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8年春,斯坦福大学为纪念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问世二百周年,举办了「弗兰肯斯坦二百年」(Frankenstein@200)系列活动。本文所录,是公共广播节目《哲学清谈》(Philosophy Talk)在斯坦福校园 CEMEX 礼堂的一场现场录制:两位主持人肯·泰勒(哲学教授)与乔舒亚·兰迪(法语与比较文学教授)邀请粒子物理学家、时任斯坦福教务长珀西斯·德雷尔,围绕「怪物般的技术」展开对谈,并接受现场观众提问。工学院院长珍妮弗·维多姆致开场辞,节目另附外景记者丽莎·维尔的报道与「六十秒哲学家」伊恩·肖尔斯的收尾段落。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仅删去口语枝节、寒暄与重复,论证与细节悉数保留。
维多姆: 欢迎各位。我是珍妮弗·维多姆,工学院院长。今天在座的有研究生和本科校友,也有社区成员,同时我们正向全球数千名校友和朋友进行直播。工学院一直在联合主办一个名为「交汇」(Intersections)的系列活动,把工学院与人文科学学院的教师聚在一起,就一个共同的主题或观念交流见解。今晚是这个系列的第三场。
我们办这个系列,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世界上最艰难、最复杂的问题,不能靠个人单打独斗去解决,而要靠人们跨学科地协作与对话。我们同样看重人文与技术之间那种至关重要的关系,我要说,这在今天尤其如此,往后只会更加紧迫。今晚讨论的这本书,其主题正是一个极富戏剧性的例证,说明为什么这种理解如此关键。
我很高兴今晚的嘉宾是珀西斯·德雷尔。珀西斯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她是斯坦福的教务长,曾任工学院院长;她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对我们所说的「人文工程师」(humanist engineer)有过深入思考的人。
(现场播放影片剪辑:《侏罗纪公园》中的「基因的力量是这颗星球见过的最可怕的力量,你却像个捡到父亲手枪的孩子那样挥舞它」、「你们的科学家只顾琢磨自己能不能做到,却从没停下来想过该不该做」;《弗兰肯斯坦》中的「他活了!现在我知道当上帝是什么感觉了」;《2001太空漫游》中的「对不起,戴夫,恐怕我不能那么做」。)
兰迪: 人工智能、生物工程这样的新技术,会成为人类的救赎吗?
泰勒: 还是会毁掉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民主制度,乃至我们的星球?
兰迪: 未来的技术,又将由谁来掌控?
泰勒: 这里是《哲学清谈》,一档质疑一切的节目。
兰迪: 唯独不质疑您的智力。我是乔希·兰迪。
泰勒: 我是肯·泰勒。我们正在斯坦福校园的 CEMEX 礼堂向各位播出。
兰迪: 延续从「哲学家角落」开始的对话。肯在那里教哲学,我在那里主持「哲学与文学」项目。欢迎各位来到节目现场,也请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音乐嘉宾,蒂芙尼·奥斯汀三重奏。
泰勒: 今天,作为斯坦福大学「弗兰肯斯坦二百年」项目的一部分,我们要思考的是「怪物般的技术」(monstrous technologies)。
兰迪: 「怪物般的」,肯,这个词可够重的。
泰勒: 乔希,别这样。你看,我很喜欢我的 iPhone,但不得不承认,智能手机正在造成一场注意力涣散、失眠和抑郁的流行病。在我看来,这已经相当怪物了。
兰迪: 这只是技术恐慌(techno-panic),肯。
泰勒: 技术什么?
兰迪: 人们总是对最新的技术发明大惊小怪:印刷机、机械织布机、报纸、电力。到头来每次都证明,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
泰勒: 乔希,你去跟切尔诺贝利、福岛的居民说这话,去跟石棉中毒的受害者说,去跟那些沙利度胺婴儿说。你是搞文学的大人物,我们今天讨论的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说的就是这个:技术可以致命。
兰迪: 你弗兰肯斯坦电影看多了。这部小说比你和好莱坞描绘的要微妙、精深得多。它绝不只是一个勒德分子对技术恐怖的控诉。它是一场关于人格同一性的哲学探究,是一次对文学形式的杰出实验,是对深埋人心的反社会冲动的探索。它……
泰勒: 你把最主要的漏掉了,乔希。它还讲了一个满世界杀人的技术奇迹。这一点你没提。
兰迪: 好吧,说得对,算你赢。但你记得小说里那个精彩的场面吗,那个造物学习语言的时候?他把语言称作「神一般的科学」。至于书写,他说,书写「开启了一片充满惊奇与欢愉的天地」。
泰勒: 乔希,你抒情起来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兰迪: 大不大另说,但书写是一种技术,而且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技术之一。这部小说礼赞的正是这样的技术,我们也应该如此。
泰勒: 乔希,我也爱写作。所以我自己才花那么多时间写东西,不光是因为我有写作障碍,是因为我热爱写作。我甚至热爱别人的写作,我爱读你写的东西,乔希。可即便是书写这样辉煌而强大的技术,也有它的阴暗面。没有书写,就没有《我的奋斗》;没有《我的奋斗》,就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毕。
兰迪: 戈德温法则(Godwin's Law)都搬出来了,肯?造成《我的奋斗》的不是书写这门技术,是写它的那个人,是读了它并且信了它的那些人。人用技术干了什么,你不能怪技术,你得怪人。
泰勒: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技术常常是被有意设计出来利用人性弱点的,是明明白白地这样设计的。你为什么老是抱着你的 iPhone?为什么?因为它是毒品,乔希。社交媒体也是。而社交媒体这种让人上瘾的毒品,正在把人推向自杀,正在毁掉我们的民主。
兰迪: 听起来,你不太相信人能管好自己的技术。
泰勒: 我凭什么相信?
兰迪: 那你想怎样?让政府出面干预?那是家长主义(paternalism)。我要是想在 Facebook 上刷猫视频浪费时间,那是我自己的事。
泰勒: 不,乔希,那不只是你自己的事。我的生活会受你的选择影响,在座各位的生活也会受你的选择影响。Facebook 和它那些上了瘾、昏了头的用户,正在摧毁我们的民主,我的民主。
兰迪: 好吧,我不打算替 Facebook 辩护。
泰勒: 很好。
兰迪: 但问题依然在:我们怎样才能防止那些负面的、怪物般的后果,又不失去所有的好处?怎样才能既得到好的结果,又不诉诸家长主义、不压制个人自由?
泰勒: 问得好,乔希,但我觉得答案相当显然。技术的生产者和设计者必须多承担一些责任。他们必须更好地预测自己发明的后果,并加以补救。而且他们得在乎,在乎的东西得比做出酷炫好玩的小玩意儿、赚一大笔钱更多,乔希。
兰迪: 是啊,猪也得会飞。
泰勒: 如果生产者拒绝自我约束,那我们其他人就只好给他们开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
兰迪: 什么?
泰勒: 别误会,我说的是改变激励结构。
兰迪: 所以就是税收、监管。
泰勒: 或者社会羞辱,也许。
兰迪: 我同意我们得做点什么。什么都不做,噩梦般的场景可能就在拐角处等着。我同意你说的,我们会开始看到《黑镜》(Black Mirror)里的那些事。
泰勒: 没错,那是一部很棒的剧。但这部剧里,有多少是纯粹的虚构,有多少是未来的现实?
兰迪: 巧了,肯,我们请我们的流动哲学记者丽莎·维尔去弄清了这件事。下面是她的报道。
维尔: 如果你看过《黑镜》,一定想过:这些东西到底有多离谱?是彻头彻尾的幻想,还是十五年、十年之后的事?这一集里那套人与人互相打分的系统,看着就很眼熟。(剧中片段:一位女性一边为咖啡师打分,一边被邻居打分,人人对彼此笑脸相迎。)
我来介绍一位把《黑镜》里的技术看得非常认真的人:迪伦·亨德里克斯,他在未来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Future)工作。这是全美历史最悠久的前瞻研究机构,他们不预测未来,而是「预见」未来。我以前不知道有这样的机构,但很高兴它存在。
亨德里克斯: 我们只能抵达那些我们能够设想出来的未来。所以,如果我们能想象更多的可能性,在往哪里走这件事上,我们的选择就更多。
维尔: 亨德里克斯说,《黑镜》让人们开始思考我们正在使用的技术会带来什么。它虽然设定在未来,却扎根于真实存在的可能性与风险。那么,我们离《黑镜》描绘的那些未来到底有多远?这正是他要谈的。在某些情形下,一点也不远。
比如这一集,情节相当直白:四十分钟,基本就是一个机器人在追杀一个女人。亨德里克斯说,这个机器人的原型是波士顿动力(Boston Dynamics)公司已经开发出来的产品:具备机器学习能力的四足机器人,接近人工智能。
亨德里克斯: 它们确实是通过置身于世界之中,通过真实的反馈和对世界的体验来学习的。它们在学习怎么开门、怎么识别物体、怎么穿越地形。
维尔: 亨德里克斯说,这种技术不久就会被军方使用,而且面向个人和私人消费者的制造成本也不会很高。
亨德里克斯: 这很可能是我们有生之年就得面对的事:所谓的看守机器人,能干到令人恐惧的地步。
维尔: 另一集讲的是一位母亲给女儿植入芯片,能实时看到女儿眼中所见,并过滤掉一切令人不安的画面。亨德里克斯说,这种技术会让我们对孩子的控制远远超过以往。于是我们面临一个问题:
亨德里克斯: 孩子被允许犯错吗?那不正是成长的一部分吗?如果你阻止他们犯错,他们以后会不会犯更大的错?
维尔: 母亲透过女儿的眼睛看世界,亨德里克斯说这是最离奇的部分,但也并非天方夜谭。
亨德里克斯: 这其实不是不可能。已经有研究在 CT 扫描下从人脑中重建记忆图像。所以,设想我们终有一天能直接从视神经上捕获图像,再加以转译和播出,这并不疯狂。
维尔: 在《马上回来》(Be Right Back)这一集里,一位女性使用了一项服务,依据已故伴侣生前的数字通讯记录,重建出他的意识,再把这份意识灌注到一具极其逼真的身躯中。她的伴侣在某种意义上死而复生。(剧中片段:复生的「他」抱怨没给他留衣服,说这样登场太不体面,还问有没有毛巾。)
那么,创造机器并赋予其意识这个想法呢?
亨德里克斯: 对我来说,这从来就是个无从谈起的问题,因为科学界没有任何人掌握哪怕接近可操作的意识理论。关于意识的一切,都还停留在哲学层面。
维尔: 亨德里克斯说,没有对意识是什么的理论理解,就无法设想出一条创造它的路径,我们卡在这里了。如果我们真在逼近它,那将是发现火种那个级别的发现,改变一切的发现。
我们真正拥有的是机器学习:计算机能筛选海量数据并从中学习,从而做出我们并没有编程让它们做、而是它们自己学会的行为。在我们看来,其效果可能像是意识,但两者之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
机器或某种实体能够承载意识,无论是我们的还是它们自己的,这是《黑镜》里反复出现的焦虑。《卡利斯特号》(USS Callister)那一集就是如此:那是一个玩家可以操控和设计的虚拟现实世界,而(这算是个小剧透)模拟世界里的人物其实是有知觉的。因为这个家伙是个混蛋,一直在虐待他们,所以虐待也是真实的。这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因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这些模拟环境已经足够引人入胜,人们会愿意在里面花越来越多的时间。
亨德里克斯是个乐观主义者。作为一名未来学家,他对《黑镜》最大的不满,就是它太阴暗、太反乌托邦了。
亨德里克斯: 我们非常需要更多地去辨认,哪些是积极的未来。在哪些事情上,我们能用技术真正地解决问题?
维尔: 所以,说到虚拟现实,亨德里克斯看到的不只是末日场景,还有机会。举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我们没法阻止人在现实生活中互相伤害,那也许可以把这种反社会行为引导到虚拟现实里去。他举的例子可能有点难以下咽。
亨德里克斯: 假如现实世界中的性侵犯因为这类模拟的存在而减少了,那这种模拟难道不是一种公共善吗?如果事实证明我们无法完全遏制某种行为,却能把它引到一个对真实的人伤害更小的地方去呢?
维尔: 亨德里克斯说,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紧迫,也不只适用于虚拟现实:一项技术,究竟更可能鼓励反社会的冲动,还是更可能减轻其后果?亨德里克斯在问这些问题,家长们在问,一些技术人员也在问。但最终由谁说了算?
《哲学清谈》,丽莎·维尔报道。
泰勒: 谢谢丽莎带我们游览了未来的种种反乌托邦可能。我是肯·泰勒,和我的斯坦福同事乔希·兰迪一起,作为本校「弗兰肯斯坦二百年」项目的一部分,在 CEMEX 礼堂向各位播出。
兰迪: 今天的嘉宾是一位物理学家,斯坦福工学院前院长,最近刚出任本校第十三任教务长。请欢迎珀西斯·德雷尔。
泰勒: 珀西斯,欢迎。刚才乔希和我在讨论潜在的危险技术,甚至怪物般的技术。我知道这是你关注已久的话题,你最初是什么时候对这些问题产生兴趣的?
德雷尔: 准确的回答是,我是在这种氛围里长大的。我父亲是理论物理学家,他把一部分人生用来追寻理解自然世界的梦想,又把很大一部分人生投入军备控制,努力让世界免于核战争的恐怖。所以,从我小时候起,这些问题就一直在我们家里。
兰迪: 那你站在哪一边?肯和我刚才在争论,我们该做乐观派还是悲观派。核战争之类的威胁就悬在地平线上。你觉得,现在或者不久之后,会不会冒出某个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式的人物,把某种真正致命的东西放到世界上来?还是说,我们基本上会没事?
德雷尔: 我觉得,外面那些工程专业的学生,他们做的东西确实可能给世界放出可怕的东西,但同样可能给世界带来美好的东西。技术和发现就是这么运作的。
泰勒: 然后呢?
德雷尔: 我只是乐观地相信,好的一面会赢。
泰勒: 等等。我想放眼整个世界,因为我们很容易只盯着美国的语境。如果希特勒赢了那场战争,如果斯大林……斯大林确实得势了很长时间。
德雷尔: 确实如此。
泰勒: 带来了一桩又一桩惨剧。技术落在错误的人手里,某个恐怖分子弄到一枚脏弹。放眼整个世界,是什么在掌控着技术?
德雷尔: 人。归根到底,必须是人为自己创造的技术承担责任。技术无论如何都会被发明出来,你拦不住。
泰勒: 那我们能把细菌武器、核武器、化学武器管住吗?化学武器已经遍布世界,那是穷独裁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能不能让有问题的技术,远离所有有问题的人?
德雷尔: 我们永远做不到完美。但我们从 1945 年起就有了核武器,而 1945 年之后它再没被使用过,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生物武器我们迄今也控制住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停下来不再努力?绝对不是。但你有理由保持乐观。
泰勒: 所以你看着这个世界,看着全球变暖之类的事,你依然自信而乐观,不像《黑镜》里那些人那样看世界。
德雷尔: 我从没看过《黑镜》,所以我不想谈《黑镜》。
泰勒: 你的世界更像《星际迷航》,而不是《黑镜》。我们要走出去,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掉。
德雷尔: 可如果我不乐观,那我还剩下什么?
兰迪: 也许是警惕。
德雷尔: 我信奉警惕。
兰迪: 那好。那些正在兴起的东西呢?比如视频伪造技术。如果我理解得没错,我们可能很快就会看到,人们可以让你在视频里说出任何他们想让你说的话。
德雷尔: 是的。
兰迪: 那么,这类东西由谁来管?
德雷尔: 这个问题问得真好。
泰勒: 我们稍后再回答。短暂休息之后,我们会尝试回答这个好问题,以及现场观众更多的好问题。这里是《哲学清谈》,从斯坦福校园的 CEMEX 礼堂向各位播出,嘉宾是斯坦福大学教务长珀西斯·德雷尔。
兰迪: 下一节,我们要谈的是,如何在激动人心的创新与社会责任之间取得平衡。怎样才能只要好处,不要坏处?
泰勒: 发明、识别与干预,外加来自我们这些懂技术的观众的提问。《哲学清谈》马上继续。
兰迪: 再次感谢我们的音乐嘉宾蒂芙尼·奥斯汀三重奏。这里是《哲学清谈》,我是乔希·兰迪。
泰勒: 我是肯·泰勒。我们的嘉宾是斯坦福物理学家、教务长珀西斯·德雷尔,我们在思考怪物般的技术。
兰迪: 接下来我们要接受各位的提问。有问题的朋友,请到舞台前方的话筒前排队。珀西斯,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我认为资本主义让创新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变得非常困难。我们做得到吗?
德雷尔: 我要说,我们有过去做到过的存在性证明。核技术上我们做到了;一些生物技术上我们也做到了,比如重组 DNA(recombinant DNA)。在那些领域,学术共同体确实挺身而出,承担了责任,没有把技术一股脑地推向商业应用能走到的最远处,因为他们意识到那里有潜在的危险和威胁。
泰勒: 你真是个乐观的人。很高兴你是我们的教务长。我们可不想要一个丧气的教务长,真的不想。但我得说,我丧气得多。我不太相信,资本主义的技术生产有能力始终为了人类的福祉去约束技术。原因在这里:决策是局部做出的。比如,我要搞自动化,让我的公司更有效率,我要裁员。我不会去想这件事的总体效应,我想的是我的竞争优势。有人在跟我竞争,而且不只是在这个经济体内部,是全世界。我不这么做,别人就会这么做。所以压力全都是自下而上、从局部产生的,然后聚合成某种东西,一团糟。
兰迪: 我想我们已经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身上看到这一点了。这些社交媒体的利润靠点击、点赞和分享驱动,而这些又主要靠争议性的新闻驱动。于是阴谋论和假新闻,对财务报表来说是好事。
德雷尔: 你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点。在我举的那两个例子里,威胁很早就显而易见了,你知道外面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而社交媒体、机器学习带来的威胁,它们非常真实,我们也已经看到它们在发作,但当初我们没有意识到它们是危险的。所以现在的处境有些不同。在我看来,还有另一个鲜明的差别:在核武器或者重组 DNA 的案例里,这些领域的领军人物站出来领导了。那么现在,领导者在哪里?
泰勒: 说得对。核武器的威胁之所以鲜明,是因为人们曾经真的在考虑核战争下怎么活。后来关于核冬天的研究一出来,大家惊呼:天哪,这事不能就交给苏联和美国去斗,全世界都有份。我觉得全球变暖也是一样,但存在一个「谁先走」的问题。《巴黎协定》很不错,可看看我们现任总统干了什么。「谁先走」的问题始终在那里:我可以搭全世界的便车。所以我认为,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机制能强制在创新与责任之间取得平衡。这样的机制少得可怜。
德雷尔: 在全球变暖的问题上,我认为,当经济因为气候影响开始崩塌的时候,资本主义会来帮我们的忙。但回到互联网,我觉得那里的挑战在于,对问题的认识现在是真实的了,可我还没看清领导力会从哪里来。如果这个领域自身不拿出一些领导力,那就是监管以非常粗暴的方式介入的时候。
泰勒: 给他们开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跟我开场说的一样。
兰迪: 在这一点上我现在可以同意你了,肯。看看 Facebook 现在的所作所为,他们要么是真的在否认现实,要么就是处于某种……
泰勒: 等一下。资本主义有它自己的逻辑,我们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市场是很棒的东西,这我不想否认。Facebook 的商业模式依赖于一个重要的东西:他们是平台(platform),不是出版者(publisher)。作为平台,他们可以说:来者不拒。我们喜欢这样,有自由,有可及性。如果我们强迫他们成为出版者,承担出版者的一切法律责任和义务,我不确定他们在经济上还能不能活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事并不简单。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的?
兰迪: 什么决定?
泰勒: 做平台而不做出版者的决定,怎么做出的?
兰迪: 因为他们是优秀的资本家。
泰勒: 出版者现在什么下场?被这种新技术锤得够呛。如果 Facebook 要去认证、核实、分发,并且承担法律责任,我不认为他们能拉来那么多投资人。也许在座的就有投资人。如果他们说「我们的商业模式是做一家出版者」,那些投资人还会投他们吗?
兰迪: 也许会。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指望这些行业里的人自我监管,在我看来,那就是让狐狸看管鸡舍。我不觉得能走多远。
德雷尔: 你们给他们的是相互冲突的激励。
兰迪: 正是。激励结构看起来是错的。你居然连全球变暖都乐观,这我很喜欢,你比我乐观一些。也许等一切都太迟了,资本主义才会启动。那你觉得,有没有一种办法,也许不靠监管,至少在社会层面改变激励结构,让为了钱毁掉星球变成一件不酷的事?
德雷尔: 我们现在谈的是全球变暖,还是互联网?我得知道我在谈哪个问题。
兰迪: 随便哪个。挑你能乐观的那个。
德雷尔: 这两者其实非常不同。关于互联网,我认为威胁在近几年变得可见了,而且我确实看到证据,思想领袖们开始思考如何应对。比如,虽然不是我的专业领域,但我还是说一下:如今围绕机器学习及其危险的讨论,比五年前、十年前围绕新社交媒体平台的讨论多得多。这也许只是因为机器学习的威胁更显而易见,但我认为也可能是思想领袖们开始有了更强的责任感。硅谷的文化,正如《纽约时报》最近一篇文章所说,是「先做出来,事后再请求原谅」。我认为我们正在从这种文化中走出来。所以,乐观如我,看到了这种社会责任感萌芽的迹象。在我们的学生身上,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点。
泰勒: 学生的事我下一节再问。我想先退回去谈谈思想领袖和创新者。我从小被教导的是:让科学和创新自由发展。你说的是先创新、先做出来,然后再操心后果。你认为,我们是否应该在事前就约束技术和科学,说:那里别去,那里别碰?
德雷尔: 我不认为那行得通。在基础科学发现的阶段,你肯定还知道得不够多。即便到了技术阶段,你可能发现了一种生物武器,可能发现了有限核武器,并且决定不去建造有限核武器。但我必须知道那里能做出什么,因为战场另一边的那个坏人,未必有同样的道德责任感。我得有能力保护自己。
泰勒: 而科学的本质是传播。如果说的是大学里的科学,而不是私营企业,我们并不把发现藏起来,我们传播它们、发表它们。我猜想,你告诉我对不对,大概每个大学物理系的学生都知道怎么造核弹。
德雷尔: 我希望不是。其实没那么容易。
泰勒: 我不是说他们有能力,而是说他们知道,或者能推出来需要什么。
德雷尔: 他们都知道基本的物理原理。真正要造出来,要实现临界之类的,是很难的。不过我听说,如果在互联网上找得够仔细,能找到制造小型核武器的方法。所以关键是控制裂变材料。
泰勒: 再看看伊朗,特朗普那么担心,全世界都担心。他们够聪明,技术也够先进,只要下定决心就能做到。问题只在于我们能不能阻止。这种知识你没法装回瓶子里。
德雷尔: 对,正因如此,那么多人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付出了那么多努力。既然拦不住知识,现在的重点就是防扩散,而不再是相互毁灭,也不再是担心一个已经不存在的苏联。
兰迪: 听起来,这里其实有三个阶段。第一是发明阶段。我同意你说的,这个拦不住。
德雷尔: 对。
兰迪: 然后是识别阶段,认识到它可能有危险。也许我们应该鼓励人们去做这件事。再往后,可能还有干预阶段,我们可以动用监管或者社会规范。
德雷尔: 对,乔希,这个划分非常好。而正是在中间那个阶段,技术人员自身对他们正在开发的东西怀有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是绝对关键的。那是决定性的时刻。因为如果等到后面靠监管来解决,效果就没那么好了。
泰勒: 您正在收听《哲学清谈》。我们在斯坦福校园的现场观众面前讨论怪物般的技术,嘉宾是珀西斯·德雷尔。现在来听现场观众的提问。我从一边到另一边轮流来。请上前,告诉我们您的名字、从哪里来。只说名字,不说姓,外面有疯子。欢迎来到《哲学清谈》。
观众(贾伊什): 晚上好,我叫贾伊什,在斯坦福读的硕士。您刚才有个很好的观点:我们没法压制、停止或放慢技术的发明阶段。但影响它这方面呢?现在有很多讨论说,Twitter、Facebook、Google 这些东西,是由世界上一小撮人建造的,而这影响了这些技术塑造我们世界的方式。比如 Twitter,人们在那里时刻遭受骚扰和欺凌。您觉得我们该怎样改变这一点?怎样才能增加多样性,既包括发明这些技术的人的多样性,也包括我们在发明时所依据的观念的多样性?
泰勒: 有答案吗?
德雷尔: 你在看我,我还以为你在看别人。Twitter 是一个有着奇妙好处的工具,但也被以非常负面的方式使用。我常常思考,有没有办法在 Twitter 上确保至少某种程度的问责。据我所知,这些公司中的许多家,其实有关于虚假账号之类的规则,但他们自己都不执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认为 Twitter,就拿它来说吧,确实应该对其平台的使用施加更多的问责。与此同时,如果整个社会能认识到,言论受到保护并不意味着言论在任何时候都是得体的,那就太好了。
泰勒: 你觉得下面这个说法怎么样?我认为在美国,我们的公司模型是错的,而且这跟技术密切相关,尽管乍听之下不像。我们用的是股东模型(shareholder model):公司应当服务于股东。我认为我们需要进步到利益相关者模型(stakeholder model):公司应当服务于它的利益相关者。谁是利益相关者?许许多多的人。这样,许许多多人的利益才能以某种方式被纳入考虑。我知道经济理论界对此有争论,但在我看来,除非我们让公司以更广泛的方式承担责任,否则要么就得靠政府的重手,要么就得靠别的什么。你怎么看?
德雷尔: 我是物理学家,你是哲学家。我们俩正在现场重新设计美国经济。我不知道。
泰勒: 又一个问题。欢迎来到《哲学清谈》。
观众(卡尔): 我叫卡尔,在麻省理工待了很长时间,现在在斯坦福,这里有它的优势。我们正在建造一个「叛徒物联网」(Internet of Traitorous Things):一个设备如果违背其用户的利益行事,它就是叛徒。硅谷最大的那些公司认为,十年之内,这个房间里的大多数人都会戴上全息眼镜。当你做的、看的、说的一切都能被记录下来并归他人所有,我们该怎么办?
泰勒: 待在家里,永远别出门。
德雷尔: 你不必戴那副该死的眼镜。你不必把自己的信息全交出去。
泰勒: 勒德分子活不下去的。你有手机吗?
德雷尔: 有。
泰勒: 那你就已经在里面了。刚才你回答上一组问题时说,我们是哲学家,你是物理学家,我们在这里重新设计经济。但这正是我想说的,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一起参与这个世界的塑造与重塑。我不想培养出这样的学生:「我是工程师,我是物理学家,别的不归我管。」
德雷尔: 我完全同意。
泰勒: 那我们怎么做?怎样让这场对话变成一场涵盖所有这些人的广泛对话?在我看来,我们需要的正是这个: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坐在一起,和政治家坐在一起,和记者坐在一起。
德雷尔: 还有经济学家。别忘了经济学家,在这件事上他们其实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泰勒: 也许吧。
兰迪: 不过现在也有一些模式。医院有伦理委员会,负责某些类型的……
泰勒: 人体试验的审查委员会,不就是因为在斯坦福做过的某些实验才有的吗?
兰迪: 监狱实验?
泰勒: 对,机构审查委员会(IRB)。所以并非一切都是蛮荒西部,我们不必两手一摊。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可以决定把这些技术创新领域朝着某个方向推一推,让它们内置一点监督和责任。
德雷尔: 是的,我们可以,而且不会那么难。但第一步是承认威胁的存在,而我认为这恰恰是刚刚才发生的事。我同意你们的方向,但我要指出,指望现在就全都到位可能不现实。因为直到几年前,我并不认为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个威胁的规模。
泰勒: 欢迎来到《哲学清谈》。您是哪位,有什么评论或问题?
观众(维多利亚): 我叫维多利亚,是本校的本科生。我的问题也许偏哲学一点。从结构上说,人工智能的兴起,或者说对开发和研究它的追求,意味着传统劳动力的被取代。计算机开始承担超出单调重复的复杂任务:我们已经看到它们开始诊断疾病、起草法律文件,甚至写诗。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能力被放大,而社会中最脆弱的那些劳动者受到的伤害最大。那么,参与 AI 开发的公司或个人,是否有道德责任以税收或其他形式来补偿?我们该怎样从概念上思考这个问题?
泰勒: 你有看法吗?还是想把这个踢给别人?
德雷尔: 我有看法,但我很想先听听哲学家怎么说。
泰勒: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说到经济学家,他们在这一点上也有分歧。过去人们相信,技术摧毁工作岗位,但会创造出补偿性的岗位。这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可靠,事情很复杂。有些人相信,总有一天技术会成为人类劳动力需求的净摧毁者。我们可能在未来十年、十五年内看到人类劳动力需求下降百分之四十,在下一个世纪,人类劳动力的需求可能几乎消失。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生活?当然有道德责任,但它落在谁头上?这真的很难,是我们面对的最难的问题之一。
兰迪: 我不是说这是个容易的问题。但我认为可以把我们在其他地方用的原则用到这里:如果有些事是一个理性的人或一群理性的人能够预见的,那你就应该着手去预见它。如果你连试都不试,我认为你就可以为此被追责。
泰勒: 还有很多问题,我们得休息一下。下一节我们会从一批问题开始。提醒各位,您正在收听《哲学清谈》,从斯坦福校园的 CEMEX 礼堂向各位播出,这是本校「弗兰肯斯坦二百年」项目的一部分。
兰迪: 我们正与斯坦福新任教务长珀西斯·德雷尔一起思考怪物般的技术。最后一节,我们会请珀西斯谈谈,她认为我们应当如何培养未来的工程师。
泰勒: 为责任而教育,外加现场观众更多的提问。《哲学清谈》马上继续。
兰迪: 再次感谢现场的音乐嘉宾蒂芙尼·奥斯汀三重奏。我是乔希·兰迪,这里是《哲学清谈》,一档质疑一切的节目。
泰勒: 唯独不质疑您的智力。我是肯·泰勒。我们正和斯坦福大学的珀西斯·德雷尔一起思考怪物般的技术。我们攒了一大堆问题,直接开始吧。欢迎来到《哲学清谈》。
观众(萨拉): 你好,我叫萨拉,是斯坦福的本科生。我们生活的社会存在巨大的社会经济差距,而新技术出现时,往往只有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才能获得。我想知道各位怎么看:发明者和公司如何确保这些差距不会大到无法弥合?
泰勒: 她这个问题的预设是,这是技术人员自身的责任。你认同这个预设吗?还是说这是更广泛的社会责任?
德雷尔: 我想说,我认为更广泛的社会应当承担责任。技术界也承担责任,我当然乐见。但我也想指出,某些技术在某些方面一直有着惊人的民主化作用。所以这是双刃剑。但归根结底,对我来说,这大概会暴露我的政治倾向,我确实相信社会应当承担责任,确保技术能被广泛地获得。
泰勒: 那怎么做?你不是搞政治的。我们可以往那个方向走,让你做哲学王。不过我想先追问你刚才说的一句话:民主化的技术。有时候,那些看起来民主化的技术,比如互联网,本该是伟大的民主化技术,却反而把公共广场拆毁了,因为它们用噪音取代了知识。过去那些权威机构做的一件事,是认证:认证什么是正当的、可知的、值得关注的。当人人都能进入……
德雷尔: 让我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过去,如果你想做理论物理,就得待在普林斯顿、斯坦福、哈佛、牛津这样的重镇;如果你想了解理论物理最热门、最新的东西,就得寄一张小明信片去索要预印本。这些都过去了。现在理论物理的创新来自全世界,那是非常了不起的。
泰勒: 这倒是真的。那是好的一面。
德雷尔: 我是乐观派嘛。
兰迪: 欢迎来到《哲学清谈》,先生,有什么评论或问题?
观众(韦德): 我叫韦德,来自俄勒冈州波特兰。作为一个在庞大组织里工作、有志于成为工程师的人,当你只是一台更大的机器里一个小小的齿轮时,该如何面对这些考量?
泰勒: 这个给你,珀西斯。
德雷尔: 无论你在组织的哪个层级,永远不要丢掉你的道德罗盘,并且用它来要求自己问责。它会指引你。
兰迪: 这些话很鼓舞人。那么我要问你:这些话足以激励下一代初出茅庐的工程师吗?在座的就有不少在校学生。我们该怎么做,才能确保下一代是在帮助这个世界,而不是成为新的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缺乏应有的警惕地去创造?
德雷尔: 我坚定地相信,工程师不能只受工程教育,他们必须受到广博的教育。因为他们必须在乎自己将要参与发明的技术会带来什么影响。这种在乎,不是靠多修几门物理、数学或工程课得来的,而是靠修一门哲学课、一门文学课,被迫去彻底思考自己所做之事的影响。或者,如果他们的兴趣更直接一些,就去修一门社会科学课。我认为,把工程师只当作工程师来培养,是一种罪过。
泰勒: 我完全同意。我对学生说这话时说得很直白,他们有时会倒吸一口气。我说:希特勒有他的技术人员,斯大林有他的技术人员。只做技术人员是不够的。如果你只是一个技术人员,你就只配做某个更大的社会力量的工具。可那是你想要的吗?你想只做一个工具吗?学生听到这话有时会愣住。但这就引出了问题:我们怎样让他们不只是工具,怎样把他们培养成技术领袖和思考者?我知道你希望他们修一门哲学课,但你不会强迫他们修。你不会把它列为必修。
德雷尔: 我确实相信,如果你把某样东西设为必修,人们会因为它是必修而去做。但如果他们不是自愿走向一个学科,他们就不会吸收它、学会它、内化它,那就纯粹是浪费时间。所以他们必须自愿而来。在斯坦福和大多数其他学校,我们有一些温和的办法鼓励学生拓宽知识面。这些办法在某些方面可以不那么温和,可以更有规定性一些。
泰勒: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大学教育正处在一场深重的危机中,我相信我们处于危机状态。危机有两个来源,但我们只关注其中一个。我认为,我们变得太专注于向学生灌输一种狭隘的、技术官僚式的教育。一部分原因是学生自己要求我们这么做,因为他们的父母,也因为我们背着一个愚蠢的、名不副实的「发财大学」(Get Rich U)的名声。他们想着追逐那枚铜环,抢到热门工作。我认为我们必须直面这个问题,而且这不是小事,这是大事。
德雷尔: 好,但还有另一层。我确实认为,有些学生出于错误的理由选择技术类专业,比如计算机科学之类。帮助他们出于正确的理由选择自己想学的专业,显然是我们的责任之一,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但我也想说,这里我要以一个只在工学院待了两年半的人的身份来说话,我不是工程师,从没修过工程课。工学院已经做了、并且正在做的一件非常令人钦佩的事,是他们认真思考的不只是「我们需要向学生传授什么」,还有「学生想学什么,想以什么方式学」。这种关注帮助了一些专业,计算机科学就是其中之一,变得极具吸引力,并且有非常好的入门通道。其他学科,当然包括我自己的学科,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泰勒: 欢迎来到《哲学清谈》,有什么评论或问题?
观众(马基亚): 我现在想替经济学家辩护一下。我叫马基亚,教经济学、商科和计算机信息系统。我想先预设一点:经济增长是好的,这一点我们能达成一致吧?在原理级别的经济学里,我引用罗伯特·霍尔和约翰·泰勒,因为那是我们用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过去五十年现代世界、第一世界的绝大部分增长,都来自技术进步,也就是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更多人工作或人们工作得更辛苦。经济增长也带来好事:我们的预期寿命更长了,而且不只是活得更久,人有用的生命阶段也长得多。我想,现在五十岁大概就是从前的三十岁。
泰勒: 我也愿意这么想。不过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作为经济学家,你站在哪一边?生产率,也就是人均产出更高,这没问题。但关于技术会不会减少对人类劳动力的需求这场辩论,你怎么看?会发生吗?
观众(马基亚): 这正是我的下一点。我对宏观经济学的学生说,谈到经济增长,这是宏观课的一大重点,要看世界上的人在往哪里迁徙:是走向机器人,还是远离机器人?是走向工厂和计算机所在的地方,还是远离它们?我们看到,在人类历史的此刻,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概是最高的,尤其是有机会的成年人。当然必须承认,人会被取代,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会取代人。但那些人往往是没有受过足够教育、难以调整的人。所以你必须是可塑的。在一定程度上,机器或机器人是人的替代品,但在更大程度上,它们是人的互补品。机器和人一起工作,这就是增长不断提高的原因。所以我的问题是:如果技术带来增长,好事在发生,那这为什么是坏事?
泰勒: 我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未来学家。人们害怕的是这样的事。就拿无人驾驶技术来说。这个国家大概有三百万人靠开车谋生。他们会很快被取代。那是一份稳定的、体面的中产阶级工作,而这些人并不可塑。你可以说「要可塑」,但人没有那么可塑。宾夕法尼亚一个五十岁的卡车司机被取代了,他就是被取代了,他不会去干别的了。我们怎么应对?
兰迪: 更不用说气候变化了。我们在预期寿命之类的事情上取得这些渐进的进步,但代价由未来的世代承担,而我们没有为他们考虑。到头来,所有这些进步,都会被我们未来要面对的挑战彻底压倒。
泰勒: 你想回应一下吗?
德雷尔: 不,我只是想以乐观的调子收尾。
泰勒: 一切都会好的。
德雷尔: 不,如果我们不努力,一切不会好的。我们必须努力,而且不能放弃,不能把这份责任让渡给任何别的人。
泰勒: 接下来这么办。节目基本上到这里就结束了,但还有人排着队要提问。既然排了队,我们就接着回答。我会做一个干净的切断,各位可能上不了广播,但至少能跟我们聊上。然后我停下来,你说几句智慧的话,我们跟你道别。现在先请这三位。欢迎来到《哲学清谈》,先生,有什么评论或问题?
观众: 我了解的一个领域是自动驾驶汽车。现在有一股很大的推动力,所需的技术极其复杂,很多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在做,但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并不真正去问自动驾驶汽车的未来影响。不过很多负担也不在他们身上,而在资本主义体系上,在 Google 和福特的高层身上,他们才是真正想从自动驾驶汽车生意里赚大钱的人。作为消费者,我们该怎样对自动驾驶汽车这类东西进行反制?
德雷尔: 如果我们不喜欢自动驾驶汽车,没人会强迫我们买。事实是,如果有了自动驾驶汽车,它会极具吸引力:它会让通勤更轻松,很可能会让公路更安全。
泰勒: 这毫无疑问。
德雷尔: 所以你可以说这项技术是好的。你担心的是工作岗位的流失,而那就是社会的责任了,要么再培训,要么让转型放缓。我认为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做,虽然不知道会不会做:从每辆车里都有一个人在主动驾驶,到一整支车队里空无一人,这个过渡其实是缓慢的。如果你真正去思考和规划,完全可以以渐进的方式完成。
泰勒: 这肯定是对的。更深一层的意思是,我们必须不再把技术当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来看待,在教育学生时也必须如此。不能再想着:我们生产了技术,技术改变了世界,然后惊呼「天哪,我们在世界被这样改变的过程中竟然没有任何能动性」。技术是怎么改变世界的?是通过被人在具体的情境中部署。
德雷尔: 它是一个大得多的系统的一部分。
泰勒: 对。所以我们必须考虑整个系统。哪怕是一个年轻的设计师……
德雷尔: 也做得到。
泰勒: 也可以清醒地意识到:我正在进入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我是一个思想领袖,我念的是斯坦福这样的学校,我应当自省,应当做一个公民。
兰迪: 这又回到珀西斯之前的观点:不要只钻研你的专业领域,还要学一点人类心理学,学一点宏观经济学,学一点……
德雷尔: 舞蹈。
兰迪: 正是。欢迎来到《哲学清谈》,再问一位,然后我们干净地切断。
观众(谢尔比): 晚上好,我叫谢尔比,在斯坦福拿了工程和商科学位。我有两点。我想做一个乐观派,我不知怎么也确实是个乐观派,但逻辑总是挡在路上。你们说靠人使用技术、靠人负责,我看到的问题是:那必须是每一个人、永远地负责。朝鲜在搞事情,全世界都在做 CRISPR,在创造各种东西,它就在那里。这是一点。另一点是,我们有了 AI。AI 和其他所有怪物都不同,因为从哲学上说,它可能拥有自己的意志,而我们不知道它会发展出什么样的意志。那么问题是什么?我们怎么能不悲观?
泰勒: 这个也给你回答。不过我得说,AI 正在势不可挡地到来。
德雷尔: 是的。
泰勒: 我们的前同事,已故的约翰·麦卡锡,他们在 1950 年前后开过一次会,说到 1970 年就会有 AI。那有点言之过早。但 AI 正在势不可挡地到来,数据也在到来。凡是人能做的事,某个 AI 软件都会做得更好。这一天就要来了。
德雷尔: 这个赌我敢接。
兰迪: 我也接。
泰勒: 不,它要来了。
德雷尔: 我倒想看看谁能设计出识别这一点的软件。
泰勒: 这已经是事实了。甚至不需要超级智能的 AI,只要想想机器学习技术:它们的诊断已经比一般的医生强了。
德雷尔: 诊断,好吧。
泰勒: 任何涉及模式识别的事……
德雷尔: 我们做的很多事都超出了模式识别。
泰勒: 我说的是今天以及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它要来了。好吧,我们投票决定。
德雷尔: 你要想睡个好觉,就去试试 Google 翻译。
泰勒: 欢迎来到《哲学清谈》,先生。
观众: 你好。我先要称赞上一位发言者,他把我想说的大部分都说了。你们说「技术」,但并不存在单一的技术。我希望你们至少做个区分,就像他试图说的那样。医学界做了了不起的事,这你无法否认;而另一方面,在开始触及真正危险的领域时,医学界似乎把它当回事,正在采取行动。我猜是因为政府一直在盯着,因为那真是严重的问题。可技术界似乎只专注于那些好玩的小把戏。还有一件事:有人写了一本书,比如福勒写的,他显然有点极端,说实话我还没读完。但他说的有道理:那六家了不起的公司的所有者,真的以为他们拥有一切,他们很像上帝,决心引导我们的意志。他们是守门人: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我们想学的东西,他们可以建模,可以修改。这是危险的问题。如果你以为他们最终会站出来说「好吧,我们全放弃,算了」,那太天真了。悲观是一回事,但要真正做点什么,我认为最终需要有人站起来,就像佛罗里达那些年轻人站起来说「够了」那样。必须有一些群体站出来,逼国会或者别的什么地方采取行动,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们造成了一种不可接受的财富分配,你们创造了夺走并摧毁每个人隐私的能力。他们就是这么说的:你没有隐私。你有一部手机,你就没有隐私。
泰勒: 珀西斯,这又回到那个问题:大人在哪儿?
德雷尔: 对,回到了大人在哪儿。我认为,等这段历史被写下来的时候会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不确定就连那些公司的所有者当初是否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他们有一个选择:要么开始承担一些责任,要么政府监管介入,像当年拆分 AT&T 那样把他们拆分掉。我们认为那里存在一个终极权威。但我不确定那是正确的答案。所以我确实希望,大人们站出来,开始着手解决问题。
泰勒: 最后一个问题。
观众: 谢谢。我想问问你们之前关于鼓励人文教育的讨论。我丈夫和我都是这里的校友,他是哲学专业,我是工程专业。我们现在常为自己的孩子讨论这件事,他希望孩子接受扎实的人文教育。
泰勒: 那你呢?
观众: 我说,当然,学一些很好,但他们最好还是主修工程。这又回到那个问题:我发现工程学位好找工作,我也确实相信受过人文教育的人会成为更好的人,可他们大学毕业之后呢?他们得付房租,得做那些事。我们怎样弥合这个鸿沟,鼓励更多人这么做?
兰迪: 我理解珀西斯并不一定是在建议人们主修人文学科。
德雷尔: 不是。
兰迪: 所以想法可以只是:如果你要当工程师,也去学些别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折中。
德雷尔: 不过,如果要我把赌注押在未来的学位上,我押的不是纯工程学位,而是具备计算素养的社会科学学位。因为你需要知道该问什么问题。眼前有这些巨大的社会挑战,我确实相信社会科学帮助你理解该问什么问题,但没有计算素养,你就无法理解这些问题。所以我真的认为这是一个神奇的组合,我愿意把钱押在上面。
兰迪: 所以,如果你真想让孩子找到工作……
泰勒: 我有做父母的直觉。这段不会上广播,所以我可以说:这是斯坦福的观众,未来的学位就是斯坦福的符号系统(Symbolic Systems)学位。
德雷尔: 舞蹈,舞蹈才是未来的学位。
泰勒: 我想简短地回应一下这个问题,然后给你一个干净的切断。我们在教育的是这个世界的塑造者和重塑者。人类社会在不断地塑造和重塑自身,而我们这些斯坦福学生将在塑造与重塑世界的过程中扮演角色。我们需要在多个方面教育他们。我们需要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伟大的工程师、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文学思考者、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但我们也需要让他们每个人明白,塑造和重塑世界是一件深度协作的事,需要多学科的才能。这中间不存在竞争。我们现在出了一件愚蠢的事,学生问:「你是技术派(techy)还是人文派(fuzzy)?」你最好两者都是。你最好是个「技文派」或者「文技派」,随便怎么叫。因为如果我们培养不出这些东西同时活在身上的人,那么世界的塑造与重塑将是一场灾难。
德雷尔: 而且这需要一个道德罗盘。
泰勒: 当然。
德雷尔: 你们在为此培养学生吗?我刚才听你列的清单里没有这一项。
泰勒: 我对此有深深的承诺,深深的承诺。好了,现在我们假装刚才那些都没发生。珀西斯,你还有最后一句智慧要送给我们,对吧?
德雷尔: 压力来了。我认为,尽管前路充满挑战,我们必须守住我们的乐观。
泰勒: 那么,就在这个乐观的调子上,感谢你的加入。这是一场精彩的对话。
德雷尔: 谢谢。
兰迪: 我们的嘉宾是珀西斯·德雷尔,斯坦福工学院前院长,新近出任本校第十三任教务长。这场对话将在「哲学家角落」,也就是我们的线上思考者社区继续。那里的座右铭是「我思故我博」(Cogito ergo blogo)。访问我们的网站 PhilosophyTalk.org,就能成为这个社区的伙伴。
泰勒: 如果您有今天节目里没有讨论到的问题,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广播中,我们都很乐意听到。请把问题发到 [email protected],我们可能会在博客上刊出。接下来,请听一位语速快得像怪物的人:「六十秒哲学家」伊恩·肖尔斯。
肖尔斯: 玛丽·雪莱创作《弗兰肯斯坦》的年代,伽尔瓦尼刚刚用电让一条死青蛙的腿抽动了一下,据说是这样。盗墓者正在挖尸体,卖给医学生上解剖课用。这一切,可以说都为她的小说通了电。盗尸之所以遭人痛恨,一个原因是当时普遍的基督教信仰:审判日来临时,我们将完整地复活。把尸体切开,复活就有点麻烦了。截肢者和上断头台的人怎么办,我就不清楚了,不过各位记得,无头鬼曾长期是一个文学套路。
《弗兰肯斯坦》写成大约十年后,两个有进取心的盗墓者伯克和黑尔把解剖学研究又推进了一步:他们直接杀人,为解剖学讲座提供尸体。据信他们独特的勒杀手法后来被称为「伯克法」(burking),正如伽尔瓦尼的名字成了青蛙腿抽动的代名词,而「弗兰肯斯坦」的名字后来成了怪物的名字,而不是怪物创造者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众所周知,传说的任性常常压倒历史的事实。葛培理牧师最近的去世,无疑是一个证明。在我的记忆里,他在福音派世界算是相对自由的人物,肯定是普世的:与教皇、脱口秀主持人和总统共进晚餐,讲道不用地狱烈火,发型体面,穿定制西装,不出汗也不咆哮。可他一死,天哪,涌出一大批恶意的人,为他的死而高兴,因为反犹主义,因为他和基辛格吃过午饭。同一个人,如今成了怪物。我们看着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名声起起落落,达尔文和马克思时不时被冠以怪物之名,外加误解;弗洛伊德则越来越无关紧要,因为药物取代了谈话疗法,心理治疗师在街头游荡,举着可怜的小牌子:「为换口饭,揭示您的无意识过程。」
明天的怪物今天正在被缝合起来:基因剪接、人工智能应用、自动驾驶汽车、全球变暖的恐惧,以及算法的暴政。这些可能是真正的怪物,也可能只是明天大片的题材,比如克隆恐龙。事实证明,克隆恐龙与其说是对人类的威胁,不如说是一台永不停歇的印钞机,而且一次也没有成真。至于弗兰肯斯坦的怪物本身,解剖已经不像当年那样引人入胜了,但假肢比比皆是,还有助听器、眼镜、改善情绪的药物、增强耐力的药物、增强力量的药物,足以把我们任何人变成一个丑陋、精神失常、具备掠食者本领的怪物。根本不需要弗兰肯斯坦式的创造者,货架上直接拿,省掉中间商。有了先进的后弗洛伊德咨询技术,我们还能拥抱新的自我:那些合法获得的零散肢体,被吸收进一个崭新的、后人类的整体。倘若我们选择发狂,当然是在医疗监督之下,然后逃往北极,全球变暖将确保我们不必从一块浮冰跳到另一块浮冰躲避追捕,而是躺在刚刚变暖的平静海面上的漂浮垫上放松,用智能手机刷刷最新的假新闻,给我们崭新的双腿抹上防晒霜。稍作休整,再回华盛顿为跨人类运动游说:「被黑的生命也是命」。请慷慨解囊。我得走了。
兰迪: 《哲学清谈》由旧金山 KALW 地方公共广播电台与利兰·斯坦福大学董事会联合呈现。版权所有,2018 年。执行制片人是大卫与马特·马丁。特别感谢斯坦福工学院、符号系统项目、哲学系及「哲学与文学」项目。
泰勒: 也感谢 Sun Lee、Emily King、Dan 以及我们的音乐嘉宾:钢琴亚当·舒尔曼,贝斯大卫·乌尔,还有独一无二的歌手蒂芙尼·奥斯汀。节目高级制片人是德文·斯特罗洛维奇,劳拉·马奎尔是研究总监,市场总监是辛迪·普林斯·鲍姆。
兰迪: 《哲学清谈》的支持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多个团体,以及我们线上思考者社区的伙伴们。本节目中表达的,或者表达失当的观点,不一定代表斯坦福大学或我们其他资助方的意见。
泰勒: 哪怕它们是真实而合理的,也不代表。
兰迪: 对话将在我们的网站 philosophytalk.org 继续,您也可以在那里成为思考者社区的一员。我是乔希·兰迪。
泰勒: 我是肯·泰勒。感谢收听。
兰迪: 也感谢思考。
在斯坦福"Frankenstein@200"项目的《Philosophy Talk》现场节目中,哲学家 Ken Taylor、Josh Landy 与物理学家、斯坦福教务长 Persis Drell 围绕"怪物般的技术"展开辩论:技术发明无法阻止,真正的关键在于技术人员在"识别危险"的中间阶段承担道德责任,而工程教育必须与人文社科结合。
Ken 列举了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的核事故居民、石棉中毒的受害者,以及沙利度胺致畸的婴儿。这些例子出现在开场两位主持人的辩论段(第 8 段),用于回应 Josh 提出的历史上印刷机、织布机、电力等技术曾被恐惧却最终无害的论点。Ken 的策略是用有明确受害者的真实灾难,证明「从来没什么好担心的」这一归纳是不成立的,并借此引出玛丽·雪莱「技术可能致命」的主题。
她举了核技术和重组 DNA 两个例子(第 39 段)。她称之为「存在性证明」,即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平衡创新与社会责任」至少有过成功先例。在这两个案例中,领域内的社群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没有把技术一味推向商业应用,因为他们早早意识到了潜在的危险。她在第 34 段还补充了具体证据:核武器自 1945 年以来从未再被使用,生物武器至今受控。
因为科学界目前不存在任何「可操作的意识理论」,关于意识的一切讨论都还停留在哲学层面(第 24 段)。他的推理是:没有理论上的理解,就无法设计出一条创造它的路径,所以「我们卡住了」。他进一步区分了机器学习和意识:机器学习能从海量数据中自学出未被编程的行为,效果「看起来像意识」,但两者有本质差别。他认为如果真有突破,那将是堪比「发现火」级别的改变一切的发现。
Josh 在第 56 段把技术治理分为三阶段:发明(无法阻止)、识别潜在危险(应鼓励人们去做)、干预(监管或社会模式)。Drell 称之为「特别好的区分」,并在第 57 段指出中间阶段最关键:技术人员自身必须对正在开发的东西怀有道德与社会责任感。她的理由是,如果等到最后一个阶段靠监管,「效果就没那么好了」。这个判断也解释了她为什么反对提前禁止研究(第 52 段,「基础发现阶段你了解得不够」),同时又强烈主张工程师的广博教育。
第一,核武器和重组 DNA 的威胁「早期就显而易见」,而社交媒体和机器学习起初无人意识到危险;第二,当年有领域内的领袖站出来引领,而现在「领袖在哪里」不清楚(第 42、43 段)。这两点承认削弱了她「过去做到过所以现在也能」的存在性证明,因为先例的成功条件(早期可见的威胁 + 领袖担责)在当前案例中并不具备。她随后在第 45 段给出的补救是:若行业不自我领导,监管就会粗暴介入,把强制监管作为可信威胁。
这是在回应观众 Carl 关于全息眼镜记录一切的担忧以及 Drell 的「你可以不戴那个眼镜、不交出信息」(第 63、64 段)。Ken 的逻辑是:当技术渗透到一定程度,个人「不使用」不再是有效的退出选项。「勒德分子活不下去」,拒绝技术本身会让人被社会排除在外。这与他此前在第 13 段的论点一脉相承:你的技术选择不只是你自己的事,别人的生活会被影响,因此治理必须是集体的,而不是靠个人自觉。
Makia 的立场是:机器在更大程度上是人的「互补品」而非「替代品」,人机协作带来增长;被取代者是缺乏教育、无法调整的人,因此人「必须有可塑性」(第 91 段)。Ken 的反驳落在具体的人:美国约 300 万人以驾驶为生,无人驾驶会迅速取代这些稳定的中产工作,而「宾夕法尼亚 50 岁的卡车司机」并不可塑,「他被淘汰就是被淘汰了」(第 92 段)。分歧的核心是:宏观数据上的净增长能否掩盖微观上不可逆的个体损失,以及「可塑性」是否可以作为一种对人的合理要求。
Ken 的论点是(第 77 段):互联网这类技术「用噪音取代知识」,因为传统权威机构曾经承担「认证什么是可信、可知、值得关注的」功能,去中介化后这一功能消失了。Drell 的反例是理论物理(第 78 段):过去只有普林斯顿、哈佛等少数重镇能做前沿研究,想看预印本要寄明信片索取,如今创新来自全球。两人的分歧可以调和:Drell 的例子是有专业训练的社群内部的民主化,参与者本身具备判断能力;Ken 担心的是面向大众的信息平台,参与者缺乏鉴别能力。民主化的效果取决于受众是否有替代权威的判断力。
不矛盾。第 93、94 段的对话是关键:观众提出气候变化将使一切进步相形见绌,Drell 先以「一切都会好」开玩笑,Ken 追问后她立即修正为「如果我们不去努力,就不会好起来」「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因此她的乐观不是对结果的预测,而是对行动的前提性承诺。这与第 35 段她的反问「如果我不乐观,那我还剩下什么」一致:乐观在她那里是一种让人愿意持续努力的姿态,而非对技术自动向善的信念。她同时强调「相信要保持警惕」,乐观与警惕并存。
Drell 会回应(第 80、81 段):工程师必须在乎自己所造技术的影响,而这种在乎「不是靠多上几门物理、数学或工程课就能获得的」,只有哲学、文学、社会科学课程能「迫使」学生思考自身工作的后果。人文课不是装饰,而是获得某种工程课无法提供的能力的唯一途径。Ken 会更尖锐地回应(第 82 段):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有他们的技术专家,只做技术专家的人「只配成为某种更大社会力量的工具」,问题是「你想只当一个工具吗」。两人都会指出,这不是课时分配问题,而是培养出的人是否能参与「塑造和再造世界」的问题。
在三阶段模型下,Hendricks 的论点属于第二阶段「识别危险与收益」的思考,但它跳过了一个前提:《卡利斯特号》一集恰恰表明模拟中的存在可能有知觉(第 26 段),届时「不伤害真人」的假设就不成立,这在意识理论缺失的情况下(第 24 段)无法验证。在激励结构框架下(第 41、48 段),提供此类模拟的公司利润来自用户停留时间,它有动机强化而非疏导冲动,正如社交媒体因争议内容获利。因此这个论点在理论上成立需要两个条件:模拟对象确无知觉,且提供者的激励与「减少现实伤害」一致,而本场讨论对这两点都提出了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