术共同体与不列颠错觉

马基： 关于这个时期的整体，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乍听起来可能有点狭隘，但答案说不定很有意思。我想，任何一个英国人开始研究中世纪哲学时，都会惊讶于有那么多领军人物要么来自不列颠群岛，要么生涯中很重要的一段是在这里度过的，比如当过坎特伯雷大主教。我在开场时提到的那些人就是这样，约翰·司各特、圣安瑟伦、罗吉尔·培根、邓·司各脱、奥卡姆的威廉都是如此。这纯属巧合，还是确实有什么有趣的解释？

肯尼： 这确实是个引人注目的事实，但如果它让人以为中世纪哲学有什么特别英国的东西，那就是一种视觉错觉了。没错，很多哲学家在不列颠待过一段时间，其中有些人生在不列颠。但你举的人物里，安瑟伦其实是意大利人，邓·司各脱和奥卡姆的威廉也有相当长的时间在欧洲大陆。真正的原因是，你随便挑一个国家，都能说不少伟大的哲学家在那里待过，因为中世纪欧洲的大学共同体真正是一个欧洲共同体。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也就是所有信奉基督教的民族，构成了同一个学术共同体，一个人在这所大学毕业，就去另一所大学教书。所有大学都说同一种语言，教会的拉丁文。至少在中世纪早期，学术上的迁徙非常频繁。

到后来，出现了民族主义战争，比如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这意味着旅行被打断，各地方言文学兴起，人们即使继续说拉丁文，也开始用英语来思考了。我认为有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真正伟大的中世纪哲学家里最后一位是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就在奥卡姆的威廉之后不久，而他当然也以把《圣经》译成英文而闻名，无论是他自己动手，还是让一帮学生去做，反正他是这项翻译的发起人。他站在国际性拉丁学术共同体的终点，也站在各民族文化用各自语言逐渐分裂的起点。

亚里士多德与圣经：为何还要求知

马基： 整个中世纪，哲学家们有一个持续不断的关切，你刚才已经开始触及了：他们想把古希腊的伟大经典哲学家，中世纪早期主要是柏拉图，晚期大概主要是亚里士多德，同基督教调和起来。从头到尾，这都是他们念念不忘的事，对吧？你能谈谈吗？

肯尼： 这一点在阿奎那和他的后继者身上尤其明显。奥古斯丁我想对柏拉图哲学的兴趣远大于对亚里士多德的兴趣，而他对《圣经》作为知识和信息来源的兴趣，又远远大于对任何哲学家的兴趣。奥古斯丁的身影笼罩着整个中世纪，后来的中世纪哲学家把他看成对基督教传统中全部宗教知识最好的整理，这些知识从《圣经》而来，经由圣保罗，再经由圣奥古斯丁。然后亚里士多德被译成拉丁文，人们在十二、十三世纪开始意识到，还有另一大套关于世界、关于人、关于我们为何在此、我们往何处去、我们应当做什么的知识，那就是古人的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亚里士多德在那么多方面都是天才，他开创了那么多后来长成哲学分支、又长成科学分支的学科：逻辑学、形而上学、生物学、心理学、植物学、气象学，这些以及许多别的科学，实际上都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而中世纪早期所能得到的这些科学最成熟的版本，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表述。

马基： 我想问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其实就是：他们为什么在乎？既然他们信奉基督教，难道他们不认为基督教已经把他们需要的关于事物本性的一切知识都给了他们吗？

肯尼： 基督教给了他们足以得救的知识。一个不识字的俄国农妇，知道基督教信仰的真理，却对古人的科学一无所知，她升天堂、在荣耀中与上帝同在的机会，和托马斯·阿奎那这样博学的人一样大。但是，把阿奎那这样的人想成眼睛只盯着宗教，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是充满求知欲的人，想尽可能多地了解人和世界。他们当然是把人和世界当作上帝的造物来关心的，但他们认为，上帝不仅通过《圣经》这样的圣书向世界说话，我们还可以通过观察上帝自己的造物，通过观察世界以及各门科学能告诉我们的关于世界的东西，来了解上帝的计划。

马基： 我第一次读中世纪哲学时，有一点给我极深的印象：其中有那么多内容与宗教无关。我是说，有那么多扎实的逻辑学工作，有那么多在我们看来非常现代的语言分析，还有力学、心理学之类的东西。这个领域宽得不得了，对吧？

肯尼： 是的。文艺复兴之后自立门户、成为独立学科的许多科学，它们的萌芽都在这里，都能在中世纪哲学这个大家庭里找到，像正在成长的孩子。古老大学里某些教授的头衔至今还留着回响。牛津有一位物理学教授，头衔是「自然哲学教授」，因为物理学这门学科正是作为自然哲学的研究起家的，而自然哲学本身，就是对亚里士多德一部题为《物理学》的文本的沉思。

逻辑的失传与二十世纪的再发现

肯尼：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本身勾画出了中世纪的课程大纲。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从逻辑学开始，那是他创立的科学，在中世纪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任何进中世纪大学的人最先学的东西之一就是逻辑。近年来我们重新发现了许多高度精细的逻辑定理和技巧，而这些东西在中世纪末期，对初入学的本科生来说是熟悉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逻辑学被拦腰截断，此后直到十九世纪末，大多数欧洲大学教的都只是逻辑学一具残缺的躯干。到了十九世纪，新一代逻辑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德国的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剑桥的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从一个不同的视角，从数学的视角进入逻辑，把数学追溯到它在逻辑中的起源，发动了逻辑学的一次伟大新生。它的一个成果就是《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罗素和怀特海在这部巨著中试图证明，只要研究得足够系统，整个算术都可以单纯从逻辑上的自明之理推导出来。本世纪逻辑学的这次新生，导致三十年代及以后重新发现了一些自中世纪以来完全失传的逻辑分支。直到我这一代人，才有人开始把两头接起来，认识到逻辑学中一些最现代的观念，是中世纪早已熟知的东西。

马基： 这么说是否成立：西欧研究和教授的哲学，在中世纪是以逻辑为中心的，现在也是以逻辑为中心的，但在这两头之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不是？

肯尼： 我同意。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从现代哲学背景走来的人读中世纪晚期的著作，有时会生出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切和熟悉之感。

马基： 对我来说确实如此，而且感受很强烈。我第一次读邓·司各脱和奥卡姆的威廉这些作者时，就像在读年轻的罗素，或者你提到的弗雷格。这些人显然是在同一家店里干活，在同一个摊位上做生意。我原以为会是某种陌生、遥远、古怪的东西，结果恰恰相反，是我完全熟悉的东西。

肯尼： 中世纪之后，人们对逻辑失去了兴趣，很大程度上也对语言失去了兴趣，至少是对语言的哲学研究失去了兴趣。他们对语言的修辞研究和文学研究很有兴趣，却对语言的哲学研究没有兴趣。从笛卡尔开始，哲学家把认识论放在了学科的中心，也就是这些问题：我们如何认识？我们知道什么？我们怎么能知道我们所知道的？逻辑和语言退到了幕后。从弗雷格和罗素以来，尤其是在当今一代的英美哲学里，逻辑和语言又走到了哲学的前沿。今天哲学家的大问题不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是什么意思」。关注我们所说的话的意义，坚持任何其他问题，不管是科学的、数学的还是别的什么问题，都必须伴随着对「我们提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的仔细审视，否则永远得不到答案，这在中世纪是非常典型的，如今又成了哲学的典型特征，而在中间那段时期却消失了。

回应指控：信仰与论证能否分开

马基： 我想，对中世纪哲学总体上最常见的指控，我在开场时也提到了，就是说它是由一些开始之前就已经信奉基督教的人做出来的，所以他们并不是像我先前说的那样追随真理走到它引向的任何地方，而是在为自己早已相信的东西找好理由。你对这个指控怎么回答？

肯尼： 首先我要说，说一个哲学家在为自己早已相信的东西找好理由，这本身未必是什么严重的指控。比如笛卡尔，穿着睡袍坐在炉火旁，就是在为「相信自己存在」寻找好理由，而且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罗素指责阿奎那不是真正的哲学家，因为他在为自己早已相信的东西找理由。这话出自罗素之口，实在不可思议，因为他在我刚才提到的《数学原理》里，用了几百页来向你证明二加二等于四，而这是他一辈子都相信的事。

马基： 我想在这里插一句，把话说明白：只要在充分专业的意义上承认，理由的好坏才是要害，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事先相信什么并不重要，前提是论证和理由要无限度地接受最严格的检验。

肯尼： 我认为这是对的。作为哲学家，你相信什么并不重要。哲学家就是那个以分辨好论证和坏论证为职责的人。一种哲学的起点和终点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并不重要，尽管出于别的理由可能非常重要。事实上，你我刚才作出的这个区分，你相信什么与你因何相信之间的区分，正是托马斯·阿奎那比任何别的哲学家都更清楚地揭示出来的。因为他作为基督徒信奉许多信条，同时又因为读了亚里士多德而相信许多别的东西，他非常小心地在这两者之间划出界线。用现代的说法，这就是区分他作为神学家的工作和作为哲学家的工作。他认为，作为神学家，他的首要任务是阐明、澄清并捍卫基督教圣书和教会教导中所包含的启示，关于世界的历史、世界的未来和世界的救赎的启示。而作为哲学家，他的任务是只凭不借外力的理性，不诉诸任何所谓的神圣启示，尽可能地弄清楚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知道哪些关于世界和关于一切思想的必然真理。

马基： 在一个具体问题上，他提出过一个非常醒目的论点，我一直记着。他在某处说，单就哲学论证而言，没有任何强制性的理由让人不能相信世界一直存在。但作为基督徒，他不这么信；作为基督徒，他相信世界有一个开端，因为上帝创造了它。

肯尼： 正是如此，这是个很好的例子。有不少基督教哲学家认为，可以证明世界必定有一个开端，本质上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某几种无限序列。阿奎那指出他们论证中的漏洞，说不对，世界一直存在下去、过去永远存在、将来永远存在，这个想法没有任何自相矛盾的地方，亚里士多德就是这么相信的。所以阿奎那认为，凭不借外力的人类理性，你不能证明世界有开端；同样，你也不能证明世界没有开端。在这一点上他反对亚里士多德，因为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可以证明的。阿奎那作为哲学家要不可知论得多，他说两边都证明不了。如果你问他，那你为什么相信世界确实有开端，他会说，因为《圣经》里《创世记》第一节就是这么说的，但这是我作为基督徒、作为神学家所相信的，不是作为哲学家。

你一开始提到他的两部巨著，《反异教大全》和《神学大全》。《反异教大全》是作为哲学著作来写的，它面向非基督徒，可能是穆斯林，可能是犹太人，可能是无神论者，它的目标是向他们提供纯粹属于人的理由，任何有善意的人都能看出是好理由的理由，来相信上帝存在、灵魂不朽等等。《神学大全》很不一样，它是写给基督徒的，它接受「《圣经》上如此说」作为论证的合适起点，尽管这部书里也包含着海量的哲学思考，虽然它的书名把它称为一本神学的书。

安瑟伦的本体论论证及其复活

马基： 有一个特定问题贯穿整个时期引发争论：上帝的存在，以及它能否被证明。正如你所说，基督教哲学家清楚地知道，如果对话对象是穆斯林或犹太人，诉诸教会或《圣经》的权威是没有用的，因为穆斯林不承认那种权威。这样你就只能退回到论证上来。在我看来，他们对于这个领域里什么算好论证、什么不算，抱着一种非常专业的态度。我想，哲学史上所有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里最著名的，就是本体论论证（ontological argument）。它后来又出现在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那里，今天不少哲学家仍然对它感兴趣。它的经典表述出自十一世纪的圣安瑟伦。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论证是什么吗？

肯尼： 可以，不过在此之前，我或许应该先向观众解释一下什么叫本体论论证，「本体论的」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在中世纪以及后来，关于上帝存在有两类不同的论证。一类当中最有名的是圣托马斯·阿奎那的「五路」（Five Ways）。它们的出发点是外部世界的某个特征，通常是非常明显的特征，比如有些东西会从一处移到另一处，有些东西会产生又会消亡。从这些出发，再加上几条普遍的哲学真理，圣托马斯就会向你证明，存在着某种可以被认作「众人所称为上帝者」的东西。这些是宇宙论论证，因为它们从宇宙出发。而本体论论证则是一种意在单单从上帝的概念出发的论证，从上帝的观念本身出发，它的起点不需要跨出观念的领域。正如你所说，它最著名的表述是安瑟伦的。事实上安瑟伦似乎就是本体论论证的发明人，而其他论证都是对亚里士多德那里已有内容的发展。

安瑟伦的论证非常巧妙。它的出发点是给上帝下一个定义。他说，上帝是「那个无法设想有比它更伟大者」的东西。这看上去是个相当无害的定义，一个不信上帝的人也可能接受它作为定义，毕竟如果你不相信某样东西，你也得有一个关于「你不相信的到底是什么」的定义。某个无神论者可能会同意：好，我接受这个定义，上帝就是那个无法设想有比它更伟大者的东西。那么安瑟伦就会对无神论者说，我们假设上帝只存在于心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中。你当然得承认上帝存在于心中，因为你此刻正在想着他，这就是他存在于心中的方式。可是，如果上帝只存在于心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中，那你就能设想出某种比上帝更伟大的东西，因为你可以设想一个跟你刚才设想的上帝一模一样、却既存在于你心中又存在于现实中的东西，而那会更伟大。于是就存在着某种比上帝更伟大的东西。但上帝是那个无法设想有比它更伟大者的东西，而你刚刚却设想了某种比上帝更伟大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是自相矛盾的。把我们引到这个矛盾结果的，是「上帝只存在于心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中」这个假设。因此我们必须说，上帝也存在于现实中。

马基： 这种论证，今天任何有头脑的人一听就几乎必定会想：这里面有问题。可令人不安的是，当你想准确指出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时，却非常困难，对吧？

肯尼： 是的，我同意。我也是认为这个论证有问题的人之一。但让人们觉得它有问题的，并不是什么特别现代的哲学眼光。圣托马斯·阿奎那就花了不少篇幅试图向你证明这个论证有问题，他也没有被它说服。最有意思的是，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都认为这个论证有问题，可他们各自给出的理由都不一样，直到今天对于它错在哪里也没有共识，甚至对于它究竟有没有错都没有共识。而且最近在美国兴起了一群宗教哲学家，用最新的数理逻辑技巧来翻新这个论证，试图在当代逻辑的背景框架下把它表述成一种令人信服的形式。要讲清他们怎么做的，时间太长，而且我得有块黑板。但这个论证，在我刚接触哲学时被当作彻底死掉的东西，现在却活得好好的，就住在印第安纳和加利福尼亚。

一阶问题回归：正义战争与核威慑

马基： 你先前在中世纪哲学和现代哲学之间画了几条平行线，现在又添了一条，对本体论论证的兴趣复活。你先前还说，中世纪的逻辑是以语言为中心的。

肯尼： 是的，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逻辑和语言为中心的。

马基： 这一点今天又成立了，尽管在中间的大部分时期并不成立。我觉得现在的哲学还有另一个方面可以同那时的哲学相比：在一段很长的时期里，现代哲学家不关心具体的生活问题，只关心对逻辑论证和概念等等的分析，而现在他们又回过头来关心哲学家所说的一阶问题（first-order problems）了。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的，对吧？

肯尼： 这在你我从小接受的英美哲学里也是相当晚近的变化。我想在我们开始学哲学的时候，人们会告诉我们，道德哲学家的任务不是告诉你说谎在什么情况下是允许的、通奸有什么不对、按什么标准判断一场战争打得是否正义公平等等。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不是哲学家的事。哲学家的任务是二阶的，是分析我们用来作出这些一阶决定的语言和概念。而在过去十年里，我认为兴趣有了一次大幅回摆，回到活生生的道德问题上，把它们看成哲学家以哲学家的身份，而不只是以公民或普通人的身份，应当关心的事。哲学家对医学伦理问题作出了巨大的投入，比如生命的保存，何时关掉生命维持系统才是对的，对胚胎做实验是否正当，等等。在我们国家，主持那项调查委员会的正是一位哲学家，玛丽·沃诺克（Mary Warnock）。人们尤其关注道德哲学和战争之间的关系。

马基： 我想就这个话题谈下去，因为你自己最近写了一本关于核威慑的书。你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也是你那本书的核心问题，是：可以想象的任何情形下，核战争是否可能是正当的。你援引了中世纪关于正义战争（just war）的整个讨论传统，并且在书里说，任何有头脑的人都应当关心这些论证。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些论证是什么吗？

肯尼： 正义战争理论在中世纪已有萌芽，在阿奎那和后来的思想家那里都有；它得到更充分的发展，是在中世纪刚结束之后，在后中世纪的经院学者那里。它问的是：在什么情形下发动战争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如果开战，在作战方式上、在选择打击目标上、在处置战俘等事情上，又受哪些道德约束？正义战争理论处在两种对立观点的中间。一边是和平主义的观点，认为根本不存在正义战争，一切战争都是不道德的、邪恶的，不管为之开战的理由多么高尚。另一边可以叫作「没有战争是不正义的」观点，也就是说，战争固然可怕，可一旦进入战争，就再没有任何道德法则，唯一的道德命令就是用最有效的手段打赢。正义战争传统说，这两种都不对。有些价值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因此可以正当地为之开战；但战争之中必须有约束。开战必须有充分的理由，你为之开战的价值必须真正重要到值得以这种方式去捍卫；而一旦开战，在选择目标上就有约束，绝不能蓄意杀害无辜者，所谓无辜者，指的是没有参与战争的平民，或者已成为战俘的前作战人员等等。我想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最近关于核武器的辩论中最重要的两份文献，背后都是这个中世纪的正义战争传统：在我们国家，是英国国教会的《教会与核弹》（The Church and the Bomb）；在美国，是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关于核武器使用与核威慑的牧函。

阿奎那的官方地位与声誉变迁

马基： 你刚才说的很多内容，虽然没提名字，其实都指向托马斯·阿奎那的工作。阿奎那现在不是等于罗马天主教会的官方哲学家吗？

肯尼： 我想那个可以这么说的时期刚刚走到尽头。十九世纪以前，他固然受到极大的尊崇，但我不认为他在任何意义上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官方哲学家。他也许是多明我会的官方哲学家，但那只是天主教会的一小部分。到十九世纪末，教宗利奥十三世（Leo XIII）发布通谕，在天主教修院和大学的哲学、神学教学中给了他一个特殊地位。而自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以来，我的印象是，阿奎那对天主教机构的支配松动了很多，很大程度上被别的哲学家取代了，我想取代他的哲学家并不总是更好。不过事实上，阿奎那在非天主教世界的声誉反而大为提高，正因为他不再被看成只是某条党派路线的代言人。尤其在美国，对他的著作的兴趣与日俱增，感兴趣的人不是天主教徒，甚至根本不是基督徒，他们只是折服于这个人纯粹的哲学天才。

预知、恩典与自由意志

马基： 我想再提一个问题，哲学圈外的人和圈内人一样对它始终感兴趣，中世纪哲学家对它更是特别关心，那就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自由意志。在中世纪，这个问题对基督教思想家格外重要，因为有恩典（grace）的教义。按照恩典的教义，能否得救根本不由我们个人决定，我们是否得救至少部分地取决于神的恩典。可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在任何要紧的方面还有多少自由意志呢？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问题的要害。你能谈谈吗？

肯尼： 中世纪有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一个是哲学问题，一个是神学问题。哲学问题是如何调和神的预知（foreknowledge）与人的自由。不仅中世纪哲学家，大多数思考过上帝本性的古代哲学家和伊斯兰哲学家都认为，如果我们对上帝有任何了解的话，其中之一就是他能预知未来，他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可是，如果我们是自由的，如果你我是自由的，那么看起来你我今天决定做什么，就决定了明天的未来会是什么样。但如果上帝已经知道你我明天会做什么，我们今天怎么还能自由地作出决定？这是任何相信全知上帝的人都会碰到的问题，不管他们信不信《圣经》关于上帝所说的任何话。而基督徒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尤其是那些接受圣奥古斯丁版本的基督教的基督徒，因为圣奥古斯丁，特别是在晚年，把极大的重量压在这样一条教义上：没有人能得救、能进入天堂的荣耀，除非他被上帝预定（predestined）如此。这是基督徒额外的难题。但从哲学上看有意思的是，中世纪神学家和哲学家做的那些耐心的工作，把自由的概念和决定论的概念一层层解开，试图证明两者可以调和，今天正被一些对上帝毫无兴趣、却对决定论、对物理科学的决定论感兴趣的人重复着，而且往往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重复。一个二十世纪的人要调和物理决定论与我们对自由的体验，他所使用的逻辑步骤，和一个十四世纪的人要调和神的预定与人的自由所走过的步骤，是一样的。

入门书目与复兴前景

马基： 我们的讨论快要结束了。如果我们说的这些能激发一些观众去读一点中世纪哲学，对大多数人来说多半是生平第一次，关于从哪里入手，你有什么建议？

肯尼： 对初学者来说容易的中世纪著作不多，原因就是我先前说的：大多数伟大著作都属于大学传统，是技术性很强的大学教科书。不过有两本短书可以挑出来。第一本就是你开场提到的，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我认为那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自传之一，而且很可能是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自传。它充满了个人的反思，对家人温柔的回忆，对自己童年和成长的洞察；但到了末尾，它又上升到最抽象的哲学层面，提出了关于时间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仍然非常鲜活。另一本我要推荐的是圣安瑟伦的《宣讲》（Proslogion），他就是在这本书里提出了我先前试着转述的那个关于上帝存在的巧妙论证。我想你们的读者会有兴趣去看看这本书，它一个下午就能读完，看看我转述得对不对，也看看他们自己觉不觉得它有说服力。

马基： 我在开场时说过，长期以来中世纪哲学一直是这门学科里的灰姑娘，过去毫无疑问是这样。但我也开始有一种印象，你自己的著作或许就是预告这个夏天的燕子之一，兴趣复兴的种种迹象都在，一场严肃的复兴，也许还没有完全到来，但已经在路上了。你也这么看吗？

肯尼： 当然，说中世纪哲学是灰姑娘，只对英美哲学而言是真的。在欧洲大陆，中世纪哲学作为研究课题已经兴旺了相当长的时间。至于当下英语世界哲学中的复兴，我想尤其是在美国，那里对一切中世纪的东西都兴趣大增，不只是中世纪哲学。

马基： 非常感谢你，安东尼·肯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