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整理自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一场面向企业领袖的商业会议上接受的现场访谈。赫拉利是希伯来大学教授、牛津大学中世纪军事史博士,著有《人类简史》《未来简史》《今日简史》,以及 2024 年新作《智人之上》(Nexus)。对谈围绕人工智能作为「新物种」的崛起、对齐难题、技术影响的时滞、无用阶级、信任危机与「数字移民」等话题展开,现场听众亦参与提问。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仅删去口语枝节,未作内容删减。
主持人:您研究的是中东的军事史。您当年想过有一天会成为 AI 领域,以及「人类是否注定完蛋」这类问题上最权威的专家吗?
赫拉利:我不是最权威的专家。不过确实,我没想过会在这样的听众面前谈 AI。正如您所说,我最初的专业是中世纪军事史。但从很多方面看,中世纪正在回来。
主持人:好,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谈,您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也可以随时展开。您在写作中反复把人工智能称为「异类智能」(alien intelligence),说它是一个新物种的崛起,可能取代智人(Homo sapiens)。智人正是您上一本书的书名。那么此刻,做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赫拉利:意味着要意识到,我们在这个星球上头一次遇到了真正的竞争对手。几万年来,我们一直是遥遥领先的最聪明物种,正是凭着这一点,我们从非洲一角的一种无足轻重的猿类,变成了整个星球和整个生态系统的绝对统治者。而现在,我们正在创造一种东西,它在不远的将来就可能与我们竞争。
赫拉利:关于 AI,最要紧的一点是:它不像人类以往的任何发明,它不是工具,而是一个智能体(agent)。所谓智能体,是说它能独立于我们做决定,能发明新想法,能自己学习、自己改变。人类以往的所有发明,无论是印刷机还是原子弹,都是赋予我们力量的工具,它们离不开我们。印刷机不能自己写书,也不能决定印哪本书;原子弹不能发明下一代更厉害的炸弹,也不能决定攻击什么目标。而一件 AI 武器可以自己决定打哪个目标,并且自己设计下一代武器。
主持人:所以您才主张,AI 可能比电报、印刷术,甚至比文字的发明都更加影响深远。听您现在的说法,似乎已经不只是「可能」了。不过在《智人之上》里,您把 AI 比作一个婴儿,因为它向我们学习。由此您提出,我们,尤其是在座这些手握大权的领导者,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我们怎么做,AI 就会变成什么样。你不能一边撒谎、欺骗,一边指望得到一个善良的 AI。请解释一下这个观点。
赫拉利:全世界现在都在讨论 AI 对齐(alignment)的问题。我们正在造出这些越来越超级智能、越来越强大的新智能体,怎样才能确保它们始终与人类的目标一致,始终为人类的利益服务,做对我们有好处的事?于是大量研究和努力都押在一个想法上:只要我们以某种方式设计这些 AI,教给它们某些原则,把某些目标写进代码,我们就安全了。
这条路有两个根本问题。第一,AI 的定义本身就是它能自己学习、自己改变。如果一台机器能自动运转,但只会执行预先编好的指令,那它就是一台咖啡机。它能自动做一件事,比如煮咖啡,但什么都不能自己决定,什么都不能自己发明,这不是 AI。所以当你设计一个 AI 的时候,从定义上讲,这个东西就会做出各种你无法预料的事。如果它做的每件事你都能预料到,那它从定义上就不是 AI。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更大。就像您说的,可以把 AI 想成一个婴儿、一个孩子。你可以尽最大努力去教育一个孩子,他或她依然会让你吃惊,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不管你在教育上投入多少,孩子终究是独立的行动者,早晚会做出令你意外,甚至令你惊骇的事。
而且,凡是对教育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孩子的教育中,你说了什么远不如你做了什么重要。你告诉孩子不许撒谎,可孩子看见你对别人撒谎,他们模仿的是你的行为,不是你的教导。现在我们有这么多大项目,要教 AI 不撒谎,可与此同时 AI 被放进了真实世界,它们看着人类怎么行事,看见这个星球上一些最有权势的人,包括它们的「父母」,在撒谎。AI 会模仿这种行为。有人以为,我可以一边经营一家巨大的 AI 公司、一边撒谎,同时又教我的 AI 不要撒谎。这行不通。它会照着你的样子做。
主持人:您的一个核心论点是,我们整个社会太过关注权力。您还有一个有人反对、也有人觉得违反直觉的观点:信息越多对民主未必是好事,因为并非所有信息都是真的。
赫拉利:绝大多数信息都不是真相。信息和真相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混淆。是的,有些信息是真的,你获取信息也是为了认识真相。但总的来说,在宇宙全部的信息当中,真相只占极小极小的一部分。
主持人:这就说到您对权力的关注。这个区分很重要。您认为,正因为如此,我们作为人类,总体上没能回答生活中那些最大的问题。我们可以更高产,可以更富有,可以有更强大的军队,但正如您所写,我们中很多人答不上来:我们是谁?我们该追求什么?什么是好的生活?归根结底,我们在积累权力,而不是积累智慧。这一点怎么改变?
赫拉利:这正是人类历史的大问题。几千年来,我们极其擅长获取更多的权力。我再说一遍,我们正是这样从东非一种无足轻重的猿类变成了世界的统治者。我们能飞上月球,能分裂原子,但我们似乎并没有比石器时代的人幸福多少。我们不知道怎样把权力转化为幸福。你看看这个星球上最有权势的那些人,他们似乎并不是最幸福的人。
主持人:您想问问在座的各位吗?这里有不少这样的人。
赫拉利:我不是特指在座的诸位。我想澄清一点:我不认为权力和幸福是矛盾的,不是说你权力越大就必然越痛苦。两者可以并存,只是并不必然并存。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在把权力转化为幸福这件事上并不出色,把权力转化为知识和智慧也一样。我们常常把智能和知识、把智能和真相混为一谈。
赫拉利:我们是这个星球上最智能的物种,同时也是最妄想的物种。
主持人:您还说过,也是最具破坏性、最自我毁灭的物种。
赫拉利:是的。人类相信的那些东西,地球上没有任何别的动物会相信这种荒唐事。就拿我自己的国家来说,你找不到任何一种动物会相信:去杀死自己的同类,死后就能进天堂得到奖赏。没有一只黑猩猩会信这个,没有一匹马会信这个,没有一头狼会信这个。可是几百万人相信。而且他们信得如此之深,真的会去杀人,指望着因此在天堂里得到某种回报。
主持人:今天早上我们做了一次很有意思的现场调查,问在座的领导者,AI 迄今为止对他们所领导的企业影响有多大。结果只有一小部分人说「显著」,大多数人回答「一般」或者「没有影响」。请您对他们说说,假设我们此刻坐在 36 个月之后,有没有哪种情形,AI 对他们的业务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赫拉利:这取决于他们做的是什么行业。但在大多数领域,问题仍然在于时间尺度。我和许多引领 AI 革命的人谈过,他们很多人说,我们已经身处 AI 革命之中了。可我们其实还没有看到任何真正重大的变化。这就是历史学家看时间的方式和 CEO、企业家看时间的方式之间的差别。对企业家来说,两年是很长的时间;对历史学家来说,两年什么都不算。
不妨想象一下,我们现在坐在伦敦,时间是 1835 年。第一条铁路五年前刚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之间开通。我们在 1835 年的伦敦开这样一场会议,有人站起来说:什么铁路改变世界、什么工业革命,全是胡说八道,铁路我们早就有了,都五年了。你看,确实有些变化,人们开始坐火车出行,运煤也更方便了,但没发生什么大事。为什么?因为从一项技术被发明出来,到你看见它真正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中间有一段时滞。我们今天知道,工业革命和火车彻底改变了一切:地缘政治、人们打仗的方式、经济、家庭结构。只不过这花了远远不止五年。AI 很可能也是如此。
赫拉利:这将波及所有领域,从显而易见的到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我认为最先出现重大变化的领域之一是金融。AI 会非常快地接管金融体系。
主持人:在座有银行家,请多讲讲。
赫拉利:因为金融是 AI 理想的试验场,它纯粹是信息层面的。你要让 AI 自动驾驶汽车上路,这件事被承诺了一次又一次,至今还没实现。
主持人:Waymo 已经在跑了。
赫拉利:是的,但你在伦敦转一圈,还看不到成千上万辆自动驾驶汽车。
主持人:我刚通过第一次驾驶课的考核。
赫拉利:恭喜。您还是得学会开车。问题在于,开车要应付混乱的物理世界,行人、路上的坑洞,等等。而金融只有信息进、信息出,AI 掌握起来容易得多。那么,一旦 AI 开始发明新的金融工具,其数学复杂程度是人脑根本无法处理的,金融会变成什么样?
我们还会看到 AI 改变宗教这样的领域。
主持人:怎么改变?
赫拉利:至少在以文本为根基的宗教里,比如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最高权威归于经文,而不归于任何一个人。但直到今天,人类依然是这些宗教里实际上的主要权威,因为经文不会说话。《圣经》不能自己解释自己,也不能回答你的问题,所以你需要一个人做中介。那么,当出现一个能替经文说话的 AI 时,会怎样?没有一位犹太拉比能通晓犹太教的全部典籍,典籍实在太多了。而历史上第一次,这个星球上出现了一样东西,它能记住两千年来每一位拉比每一部著作里的每一个字,还能与你对答,阐述并捍卫它的观点。我有些朋友正在开发宗教 AI,目的是辅助乃至取代人类宗教领袖,尤其是在文本宗教里。如果一门宗教不以文本为根基,不把权威赋予经文,那是另一回事。
主持人:我遇到难关的时候,会去教堂找我的牧师谈。我绝不会那样去跟 ChatGPT 谈。
赫拉利:这是个人的选择。
主持人:您认为有些人会这么做?
赫拉利:我知道已经有几百万人在这么做。我认识一些人,现在就找 AI 做心理咨询。AI 是他们最好的朋友。比如青少年,学校里出了什么事,他们就去找 AI 商量,把经过告诉它,向它请教人际关系的问题。
主持人:我想回到您刚才谈到的工作被取代的问题,这很重要。您写过也谈过很多,您担心会出现一个「无用阶级」(useless class)。五六年前,我在俄克拉荷马州谷歌的一个数据中心采访过谷歌 CEO 桑达尔·皮查伊,如今为了驱动 AI,这样的数据中心还需要多得多。我记得当时问他 AI 的问题,那时人们已经谈论得很多了。他大意是说,我这里是转述,如果 AI 被证明对太多美国人的工作「极具破坏性」(用他的原话),他们愿意考虑放慢脚步。我说的不只是谷歌,而是所有这些公司。如果我们正朝着您所说的无用阶级走去,而且有意思的是,这次被取代的很多是白领工作,所以它得到的关注也许比当年蓝领工作被取代时更多,那本身就是另一个大问题。我们该怎么做,才能确保我们这个社会不仅活下来,还能兴旺?
赫拉利:我要强调,AI 既有巨大的危险潜力,也有巨大的正面潜力。我不相信历史决定论,也不相信技术决定论。同一种技术可以用来建造完全不同的社会。我们在二十世纪看到过,一模一样的技术,既用来建立了共产主义极权政权,也用来建立了自由民主国家。
主持人:没错。
赫拉利:AI 也一样。怎么用它,我们有很多选择。前提是我们要记住,这是我们头一次在和智能体打交道,而不是工具,这让事情复杂得多。但大部分主动权仍然在我们手里:怎样开发这项技术,以及更重要的,怎样部署它,这里面我们有很多选择可做。
主持人:我们能决定怎么走下去,但无法决定它来不来,它已经来了。我们有的是决定如何使用它、如何度过这一关的力量。
赫拉利:完全正确。
赫拉利:眼下最大的问题是,引领 AI 革命的那些公司和国家已经被锁进了一场军备竞赛。即便他们知道放慢一点更好,知道应该在安全上投入更多,知道对这样那样的潜在进展应该谨慎,他们仍然时刻担心:如果我们放慢了而对手没有放慢,对手就会统治世界。
主持人:我们来听听现场的提问。Emotion Network 的马蒂亚·摩尔,请。
提问者(马蒂亚·摩尔):首先要祝贺您,您的书真的让人大开眼界,您通过书和今天的谈话给了我们很多答案。我们公司办了一个叫「科技与情感」(Tech Emotion)的会议,因为我们坚信把技术和创新与情感、创意和文化结合起来的力量,而您所说的正是这两者的交融。您谈到 AI 对宗教的影响,对人的心灵的影响,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也关系到主持人提到的人生意义的问题:AI 和所有这些创新会摧毁或者大大改变人的生活目标。那么在这个变化如此艰难的世界里,您认为怎样才能走向这样一个未来:人们更满足、更幸福,在所做的事情里找到更多意义?我知道这是个大问题,但我认为这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比商业重要,比任何事都重要。
赫拉利:这是个非常大的题目,我只有时间谈一点,那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自己解决人类自身的问题,而不是指望 AI 替我们解决。而关键的问题就是信任与合作。此时此刻,信任正在全世界崩塌,国与国之间如此,社会内部也如此。有人寄希望于:好吧,人类之间已经无法互相信任了,国际体系、贸易体系,一切都在瓦解,但 AI 会拯救我们。不,它不会。在一个人类之间残酷竞争、互不信任的世界里,这个世界造出来的 AI,必然是残酷的、争斗的、不可信任的 AI。人类一边陷在这种残酷竞争里,一边造出善良可信的 AI,这是不可能的,绝不会发生。
所以说到底,这是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我们眼前有一个巨大的人类信任问题,还有一个怎样开发 AI 的问题。太多人认为,先解决怎样开发 AI,然后 AI 会替我们解决信任问题。这行不通。优先次序必须倒过来:先解决人类之间的信任问题,然后我们才能一起创造善良的 AI。当然,眼下世界上发生的恰恰不是这样。
主持人:还有一位提问者,请。
提问者:非常感谢。我有个简短的问题。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着组织原则,您在书里写了很多,其中有些至少在地理范围内是一元的,比如宗教和教会。可当我们谈论 AI 时,谈的并不是一个一元的东西。世上不存在「那个 AI」,实际上将会有无数个 AI 各自登场。在这个背景下,当您说 AI 在某种意义上会取代宗教时,我真正想问的是:当不存在单一的组织原则,不存在一个带着某种意图(无论善意与否)被开发出来的「那个 AI」,而是有一大堆相互竞争、快速演化的 AI,那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赫拉利: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AI 不会是一个巨大的 AI。我们谈的是可能多达几百万、几十亿的新 AI 智能体,性格各异,由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国家制造,遍布军队、金融体系、宗教体系。你会有许许多多的宗教 AI 彼此竞争:哪个 AI 会成为犹太教哪个流派的权威「AI 拉比」?伊斯兰教如此,印度教、佛教也如此。金融体系里同样会有竞争。而结果会怎样,我们毫无头绪。
对于人类社会,我们有几千年的经验:当几百万人为经济权力、为宗教权威而竞争时会发生什么,这非常复杂,但至少我们对这类事情如何演变有些经验。而对于 AI 社会,当几百万个 AI 彼此竞争时会发生什么,我们的经验是零。我们根本不知道。
而且这不是能在 AI 实验室里模拟的东西。比方说 OpenAI 想检验它最新模型的安全性或者可能造成的后果,它没法在实验室里模拟历史。它可以检查系统里的各种故障,但它无法预先知道,当这个 AI 的几百万个副本被放进外面的大世界,以无法预料的方式演化,彼此互动,又与几十亿人互动时,会发生什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社会实验。我们每个人都身在其中,而没有任何人知道它会如何发展。
赫拉利:有一个类比值得记在心里。美国、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现在都有移民危机,很多人为移民忧心。人们为什么担心移民?想到的主要是三件事:他们会抢走工作;他们带着不同的文化观念,会改变我们的文化;他们可能有政治图谋,可能试图在政治上夺取这个国家。人们反复回到的就是这三点。
那么,你完全可以把 AI 革命看成一场移民浪潮:几百万、几十亿的 AI 移民涌入,它们会夺走人们的工作,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观念,它们还可能试图获取某种政治权力。而这些 AI 移民,这些数字移民,不需要签证,不用在深夜坐着摇摇晃晃的小船渡海。它们以光速抵达。
我看欧洲的那些极右翼政党,他们对人类移民谈得那么多,有时有道理,有时没道理,可他们对正在涌入欧洲的数字移民浪潮几乎只字不提。我认为,如果他们真的在乎国家的主权,真的在乎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前途,他们应该远比担心人类移民更担心数字移民。
主持人:尤瓦尔,这场对谈非常精彩。非常感谢您。
赫拉利:谢谢。
Harari 认为 AI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能自主决策、自我学习"的智能体(agent)而非工具,其行为会模仿人类而非听从指令,因此人类若不先解决自身的信任与合作危机,就不可能造出可信的 AI,而 AI 对金融、宗教、就业乃至国家主权的冲击将像一场"以光速抵达的数字移民潮"。
根本区别在于 AI 是智能体(agent)而非工具(tool)。在开场部分他指出,以往的一切发明都需要人类:印刷机不能自己写书、也不能决定印什么书;原子弹不能发明下一代更强的炸弹,也不能决定攻击谁。而 AI 武器可以自主选择目标并设计下一代武器。也就是说,AI 能独立决策、发明新想法、自我学习和改变,这是「工具赋能人类」与「智能体可能取代人类」之间的分水岭,也是全场后续论证的基础。
他虚构了 1835 年在伦敦召开的一场会议。当时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已开通五年,与会者可能会说「铁路改变世界是胡扯,我们有铁路都五年了,不过是人坐火车、运煤更方便」。但事后看,铁路和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地缘政治、战争方式、经济和家庭结构,只是花了远超五年的时间。他借此说明技术发明与其社会政治后果之间存在时滞,而企业家的两年与历史学家的两年是完全不同的尺度。
一是金融,二是宗教。金融被点名是因为它「纯信息进、信息出」,不像自动驾驶要面对行人、路坑等混乱的物理世界,所以 AI 更容易掌握;他还预测 AI 会发明人脑在数学上无法处理的金融工具。宗教方面,他专指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文本宗教」:这些宗教把最高权威赋予经典,但经典不能自我解释,人类因而充当中介;而 AI 能记住两千年来所有拉比的著作并回答、辩护自己的解释,可能取代这一中介角色。
三件事是:抢走工作、带来不同文化观念从而改变本土文化、可能有政治议程并试图夺取政治权力。赫拉利认为 AI 革命可以被理解为数百万乃至数十亿「数字移民」的浪潮,在这三点上完全对应:AI 会取代工作、带来非常不同的「文化观念」、并可能谋求某种政治权力。而且这些数字移民不需要签证,不用半夜乘破船渡海,而是以光速抵达。这一框架出现在问答环节末尾,目的是把抽象的技术风险翻译成公众和政治家熟悉的语言。
第一个理由是定义层面的:AI 的本质就是能自我学习和改变,如果一个系统的所有行为都可以被预知,那它只是咖啡机,不是 AI;因此「完全可控的 AI」在概念上自相矛盾。第二个更大的理由是学习方式:AI 像孩子一样,学的是「你做什么」而不是「你说什么」,若它观察到最有权力的人(包括其「父母」,即 AI 公司)在撒谎,它会复制这种行为。两者的关系是递进的:第一点说明无法靠编码穷尽 AI 的行为,第二点说明即使去教育它,教育的实质内容也取决于人类自身的品行,把对齐问题从技术问题转化为伦理和政治问题。
他的例子是:没有任何黑猩猩、马或狼会相信「杀死同类后死后会进入天堂得到奖赏」,但数百万人相信,而且相信到真的去杀人。这说明智能不等于清醒或真理,人类的认知能力同时也是生产虚构和自我毁灭信念的能力。这一判断支撑了前文的核心论点:数千年来人类极擅长积累权力(上月球、裂变原子),却并未把权力转化为幸福、知识或智慧;我们常把智能与知识、真相混为一谈,而实际上真相只是信息的极小子集。因此问题不在于能力不足,而在于我们回避「我们是谁、该追求什么」这些根本问题。
不矛盾,两者处于不同层面。反技术决定论是说技术本身不决定社会形态:20 世纪同样的技术既造出极权政权也造出自由民主,AI 同样可以被用来建设完全不同的社会,人类在开发尤其是部署方式上仍握有大部分能动性。军备竞赛描述的则是当下的现实困境:领先的公司和国家即使知道该放慢、多投入安全,也担心「我慢了别人不慢就会被统治」。前者是可能性空间,后者是现实中的博弈结构,恰恰说明能动性并未被技术剥夺,而是被人类之间的不信任所束缚。这也自然引向他对信任问题的强调。
他的推理链是:(1)AI 从人类行为中学习,而非从指令中学习;(2)当前世界各国、各社会之间信任正在崩塌,人类在进行凶猛的竞争;(3)在这种环境下造出的 AI 必然是凶猛、竞争性、不可信的 AI,因为它复制的是造它的人的行为;(4)因此指望「先造出强 AI,再用它来修复人类的信任问题」在逻辑上不成立,等于指望一个从不信任中学出来的系统去创造信任。结论是优先级必须倒过来:先解决人类的信任与合作问题,然后才可能共同创造出善意、可信的 AI。他也坦承这并非当前世界正在发生的事。
观众指出,与宗教等历史上单一的组织原则不同,AI 不是「那一个 AI」,而是许多相互竞争、快速演化的 AI。赫拉利认同并推进:未来会有数百万乃至数十亿具有不同特性、来自不同公司和国家的 AI 智能体,分布在军事、金融、宗教各领域,甚至各教派会有相互竞争的 AI 拉比。人类对「人类之间竞争」有数千年经验,但对「AI 之间的社会」经验为零。实验室可以检测单个模型的各类故障,却无法模拟历史,即无法复现数百万副本在真实世界中以不可预料的方式互相互动、并与数十亿人互动的过程。所以这是史上最大的社会实验,且没有人能提前知道结果。
基于他的论证,他可能有两层回应。第一,他的论点并不局限于少数 CEO,而是指 AI「被给予接触世界的权限」,观察的是整个人类社会的行为模式,包括当下各国和社会之间信任崩塌、凶猛竞争的整体状态;训练数据越广,AI 学到的越是人类真实的行为,而非教科书上的规范。第二,AI 公司作为「父母」拥有特殊影响力:它们决定训练目标、奖励什么、部署到什么场景,如果这些机构本身在军备竞赛中撒谎、走捷径,这种行为结构会通过激励设计传递给 AI。他很可能承认技术细节可讨论,但坚持核心结论:无法在一个不可信的社会里造出可信的 AI。
类比的三要素——抢工作、改变文化、谋求政治权力——在美国同样适用:美国也有激烈的移民争论,而 AI 对白领就业的冲击正是主持人提到的焦点。但类比有局限。首先,「移民」暗示 AI 来自外部,而对美国这样的 AI 生产国来说,AI 更像本国培育的产物,责任主体是国内企业而非「他者」,此时类比反而可能掩盖问责对象。其次,在没有类似移民政治争论的社会里,这一修辞的动员力会减弱。第三,赫拉利本人也强调各国被锁进军备竞赛,一国若因此「限制数字移民」可能担心落后,这恰是移民类比无法涵盖的博弈维度。因此类比更适合作为唤起警觉的修辞,而非完整的政策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