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整理自 Y Combinator 主办的一场公开对谈。对谈嘉宾 Alexandr Wang(汪滔)是 Scale AI 联合创始人,十九岁自 MIT 辍学创业,将公司打造成 AI 数据基础设施的领军企业,现负责 Meta 的超级智能实验室;主持人 Garry Tan(陈嘉兴)是 Y Combinator 总裁兼 CEO、Initialized Capital 联合创始人。台下坐着的,是数百位与他们当年一样年轻的创业者。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仅删去口语枝节,论述内容悉数保留。
主持人: 我们在后台聊到,理解这场活动有个很好的角度:这间屋子里坐满了和我们当年一样的人,十八岁、二十岁,甚至还有几位十六岁的。我们直接跳进你的故事吧。你从小就聪明得出奇,打数学奥林匹克,那时候的 Alex 在想什么?感受到什么?是什么把你推上了这条路?
汪滔: 我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长大。这个地方现在因为电影《奥本海默》出了名,但在当时,它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偏远小镇。我记得自己参加了各种数学竞赛、计算机竞赛,心里知道想做很大的事,却完全不清楚该走哪条路,怎么走。
我有个朋友特别痴迷编程,高中毕业后去硅谷实习,第一份实习是在 Palantir。他对我影响很大。所以高中一毕业,我就来硅谷的 Quora 工作,用一个间隔年在那里干了一年,然后才去 MIT。算起来,我在 Quora 的时候十八岁,进 MIT 也是十八岁,创办 Scale 时十九岁。从十七岁到十九岁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一直在变,究竟想做什么,答案不断在换。我从身边的人那里学到太多东西,那两年简直是不停地对着消防栓喝水。
回头看,有两件事特别重要,我很推荐。第一是先去一家公司工作。从外面看,你根本不知道公司是怎么运转的,不知道真正做出一个东西是什么样,不知道反复打磨一个东西是什么样,也不知道一群人一起做决定是什么样。这段经历非常关键。第二是去 MIT 读书。学校给了我大量探索兴趣的空间。正是在 MIT,我第一次训练模型,摆弄那年刚发布的 TensorFlow,也是在那里,我最终想出了 Scale 的点子。在 MIT 读了一年之后,我申请了 YC。
当时能被录取,感觉像个奇迹。YC 对我的创业之路至关重要。它有一种很奇妙的混合气质:一方面非常支持你,当然希望你成功;另一方面又对你极其坦白,你犯蠢的时候会直接告诉你。我觉得这正是每个人在生活里都需要的东西。故事讲到这里,就是十九岁创办 Scale,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主持人: 你当时的合伙人是 Jared Friedman。而且你进 YC 时带的点子,跟后来的 Scale 完全是两码事。
汪滔: 是的。说来有趣,我们当时想做的是一个 AI 智能体,帮人获得医疗服务。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点子本身终将成真,甚至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帮人看病就医的 AI 智能体已经真实存在。但那时的时机是错的。
我们做了大概一两个月,Jared 把我们拉到一边说:「伙计们,我不确定这东西能走到哪儿去。」这正是我们需要听到的话。那时我已经把 AI 研究得透透的,训练过模型,于是我们回到起点,认真思考机会到底在哪里,然后想出了 Scale。
主持人: 当时卖数据这件事,大语言模型还远没有登场,但自动驾驶正在兴起,计算机视觉突然火了起来。那是你们的第一个市场,对吧?
汪滔: 对。事情是这样的:我在 MIT 做了一堆项目,训练各种各样的模型。跟今天比,那些都是小玩具。我记得要训练一个模型,需要三样东西:一个 GCP 账号,或者说某个云服务的账号,用来拿算力;一段训练模型的代码;还有数据,一个数据集。前两样东西,你在网上按一个按钮就能得到。唯独最后一样,数据,完全没有有效的获取途径。所以在我看来,未来的方向再明显不过:一定会出现一种方式,让你同样「按一个按钮」就拿到数据。
有意思的是,在此后的许多年里,Scale 最初的那些年,数据这个方向一直非常不性感。每次出去融资,哪怕我们的数字很好看,收入很扎实,风投和投资人总是满腹狐疑:「这算一门好生意吗?能持久吗?有护城河吗?」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不过话说回来,那些投资人没一个亲手训练过模型,所以他们大概真的不理解。快进到今天,我们总算融到了钱,坚持下来了,把生意做大了,而当年拒绝我们、对 AI 前景很悲观的那批投资人,如今正在写长文,论证数据多么关键,是 AI 领域最大的商业机会之一。
看着整件事绕了一圈回到原点,实在很有意思。
主持人: 这其实是第一性原理思考(first principles thinking)的一个绝佳案例。你不可能翻开《华尔街日报》,看到「数据很火」,然后决定去做这个。Scale 根本不可能那样起步。你必须从几条你确信为真的、关于世界的简单陈述出发,然后为它造点东西。
汪滔: 关键在于,你得对一组没有任何人认同的信念建立起确信。看看世界上最成功的那些公司,它们全都诞生于核心想法流行起来之前很久。创始人在默默无闻中苦干许多年,然后那个想法、那个领域、那门生意的概念才变成共识。你要想成功,唯一的办法就是比所有人更早地识别出这些关于世界的真相。
Scale 做 AI 已经十年了,最让人意外的一点是:你绝不能根据周围人的说法来做商业决策。跟着羊群走,你只会被搅得晕头转向,最后哪儿也去不了。所以你必须锻造出自己的指南针,判断未来会长什么样,因为其他人只会让你困惑。
主持人: 看起来你练就了一项了不起的本事。你从一个「我们相信 X,而没人相信」的内核出发,但接下来建公司的实际动作,是去跟投资人谈,说服他们,不让他们把你的士气打垮;去跟客户谈,他们本该一听就懂;尤其是,说服人来为你工作。
汪滔: 建公司早期的这些基本功,也许有人天生有点禀赋,但没有人在创业之初就擅长创业。我记得跟很多最早认识的投资人聊过,不少人会说:「你成长得太快了,变化太快了,我当时没看出来。」我想这对每一个创业者都成立:没有人擅长自己从没做过的事。所以对所有创业者来说,起点都是样样稀烂,整场游戏就在于你如何让自己持续进步、快速学习。
主持人: 我们在后台还聊到,现在是创业的幸运时刻。你显然可以来 YC,屋里的这些人彼此就是同伴,这已经很难得了。不止如此,现在你还有一个理想的个人 AI,随时告诉你「嘿,可以这样做」。你觉得这会让你当年加速得更快吗?在 AI 时代创业是什么样?
汪滔: 我真心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惊人的时刻:瓶颈已经不在模型的进步,而在于把它扩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帮助世界去适应这项已经存在的技术。哪怕模型从今天起完全停止进步,经济、世界运转方式,以及我们身边的一切,也还要经历几十年的天翻地覆。所以这大概是一个文明只有一次的机会(once-in-a-civilization opportunity):做一个梦想家,拥有愿景和野心,通过建造非凡的东西,把你心目中未来世界的样子强加给现实。
我们在后台还聊到一点。我创办 Scale 那会儿,十年前,创业就是大卫对歌利亚。你得机灵,得找到切入市场的刁钻角度,得在资源少得多的情况下想办法竞争。而现在,有了智能体(agents)和更广义的 AI,我认为局面更接近歌利亚对歌利亚。创业公司或许是一个机甲歌利亚,被智能体和 AI 大幅增强;大公司则是传统意义上的歌利亚。
只要你真正拥抱 AI 智能体,想办法以最有野心的方式发挥它们的长处,创业公司完全可以轻松击败在位者。
主持人: 我们聊聊超级智能吧,它甚至写进了你们实验室的名字里。在 Meta 内部,超级智能在操作层面意味着什么?
汪滔: 一年前,Mark 写过一份关于「个人超级智能」(personal superintelligence)的备忘录,我觉得这跟你提的「个人 AGI」的概念非常接近。我们相信,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几十亿人,都会拥有一个专属的超级智能,为他量身适配,帮他达成目标,了解他的处境,并最终扩展他自己的能动性(agency)。我们反复思考的核心正是能动性的扩展:如何帮助人们做成过去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如果一切都变得轻而易举,世界上每个人会去做什么?
我们也从生态的角度来看这件事。Patrick 之前提到过,我们不相信那种由 AI 统治世界的总体化、集权式的图景。我们相信这些技术会去增强一个极其广阔的生态。所以我们相信全球几十亿人各自拥有个人超级智能,也相信创业会迎来一场大爆发。如今 Meta 平台上有两亿家企业,借助这波创造力的爆发和 AI 工具,我们认为这个数字应当涨到几十亿。最终,它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态:企业智能体与个人智能体协作,构成一个由 AI 全面驱动的复杂系统。
主持人: 看到 Muse Spark 1.1 发布,我真的很兴奋。我的 OpenClaw 爱死它了。执掌一个前沿实验室是什么体验?Muse Spark 大致是 Opus 那个档次,后面还有什么在路上?而且我知道你们越来越重视开源,这间屋子里的人都很爱开源。
汪滔: 我在 Meta 差不多一年了,这一年很不寻常。我们公开谈过,Llama 4 没有走在 Meta 需要的轨道上。所以我进去以后,做的是一次归零重建(zero-based build):如何从头搭起一整个前沿实验室,当然也大量利用了已有的东西,并且尽可能快地推进。
从那一刻起,九个月内我们发布了 Muse Spark 1,两个月后又发布了 Muse Image 和 Muse Spark 1.1。这个过程里有几件事让我印象很深。第一是人才密度极其重要,这是最核心的押注。人才密度会自然复利:你手里的顶尖人才越多,就有越多顶尖人才想加入你。第二,从内部看会很清楚,前沿 AI 工作本质上是研究,是科学工作。我们在探索这些模型能做什么,如何把它们推得更远,能力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这需要一套与互联网公司、互联网产品截然不同的心态和运作模式,更多地围绕实验、科学和规模化展开。归根结底,一切都在于如何打造一个实验室、一套运作模式、一个系统,能够随着整个生态的指数级增长一起复利:能力的指数增长、算力的指数增长、采用和使用量的指数增长。在生态的几乎每一个维度上,我们都处在一条极其陡峭的指数曲线上。我把实验室看作一个有机体,它必须能跟着这条曲线一起生长,这一点至关重要。
这一年非常令人兴奋,而且我们还会推出很多东西。我们刚发布了 Muse Spark 1.1,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型,Muse Spark 系列还会持续更新。更大的模型也在路上,我认为它们足以与当今最顶尖的模型正面竞争。我们很快会发布一个智能体框架(harness),已经打磨了一段时间,目的是赋能所有开发者和做智能体的开发者。另外,正如你提到的,我们也在做开源模型。我们相信一个去中心化的 AI 能力、进步与开发的世界,希望赋能更广的生态,让世界上每个人都能用这项技术去构建。所以,很多激动人心的东西在路上,我们想尽人力所能,最大程度地赋能生态和开发者。
主持人: 我用 Muse Spark 配 OpenClaw 的时候,很明显它已经和 Opus 一样好,尤其是那种带技能文件(skill files)的智能体流程,但价格便宜了八倍。
汪滔: 是的,这正是重点所在。我们不相信这样一个世界:模型贵到必须配给,只有最有钱的开发者和公司才用得起。每个人都能用上这项技术、用它建造任何想建造的东西,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的看法是,最好的 AI 产品甚至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回顾整个 AI 生态的演进,每一波浪潮都比前一波大十倍。我创办 Scale 时,第一波大概是自动驾驶。自动驾驶非常酷,但跟大语言模型和聊天机器人一比就相形见绌,聊天机器人大概比自动驾驶大了十倍。几年后又出现了编程智能体,编程智能体大概又比聊天机器人大十倍。我们正处在这条陡峭的曲线上,会不断看到 AI 范式的新模态、新形态、新进展,每一波都远远大于上一波。所以我们的立场是:把生态放开,一起探索,一起构建世界的未来。
主持人: 那么,用 Muse Spark 的编程模型,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是 OpenCode 吧?
汪滔: 对,目前最简单的方式是用 OpenCode,官网上有接入指南。很快我们会有自己的框架。而最终,我们希望做出优秀的模型,能接入所有现成的框架,尽可能激发生态里的组合式创新。
主持人: 我知道框架还在保密。不过能不能透露一点?我现在还在用 OpenClaw,还在用 Hermes agent,我管这些东西叫「法拉利」,动不动就抛锚在路边。你们这台法拉利会不会抛锚?
汪滔: 希望不会。我们非常关注速度。任何用过这些工具的人都知道,速度大概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其次是可靠性,正如你说的,我们希望它极其可靠。我们还希望它高度可扩展,能支撑你想要的任何复杂、有趣的多智能体架构。坦白说,框架之上还会有海量的创新空间:如何编排,如何设计循环,如何构建极其复杂的智能体协作生态。
我们希望它足够可扩展,最终就是让人们能驾驭(harness)这项技术。这个双关不是故意的。我真心相信,这些模型已经强大得不可思议,强大到足以推动 GDP 增长好几个百分点。剩下的,就靠有远见、有野心的聪明人去把它变成现实。
主持人: 一个问题。等你回望这十年,你觉得人们会说,关于 AI 有哪件事在事后看来显而易见,而此刻大家正在错过?
汪滔: 如今大量的争论都围绕着:模型到底进步了多少?模型能不能跨过这道坎?超级智能什么时候来,两年还是五年?我们会不会撞墙?在我看来,这些争论在某种程度上有点浪费时间,因为强大的模型终将到来,这是必然的。我想,将来回头看,人们会说所有关于「到底哪一年实现」的争吵都是短视的,因为现实是,整个人类文明正处在一条惊人的指数曲线上。看看 AI 在过去十年的进展,任何人都会震撼得说不出话。十年前,最好的 AI 模型能做的,是在 YouTube 视频里认出猫。而现在,我们在跟一个数字之神对话,它能做的事情,我们都见识过一些,你只能目瞪口呆。这个趋势会继续下去,模型会越来越强。
所以十年后回头看,有一件事会变得显而易见:智能变得充裕了,能动性变得充裕了。眼下的趋势会一直延续。这会非常奇特。纵观人类历史,一群聪明人为了共同目标聚在一起,始终是进步的瓶颈。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就是这样的例子:一群非常聪明的人聚到一起,怀着一个想要实现的未来愿景,缔造了这个国家。美国几乎每一家公司的故事都是如此,每一家 YC 公司的故事也是如此。
而这将要改变。突然之间,稀缺资源不再是智能,也不再是能动性。我真的认为,稀缺的会是愿景和野心。你对未来的世界该是什么样,有没有清晰的看法?你想在哪一个方向上,把手指按上天平,让五到十年后的世界与今天不同?你有没有足够的野心和驱动力,去熬过所有的糟心事,把它变成现实?AI 会让这件事变得更容易,智能体和 AI 大概让它比十年前容易十倍、一百倍。但反过来说,你也因此可以把梦做得更大。
世界要完全拥抱这项技术,还有太多东西需要演进。坦白说,今天的世界几乎还没准备好迎接它。作为建造者,我们有责任让世界做好准备:帮助企业和政府适应这项新技术;想清楚如何从生物安全和网络安全的角度保卫世界;想清楚如何管控这项新技术带来的各种风险。而在另一面,这也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机遇期。我们可以开创新的科学,可以攻克健康和生物学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可以建立过去无法想象的企业,还有过去不可能存在的创作机会。这是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摇篮。对于一个有建造能力、又对世界该如何改变有坚定看法的人,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代了。
主持人: 你觉得路径变了吗?我看到一则消息,斯坦福的计算机专业人数下降了两位数的百分比,人们在担心,这在我看来简直荒唐。要造出那么强的智能体,你仍然需要这些技能。也许将来不需要了,我不确定。你会对台下的人说什么?这是他们真实面对的问题:该更「文科脑」(word cell)还是更「理工脑」(shape rotator)?该怎么办?这有没有改变你在 Meta 想招的人,以及你管理团队的方式?
汪滔: 系统化、严谨的思考仍然极其重要。抽象层在不断变化,我以前不相信事情会这样演变,但它确实这样发生了。想当年我创业的时候,我们是写代码的。现在嘛,我相信在座各位没人再写代码了,那太荒唐了。
但现在的问题变成了:怎样把智能体编排到一起?接下来会是:怎样构建智能体的组织?怎样让一百万个智能体协同工作?再往后是:怎样让一万亿个智能体协同工作?无论我们在哪一层抽象上运作,都始终需要想清楚工作流该如何构造。这就是那种严谨的系统化思考。在我创业的那个年代,传统路径是先写代码,然后建立由人组成的组织,再想办法把这些人组织好,这需要系统思维。而现在,更接近于先编排智能体,再想办法编排一支支智能体大军。但系统思维永远不会过时。所以,全押「文科脑」肯定是错的,你得会「转形状」。
不过我认为,未来更需要的东西,是对世界该如何发展怀有更深的指南针和哲学观。关于文明如何穿越这样的时期,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很多教训。人类在未来十年发生的变化,很可能超过过去一百年。所以,为此拥有积极的愿景,并能连贯地阐述它该如何展开,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主持人: 说得具体一点。我很好奇,在你的朋友圈或者 Meta 内部,有没有哪些 AI 应用可以拿出来讲讲,是近在眼前却还没被人想明白的?给我们一点内幕。
汪滔: 我认为智能体循环(agentic looping)里仍然蕴藏着天文数字级的机会:如何设计一套系统,让你在一个持续的反馈循环里,投入一千倍、一百万倍的 token 去推动一个结果。想想大多数公司的本质,公司就是一个大型反馈循环,每一条边上都由人来操作。公司获取客户,想办法让客户更满意;客户更满意就花更多钱;钱多了就能招更多人,这些人再去获取更多客户,再让客户更满意。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每一家创业公司、每一门生意的反馈循环。在这个大循环里还嵌着许多微循环。构建能运转并优化这些反馈循环的智能体系统,里面有巨大的超额收益。
我们在 Meta 内部已经看到过这样的案例:只要设计出正确的智能体循环,给智能体一个正确的评估(eval)或正确的优化指标,一群智能体就能轻松完成超过一百名工程师团队的工作,而且是非常轻松地。所以,想清楚一个充满智能体协调问题的世界会是什么样,是当今最有意思的问题之一。
主持人: 从机械层面讲,就是 markdown 文件、cron 定时任务,然后把智能体指向足够多的数据,让它自己搞明白一些也许不在分布内的东西?
汪滔: 对,机械层面就是先想清楚指标是什么,然后就是技能文件、markdown 文件、cron 定时任务。
主持人: 还有 /goal。
汪滔: 对,/goal。我总觉得很有趣:任何事情一旦真正拆开来看,都平淡得很。
主持人: 所以它不是魔法。有些人把它说得神乎其神,LinkedIn 上有些帖子讲得像魔法一样。
汪滔: 我的建议是,别看 LinkedIn。LinkedIn 是用来找客户的。
主持人: 我喜欢用这个问题收尾。你可以给十八岁的自己发一封电报,你会对那个人说什么?感谢你回来跟这些听众分享。你会往漂流瓶里塞一句什么话?
汪滔: 归结起来,就是锻造你自己的内在指南针,判断未来会如何发展,并对它抱有坚定的信念。因为你会被噪音淹没,各种人会对你说三道四,这会让你非常困惑,非常难熬。尤其在你年轻、没有经验的时候,要对自己的信念和想做的事真正抱有确信,会显得格外困难。但这是最重要的事。就像我们前面聊的,正是靠着对所做之事的深深确信,我们才熬过了多年的风暴,市场的混乱、行业的混乱、身边人的混乱。
第二条建议是:去找出世界上那条曲线最陡、又能延续最久的指数。几十年前,这条曲线是摩尔定律,那在当时显然是最该押注的东西。现在我认为是 AI 的进步,而未来还会出现更多这样陡峭的曲线。哪怕这些曲线的起点非常无聊,看起来甚至没什么意思,也没关系。我刚开始做 Scale 的时候,AI 能做的是在 YouTube 视频里检测猫,很难跟人解释这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技术,但它就处在一条难以置信的指数曲线上。
最后还有一件事必须说:Meta 很荣幸向在座每一位提供一千美元的 Muse Spark API 免费额度。我们会持续把模型做得更好,而且 Muse Spark 现在比 Opus 便宜八倍,换算成「Opus 美元」的话,那就多得多了。我们的团队会把领取额度的细节告知每一位,非常期待看到大家做出什么来。
主持人: 谢谢 Alexandr Wang。
Alexandr Wang 回顾自己 19 岁创办 Scale 的经历,并以 Meta 超级智能实验室负责人的身份提出:AI 进步已是不可逆的指数曲线,真正的瓶颈已从"智能"转移到"扩散与愿景",当下是"文明级一次性"的创业窗口。
三样东西是:云服务账号(算力)、训练代码、数据集。前两样在 2016 年已经可以在线一键获得(GCP 等云服务、TensorFlow 等框架),唯独数据没有任何高效获取途径。Wang 在 MIT 训练模型时亲身感到这一缺口,于是判断「一键获取数据」必然是未来,这就是 Scale 的原点。这段出现在「Scale 的原点」章节(第 7 段),也是他后来讲「第一性原理」的具体案例。
最初做的是一个帮人们获取医疗服务的 AI agent。做了一两个月后,YC 合伙人 Jared Friedman 把他们叫到一边说「不确定这能做成什么」,团队于是回到原点重新思考。Wang 的评价是「想法本身正确,最终一定会存在(今天已经出现),但时机错了」。这段在第 5~6 段,体现他区分「是否成立」和「何时成立」的思维方式。
第一条:建立自己关于未来如何发展的内在指南针,并对它抱有强烈信念,因为年轻时会被噪音淹没,尤其缺乏经验时最难坚持自己的判断。第二条:找出世界上「最陡峭且持续最久」的那条指数曲线——几十年前是摩尔定律,现在是 AI 进展——哪怕它起点很无聊(比如当年的 YouTube 猫检测器)也要押注。这两条在最后章节(第 39~40 段)给出。
前提有两个:设计出正确的智能体循环(agentic loop),以及有合适的评估标准或指标(eval/metric)供 agent 去优化。他把公司看作由人操作各条边的大规模反馈循环,agent 系统的价值在于接管并优化这些循环。随后主持人追问机制,Wang 承认落到实处无非是 skills、markdown 文件、cron 定时任务和 /goal 命令,「一切都很平淡」。这在「智能体循环」章节(第 36~38 段)。
他的核心判断是瓶颈不在模型进步,而在把已有技术扩散到世界各处。论证链:①即使模型从今天起完全不进步,经济和社会仍有几十年的重构空间;②过去十年从「识别猫」到「数字之神」的进展证明我们处在一条不可逆的指数曲线上,强大模型是必然的;③因此争论「两年还是五年」是短视,真正该做的是去构建和适应。这一论证分布在第 14 段和第 28 段两处,前者从需求侧、后者从供给侧共同支撑。
十年前创业公司资源远少于巨头,必须靠聪明、找市场切入角度以弱胜强(大卫对歌利亚)。现在有了 agent 和 AI,初创公司可以被极大增强,成为「超级歌利亚」,与传统大公司势均力敌甚至胜出。含义是:资源劣势被 AI 抹平,创业者只要充分、有野心地利用 agent,就能直接正面击败在位者。这一比喻出现在第 14~16 段,是他回答主持人「AI 时代创业是什么感觉」的核心。
他明确反对模型贵到「只能配给最富有的开发者和公司」,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能用这项技术去构建。这与他反对「单一 AI 控制世界」的极权式图景、主张去中心化 AI 发展一脉相承:Meta 设想数十亿人各有个人超级智能、平台上商家从 2 亿增长到数十亿,商业 agent 与个人 agent 交织成生态。而「最好的 AI 产品还没被做出来」「每波浪潮大十倍」的判断,也意味着只有开放生态才能探索出下一波。见第 17、21~24 段。
Wang 先给出历史观察:人类历史上,「一群聪明人聚在一起朝共同目标努力」一直是进步的瓶颈,美国建国和每家 YC 公司都是这样诞生的。AI 让智能和能动性变得充裕后,这一瓶颈消失,agent 把「把想法做成」的难度降低 10~100 倍。于是限制因素就转移到了前端:你是否对未来世界有清晰看法、是否有野心去扛过一切把它实现。因此稀缺资源变成愿景和野心。推理在第 29~31 段完成。
他的立场是「全押在 word cell(文字型)上肯定是错的,你仍然需要会 shape rotate(严谨的系统化思考)」。理由是抽象层在不断上移:过去是写代码、再组织人;现在是编排 agent、再编排百万乃至万亿 agent 的组织,这本质上仍是系统思维问题,永不过时。但他同时补充:未来更需要的是关于「世界应该如何发展」的哲学指南针,因为未来十年的变化可能超过过去一百年。见第 33~35 段。
Wang 大概会回应:他的论点并不依赖模型继续进步——第 14 段明确说「即使模型今天停止进步,仍有几十年的变革」,即结论对「撞墙」情形是稳健的;同时他会指出自己十年前在数据「不性感」时就押注 AI,并非现在才立场先行。反驳的力度在于:Meta 大量投入算力和挖人,确实依赖「必然更强」的叙事,且「扩散需要几十年」本身也是一个可争议的经验判断。因此这个反驳能削弱其对未来模型的乐观预期,但难以推翻「现有能力尚未被充分利用」这一核心命题。
基本成立,但需要转译。Wang 的建议本质是「押注结构性趋势而非当下热度」,并承认曲线起点可以很无聊(猫检测器)。对医疗或教育创业者而言,对应的可能是「AI 扩散到该行业的速度」——恰好是他所说的真正瓶颈所在。他自己最早的 YC 项目就是医疗 agent,只是时机太早;按他的逻辑,现在正是该曲线变陡的时刻。局限在于:非技术领域受监管、信任等非指数因素约束更强,曲线的「持续性」更难判断,所以这条建议在这些领域更像方向指引而非选题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