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iel Goleman on Focus: The Secret to High Performance and Fulfilment

编者按：本文为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在伦敦一场公开演讲兼对谈中的现场记录。戈尔曼曾任《纽约时报》脑与行为科学记者，1995年以《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一书把「EQ」推入公共语汇，此次他讲的是新著《专注》（Focus）的核心主张：注意力正在被围攻，而它恰恰是高绩效与人生满足感的底层能力。全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仅删去口语枝节、寒暄与重复，论证、例证与问答一仍其旧。演讲结束后有近一小时的听众提问，涉及贫困与文化、遗传与习得、习惯改变、利他林过度处方等话题，一并收录于后半部分。

好撒玛利亚人的实验

戈尔曼： 谢谢刚才的介绍。今晚我想请各位把注意力放到「注意力」本身上来。先讲一个故事，是社会心理学里的一项经典实验，很多年前做于普林斯顿神学院，受试者是一群神学生。

每个学生都被告知，他要做一次布道练习：先领到一个题目去准备，然后走到另一栋楼里把这篇布道讲出来，接受评审。一半的学生拿到的题目是「好撒玛利亚人」的寓言，就是那个在路边停下来救助陌生人的人；另一半拿到的是随机抽取的圣经题目。当这些神学生穿过院子走向另一栋楼时，路上会经过一个人，那人弯着腰，痛苦地呻吟。

有意思的问题是：他们会不会停下来帮忙？更有意思的问题是：脑子里正想着好撒玛利亚人的寓言，这件事有没有影响？

各位怎么看？没有影响，一点影响都没有。真正起作用的只有一个变量：他们觉得自己的时间有多紧。

这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一生的写照。这里有一条链条：先是注意到那个人，然后调频到那个人身上，再是共情、理解他正在经历什么，如果他有需要而我们又帮得上，才谈得上恻隐之心，谈得上伸手。但如果第一步就没有注意到，后面这条路根本走不下去。

注意力正在被围攻

戈尔曼： 这正是今天注意力的困境：它正在被围攻。

我意识到我们有麻烦了，是在动笔写《专注》之前的某一天。我住在新英格兰的乡下，那天我开车去开会，快迟到了，又想让对方知道我在路上，于是一边开车一边给他们发短信。这行为相当糟糕，因为不久之后我读到研究说，开车发短信和酒后开车是一回事，非常危险。事实上，我所在的州现在已经立法禁止了。

还有一件事我在写书时反复遇到。我写得正顺，几乎进入心流状态，忽然需要查一个资料，于是打开谷歌学术，我很爱用谷歌学术，因为它能通向学术数据库。可我一打开浏览器，浏览器就把当天的新闻推到我眼前，而我是个新闻瘾君子，于是我开始读新闻，等我回过神来，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已经没了，我才想起自己本来是要去查资料的。

今天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我们使用的工具，电脑、手机等等，其设计初衷就包含打断我们、引诱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这里拽到那里，而拽过去以后，通常是要卖给我们点什么，一个弹窗广告之类。注意力遭受围攻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我去跟出版商谈这个选题时，有位出版人对我说：这题目太好了，我们非常想出这本书，不过，你能不能写短一点？

2007年，美国的《时代》杂志登过一篇小文章，说英语里出现了一个新词：pizzled。它由 puzzled（困惑）和 pissed off（恼火）拼成，专指这样一个瞬间：你正和某人在一起，他掏出黑莓手机开始跟别人聊天，把你晾在一边。2007年，这还算稀奇事。而如今 pizzled 这个词已经随着黑莓一起死掉了，因为它已经成了新的社会常规。你去一家很浪漫的餐厅吃饭，看见一对情侣同桌而坐，两人都盯着各自的手机，而不是望进对方的眼睛。

我们身上出了点事情。1977年，诺贝尔奖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写下过一句极有预见性的话：信息消耗的是注意力，因此信息的富足，制造的是注意力的贫困。我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有「注意力赤贫」之虞的时代。

征兆远不止情侣看手机不看彼此。前几天我看见一位妈妈抱着蹒跚学步的孩子，孩子一直想引起她的注意，她却忙着发短信，人在，却不可及。当然，爸爸那边也是同一个故事。去年夏天我在玛莎葡萄园岛度假，那是新英格兰海岸外的一个岛。我从码头打车回住处，是那种大面包车式的拼车，同车的是七个大学女生，同一个姐妹会的，结伴过周末。车开出去不到一两分钟，七个人全都盯进了手机和平板的屏幕，彼此一句话也不说。

融洽关系的三要素

戈尔曼： 我认为这是真正的损失。人与人之间的融洽（rapport）有三个成分。

第一是彼此全神贯注。第二样东西是从全神贯注里自然长出来的，叫非言语的同步。你若观察两个真正投契、真正连上了的人，把这一幕拍成视频，关掉声音去看，你会觉得两具身体像是被编排过的舞蹈。这件事由一类叫「振荡器」（oscillators）的脑细胞掌管，它决定我们如何回应他人，也决定我们如何回应物体。振荡器对人类这个物种的存续极其重要，想想看：初吻的那一刻，正是它决定了两个头颅相向而行的速度。要是算错了，那就是物种的终结，这一点我很确信。

第三个成分是：这件事让人愉快。与人连接得这么好，是一种相当欢愉的状态。我们一生中最丰盛、最要紧的时刻，正是这样的时刻。

可是最近《哈佛商业评论》上有一篇文章，标题叫《人的时刻》。文章说：如果你想和一个人建立真正的连接，比如他走进你的办公室，请记住，把身体从屏幕前转开，别管手机和其他一切设备，停下你的白日梦或者心里那些杂事，把全部注意力交给眼前这个人。我觉得可悲的是，这样的事居然要靠《哈佛商业评论》上一篇文章来提醒我们。但事情就是走到了这一步，因为注意力已经变成越来越稀有的东西，而它是极其珍贵的东西。

我认为，是时候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主动站出来，抵抗这场悄无声息的侵袭了。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约定：一进家门就把手机放进抽屉，整个晚上都不看。还有一种新的聚会方式，不知道英国有没有，在美国是这样：一群人聚餐，所有人把手机掏出来摞在桌子中间，在账单来之前，谁第一个伸手去拿手机，谁买单。

选择性注意与情绪干扰

戈尔曼： 注意力不止一种。最显而易见的是选择性注意，就是聚焦于一件事而忽略其他。干扰源大体上有两大类。

一类是感官干扰。比如你们现在看着我，大概就没注意到这块白板，对吧？这一类相对容易处理。难的是第二类：情绪干扰。情绪干扰的力量极其强大，它们是那些念头：刚才那场谈得不太顺的对话，今天早上和伴侣的口角，大多是关系上的挂碍，是那些让我们心烦的事。

越是专注，我们做什么都做得越好，这话听起来近乎废话，但确有依据。比如给运动员做一次注意力集中度测验，就能预测他下个赛季的表现。同样，学生读一段文本时走神越少，对文本的理解就越好。不过研究发现，我们读书时平均有百分之二十到四十的时间在走神。我想这跟读什么书有关，那项研究用的是《傲慢与偏见》，如果换成《五十度灰》或者《眨眼之间》之类，结果也许不同。

要紧的是：注意力越是被切碎，尤其对年轻人来说，他们越难把握住知识，越难建立那种层层累积的心智模型，而任何领域的精通，说到底就是这种模型。

倒U曲线：心流与心力交瘁

戈尔曼： 有三种注意力的状态，我想请各位留意。我在这里画个示意图。纵轴是绩效，上面是高，下面是低；横轴是大脑的活跃程度，尤其是皮质醇、肾上腺素这类压力荷尔蒙的水平。两者的关系很能说明问题：它是一条倒过来的U形曲线。

绩效的最高点，出现在注意力百分之百、也许百分之一百一十的时候，这个状态被称作心流（flow）。心流是怎么被发现的呢？研究者去问各行各业的高手，篮球运动员、芭蕾舞演员、神经外科医生，问他们：请讲一次你超水平发挥、状态好到连你自己都吃惊的经历。结果不论哪个领域，人们描述的是同一种现象。这个状态的特征之一，就是注意力被彻底吸纳。

有位神经外科医生说，他要做一台手术，难到他自己都不确定做不做得下来，结果他做得极其漂亮，自己都惊讶。手术结束他一抬头，看见手术室角落里有一堆碎渣，就问：这是怎么回事？旁人说，你做手术的时候那边的屋顶塌了一块，你没注意到。这就是那种注意力，牢不可破。同时，这也是一种技能被调用到极致的状态：不管眼前的要求是什么，你都接得住，你非常灵活，非常有适应力。还有一点很能说明问题：这个状态令人愉快。它很像融洽，融洽其实就是双人的心流，人际间的心流。

那是专注度百分之百的地方。而当你要做的事太多、时间太少、支持太少，当你觉得被压垮，你就落到曲线的这一端，压力荷尔蒙飙到最高。《科学》杂志上最近有篇文章把这个状态称作「心力交瘁的神经生物学」（the neurobiology of frazzle）。不知道各位熟不熟悉这种心力交瘁，我可是去过很多次。那是持续不断的压力状态，而它的麻烦在于：你没法停止去想那件让你烦心、让你紧张的事。你在这里并没有专注，你没有专注在手头的任务上，你专注的是那件让你难受的事。这就是情绪的力量：情绪会接管注意力，会引导注意力，而如果情绪太强，你永远上不到高点去。

曲线的另一端，绩效低下的原因则是动力不足、心不在焉。职场里的「不投入」是个巨大的问题。哈佛做过一项很有意思的调查：给两千五百人装一个手机应用，应用会在一天中随机响起，请他们回答两个问题：你现在在做什么？你现在在想什么？两者之间的落差，就是走神的度量。结果是：我们平均有百分之五十的时间在走神。专注度最高的那项活动，毫无悬念，是做爱，不过那种时候谁还去填问卷，我至今没想明白。专注度最低的三项是：通勤、坐在电脑前，以及工作。所以说，如果你对手头的事毫不投入，你的皮质醇水平就低到了不该低的地步。

走神：敌人也是源头

戈尔曼： 我刚才一直在讲专注，好像它是唯一有价值的注意力形式。但事实上，走神虽然是专注的敌人（脑科学里的说法是两者「负相关」，你的心一旦游走，按定义就不在专注，反之亦然），却是创造性洞见绝对必需的东西。

创造的过程要求你先聚拢信息、聚焦于问题、真正下功夫钻研，然后放手。科学史、艺术史、数学史里满是这样的人：他们想出惊人的解法，是在洗澡时发呆、在上公交车、在遛狗的时候。原因在于，走神状态下我们能够把彼此遥远的元素以一种新的、有价值的方式连接起来，而这正是「创造性行为」的定义。当然，如果要执行，要把这个想法真的用起来，你还得回到专注中去。但走神极其、极其宝贵。

向内的专注：躯体标记

戈尔曼： 注意力还在另一个层面运作，这和领导力有关。我的主张是：领导者需要三种专注才能真正有效。

第一种是向内的专注。我给各位讲一个来自神经病学案例集的故事。有位公司律师不幸长了一个前额叶的小肿瘤，发现得早，手术也成功。可术后的情况非常费解：他和以前一样聪明，智商很高，注意力和记忆都没有问题，可他没法做他的工作了。他做不了任何工作，最后失了业，妻子离开了他，房子也没了，只能住在哥哥家的空房间里。绝望之中，他去看了一位著名的神经病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

达马西奥专攻的正是这样一段回路：前额叶区域，也就是我们有意识地关注当下要紧之事、做决定、进行学习的地方，和中脑的情绪中枢，尤其是杏仁核，我们探测危险的雷达、引爆强烈情绪的开关，两者之间的连接。手术切断了前额叶与情绪中枢的连接。达马西奥起初也困惑：这个人所有神经系统检查都完全正常，但确实有什么地方坏掉了。后来他抓到了线索。他问这位律师：我们下次约什么时候？他发现，这位律师能就未来两周里的每一个钟点给出条分缕析的利弊分析，却不知道哪个最好。

达马西奥说：我们做决定的时候，任何决定，下次约在什么时候、要不要辞掉现在的工作换一份、未来该采取什么战略、我该和谁结婚，这个人和其他所有人相比怎么样，这些决定都要求我们调用一生的经验。而收集这些人生经验的那套回路，位于非常古老的底层脑区，它和用词语思考的那部分大脑没有直接连接，却和胃肠道有极其丰富的连接。所以我们才会有「gut feeling」，直觉上对劲，或者不对劲。达马西奥把它们叫作「躯体标记」（somatic markers），那是身体的语言。

能不能调频到这套信号上，极其重要，因为它也是有价值的数据。有人研究过加州的创业者，问他们如何做决策，这些人是把生意从零做到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的人。他们的回答大同小异：我是个贪婪的信息收集者，我要看数字；但如果感觉不对，这笔交易我就不做。他们是在调频到那种直觉上。

我在加州中央谷地的农业区长大，我读的高中和邻镇的高中是对头。我认识一个从那所高中出来的人。他不是个好学生，差点没能毕业，真的很接近毕不了业。他去读了两年制的社区学院，摸索着进了电影这一行，他热爱电影，考进了电影学院。在电影学院里，他的学生作业被一位导演看中，请他去做助手。他做得非常好，那位导演便安排他自己去导一部片子，剧本是别人的。这部他又拍得非常好，于是人家让他拍一部自己写的剧本，那部片子的成绩出乎意料地好。投资那部片子的制片厂说：你要是想再拍一部，我们出钱。

但他痛恨制片厂剪片的方式。他觉得自己是个创作者，而他们把他的作品糟蹋了。他说：这部片子我自己来，我自己出钱。电影圈里他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说：这是天大的错误，你不该这么干。他还是干了。后来钱用光了，他跑了十一家银行才贷到款。片子总算完成了，各位大概看过，叫《星球大战》。

乔治·卢卡斯是凭直觉做的这个决定。让制片厂去糟蹋他的下一部片子，这件事感觉不对。那是他的操守。这种内在的感觉是有伦理性的，它是一个道德的舵。它回答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我即将去做的事，是否合乎我对意义、价值和伦理的感受？这个问题我们不是先用语言回答的，我们先回答的是「对劲」还是「不对劲」，然后才把它翻译成话。今天每一位领导者都需要一个坚固的伦理之舵。所以我要说，向内的觉察、向内的专注，是必需的。

三种共情

戈尔曼： 第二种是向他人的专注，也就是读懂人的能力，能够调频到对方身上。共情有三种。

第一种是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认知共情意味着我懂得你如何思考事情，懂得你的心智模型，懂得你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这意味着我能用你真正听得懂、真正有共鸣的语言和你交流。认知共情好的管理者和领导者，能从人身上带出超出预期的表现，因为他们知道如何调动人，知道什么对人要紧。

第二种是情绪共情（emotional empathy），是对另一个人内心正在发生什么的一种即时的、亲身的感受。这一种也绝对必需：如果你只有认知共情而没有情绪共情，你会打偏。

第三种同样重要，叫共情关切（empathic concern）：我不但知道你怎么想、怎么感受，而且如果你有需要而我帮得上，我天然就倾向于去帮。那些最能赢得忠诚、最让人心甘情愿追随的领导者，三种共情都有。

《哈佛商业评论》上有篇文章叫《失控的领导力》，讲的正是那些只有认知共情、缺了另外两种的人。这类领导者很擅长把指标打下来，却不在乎手下人的处境，对他们没有感觉，于是把人的士气磨光，一有机会就想走。

看清系统：黑莓的教训

戈尔曼： 第三种是向外的专注。这一种在制定战略时尤其重要：你需要理解自己的组织身处怎样的生态，需要感知什么会奏效、未来该做什么。为此你需要一种系统视角，一种看大图景的思维。

这里有个令人惋惜的例子，就是黑莓。战略思维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深耕（exploitation），一种是探索（exploration）。深耕是拿一个已经非常成功的产品或品牌，不断微调、不断打磨，让它越来越好，因为它一直在替你赚钱。黑莓做的就是这个。危险在于，如果你不同时探索，也就是放眼四望，看看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往哪儿走，去做研发，去琢磨下一个新东西，你就会输。他们没有看见，比如说，没有看见三星，没有看见竞争对手在做什么。

所以，如果缺了向内的专注、向他人的专注和向外的专注，对应的危险分别是：没有舵，没有头绪，以及被人从侧面撞翻。

把注意力当肌肉练

戈尔曼： 注意力是一块心智的肌肉。它就像去健身房：你举一次哑铃，就把正在锻炼的那块肌肉强化一分。注意力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强化。事实上，如果各位愿意，我可以现在就演示一下，只要两分钟。

你要做的只是：坐直，闭上眼睛，把注意力带到呼吸上。不要试图控制呼吸，只是观察它，去感受它的进出，也许是在鼻孔那里。观察每一次呼吸，完整的吸气，完整的呼气，然后随着下一次呼吸重新开始，再随着下一次呼吸重新开始。充分地觉知那个感觉。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心跑到别处去了，把它带回来，温和地重新开始。

好，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有人注意到自己走神了吗？有人把它带回来了吗？那一下就是一个「组次」。真正的练习不是让心保持专注，练习是在它游走的时候把它带回来，那才是强化注意力回路连接的动作。这是埃默里大学做的一项研究。这是最基础的一块心智肌肉。

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我们通常并不锻炼它。我们习惯于依赖外部的东西来抓住我们的注意力。事实上，我们的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就建立在「抓注意力」上。习惯化（habituation）是大脑面对日复一日同一样东西时的反应，比如你每天走同一条路上班，走着走着就看不见了，大脑在注意力上做节省。定向反应（orienting）则相反，是一种打开：每当大脑遇上新鲜、新奇、出乎意料的东西，它就被激活。想想看，每一季都有新时尚，可什么是新时尚？其实是在一个基本款上做的小小变化。每一年都有新车，可什么是新车？就是差异刚好足够触发定向反应而已。这就是我们经济的基础。

所以，去培养一种管理自己心智的能力，让自己能够随意地定向，是一件相当激进的事。而这恰恰是注意力训练能做到的，我因此成了它的鼓吹者。

一个原因是研究。威斯康星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Richard Davidson）专攻大脑与情绪。他发现，当我们焦躁、心烦、愤怒、焦虑时，右前额叶区域（就在额头后面）活动很多，杏仁核，也就是战逃僵反应的扳机点，也很活跃。反过来，当我们处在真正积极的状态里，感觉很棒、兴致勃勃、觉得今天真好，左侧活动很多，右侧则安静。我们每个人在静息状态下都有一个右对左的活动比值，这个比值能预测我们日常的情绪波动范围。他发现这个比值和智商一样呈钟形分布：大多数人在中间，有坏日子，也有好日子。如果你非常偏右，你可能有临床意义上的抑郁或焦虑；如果你非常偏左，你的心理弹性极好，遭遇挫折马上就能弹回来。

戴维森和乔恩·卡巴金（Jon Kabat-Zinn）合作过。卡巴金把他所说的正念（mindfulness）推广开来，比如在医疗领域用于管理慢性病，最近在商界也有很多公司引入。他们去了一家全天候高压运转的生物技术初创公司，教员工做正念，内容差不多就是我们刚才做的观呼吸，但每天三十分钟，持续八周。结果是：练习之前，这些人的大脑是偏右的，相当疲于奔命、压力很大；八周之后，每天三十分钟，他们开始往左偏回去。特别有意思的是，人们自发地说起：我好像又开始享受我的工作了，我想起来当初我喜欢这份工作的是什么。换句话说，积极情绪确实起了作用。这也是企业引入它的一个原因。

童年已经变了

戈尔曼： 不过我自己觉得，最需要以这种方式关注注意力的，不是我们这些成年人，而是孩子。因为童年已经变了，这是数字世界大举侵入我们私人宇宙的一个副作用。

我和一位八年级的老师聊过，她抱怨现在的孩子发短信成瘾。在美国，短信已经取代电话，成为青少年首选的联络方式，有些孩子一天给朋友发一百条，这不算稀奇。她说：这本书我教了二十年，教给十三岁的孩子，是伊迪丝·汉密尔顿的《希腊罗马神话》。她说，最近这两三四年，我的学生开始说这本书读不动了，有点太难了。她把这归因于持续不断的分心造成的理解力流失。

我还见过一个大概九岁十岁的孩子，一边骑自行车一边发短信，你敢信吗？幸好那是在乡下的小路上。

我为孩子担心，是因为大脑是人体最后一个在解剖结构上成熟的器官。它从出生起就在生长，一直要到二十五岁上下才真正长完。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神经可塑性的原理极其重要。神经可塑性说的是：重复的经验塑造大脑，换个说法就是「用进废退」。如果一个孩子有一次共情的经验，又有一次共情的经验，共情的回路就会生长；如果一个孩子有专心致志、排除干扰的经验，也就是我们刚才做的那件事，那套回路的连接就会生长。孩子需要这些，他们的大脑才能发育得好。当我们看着一个孩子长大、经历童年的不同阶段，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大脑生长的外部表征。我认为，帮助孩子以最好的方式塑造他们的大脑，是我们的责任。

呼吸伙伴与红绿灯

戈尔曼： 我去过曼哈顿西班牙裔哈莱姆区一间七岁孩子的教室。西班牙裔哈莱姆区非常贫困，孩子们住在公租房里，那些楼相当凄惨。有个孩子那天来上课时神情不对，老师告诉我，他刚刚亲眼看见有人中枪。老师就问全班：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认识被枪击过的人？所有的手都举了起来。那就是那样一种童年，那是个很艰难的地方。

我那天去，是要看一个叫「呼吸伙伴」的活动。这间教室每天都有这么一段：孩子们跑到自己的小柜子那里，取出最喜欢的毛绒玩具，然后躺到地毯上，把玩具放在肚子上，看着它随吸气升起、随呼气落下，吸气数一二三，呼气数一二三。他们做的正是我们刚才做的那件事，正在强化的正是注意力这块心智肌肉。

而且这里有一个「买一送一」：同一套回路也能平息狂暴的情绪。管理情绪的能力和保持注意力的能力，是密不可分地绑在一起的。那位老师说：有一天因为排课出了问题，我们不得不跳过这个环节，那节课乱成一团。乱成一团。所以这件事对这些孩子来说，差别巨大。

我一直是「社会情绪学习」（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SEL）的鼓吹者。社会情绪学习把情商的几个成分，自我觉察、管理内在生活、共情、处理关系，做成课程的一部分，不是去挤占学业的时间，而是以增强孩子处理自身与关系的能力的方式融入进去。孩子的人际关系有多重要，在座各位如果做了父母，我大概不用多说：青春期之前，孩子生命中最重要的关系是家庭；青春期之后，家庭靠边站，最重要的是同龄人，是那些童年的连续剧，他们没请我去那个派对，等等。这些都是情绪上的翻腾，你越能管理这些翻腾，你能留给「听老师在讲什么」的注意力就越多。

这些课程会做的事情之一，我在纽黑文一个和西班牙裔哈莱姆区很像的社区里见过，是在每间教室的墙上贴一张海报，画的是交通灯，红灯、黄灯、绿灯，上面写着：当你心烦意乱时，记住这盏红绿灯。红灯，停下来，冷静，行动之前先想一想。

「停下来」这三个字说的是：你是有选择的。「冷静」说的是：你能管理自己内心的骚动。「行动之前先想一想」是一课非常宝贵的功课，因为它意味着：你无法决定自己会产生什么情绪，情绪是不请自来的，但情绪来了以后，你可以停一下，想想接下来要做什么。事实上，成熟的一个定义就是：把冲动与行动之间的那道缝隙拉长。黄灯，想一想你可以有哪几种做法，各会有什么后果。绿灯，挑出最好的那一个，试试看。

这是一堂关于「认知控制」（cognitive control）的课。

棉花糖与认知控制

戈尔曼： 有些人大概知道棉花糖实验，这是心理学里另一项传奇研究。斯坦福大学把四岁的孩子一个一个带进房间，让他坐在一张小桌前，面前放一颗又大又诱人的棉花糖。实验员对孩子说：你现在就可以吃掉它；但如果你能忍住不吃，等我办完事回来，你就可以拿到两颗。然后她走出房间。

我向各位保证，这是一个能拷问任何四岁孩子灵魂的处境。我看过录像：有的孩子会凑上去闻一闻，好像那是什么危险品，然后猛地跳开；有的跑到角落里又唱又跳，让自己分心。大约三分之一的孩子根本熬不住，一把抓过来当场吞掉；另外三分之一左右，撑过了那漫长的十到十二分钟，等到实验员回来，拿到了两颗棉花糖。

这项研究的回报出现在十四年后。研究者在这些孩子即将上大学时找到了他们，把两组人做了对比：吞掉的那组和等待的那组。结果是，等待的那组和同龄人相处得好得多，也依然能为了目标延迟满足，而这正是当年那个测验测的东西。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在美国大学入学考试 SAT 上（当时满分是1600分），等待的孩子比一把抓走的孩子平均高出210分。这一点非常值得琢磨，因为这些孩子全都是斯坦福大学教职员工的孩子，也就是高智商、高成就的家庭。那么差别从哪儿来？看起来差别在于：如果你管不住自己的冲动，而走神就是这件事的一个微缩版本，那么你会更容易心烦，更容易被情绪牵走，也就没法专心听老师在讲什么，于是学得不如别人好。

几年前新西兰还做过一项研究。一座城市里在一年之内出生的每一个孩子都进入了这项研究。从四岁到八岁，他们在认知控制上接受了严格的测量，包括多种指标，其中就有棉花糖式的测验。等到这些人三十多岁时，研究者又把他们一一找到。结果是：认知控制，也就是把心留在此处、走神时能把它带回来的能力，对三十多岁时的经济状况和健康状况的预测力，超过智商，也超过原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且它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因素。事实上，做这项研究的人主张：我们应当把这种能力教给孩子，以此拉平起跑线。

所以这件事正在成为社会情绪学习的一部分。

从贬损到「捧起来」

戈尔曼： 社会情绪学习也包括在人际关系上变得聪明。纽黑文有过这么一幕，主角是三个十一岁的男孩。他们要去踢你们叫「足球」而我们叫 soccer 的那个东西，我记得你们管它叫 football，是这样吧？

三个男孩里，走在前面的那个胖胖的，不太擅长运动；后面两个球踢得很好，很有运动天分，一路对前面那个说风凉话。其中一个满脸讥笑地说：怎么，你也想踢球？

那个胖男孩停下来，深吸一口气，像是要给自己撑住这场对峙。这种局面在学校里很容易演变成打架。他转过身说：是啊，我想试试看，我踢得不好。我擅长的是画画，你随便说个什么，我都能画得很好。可你，你踢球太厉害了，我真希望有一天能踢得跟你一样好。

那个孩子当场就化了，走上来搂住他的肩膀说：哎，你也没那么差，我教你两手。

这不是碰巧。这叫「捧起来」（put-up）。那个男孩是在社会情绪学习课上学会的，这是应对「贬损」（put-down）的一种方法，而贬损在十几岁、尤其是刚进入青春期的年纪，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它只是一套更大的课程中的一环，这套课程关心的是孩子真正在意的东西，而注意力必须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而且这不只是学校的事。父母是所有这些事情上的第一位教练。当你抱起一个哭泣的婴儿去安抚她，你其实是在教她如何自我安抚；当你对一个学步的孩子说，你刚才那样做，让你的小伙伴很难过，那是一堂共情课。关于注意力和情商的功课，在生命非常早的阶段就开始了。但我认为我们得做得更好，原因之一是孩子暴露在越来越多不那么美妙的影响之下。

游戏、媒体与芝麻街

戈尔曼： 不知道各位认不认识哪个喜欢电子游戏、一玩就是几个钟头的年轻人。也许伦敦没有这个问题，但这在全世界都是个大问题。关于电子游戏的数据其实相当复杂。一方面，它们确实能增强注意力的某些方面。如果一个孩子喜欢玩打斗类、战斗类的游戏，必须时刻警戒随时可能冒出来杀你的敌人，这对提升警觉性非常有效，将来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可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如果有人在走廊里不小心撞了他一下，他的第一个念头会是「这家伙跟我有仇」，也就是产生一种「敌意归因」的偏向。

所以现有的这些游戏是好坏参半的。但新一代的游戏正在出现，它们用上了认知科学的成果。有一款叫 Tenacity，我让我的四个孙辈玩过，当时他们七岁到十三岁。玩法是：你拿着一台平板，每呼气一次就点一下屏幕，第五次呼气时点两下。做对了就有视觉奖励，比如沙漠里开出花来。玩得越久，难度越高。它本质上是在训练注意力，但用的是能抓住孩子注意力的方式，跟其他电子游戏一样。

我们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善用。作为一个「改邪归正」的记者，我要说：媒体给我们的世界图景是有毒的。我们得到的新闻大多是灾难、死亡、威胁、发生在人身上的可怕事情。那是给杏仁核看的新闻，杏仁核是大脑里非常原始的一块，它想知道危险在哪里。可是，如果我们把某一天全球范围内发生的所有善举放在天平的一边，一位母亲喂孩子吃饭就是一件善举，再把所有的暴行放在另一边，善举的分量会远远压过恶意。但透过媒体这块镜片，我们感受不到这样的世界。

不过媒体也可以用得更好。我很喜欢的一个例子是《芝麻街》。如果各位养过学步的孩子，我养过，你们大概陪着看过《芝麻街》。我去芝麻街工作室参观时发现，那是一套非常精密的运作。我去的那天，编剧们正在和两位认知科学家开会，讨论的正是认知控制，因为《芝麻街》的每一小段其实都是包裹在娱乐里的、有科学依据的课程。

这一季播出的其中一段叫「饼干品鉴俱乐部」。不知各位熟不熟悉「饼干怪兽」，它是《芝麻街》的明星之一，最爱把饼干整个吞掉。在芝麻街上开店的艾伦决定办一个饼干品鉴俱乐部，很像品酒俱乐部：你拿起一块饼干先端详，看有没有瑕疵，然后闻它的香气，再咬一小口尝味道。饼干怪兽当然急疯了想加入。艾伦给了它一块饼干，它当场就整个吞了下去，忍不住。于是艾伦告诉它：在这个俱乐部里，我们要尝各种各样的饼干，所以如果你不一口吞掉，我就能让你入会，你就能吃到许许多多不同种类的饼干。这一下就把饼干怪兽说服了。

这就是一堂课。这个节目的观众是两到四岁的孩子，而两到四岁的孩子主要通过模仿来学习。所以饼干怪兽身上发生的事，就是孩子们正在上的一堂认知控制课。我认为这样的东西越多越好。

情绪是会传染的

戈尔曼： 最后我想讲一讲如何聪明地运用积极情绪，如何管理我们自己的内在世界，也就是那种向内的专注。

有一位了不起的人，叫马蒂厄·里卡尔（Matthieu Ricard），写过几本关于幸福的书，他是我的朋友。他在巴斯德研究所拿到细胞生物学博士，他的导师后来因为他们当时做的研究拿了诺贝尔奖。可研究生毕业之后，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放弃科学，去喜马拉雅山出家为僧，用余生打坐。他被他的出版商公关称作「世上最幸福的人」，因为科学家研究过他，在那个左右比值上，他极度偏左。

还有一位科学家叫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是全世界研究面部表情与情绪的头号专家。保罗是最敏锐的面孔读者，他能从脸上看出你的感受，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人。有一次我和保罗一起在街上走，去主持一场会议，他一路跟我讲他刚开发出来的一套训练系统，能教人变得擅长这件事。他讲着讲着，我们快到会场了，我心里想：这真有意思，不过我希望他快点讲完，我得想想会上该怎么办。就在那一刻，他对我说：如果一个人学过这套系统，他就会知道你现在有点生我的气了。所以说保罗是个危险人物。

保罗对情绪传染很感兴趣。他想知道，像马蒂厄这样极度乐观的人，对一个截然相反的人会产生什么影响。于是他在自己任教的大学里做了一次悄悄的电话调查，问同事们：我们学院里谁最难缠、最爱冲突、最不好相处？说来也怪，所有人都指向同一个人。于是他给这位X教授打电话：为了科学，您愿不愿意参加一项实验？教授很高兴，说当然，乐意之至。可随着日子临近，他开始提各种要求，越提越离谱，最后只好把他撤掉，换上了排名第二难缠的教授。

实验是这样的：马蒂厄和这位教授都接上生理测量仪，然后进行一场辩论。辩论的命题是：这位教授应该像马蒂厄那样去做。这位教授有一个很有影响力、很稳固、待遇优厚的终身教职，而辩论的前提是他要把这一切都放弃，去当僧人，余生住在隐修处。

辩论开始时，生理数据显示他一想到这个前景就极度躁动，马蒂厄则完全平静。讨论一开始，马蒂厄始终保持绝对的平静，而这位教授越来越平静，越来越平静。十五分钟之后，他聊得太开心了，都不想停下来。

所以，情绪是会传染的，可以往好里传，也可以往坏里传，尤其是在我们彼此全神贯注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纽约等公交，是八月里一个又热又闷的日子。这种日子里，不知道伦敦怎么样，反正在纽约，我们每个人身上都罩着一只看不见的气球，浑身带刺，那气球写着：别跟我说话，别碰我，让我的气球保持完整。公交车来了，我带着气球上了车。结果那位司机做了一件相当意外的事：他居然跟我说话了，他问我今天过得怎么样。我吓了一跳，坐下来的时候还把大半个气球带在身上。然后我发现，这位司机在和车上每一个人聊天。他说：您要是找西装，右边那家百货店正在大减价；您听说没有，左边有个莫奈展，好得不得了；前面就是那家影城，我知道一号厅那部片子影评最好，可我那天晚上看的二号厅那部才叫棒，您该去看看。他就这么一路说下去。有人下车时，他会对人家说：祝您接下来这一天过得特别好。

那个人是一位都市里的圣徒。他改变了车上每一个人，他把一波一波的好情绪送进了一座急需这些的城市。我想，结论就是：你不必去喜马拉雅山上待几十年，只要我们留心，这件事在自己的生活里就能做。谢谢各位。

问答：贫困、文化与智商

戈尔曼： 我很乐意回答各位的问题。这边有麦克风，楼座里也有人拿着立式麦克风，有问题请举手。先请这一位。

提问者一： 您提到美国那些每天都有凶杀案的底层文化。史蒂芬·平克对这些文化写得很好，他解释说，在那里，人可能仅仅因为一次轻慢、一点不敬就被杀掉，这已经嵌进了文化里，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我看到的问题是，今天的世界上有一种阴险的政治正确，我们不被允许说某种文化就是糟糕的文化，而这样一来，我们就没能真正面对这些人的问题。于是他们日复一日继续维持着低期望、凶杀，以及由此滋生并不断再生产的那种社会氛围，也就是你们美国人说的「破窗效应」。我想请教您怎么看：为什么人们没有能力诚实、公开地面对这些问题？而且再进一步说，我们的很多状况是遗传来的，大脑和身体里其他器官没什么两样，整整一群人可能就带着某一类基因。我觉得这一点完全没有被触及，我们因此吃了亏。

戈尔曼： 我知道有一些数据可以直接回应这个问题。首先我认为对刻板印象要非常小心，因为任何一个社区里都存在个体差异，谁碰巧住在那里是有变化幅度的。在一个问题重重的社区里，也可能恰好住着一些极有天分的年轻人。所以第一，我们应当为个体差异留出余地。

不过总体而言，如何对待在赤贫中长大的孩子，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首先，大脑非常脆弱。如果一个人在童年营养不良，大脑就长得不好。世界范围内，在贫困中长大的孩子可能拥有营养不足的大脑，这让他们容易出现各种行为问题，尤其是在前额叶的发育上。我刚才说过，前额叶正是管理情绪的部位。如果你管不住自己的暴怒，后果就很严重。研究发现，很多最终被关进死囚牢、杀过人的人，前额叶区域是有损伤的。

所以我们确实需要像您说的那样，赤裸裸地面对这件事，看清问题究竟在哪里，看看有哪些可能的干预。但我绝不会把一整群孩子一笔勾销。我宁可说：这些是正在发育的大脑，让我们帮他们尽可能地发育好。事实上，我提到的新西兰研究就提示我们要做主动的干预，尤其是在幼儿期。有一项著名的研究叫「佩里学前项目」（Perry Preschool），它把来自这类社区的孩子放进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项目，结果这些孩子后来的人生，比同一社区里的其他孩子好得多。

至于智商与阶层的问题，这一点非常值得弄清楚。在全世界那些存在特权阶层与弱势阶层的文化里，特权者与弱势者之间的智商分数一直存在巨大的差距，而这个差距一向被当作遗传的证据。但有一个东西叫「弗林效应」。弗林是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研究者，他用海量数据证明：每隔三年、四年、五年，智商测验修订一次时，都必须把题目出得更难，因为每一代孩子都比上一代更聪明。换句话说，它不是固定的。他还发现另一件事：当一个来自受歧视的种姓或阶层的群体迁移到一个不存在这种偏见的国家，他们的孩子表现得和其他孩子一样好。所以这不是遗传的，主要是处境造成的。所以您说得完全对，我们必须正视那些处境，看看能做些什么。

麦克风在哪儿？下一个问题。

问答：延迟满足与成瘾

提问者二： 您好，谢谢您的演讲，我非常喜欢。我的问题回到棉花糖那件事。您说给孩子一颗棉花糖，如果他忍住不吃，稍后就能拿到两颗；您还说，等他们到了三十多岁，成就高的是当年愿意等的那些人。这在多大程度上和成瘾有关？

戈尔曼： 您是说想要马上就吃到那两颗？

提问者二： 我是说成瘾这件事。

戈尔曼： 是的，正是这样。控制不住冲动，会让一个人更容易染上酒瘾、药物成瘾、购物成瘾、赌博成瘾等等，因为你想要那一下快感，而你没有克制住自己，看不到还有别的路可以走。

顺便说一句，别在家里拿自己的孩子做棉花糖测验。我认识一个人拿他四岁的女儿试过，他偷偷看她会怎么做：他把棉花糖放好，走出房间，女儿拿起棉花糖，把中间掏空吃掉，再把它放回原处。这孩子现在大概已经是某家公司的CEO了。

问答：习惯能不能改

提问者三： 既然大脑要到二十多岁才在解剖结构上成熟，那之后还有没有可能改掉已经形成的习惯？

戈尔曼： 我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虽然大脑在二十五岁上下解剖成熟，但这并不意味着改变习惯已经太晚。坏消息是，童年时期铭刻进大脑的习惯非常顽固。所以如果你最后成了瘾君子，或者过度焦虑，或者别的什么，改变仍然是可能的，但你得付出额外的努力。

原因在于，你必须把新的、更健康、更好的行为一遍一遍地练下去，因为旧的那一套你已经练过一万次了，你反反复复做过无数遍，那条回路强得很。

请各位把手臂交叉抱在胸前。这就是习惯的感觉。现在换一只手臂放在上面，重新抱一次。这就是改变习惯的感觉：一开始有点怪，有点别扭。但如果你肯下功夫，并且在每一个自然出现的机会里都继续下功夫，那么新路径的神经连接会越来越强，直到某一刻你越过一个发育上的、神经上的里程碑：你毫不费力地、想都不用想地就做出了新的习惯，它变成了自动的。这意味着新习惯的连接强度已经超过了旧习惯，它成了大脑的默认选项。但这需要功夫，需要更多的功夫。

问答：三种专注的关系

提问者四： 我的问题是关于您说的三种专注：向内、向他人、向外。我想知道它们是各自独立存在的，还是有层级关系？如果有层级，是否有办法在其中逐级推进？

戈尔曼： 我认为三种都可以提升，但我不认为存在层级。比如在对领导者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有些领导者可能其中一种或两种非常出色，而另外的很糟糕。换句话说，各种组合都存在。你可以情商很高，很会管理自己，也很会管理别人，却对系统、对组织所处的更大情境完全盲目；你也可以很擅长管理自己，却极不擅长读人。

职场里其实有一整类人，他们是杰出的个人贡献者，往往非常擅长系统，工作也非常拼命，比如某些程序员，但共情能力是零。我在欧洲跟一家公司的人聊过，他说：我们有个人在系统方面绝对出色，可我们不敢让他去见客户，因为一见客户他就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从来不停下来去了解客户，去弄清对方心里想什么，从对方的角度理解问题。这就是一个内在专注和系统专注都很好、人的专注却不行的例子。

问答：文化与注意力

提问者四： 您的意思是不同文化对注意力的处理方式不同，或者说重视程度不同？

戈尔曼： 绝对是的。文化的差别非常大，尤其是在重视注意力这件事上。我们今天使用的注意力训练方法，绝大多数来自东方文化，因为在不丹这样的国家，很多人是禅修者，也许某种程度上说，几乎所有国民都是，这是文化的一部分，是背景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发展出来的方法非常成熟，经过千百年的打磨。像我提到的理查德·戴维森这样在这个领域做研究的人，会请那些文化中的专家做顾问，帮助他理解训练注意力的潜力究竟有多大，因为在西方，我们对如何训练注意力的认识相当发育不良。

所以我认为，在心智官能这件事上，文化的影响极其巨大。顺便说一句，情绪也一样：每一种文化对情绪的评价和表达方式都不同，但所有人的情绪线路是普适相同的。

问答：该跟谁待在一起

提问者五： 既然情绪会传染，那我们应该多花还是少花时间和那些愤怒的同事相处？我们该做那位美国公交司机，还是那位法国僧人？我们该去拯救世界，还是先拯救自己？

戈尔曼： 那位法国僧人其实很擅长拯救所有人，那是他的使命。不过撇开这一点，我认为重要的是理解情绪收发的动力学。在任何一次互动中，谁是发送方、谁是接收方，取决于几个因素。

有这样的实验：两个陌生人走进实验室，先填一份情绪问卷，回答此刻的感受，然后面对面静坐两分钟，一句话不说，再填一遍同样的问卷。结果是，这一对里情绪表达性更强的那个人，会在两分钟的沉默中把自己的情绪状态传给另一个人。所以表达性很重要。

另一方面，权力也很重要。在任何人类群体中，人们自然会最关注群体中最有权力的那个人，也最看重他说什么、做什么。所以情绪倾向于从有权力的人向外扩散。这在对团队做的实验里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团队领导者心情很糟，团队成员会被感染，绩效下降；如果领导者心情很好、状态积极，成员也会被感染，绩效上升。这一点对商业决策成立，对创造力成立，对搭帐篷这类身体协调的任务也成立。所以第二个因素是权力关系。

第三个因素和马蒂厄·里卡尔有关，那就是你自己有多稳定。如果你要去和那位愤怒的同事相处，你在积极状态里稳不稳？稳到能像他，或者像那位公交司机一样，把对方带进这个状态？还是说你自己最后也变得愤怒？所以，至少有这三个因素决定答案。

问答：利他林与技能缺口

提问者六： 我对社会情绪学习的主张非常着迷。但看起来今天很多西方的父母，把关注点落到了另一处：给孩子开利他林。您描述的是一条改善专注力的有机路径，我很期待读到更多。可我想请您花一分钟谈谈：过度处方利他林会有什么影响？长期的效果是什么？

戈尔曼： 利他林当然是开给所谓患有 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的。五十年前人们会说，他就是个小男孩嘛，长大就好了。但现在这成了一个诊断类别。确实有些孩子在专注上有真实的困难，而今天的数字媒体对他们毫无帮助。这些孩子会从认知控制的训练中大大获益，而这类训练非常新，现在才刚刚开始被研究，像戴维森这样的人正在研究我们能如何运用注意力训练。

请各位想一想：为什么这个文化的默认选项，竟然是买一种药给我们的孩子吃，去应对一个本质上是技能缺口的问题？这是技能的缺口，注意力是一种技能。我认为原因在于，有一些制药公司靠卖这些药赚了很多钱，并且说服我们相信这是更好的选择。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而实际上我们一直没有做的，是关于 ADHD 所涉及的注意力机制的基础研究，以及什么样的训练能帮孩子在这方面变好。我认为在未来五年里，我们会看到一批针对这些状况的、非药物的直接干预手段出现。

问答：情绪是学来的还是天生的

提问者七： 我想问问您的看法：我们的情绪反应在多大程度上是习得的，在多大程度上是天生的？

戈尔曼： 我认为情绪本身是天生的，而我们各自具体的情绪反应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学来的。这里我得推荐一下我妻子的书，书名叫《心的低语》（Mind Whispering），她叫塔拉·贝内特·戈尔曼，是位心理治疗师。她在书里讲的正是情绪反应的模式如何在童年习得，以及如何运用正念、认知疗法和其他一些方法，去改变那些自我挫败的习惯。书名是《心的低语》，作者是塔拉·贝内特·戈尔曼。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有用，当然我觉得她本人更有用。

这方面是有数据的。悲观的人能不能学会乐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马丁·塞利格曼做过研究，他开创了一个叫「积极心理学」的领域。他之所以开创它，是因为心理学在八十年里只研究病理，问题就在于，我们一直没注意到情绪和经验还有积极的一整段光谱。总之，塞利格曼找来一些有抑郁倾向的孩子，发现他们往往是悲观主义者：一旦遇到什么事没做成，或者遭遇挫折，他们会说，这是因为我不行，而且我永远都会这样。他教他们换一种想法：这是环境造成的，环境是可以变的，而我可以做点什么去改变它。这是一种更乐观的解释方式。他发现，大约一年之后，这些孩子的思维模式真的改变了。但正如我刚才说的，和任何这类行为一样，我们必须持续地做下去，在每一个自然出现的机会里坚持，并且在自己滑回旧模式时把自己抓住。所以，乐观是可以学会的。

我认识发明认知疗法的那位先生。认知疗法审视我们的思维，审视扭曲的思维模式，帮助我们更如实地看待事情，对抑郁非常有效。他叫阿伦·贝克（Aaron Beck），今年九十三岁了。他出过一次严重的事故，从此坐上轮椅。事故之后我碰巧和他说过话，他兴致很高，是我认识的最乐观的人之一。后来他一只眼睛失明了，我和他聊天，他说：我的右眼还好好的，我还能跑步。再后来右眼也瞎了，他说：我还可以听有声书。换句话说，他有一种能力，去看见还好的部分，而不是坏掉的部分。这正是您说的那件事。

问答：曲线两端怎么办

提问者八： 您好，我想问的是那张绩效曲线图。您讲了两个极端，一端是动力不足，另一端是心力交瘁。如果一个人正处在这两端之一，能做些什么？

戈尔曼： 我们能拿这类人怎么办，或者拿那类人怎么办。让我先问一句，这是个假设性的问题：我们说的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管理的人，还是我们的朋友？

提问者八： 我有个朋友一直是那样的。

戈尔曼： 好。一个唤起水平过低、心不在焉的人，需要的是「卷入」，是变得更有动力、更有热情、更投入。现在有一批文献研究一种叫「好工作」（good work）的东西。好工作把三件事合在一起：我们真正擅长的，也就是我们的卓越所在；我们真正热爱的，也就是能让我们投入的；以及我们真正看重的，也就是我们的伦理。如果这三样对齐了，你自然会从曲线的低处往上走，事实上你会更容易进入心流。

所以可以问问你的朋友一个问题：对你来说，什么才是「好工作」？你能做点什么，让它在你一天、一周、一个月里占的比重更大，或者在接下来五年的职业生涯里占得更多？这是针对那一端的个人策略。

如果你在另一端，处于心力交瘁的状态，你需要的是平静，这和认知控制密切相关。让自己平静下来的方法很多。但如果你实在做不到，那有两种策略。假如你之所以心力交瘁，是因为有个老板总要你在太短的时间里做太多的事，还不给支持，那你可以把老板的简历拿来投给猎头。不过这不是立竿见影的办法。所以另一条路是把自己的世界管理得更好：找到一件对你有效、能让你在生理上放松下来的事，可能是打坐，可能是瑜伽，可能是深层肌肉放松，也可能是去健身房练一练，每个人不一样。每天都做，而且要在去上班之前，或者在那件让你崩溃的事情之前做。因为随着时间推移，你身体的压力设定点会改变，你就能应付得更好，或者说在同样的处境里保持更放松的状态。这就是两种大方向上的策略。

问答：情商、专注与两岁的儿子

提问者九： 我有两个小问题。第一个可能有点傻，如果我漏听了请见谅：您认为专注是情商的延伸，还是属于认知范畴，或者两者都是？

戈尔曼： 我的看法是：注意力原本就嵌在情商里面，因为大脑中管情绪、管共情和管注意力的回路是彼此交织的。我以前从来没往这方面想过，也没意识到我得为它专门写一整本书，直到今晚。

提问者九： 第二个问题：我有个两岁的儿子。等他四岁的时候，我一定要做棉花糖测验。我想知道，从现在到那时候，我可以为他做些什么，让他更可能等得住？

戈尔曼： 您很可能已经在做了。做一个「足够好」的父母就非常了不起了。留心孩子的感受和需要，这一点非常重要。

问答：性别与个体差异

提问者十： 不久前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听到一件事，我并不特别意外。她在一家精神科医院工作。两性在情绪上的差别实在太大了。如果来做咨询的是女性，治疗师问一句「最近怎么样？你还好吗？」，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她的感受就全出来了。如果来的是男性，说的话就非常少。于是治疗师会说：那边沙发上有一堆毛绒玩具，挑一个吧。于是这位男士走过去，拿起一只熊猫。治疗师就问：那么，熊猫先生今天过得怎么样？接着话就来了。我们总愿意认为大家本质上是一样的，可我认为我们差别巨大。

戈尔曼： 我也这么认为。

提问者十一： 我想回应刚才那位有两岁孩子的先生。我有三个孩子，我很确定，虽然他们来自完全相同的环境，但面对棉花糖测验，他们的反应大概会非常不同。所以这就回到我原先的问题：这是学来的还是天生的？我认为有些人就是天生具备某种情商。

戈尔曼： 是的，我刚才那个问题没有答完整。答案是：既是学来的，也是天生的。我们每个人生下来时，大脑中管理情绪的化学物质都有一套特定的设定范围，那就是我们的气质。如果您养过不止一个孩子就知道，孩子从第一天起就彼此不同。

但另一方面，表观遗传学告诉我们：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你携带哪些基因，而是哪些基因被打开、哪些被关掉，那才造成持久的差别。而孩子的行为是非常可塑的。如果一个孩子非常冲动，他可以学会认知控制；如果一个孩子过于拘谨，他可以学会放松一些。

关于孩子有这样的数据。哈佛的杰罗姆·凯根（Jerome Kagan）研究过一类所谓「行为抑制型」的儿童。他发现大约百分之十五的孩子对新刺激感到焦虑：新的游乐场，新的朋友，新的食物。这些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如此，到了学龄，就是被认定为「害羞」的那批人。人们一度认为这纯粹是遗传决定的。但凯根追踪了一组这样的孩子，发现其中有些人到了学龄反而不害羞了。于是他去看父母的养育方式，结果发现差别在这里：如果父母把你认定为「她很害羞」，然后处处保护你，这些孩子就不会改变；如果父母对孩子说，你也许会觉得有点怯，但还是去试试看吧，那么这个孩子学到的是：我一开始会有点害怕，可只要我上前去，我会玩得很开心。这些孩子最后就不害羞。所以，这是一个可塑的、两者兼有的混合。

主持人： 我想我们的时间到了。丹尼尔，我觉得您把我们的注意力抓得非常漂亮。请大家和我一起，感谢他带来这场精彩而极富启发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