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ilin O'Connor: The Misinformation Age

编者按：本文整理自加州大学欧文分校逻辑与科学哲学系教授凯琳·奥康纳（Cailin O'Connor）在 Rotman 哲学研究所「大众信息时代的信念、证据与精英」系列讲座上的首场演讲及现场问答。奥康纳教授研究博弈论、演化论与科学哲学，与詹姆斯·欧文·韦瑟罗尔（James Owen Weatherall）合著《错误信息时代》（The Misinformation Age）。演讲围绕该书展开，探讨错误信念为何能在社会中长期存续与传播。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仅删去口语枝节，论证、例证与问答均完整保留。

开场与讲者介绍

主持人：欢迎各位来到本系列讲座的第一场。这个系列由哲学系与公共图书馆共同举办，主题是「大众信息时代的信念、证据与精英」。今晚是第一讲，此后每周四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都有一场，所以这里在接下来一个月里都是各位的地盘。今年的阵容很强，几位非常优秀的哲学家将从不同角度切入这个主题。想了解更多，可以上 Rotman 哲学研究所的网站，那里有全部讲者和各场讲座的介绍。

今晚我们很荣幸请到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凯琳·奥康纳。她的研究横跨生物学哲学、科学哲学与博弈论，并把这些领域融为一体。如果你还没读过她的作品，我强烈推荐，我相信今晚之后你一定会去读。她的写作引人入胜，正是哲学家真正面向公众时所向往的那种状态。她已经出版了三本书，而且几乎是同时问世：一本即将出版的《游戏与生物学》，请她纠正我如果说错了；一本去年七月出版的《不公平的起源》，讨论社会范畴与文化演化；还有今年早些时候出版、也是今晚要讲的《错误信息时代》，与詹姆斯·韦瑟罗尔合著。有请。

植物羊：错误信念为何长存

奥康纳：谢谢各位今晚到场，感谢 Rotman 研究所的邀请，也感谢 Eric 的介绍。正如 Eric 所说，今晚的内容大多取自《错误信息时代》这本书。我的合著者詹姆斯·欧文·韦瑟罗尔是我在欧文分校的同事，一位物理学哲学家，也是我的丈夫。我知道这有点奇怪，总有人对我说「我跟我丈夫连做个三明治都合作不了」。不过说实话，一起写书的过程还挺愉快的。

让我先讲个小故事。十四世纪，一本旅行回忆录开始在欧洲流传，据称作者是一位名叫约翰·曼德维尔的骑士。约翰爵士在书里说自己去过印度，在那里见到一种植物，植物上结着小荚，荚里装着活生生的小羊羔。他还声称亲口吃过这些羊羔的肉，用他的原话说，「妙极了」。这种长羊的植物后来被称为「鞑靼植物羊」（Vegetable Lamb of Tartary）。此后四百年间，欧洲学者一直相信这是真实存在的生物。你可以在中世纪的博物学教科书里找到植物羊的插图，就排在长颈鹿和大象旁边，那些同样是欧洲人从未亲眼见过、却听说确有其物的动物。

当然，世上没有这种植物，从来没有。但这个故事引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欧洲最聪明的头脑，怎么会在整整几个世纪里相信羊能长在树上？关于植物和动物的所有已知证据都让这种信念显得荒谬至极。

有人会说，我们此刻正处于一场错误信念与错误信息的危机之中。针对这场危机的许多研究，都试图用个体的认知偏差和盲点来解释错误信念：比如人类不擅长概率推理，我们的推理带有种种偏差，使我们难以理解和处理证据。这些东西很重要，但它只是故事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我这么说的理由是：人类是深度依赖社会性学习的动物，我们的大多数信念来自他人。

拿你的科学信念来说，大概百分之九十九是从同伴或老师那里学来的。如果我问你，为什么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而不是相反（在座各位想必都站在日心说这一边），我猜你的回答不会是「我做了大量复杂的天文观测和计算，自己推出来的」，而是「有人告诉我的，我的老师、我的父母告诉我的，我信任他们」。

这种分享知识、经验和证据的能力是一种极其强大的资源。没有它，我们不会有人类文化，不会有技术，不会把人送上月球，不会有现代医学。它为我们做了太多事。但它同时也让错误信念得以存活。若不是知识的社会性传播，像植物羊这样明显荒谬的信念绝不可能一传几百年，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再传给下一个人。当我们向信念的社会性传播打开大门，我们既放进了好的信念，也放进了坏的信念。正因如此，我们认为，要理解错误信念如何存续和传播，最终必须把信念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看待。

一旦这样看，我们就需要理解一整套超出「个人推理能力差」之外的因素：我们信任谁，为什么信任他们？我们在学习时承受着什么样的社会压力？我们的社交网络里，谁在主动误导我们，为什么？这些宣传者如何利用我们的社会天性？社交媒体上的学习又是怎么运作的？书里探讨的正是这类大问题。我们采用一种特定的策略：一方面使用历史案例，另一方面使用数学模型，来更好地理解信念社会性传播中的这些因素。所谓数学模型，是指我们建立计算机模拟，用来表征真实的人类学习者群体或真实的社交网络，然后研究这些表征，以理解信念在现实世界中如何传播扩散。今晚我不会细讲模型的运作，主要谈结论。有兴趣的话可以在问答环节多聊，或者去读我们的书，如果你真的对数学建模感兴趣，书里讲得很详细。

接下来的内容分三个话题，都是书中我认为特别有意思的部分。第一是从众与极化，第二是产业对科学信念的干预，第三是新闻业，也就是记者在科学信念中扮演的角色。

人痘接种与阿希从众实验

奥康纳：先从从众与极化说起，又该讲一个历史故事了。这次的主角是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一位英国贵族。十八世纪初，她随丈夫前往土耳其，丈夫当时是驻土耳其大使。

蒙塔古夫人本人是天花的幸存者，她的一个弟弟死于这种病。在土耳其，她接触到一种叫「人痘接种」（variolation）的做法。人痘接种与现代疫苗接种类似：在患者手臂上划开一道口子，把天花脓疱里的液体引入伤口。通常的结果是患者得一次轻症天花，此后终身免疫。人痘接种不如疫苗安全，有一小部分患者会因此死亡，但考虑到天花本身高达百分之五十左右的死亡率，这种做法在土耳其救了很多人。

蒙塔古夫人印象深刻。她随行带着私人医生查尔斯·梅特兰，两人与一位土耳其护士一起，在土耳其给她年幼的儿子做了接种。回到英国后，她决定推广这种有益的做法，却遭到大量阻力。英国医生们持怀疑态度，不肯为病人接种。连梅特兰，那个在土耳其亲手做过接种、清楚知道它安全的人，回到英国后，在其他英国医生的注视下，也不愿意再做了。

于是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案例：一种有益的做法，能救很多人的命；有人知道它有效，知道它是好的；可这个正确的信念就是无法扎根。这是怎么回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著名的阿希实验（Asch experiments）表明，人类有强烈的从众倾向。我们不喜欢在人群中显得突出，那在社交上很不自在；做别人不赞成或不认同的事，同样令人不自在。实验是这样进行的：被试看到几条线段，被要求说出右边哪一条与左边那条长度相同。请大家看看，觉得是哪条，我们来投个票。认为是第一条的？第二条？第三条？好，哲学家们真敢于出头。你们是对的，这里没有陷阱，就是第三条。但请举手选第三条的各位想象一下：如果全场其他人都举手选了第一条，你还会自在地说「我知道是第三条」吗？

实验就是这样设计的。实验者安排了七名同谋，一个接一个地说「我认为是第一条」「我认为是第一条」。然后轮到真正的被试做选择：要么说出自己真正的判断，第三条；要么选大家都选的那个。大约三分之一的被试选择了他们明知是错的答案，只为了与实验里的其他人保持一致。

在人痘接种的案例中，很可能就是这种倾向在起作用。医生跟所有人一样喜欢从众，不愿意从群体中冒出来。记住，梅特兰明知接种是安全的，可当其他英国医生知道他在做这件事时，他就不愿意做了。

从众如何让群体信念变差

奥康纳：我们在书中提出的问题是：这种从众偏差会如何影响信息或科学信念的流动，如何影响知识的传播？我们为这类偏差建立了模型，发现从众偏差会稳定地让一个共同体的信念变差，原因有三。

第一，从众的个体不会把准确的证据或信息传递给社交网络里的其他人。梅特兰掌握着人痘接种如何起效的信息，却因为从众而没有与其他英国医生分享。前几天我自己就干了同样的事。在孩子的舞蹈课上，我跟另一位家长闲聊，她告诉我人类颅骨内壁据说非常粗糙。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反正信念的社会传播嘛，好，颅骨很粗糙。我说「这不是很奇怪吗，为什么会……」，我本来想说「为什么我们会演化成这样」，她却接过去说「耶稣为什么要把我们造成这样」。我说「对哦」。无论你的宗教信仰如何，演化论大体上是正确的，而作为一个天天做演化理论研究的人，我手里有大量证据可以分享给她。但我没有，因为那样会很尴尬，我担心一旦反驳她，会危及我们的关系。这就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从众的个体常常做出与其真实信念不符的行动。查尔斯·梅特兰对人痘接种持有准确的信念，却没有按照这些信念行动，因为他想要合群。

第三，从众会造成稳定的极化（polarization）。这个词你们大概听得很多了。当一个共同体里的人持有不同信念，而这些信念在讨论和互动之后依然彼此对立，这就是极化。让我演示一下从众偏差如何导致极化。这张图是我自己画的，看得出来吧。假设有一个由个体组成的网络，这些人都在努力搞清楚世界是怎么运作的，所以我把他们画成小小的科学家。假设他们一开始都持有错误信念，用紫色圆圈表示：他们不知道人痘接种有效。再假设，像真实的人类一样，他们的社交网络里有小圈子或聚簇。英国医生彼此联系紧密，但与土耳其护士几乎没有社交往来。现在假设某个人出于某种原因形成或学到了一个正确信念，他想明白了，人痘接种这套做法是管用的。凭借社交联系，他可以把这个信念传给网络里的其他人。但像这样一个与另一个不持此信念的群体紧密相连的个体，由于从众偏差，可能永远不会把它继续传下去。于是你得到一个网络，里面存在两种信念，其中一种优于另一种，而好的那种传不开，因为某个小圈子在内部互相从众。

我们认为，这个可以称为「最早的反疫苗者」的案例，或许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当代反疫苗者的事情。我们知道，反疫苗者确实倾向于聚集在关系紧密的社群里。举几个例子：加州有许多新时代（New Age）社区，疫苗接种率极低；布鲁克林的正统犹太社区最近接种率很低；明尼阿波利斯的索马里裔美国人社区也是如此。他们在社交网络中聚成小圈子。我们认为，从众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给这些群体提供更多信息并不一定能矫正他们的信念。人们已经知道，单纯提供更多关于疫苗安全性的信息是没用的，那并不能有效改变人们对接种的看法。这里其实有几个不同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其中一个很可能就是从众：当你身处一个紧密的群体，周围没有人接种，你要反其道而行，就等于否定别人，这很失礼，很不自在，打破了群体的一致。

我们还认为，反疫苗的鼓吹者已经在利用这种社会结构。比如明尼阿波利斯的索马里裔社区就被反疫苗鼓吹者盯上了，他们清楚这是一个内部紧密、与外界联系相对较弱的社群。安德鲁·韦克菲尔德，那个最早做出疫苗与自闭症关联的欺诈性研究的人，曾多次前往那里，试图游说社区领袖，说服整个群体不接种疫苗。

顺便说一句，蒙塔古夫人最终确实在英国推广了人痘接种，而她的办法，讽刺的是，正是利用从众倾向。她说服了当时嫁给国王的安斯巴赫的卡罗琳王妃，公开为自己的两个小女儿接种。此后，一大批人开始接种。当时起作用的大致是这样一种心理：人们看到全国最有权势、最重要的女性都在做这件事，于是也跟着做。

烟草策略：用科学对抗科学

奥康纳：从众与极化就讲到这里，进入下一个话题：产业对科学的影响。同样从一个故事开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费者文摘》是全世界读者最多的杂志。它刊登了一篇题为《帘幕后的癌症》的文章，汇集了当时所有证明吸烟有害的证据。接下来的几个季度，香烟销量几十年来首次下滑。各大烟草公司的老板慌了，六家公司凑到一起，决定聘请纽约的一家公关公司来处理这个问题。这家公司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办法：用科学对抗科学。

科学史家娜奥米·奥雷斯克斯和埃里克·康韦在《贩卖怀疑的商人》（Merchants of Doubt）一书中梳理了这段历史。他们指出，往往是同一批人，用同样的策略，去影响公众在核战争与战略防御、二手烟、氟氯化碳与臭氧层破坏、酸雨，以及最近的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信念和政策。所谓「烟草策略」，是一种极为成功的策略，造成了非常非常严重的公共健康后果。

我们之所以要在书里和这样的讲座上谈这个策略，部分原因在于，这种策略及类似手法有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它们往往不涉及欺诈。很多情况下，产业和政治团体根本不需要收买科学家，他们做的是让公众能看到的关于某个议题的证据整体发生偏斜。这种努力可以很隐蔽，很难识别，而且非常有效。我接下来会论证，有时比直接造假还有效。

我们认为，人们对产业如何影响科学有一个重要的误解。人们想象的画面是：某个西装革履的人把一箱钱扔到科学家腿上，说「给我弄一份研究，证明吸烟是安全的」，然后科学家就照办了。事情根本不是这样运作的，弄清楚它实际上如何运作很有必要。烟草策略包含许多手法，今天我挑出其中两种，我们称之为「选择性分享」（selective sharing）和「产业筛选」（industrial selection），逐一来讲。

选择性分享：真数据也能误导

奥康纳：什么是选择性分享？这种策略是把那些碰巧站在产业一边、但其实是虚假支持的真实科学发现挑出来广泛传播。举个例子，那几家大烟草公司联合成立了一个叫「烟草业研究委员会」的机构，宣称这个机构要研究香烟是否有害，「我们想知道我们的产品是否致癌」。它并不是真正的研究委员会，而是一个宣传机构。它做的一件事，是印制小册子寄给医生、政策制定者和记者，上面写着诸如「九项研究未发现烟草与癌症之间存在关联」之类的话。小册子没说的是，另有五十项研究发现了这种关联。他们分享的是独立科学家产出的真实数据，那些科学家并没有造假；他们只是有选择地分享。

他们利用的是科学数据固有的随机性。不是每个吸烟的人都会得癌症，对吧？也不是每个得癌症的人都吸烟。这意味着，当人们研究这种关联时，有些研究会合理合法地找不到烟草与癌症之间的联系。产业就可以只分享这些纯粹因为随机因素而没有发现关联的研究。

我们建立了模型来更好地理解这一策略。这里又是一张高质量图示，大致展示模型的样子。我们假设有一群科学家在探究世界的某个问题，比如吸烟与癌症之间是否有联系。还有一些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他们对这个问题形成信念，但自己不去检验世界。模型里还有最后一个角色，我们称之为「宣传者」（propagandist）。这个人做的事，是把科学共同体产出的每一项碰巧虚假支持错误结论的研究挑出来，分享给公众。他分享的只是朝自己那个方向推的真实数据，这样一来，公众看到的数据集合就被扭曲了：它不再反映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实际比例，而是偏向错误的信念。

我们发现，模型里没有宣传者的时候，观察者最终会相信科学家所相信的东西，也就是大体准确的结论，因为真实的、无偏的证据往往把你推向正确的方向，倾向于表明吸烟是危险的。加入宣传者之后，这个过程总会变慢，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会逆转。换句话说，对真实的、独立产出的数据进行选择性分享，有时能彻底误导公众。

我们还特别发现，当科学家做的研究样本量大、质量高时，这种做法更难得逞，因为宣传者可用来做文章的发现变少了。所以，当你处于一个选择性分享盛行的环境，每一项碰巧显示错误结论的研究都会变得威力巨大，成为宣传的武器，可以用来让人们相信他们想让人们相信的任何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只产出真正高质量的研究和证据，就显得格外重要。

这一部分的要点是：一项科学发现是真实的，我的意思是由真正的科学家、用理想的方法、不受产业影响而得出的，并不意味着它就不是错误信息。这取决于它以何种方式被分享。

产业筛选：不腐蚀个人的扭曲

奥康纳：今天要讲的第二种策略是产业筛选。这个概念最早由两位科学哲学家本内特·霍尔曼和贾斯汀·布鲁纳命名并分析。它是这样运作的：产业筛选是指资助那些本来就在使用有利于产业结论的方法的科学家。这样一来，产出的证据整体可以被扭曲，而无需腐蚀任何一个科学家。

如果你观察科学共同体，会发现科学家使用的方法、持有的背景信念、信奉的理论，其实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产业人士可以做的，就是审视这种差异，挑出最有可能得出有利于产业的结论的科学家，把钱给他们，让他们有更大的实验室、更多的研究生，发表更多论文。这些论文发表出来，往往支持产业偏好的结论，而科学家本人从未被扭曲。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做法还有一层额外的威力。日后如果这些科学家被指控研究受到产业影响，他们可以非常激烈地反驳：「不，我从未受产业影响，我一直在做我本来就在做的事，只是拿他们的钱来做而已。」这非常有说服力，因为这是真话，他们确实一直在做原来的事。而当他们对其他科学家这么说时，同行也倾向于相信他们。

霍尔曼和布鲁纳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产业筛选案例，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研究者注意到，心律失常往往先于心脏病发作出现。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抑制心律失常，能否阻止心脏病发作？但人们研究这个问题的方式并不相同。有些人研究抗心律失常药物时问的是：这些药能否预防心律失常？另一些人问的是：这些药能否预防死亡？制药业只资助了前一类人，也就是那些检验药物能否抑制心律失常的人。而这些药确实能抑制心律失常。基于这类研究，制药公司得以生产和销售抗心律失常药。但是，你们可能已经猜到结局了，这些药会导致心脏病发作死亡。人们花了将近十年才发现这一点，据估计，那时已有超过十万人死于抗心律失常药物。

那个案例中发生的就是产业筛选。产业选择资助谁，研究者照常做研究，但这对科学的整体状况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这里的一大要点是：产业影响可以很狡猾、很隐蔽，并不总是那么显眼。它常常利用科学共同体的规范和社会结构，这很聪明，也很有效。因为科学家承受着不造假的社会压力，不造假时他们更有说服力。所以，如果有一种办法能在不引发科学欺诈的情况下动摇公众信念，用这种办法比用更明显恶劣的手段更划算。

此外，这些策略的隐蔽性会让我们误判产业对科学信念的影响是否存在、有多强。我们盯着那个提着钱箱的人，可能就看不见产业筛选。我手头正好有个例子。吉姆和我最近跟这篇文章的作者们有过一番邮件往来，文章题为《「大糖业把责任推给脂肪」的编造故事》。事情是这样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糖业资助了关于脂肪摄入与心脏病关系的研究。这篇文章的作者论证说，参与的研究者本来就在研究脂肪是否导致心脏病，而且本来就认为确实如此，所以大糖业不可能影响了他们的研究。可他们描述的恰恰就是产业筛选：糖业挑出他们认为最有可能得出有利结论的研究者，给他们钱，让他们做更多研究。我们发表了一篇短文回应。眼下的情况是，这几位作者因为对产业影响的运作方式有些天真，在这个案例中替产业辩护，声称科学没有受到影响，结果就误诊了正在发生的事。

新闻业的平衡报道陷阱

奥康纳：接下来是今晚要讨论的最后一个话题：新闻业。我们已经看到，烟草策略的核心是扭曲公众所见的证据整体，要么通过选择性分享，要么通过各种方式塑造科学共同体的产出。鉴于烟草策略如此有效，我们认为应当审慎对待那些为公众筛选科学信息的机构，那些以某种方式塑造和挑选公众所见科学信息的机构。想想记者。记者，尤其是科学记者，工作之一是向公众传达事实和科学结果，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须挑选要传达哪些事实和结果。

记者遵循许多规范，其中一条关乎公平。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七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要求广播执照持有者以公平的方式呈现有争议的议题。实际操作中，这意味着一个议题的各方基本上获得同等的播出时间。即便在烟草健康风险这类一方证据压倒另一方的案例中，也是如此。今天这条规则明面上已经废除，但那种「各方都要呈现」的精神仍留在新闻业里，常被视为负责任新闻的一项信条。看看气候变化就知道了。人们普遍痛心地指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媒体报道常常是正反两方各请一位专家，尽管实际上几乎所有真正的专家都站在同一边：气候变化是真实的。

我们研究了一个模型，同样假设有一群无偏见的研究者在探究世界，比如碳排放与气候变化、或烟草与癌症之间是否存在真实联系；同样有公众或政策制定者想知道真相。但这个模型里新增了一个角色：记者，他在筛选数据，决定公众看到什么。我们假设这位记者没有任何目的，不想说服任何人，但给他两种可用的策略。一种是把科学界的全部信息原样传递给公众；另一种是每次向公众传递信息时，挑两条，一条支持某个信念，一条反对它，只分享这两条。这是对「公平」的一种建模尝试。

我们发现，或许有点悖论，在科学问题上，公平报道会稳定地带来更差的结果。在这些情境中，记者给了错误信念的证据过高的权重，因为一般来说，证据倾向于支持正确的信念。市面上支持较好信念的证据总是更多，因为科学总体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追踪真相的。所以当记者呈现等量的证据时，他们总是给了错误的那一方过多的权重。我们主张，更好的策略是综观并报道文献中的整个证据体系，审视全部证据，然后按各方证据的多寡加权来做出陈述。

这里的要点是：没有偏见的记者，采用业内公认的最佳做法，也可能在无意中助长错误的或更差的信念，公平就是其中一条路径。

新奇偏好与单一研究报道

奥康纳：公平并不是唯一的机制，我想简要讨论另外三种。第一是新奇偏好。记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要写出能拉动读者的引人入胜的报道。就科学而言，人们最爱的是新鲜且出人意料的发现，这些东西最能吸引点击、点赞和关注。问题在于，新鲜而出人意料的发现常常是错的。它们之所以显得出人意料，往往正是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真的。所以，当你看到这种对新奇的偏好，你看到的往往是对那些并未告诉我们任何真实情况的研究的偏爱。

另一个问题是对虚假主张或发现本身的报道。很多情况下，记者报道「有些人持有某种错误信念」，结果意外地把植物羊传播了出去。你可能看到这样的标题：「特朗普称气候变化并不存在」。仔细读文章，你会发现文章的重点是他错了，但有些人只看标题，看到的就是「气候变化并不存在」。所以你可能在试图推广正确信念的时候，无意中推广了错误信念。仅仅是报道错误信息，就有许多种方式会在无意中把它传播开来。

最后一点我认为相当重要，就是单一研究报道，也就是那些报道某一项科学研究结果的文章。我前面已经谈过科学发现的变异性：在烟草的案例中，尽管关联确实存在，有些研究就是找不到烟草与癌症之间的联系。这就是证据的性质，它是概率性的，很棘手。在科学变异性的背景下，单一研究报道毫无道理，因为任何一项研究都可能是错的。你应该据以形成信念的，是一个经过长期发展、辩论、检验和重复的文献体系，而不是某一项可能严重失实的研究。

我想举几个例子，有几个实在让我忍俊不禁。「科学说我可以用一杯红酒代替一小时锻炼」。好吧，我此刻可能正在给你们喂植物羊。你们大概看不清背景里的文字，我念一下：「你爱喝红酒吗？如果我告诉你，小酌一杯葡萄酒相当于锻炼一小时呢？没错，经过试验验证，一项新的科学研究刚刚证实了这个好消息。」关于科学如何运作的天真看法是：你有一个假设，检验它，然后就有了答案。如果你持这种看法，你会认为这项研究告诉了你关于世界的某种真实情况。我跟另一群人聊过，他们也有过一项研究显示酒精有类似的正面效果，但他们想让你知道，锻炼并不比红酒对你更糟，事实上他们认为，所有关于红酒有益健康的证据都只是相关性：快乐的人、有朋友的人往往更爱社交，也就喝得更多，真正促进长寿的其实是友谊和快乐。

再举一个例子，请原谅我实在忍不住。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研究发现，磁铁可减轻糖尿病患者的足部疼痛」。我摘几句。「温特劳布医生强调，他的研究规模很小，只涉及二十四名患者。」所以这是一项只有二十四人的研究。后面还说，这项研究「与此前许多未能显示磁疗有任何益处的研究结果相反」。如果你综观整个文献体系，得出的结论会是：磁铁尚未被证明有助于缓解足痛。而如果只看这一项研究，你可能觉得已经证明了。温特劳布还说：「我们完全不知道磁铁如何起作用，也不知道为什么。」十三年后，同样是《纽约时报》的科学健康版：「治疗足痛，磁铁似乎可以忘了」。我真是震惊，震惊，磁铁居然没成。这就是单一研究报道的危险。如果你继续读那篇文章，里面好像说美国人每年花大约五亿美元买磁铁来治病。

社交媒体时代的新变化

奥康纳：我要收尾了，但还想指出最后一点。今晚我没有太多着墨于当前互联网上错误信息与虚假信息的特殊之处，书里对此谈得更多。不过我讲的内容与网络错误信息的现状之间存在一些联系，我想把其中几条勾勒出来。

第一，社交媒体为从众偏差影响我们提供了新的机会，尤其是当我们在挑选和打理自己的社交网络时。宣传者深知如何利用这一点。举个小例子：二〇一六年美国大选前，俄罗斯特工针对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下手，试图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同伴不打算去投票。他们是在利用从众来压制投票：「像你这样的人都不去投票」，言下之意，也许你也不该去。

第二，社交媒体让宣传者能够直接接触公众。因为有了社交媒体，产业、政治团体、外国特工要接触到你，现在变得非常容易。而且，这些团体很容易假扮成别人，甚至假扮成你会信任的人，看起来跟你相似、或者你愿意从他那里获取信息的人。因为我们在网上打交道的许多实体，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他们是否真是他们自称的那个人。再举个例子：今年一月的上一次「女性大游行」之前，我和一位女士聊过，她收到一条看起来像是游行组织方发来的消息，说活动取消了，于是她没去。这条消息并非来自游行组织者，大概是某个见不得光的利益团体发的，他们能直接触达她，假扮成可信的人，说服她做了原本不会做的事。

第三，记者在网上面临新的、有时适得其反的激励。在这个人们不再坐下来看新闻、不再读完整份报纸的时代，读者数量由点赞、点击率和吸引力驱动，记者承受着更大的压力，要写得抓人、新奇、动情、博眼球。这些压力未必会造就一个良好的信息环境。而且，由于社交媒体上分享机制的运作方式，我们看到的内容里，这种抓人、博眼球、动情的内容占比更高，因为人们确实更爱分享这类东西。这诡异地形成了一种几乎是在选择假消息而非真消息的环境。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我们谁都不该以为自己知道网上的错误信息或虚假信息长什么样。回想一下产业影响可以多么隐蔽狡猾，与那种天真的想象多么不符。其他类型的影响者也一样，他们有各种隐蔽狡猾的办法来影响我们。另外，随着公众逐渐认识到错误信息的运作方式，那些试图误导我们的人也在调整。回想二〇一六年，假新闻是件大事，有一堆看起来像新闻网站的网站，看起来像新闻报道的文章，实际上都不是。那个现象基本上已经过去了，因为人们大致看穿了假新闻，学会了抵御。但现在有了新东西：深度伪造（deepfake），抓人的梗图。人们已经转向下一个可能骗到你的东西。这意味着，在错误信息这件事上，你很遗憾不能高枕无忧。我们必须持续调查、持续学习、持续发现，才能保护公众的信念，保护我们的民主制度。我就讲到这里，非常感谢。

问答：信任、极化与后真相

提问者：信念的传播是否与个人的性格或人格有关？

奥康纳：是的，这类个体人格差异确实重要。它们影响观念传播的方式，也影响人与人之间的说服力。书里对此谈得不多，但在信念问题上，社会信任极其重要。我们从别人那里听到各种说法，常常是根据信任谁来决定相信什么、采纳什么：这个人看起来像个好来源吗？很多因素进入这个判断。「他跟我有多相似」是其中之一，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信任基础，但人们确实这么判断。对方的专业程度也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些更难捉摸的东西：他性格如何？有魅力吗？受欢迎吗？我喜欢他吗？他看起来是我想成为的那种人吗？这些都有影响。所以有些科学家非常有说服力，这有时帮助他们传播了自己的信念；那些兜售邪教或其他随便什么信念的人，也是同样的道理。

提问者：一旦已经极化，还有什么办法？

奥康纳：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很多人都在努力应对。顺便说一句，制造西方世界的更多极化，似乎正是俄罗斯政府的一个主要目标。一旦陷入极化，改变人们的想法似乎相当困难。更多信息改变不了想法，冲人吼叫改变不了想法，义愤填膺也改变不了。我们的主张，而且有心理学证据支持，是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是通过与对方共有的东西搭一座桥：「你我都是母亲」，「我们都是正统犹太教徒」，随便什么。能否基于共同的属性、共同的背景建立某种联系，帮助彼此信任，然后借此走向一个更健康的中间地带？当然这并不总是容易，也并不总是奏效。但它确实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比如要影响加州新时代社区的疫苗接种行为，我们需要的人可能是格温妮丝·帕特洛，一个对那个社区有吸引力、跟他们合得来的人。随便找个医生，不一定管用。

提问者：证据的强弱对这些社会效应有多大影响？

奥康纳：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书中指出，部分也是借助模型指出，有些情况下证据压倒性地表明一件事为真、另一件事为假，比如中微子的案例。或者设想一个随机对照试验，不是一组吸烟、一组不吸烟，而是一组喝氰化物、一组不喝，结果会明显到没人能否认。在证据非常好的情况下，我们发现社会效应的影响较小。证据越模棱两可、越难解读、越依赖概率，这类社会因素能起作用的空间就越大。

提问者：记者不是科学专家，专家之间又有分歧，他们该怎么判断科学界真正相信什么？

奥康纳：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记者常常处于这样的境地：他们不是某门科学的专家，而不是专家的话，很难弄清一门科学内部的情况。如果专家之间意见不一，他们的处境会相当困难。我认为有些东西可以、也应该被鼓励为新闻规范：不再做单一研究报道，转而报道整个证据体系；不再搞平衡报道，公平不应该成为科学报道的标准；在考虑报道某种错误信念的存在时要有所迟疑。这些都应该做到。至于记者如何弄清科学家真正相信什么，其实记者现在做的很多事已经相当有效。非常负责任的记者常常会在一个共同体内采访十个、二十个人，以真正了解争议所在、专家在说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希望负责任的新闻业能更多地体现这种做法。

提问者：不同的利益也会影响判断吧？比如人们对飞机失事的恐惧远超其实际风险。

奥康纳：你说的是信念与行动之间那个非常重要的联系。我们在书里谈了很多错误信念以及我们如何得到它们，也谈了为什么我们想要更准确的信念。总的理由是，准确的信念能指导我们在世界上成功行动。如果我们对一种药物如何起效有准确的信念，就能用它治病；没有的话就不能。我们需要准确的信念来做风险计算。但决策中除了信念还有别的东西，正如你指出的，那就是价值：我们究竟想要什么发生？我们希望社会和世界是什么样？这类决定应当基于人们实际想要什么，一个群体究竟需要什么，需要代表哪些利益。所以要做出成功的政策决定，你需要把准确的信念与对人们价值观的理解结合起来。

提问者：我想分享一段亲身经历。我从小到大，少年时代、刚成年时，都是照别人说的做，遵守一切规则。二十一岁那年，我的生活崩塌了，精神崩溃，在精神病房待了三个星期。我做了教会让我做的事、老师让我做的事、社会让我做的事，可没有一个人来对我说：「对不起，你照我们说的做了，结果却是深渊，我们很抱歉。」教会没有承担任何责任，其他机构也没有。这对我影响深远。我意识到，如果存在某种不言明的社会契约，权威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么权威理应承担责任。

奥康纳：抱歉，请问你的问题是什么？

提问者：我是想分享一些我认为对大家都有价值的经历，也许没有问题。如果你希望我停下，我可以。

奥康纳：要不我们会后再聊？

提问者：我想说的是：我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在乎一件事是真是假，我只是想让别人替我和我的行为负责。后来我明白，他们显然不会，这教会了我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开始自己去判断什么是真的。如果没有那件事，我会一辈子只相信权威告诉我的东西，不管真假。

奥康纳：这里面有一点很有意思：我们事实上确实常常不得不信任他人。想想行星那个例子，你不可能靠自己搞清楚太阳系如何运作，不可能自己搞清楚医学、搞清楚技术。我们必须信任一些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信任所有人，因为有很多人想告诉我们不真实或无益的东西，他们有让我们相信某些事的理由。作为人类，在决定相信什么时最根本的难题之一，就是弄清哪些信息来源真正对我们有用、有帮助，能把我们引向正确的信念。

提问者：你举了很多精彩的历史案例。你认为当下这个快节奏的信息世界，一切都得压缩成两秒钟的声音片段，会不会也影响错误信息的传播？

奥康纳：总体而言，社交媒体显然彻底改变了信息在人与人之间流动的方式，也改变了错误信息流动和运作的方式。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讽刺：互联网出现时，很多人大概以为，太好了，再也不会有人相信假的东西了，所有真实的信息就在指尖，这会是奇迹。结果发生的却是，那些自古以来就在制造错误信念和错误信息的社会效应，在某些方面被严重加剧了。这也是我们采用历史案例的一个原因：人本身并没有变，只是社交媒体让社会联结变得更快、更容易，让我们能塑造自己的社交圈，让宣传者能假扮成朋友，诸如此类。在这些方面，新的媒介结构确实在改变局面。而正如你所说，这也与我讲的「必须抓人、必须新奇」有关：你只有那么一点时间抓住人们的注意力，所以最好拿出最能吸引人的东西，而那未必是能让受众形成准确信念的东西。

提问者：有些人会反过来说，是你们被误导了，不是我。

奥康纳：对，这一招用得很普遍：「我没疯，你才疯了。」你说得对，一个相信地平说的人很可能会说，你们才是盲从的羊群，你们被误导了，你们没有批判性思考，你们没有去看对的专家，我看的才是对的专家。这触及了「信任谁、为什么信任」这个根本难题。这也是科学事业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它并不总是运转完美，科学不是完美的，它是人做的。但总的来说，做科学的人大多值得信任，大多在努力寻找真相，所以那是一个你大体上可以去获得像样信念的地方。对于那个说「可我的专家是这么说的」的人，是有回应的：你的专家是不是属于对的那类共同体，那种经过几百年塑造、能够相当可靠地弄清世界真相的共同体？

提问者：你认为我们会不会走向一个「后真相」社会？

奥康纳：我听很多人提过类似的疑问和担忧：我们会不会最终进入一个所谓的后真相时代，人们根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我不能完全确定会发生什么，但有一点与此高度相关：要明白，有些人，有些宣传者，正在玩世不恭地推动混乱、后真相和放弃。他们的办法是用相互矛盾、令人困惑的信息轰炸人们，试图证明科学家是腐败的、不可信的，「他们跟我们一样，没理由相信科学胜过其他认知方式」。这些愤世嫉俗的行动者正试图让我们做你所说的那件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无望，也不意味着你应该怀疑一切。真正的信息来源依然存在：真正的报纸有良好的声誉，也有维护声誉的意愿，它们靠事实核查、靠发表大体准确的内容来做到这一点。它们不总是完美无误，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是获取真实、可信信息的像样的地方。科学研究大体上也是获取真实信息的像样的地方，前提是综观整个证据体系。所以我们不应该愤世嫉俗。事实上，我们应该抵制那些试图让我们对真相和准确信念的存在感到愤世嫉俗的人。

提问者：书的封面上那只鹿角兔是怎么回事？

奥康纳：书里本来没有鹿角兔。然后我们拿到了封面，心想，看来得往正文里加一只鹿角兔了。所以书里有一句话提到它。

提问者：关于阿希实验，我理解了从众的压力，但那些说「不，就是第三条」的人呢？实验从他们身上得出了什么？

奥康纳：我想有几点相关。一是在这个实验中，三分之二的人并没有随大流。还有一些有趣的变体：如果给人们钱去答对，他们不从众的可能性大得多；但如果把任务弄得非常难再给钱，他们反而更倾向于从众，因为他们会想，「我不知道，还是信别人吧」。另外一件有意思的事是，如果你去读这些研究的记录，他们记下了每个人说的话，你会发现即便是那些顶住共识的人，大多数也并不情愿。他们一直在说「我又跟大家不一样了，见鬼」。那是五十年代，他们仍然感受到从众的压力，只是出于某种原因，性格里有别的因素推着他们不去从众。至于是什么让一个人更不容易或更容易从众，我相信有人研究过，但我了解不多。

提问者：模型的结果会随群体规模变化吗？

奥康纳：对于大多数模型，我们会测试不同规模的群体，小群体、中等群体、大群体。这要看具体情况。在研究社交网络与信念传播的模型时，有些东西会随群体规模缩放而变化。今晚我报告的结果都不依赖于群体规模，但我可以举一个依赖的例子。我做过另一个项目，研究撤稿的传播：有时一项科学研究发表后被撤回，我想弄清为什么在那么多案例中，研究被撤回很久之后人们仍然相信它。在那个案例中，群体越大，错误信念越普遍，它设法传遍了各处；而在小群体里，它常常还没传遍就自行消退了。这就是一个会随规模变化的例子。

提问者：回到公平报道的问题。你似乎把公平等同于五五开，但公平未必意味着这个。而且 FCC 废除公平原则，实际上催生了福克斯新闻，它只给受众一种声音。你能否多谈谈？你听起来像是要彻底扔掉公平。

奥康纳：这个问题很好。我也应该提到，公平原则的好处不只是阻止福克斯新闻，虽然我并不确定党派化新闻的兴起与此有直接因果关系，可能有些关联。它还有别的好处：一个社会里常有值得被听见的少数声音。在某些政治议题上，给少数派一个发言机会往往很重要，而不是让他们被多数意见完全淹没。这是相当有益的。所以我最关心的，特别是公平原则应用于科学报道的情形，原因就在于，科学议题上的两方，虽然并非总是如此，但通常一方的证据更多，而且通常证据指向正确的方向。所以当你给两方同等权重的证据时就会出问题；相反，按证据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实际比例来呈现，就不会。我主要关心的是这类情形。

提问者：「反疫苗者」（anti-vaxxer）这个说法是否带有贬义？这个运动的根源是不是对细菌感染的担忧？

奥康纳：我要指出，anti-vaxxer 只是 anti-vaccine 的缩写，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冒犯性的词，如果你反对疫苗，你就是反疫苗者。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点：在错误信念的案例中，包括这一个，人们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东西往往是有原因的。不是人们愚蠢或活该被看不起，也不是人们玩世不恭。很多时候，人们其实在非常努力地弄清什么是真的，然后基于自己的信念做他们认为最好的事。至于细菌感染的担忧是否导致或引发了反疫苗运动，我不太确定。在这段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都有人持反疫苗情绪，它似乎是一种几乎会自然冒出来的错误信念，我想是因为用针扎自己的孩子本身就让人不安。还有人指出一个相当相关的事实：很多反疫苗者是女性、是母亲，其中许多人在医疗体系里有过糟糕的经历。我们知道，在很多情况下，医生系统性地不信任女性对自身状况的陈述，或者轻视女性的疼痛。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不信任权威可以有正当的理由。当然，这仍然不能让你变得正确。

提问者：学科专家往往会固守自己的信念，不愿改变。你有没有观察到这种倾向随时间发生了变化？

奥康纳：我不确定这种倾向是否随时间改变了，也几乎不知道有没有人收集过证据，看科学家和其他学者是更容易还是更不容易改变信念。对不熟悉这方面文献的人来说，科学中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面对新证据，人们常常抗拒改变信念。如果你一辈子都在拥护某个理论，然后有人找到了反对它的证据，人们往往不愿意改变，不愿意跳到下一个东西上去。这在整个科学史上似乎都是如此，但我不知道现在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当然，仅就身在学术界的观察而言，我看到很多人在新证据面前依然死守自己的东西，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还在发生。

提问者：我渴望一位像样的政治领袖，能给我一个直接的回答，并且说到做到。政客在这个信息环境里扮演什么角色？

奥康纳：我谈过记者面临的激励未必能让他们给你最好的信念，那不是新闻业的目标，不是新闻业的目的（telos）。政客的目的更不是告知公众，也未必是为公众做出最好的决定。他们必须当选，必须保住权力，才能做他们在做的事。当然，很多人信任并听从政客，这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信息局面：他们并没有传播真实信念的动机，比如关于对手、关于自己的目标或背景，可是很多人在听他们说话。可以说他们处于社交网络的中心，是一个焦点，许多人与他们相连。所以政治可能成为错误信念被不成比例地传播的地方。这可能是对的，有点难说。不过你有时确实会看到政客反其道而行，赢得「非常可靠、敢说真话」的名声，有时这也会带来好处。气候变化就是这样一个案例，虽然人们并不喜欢。

主持人：我们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