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 年,Y Combinator 创业学校(Startup School)请来了英伟达(NVIDIA)联合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由 YC 总裁兼 CEO 陈嘉兴(Garry Tan)担任主持。黄仁勋 1993 年创办英伟达并执掌至今,公司从 3D 图形芯片起家,如今已是 AI 时代的算力中枢。这场对谈从公司早年押错技术、靠三本教科书起死回生讲起,一路谈到智能体、物理 AI、开源与年轻人的选择。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仅删去口语枝节,未作删节。
主持人: 对于在座只知道英伟达是 AI 中心企业的学生来说,英伟达早年的故事里,最需要他们了解的是哪一部分?
黄仁勋: 最让人不敢相信的一点是:我们创办公司时选定的技术,完全是错的。
我们起初的想法是重新发明 3D 图形。公司的基本理念是这样的:通用计算机,也就是 CPU,非常有用,但如果能用加速器来增强它,就能解决原本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选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3D 图形。那是 1993 年,个人电脑刚刚在传闻中要普及开来。我们的大想法是把每一台个人电脑都变成游戏机,因为我们是在游戏机的年代长大的。我们想,能不能设计一套系统,装进个人电脑,就把它变成游戏机?于是我们打算重新发明那套原本需要大型超级计算机的算法,把它塞进 PC 里。我们确实想出了一些新算法,为此兴奋不已,深信不疑,而且是经过认真推理得出的结论。我们就带着这个去创办了公司。
结果,那套算法恰恰是错的。创办这家公司所依赖的技术,恰恰是错的。1995 年我们才意识到这一点,那时几乎已经太迟了,因为当时已经有三十五到四十家公司在给 PC 做 3D 图形。我们意识到行不通,我回到公司,跟大家说:怎么办?这东西不管用。大家讨论了一番,我说: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东西行不通的事实,不开始朝着正确的算法努力,公司就没了。
接着有人告诉我,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我们不但选错了技术,还不知道怎样做才对。那一天对我来说是个大日子。我口袋里有几百美元,就开车去了 Fry's 电子商店,买了三本教科书,讲的是 OpenGL 和怎样设计图形流水线。我把书带回公司,交给工程师们。然后就有了今天:我们重新发明了计算机图形学,成了现代计算机图形学的世界领导者,过去二十五年里大多数重大突破都是我们做出来的。
所有人都以为英伟达一开始就是 3D 图形的世界领导者,其实我们是从教科书上学来的。你想想看,我们先创办公司、融资,然后去买教科书。所以对我来说,最大的教训是:技术一直在变,只要你敢于直面现实,只要你有能力学习,技术本身其实无关紧要。从那以后,英伟达一直在发明各种各样的技术,很多是我们从未做过的,而我们对待每一件事的态度都一样:如果这件事值得做,我们就去学,能有多难?
结果每次都比我们预想的难得多。但你就得带着这种态度进场:能有多难?
主持人: 后台我们聊到几家顶尖的 YC 公司,你说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而你和英伟达也各有所长,你把它们称作某种「算法领域」。听起来 3D 图形只是第一个算法领域而已。
黄仁勋: 没错。
主持人: 它来自一本教科书,但谁都能读那本教科书。你们创造出的是……
黄仁勋: 粒子物理、流体力学,都是。
主持人: 你们创造出的是人们真正想要、愿意花大价钱买的最终产品。
黄仁勋: 公司真正押对的那个大想法是:可以通过增强 CPU 来解决那些原本难度过高的问题。分子动力学是其中之一,图像处理是其中之一,逆向物理(inverse physics)又是一个,各种各样的算法,当然深度学习是其中最重要的之一。而要造就今天这家公司,我们很早就意识到,关键不在于做出一颗伟大的芯片,而在于加速一个算法领域。
我一直相信一件事:伟大公司的根基是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你对它深信不疑。不那么在于技术,甚至也不那么在于市场。这些当然都重要,如果你在正确的时间、为正确的市场拿出了正确的技术,日子会好过得多。但更重要的是,对某件要紧事物的未来有一个高层次的愿景,对它有某种独特的看法,你深信不疑,而且最好这个愿景实现起来很难。这几样凑在一起就是好的组合。就我们而言,我们意识到加速计算(accelerated computing)会很重要,它后来也确实非常重要;而我们认识到,一切的关键都在算法,不在芯片。这一点后来证明完全正确。
主持人: 你谈过很多创始人的艰辛。有没有几个故事特别让你难忘?在座的人都想创办公司,但他们真的准备好「吞玻璃」了吗?准备好公司可能关门、事情出岔子了吗?哪些关键时刻最让你印象深刻?你刚从日本回来吧,好像是去向世嘉(Sega)致意。我觉得那是个很有力量的故事。
黄仁勋: 让我们意识到算法选错了的那个项目,就是与世嘉的合作。世嘉委托我们做土星(Saturn)之后的下一代游戏机,也就是后来的 Dreamcast。在座有人知道 Dreamcast 吗?好。Dreamcast 不是我们做的,但本来应该是我们做。因为我们的算法和技术有根本缺陷,我去了日本,告诉当时的 CEO 入交昭一郎(Irimajiri)先生:你们给我们的那份合同,大约 1200 万美元,我们没法履行,因为技术不管用。
我把原因说明了,然后建议他们另找别人来做。接着我告诉他,很不巧,我仍然需要这笔钱。他问我,你可以想象那段对话:「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委托你做的事你做不了,但你还想拿走合同上的全部款项?」我说:「正是如此,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我很客气,也很谦卑。他看出我是诚实的,看出一切都说得通。而且如果他不给钱,我们就得倒闭。我想这在座各位也会遇到:你投的不是公司,是人。入交先生认出来的是,眼前这个人和这家公司,是他当初签合同时就信任、就看好的,他愿意看到他们撑到明天。那 500 万美元让我们活了下来,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去弄明白该做什么。
主持人: 我听说他们后来把那些股份卖了 1500 万美元。
黄仁勋: 对,我们一上市他们就卖了。英伟达上市时估值 3 亿美元。1999 年的 3 亿美元,那可是真金白银。
主持人: 现在应该超过一万亿了吧。
黄仁勋: 不止一万亿。
主持人: 太不可思议了。你现在处在整个产业的核心,我们喜欢说你是「掌管香料的人」。在此之前,我想没有人能预见 GPU 和你们打造的技术会对这场 AI 革命如此重要。你当时看到了什么?是加速器碰巧赶上了天时地利,还是有很多铺垫,让你们最终占据了这个位置?
黄仁勋: 我看到 AlexNet,跟所有人看到它一样。但请记住,我们看世界的镜头,我的世界观,一直是在寻找算法。这个算法可以是 NAMD,可以是 VASP,可以是 OpenGL,可以是 SQL,某种领域专用语言,某种算法。我的镜头一直在寻找某个我们或许能帮忙解决的问题。
所以 AlexNet 出现时,那个算法就是深度学习。问题是:这个算法是什么?为什么重要?为什么这么有效?它还能做什么?如果把这个算法规模化,扩展到更远,它能解决哪些今天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的突破在于意识到:AlexNet 不只是 AlexNet。AlexNet 是一种深度学习的方法,它让你可以学习任何函数。十五年前,我就到处跟人说:「你们猜怎么着?我们刚刚发现了通用函数逼近器(universal function approximator)。」
我们发现了通用函数逼近器。几乎对任何函数,我们只要给它答案,它就能学出这个函数是什么。而且很多函数不需要精确,事实上也不可能精确。大多数有意思的问题都是这种不精确的问题。所以,从意识到我们拥有通用函数逼近器的那一天起,问题就变成:这对计算栈意味着什么?对软件意味着什么?会影响哪些行业?如此等等。
我们几乎立刻开始做计算机视觉,几乎立刻开始做机器人和自动驾驶汽车,因为凭这种基础能力,你可以想象去解决计算机视觉和机器人领域里一些重要的问题。所以我认为,真正的突破就在于认识到这远比 AlexNet 更根本:这是一种做软件的新方式。它对处理器、中间件、算法、应用的影响,也就是我现在说的「五层蛋糕」,整个产业栈,我在十五年前就设想要一起重新发明。这无非就是提问,就是把事情推回第一性原理去推理,问「如果这样,那会怎样」,如果这东西还能变得更好,那又意味着什么。就是对你观察到的、真正有分量的东西,把所有最基本的问题都问一遍。
主持人: 让我特别感触的是,你会一头扎到最细的地方:读论文,直接跟提出这些东西的首席科学家对话。你对在座的人有什么建议吗?这才是真正的「创始人模式」。但同时你有一个组织,有高管,有人会说:这是我们的曲线,我们要沿着这条曲线走。有时候这会让人不舒服。你对组织有什么建议?你到底是怎么处理的?怎样才能建立一个允许你按第一性原理思考的组织?如果财富五百强都这么做,它们大概会长得更像英伟达,但它们并没有。你造了一家非常独特的公司。
黄仁勋: 我的心态,永远从好奇心出发。我自己有一大堆问题。当然,跟任何人一样,我会去找通往答案的最短路径。但很多时候,身边人给的答案不能让我满意,我还有别的问题,而他们也许正忙着做别的事、追别的目标。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是自己去找答案,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第二反应是,如果我发现这个信息领域或者这个具体方向对某些人很重要、对公司很重要,那我接下来想的就是:怎样尽可能多地学,好让我能为公司出力,把它分享给所有人。
这跟你分享知识没什么两样。我看你的播客,看你的视频,很喜欢。你在把想法分享给所有人。在很多方面,我认为 CEO 是为公司服务的,为所有在公司工作的人服务。你希望用某种洞见去赋能他们。这就是根源所在。它不是什么管理技巧,而是性格使然:我想赋能你,我刚观察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让我告诉你它为什么重要。
至于为什么要贴近一线、扎进细节,部分原因是技术往往很复杂,或者变化非常快。尤其是变化快的时候,就像我们这个行业,除非你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切身的、可触摸的感受,否则你会觉得它快得根本无法理解。但如果你理解了它的第一性原理,随着时间推移,一切就都说得通了。我想这有点像冲浪。我不会冲浪,但我能想象它就是这样的。你冲到浪上,在我看来那是一片混乱,但冲浪的人不知怎么就能读懂浪,知道怎样保持在浪尖上。我认为当 CEO 跟这非常像。你必须学会冲浪,而要学会冲浪,你必须理解浪,必须读得懂风,必须有好的时机感,而这些你不亲自去试、亲自去做,就一样都得不到。
所以,一部分是为了让自己掌握情况;一部分是为了把问题拆解开,让公司能以可操作的方式学会它;还有一部分是为了激励别人。这些都是在座每一个人身上本来就有的基本特质。当上 CEO 以后,你不必改变自己的性格或者行为。你完全可以继续做你自己。
黄仁勋: 有件事我很久以前就学到了,也不记得是从哪儿看来的:作为 CEO 或者创始人,你是在造一辆自己要开去比赛的车。你要造一辆 F1 赛车,但要造成你能驾驭的样子。你应该让车来适应你。有人问过我:黄仁勋,你不用传统的管理方法和组织方法,那你离开公司以后会怎么样?
我跟他们说,等我哪天死在岗位上,他们就得为下一任 CEO 重新塑造这家公司。这话之所以有道理,是因为我们是 F1 车手,我们是参赛的人。这个世界竞争极其激烈,我们必须赢,必须完成使命。所以,为了让车适合你,为了让组织适合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下一任 CEO 不管是什么性格,他们自己会想办法。
主持人: 太棒了。看起来,任何不贴合你的改动,都只会让车变慢、让你输掉比赛。
黄仁勋: 对,或者说,我们在不断按自己的需要调校这辆车。这其实就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我不停地调整公司,不停地重塑业务流程和做事方式,好让我能为公司发挥更大的作用。
主持人: 真正的创始人模式。
黄仁勋: 对,创始人模式。创始人模式可以撑三十四年。
主持人: 没错。从零到五万亿。不容置疑。
主持人: 我想换个话题,聊聊你现在最感兴趣的前沿算法。我很喜欢你从材料科学一路贯穿到应用层的方式。你是第一个在台上谈 OpenClaw 的人,现在又在谈 Hermes 智能体。能不能带我们走一遍你是怎样思考这些不同层次的?从材料到芯片,到数据中心,甚至到应用层,到人们将来怎样工作。这里面有一种「全栈 AI 工厂」的想法。
黄仁勋: 这大概会是未来最有用的技能。事实上,光是听你谈技术、谈你怎么用它,就能看出最重要的东西之一是对系统的理解:系统意识、系统设计、系统组织,总之是系统思维。原因在于,大多数底层的事情反正都会由智能体来做,都会被自动化。在我这一代,那是芯片的编译,是晶体管、逻辑门和功能模块的综合,这些如今都是自动综合出来的,所以我们的设计师大多是系统设计师。
软件也一样,大多数软件反正都会由智能体来写。所以你必须更擅长从抽象的层面思考系统: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约束是什么?输入在哪儿,输出在哪儿?信息从哪儿来?信息流进流出系统的速率是多少?瓶颈是什么,是处理器、内存,还是网络?在足够技术化的层面上理解这些系统问题,对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非常有帮助。我不认为这种基础知识会有过时的一天,它只会越来越有用。所以我尽我所能去理解系统。
说到智能体,有件事是事实:我们已经有了粗粒度的递归自我改进(recursive self-improvement)。你每用一次,它就改进那些 markdown 文件;每用一次,它就更新自己的长期记忆。长期记忆在不断被处理,或者压缩,或者转成知识图谱,诸如此类,它一直在异步地改进。所以智能体每用一次就更聪明一点。
但问题在于,而且我觉得这是值得在座每个人去解决的问题之一:我们怎样才能获得非常精细、非常具体的控制?如果没有 RAG,没有条件输入,没有我们的各种提示词,从输入直接到输出,那太粗糙了。而现在我们能加条件、能控制智能体,一直细到这样的程度:它拟出一份计划,我在计划文件里改一个词,这一个词就带来一个增量的差别,不是彻底的改变,而是特定的差别。也许是一个像素,也许是一个三角形,也许是 CAD 文件里的一个零件,也许是一层、一个过孔、一根连线。
然后它把其余的一切重新生成一遍。我认为这种程度的控制、这种程度的人机协作,会改变整个游戏。我们不需要智能体百分之百准确、百分之百高质量才能用它。它可以只有 80%,剩下的由我们补上;也可以是 99%,剩下的由我们补上。所以我认为,可控性(controllability)很可能是智能体在每一个层面上最需要的那个突破。
主持人: 你觉得人们会不会……我是说,有了 Hermes 或者 OpenClaw,这件事似乎有点关乎生存了。人应该掌控自己的个人 AGI,不该把它外包出去,不该只放在云上,用别人的智能体来告诉你该做什么。你会希望它是你自己的。这是英伟达这么深度参与的动因之一吗?
黄仁勋: 首先,我必须理解智能体,因为智能体是新的软件。这种新软件是怎样被处理的,对计算机架构影响巨大。我们对智能体的本质了解得越深入,越清楚它跟聊天机器人有什么不同,跟最早期的推理有什么不同,不管怎么看待这些处理层次,我们对处理本质了解得越透,就越能设计好系统。
我们多少必须活在五到十年后的未来,因为光是造一套系统就要三年左右,再花几年爬坡,而你希望人们在此后十年都能用这台计算机。所以你得在未来待上一阵。对我们来说,智能体系统回到第一性原理就是:工作负载是什么?算法是什么?它会怎样演化?瓶颈在哪儿?阿姆达尔定律(Amdahl's law)的问题出在哪儿?怎样扩展?并发会怎样?怎么处理沙箱?怎么处理 MCP?怎么处理工作记忆和长期记忆?怎样让所有这些自治的、异步的系统一直运转?那么什么样的设计架构对此最合理?这些我们都得去探索出来。
其次,我想让我们自己用上智能体,让英伟达跑得更快。所以我们有各种声音在后面,Claude Code 在英伟达各处的沙箱里自主运行,这真的很棒。有人用 Codex,有人用 Claude Code,有人用 Cursor,有人用 Cognition。我们让百花齐放,让大家自己挑想用的工具,然后我们从这一切里学习。所以第二部分就是帮公司跑得更快:用这些工具,用得越多,就越清楚将来怎样把它做得更好。
最后一部分,是去发现未来的解决方案和技术。当年我们看到斯坦福出来的早期思维链(chain of thought)版本,大概是十年前,也许八年前。问题是:它在推理上会有多大的效果?能扩展到什么程度?比如对计算机视觉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能基于先验知识来推理?接下来的大突破就是,光是想透这个小小的领域,你就会意识到,也许我们训练自动驾驶汽车根本不需要那么多数据。这促使我们创造了 Alpamayo,世界上第一辆会思考的自动驾驶汽车。
只用了一百万英里左右,两三百万英里,它就成了一辆极其出色的自动驾驶汽车。原因在于它有点像我们人:我们不需要开很多英里,就能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把车开得不错。因为我们有来自语言模型的先验知识,可以把一个从未见过的场景分解开,用我们理解得很透、掌握得很牢的东西重新拼出来。这就是一个例子:看到某样东西,然后意识到它在若干时间之后会带来什么影响。等到智能体系统出现,事情就非常清楚了:大语言模型显然需要记忆,需要先验知识,需要工具,需要跟其他智能体联网的方式。一旦你看到一些早期的迹象,又能对未来进行推理,你就能提前跃入未来。
主持人: 我开始在英伟达身上看到一种模式:你们看到一个问题,一个新算法,一件新事物,然后立刻带着开源出现在那儿。我记得 OpenClaw 刚出来时,有人说它不安全,你们就推出了沙箱工具包,可以包住任何一个智能体框架(harness),让它变得安全。
黄仁勋: 我看到 OpenClaw 时,第一个念头,首先是去了解它。然后不需要多少想象力,你就意识到:我们刚刚设计出了现代计算机。这就是将来承载大语言模型的操作系统。
在很多方面,OpenClaw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Linux 时刻。
主持人: 是的。
黄仁勋: 现在每个人都能构建自己的 AI 了。我为此非常兴奋。我们联系了 Peter,跟他说:英伟达所有的工程师都是你的工程师。这是我的原话。你家门口停着一艘战列舰,你想怎么拆解问题就怎么拆,我们按你的意愿来贡献。对 Hermes 团队也是一样,他们做的工作让我非常兴奋。
我确实认为,这个世界需要让每个人都有能力构建自己的 AI。当然,我也鼓励每个人尽量多用云服务。每个人都该用 ChatGPT 和 Claude,都该用。但如果你需要构建自己的 AI,因为你是一家公司,需要构建自己领域专用的 AI,那现在有 Hermes,有 OpenClaw,有 LangChain、Deep Agents,有各种各样的路子可以构建自己的 AI。而且坦白说,这相对容易,因为软件本身是聪明的。AI 是聪明的,所以 AI 必然聪明到你可以轻松地改造它。所以我认为我们要鼓励每个人、每家公司去构建自己的 AI。至于开源会激发出什么样的创新,谁也说不准。
主持人: 我觉得所有的超额收益(alpha)都在构建自己的 AI 上。如果别人用的是现成的东西,而你手里有一样能递归自我改进的东西……搞机械的人对 markdown 文件很不屑,他们说:哈哈,不过是文本罢了。但文本就是智能。
黄仁勋: 词语就是思想。
主持人: 对。
黄仁勋: 词语就是思想。你试试不用词语来思考。
主持人: 再换个话题。每当有人挪动奶酪,人们都会有点担心。智能将会像自来水一样随取随用,这非常了不起,对在座每个人都是好事。你认为经济会发生什么变化?更宏观地看,会发生什么?
黄仁勋: 显然,我要说的东西会是不均匀的。我们会把任务自动化,把认知任务自动化。如果一项任务是:有人打电话来,隔着电话给你说一堆话,你的工作是给出回应,而所有信息你唾手可得,因为数据库就在这儿,你本该能完整地回答那个问题,那么这项任务会被自动化掉。先把这个放一放,不是说我们不管它,我的意思是,我要回答的是关于巨大机遇的那个问题。很多任务会被自动化掉,每一份工作都会改变,还会出现一大批新工作,这些我想我们都知道。归根结底是这样一件事。
证据表明,而且这完全说得通,AI 和自动化正在到处创造就业。「AI 摧毁工作」这套叙事恰恰说反了。AI 消灭的是任务,AI 把任务自动化掉,但它不一定消灭工作。原因在于,一个人的工作有其目的,这个目的包含许多任务,其中一些可以被自动化,许多则不能。证据显示:我们已经把编程这项任务自动化了,可软件工程师这个职业看起来还在增长,软件工程师的岗位数量同比增加了 10%。
阅读放射影像这项任务已经被自动化了,可放射科的岗位在过去几年增加了大约 20%,尽管 AI 已经接管了整个领域。原因是积压的病人极多。现在医生和医院可以收治多得多的病人,而要收治更多病人,就需要更多护士、更多放射科医生。软件也一样。我们碰到的是想法的积压,雄心和抱负的积压高得惊人,如果能把编程这项任务自动化掉,我们就可以雇更多软件工程师去做更多事,可以更有野心。
各行各业都是如此。他们说 Harvey 会消灭所有律师助理的岗位,律师数量会减少。结果律师助理的岗位在疯长。原因是积压的诉讼案件非常多,现在律师事务所可以处理多得多的案子,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雇更多人。这是一个经典的例子:生产率提升带来增长,增长带来更多就业。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就业比我刚毕业时更多。
主持人: 我们谈了很多软件和智能体。英伟达走在最前沿的另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是实体机器人。还有多远?我记得你以前甚至说过,最快今年就有可能。关于实用机器人什么时候到来,你最新的判断是什么?
黄仁勋: 我看到我们生成视频的那一刻,对我来说是个重大时刻。我们做过渐进式 GAN(progressive GAN)的原创工作,也做过条件 GAN 的原创工作。早在外界看到第一批生成视频之前几年,我们实验室里就已经在驾驶一个完全由视频生成的模拟器,一台完全由神经网络生成的计算机。所以当我看到我们能生成关节运动,如果我能生成一根手指在动的视频,能生成一只手拿起杯子的视频,为什么不能让机器人做同样的事?看到生成式 AI 出现的那一刻,我就意识到机器人的关节运动近在眼前。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机器人怎样理解并生成符合物理定律的动作?它怎样理解因果?怎样理解摩擦、张力?怎样理解物理定律?这让我们走上了创建如今所谓「物理 AI」(physical AI)的道路,现在大家都这么叫了。我们开始做世界基础模型(world foundation model),一种理解物理定律、理解世界如何运转的 AI。我们开始了机器人的旅程。我要说,机器人的「ChatGPT 时刻」几年前就已经发生了。
主持人: 哇。
黄仁勋: 原因是这样的。回想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它并没有做出什么有生产力的事,没有什么真正有用的东西,但它打开了我们对于可能性的想象。我要说,几年前,机器人已经能走来走去,我们可以对它做强化学习、做微调、让它扎根于物理,这些几年前就实现了。那现在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做的,跟现在为智能体系统做的事情一模一样。
我们必须为它们创建学习的环境、评测的环境。所以要做「真实到仿真」(real to sim)来创建环境。我们必须生成模拟器,既有基于物理仿真的,也有生成式物理仿真的。Isaac Sim、Cosmos 以及我们在这个领域的所有工作,都与仿真有关。最后一部分是「仿真到真实」(sim to real),这涉及强化学习,把它扎根于物理,扎根于机器人所需要的全部机电系统。这三个基本系统,构成了机器人的评测,或者说后训练。我认为它就在眼前。
主持人: 太棒了。物理 AI 会最先在哪里以经济上真实的方式出现?你已经看到了吗?
黄仁勋: 我们推测机器人时代会到来,并判断机器人的第一个应用,要同时具备足够大的市场、相对标准化的技术(这样才能规模化、把飞轮转起来),以及真实的经济价值,那就是自动驾驶汽车。所以,Waymo 里面有英伟达的芯片;特斯拉,我们曾经在车里,现在在数据中心里;奔驰,我们既在数据中心,也带着软件栈在车里。
我们做了 Alpamayo,并把它开源了。之所以开源自动驾驶软件栈,是因为农业需要它,邮件投递需要它,仓库的自主移动机器人也需要它。自主导航有太多不同的应用方式,而这些市场没有哪一个能大到成为自动驾驶汽车那样的市场,但我们认为它们足够多样,值得为它们打造整套技术栈。所以我们正在各种各样的地方与自动驾驶车辆合作。
我们的机器人业务、自动驾驶业务,基本上就是物理 AI 业务,大概已经接近一百亿美元了。所以它已经非常大了。它很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之一。它需要的时间会超过两三年,但不会到十年。这将是我们下一个千亿美元的业务。
主持人: 太棒了。我想花点时间,我觉得这里正是最合适的人群,可以作为一个「竞技场」欢迎黄仁勋来到 X。欢迎来到 X。你发了第一条帖子,也谢谢你的引领。
黄仁勋: 这正说明我有多内向。到 2026 年才在 X 上发第一条帖子,我大概是地球上最后一个这么做的人。但我发的那条内容,对我、对这个行业、对这个世界都太重要了。所以我克服了自己的羞怯,把第一条东西发到了 X 上。
主持人: 谢谢你的引领。开源、开放权重、开源模型,对在座所有人想做的事都极其重要。我们想创造产品。
黄仁勋: 要不是开源,移动云产业根本不会出现。要不是开放,要不是 Linux,要不是 Kubernetes,要不是所有这些平台,要不是 TensorFlow,或者更重要的 PyTorch,还有早期的 Caffe、Torch、Theano,记得那些早期版本吗?它们全是开源的。要不是这一切,我们怎么会有现代 AI?
主持人: 谢谢你的引领,你的声音在这里极其重要。谢谢。
主持人: 结束之前,我觉得我特别能与你的故事产生共鸣。我想在座每个人都愿意听听你一路走来的智慧。鉴于你看到的这一切,看到那些即将在社会中扎根的算法,一个年轻人现在应该学什么,才能在将来仍然有用?
黄仁勋: 我今天看到的一些东西,见到的一些创业者,非常令人鼓舞。最大的启示当然是,简单的东西会被自动化掉。我说的简单的东西,指的是软件,指的是写代码。坐在电脑前,靠亲手写代码来解决问题,这个概念显然会被自动化掉。
在我那一代,我们小时候得学长除法。天哪,现在谁还需要学长除法?它被编成代码,被自动化掉了。所以我认为简单的东西会被自动化掉,但难题,硬科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科学、计算机工程、系统思维,尤其是那些交叉的领域,这些难题永远不会消失。而 AI 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工具,它让我们更有野心,让我们比以往更急切地去解决这些极其庞大、极其困难的问题。
看看我这一代,我刚毕业时,一个芯片设计师设计的芯片大概有一千个晶体管,那已经是一颗很大的芯片了。现在设计一颗万亿晶体管的芯片都不算什么事。如果有人告诉我:「黄仁勋,我们下一颗芯片有一万亿个晶体管。」我会说:「好。」这不算什么。原因在于我们现在的野心太大了,问题的规模、任务的规模已经不再是问题。
所以你不必再担心要写多少代码、要多少工程师,这些都不用再想了。你只需要想清楚: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我认为,深科技的东西,深科学的东西,理解技术与社会问题的交汇,理解市场的缺口和漏洞、机会,这些都还在。
而且你越擅长系统思维,能够调度数百万个智能体去自主地解决问题,你的处境就越好。这就是为什么系统思维会如此重要。除此之外,我认为这个世界会继续给我们留下许多重大的挑战去解决。照老样子上学,好好待在学校里。
主持人: 待在学校里。
主持人: 我通常喜欢这样收尾。你望着台下,这里有很多人,我开场时就说过,我看着台下,看到的是和我们没有本质区别的人:我们不过是懂技术、热爱系统。你在这个房间里看到了自己。如果你能给 18 到 22 岁的自己发一封电报、一条信息,你会说什么?
黄仁勋: 我可以准确地告诉你英伟达创办时、我们三个人刚起步时我的感受。当时我感到有太多东西需要知道,太多东西需要学,而我都不知道。我之前跟你说过,那时候没有 YouTube,没有 YC,没有人教你怎么创办公司。所以我去书店买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如何创办公司》。
可惜那本书有五百来页。我心想,等我读完,公司大概已经倒闭了,我和 Lori 早就没钱了,所以读它没有意义。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我当时多么害怕去融资,因为我觉得自己马上要面对一群人,却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这是真的,直到今天我也几乎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我学到的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无关紧要。
事实证明如此。你永远都会有不知道的东西。世界每天都在变,技术每天都在变。显然,这是过去六十年里创办公司最好的时机。整个行业都变了,从技术的角度看,这是一次彻底的重置。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技术,计算机,被彻底重置了。所以这绝对是创办公司最好的时机。我羡慕你们所有人,羡慕你们前方的机遇,那会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一方面这是完美的时机,另一方面技术变化得太快。那么问题是,你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态?
最终,我给你们讲过我买那本教科书的故事。我今天面对一切新经验、新技术、新市场、新动态时的心理和感受是:这很重要,我得去学,我得去做点什么,而且要尽快动手。能有多难?我一直有这种感觉:能有多难?说实话,它比你想的难得多。但你不希望自己的脑子停在那儿,你希望自己的脑子想的是:能有多难?让苦头一点一点地来。别去想象它会有多难,让这一切变成焦虑,然后什么也不做。你要在脑子里想:能有多难?反正我有一大堆 AI 智能体在帮我。
能有多难?然后你就开始干了。这大概就是创业者的态度。你知道一路上得学一大堆东西,但你相信自己的学习能力。学习是最强大的超能力。如果你带着「能有多难」的态度进场,别人能做到,我也能做到,同时认清它确实会很难,你只需要有每一天都能扛过去的韧性。你不必在一天之内战胜整个人生,你只需要熬过这个早上,熬过今天。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过好今天,朝着明天努力,继续追逐你的梦想。
其余的一切,只要你坚持得够久,英伟达就会发生。所以,如果说我有什么智慧可以分享,那大概就是:韧性是最重要的东西。如果你相信一件事,就动手去做,别让恐惧、焦虑、缺乏自信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拦住你。然后告诉自己:我会一路学过去。
主持人: 黄仁勋,各位。
黄仁勋: 好的,谢谢大家。
黄仁勋在 Startup School 2026 访谈中回顾了 NVIDIA 从创始技术选错、靠 Sega 的 500 万美元续命,到凭借"加速算法领域"这一核心信念抓住深度学习浪潮的历程,并向创业者传达了"学习是最大的超能力、系统思维是未来最重要技能、how hard can it be"的心态哲学。
结论:这场访谈的主线是"学习能力压倒一切"——NVIDIA 的起点是一个错误的技术选择加三本教科书,而它能穿越 3D 图形、加速计算、深度学习到物理 AI 的每一次浪潮,靠的是直面现实、第一性原理推演("if this, then what?")和把未来 5~10 年当作当下来设计系统的习惯。对创业者的实操建议集中在两点:培养系统思维(因为底层执行将由 agent 完成),以及用"how hard can it be"的心态启动、用日复一日的韧性坚持。
值得注意的细节:
指 1993 年创业时选择的 3D 图形算法方向完全错误,到 1995 年才发现,而当时已有三四十家公司在做 PC 3D 图形。更糟的是团队没人知道正确做法。黄仁勋去 Fry's 买了三本讲 OpenGL 和渲染管线的教科书交给工程师,由此重学图形学,最终成为现代计算机图形学的世界领导者。见「押错技术」一章。
英伟达受世嘉委托为土星之后的主机(后来的 Dreamcast)做芯片,合同约 1200 万美元。黄仁勋发现自家技术有根本缺陷后,亲赴日本坦白无法履约、建议世嘉另找他人,同时坦言仍需要这笔钱。入交先生认为他诚实、道理说得通,最终支付了 500 万美元,让公司活了下来。世嘉在 1999 年英伟达上市(估值 3 亿美元)时以约 1500 万美元卖出股份。
三组:一是编码被自动化后,软件工程师岗位同比仍增长 10%;二是放射影像阅片已被 AI 接管,但放射科岗位在近几年增长约 20%;三是法律 AI 公司 Harvey 被预言会消灭律师助理,结果律师助理岗位大增。他解释共同机制是「积压需求」被释放,产能提升后需要更多配套人力。见「AI 消灭任务而非工作」一章。
是自动驾驶汽车。选择标准有三条:市场足够大、技术相对标准化可以规模化并转起飞轮、有真实经济价值。Waymo、Tesla、Mercedes 都在不同层面使用英伟达的芯片或软件栈。他还开源了 Alpamayo 自动驾驶栈,因为农业、配送、仓储 AMR 等场景各自太小但合起来足够多样。目前机器人/自动驾驶/物理 AI 业务约 100 亿美元,预期成为下一个千亿美元业务,时间在两三年以上、十年以内。
他看世界的视角一直是「寻找算法」,因此看到 AlexNet 时问的是「这个算法是什么、为什么有效、还能做什么、规模化后能解决什么」。答案是:深度学习是通用函数逼近器,能学习任意函数,而多数有趣的问题本来就是不精确的。由此他推断这是「一种新的做软件的方式」,会重构处理器、中间件、算法、应用整个堆栈(五层蛋糕),于是立刻投入计算机视觉、机器人、自动驾驶。见「通用函数逼近器」一章。
他提出三要素:对世界有独特视角、深信不疑、且追求起来很难;技术和市场重要但次要。印证在于:英伟达的具体技术(早期图形算法)押错了,但底层信念「用加速器增强 CPU、关键在算法而非芯片」是对的,这一信念让公司能换算法、换领域(分子动力学、深度学习)而不断生长。技术可以从教科书里学,信念才是公司的立身之本。
回应的质疑是:不用传统管理和组织方法,创始人离开后怎么办?他的逻辑是:CEO/创始人是要亲自开车比赛的车手,车(组织)应适配驾驶者而非套用通用模板;世界竞争激烈,必须以当下能赢为准,不断微调组织;继任者自会按自己性格重塑公司。主持人补充这种「创始人模式」已持续 34 年,从零做到数万亿市值,是对「创始人模式无法规模化」的反证。
因为智能体不必 100% 准确才能用:做到 80% 或 99% 后人来补足即可。真正的瓶颈是能否细粒度控制——比如在计划文件里改一个词,只产生一个增量差别(一个像素、一个三角面、CAD 里的一个元件),然后系统重新生成其余部分。他认为这种「人机协作式的精确控制」会是颠覆性的,而没有 RAG、条件输入等手段时,从提示到输出的控制太粗糙。见「系统思维与智能体的可控性」一章。
分界线是能否被自动化:坐在电脑前写代码、长除法这类「简单的事」会被自动化掉;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科学/工程及其交叉领域的难题永远不会消失。系统思维重要的原因是底层工作将由智能体完成(正如晶体管和门电路早已由 EDA 工具自动综合),人需要在更抽象层面定义问题、约束、输入输出和瓶颈,并编排上百万个智能体自主解题。他因此给出与硅谷辍学文化相反的建议:留在学校。
他可能回应:无论根本需求来自何处,关键机制是「积压」——AI 释放了阅片产能,医院才能收治更多病人,从而需要更多放射科医生和护士;软件和法律领域出现相同模式,说明这是普遍规律而非个案。弱点在于:他给出的数据均未注明来源和时间窗口,且这些例子都处于需求积压严重的行业;对于需求有限、任务可被完全自动化的信息型岗位(他自己在第 44 段也承认会被「自动化掉」),该论证并不适用,他也回避了转型期的分配问题。
他自己的限定很明确:这不是对难度的判断,而是启动策略——「说实话,它比你想象的难得多」,但若先想象所有困难,会变成焦虑并导致不行动;正确做法是以「能有多难」起步,让痛苦一点一点来,每天只战胜「今天早晨」。这一策略对资源匮乏者反而更适用,因为他描述的正是 1993 年只有几百美元、没有 YC 和 YouTube 时的自己。可能不成立的地方在于:它依赖「相信自己能学会」这一前提,以及今天「有一堆 AI 智能体帮忙」的新条件,对无法承受失败成本的人,需要与风险控制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