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rankfurt School - Herbert Marcuse & Bryan Magee (1977)

编者按：1977年，英国哲学普及作家、BBC主持人布莱恩·麦基（Bryan Magee）在其系列节目中邀请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时年七十九岁的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对谈。两人从法兰克福学派的缘起谈到1968年学生运动、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结合、异化概念的复兴、美学与妇女解放，最后直面针对新左派及学派本身的几项主要批评。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仅删去口语枝节，论证与细节悉数保留。

缘起：马克思主义的再审视

麦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震荡西方社会的经济动荡，在当时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预言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然而按照理论，这种崩溃本应通向共产主义，可在西方，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出现了共产主义政权。在其中几个社会里出现的，是法西斯主义。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幻灭，以至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另一些人则无论现实如何，都拒绝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但还有为数众多的人处于两者之间：他们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希望仍然是，但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若要保持可信，就必须经受认真的重新审视。1920年代末，这样一群人在法兰克福聚到一起，此后便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其实他们在法兰克福待的时间并不长，但名字就此留了下来。1930年代初，也就是纳粹掌权前后那段时期，他们离开了德国；到三十年代中期，几位关键人物都已在美国定居。这里只提三位：阿多诺（Adorno），一个在哲学、社会学和音乐领域都同样游刃有余的人；霍克海默（Horkheimer），一位哲学家兼社会学家，不如阿多诺才华横溢，但也许更为扎实；还有一位，最终成为他们当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人，政治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

他们的影响增长得很慢，但在漫长的时期里持续增长，并在1960年代达到了一个惊人的顶峰。促成这一点的因素很多。其一是东欧各共产主义国家内部马克思主义者中强大的修正主义运动，它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达到高潮，这使法兰克福学派第一次与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现实进展站到了同一条线上。另一个显然相关的因素，是西方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兴趣的大规模复兴，这同样在1968年达到顶点。那一年，学生暴力在整个欧洲和美国达到最高点，在巴黎甚至一度看起来可能逼近真正的革命。当时那些立志革命的人把一个人奉为自己的政治导师，超过任何其他人，那就是马尔库塞。他们把他著作中的句子涂在墙上，以此向世界宣告，他们要把他的思想变为现实。虽然革命没有成为现实，但此后的十几年里，马尔库塞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已经支配了欧洲若干国家的一些社会科学系，并通过这些系科对青年一代产生了持续而重要的影响。

1968：我不是导师

麦基：马尔库塞教授，为什么19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革命学生运动偏偏转向了您的著作？

马尔库塞：我并不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那些学生活动分子的导师。我所做的，只是把当时已在空气中弥漫的一些想法和目标加以表述和阐明，仅此而已。那一代投身运动的学生，并不需要一个父亲式或祖父式的人物来引导他们去抗议一个每天都在暴露自身不平等和普遍破坏性的社会。这些东西他们可以亲身体验，就在眼前，是这个社会的特征。我只提一下法西斯主义的遗产：法西斯主义在军事上被打败了，但重演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我还要提到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普遍的不安全感、环境污染、教育的退化、劳动的退化，等等。换句话说，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爆发出来的，是一种触目的反差：一边是社会所拥有的巨大财富，一边是这些财富被用得如此可悲、如此具有破坏性、如此浪费。

麦基：我想还可以补充一点，不管人们是否同意您在这些问题上的任何看法，当时西方各大学院校里盛行的哲学正统，根本不处理这些问题，对吗？

马尔库塞：当然。分析哲学不处理，实证主义不处理，它们都不处理。而我们，先是在法兰克福，后来在美国，无法设想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可以不以某种方式反映人在具体处境中的境况，反映社会和政治的境况。对我们来说，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始终是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从柏拉图以来当然一直如此。

反智主义与新左派的自我批评

麦基：哲学在您的一生中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事实上，您一辈子都是大学教师、讲演者、学者、著书人。但是，您帮助催生的新左派运动有一个显眼的特点，就是它的反智主义。从您的生活方式来看，人们不会指望您真的赞成这一点。

马尔库塞：恰恰相反，我从一开始就在与这种反智主义作斗争。在我看来，反智主义的原因在于学生运动与工人阶级相隔绝，也在于任何引人注目的政治行动看来都不可能。这逐渐导致了一种，姑且称之为自卑情结，一种自我施加的受虐倾向（masochism），它的表现之一，就是蔑视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只是知识分子，在现实中什么也做不成。

麦基：我必须说，从您这个人口中听到对新左派的批评，格外有意思。既然谈到这个话题，您认为新左派运动在发展过程中还养成了哪些重要的缺陷？

马尔库塞：我想，也许可以把不切实际的语言算作主要缺陷，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新左派的策略也完全不切实际。这绝不是普遍现象，但在新左派当中确实存在。他们拒绝承认，在发达工业国家，我们并不处于革命形势之中，甚至连前革命形势都谈不上，而策略必须适应这种形势。其次，同样是在新左派当中，这也绝不是指所有的团体，他们拒绝重新审视和发展马克思的范畴，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一种拜物教，把马克思的概念当作物化的、僵死的范畴来对待，而不是终于意识到：这些是历史的、辩证的概念，不能简单地照搬，必须根据社会自身的变化重新加以检验。

麦基：从您口中听到这些话，实在令人振奋。这说明您仍在重新思考，而某些自认为是您的追随者、年纪小得足以做您孙辈的人，在有些情况下已经停止思考了。不过您现在把我们带到了法兰克福学派创立之初真正的核心所在，也就是您刚才谈到的对马克思概念的重新审视。正如我在开场白里所说，正是这种感觉，马克思主义必须被重新检验和重建，催生了你们的运动，尤其是法西斯主义的结果。但促成这一点的并不只有法西斯主义，对吧？还有其他政治因素。您能谈谈其中一些吗？

社会主义为何变得像它的敌人

马尔库塞：您是指那些要求重估马克思范畴的因素？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关系到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不是在马克思本人那里，而是在他的理论的后续发展中，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几乎完全集中到了生产力更合理、更大规模的发展上，集中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上，集中到产品更合理的分配上，而不再强调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至少是青年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是一个与此前一切社会有质的区别的社会。

麦基：在什么意义上有质的区别？

马尔库塞：我认为要点在于：对马克思来说，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生活质量与现存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这意味着，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也就是全时的异化劳动，将不再是财富和价值的尺度；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男男女女可以生活而不必恐惧，不必被迫把整个成年生涯耗费在异化的劳作之中。这幅图景被遮蔽了，结果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图景之间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连续性。

麦基：是的，可以说社会主义开始变得像它的敌人了。

马尔库塞：正是如此。

被整合的工人阶级与心理学的引入

麦基：从您的著作中我知道，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其他非常核心的批评。我想提两点，部分是因为它们在您心里大概是相连的：您认为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发展过程中是反自由的，或者至少对自由的重视不够；您还认为它对个人的考虑不够充分。听您谈谈这两点会很有意思。

马尔库塞：马克思并没有太关注个人，而他也不必关注，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无产阶级的存在本身就使这个阶级成为潜在的革命阶级。如今情况已经大变。您知道，问题在于，发达工业国家今天的工人阶级在多大程度上还能被称作无产阶级。西欧国家已经完全放弃了这个概念。现在发生的是一种大规模的整合：也许大多数人口都已被整合进现存的资本主义体系。至少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失去的已不再仅仅是锁链，而是多得多的东西。而这种整合不仅发生在物质基础上，也发生在心理基础上。依附人口的意识改变了。最触目惊心的现象之一，就是看到统治权力结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操纵、管理和控制个人，不仅是他们的意识，还有他们的下意识和无意识。因此，正如我的朋友所说，法兰克福学派把心理学视为必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整合的主要知识分支之一。这绝不是取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把心理学纳入马克思主义之中。

马克思与弗洛伊德能否结合

麦基：您本人在著作中花了很大力气试图把弗洛伊德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我想有些人会说，这根本做不到，因为这两种解释模式互不相容。极简地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把解释人类事务的终极层面定位在技术上：一个社会在任何时期生产资料的发展水平，决定了该社会的阶级构成，进而决定了个人之间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意识形态、宗教、哲学、艺术等等的上层建筑，就在这个基础上生长出来。而按照弗洛伊德，对人类行为的终极解释是完全另一回事。在他看来，终极解释在于无意识中被压抑的内容：我们的无意识愿望、幻想、恐惧、情感等等，它们由于我们最早的人际关系，首先是与父母的关系，出现扭曲而遭到压抑。他不仅用被压抑的心理内容的外化来解释社会行为，也用它来解释意识形态、艺术、宗教等等。这是对同一组现象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您怎么可能把两者结合成一种理论？

马尔库塞：我认为它们很容易结合，而且很可能是一桩美满的婚姻。我认为这是对同一个整体、同一个总体的两个不同层面所作的两种极不相同的解释。弗洛伊德所设定的原始驱力，也就是无意识的原始驱力，即爱欲能量与破坏能量，爱欲（Eros）与死欲（Thanatos），是在一个特定的既有社会框架内发展的，而这个框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调节着这些原始驱力的表现。社会的影响还不止于此。按照弗洛伊德，一个社会中的压抑越是强烈，就越会动员起剩余的攻击性去反抗这种压抑。又按照弗洛伊德，压抑必然随着文明的进步而加剧，与此同时并行的是，攻击性能量，即剩余攻击性，将被动员起来并释放出去。换句话说，随着文明的进步，破坏性也会跟着进步。在我看来，没有哪种假说比这更能解释今天发生的事情。

缺陷这么多，为何仍是马克思主义者

麦基：听到这里，有些观众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您列举了马克思理论及其预言的一长串可观的缺陷，没有预见资本主义日后的成功，马克思主义中的反自由成分，缺乏关于个人的任何理论或态度；您还谈到了弗洛伊德学说这样在马克思之后才出现、因而不可能被马克思纳入其视野的全新理论。很多人会说，既然你们如此清楚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有这么大范围的缺陷，为什么还要继续做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要抓住一个已经信誉扫地或被证伪的理论不放？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思想范畴从中彻底解放出来，重新审视现实？

马尔库塞：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不认为这个理论本身已被证伪。发生的情况是，正如我前面所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某些概念必须重新加以检验，但这不是从外部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东西，而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理论自身所要求的。而且，对我来说，列出一份马克思的决定性概念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得到证实的清单相当容易：经济权力的集中；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融合；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日益加强；遏制利润率下降的困难与日俱增；为了开辟市场和扩大资本积累的可能性而不得不诉诸新帝国主义，等等。我认为这是一份相当可观的清单，它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麦基：我不想陷入政治争论，虽然我很乐意这样做，但这个节目的目的是引出您在更广泛话题上的看法。不过，我不能让您刚才说的话就这样过去。只拿您清单上的头两项来说：您说经济权力日益集中，可是通过股份公司的发明，资本所有权难道不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分散得更广吗？您说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趋于融合，我会说是的，但至少在西方，对经济的决定性控制权已经转到了民选政治家手中，在民主国家里，他们由广大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由他们作出社会的基本经济决策。

马尔库塞：您知道，您关于股份公司的第一句话，表达的正是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一个主要概念，它最早由恩格斯本人提出。他们把所有权分散的股份公司视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雏形。今天我们知道，这显然是错的。您不会坚持认为，比如说，在大型跨国公司里，是股东在控制这些公司的国内政策和全球政策吧。关键不在所有权本身，而在于对生产力的控制，这才是决定性的。至于国家和政治家的作用，您相信政治家们是作为自由的个人完全由自己作出决定的吗？在决策者和社会中的巨大经济势力之间，难道不存在某种联系？

麦基：政治家当然不受巨大经济势力的支配。不过无论如何，我想我只好不情愿地放下这个话题，回到法兰克福学派上来。

研究所群像：霍克海默、阿多诺及被遗忘者

麦基：我们已经泛泛谈了法兰克福学派，我在开场白里也提到了两三个人。但我想，听您亲口说说主要成员是谁、他们是怎样的人，会特别有意思，毕竟他们是您的密友和同事。

马尔库塞：霍克海默是研究所的所长。他不仅是一位训练有素、学识渊博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而且在某种奇特的意义上还是一位理财奇才，能够很好地照料研究所的物质基础，可以说，不仅在德国，后来在美国也是如此。一个才华出众的人。研究所刊物上以及后来发表的任何东西，都是事先与他和研究所其他同事讨论过的。阿多诺，是一个天才。我不得不称他为天才，因为我从未见过任何人像他那样，正如您已经提到的，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音乐，随便什么领域，都同样游刃有余，简直令人惊叹。他说出来的话，可以一字不改直接付印，完全是成稿。然后是那些被不公正地忽视或遗忘的人：研究所的文学批评家列奥·洛文塔尔（Leo Löwenthal）；杰出的法哲学家弗朗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同样精通法哲学的奥托·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尤其是亨里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我平生所见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把资本主义的崩溃预言到了某一个具体年份，后来证明并不那么准确。

麦基：就像中世纪预言世界末日一样。

马尔库塞：正是如此。还有波洛克，他毕竟写了我认为第一篇试图论证资本主义没有必然崩溃的内在强制理由的文章。

异化：概念的复兴与庸俗化

麦基：你们作为一个群体在二十年代末，肯定是在三十年代初，开创的一件事，是把马克思研究的兴趣从成熟马克思的著作转回到早期马克思的著作，也就是他更直接受黑格尔影响时写的那些东西。由此产生并且此后持续发挥影响的许多东西之一，我想是对异化（alienation）这个概念的关注。异化的现代含义我想是黑格尔创造的，被马克思接过来赋予了新的意义，然后可以说几乎从西方思想中消失了将近一百年，是你们这些人把它带了回来，对吗？听您谈谈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会很有意思。

马尔库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按照马克思，异化是一个社会经济概念，它的基本含义是，这是一种非常粗暴的简化，在资本主义之下，男男女女无法在劳动中实现自己个人的人性能力和需要，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造成的，只能通过根本改变这种生产方式来补救。如今，异化这个概念被扩展、延伸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原有的内容几乎完全丧失了。这种扩展太轻易了，我认为它不仅为时过早，而且是错误的。比方说，一个人和女朋友或男朋友之间的每一种麻烦或问题，并不一定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

麦基：换句话说，您认为这个概念被庸俗化了。

马尔库塞：庸俗化了，很有必要恢复它。

麦基：恢复它原有的意义，而在这种意义上，它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马尔库塞：根本的重要性，是的。

正面贡献：西方文明哪里出错了

麦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多半是从否定的角度进行的：我们谈了法兰克福学派反对什么，谈了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至少在隐含的意义上也谈了它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它的正面贡献是什么？

马尔库塞：从最容易说的开始：它的决定性正面贡献之一，是早在法西斯主义实际发生之前很久就预言了它。其次，是霍克海默本人视为学派标志性特征的跨学科方法，也就是打破学院的分工，把社会学、心理学、哲学一齐用于理解和阐发那个时代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而在我看来最有意思的贡献，是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西方文明究竟哪里出了错，以至于在技术进步的顶峰，我们同时看到人类进步方面的反面：非人化、野蛮化、酷刑再次成为常规的审讯手段、核能的浪费性开发、无处不在的破坏性，等等。这是怎么发生的？霍克海默尤其如此，其他人也一样，回到了社会史，也回到了思想史，试图界定贯穿西方思想史的进步范畴与压抑范畴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启蒙运动为例，它通常被视为历史上最进步的阶段之一，而法兰克福学派指出，这种表面上清清楚楚的进步性、这种解放的趋势，在多大程度上同时与倒退和压抑的趋势纠缠在一起。

麦基：您描绘的这幅图景，一群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执迷于「哪里出了错」这个问题，在我看来透出一种幻灭的政治：似乎笼罩着一种希望落空的气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失望，甚至也许对工人阶级本身的失望，因为它没能成为有效的革命工具。在你们当时的取向的核心，是不是有某种失望、幻灭或悲观的东西？

马尔库塞：如果失望像您所表述的那样，是指对工人阶级的失望，我断然拒绝。我们当中没有人有权责备工人阶级正在做什么或没做什么。所以这种失望肯定没有。确实有另一种失望，而在我看来它是一种非常客观的态度，我前面提过：西方文明积累起来的、主要是资本主义成就的惊人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破坏，而不是用于建设一个更体面、更人道的社会。如果您把这称作失望，那么是的，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完全正当而客观的失望。

麦基：而你们把自己的核心任务看作探究这种情况的原因，它是怎么发生的。

马尔库塞：完全正确。

麦基：所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根本事业是一种批判的事业。

马尔库塞：当然。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如今就叫作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美学：艺术打开被压抑的维度

麦基：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从一开始就对美学表现出相当大的关注，我想这使它区别于大多数其他哲学，当然也区别于大多数其他政治哲学。您本人近年来也写了很多关于美学问题的东西。为什么您和您的同事始终把美学看得如此重要？

马尔库塞：我相信，在这方面与我最接近的是阿多诺，我相信在艺术、文学和音乐中表达了一些无法用日常语言传达的洞见和真理。为简洁起见，就说散文吧。通过这些手段、这些意象，打开了一个全新维度的图景，而这个维度在现实中要么被压抑，要么被列为禁忌：那是这样一幅图景，人的生存和自然不再被禁锢在压抑性现实原则的规范之内，而是真正追求自身的实现和满足，哪怕以死亡和灾难为代价。我试着这样来说明它：艺术和文学的，请允许我用一个可怕的字眼，「信息」在于，世界实际上应该像各个时代的恋人所体验的那样被体验，像李尔王所体验的那样，像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所体验的那样。换句话说，与既定现实原则决裂，同时召唤解放的意象。

麦基：您现在说的，与我们讨论开头不久您所说的联系起来了，也就是您坚持社会主义应当关乎不同的生活质量，而不只是物质。这意味着您至少把文学看作新价值的宝库，而不像许多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那样，仅仅把它看作对现存社会的批判或革命的工具。

马尔库塞：我要说，一切真正的文学都兼具两者。它一方面是对现存社会的控诉，另一方面，而且与此内在相连，始终是解放的意象。我当然不相信，仅凭阶级斗争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就能对一部文学作品给出充分的解释。

妇女解放的激进潜能

麦基：这是一个领域，您这样的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思想家如今正在其中做着新鲜而有原创性的工作。您认为这一哲学学派、这一哲学传统在不久的将来还必须关注哪些领域？

马尔库塞：在这方面我只能谈我自己。我要说，应当把多得多的注意力放到妇女解放运动上。我在今天的妇女解放运动中看到一种非常强大的激进潜能。要解释我为什么这样看，我得作一次讲演，可惜现在做不到，至少让我试着用两句话来说。有记载的历史中直到今天的一切统治，都是父权统治。所以，如果我们真能活着看到，不只是妇女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或诸如此类，而是所谓特有的女性品质在整个社会中的展开，比如非暴力、包容、温柔，那么这确实会是，或者也许可能是，一个有质的不同的社会的开端，是男性统治及其暴力、野蛮性格的对立面。我自己完全清楚，这些所谓特有的女性品质是社会条件造成的。

麦基：有人会认为这样说是性别歧视。

马尔库塞：好吧，它们确实是社会条件造成的，我不在乎。它们是社会条件造成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现成的，就在那里。那为什么不按它们现在的样子加以利用，而不管它们起源如何呢？

精英主义的指责

麦基：马尔库塞教授，在讨论结束之前，我想向您提出人们对您的工作常见的一两项主要批评。最主要的一项我其实已经提过了，那是在讨论中很靠前的地方，我问您，既然您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有这么多问题，为什么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不会再问这个了，因为您已经表明了自己的回答。

马尔库塞：我想这是对的。

麦基：但还有其他的批评。比如，人们常说在很大程度上从您的工作中发展出来的新左派运动是精英主义的：一些小团体，大多出身中产阶级，有人会说是一群自我欣赏的知识分子，正如您先前承认的那样脱离工人阶级，却把自己看作革命的工具；整件事变成了时髦，变成了风尚，尤其是与它原本应当关乎的真正的工人阶级脱了节。

马尔库塞：「精英主义」这个词我完全拒绝。我认为这是新左派自我施加的受虐倾向的又一种表现。这不是精英主义。我们有的只是一些团体，我愿意称之为催化团体（catalyst groups），它们凭借自己所享有的教育和训练上的特权，确实发展出了理智，发展出了理论。至于说它们远离物质生产过程，这不是任何一句格言能补救的，只能在变革过程本身中补救。我从来没有主张这些催化团体可以取代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主体和动因。它们是教育团体，主要是政治教育，但不限于政治教育。它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意识，努力抵制既定权力结构对意识的管理和控制，等等。但它们肯定不是工人阶级本身的替代品。至于您提出的第二点，语言，在很大程度上……

晦涩文风之辩

麦基：请允许我在这里打断您，马尔库塞教授。这是我们开机录制这个节目之前我对您说的话，让我再说一遍，好让观众知道我们先前谈话时我对您提出的批评是什么。我当时说的，现在再说一遍：有一项批评听起来也许琐碎，其实并不琐碎，那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很多著作读起来非常非常困难，更糟的是，它们生硬晦涩，有时不可理解。我把您排除在外，我是真心的。

马尔库塞：您说得对。

麦基：但比如阿多诺。在这次讨论的早些时候您称阿多诺为天才，可我发现阿多诺的某些东西简直没法读。在我看来，这在你们试图传播的思想与你们试图传播给的公众之间构成了一道巨大的屏障。这是一项严肃的批评，而且它还被另一个事实放大了：其他可供选择的哲学，往往由非常出色的作家来阐述。比如在分析哲学传统里，几乎可以说有一种机智与神采的传统。伯特兰·罗素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顺便说一句，让-保罗·萨特也获得过，他大概是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所以当人们读存在主义或分析哲学的时候……

马尔库塞：我故意没有提他，正因为他不太符合。

麦基：没错。但尽管如此，我想可以公道地说，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整体上极其晦涩。为什么会这样？

马尔库塞：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我同意您的看法，而且我承认，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我也不理解。我至少想为它的辩护说一句话。这种辩护是：日常语言，日常的散文，即便是稍显精致的那种，已经被建制彻底渗透，已经充分表现出权力结构对个人的控制和操纵，以至于在你所使用的语言中就必须标示出与顺从的决裂。因此才有这样的尝试：在句法、语法、词汇，无论什么层面上，就已经传达出这种决裂。这是否可以接受，我不知道。我唯一想说的是，把我们今天面对的极其复杂的问题过早地通俗化，也有同样大的危险。

尾声：迟来的盛名

麦基：我们的讨论到此结束了，马尔库塞教授。不过作为收尾，我想向您提一个私人问题，因为您有过一种历史上极少有人经历过的人生体验。您几乎一辈子都是一名学者，只为相当小的一个圈子所知：您的学生，您的著作和文章的相当专门的读者群。然后突然之间，在您差不多整整七十岁的时候，您几乎一夜之间成了，人们忍不住要说，一位世界级的人物。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这种事发生在您身上，是什么感受？

马尔库塞：一方面，我非常享受；另一方面，我觉得这有些受之有愧。我也许可以用一句相当无礼的话来结束，我知道这没那么重要。每当有人问我这怎么可能，我总是说：我之所以看起来像这么一号人物，只是因为别人比我还要愚蠢。

麦基：但谁也不可能预料到这一点，我想您自己也从没预料到吧？

马尔库塞：没有，我当然没有。

麦基：非常感谢您，马尔库塞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