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 Reality a Controlled Hallucination? - with Anil Seth

编者按：本文整理自英国神经科学家阿尼尔·塞斯（Anil Seth）在其新著《成为你》（Being You）发布之际所作的一场公开讲座。塞斯为萨塞克斯大学认知与计算神经科学教授、萨克勒意识科学中心联合主任，讲座由主持人亚当引介并主持问答。这是塞斯在疫情停摆十八个月后首次面对满座听众登台。全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仅删去口语枝节与重复，论证、例证与措辞均忠实于原貌。

意识科学的尴尬

主持人： 谢谢各位，谢谢马丁，谢谢大家的到来。时隔十八个月，能重新站在一个坐满人的报告厅里，实在是件好事。

今天早上，你们每个人都做了一件触及人类处境根本的事：从无意识状态过渡到了有意识状态。我们每天醒来都要经历这一过渡，却并不真正明白它意味着什么，不知道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意识当然是过去几千年推动西方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长期以来主要归哲学家和艺术家打理。但一如既往，凡是这类题目，科学家都不甘于置身事外，于是近些年他们也认真上手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在一个可以说是「观点过剩、数据匮乏」的领域，近年来科学界和哲学界都产出了大量糟糕的意识研究。我引用一句今晚讲者自己引过的话。1989年，他到剑桥读本科时，一位顶尖心理学家对他说：意识是个迷人却难以捉摸的现象，没法说清它是什么、有什么用、为什么会演化出来，关于它的文字没有一篇值得一读。那么，感谢各位光临，散会。开个玩笑。

阿尼尔·塞斯教授是萨塞克斯大学认知与计算神经科学教授，写了这本精彩的《成为你》，我相信它注定会成为经典。阿尼尔是当今最清晰的思想者之一，他把哲学、神经科学和计算模型融为一体，试图直面所谓「意识的难问题」（hard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也就是「成为我们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用他自创的说法来讲更贴切：意识的「真问题」（real problem）。按惯例，阿尼尔会讲一小时左右，随后是半小时的观众提问。我们没有流动话筒，请举手大声提问，我会复述问题。线上还有大约一千人在观看，我会留意聊天区，也会代为转达网络上的提问，请大家保持礼貌。下面有请今晚的讲者，阿尼尔·塞斯教授。

变化盲视：自我真的没变吗

塞斯： 谢谢亚当，非常感谢。哇，真的有活人在场。关于「成为你」我懂得不多，但此刻「成为我」的感觉确实非常奇怪。我已经十八个月没有听过讲座，更别说做讲座了。而现在，我站在这座美丽而富有历史的建筑里，周围是可爱的人们，为自己的新书发布而来。这令人很不适应，但也确实感觉相当不错。

我还是两年前的那个人吗？怎么可能呢？过去十八个月我几乎一直独自待在家里（顺便说一句，这里不是我家）。平时定义我生活的那些事件之流和社交往来，都被彻底打断了。可在我看来，我仍然是同一个人。那时的我和此刻的我之间，似乎有一种强烈的连续性。这种自我感的连续性，正是「成为某个人」，成为我或者成为你，很大一部分的内涵所在。

知觉科学里有个著名现象，叫「变化盲视」（change blindness）。就在我讲话的时候，你们身后的背景图像一直在缓慢变化。有多少人注意到了？我希望有人注意到，尤其希望我实验室的人注意到了。他们在场，只是我看不见。注意到的人不多，但那张图里其实有很多东西变了。这张图来自我在美国的同事凯文。这是开始时的样子，这是结束时的样子。我至今也不知道到底变了多少处，这是一个经典演示。

你们的知觉变了，你们却没有知觉到这个变化。这就是变化盲视揭示的东西：变化不只是发生在知觉身上的事，变化本身就是知觉的一部分。我们知觉变化，就像我们知觉颜色、形状、气味以及周围世界的其他事物一样。

我认为，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作为一个自我的体验，适用于任何自我的体验，而且程度更甚。我在书里把它称为「自我变化盲视」（self change blindness）。经由演化的设计，我们的大脑和心智倾向于把自己知觉得比实际变化更少。原因在于，我们知觉自己，是为了控制自己，是为了活下去。

成为我或成为你的体验，是一种「受控的幻觉」（controlled hallucination），其目的是维持身体的运转，让我们活着。本书和这场讲座的核心信息就是：我们知觉周围的世界，以及世界之中的自己，是凭借我们活生生的身体，通过它，并且因为它。书里我把这个观点，或者说理论、提案，称作「野兽机器」（beast machine）：我们拥有有意识的心灵和有感受的自我，正是因为我们是活着的机器，而不是尽管如此。

摆在桌面上的挑战，也是催生这个想法的挑战，那个「没有一篇值得读的文字」的挑战，就是理解意识：理解物理的、物质的系统（比如大脑和身体）与那个私密的、本质上主观的、宏大而美丽的主观体验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身处其中的自我。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意识的定义与它不是什么

塞斯： 一如既往，最好从定义开始。我最喜欢的意识工作定义来自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他说，一个有机体拥有有意识的心理状态，当且仅当「成为那个有机体是有某种感受的」。对那个有机体而言，存在着本身就有某种感受。成为我有某种感受，成为你有某种感受。成为一头大象、一只蝙蝠或一只袋鼠，大概也有某种感受。但成为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台笔记本电脑或一杯水，大概没有任何感受。对这些系统来说，什么都没有在发生。意识体验就是这么回事。

同样重要的是说清它不是什么。意识并不等于对环境的敏感。这株捕蝇草各行其是，但对它来说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没有必要假定这株植物有意识。意识也不等于智能。2016年阿尔法狗（AlphaGo）击败李世石的时候，它无需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器学习程序，用不着有意识。意识也不等于能动性。波士顿动力的那些人不断造出极其吓人的机器人，看起来在执行非常复杂的目标导向行为，但同样没有内在生活，对这些系统来说宇宙里什么都不存在。

说得更有争议一点：就人类意识而言，我认为意识也不等于拥有一个完整的、反思性的自我，也就是那个知道自己有意识、知道自己名字的自我。那是额外附加的东西。意识体验只是任何体验的在场本身。事实上，你可以把它看作所有体验得以显现的那个空间。

难问题、泛心论与「真问题」

塞斯： 于是问题又来了：这是怎么发生的？意识与我们颅骨里那团电化学湿件是什么关系？面对这个问题，科学似乎根本无从下手。哲学家大卫·查默斯（David Chalmers）用他那著名的（如今可以说是臭名昭著的）「意识的难问题」把这一点说得极为尖锐。他是这么说的：人们普遍同意体验产生于物理基础，但我们对它为何以及如何产生并无好的解释。物理加工为什么会催生丰富的内在生活？从客观上看这似乎毫无道理，然而它就是发生了。

驱动这一说法的直觉是：即便你解决了查默斯所谓的「易问题」（也就是大脑作为一个机制如何运作、它复杂的回路如何接收输入并产生输出、引导行为、实现记忆等等），那个「为什么意识里会有任何东西在发生」的难问题依然会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我们仍然一无所获。这就是那个直觉。

面对难问题，有些思想者一头扎向了看似相当激进的立场。一种是泛心论（panpsychism）：意识是基本的、无处不在的，像一层薄薄的果酱涂满整个宇宙。泛心论的问题不在于它看起来疯狂，而在于它什么也解释不了。它无法检验，也导不出可检验的预测。你们听得出来，我不太喜欢它。

另一个极端的观点则说：不对，我们对意识的神秘感完全是误解，根本没有什么神秘的，那只是机制，仅此而已。意识并不真的存在，至少不像我们通常设想的那样存在。我觉得这个立场有点像药：剂量对了很有用，因为它在「事物看起来如何」和「事物实际如何」之间撬开了一道缝隙。可要是服得太多，认定意识根本不存在，那我可不愿意去。因为对我来说，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意识恰恰是一切。没有意识，就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的路数（这不只是我的，只是我这样命名而已，这个领域里大多数人其实都是这么做的）叫作「意识的真问题」。迎着难题上：意识存在，承认它与大脑和身体的密切依赖关系，然后设法弄清楚到底在发生什么。我偏爱的具体做法，是追问大脑和身体中的机制与过程如何解释、预测和控制意识的各种性质。这些性质既有功能性的，比如因为有意识我们能做什么：我看见这杯水，可以喝掉它，可以不理它，也可以把它甩到身后，这些都是我凭借有意识才能做的事。也有现象学上的：拥有视觉体验有某种感受，它不同于情绪体验或闻到一种气味的感受。

如果你能解释、预测这些性质，意识科学就有了进展。这既不是难问题，因为它不去回答如何从纯粹机制里变戏法般变出体验；也不是易问题，因为它不是只把大脑当机器来解释，然后把意识体验扫到地毯底下。这条路有很多渊源，也有不少相近的传统，我不想假装它是全新的，完全不是。我深受「神经现象学」（neurophenomenology）的影响，这与二十年前去世的智利神经科学家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有关，思路相仿。背后的直觉是：这样做，我们不是去解决查默斯的难问题，而是把它消解掉。

从活力论类比到拆解意识

塞斯： 这里有一个我觉得多少有些用处的历史类比。不久之前，科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还在困惑科学如何解释生命。生命似乎是超出机制所能解释的东西。这自然引出了活力论（vitalism），认为需要某种「生命冲力」（élan vital），一道生命的火花。如今我们根本不这么想了，那个特殊来源的假设已无必要。我的希望，也是我的信念，是同样的事会发生在意识身上。与其把它当作一个需要某次石破天惊的「尤里卡」时刻来一举解决的巨大谜团，不如考察它的各项性质，把它们分开，逐一审视和解释。这样我们就会消解意识的难问题，正如过去生命的难问题被消解一样。

当然，生命不等于意识，这点千真万确。我认为二者最重要的区别之一是：你没法把一段意识体验放到桌上端详。意识体验本质上是主观的，它只为拥有它的有机体而存在。这是个麻烦，它让意识难以研究，怎样才能获得合适的数据？但这并不像有些人偶尔宣称的那样，使意识科学成为不可能，它只是意味着相当有挑战性。你仍然可以获取关于人们体验是什么样的数据，然后去预测、解释、控制。

就像在生命研究中，人们辨认出生命系统具有的不同性质，比如繁殖、稳态、代谢，我们对意识也可以如法炮制。它不是铁板一块，可以从几个不同侧面来思考。在书里，以及在我萨塞克斯实验室的工作中，我们关注的是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意识水平（conscious level）：当你有意识的时候，你的意识程度有多高？大致说来就是麻醉状态与你们此刻清醒觉知状态之间的差别。二是意识内容（conscious content）：有意识时，你总是意识到某个东西。此刻你意识到我的声音，意识到被一大群人包围的这种略显陌生的体验，还有颜色、形状、声音、身体靠在椅子上的感觉，这些都是你体验的内容。尤其是最后这一项，牵涉到对我们许多人（当然包括我）来说意识内容中最本质的一面：作为一个自我的体验，成为你的体验。

意识水平：复杂度指标与整合

塞斯： 那就开始吧。我会快速过一遍这几个意识领域的内容，先从意识水平说起。大脑中的什么东西，解释了清醒觉知与仅仅是一块活着的肉、对它而言什么都没发生之间的差别？

首先要说的是，意识水平不等于清醒度（wakefulness）。通常二者相伴而行，对吧？你入睡，或许失去一些意识，然后醒来，回过神来。但有些时候二者会分离。你睡着做梦时，当然是有意识的：梦是有意识的，可你在睡觉。另一方面，还有植物状态或所谓「无觉知的清醒状态」，严重脑损伤后的患者会经历睡眠与清醒的周期，却似乎什么都没在发生，家里似乎没人，似乎没有任何意识。所以意识不等于清醒。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大脑中什么东西伴随的是意识，而不只是清醒。

方法有很多，长话短说，我只讲实验室一直在做、现在也和剑桥与伦敦的同事（他们今晚也在座，佩德罗、费尔南多、特里斯坦等）合作推进的一种。我们用一个叫「伦佩尔-齐夫复杂度」（Lempel-Ziv complexity）的指标。听起来复杂，其实非常简单，它本质上就是把数码照片压缩成可以用邮件发送的小文件的那套办法。它的做法是数一数照片或任何数据里有多少重复模式。底下那个复杂的东西，问题留到之后再说。基本上它就是在问：一组数据里有多少种不同的0和1的组合？数出这些组合的数量，也就是重建原始数据所需的「词库」大小，这就是伦佩尔-齐夫复杂度。粗略地说，它越高，你看的数据就越多样、模式越丰富。

把这个指标用到大脑数据而不是照片上，就会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这是与萨塞克斯的亚当·巴雷特（Adam Barrett）、迈克尔·沙特纳（Michael Schartner）及合作者们共同完成的工作。麻醉状态下，随着你失去意识，复杂度水平下降。失去意识时，你的大脑变得更规则、更可预测。睡眠中也是一样。这是另一组数据，由同事们通过植入脑深部的电极记录。有意思的是（看看能不能显示出来，噢，可以，真聪明），你可以看到清醒静息态和快速眼动（REM）睡眠的模式基本相同。也就是说，在你最可能有意识、在做梦的那个睡眠阶段，这个指标与清醒觉知时是一样的。而在其他睡眠阶段，它低得多。

最后是一个相当出人意料的发现。我们与帝国理工的同事合作，把同一指标用于迷幻状态下的人的数据，无论是LSD，还是裸盖菇素或氯胺酮，结果朝相反方向走：迷幻状态下大脑变得更多样、更不可预测。媒体常把这写成「科学家发现更高意识状态的证据」，那并不是我们想说的。但迷幻状态确实在脑动力学中有某种可测量的特征，这一点很有意思。

这些只是追踪大脑中意识水平「神经指纹」的第一步，它并不必然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理应如此。要把你们带到这项工作的当前进展，我们正基于这一思路开发新的指标，同时能给出它们理应与意识同步变化的原则性理由。这要追溯到最初真正激励我把意识科学当作事业（至少是试着进入这个领域）的那些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在读博士，读到了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后来成了我在圣地亚哥的老板）和他的门生朱利奥·托诺尼（Giulio Tononi，如今是该领域真正的领军人物）的论文。他们提出，你的每一次意识体验都具有两个性质。一是它是整合的（integrated），浑然一体：体验的各部分不会彼此分离地各自进行，此刻的一切都发生在一个统一的场景之中。二是它又极富信息（informative）：你的每一次意识体验都排除了海量其他可能体验的同时出现。用严格的技术语言说，它是有信息量的，它在你所有可能的体验空间里削减了不确定性。这两点是意识非常独特的特征，在我们想解释的其他生物学现象里从不出现，或者说不容易出现。

所以我们需要大脑指标能同时反映这两个性质，捕捉信息与整合之间的那块中间地带。这是我们和其他一些团队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目前仍停留在开发指标本身的阶段。这是整场讲座里最后一批方程，它们本身并不特别要紧，只是表明现在已经有办法把这块中间地带写下来了。思路是拿这些指标去大脑数据上检验，看它们表现如何。目前它们的表现还不如那些简单指标漂亮，所以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关于水平我要说的最后一点，是我们正着手构建能捕捉「涌现」（emergence）的指标。这是另一个极其有趣、颇有争议、很难定义的现象：一群部分，比如这里的一群椋鸟，鸟群似乎在某种意义上有了自己的生命，似乎超过了组成它的一只只鸟的总和。碰到这样的场景，我们都能认出涌现发生了，但要用数学方法弄清它在其他系统中何时何地发生，却出奇地困难。比如你的神经元在以复杂的方式放电，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是有点像一群鸟？这个问题很不好问。所以我和莱昂内尔·巴奈特（Lionel Barnett）、费尔南多·罗萨斯（Fernando Rosas）等人一直在设法量化它，看它能否也作为意识水平的一种指标。

知觉是大脑的最佳猜测

塞斯： 好，这是走马观花。我要迅速转向意识内容：我们的意识体验如何在任一时刻被各种各样的东西填满，物体、人、地点、颜色、形状等等。这里再来一个演示，从方程的云端下来一下。

不知你们是否见过。这个能用吗？可以。请把视线集中在图像中央的黑色十字上，尽量不要动眼睛，尽量不要眨眼。我也来试试，不过从这里看有点难。现在，眼睛别动，有多少人看到那些洋红色的色块消失了？还有一块绿色的？这就是去年一整年在Zoom上做不了的事：真的向人提问。太棒了，我很喜欢。现在眨眨眼，转动眼睛，四处看看。洋红色块当然回来了，绿色块并不存在。这叫「丁香追逐者」错觉（lilac chaser illusion）。

这里其实同时发生了几件事。一是「特罗克斯勒消退」（Troxler fading）：边缘模糊的东西处在视野外围时，往往会从你的体验里直接消失。二是似动（apparent motion）：相邻的东西交替出现和消失，大脑会推断出它们之间的运动。三是颜色对立（color opponency）：大脑有一个颜色空间，在那里洋红的对立面是绿色。原因相当有意思：你把红光和蓝光混合就得到洋红，可在电磁光谱上，绿在中间，红和蓝在两端。所以大脑接收到红和蓝时，多少也预期绿色细胞会被激活，但它们没有，因为你只混了红和蓝。于是洋红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非绿」。你看到绿色后像时，真正看到的其实是「非非绿」。好吧。

要理解这堆胡闹，关键在于你的大脑是一台预测机器。你已经看到，在事物的实际状况和你的体验之间存在一道缝隙。我一直沿用的思路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脑始终在设法理解本质上嘈杂、含混、不确定的数据。

请想象一下当一个大脑是什么感觉。想象你被关在颅骨这座骨头的地窖里，试图弄清外面世界有什么。颅骨里没有声音，没有光，一片漆黑，一片寂静。你能依靠的只有电信号，而这些信号与世界上的事物（无论它们是什么）只有间接的关联。所以知觉必定是一个推断的过程，一个最佳猜测的过程：大脑把这些无声无色、充满不确定性的感官信息，与它的先验预期、它关于世界真实面貌的先验知识结合起来。我们有意识地看到的，就是这个。我们看到的是大脑对外界的最佳猜测。

这是一个非常抽象、高层次的描述。（又冒出一个方程，该死，把这个忘了。）落实到大脑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脑在做一件叫「贝叶斯推断」（Bayesian inference）的事。贝叶斯推断是概率、统计和数学中一个非常古老的思想，说的是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推理。一切都不确定，我们可以用贝叶斯统计来推测疫情走向，或者去定位一艘失踪的潜艇。它是从结果反推你认为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在这里，结果是撞上我们眼睛和耳朵的感官信号，原因则是外部世界中产生了这些信号的东西。实际上，要对任何东西做贝叶斯推断，把它写下来、在计算机上运行、让任何机器去做，通常都极其复杂。

但有一种做法，至少能得到近似，叫作「预测加工」（predictive processing）。我们的想法是，大脑做最佳猜测时干的就是这个，而它这么干，是因为这是实现贝叶斯推断的一种方式，用以弄清是什么造成了它的感官环境。预测加工的思想非常简单：大脑里的信号在两个方向上流动。一个方向是由外而内，从世界一路深入大脑；另一个方向相反，由内而外，从大脑返回感官、返回世界。把由内而外的信号看作预测，即关于正在发生什么的预测；而由外而内、在大脑中层层上传的信号，只是「预测误差」（prediction error），它们只是告诉大脑它的预期与实际所得之间的差距。通过不断尽量消减这些预测误差，或更新预测，或改变数据以消除误差，这些预测便集体收敛为大脑对外界的最佳猜测。而这在数学上非常接近贝叶斯推断。

但除了这种漂亮的数学等价性之外，这里还有一个真正的观念性信息，我至今想起来仍觉得相当费解。我们太习惯于把知觉看作对感官信号的直接读取，仿佛世界透过感官这扇透明的窗户把自己倾倒进我们的心灵。但事情正好相反。我们知觉到的东西是由内而外来的，感官数据只是在为我们的知觉猜测把关。所以，知觉内容由自上而下的预测承载，自下而上的感官信号只传递预测误差。图上绿色箭头才是要紧的。这一页跳过，用不着。

如果你要问，这类主张有什么证据？有一些，其中一部分是我们实验室做的。这是一项老研究，与我从前的博士后亚伊尔·平托（Yaïr Pinto）合作。我们给两只眼睛分别呈现不同的图像：一只眼看到一张逐渐浮现的人脸，另一只眼起初看到一组不断变化的彩色方块，然后逐渐淡出。分别呈现给两只眼时，大脑不会把它们混成一团糟，而是先呈现最强势的那个，于是你只看到变化的色块。过一会儿，人脸「突破」出来，你就看见它了。由此可以做出一个预测：如果知觉主要由预测、由大脑的预期承载，那么用「脸」这个词提示受试者去预期一张脸，他们就应该比没有预期时更快、更准确地看到脸。数据正是这样：人们看到预期之物比看到非预期之物更准、更快。

不过这只是实验室里能做的心理物理学，它没问题，但离我们的真实生活体验、那幅丰富的知觉全景还相当远。为此，我们组现在做的一件事，我喜欢叫它「计算神经现象学」（computational neurophenomenology）。我知道这个词有点拗口，真该换个名字。它就是用计算模型在大脑活动与体验的样貌之间架桥。我们目前的做法是聚焦于不寻常的体验。理解一个系统的好办法，通常是推它一把，让它的表现偏离常态。视觉领域尤其有幻觉这类现象。

幻觉机器与受控幻觉

塞斯： 这是一张云里的脸。我们对此都不陌生：我们在云里看到脸，在吐司片上看到脸，几乎在任何东西里都能看到脸。大脑天生就被强烈地设定为对脸敏感。我们甚至能在教堂上看到脸。这说明什么？是否说明大脑对脸有很强的预测？那么，我们能不能设法模拟这一点，模拟这种平衡：把预测调高一点会怎样？

这是相当早的工作，与实验室的铃木启介（Keisuke Suzuki）等人合作。我们拿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神经网络，它接收图像并告诉你图里有什么，信息从图像一路向上流动。但你可以把它倒过来运行：固定输出，比如指定「狗」，然后反向运行，去修改图像。这么做，就是把一个预测投射进一幅已有的图像。我们把它用在一段全景视频上，再通过头戴设备回放，人们戴上就可以环顾四周，看到的是一个被狗和狗的零件浸透的世界。我们叫它「幻觉机器」（hallucination machine）。真的戴上头显去看，效果出奇地逼真。有人说它偶尔有点「致幻」，大概算不上，但它绝对不寻常，确实有什么在发生。这不是把狗用修图软件贴到画面上，而是「狗性」以各种有趣的方式从图像中涌现出来。这就是模拟你的大脑对「看到狗」持有过强预测时会发生的事。

我们现在再往前推，也是快速带过，是在试图模拟不同类型的幻觉。幻觉是个复杂的概念，很多人有很多种不同的幻觉。尤其是帕金森病或某些类型痴呆的患者，可能出现非常复杂的幻觉，包含完整的场景、人物、物体和地点；另一些幻觉则只是非常简单的图案和形状，仅此而已。所以我们现在有一套更精细的神经网络，以各种方式连线，能模拟不同种类的幻觉。你们看到的每一张图都是一个起点：一只鸟、一朵蘑菇、一盏灯、一座火山，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原来是某种花。第二行有点模糊，这是故意的：我们在模拟人们失去中央视觉时出现的幻觉，见于所谓查尔斯·邦纳综合征（Charles Bonnet syndrome）。运行这个系统，你会看到各种情况下产生的幻觉截然不同。这样我们就能对不同知觉体验背后的机制说得更具体一些，我认为这让我们离理解体验如何在自己的大脑中被建构又近了一步。我们还在把这个环路闭合起来：找到在现实中经历这些幻觉的患者，请他们把模型输出与日常遭遇的幻觉进行匹配。这样就能用人们的真实体验来校准我们所做的事。

这种思路引出了一个观点：幻觉是一种不受控的知觉。当推断外界的常规工作，也就是在知觉预测与预测误差之间保持平衡的工作稍稍脱轨时，幻觉就出现了。反过来，至少对我而言，这意味着知觉是一种受控的幻觉。这句话我最早是从克里斯·弗里思（Chris Frith）那里听来的，他又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谁也没能查出它最初的出处。

这个说法常被误解为知觉与外部世界毫无关系、一切都是编造的。有人对我说：去站在公交车前面，看看你还认不认为知觉是幻觉。不是这样的，「受控」二字在这里同样重要。我们知觉事物的方式受到世界以各种有趣且对有机体有用的方式的约束。我喜欢这个说法，是因为它强调了一种连续性：幻觉并不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物种，它是同一个底层过程，只是预测与预测误差之间的平衡失守了，大脑的最佳猜测松开了对世界的把握，于是人们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在书里，我把这个思想推得比「在萨塞克斯校园里看见狗」或「更快看见一张脸」远得多。更大的主张是：这种思路适用于我们所有的体验，在所有时刻。它适用于颜色、声音、触觉、味觉的体验，也适用于更根本的东西，比如我们对时间和绵延的感受，一个视觉印象是否感觉像一个「物体」。归根到底，甚至事物是否「显得真实」这一点，我们所知觉的东西真实存在着这种体验本身，也是知觉推断的一个方面。它和变化一样，也是知觉的又一个维度。背景这张图只是想传达一种真实世界的感觉：这是布莱顿难得的一个夏日，在水上，美极了。

自我也是一种知觉

塞斯： 接下来对我来说是最有意思的部分：把这些想法转向内部，转向自我，并认识到自我同样是一种知觉。人们很自然地会以为，自我是那个进行知觉的东西：外面有一个世界，感官数据从世界而来，有一个自我接收这些数据，形成反映世界样貌的知觉。但事情并非如此，我认为完全不是这样。自我本身是另一种形式的知觉，是另一种受控的幻觉，只不过非常特殊，因为它是「成为你」的体验。

这一点的第一个含义并不新鲜：自我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这又是「事物看起来如何」与「事物实际如何」之间的一道小裂缝。在日常生活中，除非患有某种精神疾病，作为一个自我的体验在我们看来是统一的。就是你，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Zoom会议到另一个Zoom会议，全程都是同一个你在场。但我们体验「作为自我」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

有身体自我（bodily self）：作为一具身体的体验，活着并与世界中的这个东西、这个叫作你的身体的对象相认同，感受到你的身体在哪里结束、世界的其余部分从哪里开始。有从第一人称视角知觉世界的体验，大约就在你眼睛后面的某处。我们知道这种体验会消失，因为有人报告过离体体验（out-of-body experience），从外部视角看到自己。有意志自我（volitional self）：做出行动、决定去做某事、成为世界上某些事件的原因的体验。人们常把自由意志与此联系起来，这个稍后可以谈，它是个不小的兔子洞。再往上还有更高层次的自我，比如叙事自我（narrative self），自我与一组记忆、一个跨越时间的持久身份、一个名字联系在一起。最后是社会自我（social self），我想这正是我们许多人最近一直在怀念的部分，我们身上依赖于与他人相处的那一部分。「成为我」的一部分，是经由我认识的、与我互动的那些人的心灵折射而成的。

自我的所有这些不同侧面似乎都绑在一起，浑然一体，但它们可以以各种方式分开。这一点我们尤其从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等人的著作中得知，那些文字美妙地展示了自我的某一部分改变而其他部分依然存在时会发生什么。书里我谈到一个叫克莱夫·韦尔林（Clive Wearing）的人。韦尔林是一位音乐学家，患上了一种极其严重的脑病，导致了有记录以来最戏剧性、最深重的失忆之一。他无法记住任何新东西，多年来一直活在大约十秒钟的「永恒现在时」里。这发生在八十年代，他现在八十多岁了。但他其余的部分仍在。我从未见过他，是间接得知的：有一次著名的场合，他回到从前指挥过的合唱团，指挥音乐时的流畅让他看上去重新完整了。我觉得这是个美妙的故事。

我想多讲一点身体自我，这是我们组投入最多、我的兴趣最集中的地方。它既是对世界中这个叫作你的身体的对象的认同体验，也是一种更基本的体验：仅仅作为一个活着的有机体，没有形状、没有形态。当然，我们的观点是，拥有身体和作为身体的这些体验都是知觉建构，是大脑做出的最佳猜测，和其他一切一样。

这方面有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很多人可能见过，叫「橡胶手错觉」（rubber hand illusion）。志愿者（这里是穿蓝衣服的人）把真手藏在隔板后面，看不见；面前放一只假的橡胶手，看得见。实验者（穿绿衣服的人）拿两把刷子同时轻刷两只手。对许多人（不是所有人）来说，这时会产生一种颇为诡异的感觉：那只假手似乎有点像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不是完全，但多少有一点。如果两只手刷得不同步，就不会出现这种感觉。我在很多讲座里都用过它，作为大脑对「什么是、什么不是自己的身体」做最佳猜测的绝佳例子。你可以亲眼看到它发生。我忘了播放视频。看着总是很有趣：他们在刷手，然后有个办法检验错觉是否真的生效，就是用一件厨房用具。没错，它生效了，瞧。

这里有一个漂亮的故事：大脑接收到各种感官证据，它看见一只手，感受到触摸，那只手看起来大致像手，又在手应该在的位置，于是它做出最佳猜测。这可能是故事的一部分。但萨塞克斯正在推进的一条极为有趣的研究线索，由我的同事皮特·拉什（Pete Lush）和佐尔坦·迪内斯（Zoltan Dienes）主导，表明这并不是全部，甚至可能根本不是故事的一部分。几年前，皮特开展了大概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橡胶手研究，在疫情前那个学年伊始，在萨塞克斯搭起了一批「橡胶手工厂化农场」，给大约四百名本科生做了橡胶手错觉。我们在做错觉的同时，也测量了一种叫「受暗示性」（suggestibility）的东西。

你们都听说过催眠吧？催眠不只是舞台把戏。我们每个人受暗示的程度不同。我们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如果有人鼓励我们去做某事，或者预期某事发生、预期体验到某种东西，受暗示性高的人就更可能去做那件事或产生那种体验。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特质。结果发现，它与橡胶手错觉的相关性相当强。你们看到的那条线不是统计上规范画的，是我在论文的图上用修图软件加的，反正就是往上走。基本结论是：你越容易受暗示，橡胶手错觉就越强。

图上有两种颜色的柱子，比较的是同步刷和不同步刷，你可能会说：「啊哈，可二者之间还是差得很大。」是的，但皮特另一项重要的工作表明，人们本来就预期会有差别。如果你只是告诉人们你要在橡胶手错觉里做什么，说「我会同步或不同步地刷你的手，你预期会有什么感觉？」人们知道自己「应该」体验到什么，所以两种条件总是有差别并不奇怪。在心理学里，这就是我们一直担心的老问题：需求特征（demand characteristics）。怎样控制人们的预期？做心理学实验的受试者真的很烦人，他们总想猜出你希望发生什么，然后要么照做，要么（更可能）反着来。不过这一切都属于同一件事：我们的体验仍然是一种建构，只是现在有了许多不同的因素，不只是感官数据，还有大脑带入那个情境的所有预期。

内感受与野兽机器

塞斯： 好，讲座的最后一部分，我想谈的不是把身体作为对象来体验，而是「仅仅作为一具身体」的体验，那种活着的感觉的基本底色。我称之为「野兽机器」的思想，稍后会解释为什么。

拥有身体是一回事，而且这确实有其独特之处。我们从大量神经学病例得知，比如有一种叫「躯体妄想症」（somatoparaphrenia）的情况：某种特定脑损伤的患者仍然有右臂，却会把这条真实的手臂体验为属于别人的。这种体验极其顽固。他们会试图把自己摔下床，就是不相信那是自己的胳膊，哪怕你指出它连在他们的肩膀上。这种强度的体验，是橡胶手错觉里永远不会有的。所以身体归属感对自我是根本性的。

但还有「仅仅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的体验。我们不太想到这一点，至少我过去不常想。但我认为它正是「成为你」这件事的最底层，而且它凸显了另一种形式的知觉。我们习惯于把知觉看作主要面向外部世界的事：睁开眼、竖起耳，弄清世界上有什么。但还有一整类知觉叫「内感受」（interoception），是大脑对身体内部的知觉和调节。再想想当一个大脑是什么感觉：它对任何东西都没有直接的通路，无论是世界还是身体。它得到的只有感官信号、电信号，这些信号不带标签，不会说「我来自心脏」「我来自肾脏」，不是那样运作的。内感受这个概念指的就是大脑感知自身生理状况的各种方式。想一想，这从根本上说正是大脑要做的事。它们不是用来写诗、过一个愉快的下午或制定下季度营销方案的，它们的职责是让身体活着。可它们怎么做到？它们面临同样的问题：没有直接通路。所以从内部知觉身体遵循同样的原则，至少我认为是这样：遵循预测与预测误差的原则。只不过现在，预测与预测误差的这场舞蹈主要在身体内部展开。这就是「内感受推断」（interoceptive inference）的概念。

从内部知觉身体与知觉外部事物（比如这杯水）之间有一个关键区别：内感受预测，这些关于身体的知觉和预测，不是为了弄清事实，而更多是为了控制。从大脑的角度看，关于我身体状态要紧的不是我的肺和肾在哪里、是什么形状、可能是什么颜色，而是它们把我此刻和将来维持存活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当然，我知觉外部世界归根结底也是为了这个：我的视觉最终也是为我的存活服务的。但更直接地说，我需要知道东西在哪里，它是朝我来还是离我去，会不会吃掉我，诸如此类。所以内感受预测做的从根本上是另一件事。我认为这正是为什么从内部对身体的知觉与对周围世界的体验感觉如此不同、性质如此不同。想到对周围世界的体验，是物体、地点、人、东西、气味；而这些具身的体验，是情绪和心境，是事情感觉好或坏，或者将来更可能变好还是变坏。这对情绪的看法当然很有限，但归根结底差不多就是这样：事物最终总是在某种意义上好或坏。

这个想法（书里谈得更多）汇聚了许多思考大脑的不同路径。有一个我认为极其令人振奋却被严重忽视的传统，叫控制论（cybernetics），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刚开始思考计算机的时候。当时人们想的不只是让计算机下国际象棋、下围棋或做推理。还有另一条当时完全并行的思路，是研究能控制事物的系统。那时刚打完仗，雷达和导弹制导之类的东西至关重要。这种思路认为，一个好的控制系统必须有紧密耦合的反馈，必须对误差、对预测误差非常敏感，还必须拥有一个关于它所控制的系统的模型，能够对它做出预测，需要知道它将来会发生什么。所以，在复杂情境下任何像样的控制系统都会涉及预测过程。

家里的中央供暖系统（对美国观众来说是空调系统）可以非常简单地运作：太冷就开，太热就关。但对于身体这样的东西，这样做是不够的。你不会想等到心率飙上天花板才决定扩张血管或做别的什么，或者说你的大脑才决定这么做。你必须提前预测，才能保持稳定。生理学里这叫「异稳态」（allostasis），通过变化达到稳定。这个思想渊源很长，它从「大脑就是这样控制事物」的角度支持了预测性知觉的观点。我认为它最完整、最优美的顶峰，是卡尔·弗里斯顿（Karl Friston，他今晚也在场）提出的「自由能原理」（free energy principle）。

这个原理的想法是：有机体，尤其是有机体，以及任何算得上「一个东西」的东西，都能随时间维持自身，不会消散成虚无。而能随时间维持自身的有机体或东西，想想一条鱼就明白了。一条鱼在水里游来游去，之所以能一直是一条鱼，是因为它在水里。把鱼捞出来放到桌上，过一阵它就化成一摊烂泥。生命系统尤其会把自己维持在它们长期预期所处的状态里，它们努力停留在自己可能处于的所有状态中极小的一部分里。我没有变成烂泥，而我大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把我维持在所有可能状态中这个极小的集合里，那些可能状态大多数都是烂泥。结果证明，仅仅「继续是一个东西」这一最基本的律令，就催生出了预测、预测误差与控制这整套丰富的机制。

结论：预测自己进入存在

塞斯： 总结一下最后这部分，我其实已经有所暗示。它与意识特别相关的原因在于：不同种类的预测解释了不同知觉为什么各是各的样子。视觉预测支撑视觉知觉：我们看到处于各种位置的物体，因为那是要紧的东西，那就是视觉预测的特性。内感受预测支撑具身体验：事情进展如何？是不是不妙？我焦虑吗？我是不是快超时了？这些体验的质感截然不同，但我认为一切都归结为运作着的预测种类不同。

这把我们带回起点，「自我变化盲视」。即便有确凿的照片证据表明相反，我仍体验到自己随时间相对稳定。为什么？它确实在发生，可为什么会发生？我认为一个原因是：我大脑里那些旨在维持我存活的预测性知觉，若要运作良好，基本上就要预期我保持稳定，预期我不随时间改变。自我的稳定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测。为了保持稳定、保持存活，我预测自己不会改变。我们正是因此在主观上对变化中的自我视而不见。

这是猜想。我不是在说「我们有实验证明了这一点」，不是的。我只是觉得它说得通，而这也是我逐渐形成的想法。它不仅适用于「仅仅作为一具身体」这种基本体验，也适用于我们作为自我的全部体验。如果大脑要让身体长久运转下去，那么把自我体验为统一的、稳定的就非常有用：这是确保有机体的所作所为总是被吸引向那个最可能的结果的好办法。于是整个自我在主观上的稳定就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测。我们把自己预测进了存在。

让我把走过的路收一收。我们有意识地看到什么，取决于大脑对感官信号成因的最佳猜测。橡胶手错觉和这类实验暗示，这不仅适用于周围的世界，也适用于自我，当然，我们还有受暗示性和其他各种解释。但自我体验也是一个东西。对身体要紧的预测，不只是关于作为对象的身体的预测，而是关于控制和调节身体内部生理状态的预测。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们所有的知觉从根本上都植根于活下去这一律令。这些在演化与发育中产生的预测机制，全都源自维持身体运转这一首要律令。我们知觉周围的世界和其中的自己，是凭借我们活生生的身体，通过它，并且因为它。这再次意味着，意识其实与生命关系极为密切。这不再只是一个历史类比：活着与觉知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到这里终于可以请出笛卡尔了，任何关于意识的讲座他都必须露面。但这里不是因为他的二元论，而是因为他关于生命与心灵的关系、关于其他动物的说法。我总为苛责他而过意不去，他生活在艰难的年代，而且才华横溢。但他确实说过：动物没有心灵指挥身体运动，因此必须被视为不会思考、没有感受的机器，像钟表一样运转。也就是说，活着这件事与人类拥有的那种理性的、有意识的心灵毫不相干。我认为完全相反：有意识的自我之所以产生，正是因为我们的野兽机器本性，而不是尽管如此。

推论：自由意志、他者心灵与 AI

塞斯： 最后几分钟，谈几个由此引出的推论，书里当然展开得更详细。

一是自由意志。我们可以谈论意识有多神秘，但自由意志有时似乎是另一个层级的神秘：它取决于世界是否是决定论的吗？在我看来，自由意志只是构成「作为自我」的诸多知觉的又一个方面：它是关于做出仿佛发自内心的行动的知觉。当我们体验到一个自由意志的行动时，感觉就像我们让某件本可以不发生的事发生了，我本可以做别的选择，我在以某种方式干预宇宙。但这并不意味着事实真的如此。就像我体验到红色，并不意味着红性真的存在于世界之中，它只是我的大脑理解眼前状况的最佳方式。自主行动是真实的，我们做的事主要有内在的原因。但没有必要设定某种不知从何处俯冲而下、改变宇宙因果结构的「无因之因」。那是装神弄鬼的胡说。

第二个推论是，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不一样。在极端情形下我们多少知道这一点，比如精神病患者，或者看见黑色字母会体验到颜色的联觉者。但我认为我们所有人对世界的体验都不相同。这种差异常常不为我们所见，它被遮蔽了，因为我们常用相同的词描述相同的东西，但那些东西在我们各自面前呈现的样子会有微妙的不同。我们各自栖居在自己独一无二的内在宇宙里。

超出人类，还有一片辽阔的他者心灵的空间。2009年我和章鱼相处了一个星期，那是我科学生涯中最惊奇的一周，书里也写到了。和章鱼待在一起，你会意识到，我们体验「作为自我」的那种特定方式，根本不适用于像章鱼这样陌异的生物：它能用吸盘尝味道，它的腕足几乎像一只只自主的动物，它还有三颗心脏、喷射推进和蓝色的血液。它们非常奇特。

最后是智能机器的前景。有人认为，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总有一刻灯会亮起来，它就有了意识。我认为这根本不对。如果意识与活着紧密相连，那么要紧的就是活着。意识不等于智能。把二者绑在一起，只是我们以人类为中心的傲慢：我们既聪明又有意识，于是以为二者必然同行。受苦不需要聪明，但可能需要活着。我很喜欢亚历克斯·加兰的电影《机械姬》（Ex Machina），它探讨的正是我们何时会把意识归于其他事物。

所以，如果你担心人为地创造出意识，也许更该担心的是脑类器官（brain organoid）之类的东西。这项新的神经技术让人们在培养皿里培育出类脑结构，进展迅速。前几天我刚看到一篇论文，图上这个「有意识的类器官」，其实不是论文里的，是我昨天摆弄 Keynote 时加上的。但这个类器官确实有感光的凹陷，也就是眼睛的雏形，而且其中的神经元会作出反应。它们目前还相对简单，但它们是由同样的材料做成的，不是硅。于是关于意识需要什么条件的一大未知，就此不复存在。我与蒂姆·贝恩（Tim Bayne）、马塞洛·马西米尼（Marcello Massimini）合作写过「觉知孤岛」（islands of awareness）的可能性；还有一个与今晚也在场的迈克尔·卡特（Michael Carter）合作的案例，我们思考的是那些接受手术后，一个大脑半球仍然存活却在颅内被断开连接的患者。

在这个令人愉快的话题上，我回到核心信息：我们知觉周围的世界和其中的自己，是凭借我们活生生的身体，通过它，并且因为它。

结束前，我真的想表达感谢。实验室里的所有工作都是其他人做的，过去十到十五年，我非常幸运能在萨塞克斯与一个出色的团队共事。这不只是实验，那些想法也都是集体的产物，它塑造了我思考一切的方式。我要感谢所有与我共事过的人。最后一件事，我知道这有点不寻常：这本书当然是献给我父母的，但今晚这场讲座，我想献给我从前的博士生保罗·肖利（Paul Schorley）。保罗2013年在完成论文后不久去世了，在座也许有人还记得他。他是个可爱的人，也有着出众的才智。我们深深怀念他，我想让他的记忆多留存一会儿。这场讲座是给保罗的。就以这张总结一切的图作结，非常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