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iel Dennett on Tools To Transform Our Thinking

编者按：本文为哲学家、认知科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1942–2024）在《思维的工具》一场公开讲演与问答活动上的现场实录。丹尼特时任塔夫茨大学认知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意识的解释》《达尔文的危险思想》《直觉泵和其他思考工具》。讲演从弗林效应谈起，一路穿过直觉泵、寄存器机、白蚁丘与圣家堂、自由意志与两种彩票，问答环节则涉及中文屋、意识上传、维特根斯坦、色盲、幽默与刑罚改革。全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仅删去口语枝节、寒暄与重复，论证与例证一仍其旧。

开场

丹尼特： 很高兴来到这里，也很高兴在这样一个好天气里见到各位，而不是让你们都跑到外面晒太阳去。今天我要讲的是思维的工具（tools for thinking）。我有一位学生说过一句我很喜欢的名言：光靠一双手，做不了多少木工活；光靠一个赤裸的大脑，也想不出多少东西。

对了，能不能把观众席的灯打开？我很想看见你们的脸。这不是一场戏剧演出。谢谢。我会尽量讲得有意思，但它毕竟不是表演。

在座有多少人听说过弗林效应（Flynn effect）？

哦，只有几位。好。这个效应以心理学家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命名。最初的研究不是他做的，但他让人们看到了它的分量。事情是这样：自从有智商测验以来的这一百年里，分数一直在往上走。智商测验以一百分为平均值做标准化处理，所以计分体系得不断往回调；可是如果你把一九三〇年用的那套题拿给今天的人做，他们的平均分是一百三十，不是一百。而且这不是某一个地区的现象，全世界都如此。至少可以说，我们今天比八九十年前的人更擅长应付智商测验。

不管怎样，这看上去是个真实的模式。什么原因造成的？弗林认为，是那些在科学以及其他学科里被开发、被检验、被打磨出来的思维工具，逐渐渗进了大众文化，成了你不必上学也能吸收的空气般的东西。所以人是真的想得更好了：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看出模式的能力更强，如此等等。

无论如何，这个假说至今没有被推翻，很有希望就是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我提它，是因为如果你追问我一句：等等，你是说这些思维工具真的让我们变聪明了？我的回答是：对，就是这样。

什么是思维工具

丹尼特： 那么，思维工具都有哪些？首屈一指的思维工具当然是词语。没有词语，你想不了多少事情。这让我想起歌德的一句名言：思想匮乏之处，词语总能及时补上。

他真是这么说的。你细想一下，就明白这里头的智慧。当思考真正吃力的时候，你常常可以把词语当成一种假肢，一根拐杖，扶着你走过那些难走的路段。

数字当然是思维工具。图表、地图，还有各式各样的方法，从求平均数到长除法再到成本收益分析，能举出一大堆。请注意，这些东西都相当抽象。它们是在你脑子里处理信息的技术，而不是那种需要插电、需要电源的工具。

然后就是直觉泵（intuition pump）。这个词是我在一九八〇年或八一年造出来的，当时是为了谈约翰·塞尔（John Searle）那个著名的，或者说臭名昭著的中文屋思想实验。我说它是一个直觉泵。因为那次我是在做批评，很多人以为「直觉泵」这个词带贬义。其实不是。我后来一再解释：最好的直觉泵是了不起的东西，它们是哲学里最好的思维工具，向来如此。

你翻一翻哲学史：柏拉图的洞穴，苏格拉底教奴隶小童几何，笛卡尔的恶魔，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这些是哲学的伟大旋律，论证的细节你早忘光了，旋律还留在心里。哲学家一直在用直觉泵，用小故事、小场景、小片段，而它们通常不是形式论证。

它们是小故事。这不像做算术题，算到最后就得出答案了。很少有直觉泵是那样的。它们更像伊索寓言：讲到结尾，出来一个小小的教训，你「唔」一声，觉得这个说法有点意思。如果它真的奏效，你会一拳砸在桌上说：事情必定就是这样。这就是被泵出来的直觉。

换句话说，它们是说服的装置。前几天有人写信给我说：我读了你的新书，我觉得你讲的其实每一次都是社会性的思考，是在讲如何说服别人，这非常人际。我回信说：对，而且我本该更强调这一点。所有真正严肃的思考都是人际的。我认为这恰恰是我们思考方式的关键之一：我们靠着用各自的想法互相挑战来思考。

一个绝妙的例子：几年前安德鲁·怀尔斯（Andrew Wiles）证明了费马大定理，可谁也不能确定，连怀尔斯本人也不能确定他真的做成了，直到他的同行，那些巴不得由自己来享受这份荣誉的数学家，签字认可，说：真该死，是的，他做出来了，恭喜。

人与人之间这种竞争性的对手过程（opponent process），本身就是最关键的直觉泵之一，或者说最关键的思维工具之一。所以这本书讲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困难的问题上，怎么说服别人，怎么说服自己。

它们同时也是发现的工具。你在这些小场景里探来探去，会撞见一些你没料到的麻烦，有时候也会撞见一些你本来注意不到的机会。而且它们能牢牢抓住我们的注意力。你可以随时把话题拉回到它们身上，至少它们给了一个焦点，非常有用。

有些学科有大量的固定点，是搬不动的基岩。哲学，我认为，一个都没有，几乎一个都没有。也许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还有一条矛盾律。我们拥有的只是固定点的候选者。我们实际上是在说：为了论证起见，姑且把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当作固定点，那么从这三点能推出什么？把它们三角定位，看看能搭出什么样的理论，看看以它们为基准时问题呈现出什么模样。所以直觉泵常常能极漂亮地把一个候选的固定点钉住，这本身就是极有价值的工具。

一万年改写生物圈

丹尼特： 这些工具有多大威力？大到这个地步：地球生命史上最重大的生物学现象之一，就是它们推动的。

保罗·麦克里迪（Paul MacCready）是已故的伟大绿色工程师。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我提一件事你大概就想起来了：他设计并制造了「薄纱信天翁号」，那架飞越英吉利海峡的人力飞机。他指出，一万年前，在生物学时间里不过一眨眼的工夫，在农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们这个物种加上它的家畜和宠物，按重量算，只占陆生脊椎动物生物量的百分之一都不到。

一种不起眼的灵长类。今天呢？一万年之后。有人猜猜看？百分之九十九？八十五？没有别的答案了吗。你们知道百分之九十九不对，林子里毕竟还有几只熊。实际的数字是百分之九十八，其中大部分是牛。

一万年里，我们这个物种加上它驯养的动物，把整个生物圈彻底改造了一遍。就其造成的改变而言，我想不出更早的哪一次全球性事件能与之相比。麦克里迪是这么说的：在几十亿年的时间里，在这颗独一无二的星球上，偶然性涂抹出了一层薄薄的生命。我太喜欢这个意象了。偶然性涂抹出一层薄薄的生命，复杂，不可思议，美妙，脆弱。而突然之间，我们人类在人口、技术和智力上膨胀到了一个握有可怕权力的位置。如今，画笔在我们手里。

这是真的。而我们身上的基因，跟一万年前的祖先、十万年前的祖先，基本是同一套。所以这不是基因造成的，是思维工具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这就引出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是演化出来的工具让我们变聪明，还是我们先演化得足够聪明才造得出工具？和所有像样的鸡蛋问题一样，答案是：都是。这是共同演化，是一种自我攀升的过程。我们聪明一点点，聪明到能造几件工具，那些工具又让我们更聪明一些，就这样一层层垒上去。我的下一本书就要写这个过程。

归谬法与反问句

丹尼特： 下面讲几件书里的简单工具。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um）人人都懂，哪怕叫不出它的名字。你可以说它是思想的大撬棍。你就是靠它把人从原有的立场上撬动的：拿过对方的前提来，说「好，姑且假定你的前提是这样这样，你看我能推出什么」，然后从这些前提里合乎逻辑地推出一个矛盾，一个荒唐的结论。

其实我们平时一直在用它，只是形式更随意，自己都没察觉，可性质是一样的。比如你说：「如果那是一头熊，那熊头上就长鹿角。」这就是一种归谬。

我提它，一部分是想指出：除了展开的或者缩略的归谬论证，我们还成天用反问句来暗示归谬。反问句就是那种不打算让你回答的问句。每当你看见一个，请停下来想一想，它其实是一个隐含的归谬。那意思是：哈，这个问题你答不上来吧，答案明摆着，明摆到我连说都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你懂的。

这就意味着，有一个值得养成的好习惯：当你在一份文件里看见那样一个问号，一个反问句，试着去回答它，看看答案是不是其实并没有那么荒唐。我最喜欢的《花生漫画》里有一格，查理·布朗说：「谁能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露西说：「我能。」试试看，你会喜欢的。有时候你只要老老实实回答对方的反问句，就能让他一下子哑住。

「想必」警报

丹尼特： 再说「想必」警报。我告诉我的学生：每次你看到 surely（想必、当然）这个词，脑子里就该响一声铃。叮。听见这声「想必」警报，你就停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刚好撞上了整个论证最薄弱的环节。

为什么？因为跟在「想必」后面的那句话，是作者希望你相信、并且当作真理端出来的。它并不是明显到不言自明。如果真是那样，它就该不言自明地略过去了。可作者偏偏把它写进来了，又懒得为它论证，只想投机取巧，用一个轻轻的「想必」把你推过去。

所以，装一个「想必」警报，让它变成你脑子里的一个习惯，会让你受益无穷。我一直邀请那些已经在脑子里装好这个警报的人给我写信，告诉我他们逮到了哪些标记着薄弱环节的「想必」。我自己也做了点小研究：我上网检索了几十篇哲学论文，其实差不多是七八十篇，找出了二十来处「想必」，一个个查过去，大约三分之一在我看来清清楚楚就是那篇文章立论最弱的地方。

这招不是百发百中，误报不少，你偶尔照样可以用这个词。但只要听到「想必」，就该「叮」一声。来，试一下：因为想必，如果你们……我没听见。想必，如果你们养成习惯，一听见「想必」就响铃。来，练一遍：想必。叮。谢谢。

看我干了什么。我刚刚给你们的「颈上终端」下载了一个应用程序。就像手机上装一个 app，给手机添了一项新功能、新本事，好比谷歌快讯之类。现在你们的工具箱里多了一件小东西，它很可能在你本来颇为佩服的某个论证里，给你报出一处软肋。

计算机与寄存器机

丹尼特： 计算机当然是首屈一指的思维工具。书里有很多关于计算机的内容。多年经验告诉我，很多人自以为懂计算机怎么工作，其实并不懂；而只要多懂一点点，他们就能借助计算机轻松理解更多的事情。所以书里有一段关于计算机的插曲，其中包括一件在大众读物里恐怕算得上前无古人的怪事：里头有一章教你怎么给世界上最简单的计算机，也就是寄存器机（register machine）编程，甚至配了习题，答案在书末。

只要你肯在那一章上花两个小时，你对计算机的理解会到达一个从未有过的层次。当然，你要是实在不感兴趣，跳过去也没关系。

顺带一提，王浩是一位哲学家，寄存器机的构想是他在差不多同一时期提出来的，稍晚于哥德尔那个著名的证明和图灵提出图灵机。王浩的寄存器机能计算一切图灵可计算的东西，所以它是图灵机的一个对用户友好得多的替代品。给图灵机编过程的人都知道那有多难，非常反直觉。寄存器机则很好懂，它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计算机。书里还配了几道小练习。

手斧、白蚁丘与圣家堂

丹尼特： 下面是几件思维工具。其实我要先说，这张图片本身就是一件思维工具。它把一个相当惊人的对比推到你眼前，逼你去想。

左边是一把阿舍利手斧，右边那个我不用介绍。请注意，阿舍利手斧就以这个形态被使用了一百多万年，形制不变，看不出任何明显的改良。诡异，实在古怪。相比之下，鼠标问世不过几十年，而且大概快要退场了。工具的使用与改良，在生物学的时间尺度上稍稍提速了一点点。

再看另一件本身就是思维工具的东西：这两个对象的对照。左边是澳大利亚的白蚁丘，右边是高迪在巴塞罗那的名作圣家堂。它们的外观惊人地相似，结构上也是，连内部都相似得离奇。这里是两件由动物造出来的作品，样子如此接近，可在设计和建造上却有着深刻的不同。

左边这件是达尔文式过程的设计成果。造它的是毫无头绪、没有心智的小白蚁。全是局部的动作，没有蓝图，没有智能设计者，没有老板，没有等级制。它彻头彻尾是自下而上的建造，这个词的每一层意思上都成立。而高迪则是智能设计者的典范：独断，满脑子宣言和蓝图和命令，指挥着手下人干活。

而这两者都是自然的。真正有意思的问题之一是：在这颗行星上，我们是怎么从白蚁式的设计与建造，走到高迪式的设计与建造的？第二种是怎么从第一种里演化出来的？这是个极深也极有意思的问题。这就是我现在尽可能多地投入时间去做的事情，也是下一本书要攻的题目。希望到时候我能回来跟各位讲。

生命之树上的细枝

丹尼特： 还有一件视觉的思维工具，是我最喜欢的一幅生命之树图，出自伦纳德·艾森伯格之手。你可以买到又大又漂亮的铜版海报，贴在书房或教室墙上，也有 T 恤、徽章之类的周边。

它的好处是，把许多重要而难懂的特征呈现得极为鲜明。这里是地球的诞生，时间是四十亿年前。当下的时刻在最外圈，所以外缘代表今天所有的生物，圆心代表一切的起点。我们看到细菌和古菌最先出现。然后是那桩了不起的事件，真核革命：一次内共生把两个原核细胞，两个简单的细胞，结合成了共生的联盟，那就是第一个真核细胞。此后的一切都是真核生物。粗略地说，凡是大到肉眼能看见的生物都是真核生物，包括你我，包括橡树和鱼和其余一切。

你还能看到一些重要事件。这里是寒武纪大爆发，五亿三千万年前，突然涌现出大量不同的生命形态，新的身体构型，新的谋生方式。古尔德写过那段极其富有创造力的时期。而在很远的这边，那个小小的分叉，从那个岔口到现在，是七百万年。那大致就是我们和黑猩猩共有祖先以来所流逝的时间。

至于语言和文化，就在最外面这一层，就在这儿。也就是说，把世界彻底改变的一切，全都发生在最外那一圈细细的绒毛里，靠的是思维工具。还请注意，在整棵生命之树上，白蚁在上面，筑巢的鸟也在上面。而第一批智能设计者只出现在一根细枝上，出现在极近的年代里，最近十万年左右，而且一路走一路变得更聪明。

邪恶的神经外科医生

丹尼特： 讲了这么久简单工具，现在给几个直觉泵的例子。

先来「歹毒的神经外科医生」。开头是一点科学事实。阿姆斯特丹的达米安·德尼斯（Damiaan Denys）研制出一枚小芯片，可以手术植入你的脑袋，如果你患有强迫症，它能把症状控制得相当好。今天已经有不少人植入了，目前效果不错。虽然还处在试验阶段，但很有希望。这是事实。

下面是虚构。有一天，一位患强迫症的男士去看他的神经外科医生，请她植入德尼斯芯片，她照办了。就在她缝合伤口、跟他握手、送他走出那间锃亮的手术室时，她说：「对了，你的强迫症已成往事，芯片会把它完全控制住。另外，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会全天候监控你，从现在起，我们将用电子手段控制你的一切决定。你会有自由意志的错觉，但那只是错觉。谢谢，祝你余生愉快。」然后把他送出门。

他信了。也难怪，锃亮的实验室，白大褂，神经外科医生。既然信了，他的行为就开始有点不负责任：他有些放纵自己，纵容自己最糟糕的念头，变得有点傲慢，有点好斗。没过多久，他跟法律起了冲突。他对法官说：「可是法官大人，我没有自由意志。神经外科医生告诉我我没有自由意志，您不能追究我的责任。」法庭传唤那位医生作证，她宣誓后说：「是的，是的，我是那么跟他说的。我不过是逗他玩，我从没想到他会当真。」

我想我们都会同意，对不对？这就是我要泵出的直觉：她干了一件很坏的事，她对他做了一件真正恶劣的事情。她用言语真的完成了她声称用手术和电子手段完成的事情：她废掉了他作为自由行动者的资格。

如果这个直觉站住了，我就可以接着对那些我本来就是冲他们去的神经科学家说：那么请你精确地告诉我，你们近年来在大量著作和通俗文章里宣称神经科学证明了自由意志不存在、自由意志是幻觉，这和她做的事情究竟差在哪里？我手上有一大批极有声望的人物说过一模一样的话。我要问：这凭什么不算是把她零售的那件事拿去批发？

凭什么这不算是对一个人做的危险而不负责任的事，去暗示他的自由意志只是幻觉？当然，这会引出一些问题：他们说的和她说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区别是有的，而且是重要的区别。但在此期间，我们眼看着一大批认知科学家、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到处宣称「神经科学表明谁都没有自由意志」。胡说。它根本没有表明这种事。

而且，我们必须在这股风潮攒起势头之前把它刹住，否则它真会造成实实在在的伤害。顺带说一句，有经验证据表明，被灌输了这套说法的人会变得更不负责任。沃斯（Vohs）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乔纳森·舒勒（Jonathan Schooler）做过一个很巧妙的实验：他们把受试者，照例是本科生，分成两组。一组读弗朗西斯·克里克《惊人的假说》里谈意识的一段。另一组读的是同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同一本书里的另一段，那段说自由意志是幻觉。然后两组学生都去做一份测验，其实是解一道谜题，解得好就有钱拿。而实验者故意留了作弊的空子。结果，读到克里克说他们没有自由意志那一段的学生，作弊的比例显著更高。这个研究后来还被重复验证过。所以这是真事，不是哲学家的空想。

两种彩票

丹尼特： 但你也许会想：话虽如此，脑科学不还是告诉我们，大脑或多或少是被决定的，脑子里发生的事情大概也用不上什么量子效应，这难道不就说明我们没有自由意志吗？

我们来看看。我想问问各位，下面两种彩票你们觉得哪种公平。彩票甲是先卖票，票卖完之后再开奖，大多数彩票都是这样：你买一张票，然后他们办个仪式，抽出中奖号码。彩票乙一模一样，只有一点不同：中奖号码在卖票之前就抽好了，那张票根锁进保险柜，等票卖完了再打开。

现在，有多少人认为彩票乙不公平，认为你在彩票乙里根本没有中奖的机会，认为彩票甲也许公平，而彩票乙不过是个骗局？有多少人这么想？

几乎没有人。我觉得诸位是对的。两种彩票一样好，两种都一样。而且毕竟，「读者文摘」那种清仓抽奖公司就是靠这个做生意的，他们寄给你信封，说你可能已经中了一百万。人们看得出这两种都是公平的彩票，两种情况下都有中奖的机会。

可是你看：如果决定论为真，那么你所有的彩票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抽好了，装在一个信封里，等你需要掷一次硬币、需要一点运气的时候取用。所以呢？有人会说：那你就是被注定了某些时候走运，某些时候倒霉。是啊，可即便非决定论为真，情况也一样。就你这一生中拥有机会而言，非决定论和决定论之间没有任何差别。

所以我们该收敛一点，别那么笃定地相信那个非常古老的信念：决定论与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之间有着深刻的不相容。那个不相容根本不存在。要让人看清这一点得动用很多直觉泵，而这就是其中之一。

哲学家大卫·威金斯（David Wiggins）许多年前谈这个问题时说过一个词：决定论的宇宙性不公。我猜你们中很多人会说，对，我懂他的意思，决定论的宇宙性不公，是啊。那好，非决定论的宇宙性不公又怎么说？在这一点上两者半斤八两。你总会赢一些，输一些，运气在大多数情况下会被摊平，虽然不会摊得完美。这就是人生，你绕不过去。非决定论不会多给你一分运气，多给你一个机会，多给你一点自由意志，多给你一寸回旋余地，和决定论的世界里能有的一样多。

我敢说我并没有说服在座多少人，不过给我点时间，我还在努力。

好，工具就是这些。这本书有点像一桌小食拼盘，七十七件思维工具，七十七个小章节。用「直觉泵」这个词的用意在于：请把它们当作小机械、小装置来看待。你应该把它们拆开，看看是怎么运转的，做逆向工程，把所有的旋钮都拧一遍，弄清它们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效果，然后你就可以造自己的了。谢谢各位。

为何拒谈中文屋

提问者： 您前面提到中文屋作为一个直觉泵，算是最基础的那一个。不知道能不能请您展开讲讲？

丹尼特： 我要谢绝这个请求，但我会解释我为什么谢绝。

约翰·塞尔的中文屋作为一件说服工具，三十多年来成功得惊人。而这三十年里，我每年都要花上许多小时，向人解释它为什么不是一个好的直觉泵，它的毛病在哪里。

我从中学到了几件事。其中一件是：如果你不明白计算机究竟是怎么干活的，你就理解不了。塞尔对他所谓的「系统回应」是粗暴打发掉的，可任何懂计算机的人都知道，系统回应显然就是对的。所以你必须读那一章，必须在相当强的意义上具备计算机素养，才能明白塞尔的思想实验错在哪里。事实上，我在塔夫茨给本科生上「语言与心智」这门常规课程时，会教他们给寄存器机编程。我说，这就是一件你该拥有的思维工具。到了课程后期，他们才去读塞尔，然后一个个全都看穿了。可是要把各位领着做完那些练习，时间太长了。所以你们得买书，明白了吧。

不过我还想补充一点。我注意到，当我向许多人解释塞尔到底错在哪里的时候，他们的眼神就开始发直。稍微一逼问，我就明白了原因：他们讨厌人工智能可能实现这个想法。他们喜欢有位伯克利的教授拿出一个论证，其结论正是强人工智能不可能，这正合他们的心意。他们不想听细节，他们喜欢那个结论，别拿细节来烦我。在他们看来那都是吹毛求疵。

我以前对这种态度很不屑，觉得这是最糟糕的反智态度。后来我逮住自己也在这么干。是在另一件事情上，不是同一个问题。

我承认，我觉得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诠释又丑陋又冒犯，我就是不希望它是真的，也不希望它被接受。我知道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态度，不过那不是重点。我一直被哥本哈根诠释压得难受，心想：老天，我只是不希望那玩意儿是对的。后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默里·盖尔曼在《夸克与美洲豹》里向哥本哈根诠释开火，把它揍得皮开肉绽。我在心里喊：再来一下，默里！书里有一章叫「量子胡扯」，他毫不留情，双管齐下，正中眉心。我一边读一边喊：再来一下，默里，我太喜欢了。

然后我意识到：我根本没有资格评判盖尔曼的论证。也许我只是被修辞和他那个诺贝尔奖唬住了。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站在我这边，我太高兴了。

很多人对塞尔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这是一场艰难的仗。很多人希望塞尔是对的，人工智能这个念头冒犯了他们，他们不想听某个吹毛求疵的人说那个论证不成立。所以我的看法缓和了下来，我意识到，对某个观点可能存在深层的审美上和情感上的反感，而它会妨碍人耐心地考量论证。你看，我变温和了。不过我也用很长的篇幅解释了我为什么不打算谈中文屋。

全脑仿真的前景

提问者： 丹尼特教授，我在上面，二楼，您好。关于系统回应我同意您的看法，所以我大概不用买书了。我想问：我们的思维工具，其逻辑终点是不是有人所说的全脑仿真（whole brain emulation），也就是把人的心智上传到人工系统里，从而拥有远超今天想象的工具？您认为这有可能吗？

丹尼特： 我认为原则上可能，事实上极不可能。

有很多事情原则上可能，技术上却不现实。我最喜欢的例子是：能不能造一只机器鸟，能停在细枝上，能在空中捕捉飞虫，而且只有几百克重？原则上可以。别指望它出现。我这么说，是知道我搞机器人的朋友正在开发装着摄像头的小机器昆虫，某种意义上能当「墙上的苍蝇」。所以我们在接近，但我还是认为，食虫鸟类那种灵巧劲儿，技术大概会永远追不上。而且也没有真正的理由非做不可。

全脑仿真，我认为情况类似。顺带一提，我最近对「大脑是计算机」这个说法多少改了主意。正如我刚才说的「颈上终端」，我确实认为你的大脑是一台计算机。但它一点也不像你的笔记本电脑。当然，它是的，因为它是计算机。可脑这台计算机在组织方式和构造上，与我们迄今用硅造出来的任何装置都有根本差别。

比如说，在计算机里，每一个存储单元、每一个触发器、每一道逻辑门，彼此完全一样，几乎精确到原子层面，而系统的可靠性正是建立在这种极端的均一性之上。它是精密工程的杰作。你的大脑有大约一千亿到两千亿个神经元，没有两个是一样的。而且它们各有各的盘算，不像机器里的触发器那样唯命是从。它们在计算，可它们是一大群略带任性、自私、相互作用的奴仆。它们确实在计算，但计算的方式跟你的笔记本电脑真的不一样。

所以我认为，把这一切在硅上仿真出来，原则上可能，实际上极不可能。何况除了几千亿个神经元，你脑子里还有比神经元多十倍的星形胶质细胞。我们过去把它们看成保护神经元的小垫子，不不不，原来它们也在计算。所以我们现在才明白，大脑比几年前以为的还要复杂好几个数量级。别屏着气等了。

认知缺陷与慢思考

提问者： 考虑到我们心智上天生的和后天习得的缺陷与局限，您认为我们的决策方式中最大的危险在哪里？需要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丹尼特： 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它让我可以把我的一条主线讲明白。

我们几百年来发展出来的许多思维工具，本来就是当作假肢来设计的，用以改进我们天生那套很不靠谱的装备。比如说，我们天生极不擅长概率。正如乔治·安斯利（George Ainslie）指出的，我们对未来事件是指数式贴现的，而那是错的，是一种谬误，可自然就把我们造成了这样。我们有一堆怪癖，一堆认知上的小故障。近年来指出这些故障的人很多，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有一系列著名论文，最近卡尼曼又出了《思考，快与慢》。

但要点在于：我们能够慢慢地想。而当我们慢慢地想，动用词语、工具和我们自己设计出来的方法时，我们就能克服大脑的天然局限。说白了，我们就能变得更文明、更理智。

而且，你把问题问成这样一个小小的递归回路，这件事本身就说明：我们可以对自己、对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进行无止境的批判。当我们发现集体非理性的问题时，我们就能着手设计解决方案或者变通办法。我认为我们做得到。我看不出有什么类似音障或者砖墙的东西，会阻止我们继续用新的界限去超越现有的认知界限。我确信总会有一些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的东西，但这一点打动不了我，因为「永远」远得很。而那些对我们真正重要的事情，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我们不能理解。

弗林效应的证据

提问者： 您的演讲让我有点为难。开头那个问题我很感兴趣，就是智商在上升；可我为难的是，接下来我听到的是一长串思维工具，却没有听到任何统计的或者可测量的分析，说明是什么造成了那种变化，或者怎么才能证明它。上周《泰晤士报》有篇文章说，思维的速度从维多利亚时代以来显著下降了。

丹尼特： 是思维的技能吗？

提问者： 是速度。平均的思维速度下降了。就是人们做出某个判断、想明白某件事所花的时间实际上变长了。另外在英国还有一个例子，也许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但很多人认为教育水平，尤其是中学阶段的教育水平，被大幅拉低了，大学对此抱怨得很多。那么在某些发达国家，我们岂不是反而应该看到智商下降？所以您能不能举出一些例子，说明人们是怎么从统计上或者科学上测出究竟是什么让智商上升，或者下降的？

丹尼特： 弗林和许多人做过大量统计研究，检验过各种假说。原因不是饮食，也不是财富，而且这是全球性的。结果看上去相当稳健，与文化无关。我没法在这里逐条引证，只能说：去搜一下吧。既然我们在谈思维工具，那就搜「詹姆斯·弗林」和「弗林效应」，你会找到一大堆网上材料可以慢慢读。

至于《泰晤士报》报道的这项关于思维变慢的研究，我很感兴趣，我想弄清楚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有一种可能是：人们慢下来，恰恰是因为想得更好了，只是多花了一点时间，因为他们用的工具需要多花一点时间。毕竟卡尼曼《思考，快与慢》的信息之一就是：有些事情快思考很在行；另外有些事情你最好慢慢想，否则就想不对。也许我们从维多利亚时代到今天，把这个平衡挪动了。这究竟是普遍「不犯错」的能力提高了，还是能力下降了，我不知道，但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很可能在某些任务上慢下来是划算的，而这正是我们学到的东西。我会去了解一下。

维特根斯坦与四骑士

提问者： 抱歉，这个问题可能离题太远，但我很想听听：您觉得维特根斯坦会怎么看无神论的「四骑士」？

丹尼特： 这我可不知道。我很乐意回答，不过我当学生的时候，跟牛津的同学们不同，我算不上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忠实拥趸，至少我没有像他们那样把他当成思想上的圣人。事实上，我觉得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很多东西神秘得可疑，于是我躲开了。

有意思的是，他受过一些工程训练。我也见过别的工程师，人生走到某个时刻突然一头扎进哲学，通常结局很糟。维特根斯坦显然不属于那一类，我认为他本人就是一位伟大的直觉泵建造者。至于他会怎么看无神论的四骑士，我毫无头绪。我猜他大概会有褒有贬，但我不打算去替他理清。

提问者： 谢谢。

向色盲者解释颜色

提问者： 这个问题有点跳，您不想答也没关系。作为一个非色盲的人，您能想出一种直观的方式，向色盲者解释可见光谱里有一部分信息是他们错过了的吗？

丹尼特： 当然可以。其实按我跟色盲者打交道的经验，他们对颜色理解得很到位。他们通不过石原氏色觉检查，可他们知道通过那种检查是怎么回事，知道得不比别人差。

毕竟，我想我也能向你解释，做一只四色视觉的鸽子而不是三色视觉的人类，是什么样的感受。它们看到的颜色比我们多，那些在你我看来颜色毫无差别的东西，在它们眼里泾渭分明。细节我们可以展开谈。我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只是需要下功夫，去把那种体验的细节想象出来。

直觉与直觉泵

提问者： 您好。我们一直在谈直觉工具，我只是想问，您是否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有直觉，就像她们常常自认的那样？

丹尼特： 你这是想把我引到我不愿意涉足的水域去。不过我很高兴你问了这个问题，因为我说的「直觉泵」里的「直觉」，并不是日常意义上的那个直觉。我说的是哲学家意义上的直觉：某个念头浮现在你心里，你就是觉得它必定对，可你说不太清为什么。这种事天天都在发生。

我记得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关于人工智能的。在塞尔之前很多年，休伯特·德雷福斯写过那篇著名的讨伐人工智能的檄文《炼金术与人工智能》。德雷福斯在里面说，人们永远造不出有直觉的计算机，任何程序都不会有直觉。而我在我的第一篇文章里说：其实要造一台有直觉的计算机，简单得像小孩子的游戏。你拿一个能解决任何你喜欢的问题的程序，长除法也好，天气预报也好，随便什么。你问它一个问题，它给出答案，你再问：你是怎么算出这个答案的？它说：我不知道，就那么想到了。

直觉就是：你有一个确信，却压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得到它的。而当你用一个直觉泵的时候，你知道在用它之前你没有那个想法，用完之后有了，那你就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因果链条是从这个泵里穿过去的。接下来你把泵拆开，看它怎么运转，你就得到了关于自己如何得到那个直觉的洞见。至于那个问题的其余部分，我不碰。

用进废退与概念钢琴

提问者： 我们今天用斧头已经不如祖先在行了。同样地，您认为一代代人在使用思维工具上会有变好变坏之分吗？如果有，您怎么看未来？

丹尼特： 首先，我们先确认一下「人会变差」这件事。在座有多少人会用计算尺？有没有四十岁以下的人会用计算尺？或者，有多少人真的会用算法开平方根？有一些，但不多。用进废退。既然掌上计算器什么都能算，你就懒得再学那套技巧了。你知道，GPS 大概正在严重削弱我们读地图的能力。地图是极好的思维工具，如今却越来越走向淘汰，诸如此类。

所以我想，随着时代变迁，不同的工具在我们所做的事情里扮演的角色，重要性有升有降。这无疑还会继续下去，而「用进废退」这条箴言，我敢说也会继续全力生效。

我一直羡慕并且嫉妒我的英国同行，他们年少时被要求背诵大量诗歌。我很喜欢这件事，喜欢他们能随口引出莎剧或某首诗里恰到好处的一句，我真希望我也能。可我不能。当然，如果我实在想要那一句，我可以上网，通常很快就能找到合适的东西，但那和他们的本事不是一回事。不过话说回来，今天没人费心去背火车时刻表了，而从前人们真把那当作一种智力训练。我想我们总能找到比那更好的方式，去做智力上的运动员，而我们的新工具让我们能够这样做。所以我认为我们会继续走下去。

我觉得爱丁堡那位出色的认知科学哲学家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说得非常好：我们制造聪明的工具，把负担从大脑上卸下来，于是我们可以又笨又聪明，多亏了工具的帮忙。

让我把这一点再展开一些。很多年前在塔夫茨，我和我出色的同事乔治·史密斯创办了一个叫「课程软件工作室」的东西，宗旨是把计算机用到我们所知最难的思考问题上。我们做的是所谓「想象力的假肢」。其中一件作品是在计算机上模拟出来的计算机，一台十二位、二百五十六个寄存器的机器，你可以亲眼看着指令周期一步步发生，可以把运行的过程放慢约一百万倍、放大约一百万倍，把那台正在模拟它的机器箱子内部发生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一件可爱的思维工具，能扩张人的想象力，给他们一件生动、可靠、结实的工具去想象计算机里的事情。

后来我们又为群体遗传学做了同样的事，那个程序叫「基因赖特」，名字取自休厄尔·赖特（Sewall Wright）。它有一批很棒的群体遗传学模拟，一旦你学会用这件工具，什么是隐性性状、为什么如此，之类的事情一眼就能看明白。而且这件工具好到什么程度呢？帮我们开发它的那位演化生物学家会在自己的研究里用它，在下功夫认真建模之前，先用它检验一下自己的猜想。

我们还做过一些别的，我们管它们叫「概念钢琴」。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我当时急于寻找别的可以套用这套做法的领域，就去找音乐系一位教和声课的好友，问他：我们能不能做一个软件装置，帮你教学生和声理论？我们坐下来集思广益了两个钟头，然后发现，我们刚刚发明的东西就是钢琴。

钢琴妙极了。你既得到听觉，又得到两种不同的视觉呈现：一边是键盘，一边是眼前的乐谱。它极其友好，一上手就能用起来，可它又可以无限地拓展下去。学和声理论，真的没有比钢琴更好的乐器了，我们没法改进它。但我们要做的，是在别的领域造出概念钢琴。

我们过去向资助人之类的人推销这个想法时会说：技术让你变聪明有两条路，就像技术让你变强壮有两条路一样。一条是推土机的路：你还是个九十八磅的弱鸡，可坐进推土机里，你能移山。另一条是健身器械的路：你用技术真正改善自己的肌肉和协调性。我们说，我们要做的是这一行里的健身器械，让你走开的时候，脑子里真的多了点东西，让你因为拥有了这些想象工具而变得更聪明。

我觉得这一点不能忘掉：我们可以这样使用技术，真正提升思考者的想象力和灵巧度。

有一个例子，我们动手做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放弃，但它至今仍是我的梦想。我们叫它「Tube」，是「塔夫茨大学大脑探索器」的缩写。构想是：为大脑做出伦敦地铁图为地铁做的那件事。用颜色编码，做简化，把线路拉直，把那些其实不重要的地理信息扔掉，好让你看清连接关系。我们打算做出一个漂亮的大型三维彩色编码系统，让学生看清大脑里什么连着什么、为什么这样连，而且随着研究进展不断更新。我至今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而且，就像地铁图那样，你还可以把伦敦地铁图叠到一张地理上精确的地图上，于是你会发现一些在那张规整、简化、理想化的图上看不出来的东西。我们想对大脑做同样的事。当你看理想化的形态时，皮层是完全展开的，是一大张穹顶似的薄片，所有的柱、所有的层都漂亮地铺陈着，你会看出它简直像一台计算机；然后你把整张东西收缩包裹起来，塞进颅腔，于是你就能明白，为什么脑内某些部位彼此紧挨着，尽管它们并没有连接。

所以我认为，用计算机技术来增强我们的想象力，而不只是绕开我们的想象力，是完全做得到的。我很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工作。

只上传一个直觉泵

提问者： 我很好奇，如果现在给您一个机会，向全人类上传一个直觉泵，而且只能一个，您会选哪个？为什么？

丹尼特： 麻烦在于，不同的人适用不同的泵。要是为哲学家上传，我会选我在《达尔文的危险思想》里发表的那一个。因为很多哲学家把那本书看成「丹尼特那本关于达尔文主义的通俗读物，算不上哲学书」，他们没读。可书里有「两个黑箱」的思想实验，我认为它一枪刺穿了形而上学家们抓耳挠腮了二十五年的一个，或者说好几个问题的心脏。我们看看吧，也许第二回他们会留意到它。

提问者： 谢谢。

幽默为什么是门艺术

提问者： 您认为能不能教一个毫无幽默感的人拥有幽默感？

丹尼特： 不能，大概不能。

在《意识的解释》里，我有一处等于许诺要提出一套关于幽默与笑的理论。后来我提不出来，很想把那句话抹掉，因为我没能兑现。再后来，几年前，一个学生找上门来，马修·赫尔利（Matthew Hurley），他想跟我一起做一个幽默理论。起初我觉得他的理论没救了，一点也不喜欢。但他一点一点把我说服了，于是我们和雷格·亚当斯（Reg Adams）合作写了那本《内部笑话：用幽默对心智做逆向工程》。我很庆幸做了这件事，因为我学到了太多东西。我也很为这套理论自豪。它是赫尔利模型，最初不是我的，尽管我做了不少调校。

这套理论解释的东西里，有一条是：为什么不可能有一个「制造幽默」的算法。虽然我们主张大脑是计算机，我们这套幽默理论也是演化的、计算的模型，可它并不是一个「搞笑算法」。我们认为并不存在这样的算法，而且我们说明了为什么。

我们做这项研究的方式之一，是不仅读喜剧演员和喜剧编剧的作品，还去跟他们交谈，弄清他们是怎么做这一行的，怎么把自己的脑子当共鸣板来使；而他们的脑子后来会在某种意义上被用变形，他们没法清空自己的味蕾，找不回那个准头，因为某些方面用得太多了。这也是我认为幽默永远会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的原因之一。但这不意味着不存在一门关于「它为何是艺术」的科学。

思考为何是人际的

提问者： 您好。我们经营一家做决策咨询的公司，帮助团队想清楚复杂问题。您那句「所有严肃的思考都是人际的」让我印象非常深，这跟我们每天听到的说法，或者说我们遇到的阻力，正好相反。所以我很想知道，是什么让您得出这个结论？

丹尼特： 有很多东西。其中之一是雨果·梅西耶（Hugo Mercier）和丹·斯珀伯（Dan Sperber）最近发在《行为与脑科学》上的一篇论文，讲我们推理中的缺陷。他们论证说，作为演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在挑对手的毛病上比在挑自己的毛病上强得多。我们在体质上就不擅长咬紧牙关去搜寻自己所信之事以及所持理由中的错误，可我们非常擅长把对方观点里的毛病一一揪出来。

如果这是真的，而他们的论证相当有力，那么，就像自然界中几乎所有别的地方一样，做这件事的办法就是搞一个对手过程。

我们的眼睛在好几个层面上都是靠对手过程工作的。首先，决定你的眼睛下一步看向哪里的那些肌肉，彼此处在持续的拔河之中，这边拉一下那边拉一下，不过那是很友好的拔河。然后在额叶眼动区，还有另一种对手过程在进行：一小队一小队的神经元针对当前的注视点各持一词。有些说：家真好，不错，我喜欢这里，熟悉。另一些说：无聊，去过了，看过了。它们想挪地方。

于是不同的神经元群之间就有了这种持续的对手过程，一方说「看这边」，另一方说「就看我们现在看的地方」，它们整天不停地较劲，结果是你有了非常好的眼动追踪模式，因为在这些小群体之间的对手过程里，活儿干得很漂亮。

除非你有毛病。如果那里有缺陷，你就会出现异常的扫视。而异常的扫视意味着你没有在该看的时候看向该看的地方，那是一种深刻的缺损。比如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自闭症儿童的扫视不正常。他们不看该看的地方，不擅长追随母亲的目光，也不擅长共同注意。这意味着：普通婴儿等于是在从消防水龙头里痛饮信息，而有些孩子却没有在恰当的时刻注意恰当的位置，这会改变他们整个大脑的运作方式，有时变好，有时变坏。

所以我认为，对手过程是自然界完成任务的常用手法。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加以利用，并且针对我们要做的事情把它打磨得更好。

自由意志、刑罚与道德能力

提问者： 您关于自由意志的路数让我着迷。不知道在座别人怎么样，我记得自己接触到「自由意志是幻觉」这个想法时，觉得它性感、叛逆。它似乎跟我和很多人的直觉合得来，「想必」是一种非宗教的、走向唯物解释的倾向。反对自由意志在政治上很左，而您却非常有力地为自由意志辩护。所以我想知道，您能否说明神经科学的哪些证据表明自由意志在物质层面上发生在哪里、何时出现。另外，如果我们要争论它是否存在，您希望这场辩论往哪里走？您知道，有不少社会学家之所以想让我们讨论自由意志，纯粹是因为他们想说：看，我们的监狱里关着某一类人。在这个国家主要是政客害的。那么，您希望这场辩论走向何方？它有什么有用的应用？

丹尼特： 这里面内容不少，而且说实话我全都很赞赏。我一直在思考和谈论我们可能需要哪些监狱改革，以及惩罚制度是否需要修订。有些人可能看过我上个月在《展望》杂志上写的书评，评的是阿德里安·雷恩（Adrian Raine）那本很出色的书。雷恩是神经科学家兼心理学家，研究过死囚牢里精神病态者的大脑，其中很多是杀人犯。

更叫人吃惊的是他做的另一批实验：他找到了大量「野生的」精神病态者，也就是从未跟法律打过交道的人。可你怎么去找野生的精神病态者？他有个预感，申请到一笔经费，在洛杉矶雇了几十个临时工，结果不出所料：他用监狱里通行的那套精神病态测验，也就是黄金标准的测量工具，对他们全部施测，发现临时工里精神病态者的比例大约是普通人群平均水平的三倍。

于是他手上就有了一群从没坐过牢、从没惹过法律麻烦的精神病态者。在他的研究获得许可的前提下，他让研究生对这些人做了深度访谈。结果他们全都坦白了持械抢劫、强奸，甚至谋杀。所以他们真的是精神病态者，真的就在我们中间，而他有工具去研究他们。

精神病态者是不一样的。但还有另一些人，带着另一些大脑上的差异，我们在法律与惩罚制度中必须区别对待。雷恩的各项建议我并不全都赞同，顺带说一句，我看他自己也不见得全都赞同，但他在那本《暴力的解剖》里把问题提得非常好。

而在我自己的工作里，我想做的是把桌子稍微掉个个儿：与其去追问自由意志的形而上学基础、量子非决定性是否插了一脚，不如倒着做。从「自由的行动者就是道德上有能力的行动者」这个想法开始。先做一个道德上有能力的行动者，然后问自己：一个道德上有能力的行动者，规格说明是什么？它内部必须具备什么？你得能做到什么，才算道德上有能力？我认为这些我们能相当好地推演出来。

而结果是，关于「正常人为什么可能在道德上没有能力」，神经科学几乎什么也说不出来。我认为正常人在道德上是有能力的，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拥有自由意志。因为他们有自由意志，因为他们道德上有能力，他们就是适格的、应当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完全责任的主体，这也包括他们在做错事时具备受罚的资格。这是个很长的故事，但我认为这是一条建设性的推进路线。

我们大多数人，我敢说这屋里的每一个人，都相信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拥有自由意志。如果你相信自己有能力签署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合同，那么你在这个意义上就拥有自由意志，或者说，你就相信自己拥有。这跟决定论还是非决定论毫无关系。它关乎的是你评估结果、概率、后果、成本收益、名誉价值等等的能力。如果这些你都具备，那么当你签下合同时，你是当真的。所以它算数。

我们与古希腊人

提问者： 谢谢您的演讲。我的问题是关于大脑的物理构造与我们日益网络化、计算机化的沟通之间的关联：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转向线上的联结与交流，这会如何影响我们的哲学史往下走？也就是说，我们的思考会不会跟希腊人不一样？这会怎么变化？我们该思考些什么？

丹尼特： 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非常清楚的一点是，我们今天的思考与古希腊人不同，因为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能掌握雅典最聪明的人也掌握不了的各种概念。不只是关于科学的，但科学方面尤其明显。我认为跟古希腊人相比，我们今天的概念库大得多。这不意味着他们不智慧，但我确实认为这意味着，那些事情他们要想明白要难得多。

以柏拉图的对话录为例，至少在我看来，我在里面常常读到的是一种英雄般的努力：柏拉图和他的对话者们在思考一些他们根本没有相应术语的题目。他们一边走一边发明区分和词汇，有时候按今天的标准犯下相当尴尬的错误。

几年前我重读我在牛津念研究生时最喜欢的那批书，也就是我最初了解大脑、试图把心智当作大脑来思考时读的那些书，感受是一样的。那时候写得好的东西不多。而写得好的那些，就其自身而言堪称杰出，可他们就是没有工具，没有我们今天拥有的思维工具和表达工具。他们才华横溢地、别出心裁地、异想天开地苦苦挣扎，去解释那些今天在我看来一个聪明的十四岁少年用几句简单的网络语言就能说得相当到位的事情。

提问者： 谢谢。

丹尼特： 我想就停在这个地方吧。非常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