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Hume's Philosophy - Bryan Magee & John Passmore (1987)

编者按：本文是英国哲学家、广播人布莱恩·马基（Bryan Magee）于1987年为BBC系列节目《伟大的哲学家》所作的一期访谈，对谈嘉宾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约翰·帕斯莫尔（John Passmore），著有《休谟的意图》。两人围绕大卫·休谟的哲学展开讨论：从因果与自我的分析，到温和的怀疑主义、人性的恒常、归纳问题，再到休谟对后世的影响。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仅删去口语枝节，论证脉络与细节均按原貌保留。

休谟其人：夭折的杰作与多重身份

马基： 在用英语写作的哲学家中，公认最伟大的一位是大卫·休谟。他并非英格兰人，而是苏格兰人，1711年生于爱丁堡。他的一些最好的工作完成得非常早：大约十八岁时，他经历了一次可以称为思想启示的体验，随后八年间，写出了一部篇幅浩大、具有革命性的著作《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这本书几乎无人理会，更谈不上有人读懂。用他自己的话说，它「一出版就死在了印刷机上」。于是到了三十多岁，他试图把这本书改写成他所希望的更通俗的形式，结果就是两本较小的书，一本叫《人类理解研究》（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另一本叫《道德原则研究》（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可这两本书的反响也好不到哪里去，此后他给人的印象是转身离开了哲学。

四十多岁时，他写了一部《大不列颠史》，此后一百年间它一直是标准著作，这就是为什么至今在一些图书馆和工具书里，他仍被归为「历史学家大卫·休谟」。在世时，他还以经济学家的身份闻名，他的货币理论近来又重新引起关注。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算得上一位实务中人：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他以参谋身份参加过两次军事行动；五十岁出头时，他做了两年英国驻巴黎使馆秘书，之后又在伦敦担任副国务大臣。他游走于许多不同的圈子，在每一个圈子里，他都因为好脾气而受人喜爱，程度不亚于人们对他天才的敬重。他交朋友的本领极高，几乎完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同他的法国同代人、哲学家卢梭交上了朋友，卢梭一度甚至打算移居英国，理由就是休谟在那里。在法国，人们叫他「善良的大卫」（Le Bon David）；在故乡爱丁堡，他住过的那条街当年就以他命名，至今仍叫圣大卫街。

说到这一点，有件事颇具讽刺意味：他暗中一直在写自己最后的哲学杰作，一部对自然宗教的深刻而具有杀伤力的批判，直到他去世后才公之于世。他死于1776年，1779年，《自然宗教对话录》出版，有人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作品。他是一位格外令人喜爱的人物，也应当被看作十八世纪爱丁堡那场思想大繁荣的一部分，也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在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詹姆斯·鲍斯威尔身上，苏格兰启蒙运动为英语世界贡献了最杰出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传记作家，而且这三个人彼此相识。亚当·斯密是休谟最亲近的朋友之一，深受他的影响；鲍斯威尔曾考虑为休谟作传，可惜终究没有动笔。关于休谟的文献极为丰富，其中最好的著作之一《休谟的意图》，正是出自今天与我一同讨论他的这位学者：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约翰·帕斯莫尔教授。

橡皮球实验：因果只是恒常联结

马基： 帕斯莫尔教授，休谟曾有两三次为自己的哲学写过简短的阐述，每一次他都把根本的重心放在他关于因果性（causality）的论述上，也就是说，一种事态引起或导致另一种事态，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的想法是，因果性，这种因与果的关系，正是把我们整个已知世界联结起来的东西。他认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是他哲学的基石，而事实上，这也确实是他今天最为人所知的东西。能否请您讲讲他这一论证的核心？

帕斯莫尔： 我想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试着说明。设想一个小孩，父母一直只给他软棉布做的玩具：软棉布的娃娃，软棉布的小狗，如此等等，样样都是软棉布的。有一天，有人给了他一只橡皮球。孩子把球从床边扔下去，接下来他注意到的是，球弹了起来。在他的经验里，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弹起来过，而这只球居然开始弹跳。

休谟要说的第一件事是：不管这孩子把球看多久，翻来覆去地端详，看看这一面，再看看那一面，他也绝不可能由此推断出，扔下球时球会弹起来。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在经验之前无从预期的。

现在换一个成年人，让他旁观这一幕。到了这一步，成年人会说：发生的事情是，孩子扔下球，从而导致了球的弹跳。他会说，球具有某种能力（power），使它能够弹跳；他会说，扔下这只橡皮球与它的弹跳之间存在一种必然联系（necessary connection）。成年人就是这样说话的。

休谟接着就问了：这个成年人拥有什么孩子所没有的东西？说到底，真正发生过的，无非是成年人在若干场合看见球落下，又看见它弹起，而且发现事情总是如此，也就是他所说的恒常联结（constant conjunction）。你有两件事：先是有人扔下一只球，或者做了类似的事，然后是弹跳。可是，假定你看过一百次，而不是像孩子那样只看过一次，这能带来什么差别呢？毕竟，你并没有因此看见任何先前没看见过的东西。你没有在球里看见一种神秘的能力，也没有发现一个叫做「必然联系」的神秘实体，或者什么古怪的属性。你看到的，无非是各种人扔球，球弹起来。然而成年人确实相信，扔球与球的弹跳之间有一种必然联系。那么这个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在休谟看来，一切观念都必须有个来源。他说，它不来自别处，只来自对这种恒常联结的反复经验。这种经验作用于心灵，用他的话说，它在我们身上形成了一种习惯（habit），让我们在扔下球时预期它会弹起来。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因果既无观察根据，也无逻辑根据

马基： 我想可以把您刚才说的换成抽象的、一般性的表述。我们要设想一个有秩序的世界，就不可能不用到事物之间因果联系的观念。可是当我们真正去找，却发现「原因」是一种我们实际上观察不到的东西。我们会说事件A导致事件B，但仔细考察这个情形就会发现，我们真正观察到的只是A之后跟着B，情形中并没有第三个实体，一条我们能观察到的、连接二者的因果纽带。而且，也不能这样辩解：「哦，可我们知道A是B的原因，因为B总是、无一例外地跟在A后面。」因为事实是，白昼总是无一例外地跟在黑夜之后，黑夜也总是无一例外地跟在白昼之后，可谁也不是谁的原因。于是我们有了这个不可或缺的「原因」概念，它处在我们世界图景的核心，也处在我们理解自身经验的核心，然而这个概念既得不到经验或观察的验证，也无法由逻辑来验证。休谟让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在我看来是切中了一个至今没有公认解决方案的问题。您同意吗？

帕斯莫尔： 同意。当然，人们尝试过各种办法，其中大多数休谟在《人性论》里已经讨论并驳斥了。有人会说：「哦，自然是齐一的，所以球弹了一次，就会一直弹下去。」可这不过是说同样的原因总是产生同样的结果，而这恰恰是需要证明的东西。

马基： 这是在窃取论题。

帕斯莫尔： 这样说就是窃取论题。如果他退一步说：「好吧，至少现在球会弹起来比不弹起来更有可能。」这也一样：休谟说，一切概率判断归根到底都建立在我们对联结的经验之上，所以这仍然不是走出困境的真正出路。

找不到的自我：束理论及其困境

马基： 休谟把同样形式的论证用在了另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上，是吧？那就是自我，以及自我的连续性问题。他说，尽管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有一个自我，而且是一个连续的自我，但我们发现，在观察或经验中实际上找不到这个自我。当我们向内察看，真正看到的是一个个的思想、感受、记忆、情绪等等，却观察不到另一个拥有它们的实体，一个「自我」。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安、非常惊人的学说，对不对？它有什么含义？

帕斯莫尔： 我想应当补充一点：休谟对这个论述始终不太满意。正如您所说，每当他阐述自己的理论，总会回到因果学说上去，因为在那里他觉得心安，觉得自己做到了想做的事：他表明了，我们作为人的性格里有某种东西，迫使我们相信事物之间必然相连，尽管我们在世界里观察不到这种必然联系。可是一到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问题，事情就变得非常棘手。

他先前对普通的同一性是这样解释的，我讲得粗略一些：实际上，每当我们闭上眼睛，面前的东西就消失了，作为知觉它已经不在了；可当我们再睁开眼，所看到的与闭眼前所看到的如此相似，以至于我们混淆了，把它当成一种同一性的经验，因为这太像一直睁着眼睛、只有一个单一知觉的情形了。这套说法用在其他人的同一性上也许还行得通：你可以说也是同一回事，我们今天见到他们，明天又见到他们，两次非常相像，他们某一次做的事与另一些时候做的事之间也有种种因果联系。可是拿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就不能说自己把这一连串知觉与严格的同一性弄混了，因为这预设了始终有一个「我们」在那里去发生混淆。我想，正是因为这一点，休谟最终说他对此非常不满。这确实让他苦恼，因为他出发时的假定是：只要谈的只是人的心灵和人的知觉，就不会陷入什么大的理智难题，不会碰上什么无法轻易清除的理智混乱。

实验方法与意义理论：休谟之叉

马基： 他关于原因的论述和关于自我的论述有一个共同之处：在两种情形里，他都说，让我们去找这个日常观念所依据的实际观察、实际经验；而在两种情形里，当我们去找，都惊讶地发现它们并不在那里。他似乎是要把哲学建立在事实之上。这是不是就是他那部杰作《人性论》著名副标题所指的东西？我把它抄在这里了，他把《人性论》描述为「把实验推理方法引入道德主题的一个尝试」。他是想让哲学变得科学吗？这是他的想法吗？

帕斯莫尔： 「道德主题」（moral subjects）这个说法，他当然是取很宽的意思。凡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凡是我们所说的心理学，再加上我们所说的道德哲学，都包括在内。他确实想让这些学科在某种意义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科学。他说，当你接触这些主题时，会发现平时说话认真、讲究证据的人，一到这里就开始毫无实据地信口开河，开始对我们说教，而不是告诉我们事情是什么样子；他们给我们立法，而不是去看事实。而我们在政治生活和人类事务上，本应像在自然科学里那样去看事实。

马基： 我们现在谈的这种进路，背后隐含着一套语言和意义的理论，对吧？因为他非常明确地认为，一个词要有任何意义，就必须对应一个特定的观念；而一个观念要有真实的内容，就必须来自经验。所以休谟实际上是在说：你想知道一个词是什么意思，就去找它所由来的那个经验；如果找不到它所由来的经验或观察，那它就没有任何意义。您刚才勾勒的哲学进路，底下就是这样一整套意义理论吧？

帕斯莫尔： 是的。他划了一条界线，而且非常看重它，尽管他不常明确提起：说话与思考的分别。只有当我们运用那些在经验里有真实来源的清晰观念时，我们才是在思考。可他提示说，我们大部分时间只是在说话，用的是些完全混乱的、在经验里毫无根基的概念。如果他看看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活和政治言谈，我想他会发现，里面充斥着人们不假思索地使用的概念。假如你去问，比如「社会正义」或者「问责」这类观念，它们在经验里的根基是什么，你可能会发现极难说清它们指的究竟是什么实际情形，它们具体是什么意思。而他的一个主要观点正是：我们应当去看事物具体是什么意思。他对如今冒充文学批评的许多东西也会大为骇然。文学批评是他非常感兴趣的东西，但他认为它必须非常具体地扣住文学本身，而现在它已经变成一大堆相当蹩脚的哲学，满是各种表述，我想休谟很快就能证明它们毫无意义。

马基： 他的意义理论引出了后来被称为「休谟之叉」（Hume's Fork）的东西。他说，对任何一套观念，当你初次接触时，都必须问自己两个主要问题：这些观念涉及的是事实问题吗？如果是，它们是否建立在观察和经验之上？或者，它们涉及的是观念之间的关系，如数学和逻辑那样？如果这两个主要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他说，那就把这些著作付之一炬，因为它们只能包含诡辩和幻觉。正如您刚才所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清道夫，清理的是思想垃圾，不仅在哲学和政治里，也在宗教和其他各种领域里。您认为，在哲学史上，这是不是他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可以说，一个幻觉的清除者？

帕斯莫尔： 这一点我相当确定。另一件事是，有一种特定的幻觉是他不断在清除的，那就是以为我们能证明许多自己日常相信的东西。他不断地表明，我们其实无法证明哪怕这样一些事实：事物在我们之外存在，或者它们在我们不看的时候继续存在，或者某些事物与另一些事物必然相连。这意味着他常常听起来极为怀疑主义，而且有时他确实以非常怀疑主义的方式表达自己。但他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怀疑论者。你不可避免地要相信，要像任何其他人一样去行动。而某种程度的怀疑主义，他称之为温和的怀疑主义（mitigated skepticism），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它能防止你落入各种宏大意识形态、各种在经验里毫无根基的宏大观念的陷阱。你会对自己说：「你看，我其实并不能完全证明太阳明天会升起，也许它不会。」处在这种境地的人，凭什么认为自己能就世界的整体存在、或者这类极为精巧的概念说出什么来呢？

温和的怀疑主义：怀疑理性，而非世界

马基： 能不能这样说：他的怀疑主义针对的其实不是世界，而是人类理性的能力？我丝毫不怀疑休谟真诚地相信，存在一个独立的世界，其中有处于空间和时间中的物质对象，它们彼此之间有因果关系，我们通过感官获得对它们的表象，这些表象是内在于我们的，却给我们提供了周围世界的准确图景。这整套常识的世界观，我确信休谟是相信的。但在我看来，他主张的是，这一切都无法证明，你实际上无法证明其中任何一条是真的，在日常生活里只能把它当作理所当然。但我不认为他怀疑它，对吗？

帕斯莫尔： 我也不认为。说到底，这对他所说的建立一门人性理论的可能性是必不可少的。他能够说，这门理论建立在两样东西之上：一是我们对自身的觉察，二是我们对其他人的觉察，我们关于其他人的经验。这就意味着其他人独立于我们而存在，我们不是地球上唯一的存在者，不是活在自己的知觉世界里。还有其他人，他们以各种方式行动，他们的行为产生特定的效果，如此等等。这些他都不怀疑，我是指最严肃意义上的怀疑，那样的话只有疯子才做得到。但他在表明，理性无法证明这些。他在表明，我们能够证明的东西远比人们相信的少得多，哪怕在生活最根本的事务上也是如此。所以在数学这类特殊领域之外，严格的证明在人类生活中所占的分量非常小。而他甚至不认为数学在人类事务中有多么重要。

马基： 他真正看重的是什么？

帕斯莫尔： 他说，是政治、道德、文学批评，以及他所谓的「逻辑」，这个词他用得相当宽泛，指的是关于人类理解的理论。其余的东西，比如物理学家谈论的那些，无疑重要，但属于第二位。而对人以及对人类理解的清楚认识，在他看来，甚至是建立一门有坚实基础的物理科学的必要前提，这门科学要与有坚实基础的人的科学一道成长。我认为他是一个把人放在根本位置的人。许多哲学家不是这样的，他们反而把人打发掉了，把一个个具体的人打发掉了，去关心空间的部分之类的抽象概念。休谟在某种程度上也谈这些，但归根到底，人处在他关注的中心。用那句老话说，凡是人的事，他都不觉得与己无关。

马基： 这就点明了一点：在我前面念过的那个著名副标题「把实验推理方法引入道德主题的一个尝试」里，重要的不只是大家一贯盯着的「实验推理方法」这个短语，还有「道德主题」这个短语。他要把这种方法应用到一切与人直接相关的事情上去。

转向历史，并非离开哲学

马基： 帕斯莫尔教授，在这场讨论的开场白里，谈到休谟从写哲学转向写历史时，我特意用了「他给人的印象是转身离开了哲学」这样的说法，而没有说他真的离开了。因为我知道，您在关于休谟的那本书里论证过，在他自己心里，这根本不是一种离开，而是同一关切的延续。我想请您就此多谈几句。

帕斯莫尔： 首先，「哲学」这个词在今天非常狭窄的现代意义上的用法，如我刚才所说，既狭窄又现代。在他写作的年代，哲学的含义宽得多，甚至更晚的时候也是如此：在剑桥，直到很晚，物理学还叫「自然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类学科则归在「道德哲学」名下。休谟用的正是这种宽泛意义上的哲学。

但我认为还有另一层。他写《人性论》这些作品，按他自己的说法，基本上是作为一个必要的前期工作，是为了研究他认为重要的主题，道德与政治，而做的必不可少的准备。可没有人真正理会它们。如您在开场白里指出的，他又以不同的形式把它们重新呈现在两部《研究》里，人们还是不理会。这时候，要他继续在这些东西上耗下去就荒唐了。没有人对它们提出真正的批评，他又完全确信自己是对的。那么按照他自己对事情的看法，接下来去写政治论文、写历史、写经济学、写古代世界的人口问题、讨论这一切广泛的议题，还有他一向视为核心的文学批评，就是完全正当的。如果他一辈子都困在他自己视为这些核心探究之前奏的东西上，那才是愚蠢的。

马基： 因为在他眼里，这一切都是我们大致可以称为社会哲学的东西，对吗？取一种很宽的意义，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哲学。

帕斯莫尔： 而前面那部分，可以非常粗略地称为休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它当然超出了这个范围，但这就好比一位社会科学家一辈子都在谈自己的方法论，却从来不做任何社会科学。要是休谟一辈子只谈方法论，从不去做他认为最要紧的实际工作，他自己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他说过，真正需要的逻辑，都已经在《人性论》里了。

恒常的人性：激情与古典证据

马基： 在这种对人类事务的广泛关切之下，有一套关于人性的理论，或者说至少是一种关于人性的构想。您几分钟前在讨论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能否请您现在讲讲，这种人性构想是什么？

帕斯莫尔： 说来话长，因为他后来的大部分作品，实际上都是对人性在行动中、在实践中的研究。但有一点他从未怀疑：确实存在人性这样一种东西。在这一点上他与洛克不同。洛克曾特别致力于清除原罪的观念，这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洛克既是哲学家，也是一位宗教思想家。洛克论证说，人生下来时心灵像一张白纸；而在他关于教育的著作里，暗示则是你可以把人往任何你想要的方向塑造。后来法国启蒙运动的许多思想家，一直延续到现代马克思主义，都采取了同样的看法：至少可以说，是社会把人造成了现在的样子。休谟不这样想。他说他认为这是一种荒唐的看法。人确实有愤怒、恐惧以及其他种种情感（affections），这些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而且贯穿整个人类历史恒常不变。在不同的社会里，它们可能有不同的形式，有些被强化，有些被削弱，但那里始终存在一种恒常的人性，激情（passions）处于其中心。我觉得引人注目的是，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思想家都强调激情和利益，而后来的许多哲学家却不是这样，当然也有重要的例外。

马基： 他主张人性始终如一，部分依据来自他在古典语言上的深厚学养，对吧？他对希腊、拉丁文学和历史都有广泛而深入的阅读。而那些时代让他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人的行为，在相当细微的层面上，两千年前就跟他阅读时的情形一模一样，跟他在自己身边看到的一模一样。

帕斯莫尔： 是的。他对西塞罗这样的作家特别感兴趣，对西塞罗论人性、论人、论人类社会的话特别感兴趣。他认为那与十八世纪的英国并没有多大不同，人们的行为方式仍然大同小异。在这个层面上，对他影响特别大的是拉丁作家而非希腊作家，他经常引用西塞罗。这是他为存在一种恒常人性所能给出的部分证据。而当他写比如《宗教的自然史》时，同样是基于这样的假定：人历来大同小异，面对的是同样的威胁、同样的焦虑，怀有的是大体相同的理想，贯穿整个历史，哪怕在早得多的社会里，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也是如此。

马基： 这不只是一个假定吧？他试图用大量的事实例证来论证这一点。

帕斯莫尔： 他确实试图用事实例证来论证。但我想，这在某种程度上仍是他认为不可能被认真质疑的东西，尽管正如我所说，他之前的洛克以及后来的许多作家都认真质疑过它。

归纳问题与黑天鹅

马基： 从我们这个时代的立场看休谟，我想人们会强烈感受到，他的许多东西在我们看来非常现代。他的核心关切之一是自我的问题，而近年来英国最好的一些哲学工作，正是关于自我问题的。二十世纪的科学家，尤其是在思考量子物理时，也深深困惑于因果联系的有无。而就在昨天，可以这么说，逻辑实证主义者，至少是英语世界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A. J. 艾耶尔，一直在谈他们欠休谟多少。艾耶尔不断地说，他要说的几乎一切，休谟早就说过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撞见这种对我们而言的现代性。二十世纪哲学的一个问题，被公认为是他第一次提出来的，那就是著名的归纳问题（problem of induction），对吧？也就是说，传统上认为科学理论所依赖的那个逻辑基础。能否请您谈谈这个？

帕斯莫尔： 这与我前面谈因果时所说的密切相关。回到我那个往外扔球的婴儿。假定他星期一这样做了，星期二这样做了，星期三、星期四也这样做了，每次扔球，球都弹起来。那么休谟当然会说，这孩子会开始相信，只要他扔下球，球就会弹起来；每当他扔球，他就预期球会弹。可是假定我们追问：为什么？因为发生过的一切，无非是同一件事在许多场合出现了。而我们都很清楚，事情可以在许多场合出现，然后到某一次就不再出现了，事情的发生方式变了。你一直习惯于依赖这些规律性，可规律性失效了。休谟所说的无非是：对于任何一种规律性，我们都永远无法完全确定这种事不会发生。从「事情在过去许多场合都以某种方式发生」这个前提，没有办法推出「它们在将来必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发生」这个结论。

马基： 这里的要点当然在于，每一条科学定律都是一个不受限制的全称陈述，而它据说是建立在若干具体的观察、实验或实例之上的，可这中间的逻辑环节是接不上的。哲学史本身，确切地说，逻辑教科书里，就有一个绝妙的例子。中世纪的一些逻辑书里，用作例句的一句话是「所有天鹅都是白的」。整整几千年间，任何一个西方人见过的每一只天鹅确实都是白的，白天鹅的实例必定有几百万个，没有一个反例。可到了十八世纪，西方人第一次发现了您的国家澳大利亚，欧洲人看见了黑天鹅。这绝妙地说明了一点：不管某件事被观察了多少千次、多少百万次，并且每次都发现如此这般，也推不出下一个也会如此。因此，这是逻辑上的关键之处：有限数目的具体观察，绝不可能在逻辑上蕴涵一个不受限制的全称结论。可所有科学定律都属于这一类，因此它们并不由那些据说是其基础的观察在逻辑上蕴涵出来。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洞见，对吧？在人们看来，它似乎把他们所理解的科学的根基都抽掉了。

帕斯莫尔： 是的。我想科学家自己也越来越普遍地承认，科学命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假设性的，许多曾被认为根基极为牢固的命题在过去被推翻了。人们过去常说，爱因斯坦并没有推翻牛顿，他只是提出了一个更普遍的理论，牛顿的理论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这并不确切。牛顿说过的一些东西，如今已被证明是错的。而牛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某种确定的、可证明的科学的最高典范。

马基： 伯特兰·罗素在他那本著名的《西方哲学史》里，谈过休谟关于我们讨论过的这些根本问题的学说之后，因果关系、自我的本性、科学定律的归纳基础，接着说，在许多方面我们至今仍没有超越休谟：他指出了一些非常根本的问题，至今无人解决。

帕斯莫尔： 这是事实。当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指出了一些非常根本的问题，至今无人解决。遗憾的是，在哲学里提出问题、揭示困难，远比给出解答容易。但我认为，休谟的关键之处在于，他提出的问题，我想柏拉图也是如此，是非常根本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如果不认真对待休谟的问题，就算不上真正的哲学家。

马基： 是的，这些问题对于哲学之为哲学是绝对根本的，对吧？

帕斯莫尔： 是的，它们是根本的。它们不是唯一根本的问题，但确实是根本的问题。

善良的大卫：人格与文风

马基： 他是怎样一个人？我读他的作品，为了这次讨论最近又重读了一遍，总有一种印象：一种厚重的人道精神，极其动人。

帕斯莫尔： 是的。他的朋友亚当·斯密说过，在这些方面，他之接近完美，是任何人所能达到的极限。传记作者极为细致地考察过他的一生，我想没有一个人找到过哪怕一件卑劣或恶意的行为。他偶尔有点胆怯，这也不足为怪，他对宗教的看法在他所处的社会里可谈不上受欢迎。他偶尔有一点虚荣，但这是一种我很容易原谅的虚荣，如果那算虚荣的话。他从不做卑劣或恶意的事。我很确定，如果天上有一场哲学家的晚宴，我想坐在旁边的人是大卫·休谟。我认为在许多方面柏拉图是更伟大的哲学家，但我想挨着坐的是大卫·休谟，我想几乎所有人都会这样选。他有这种温暖的人情味，毫无做作，而且是一个极有个人勇气的人。他最后几年死于癌症，仍照常接待朋友。他知道，或者说自信知道，自己肯定不是不朽的，但这丝毫没有扰乱他。这倒是大大扰乱了鲍斯威尔，鲍斯威尔在他临终前去见过他。而休谟始终保持着那种平静与节制，那正是他自己的理想。

马基： 他的文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吧？我在这场讨论里前面提到过两位二十世纪的英国哲学家，都很有名，A. J. 艾耶尔和伯特兰·罗素，他们都自觉地受到休谟做事方式的影响，此外还有许多人。

帕斯莫尔： 是的。他极为看重清晰，也看重优雅。我最近听人把清晰和优雅说成是如今没人再追求的老派美德。但艾耶尔和罗素确实追求过，休谟当然也追求过。他为英国的哲学写作立下了一种范式：力求清晰，力求批判，不做宏大的假定，始终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在做什么，并且把它与世界上实际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

合理信念的标准与科学中的想象力

马基： 休谟的进路确实引出了一个重要的困难，对吧？您提到，他强调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大多数事情，其实并不为我们所知，也无法证明，永远无法证明。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区分合理的看法和不合理的看法？一个理性的人的信念，标准又是什么？

帕斯莫尔： 这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有时候休谟似乎只是在说：一般而言，依赖恒常联结，总比依赖纯粹的偶然要理智得多。他当然也给出了一些判断的规则。但在另一些时候，他又似乎暗示这个问题其实没有答案。而这是谁也不会满意的。可以说，这是休谟留下的首要问题。我前面也以某种方式提到过它：我们承认，科学定律在严格意义上是不可证明的；可是，为什么在生活的实际事务中，依赖它们仍然远远好过依赖某人在一本畅销书里想出来的什么蠢主意？

马基： 我认为休谟在这方面的论述，与二十世纪今天大多数人关于科学的观念非常切题。我的印象是，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科学的想法是：它由一整套已知的、已经证明了的确定知识构成，科学的增长就在于给这个既有的确定知识体系添加新的确定知识。任何持这种知识观或科学观的人，都有一堂非常根本的课要向休谟学，对吧？我的意思是，休谟至今仍完整保有令人不安的力量，是吧？

帕斯莫尔： 是的，休谟是一位极其令人不安的思想家。就科学而言，我认为科学确实是讲得通的，我们如今知道许多关于世界的事情，是科学家动手之前所不知道的。但许多人把科学想成一个根本没有想象力容身之地的东西。他们相信，写小说、写剧本需要各种各样的想象力，而做科学不过是走进实验室看看会发生什么。这是胡说。任何超出最琐碎层面的科学工作，都是一项巨大的想象力成就。拿当代宇宙学来说，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它是一项非凡的想象力成就。DNA、遗传学这类东西也一样。任何伟大的发现，需要的不仅是实验室里的细致工作，这当然必不可少，也不仅是各个层面上的缜密思考，还需要一种做出想象力飞跃的能力。有意思的是，在休谟那里，想象力（imagination）的观念一再浮现，并且具有核心的重要性。他认为想象力对我们关于世界的一切思考都是必不可少的，哪怕在我们所谓的对事实的知觉里，也始终有想象力的成分在起作用。想象力的这种核心地位，是我在大卫·休谟身上觉得最迷人的东西之一。

马基： 这直接让我想到您刚才说的话，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我记得是1928年，他说，要不是读过休谟，他绝不敢去推翻牛顿的科学。

对爱因斯坦与康德的影响

马基： 我想以这样一个问题来结束我们的讨论：请您再谈谈休谟对他之后的重要思想家的影响。您已经提到了他对康德的影响，我想大多数哲学家会把康德视为休谟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休谟对康德的影响是什么？

帕斯莫尔： 我认为，与休谟的英国批评者不同，康德真正看清了休谟在做什么。他明白，自己必须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做哲学，如果他想像他所打算的那样回应休谟，尤其是要清除他所认为的休谟思想中的怀疑主义成分，他就必须说，我们对世界的知觉，与休谟及其前辈所设想的那种东西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们并非如休谟始终假定的那样，只有一个个孤立的、彼此接续的知觉；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事物是彼此因果相连的。在康德那里，你会看到对心灵创造力的极大强调，他提示说，这种秩序部分是由心灵施加的。而这引向了一个休谟不会喜欢的方向：引向后来的德国唯心论，引向黑格尔这样的作家。

马基： 康德看出了这一点，对吧：如果从经验主义的假定出发，休谟就提出了一些在经验主义假定之下无法回答的问题。这是他的处境，而康德的解决办法是拒绝这些假定，采取一种全新的进路。

帕斯莫尔： 我想他确实看出了关键所在：如果你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即我们所觉察的是一个个孤立的事件，无论是在我们自己的心灵里，还是作为皮肤表面的知觉，还是在世界里，那么你就不可能仅仅以这些为原材料，造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实际经验到的那种有秩序的世界。

马基： 要把讨论继续下去，就得进入对康德的讨论了，所以我想我们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帕斯莫尔教授。

帕斯莫尔：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