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美国认知科学家、印第安纳大学教授道格拉斯·侯世达(Douglas Hofstadter)在费城一个以「互联」为主题的系列讲座上所作的演讲。侯世达以1979年获普利策奖的《哥德尔、埃舍尔、巴赫》闻名,2007年出版的《我是个怪圈》延续并深化了前书关于意识与自我的思考。此次演讲题为「人类灵魂的深层互联」,集中阐述后一本书末尾部分的核心主张:我们以相当字面的意义活在彼此之中。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仅删去口语枝节,论证与例证悉数保留。
不久前我写了一本书,试图接续《哥德尔、埃舍尔、巴赫》(GEB)。说「接续」其实不太公平,更准确地说,是把GEB里一些我觉得当年没有处理好的主题重新讲一遍。曾经我以为想说的都说完了,可等到再开口,才发现远没有说完,甚至连说过的部分也说得不够好。于是我重新开始,写出了《我是个怪圈》(I Am a Strange Loop)。
这本书的前一部分谈的是我所认为的大脑内部那个根本模式(pattern),正是它让我们有意识,让我们拥有自我,甚至可以说拥有灵魂。我用「灵魂」这个词,不带任何宗教意味,只是因为它足够有感染力。我用它的意思和「自我」或者「我」完全一样:这里面有一个「我」。有时我也换个说法:这里面有一盏灯亮着。「灵魂」一词,我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所以我想探讨的是,大脑内部究竟存在什么样的抽象结构。当然,大脑有各种大小和形态,不只人类有,各种动物都有。于是可以追问:这种抽象结构在其他动物身上存在到什么程度?或者更广一点,在其他基质(substrate)里存在到什么程度?
全书大约前三分之二都在阐明这个结构的性质,今晚我不打算多谈。我更想讲的是最后三分之一,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今晚题目所表达的主题:人类灵魂的深层互联。书里有一章,题目好像就叫「我们如何活在彼此之中」。这个主题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我的文字里,但那是我迄今最完整的一次论述。我也清楚,这个想法并非我独创,很多人都谈过,往往是在小说或别的形式里。不过我觉得,人们常常把它当成比喻,而我不是当比喻来讲的,我是相当字面地在讲。这也许是一点不同。
为了进入这个话题,我先要做一些关于「模式」的铺垫,因为一切都系于此。可以这么说:书的前十四章左右讲的是我称为「怪圈」的东西,把一种特定的模式确立为造就意识、自我或灵魂的关键。可你不必接受那个特定的模式,也许我的论证没有说服你。我的论证有一部分并不依赖那个特定模式,只要求它是某种模式,某一种模式就够了。只要你接受意识是某类模式在某类基质中出现的结果,这就足以支撑全书余下的部分。你不需要知道那个所谓怪圈模式的细节,那是锦上添花。关键是你承认,它是一个模式。
那么,是什么让我们觉得某些存在物里面「有灯亮着」?我要快速过一遍几类候选者,有些是极差的候选者,我是故意从极差的开始。我希望讲完这第一部分,你们能感觉到,意识的水平,或者说灵魂的水平,确实存在一个光谱。
这和我们人类的习惯思维不同。我们总想划出非黑即白的界限,总想说一切非是即否:有些东西有意识,有些没有;有些活着,有些没活着;有些有灵魂,有些没有;有僵尸,有非僵尸。我们总想画出这些是与否、开与关的界线。这样区分起来省事,如果你笃信这些黑白分明的界限,日子也过得省事。但我至少想沿着我心目中的连续体举出一些案例。我不会去指定各样东西落在连续体的哪个位置,那留给各位自己判断。我只希望在你们心里建立起这个观念:意识,或者说感知力,或者说拥有灵魂,是有不同程度的连续谱。
先举一个几乎人人熟悉的例子,《星球大战》里的R2-D2和C-3PO。它们当然是虚构的。可我们看着银幕,我记得(这些电影我很久没看了,细节记不清),这是些用金属或别的无机材料造出来的东西,不是血肉骨骼,是金属,也许还有塑料和半导体。尽管基质如此陌生,我们看着它们,却极容易把意识归给它们,觉得它们里面有灯亮着,觉得那里面有情绪:恐惧,犹疑,等等。我不必一一列举,但这一跃对我们来说轻而易举。
这很有意思,因为有一位著名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我在很多文字里都反驳过他,这里不展开。我只想说,塞尔以一个有趣的立场闻名,他称之为「对的材料」(the right stuff)。所谓对的材料,基本上就是我们大脑的化学成分。他说,没有对的材料,就不可能有意识或感知。他举过一个例子:如果他走在街上遇到一个看起来像人的家伙,跟对方聊了半小时,什么都聊,讲笑话,谈中东政局,随便什么;半小时后,这家伙解开衬衫,露出一身金属,表明自己确确实实不是对的材料造的。塞尔说,那他就不得不推翻自己对这个存在物的全部理解,把它说过的每一个字都判定为零意义。换句话说,它不仅是一个僵尸,一个没有感知、没有意识、没有自我、没有灵魂、没有「我」的东西,而且它的话全部被抽空了意义,字字是空壳。塞尔也许曾为它的笑话发笑,但那只是塞尔自己往这些空洞的词里灌注意义,词是这个没有意识的自动机吐出来的,因为没有意识,它发出的任何声音都不表达任何意思。
这是一个相当极端的立场:要紧的是基质。塞尔当然不会说随便堆一堆有机物就能得到意识,但他的意思是,没有对的基质,就绝不可能有意识。请对照一下你们自己:我猜想,你们很容易就把某种感知、意识、自我或灵魂赋予C-3PO和R2-D2。我只希望你们想一想这一点,打开一个念头:对于支撑意识的不同基质,你们心里其实是开放的。我当然不是说这些科幻角色真的存在,重点不在真假,重点在于你是否愿意承认这是可能的、可以设想的。
我觉得《星球大战》的制作者很聪明,他们把这两个机器人做得那么脆弱,有幽默感,还常常一头雾水,这让我们更容易认同它们。另一个场景,大概在好几部里都有(我只看过两部),是一支机器人军队列队穿过原野,个个一模一样。然后火箭落下来,把它们全炸了。作为观众,我依稀记得,我当时觉得,大家大概也都觉得,这没什么,反正它们全是僵尸。它们没有脆弱之处,齐步前进,简直就是纯粹的自动机。这同样是一种操控:把它们做得机械、不脆弱、没有幽默感,我们就觉得那里面什么也没有。这是两个例子。
下面举一些不同基质的例子,有的不是我们的基质,有的至少是有机化学,让你们体会一下可能具有某种程度感知或意识的事物的光谱。
从一个我希望你们都会说「毫无意识」的东西开始:一枚别针。就是别针,p-i-n。大概没有人倾向于认为别针有多少意识。
那就从别针的简单性稍微往前挪一步,看一个仍然完全无机、完全机械的结构:抽水马桶。它只做一件事。你按下把手,水排出去,然后水箱重新注水。水位上升,浮球随之上升,浮球本来就是要浮的;浮球升高,杠杆臂的角度随之改变,杠杆臂控制着进水量的大小;到了某个高度,水就停了。如果漏水,浮球下降,到某个点水又开始流,水位又回来。于是马桶里的水就这样维持着。
现在问问自己,抽水马桶有什么概念?说它有概念已经是一种飞跃。我们都清楚,抽水马桶没有「水」的概念,没有「高度」的概念,没有「够了」的概念,没有对错、角度、龙头、杠杆、上下,什么都没有。可它在某种意义上感知到了什么。「感知」这个动词是不是太重了?大概是的。但它的反应方式,确实像是「看到」(打引号)或者「感觉到」(打引号)水不够了,于是往里加水。这是楔子的薄边,是知觉的萌芽。
接着可以看恒温器。恒温器其实和抽水马桶一样,只是更抽象些:不涉及水而涉及温度,不用龙头而用电流。但本质上非常相似。
再往前是热追踪导弹。它的目的(如果我可以说它有目的的话)是尾随一架战斗机,让自己被吸进喷气发动机的尾部然后爆炸。它可以以极其复杂的曲折路线追踪目标,像燕子在空中追逐昆虫。这看起来更复杂一些,更有目标导向。
再往后我们可以谈蚊子。可这里我跳了一步,从金属机械的基质跳到了有机基质。为了不跳得这么快,我再举一个我觉得非常迷人的例子:DARPA挑战赛,你们有些人可能知道。这个比赛还在持续,往后会越来越广为人知。三四年前,DARPA(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向各大学发出挑战,要求造出一辆自动驾驶的车。所谓自动驾驶,是指车里装着计算机,跟人没有任何连接,完全自主。这些车要相互竞赛,自己开过莫哈韦沙漠,距离我不记得了,大概一百二十英里。
想一想这里发生了什么很有意思。顺便说,有好几辆车确实跑完了全程。它们在做什么?它们必须在某种意义上知道自己在哪儿,必须避开各种障碍物,不能掉进沟里,不能撞上植物之类的东西。我没去过那里,也绝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你们可以想象,它们穿越沙漠,沿着弯弯曲曲、界限不清的道路找路,而且情况不可预测,因为前方究竟有什么事先并不知道。它们用摄像机、激光测距仪,我想还有GPS这类感知设备,各种装置让它们「知道」自己的处境。你看,我在用「知道」这样的词,也许你们不愿意我用。我还可以说它们能「看见」前方的东西,也许你们也不愿意我用「看见」。这有点微妙:为什么不能用这些词?
我要引一段赛程。最终获胜的斯坦福车,大概在跑了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时候,追上了一个奇怪的障碍物。是什么?绝不是预料中会出现在赛道上的东西:那是另一辆车,是领先的卡内基梅隆车。我不认为斯坦福团队预先想到过要做这种模式识别,去理解自己的竞争者是什么。可是尽管很可能没有为这种情形专门编程,这辆车还是变道绕了过去,真的从旁边超了车。它没有想「哇,我超过了对手」,它没有关于自身和另一辆车的想法,也不会把两者归为同一类。我的意思只是:想象这辆车自己穿过沙漠,我希望你们问问自己,把它放在光谱的哪个位置?它的感知力比得上蚂蚁吗?蟑螂?蚊子?它当然比热追踪导弹复杂得多,更不用说抽水马桶和恒温器了。
请你们想一想这个。我觉得人类对那些看起来能在世界中定位自己的东西更慷慨。R2-D2和C-3PO身上有让我们联想到眼睛的部件。我无意玩双关,但忍不住要说:在某种意义上,「眼」(eyes)的存在对我们象征着「我」(I)的存在。一个能定位自己、对周围有某种感官觉知的东西,我们很容易就把它读成拥有某种至少是雏形的「我」。
前几天我在葛底斯堡学院给学生做讲座,惊讶地发现,当我提到蚊子时,他们,至少其中一些人,坚信蚊子有各种各样的概念。我当时说,如果我要把一只蚊子拍死在墙上,蚊子的反应非常简单:它基本上是在试图,其实「试图」都嫌太重,它是在躲开一团快速移动的黑影之类的东西。可学生们说,不对,它是在躲避死亡,它是在求生。我说,你们凭什么认为它有「死亡」或「生存」的概念?死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我想他们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于是我举了一个例子,我希望它也能帮助你们思考,因为我认为这个例子非常有用。我去看医生,医生用小锤敲我的膝盖,我的膝盖弹起来。我不认为我的膝盖在思考什么,但它确实在做反射,对某种情境做出反应。同样很容易想象,蚊子就是这样:蚊子对情境做出反应,没有一丝一毫关于生存或死亡的念头。你可以问,那它为什么这么做?答案是演化,它们被编好了程序,所以它们是小机器,小小的生存机器,却没有任何生存的概念。正如膝盖没有膝跳反射的概念一样。膝盖没有概念,凭什么蚊子就该有?
这些就是我希望你们在谈论别针与人类灵魂之间的灰色地带时想到的东西。我们谈的是一个光谱。我想指出的是,让我们相信「那里面有点什么」的关键,是知觉的存在,而且是非常精巧的知觉。蚊子有某种知觉;恒温器和马桶也有某种知觉,极其微弱。我认为,知觉真正开始有意义,是在它能够为其他实体建立模型,把它们看作有感知、有目的、有目标的时候。当我们开始把欲望、恐惧、目标之类的东西归给其他实体时,我们就到了可以开始说这个生物拥有某种灵魂、自我、「我」或意识的层次。这些想法书里都有详细阐述。我搭建了一个结构,说明抽象知觉如何处于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核心:我们在非常抽象的层面上感知自己。
我打个比方。GEB里有一段很长的对话,叫《前奏曲与蚂蚁赋格》,里面有一个蚁群,我给它取名「蚁姨希拉里」(Aunt Hillary),据说是有意识的。上世纪二十年代,人们开始大量写社会性昆虫,「整体论」(holism)这类词就是那时造出来的,意思是在极高的抽象层面上存在某些结构,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拥有属于自身层面的因果性。有时人们说这种因果性和更低层面的因果性、物理层面的因果性毫无关系,我认为这种想法是幼稚的。但有一点确实成立:从物理到化学再到生物学,每一门科学都在自己的层面上讨论问题,不必向下引用。谈论生物时不需要谈夸克,事实上谈夸克或者谈任何物理层面的东西都只会适得其反。甚至在化学层面谈论也往往是反效果的,尤其当你谈的是大东西的时候。
「整体论」诞生的同时,「超级有机体」(superorganism)这个词也造出来了。几年后它就过时了,但最近又复活了:有好几本新书把蚁群、蜂巢之类的东西当作超级有机体来谈。现在请你们假设一个蚁群,它极其复杂,极其庞大。我不知道一个蚁群能有多少蚂蚁,大的也许有五十万只。但让我们慷慨一点,给它十亿只,需要的话一百亿、一千亿只,一个巨大的蚁群,和我们一样有意识。就假设这样的东西存在。这大概不违反你们的宗教,因为我至少给了它有机化学做基质。希望你们能接受,这样的东西也许并非不可想象。
那么可以问:如果这样的东西真的存在,它大概不会孤零零地存在,会有别的同类。它们会像我们一样,有朋友,有国家,有语言,会讲笑话;有出名的,有不出名的;有几百年前死去的,于是就有关于那个老蚁群的长长的传说,说它写过精彩的故事或讲过精彩的笑话,谁知道呢。它们有各种语言,有的蚁群说某种语言会带口音,幽默感有好有坏,我们有的一切它们都会有。
现在问题来了:这些东西在蚁群里位于何处?外国口音位于何处?幽默感位于何处?与另一个特定蚁群的友谊位于何处?它对历史的热爱位于何处?你只能说,它们位于某些模式之中。我想这是你唯一能说的话。在蚂蚁彼此互动的方式中,必然存在一些极其复杂精巧的模式,正是它们产生了这一切。
我们很难把自己设想成超级有机体,很难想象自己由如此之多的东西组成。想象自己由一小把东西组成要容易得多:我有一个胃,有两条腿,有一个大脑,几样东西,手,手指。而不是一万亿个细胞。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身体里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你毫无察觉的事情。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一直在制造血红蛋白分子。你可能会问,每秒钟我制造多少血红蛋白分子?既然在制造,也就意味着在销毁,血红蛋白分子每秒钟也在被销毁。答案是,大约每一秒钟,四百万亿个血红蛋白分子,也就是四乘以十的十四次方个,在你体内同时被制造和销毁,在你一生的每一秒钟。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的巨大数字,而我只说了血红蛋白,还没提身体里发生的任何别的事情。一旦从这个层面思考,你就开始把自己看成一个超级有机体,看成一大堆你对之毫无概念的东西的产物。
我想到哪儿了?对,我想用这个做一个比喻。英语里我们说「我的腿睡着了」,比如坐飞机时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过过道,腿麻了。但我觉得更好的说法是「我的腿终于醒了」。我一生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时间里,它都在沉睡;偶尔我才意识到它,它醒了,我能感觉到里面翻腾涌动的东西。我感觉不到十的十四次方个血红蛋白分子的生灭,可老天,我能感觉到那条腿里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说这是「腿里有蚂蚁」,感觉确实如此。淘气包丹尼斯说过「我的腿里灌满了姜汁汽水」。我觉得这些比喻妙极了。我们至少应该偶尔停下来,用这种方式想想自己,问一句:为什么我对自己体内发生的一切如此无知?答案当然是,这样有助于生存。你必须对它们无知,不可能去想那些事情,不可能监控十的十四次方个血红蛋白分子,或者监控大脑里每一个神经元的放电。显然,你对世界的简化必须是巨大的,你对自己的简化也必须是巨大的。
在进入「人类灵魂的深层互联」之前,我再补充一点关于模式的想法。有一天我发现一件事,它作为一个意象一直留在我心里。我有一盒信封,大约一百个,想把它们从盒子里拿出来放到别处。我伸手进去,像平常那样捏住信封往外拽,结果摸到了一样东西,像一颗弹珠,夹在信封中间,在盒子的半高处,不在底部也不在顶部,不靠任何一边,就在正中间。我捏了捏,老天,真有一颗弹珠,我能摸到它,能摸出它多大、多硬、多圆。我知道弹珠摸起来是什么样的。我明白隔着一点纸,但那里就是有一颗弹珠。
我想,这是怎么回事?我去找那颗弹珠,在信封之间翻找,什么也没有。我把信封全拿出来,把盒子倒过来摇了摇,没有弹珠。再说了,它为什么会在半高处?根本说不通。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信封的封口是V字形的,那个牌子的信封在V字尖端涂了一点胶,那里比别处微微厚一点点,而且纸也多几层,三四层而不是两层。一百个整整齐齐排列的信封叠在一起,集体效应就造出了那种美妙的触感,像极了一颗弹珠。
现在请想象,我并不知道这里面有信封,只知道里面有一颗弹珠。我闭着眼睛伸手进去,说:「对,这里面有颗弹珠。」再假设,出于某种原因,弹珠这种东西在生活中很重要,我们必须成天谈论它们,不同的弹珠大小不同,形状也略有差异。那么这些弹珠对我们来说就非常真实,尤其当我们对产生它们的信封一无所知的时候。我们会只用那个层次的描述,只谈弹珠,不谈下面的任何东西,模式本身反而无关紧要。我们会确信这些是真正的弹珠。如果这样谈论最方便,我们就会一直这样谈下去。
必须认识到,这些都是约定,我们谈论世界的方式往往是约定俗成的。比如「看见」这个动词,我们习惯上只用在某些生物身上,用在有碳化学的东西上。但我认为,没有理由不能把它扩展到其他基质的东西上;同样,也没有理由对一切有碳化学的生物或实体都那么慷慨。
这让我想起我儿子丹尼。他一岁零三个月的时候,我们去了大峡谷。我和妻子站在峡谷边缘眺望,丹尼却没有望向峡谷,他坐在地上,看着几片叶子和几只蚂蚁。对他来说那才有意思,那是唯一有意义的东西。请想象,如果我把他抱起来说「看,看,看大峡谷」,他会看见什么?一岁的孩子拥有的概念极其有限,他们的视觉也极其有限。
再举一个丹尼差不多同时期的例子。有一次他想把一支铅笔放进一个塑料杯里。他以前见过铅笔在那个杯子里,知道它能进去。他试着把铅笔横着塞进去,横着塞,塞不进,太长了。他看不出问题在哪儿,不明白为什么进不去,因为铅笔明明以前就在杯子里。他放的方向不对,所以进不去。对我们来说这是极其初级的常识,可他的视觉,或者说他的概念,还不够精细。他有「一样东西在另一样东西里面」的概念,但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还不足以让他明白铅笔必须竖着放,横着进不去。
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所以如果他望向大峡谷,他的空间概念极其粗浅。作为一个学步的孩子,他大概对自己的房间和床有点感觉,但对我们整个房子的概念都极其有限,肯定不知道房子的结构、东西都在哪里;更不用说一个街区,一座城市,更不用说十英里长的东西。大峡谷宽约十五英里,深一英里,长度当然远不止此。如果他望向大峡谷,他看到的只会是,借用威廉·詹姆斯那句名言,「一团嗡嗡作响、轰轰隆隆的混乱」。他会看到一堆颜色,仅此而已,视网膜上的像素,仅此而已,没有概念,什么也没有。他不可能看着大峡谷说「天哪,看这十五英里的开阔地」。他们无法设想这样的东西,连五英尺外五英尺长的东西都勉勉强强,何谈十五英里的距离,何谈一英里深的深渊。
所以「看见」是一个必须非常小心使用的动词。我再次提醒大家注意用词:我们可以把词扩展到其他基质的东西上,同时也可以对那些和我们同一基质的东西收紧用词,因为即便在我们的基质,也就是有机化学之内,也存在不同的精细程度。
回到蚁群。一个蚁群可以对自身有一点觉知,就像我们对信封盒里那颗假想的弹珠有觉知一样。蚁群可以觉知自己而不觉知蚂蚁,正如我们觉知自己而基本不觉知细胞。我们完全可以在不知道生物细胞存在的情况下生活得很好,在细胞被发现之前的几千年里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人们功能完好,写出伟大的音乐、伟大的文学,对细胞的存在一无所知。你完全可以想象,蚁群有意识,却从未听说过「蚂蚁」这个概念,压根不知道有蚂蚁这种东西存在。它们得做精密的实验才能探测到蚂蚁的存在,而且即便发现了,它们也会一笑置之:「是啊,可那些东西离我们的本质太远了,我们平时真的不想去想它们。专家可以研究蚂蚁,我们确实有专门研究蚂蚁的专家,但那是个笑话。我们大多数蚁群没工夫想蚂蚁,有正事要做,要看电视,要送孩子去踢足球。」谁能整天想蚂蚁呢?
以上这些,都是想让你们看到关于感知力的一种视角:它关乎由海量部件构成的结构内部所存在的模式。我不打算描述我称为怪圈的那个具体模式,但让我提出这一点:存在某种模式,当它出现时,我们就倾向于说,以某种抽象方式在内部拥有这个模式的实体是有感知、有意识、有自我或有灵魂的。如果你们承认这一点,也许我说服得不好,但也许有些人愿意承认,那我们就到了一个有趣的节点。因为接下来的问题是:模式的本质是什么?
当我使用「模式」这个词的时候,我希望你们也是这样理解的,它本质上是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至于部分是什么,无关紧要。比如,我最近去了纽约,我想费城大概也差不多,虽然我没坐过这里的地铁。纽约地铁站里到处是瓷砖。你到了一站,写着「28街」,那些瓷砖拼成马赛克,大概是二十世纪初做的,蓝白两色,按一定图案排列,一遍又一遍地写着「28街」。我想所有人都会同意,从一块「28街」马赛克走到下一块再到下一块,我们会说:这是同一个模式,同一个东西。我们会说,是的,具体的瓷砖不一样,但那毫无关系,毫无关系。关键是它们都以同样的方式写着「28街」,同样的风格,同样的字体,同样的内容,同样的大小,同样的颗粒粗细等等。它们可以互换。
如果你接受这就是模式,那我们当然可以谈用不同的粒度来写「28街」。假设某一天他们某种尺寸的瓷砖用完了,只好用两倍大的瓷砖来写「28街」。当然可以想象,用更粗的颗粒写出来,它仍然管用,仍然可读,仍然传达同一个意思。也许粗一些、糙一些,不那么好看,但仍然能认出来,本质上还是同一个东西。当然,越来越粗、越来越粗,到某一步就再也读不出「28街」了。你也可以往反方向走,颗粒越来越细,从看得见的马赛克变成看不见的马赛克,细到沙子的程度,再细下去,直到每一条曲线都是完美的曲线,看不出任何基质的痕迹,只见极其精细、数学般精确的曲线。
我要说的只是,你可以想象把一个模式在不同的粒度上、用不同的材料复制出来。我可以用红石头配白石头,红配绿,或者根本不用瓷砖,用别的材料。豌豆和甜菜,随便什么,我可以用任何材料来做这个东西。我可以用无数种方式写「28街」,它仍然是「28街」,只要我愿意,用这些材料仍然能实现同一种字体。我甚至可以用汤罐头来摆,从直升机上看下去一模一样。换言之,我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我可以在不同的基质上、以不同的粒度实现同一个模式。
现在,如果你同意我的说法,作为一个有意识的存在,其本质就是一个模式,就是某个模式在某处的存在,那么从我们刚才关于模式所说的一切立即可以推出:同一个模式可以在别处实现,可以在不同的基质上实现。我说不同的基质,可以指有机化学,甚至可以指另一个大脑。也就是说,另一个基质可以是同样的材料,只不过在别处;也可以是不同种类的材料。如果它真的是模式,如果真正要紧的只是某些抽象物与其他抽象物之间的互动,那么它就可以被实现。让我成为我自己的那个东西,理论上可以在其他基质上实现,在由其他原子、其他分子构成的东西上实现,不必依赖有机化学,只要部件之间的互动方式相同。
如果你跟着我走到了这一步,那么问题就成了:这个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曾经在别处被复制?我的意识在多大程度上在别处被再现?
于是我们来到了人们共同生活、以极高的「波特率」(借用一个老词),也就是极其密集地相互交流的话题。我们都讲故事,讲回忆,讲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你们大概也遇到过,我肯定遇到过不止一次:朋友告诉我一件事,多年以后我已经忘了那到底是发生在我身上的,还是朋友讲给我听的故事。它就跟发生在我身上一样。第一人称的记忆,和通过言语这个媒介归入或植入我心中的记忆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神圣而精确的分界线。
如果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共同生活很久很久,共同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大峡谷,还有谁知道什么,特定的音乐作品,电影,友谊,晚宴,歌剧;和对方在同一个波长上,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我想到我自己和我妻子。我们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孩子们的幸福和安康,在这一点上我们如此一致,如此深刻地平行,她感受到的一切我都感受到,我感受到的一切她都感受到。在这个意义上,构成她的欲望、她对儿子丹尼的希望、她的梦想、她的恐惧的那个模式,在我脑子里存在着一份复写本。
我说「复写本」当然是在打比方,而且用词不够严谨。我之所以说是比方,是因为我必须承认那不是精确的复制。人不可能在自己脑子里拥有另一个人的精确副本,只能拥有近似的副本。所谓近似,我想正可以用刚才粗粒度的比喻来说明:粗粒度的马赛克和极为精细的原件相比,你仍然能看出是同一个模式,只是实现得没有那么细致。
那么,如果我心里存在着代表她的这些东西,她心里存在着代表我的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说,我在某种程度上活在她之中,她在某种程度上活在我之中。这不仅仅是我拥有关于她的一个表征、我能想象她可能的感受那么简单。我们人类总想在看起来物理上分离的实体之间划出滴水不漏的边界。这很方便,很有用,很多时候效率很高。但正如你们所知,我们彼此之间正变得越来越(用这个讲座系列的主题来说)互联。我随时可以和远在中国的朋友莫大伟(David Moser)通话,想跟他在北京聊三个小时就聊三个小时;我几乎可以随时给世界上任何人打电话,和各种各样的人保持高水平的联系。我们在极大的程度上把他人内化了。
《我是个怪圈》的开头很有意思,那个开头对我意义重大。书是从我母亲的抱怨开始的。父亲去世几个月后,母亲看着他的照片,她丈夫的照片。顺便说一句,他们相识于云杉街2211号。我来这里的路上正好经过,没能进去看看。他们是因为音乐相识的:四十年代初,母亲坐在父亲公寓外面听他放爵士唱片,她坐在楼梯上,父亲开门时看见了她。这就是我存在的原因。
回到书的开头。父亲1990年去世,母亲看着照片,非常伤心,她说:这张愚蠢的照片不过是纸上的一堆痕迹,什么都不是,可它却打动了我,我真蠢,我在上一个幻觉的当。我说,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花了一点时间才把反驳的想法组织起来:这不是一个愚蠢的反射,不是一个骗局,不是一场恶作剧。我说,你看,我们客厅里有一本肖邦练习曲的乐谱,那是纸上的一堆记号,一堆黑色的图案。可这些图案对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尤其包括我。我小时候就爱上了肖邦的练习曲,所以家里才有这本谱子,是我买回来的,还试着弹过其中几首。
我说,肖邦把自己灵魂的一部分,实例化为大脑之外的音符的模式。它们代表着他情感自我的核心。他把它外化了,然后其他人得以将它内化。也许有些人能弹,我们大多数人弹不好,但能不能弹并不重要,只要有人能弹、我们能听就行,因为这就是一个映射,一条信息,从肖邦的灵魂直接进入我们的灵魂,进入我们的大脑。在他大脑里产生那些情感的模式被重新构建了出来。是抽象的模式,不是基质,不是化学物质,不是当时放电的那些具体细胞,不是他脑子里流动的那些血红蛋白分子,那些无关紧要。分子是什么不重要,要紧的是抽象的模式。老天在上,它们在我的大脑里、在千百万人的大脑里被重新创造出来。我把肖邦留下的这些东西叫做「灵魂碎片」(soul shards)。
我对母亲说,这世上没有什么比肖邦的练习曲对我更重要,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贬低它们,不明白为什么要说它们只是纸上一堆愚蠢的黑记号。它们是有所代表的模式,唯一地来自一个人,代表着那个人内部独一无二、极其有力、极具感染力的东西。我能从中听见波兰,听见渴望,听见乡愁和辛酸。我不打算把词都列出来,因为很难用语言描述音乐对人做了什么,但听那些练习曲时,我能听见这一切。这些黑白的模式带着不可思议的「肖邦性」。同样,我父亲的照片也具有不可思议的唤起力量,因为它是一个触发器,一个催化剂,能在我母亲心里唤起父亲在场时曾唤起的许多情感。那是非常真实、非常强烈的体验。
最后我给几个比喻收尾。为了解释「我们活在彼此之中」是什么意思,我一直在找比喻,找得很辛苦。一个是现成的,我在世界上找到的;一个是我自己编的。先说找到的,再说编的,最后在编的那个上面加一点变化,引出一些进一步的想法。
我在世界上找到的那个花了很长时间,就是「国家活在彼此之中」。一旦想到,当然是不言自明的。任何国家,拿法国来说,都有侨民住在国外,就这么简单。法国有公民在美国,在中国,在日本,在世界各地。说得更形象一点,设想一个可怕的假想场景:法国从地图上被抹去了。好,法国被毁了,但「法国性」没有被毁。法国性依然存在,因为在中国、日本、美国、英国和全世界都有法国人。我称之为「法国性的日冕」(corona):即便本体被毁,仍有某种东西留存在外。任何国家都是如此,每个国家都有人住在境外,这就意味着国家是分布式的,并不完全局限于一个地理区域。不用说,每个国家主要与一个地理区域相关联,但它也存在于其他种种地理区域,并在那里存续下去。再进一步,像《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样的作品,俄国人视之为他们文学的灵魂。你可以销毁每一本俄文版,哪怕再施个魔法钻进所有俄国人的脑子里把它抹掉,它仍然存在,因为它存在于译本之中,存在于若干精彩的各语种译本之中。它会在国外存续,在别的语言里存续。它是一个模式,模式会存续下去。这是第一个意象。
另一个意象更有诗意些,虽然是假想的。想象一片果园,树木排成漂亮的行列。想象每棵树周围飞着一些蝴蝶,蝴蝶主要依附于某一棵树。我们甚至可以给一切编上颜色:每棵树一种独特的颜色,围着它飞的蝴蝶也是同一种颜色,这样情况就一目了然:紫蝴蝶绕着紫树飞,蓝蝴蝶绕着蓝树飞,以此类推。可蝴蝶毕竟是蝴蝶,它们爱游荡。紫蝴蝶也许总会被紫树的气味拉回紫树,但它们可以出去探索,到红树、黄树、黄绿色的树那儿飞一会儿。这样一来,紫树周围的那圈光晕就在某种程度上分布到了整个果园。它不只在紫树周围,它部分地存在于别处:到处都有零星的黄蝴蝶,到处都有零星的紫蝴蝶。它们主要出没的地方是紫树周围,但别处也有。
我们就是这样。我有一部分在你们之中,不多,因为你们不太了解我,尽管你们可能读过我的书,对我有些感觉。但我肯定存在于那些非常了解我的人之中,那些和我有过成百上千小时交谈的人。他们非常了解我,内化了我的大块大块,我也内化了他们的大块大块。
我正在走向结尾。这让我想起刚才提到的朋友莫大伟。几年前他父亲临终,患的是阿尔茨海默病。请想象,这个人和所有人一样,曾经充满生机,满是意象、希望、梦想,对世界有清晰的认识。随着病情加重、再加重,他一点点离去,越来越像一个空壳,看起来像他,却已经不再是他了。他的灵魂在哪里?某种程度上,它存续在大伟身上,在大伟的兄弟和妻子身上,在那些最了解他的人身上。到了某个时刻,病重到一定程度,他基本上更多地存在于(请允许我称之为)他周围的日冕之中,就好像他被遮蔽了,好像月亮挡住了太阳,他已不在,但日冕还在。我当然不是说他存在的程度和从前一样。那个叫吉姆·莫瑟的模式,其最主要、最精细的实例毫无疑问在吉姆·莫瑟自己的大脑里,而那已经大半被毁了。但没有被彻底摧毁,因为粗粒度的副本,以不同的粒度和不同的保真度,存在于其他大脑、其他基质之中。所以在外面,有某种存续。
最后一个意象和树与蝴蝶有关,实际上来自固体物理学。晶体很像一片果园,原子核就像树,排成漂亮的三维晶格,行列整齐;原子核周围是电子,以复杂的方式运动。有些晶体里,电子被牢牢束缚在自己的原子核上,可以说这些电子只绕着这一个原子核转,不绕别的。这相当于我的例子里所有紫蝴蝶,每一只,都只在紫树周围徘徊,连隔壁的树都不去,更不用说远处。但还有另一类晶体,尤其是金属,是导体。这意味着电子不被束缚于任何特定的原子核,可以四处漂移。这就是完全相反的极端:蝴蝶没有家树,在整个果园里漂来漂去,可以依附于任何一棵树。
如果把树看作一个人,把蝴蝶看作前面意象里的光晕,那么紫蝴蝶主要围着紫树但并不专一,就相当于说:我主要在我的大脑里,但也部分地在别人的大脑里。极端情形就是金属的情形:我们各有大脑,但我们所有的经验、思想和意识都散布在一个集体之中,任何大脑都不再有个体性,每个人以同等程度容纳着每个人。你的灵魂在我的大脑里,可「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再不存在「我是我灵魂的主要寄主」这回事,这里只有一个大脑,那里只有另一个大脑,我的灵魂散布在每一处,你的灵魂散布在每一处,大脑不过是容纳这个集体之物的基质。这是我们尚未拥有的东西,也未必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不是说它好。我只是说,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互联日益紧密,手机之类的东西让我们越来越多地内化他人,内化构成一个人本质的那些核心模式,把他人的本质输入进来,这个意象正在离现实近一点点。
我不认为我们真的希望它成真。我想我们都希望保留这样一种感觉:每个大脑里都有一个主要的灵魂。但同时,想到某种意义上外面还有一圈日冕,想到吉姆·莫瑟去世时,仍有一小部分的他留在最爱他的人心里,这是令人欣慰的。
我就以这个想法作结。谢谢大家。
侯世达(Douglas Hofstadter)基于《我是个怪圈》(*I Am a Strange Loop*)后三分之一的思想,论证意识/自我/"灵魂"本质上是一种抽象模式,而模式可以在不同基质、不同粒度上被复制,因此人类彼此"活在对方之中"是字面意义上的事实,而非比喻。
他明确声明「灵魂」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实体,而是与「自我」「我」同义,用来指「里面亮着一盏灯」这种内在体验的存在。之所以选这个词,只是因为它有感染力。这一限定出现在演讲开头(第 1 段),为后文把「灵魂」等同于一种可在不同基质上实现的抽象模式做铺垫。若不先做这个界定,后面「灵魂碎片」「灵魂活在他人脑中」等说法容易被误读为神秘主义。
塞尔认为意识依赖大脑特定的生物化学(「对的材料」),没有这种材料就不可能有意识。他自己举例:与一个看似人类的对象畅谈半小时后,若对方敞开衬衫露出金属,就必须推翻先前的判断,把它所说的一切判定为零意义。侯世达在第 6–9 段用《星球大战》的 R2-D2 与 C-3PO 对照:观众明知它们是金属做的,却轻易赋予它们恐惧、困惑和幽默感。这说明我们归属意识的直觉依赖行为特征而非材料,塞尔的立场与这一直觉相冲突。
人体每秒约有 400 万亿(4×10^14)个血红蛋白分子同时被合成和分解,而且这只是血红蛋白一项。侯世达在第 25 段用这个「令人瞠目」的数字,让听众体会自己也是由海量不自知的部件构成的「超级有机体」,就像假想的有意识蚁群一样。这一数字服务于两个论点:一是意识存在于大规模互动的模式中;二是我们对自身的表征本就是极度简化的粗粒度版本,为后文「他人脑中的粗粒度副本也是真实的我」做准备。
这是有机基质与机械基质之间的过渡例子(第 13–16 段)。斯坦福车在没有预编程处理「对手车辆」情境的情况下,识别障碍并绕行超车,展示了复杂的知觉与应变能力,远超热寻的导弹和恒温器。但侯世达同时强调,它没有「我超过了对手」的想法,不把对方视为同类。该例子的作用是让听众在连续谱上自行定位:它比蚂蚁、蟑螂、蚊子更有「感受力」吗?由此打破「机械=零意识、有机=有意识」的二元直觉。
他认为「死亡」「生存」是极复杂的概念,蚊子不可能拥有。推理链(第 18–19 段):膝盖被锤击会弹起,这是反射而非想法;蚊子躲避快速移动的阴影同样是对情境的反应;这些反应之所以存在,是进化把趋避行为「编程」进去的结果,蚊子是「小小的生存机器」,正如膝盖没有「膝跳反射」的概念,蚊子也无需「生存」的概念。这一步是演讲的反拟人化核心:能力和行为可以与概念、自我意识分离,我们对碳基生物的归属常常过于慷慨。
一百个信封的胶水尖端叠加,在触觉上产生了一颗「弹珠」,但盒中并无弹珠(第 27–30 段)。侯世达假设:若我们对信封一无所知,弹珠就会被当作完全真实的东西来谈论,且这种描述层次是「约定」的。类比之下,蚁群可以意识到自己却不知道蚂蚁,人类几千年不知细胞却写出伟大作品。因此高层模式(弹珠、自我、意识)是真实的、可谈论的,即便它「不存在」于底层部件之中。这为「意识=模式,而非基质」提供了直觉支撑。
第 36–42 段:先定义模式为「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部分是什么无关紧要」,用地铁瓷砖说明同一模式可在不同瓷砖、不同颗粒度、不同材料上实现。若接受意识的本质是模式,则立即推出同一模式可在别处实现,包括另一个大脑。接着引入「高波特率」的密集交流:朋友转述的故事多年后与亲身记忆无法区分;与妻子对孩子幸福的价值高度一致,她的希望与恐惧以「近似副本」存在于他脑中。副本粗粒度、低保真,但如粗马赛克仍是同一模式。于是「我活在她里面」是字面的,而非比喻。
他在第 44–47 段用肖邦练习曲类比:乐谱也只是纸上的黑色图案,却影响了数百万人。肖邦把自己情感内核的一部分外化为音符模式,别人通过演奏和聆听把它内化,重新构成的是抽象模式而非肖邦当时的分子或细胞。他称这些遗留物为「灵魂碎片」。同理,父亲的照片是触发器和催化剂,能在母亲心中唤起父亲在场时的许多情感,这是真实而强烈的体验,不应被贬低为「愚蠢的反射」。核心是:模式的力量不依赖其载体。
「国家活在彼此之中」(第 48–49 段)强调存续性:法国被抹去,「法国性」仍以海外公民和译本形式留存,形成「日冕」。「果园与蝴蝶」(第 50–51 段)强调程度与分布:蝴蝶主要围绕本树但会游荡,对应「我主要在自己脑中,部分在他人脑中」,且分布量与交流时长成正比。「晶体电子」(第 53–55 段)给出两个极端:绝缘体中电子紧束缚(完全封闭的自我)与金属中电子离域(意识摊入集体,「我」失去意义)。三者合起来构成从「是否」到「多少」再到「极限在哪」的完整刻画。
他会先承认副本是粗粒度、低保真的,最细粒度的实例毫无疑问在本人脑中(第 52 段对吉姆·莫泽的限定)。但他会指出:(1)「我」本身也只是脑中的一个模式,且我们对自己的表征同样是极度简化的,两者是程度差异而非性质差异;(2)第一人称记忆与被植入的记忆之间并无神圣界线,「归属」本身就是约定;(3)反驳者预设「我」必须有严密的物理边界,而这正是他在第 42 段批评的「密不透风的界线」的方便假设。因此他会说这不是滥用语言,而是把「我」这个词的适用范围按模式论的逻辑做了应有的扩展。
按演讲逻辑,答案取决于模型是否重建了该人「核心的抽象模式」——欲望、恐惧、价值、幽默感等——而不只是表面词汇统计。侯世达对基质持开放态度(第 39–40 段明确说不必依赖有机化学),因此他不会因为它是硅基而否定。但他也强调粒度与保真度:肖邦乐谱之所以是灵魂碎片,是因为它承载了「独一无二地来自某一个人」的内在结构。若模型只是粗浅的风格拟合,那它更接近「粗到读不出 28th Street 的马赛克」。同时,他在第 55 段对「金属态」集体意识的保留也提示:技术让内化他人越来越容易,但这是否可取是另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