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ital and Ideology with Professor Thomas Piketty

2020年2月，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应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之邀，首次以英语公开介绍新著《资本与意识形态》，这也是他在英国脱欧后第一次来到伦敦。演讲从法国大革命一路讲到里根主义与苏联解体，再到欧洲历次公投暴露的社会裂痕，随后回应了听众关于脱欧、遗产、智利与气候的提问。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

把意识形态当真

首先要向各位道歉，我的英语听起来会很像法语，希望大家还能听懂我要说的话。当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待的时间大概不够长，口音没能改过来。不过，回到这里总是令人高兴，尤其是今天要向各位介绍这本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

这本书刚刚出版，今天是它第一次在英语世界的公开活动上被讨论。法文版去年九月面世，西班牙和另外几个国家也已经出版，但这确实是英文版的首次发布。今天我会展示书中收录的一部分图表。《资本与意识形态》和《21世纪资本论》一样，是一本满是数据的书，讲的是不平等体制（inequality regime）的历史。书里有一百六十九幅图表，网上另有一百幅。

和前一本书相比，新书的不同在于，我着重讲述我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历史，也就是不同社会如何为各自的不平等程度，或者说平等程度，提供正当性。我的核心观点是，必须认真对待这些意识形态。它们从来都比「精英为自己的地位辩护」复杂得多，不只是把社会制度描绘成公平的、人人都能接受的说辞。这些论述当然总带着几分虚伪，但也总有几分道理。如果我们想研究变革与转型的条件，就必须认真对待它们。

所以这本书不像上一本那样以西方为中心，政治色彩也更浓，关注的是不平等意识形态的脆弱之处和转变过程。书中一个重要的信息，我认为对未来是相当乐观的信息，是不平等在实践中并不由纯粹的决定性力量所主宰，无论是经济的、技术的还是文化的力量。它可以被政治动员的变化所改变。这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我相信将来还会再发生。我认为这本书比前一本好得多，如果只读一本，请读这一本。当然，这本书很长，很抱歉。我觉得它很好读，只是有点长。

全书的四个部分

我不打算把书里的东西都讲一遍，先带大家把目录过一遍。全书分四部分，十七章。

第一部分从欧洲的等级社会和三阶社会（ternary societies）讲起，讲它们如何在十九世纪转变为我所说的所有权社会（proprietarian societies）。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法国是典型，英国、瑞典和其他欧洲国家走的路各不相同，却在某种程度上通向了类似的变革。

第二部分讲奴隶制社会与殖民地社会，讲欧洲的殖民强权和所有权强权如何彻底改变了旧的不平等体制的转型条件，改变了三阶社会走向现代所有权社会和后所有权社会的路径。印度的案例在这里非常重要。今天我不会多谈，但英国的殖民过程如何使种姓制度变得僵硬，如何固化了殖民之前并不总是那么清晰的社会类别边界，是古老的不平等体系与殖民逻辑相互作用的一个极好例子。独立后的印度如何处理这份历史遗产留下的深刻不平等，我认为对世界其他地方也很有启发。

第三部分讲二十世纪不平等的缩减：所有权社会如何在1914年到1945年间陷入深重危机，随后的社会民主社会如何在战后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平等，又如何从1980年前后进入危机时代。共产主义社会和后共产主义社会在整个故事里占很大分量，我后面会讲到。

第四部分讲我所说的政治冲突的维度，也就是选举联盟的演变。特别是战后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联盟如何逐渐瓦解：广义上投给社会民主党的选票，从工人和受教育较少的社会群体，转移到了教育体系的赢家手里。我会论证，这造成了今天人们对左翼的幻灭，也造成了左右政党体系的整体崩坏，取而代之的是民族主义政治和身份政治的趋势。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演变。

在第十七章，我尝试提出更国际主义、更平等主义的方案，来改造我们经济制度的结构。先说清楚，我不认为这明天早上就会发生，不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旧礼堂里安静地讨论一番之后就成为现实。眼下很清楚，民族主义论述和身份政治提供的信息简单得多，正在得势。这是脱欧之后我第一次来到伦敦和英国，在这里谈这个话题再合适不过。

但我认为，无论是特朗普和脱欧所代表的民族主义政治，还是欧洲其他国家的同类现象，最终都解决不了问题。就在昨天，德国的中右政党第一次与极右政党一起投票组建联合政府，图林根州出现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州政府。所以这不只是英国和美国的事，整个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仇外和民族主义力量都在壮大。可它们终究解决不了不平等加剧的问题，更解决不了气候变化和环境挑战。我相信我们会回到更国际主义、更平等主义的方案上来。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要等到下一场危机，无论是金融危机、社会危机还是环境危机，才开始思考如何以不同的方式组织经济。我提出结论和历史教训，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各位如果访问 piketty.pse.ens.fr/ideology，可以看到全部数据序列和今天的幻灯片。

今天要讲的四点

今天我打算讲四点。看起来很有条理，但到某个时候可能会有些混乱，因为我准备的内容肯定太多了，等主持人提醒我加快时，我就得加速。

第一点是我所说的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以及十九世纪财产的神圣化（sacralization of property）和殖民地的不平等顶峰。第二点是二十世纪不平等的缩减，社会动员在其中的作用，以及暴力冲击的作用。这些冲击本身，源于十九世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平等与资本积累的政治矛盾。第三点是1980年代、1990年代以来不平等的回升。我要强调，起作用的与其说是经济或技术力量，不如说是两个重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转折：苏联共产主义的终结，以及里根主义。我会论证里根主义最终是失败的，因为它承诺增长会加快，不平等的扩大会被更多的创新和惠及所有人的更高增长所补偿，而这个承诺并没有兑现。三十年后，这一点与后共产主义的幻灭叠加在一起，造成了人们对经济方案普遍的丧气，尤其是对更公平的经济制度的可能性不再抱有信心。这滋养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民族主义和身份政治的漂移。最后我会以另一条道路作结，就是我已经提到的社会联邦主义（social federalism）和参与式社会主义（participatory socialism）的缓慢兴起。我认为从长远看，这才是我们最终会走的路，因为其他道路短期内看似容易，却解决不了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法国大革命的失败

先讲第一点，我所说的法国大革命的失败。我的意思是，法国大革命承诺了更多的平等，至少在权利平等的形式层面如此。而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十九世纪财富和财产的集中不断上升。财产权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新的宗教。没有人真正尝试对财产进行再分配，部分原因是害怕一旦开始就不知道该在哪里停下。殖民维度是这种财产神圣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极端体现。废除奴隶制时向奴隶主支付经济补偿，也说明财产神圣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可以走多远。

先看这幅图，这是法国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财产集中程度的演变。最上面一条线是最富有的1%所占的财产份额。可以看到，十九世纪财产集中实际上在上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巴黎最富有的1%拥有全部私人财富的将近70%，全法国是50%到60%之间，这是极高的数字。二十世纪不平等下降了。虽然1980年代以来有所反弹，但我要强调，今天的不平等程度仍远低于一个世纪之前。这是本书中我想强调的乐观面向：从长期看，存在一个不平等缩减的趋势，而且我认为这可以继续下去。二十世纪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不平等缩减、流动性提高、经济繁荣同时发生，我们必须记住这份遗产。

同时，财富集中的缩减也不应被高估。可以看到，即使到了曲线末端，底层50%所占的财富份额仍然只有最富1%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尽管底层50%的人数是最富1%的五十倍。这说明财富一直有多么集中。这也是二十世纪社会民主社会的一个局限：在财富的扩散和财产的普及上做得不够。有人会说我们做不到更好，但我认为可以。这正是为什么我在书里讨论各种促进财富扩散的方案，特别是「人人有份的遗产」（inheritance for all）这个想法。这个想法过去已有人提出，十八世纪的托马斯·潘恩，晚近的托尼·阿特金森，我认为它是我们可以比历史做得更好的路径之一。

大战前夕的欧洲

我现在想集中谈的是，为什么十九世纪财产不平等没有任何显著的缩减。我还要强调，法国的情况代表了大多数欧洲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所有欧洲社会都是如此。这里是法国、英国和瑞典1880年到1914年的平均值：最富10%拥有全部财富的80%到90%，其中最富1%拥有60%到70%。英国比法国还要不平等一点，但归根结底差别不大。当时的法国精英和第三共和国喜欢把英国描绘成比法国不平等得多的国家，并以此为理由拒绝设立所得税，一直拖到1914年夏天。最后促使法国参议院通过所得税的，不是投资学校的需要，而是对德战争的开销。当时一个主要论调是，多亏法国大革命，我们已经是一个平等的国家，所以不需要累进所得税。可你把两国放在一起比较，英国确实更不平等一些，但归根结底区别很小。

瑞典也是个有意思的案例。今天我们把瑞典看作非常平等的国家，可它在很长时间里极其不平等。就政治制度而言，二十世纪初的瑞典甚至比法国和英国更不平等。1865年到1911年间，瑞典的投票制度是这样的：首先只有最富有的20%的男性有投票权，而在这群人内部，根据财产多少和纳税多少，一个人可以有一票到一百票不等。十九世纪的法国和英国实行财产投票制时，只有一个门槛，低于门槛不能投票，高于门槛可以投票。瑞典人做得精细得多，非常富有的人可以有多达一百票。在市镇选举中，一个人能拥有的票数甚至没有上限。所以直到1911年，瑞典有几十个市镇，一位选民一个人就握有过半选票，其中就包括当时的瑞典首相。他是一位伯爵，和那时所有的首相一样是贵族。

如果你在1910年告诉一个瑞典人，瑞典将变得非常平等，他不可能相信。最终，正是通过巨大的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瑞典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1932年随社会民主党执政，把瑞典的国家能力用到了完全不同的政治目标上：同样是登记和观察收入与财富的能力，不再用来按收入和财富分配投票权，而是用来按收入和财富征收累进税，为教育和其他公共开支买单。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变革的动力不主要来自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对瑞典的影响都有限。改变不平等结构的，是政治动员。我在书里尝试讲了许多这样的故事，展示意识形态转变和政治动员的力量可以多么快地改变事情，远远超出精英的想象。精英总是声称什么都不会变，历史却证明并非如此。

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局面：财产极端集中。我还想强调，把1913年的欧洲，也就是英国、法国、瑞典的平均值，其他有数据的欧洲社会也一样，与今天相比，今天的欧洲更平等，美国则介于今天的欧洲和1913年的欧洲之间。但即使今天，财富仍然高度集中。底层50%的份额通常在总财富的5%左右，最富10%则占50%到60%。所以，长期看不平等确实缩减了，但不该夸大它的幅度。

为何不曾再分配

二十世纪我一会儿再讲，先回到十九世纪。记住，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财产集中在上升。为什么财产的再分配这么少？其实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有过关于再分配的讨论，但最终什么也没有通过。这里是十八世纪法国实际讨论过的两个累进税方案，一个是累进所得税，一个是累进遗产税。基本设计是，收入或财富低于平均水平的人税率为5%，然后逐级上升，收入和财富达到平均水平一万倍的人税率是70%到80%。这与二十世纪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实际采用的方案非常接近。十八世纪就有这样的讨论，很有意思，但当时的力量对比没有让这类方案获得通过。

所以法国大革命时期没有对财富或收入进行任何明确的再分配。教会的财产被没收了，但没有转给无地农民，而是拍卖给了买得起地的人，有点像两百年前英国没收修道院财产的做法。结果是私人大财产所有者的地位反而得到了加强，谈不上任何再分配。

十九世纪法国的税制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是单一税率制。比如遗产税，无论你传给后代的是一千法郎还是一亿法郎，税率都是1%。1848年和1872年都有人提议，对非常大的财富征收更高的税率，比如5%。但每一次，关键的反对理由都是：一旦开始这么做，你永远不知道该在哪里停下，一切都会陷入混乱，所以想都别想。这个论调的实质是：如果开始质疑财产权，开始设想再分配的可能，你就不知道何处是尽头。

海地的赔偿债

私人财产近乎神圣化的一个例证，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奴隶解放。事实上，无论英国、法国还是几乎所有地方，做出的选择都是补偿奴隶主，而不是补偿被剥削了几十年、几百年的奴隶。奴隶主得到了全额补偿。法国有一个案例。圣多明各在十八世纪是大西洋奴隶制体系中奴隶最集中的地方。法国大革命期间，圣多明各爆发了奴隶起义，最终于1804年以海地的名义独立。但当法国王室1825年终于承认海地独立时，条件是海地必须向法国偿付一笔巨额公债，数额定为1825年海地三年的国民产出，按今天的说法就是GDP的300%，用来补偿法国奴隶主的财产损失。

在当时，这对托克维尔这样所谓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对他，或者对当时英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奴隶主的财产损失当然必须得到补偿。海地当然不可能一次付清相当于三年产出的钱。于是法国的银行家来了，提议以计息方式为这笔债务再融资。最终，海地一直向法国偿付到二十世纪中叶。这清楚地说明了法国大革命号称的平等目标与殖民现实之间的矛盾，说明财产被真正神圣化为不容质疑之物。托克维尔这类人当时的论证是：如果开始不加补偿地没收这类财产，你又会不知道该在哪里停下。一个人过去拥有奴隶，后来卖掉了种植园，现在在巴黎拥有一栋楼或一个金融资产组合，你是不是也要让他把一部分财富吐出来？确实，对奴隶的公正补偿很可能意味着质疑所有的大财产所有者，而不只是废奴那一刻恰好拥有奴隶的人。所以那时财产的神圣化非常强。

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很多可说。英国1833年废奴时，也向英国奴隶主做了全额补偿。伦敦大学学院有一个团队公布了全部数据，分析了这笔补偿在十九世纪英国所起的作用，几年前刚刚发表。书里有更多讨论。

殖民地的不平等顶峰

更一般地说，从历史角度看极端的收入不平等，海地这样的奴隶制社会是最极端的案例。但南非、阿尔及利亚，以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殖民地社会，普遍都处于不平等的极端。我不展开所有细节，但看1930年前后的阿尔及利亚，我们整理了法国殖民地的历史数据，托尼·阿特金森也对非洲的英国殖民地做了同样的工作，收入不平等程度甚至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社会。这与财产的极端不平等有关，也与明显偏向殖民者的法律制度和教育制度有关。这里是1950年阿尔及利亚教育支出的集中程度，那几乎已经到独立前夕了。实际上，占人口10%的顶层，也就是法国和欧洲移民，得到了全国教育投资的80%以上。作为对照，当时法国国内的教育体系也很不平等，即使今天，法国最富10%得到的教育投资也接近底层50%的一半，考虑到前者人数只有后者的五分之一，这已经很多了。但殖民地的教育投资不平等，比这要极端得多。

累进税的发明

让我加快一点，讲二十世纪不平等的缩减。它伴随着对财产意识形态相当激进的质疑。使之成为可能的，是十九世纪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社会主义运动，它们为这一演变做了铺垫。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转变中作用重大。但正如我在书里强调的，长期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变化才是转变得以发生的前提。暴力危机加速了它，而这些危机本身也可以看作国内和国际不平等造成的强烈张力的后果。

二十世纪不平等的缩减有几种形式。第一种是我所说的累进税的发明。可以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适用于最高收入的最高税率并不高。法国是最后一个开征所得税的国家，1914年才设立，原因前面说过。但一战之后，许多国家有了非常高的最高税率，美国带头，1920年前后就开始，罗斯福时期更甚。1930年到1980年，美国最高所得税率平均超过80%。这显然没有摧毁美国资本主义，否则我们早该注意到了。如果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这一时期的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速远高于里根时代大幅削减最高税率之后。我知道很多人至今仍难以面对这场讨论，但这是我们历史遗产的一部分。我在书里试图重新评价这项政策，主张它促成了不平等的缩减，也使得整体税负的上升能为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所接受。今天累进性大幅下降带来的问题，正是中产阶级和最贫困群体开始质疑税收的正当性。而在当时，累进税让税负的上升和基础设施与教育公共投资的融资变得可行，最终促进了整体的经济繁荣。至少这是我的论点。

刚才说的是法定最高税率。如果看实际税率，把所得税和间接税都算上，美国最顶层群体在相当长时期内承担了60%到70%的实际税率，里根年代之后彻底消失。遗产税也经历了同样的累进税发明，美国、英国、日本的最高税率曾达到70%到80%。法国和德国一般较低，部分原因是财富再分配通过其他途径发生：战争造成的破坏，以及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我认为累进税是一种更文明的方式。在这一时期末尾，这些国家仍有30%到55%的最高遗产税率，日本几年前刚把最高遗产税率提高到55%。

资本积累的国际矛盾

使这一转变成为可能的政治矛盾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资本积累的国际矛盾。这幅图显示的是直到1914年英国和法国的财产持有者在世界其他地方拥有的海外资产。可以看到，一战期间出现巨大的下跌，原因有几个：有直接的没收，比如俄国政府债券被作废；有通货膨胀和世界各地股市上财产价值的损失；还有英法财产持有者不得不出售大量海外资产，用以支付战争开销，并借钱给本国政府。到二战结束时，海外资产基本所剩无几。

作为对照，我在图的末端标出了今天日本、德国、中国的海外资产占各自国民收入的比例。这是近几十年贸易顺差最大、在世界其他地方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的三个国家。数额已经相当可观，但与当年的法国和英国相比仍然小得多。当年的法国和英国从海外资本收入中得到的钱如此之多，英国相当于国民收入的额外10%，法国是额外5%，以至于它们可以承受长期的贸易逆差，1880年到1914年平均每年占GDP的1%到3%。这不成问题，因为它们不仅可以用资本收入弥补贸易逆差，还能继续购买世界的其余部分。这个过程确实可以走得很远。即使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很难想象它能长期持续下去，因为被拥有的国家，尤其是殖民帝国内的国家，迟早会不同意。去殖民化运动和独立运动就是对此的第一波政治反应。还有与德国的竞争。德国的海外资产积累落在后面，没有同样的殖民帝国，但到十九世纪末已经成为欧洲主要的制造业和人口大国。这种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我认为这是十九世纪资本积累体系的重大内在矛盾之一，它最终导致了这个体系的毁灭。

战后如何甩掉公债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海外资产有很大一部分转化成了公债。三十年后的图上，英国、法国、德国的公债在1950年达到国民收入的200%到300%。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拥有海外资产和殖民地资产的人把资产卖掉，借钱给政府打仗的结果。有意思的是，1950年前后，尤其是德国和法国政府，决定不偿还这笔债务。法国的做法是大幅通胀来消化债务。德国的做法更聪明。德国在1920年代已经经历过严重通胀，这固然消灭了公债，但也有许多负面后果。所以1948年到1952年，德国政府实施了一套更有想象力的制度，本质上是对私人财富，特别是私人金融资产组合，征收高度累进的税：财富少的人税率不到5%，大财富的税率高达80%到90%。这些私人金融资产组合中有很多是公债，因为当时政府发了大量债券。以90%的税率对公债征税来削减公债，听上去有点套套逻辑，但总得有人付账。日本当时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对巨额私人财富征收高达80%到90%的一次性财富税。

今天，半个世纪、七十年之后再说这话当然容易，但这些策略是成功的，它们让公债很快降下来，使德国、日本和大多数欧洲国家能够在1950年代、1960年代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和教育，而不必背负沉重的公债。必须认识到，当时本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这些国家可以决定既不通胀也不征一次性财富税，老老实实偿还公债。但那样的话，我们今天还在付利息。当你要偿还相当于国民收入200%的债务时，即使有很大的基本财政盈余，也可能到今天还没还完。这实际上意味着永远向战前拥有海外资产的人或他们的子女付钱。我认为那会是相当愚蠢的选择，幸好做出了不同的决定。但这需要对私人财产的正当性进行深刻质疑，尤其是在有重建这样更优先的事务的时候。我认为今天记住这些教训很重要，因为我们也面临着其他优先事务，比如全球变暖和不平等。语境与重建时期不同，但这段经历仍有可学之处。

共产主义的崩溃

现在讲最近这段时期不平等的回升。我说过，1980年代、1990年代有两大变化导致了不平等的反弹。一是共产主义的垮台，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超级资本主义最好的盟友，至少我在书里是这么论证的。我认为它助长了一种普遍的幻灭，让人们不再相信公正的经济是可能的。二是里根主义，而里根主义的最终失败也助长了我们今天的幻灭。

让我加快。看苏联时代俄国的收入不平等数据，我们发现货币不平等相对较小。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不平等，也谈不上完全平等，但归根结底与西欧相差不大。问题主要出在财产制度上，中央集权的国家所有制显然运转不好。无论如何，苏联解体之后是休克疗法，极快的私有化使一小群寡头受益，其中有些人现在住在伦敦、巴黎和各种地方。重点是不平等急剧上升，图上末端的红线很可能还是低估。伴随而来的是极度的不透明。这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加布里埃尔·祖克曼关于逃税的数据，可以看到俄国在逃税方面居于世界前列，与海湾国家并列。私有化之后，俄国的财富集中程度大幅上升，中国也是。看最富10%的份额，俄国和中国都非常迅速地逼近了美国的水平，而考虑到数据来源的局限，这很可能还是低估。

重点在于，今天的俄国完全没有累进所得税，税率一律13%，不管你每月收入一百卢布还是十亿卢布。就连特朗普也不敢提这样的方案，不敢走这么远。俄国和中国完全没有遗产税，税率为零。香港是个相当惊人的例子，回归共产主义政权之后，反而废除了遗产税，变得更不平等了。今天在亚洲，如果你有大笔私人财富要传给后代，应该去共产主义的中国离世。因为如果去资本主义的台湾、资本主义的韩国或资本主义的日本，你得交40%、50%的遗产税，日本甚至是55%，而且是最近才提高的，尽管日本当时是中右政府，也并不以左翼政治文化著称。中国和俄国从彻底废除私有财产走到今天这一步，清楚地显示了这场重大的意识形态转向。它助长了今天不平等的上升，也加大了发展国际协调的难度。

里根主义的失败

1980年代的另一大转变是美国不平等的上升。可以看到，美国底层50%的收入份额，注意这里说的是收入而不只是财产，如今已经低于最富1%的份额。里根时期的许多政策造成了这一局面，最低工资被冻结，顶层收入群体大幅上升。当初的说法是，不平等的扩大和对顶层收入减税会激发创新、提高经济增长，这可以为不平等的扩大提供正当性。只要所有人的收入都在上升，包括底层，为什么不呢？问题在于，增长不但没有加快，反而降了一半。看绿线，这是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1950年到1990年每年2.2%，1990年到2020年每年1.1%。那要怎么讲这个故事呢？你得说，增长本来会降到四分之一，多亏里根的政策才只降了一半。我认为今天很难做这样的论证。我所说的里根主义的失败，就是它承诺削减顶层所得税会带来更高的增长，结果最高税率减了一半，增长率也减了一半。

顺带说一句，我并不是说增长率减半是因为最高税率减半。我认为还有另一个因素，在我看来是教育投资的停滞。美国历史上曾是教育的领先者，如今已经不是了，部分原因是1980年代以来极不平等的高等教育体系。但无论如何，降低最高所得税率、扩大不平等、制造更多更富的亿万富翁，显然不足以提升增长表现。我认为这助长了今天的幻灭感。特朗普这样的政治领袖试图为美国中产阶级和底层没有分享到繁荣找一个理由，通常给出的故事是：这是因为墨西哥的竞争，是因为中国，是因为世界其他地方把白人美国的辛苦劳动抢走了。这开始让人有点害怕。

婆罗门左翼

在政策转向减少再分配的同时，还可以看到，美国民主党、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选民结构发生了变化：从以受教育较少的选民为核心，变成在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中获得更多支持。我在其他国家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美国、法国、英国之外，瑞典、德国、挪威的演变也类似。教育分野的结构发生了转变，从战后受教育最少的群体投给广义社会民主党，变成这些政党成了教育竞赛赢家的政党。

我在书里尝试解释这一点，但不敢说有完美的答案，肯定还有其他解释。我论证的一部分是，这些政党在1980年代、1990年代逐渐放弃了任何雄心勃勃的再分配纲领。同时出现了新的教育挑战，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兴起，教育正义的定义比普及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年代更难。但无论如何，政治联盟的结构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在欧洲，选民对社会民主党乃至所有执政党的幻灭，导致了对欧盟的强烈不信任。

欧洲的社会裂痕

现在轮到讲脱欧了。这是2016年英国投票留在欧盟的选民结构。可以看到，只有收入、教育和财富的顶层群体投票留欧。我在法国或欧洲其他地方展示这幅图时，有时有人说，这是因为英国那些疯狂的民族主义者，我们能怎么办呢？可事实上，看法国1992年和2005年的两次公投，情况完全一样。法国有过两次关于欧洲的重大公投，1992年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创立欧元；2005年是欧盟宪法条约。同样，基本上只有最顶层的群体投票支持欧洲，底层50%投票反对。我要说明，两次公投我都投了赞成票，我是坚定的联邦主义者。但到了某个时候，你必须认真对待这一点。1992年、2005年、2016年，在两个与欧洲关系史截然不同的国家，都出现了对欧盟如此强烈的社会分野，你不能说这只是简单的误解，只要解释得更好，人们就会理解并开始支持欧洲。

我认为这意味着，欧盟的组织方式出了问题。它建立在商品、服务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原则之上，却没有任何共同税收，没有任何共同的社会政策、工资政策或教育政策，没有任何带有明确减少不平等目标的社会政策。这样的欧盟最终主要有利于流动性最强的群体，也就是金融资本或人力资本最多的社会群体。底层的人觉得，我认为这不只是一种感觉，他们没有得到同样多的好处，有时还要承受竞争加剧带来的社会伤害。税收政策尤其如此。你可以看到那套说辞：顶层的人很容易流动，所以不能对他们征税，因此要对不那么容易流动的群体多征税。可到了某个时候，这些不能流动的群体的反应就是：那好，我们退出这个体系。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矛盾，有点像我前面讲的国际资本积累的政治矛盾。那时候是殖民帝国的时代，是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今天的语境不同。但今天的矛盾是我们的选举民主在全球化面前遭遇的矛盾：官方说辞是全球化对所有人有利，带来所有人的繁荣，但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不这么看。这显然在非常严重地威胁整个进程。

国家之间也存在矛盾和误解。让我讲快一点。从德国或法国的角度看今天的东欧国家，我们只看到绿线，也就是欧盟预算向东欧的公共转移支付，数额相当大，占GDP的2%、3%、4%。但在东欧，人们更多想到的是私人利润的外流。波兰、捷克的工资涨幅没有人们预期的那么大，德国、法国和其他西方投资者在这些国家的投资获得了巨大的利润率。从法国或德国的角度，一种可能的态度是说：工资和利润的水平我们无能为力，这是自由公平竞争的结果，我们只应该看市场均衡之后的公共转移支付，而公共转移支付体现了西欧富国的慷慨。可问题是，工资和利润的水平也取决于法律制度、社会制度、工会和工人的议价能力，取决于有没有社会政策的协调。鉴于利润外流的规模，你必须接受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关于公债危机，同样存在误解。这是欧元区的利率和公债。1999年到2009年利率完全趋同，2009年之后出现巨大的金融投机，最后欧洲央行入场，局面在末尾稳定下来。但对于这段时期发生了什么、将来该怎么办，各国之间仍有很多误解。典型的情形是，利率为零的法国和德国倾向于对希腊说：你在市场上本来要付10%的利率，我们以零利率或1%借来钱，以4%或5%借给你，我们对你非常慷慨了。而希腊那边对事件有不同的解读：你们在我们身上赚了一大笔金融差价。两种说法都对，取决于你的参照点是什么。市场利率是参照点吗？就像前面工资份额的例子一样。还是说你认为这个市场根本不该存在？因为如果有共同货币，就需要共同的利率、共同的公债，需要一个欧元区议会来决定赤字水平。在美国，如果美联储每天早上都要在加利福尼亚、路易斯安那、纽约的利率之间做选择，那会是一团糟。归根结底，这套体系连从德国和荷兰储户的角度看也不成功，他们拿到的是零利率，人人都不满意。对欧元区更民主的治理的恐惧，最终让所有人都失败，都憎恨这套体系。如果不尽快做出足够的改变，我不认为它能维持多久。

社会联邦主义

最后，我想谈几条对未来有积极意义的替代路径。简单说三点。一是教育正义。二是我在书里所说的社会的、临时的财产（social and temporary property），意思是必须在财产所有者的权利与工人的权利、地方政府的权利、环保组织的权利之间取得平衡。我认为可以大大扩展德国和北欧国家在共同管理（co-management）方面的做法。我们也可以促进财产的普及，所以我谈到了「人人有份的遗产」方向上的方案。我说过，这方面的讨论有很长的传统，新意在于，同时用遗产税和更重要的年度财富税的收入来支付这份人人有份的遗产，从而把个人积累限制在合理的规模之内。三是社会联邦主义，总的想法是，如果没有关于碳排放、社会正义和税收正义的明确目标，就不能有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交换。

我就讲到这里。我想再次强调，到某个时候，无论是因为气候危机、金融危机还是社会危机，我们都必须相当深刻地改变当前经济制度的运作方式。今天看到的民族主义道路也许更容易走，更容易解释，但最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很快就得回到这类讨论上来。包括眼下美国民主党初选中的一些动向，尽管他们在艾奥瓦州公布结果时遇到了麻烦，也表明事情可以变得很快。美国竞选中关于累进财富税的提案，与克林顿或布莱尔时代能听到的东西截然不同。这些事情的变化速度，总是快于许多观察者的想象。谢谢大家，期待各位的提问。

脱欧之后的不平等

现场的第一轮提问有三个。一位在这里读全球政治硕士的学生说，大家大概已经听腻了脱欧，但要问脱欧之后的不平等，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英国的不平等会出现剧烈变化，还是大体维持原样？一位伦敦大学学院的公共管理硕士学生问，要出现不平等的转折点或重大变化，政治上和社会上需要发生什么转变？还有一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国际战略与外交的学生说，我们大概都同意，在现有的资本主义模式下不平等无法消除，那么我是否设想现有的资本主义模式会以某种方式得到改革？主持人说这些都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确实容易得很。

脱欧之后的不平等，我认为脱欧只会加剧不平等上升的趋势，因为它会加剧税收竞争和社会竞争。我认为英国，至少在本届政府之下，会试图推动更多的税收竞争，以吸引流动性最强的经济行为者，也就是最有实力的公司和高收入、高财富的纳税人。我们走着看，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但这会是最自然的倾向。我知道本届政府声称要在区域不平等上有所作为，想用这样那样的办法留住北方的新选民，因为脱欧策略不可能每次选举都管用，他们得找点别的。但我不认为这是保守党最自然的意识形态路线，税收竞争的逻辑会是最强的一股力量。我们看看吧。

什么样的政治转变能改变这个体系？我认为当前的经济体系无法解决我们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它解决不了不平等上升的问题，也解决不了我们巨大的环境问题。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看我们对全球碳排放分布的估算。全球排放最多的1%的人，很大一部分来自北美，也有一部分来自欧洲。重要的是记住，这1%的排放最多，而全球底层50%的排放最少。所以很清楚，以今天的不平等水平，你解决不了气候问题。排放如此集中于顶层，这本身就必须处理。而且，如果想让中层和底层的人改变能源消费，就必须让他们相信顶层的人至少做出了同样多的努力。所以我认为，气候变化，以及人们日益意识到环境危机无法在当前的不平等水平和当前的经济体系下解决，可能成为推动你所问的那种政治转变的强大力量。话虽如此，没有人知道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要过多久才能唤起这种意识。也可能我们等不了那么久，会有别的危机，社会危机或金融危机，来推动政治转变。

最后一个问题，如何改革资本主义？我在书里强调的是，我们今天的财产制度和财产法律体系，已经与一百年前的资本主义大不相同。二十世纪以来，财产所有者的权利已经被工人的权利、地方政府的权利所平衡。今天你作为财产所有者，不能随便赶走房客或解雇工人，至少不像一个世纪前那么容易。法律体系已经变了很多。有些国家，比如我提到的瑞典和德国的共同管理法，公司董事会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席位属于工人代表。这意味着，比如在德国的大公司，工人代表占董事会一半席位，如果再加上工人持有公司10%或20%的股权，或者地方政府持有这样的份额，你就可以改变公司的多数，尽管有一个股东持有80%或90%的股份。这是一种与「一股一票」的标准观念截然不同的财产制度和财产权利，而「一股一票」在英国、美国，实际上在法国也仍然通行。这个例子表明，这类变革不需要全世界一起走，德国和瑞典已经做了半个世纪，而且效果相当好。它不是理想的制度，但让工人更好地参与到公司的长期战略中。我认为可以沿着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

我在书里所说的参与式社会主义，或者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叫二十一世纪的社会民主，就是在这些方案的基础上，在二十世纪行之有效的经验上继续建设：教育正义和教育平等，共同管理，更多的工人权利，累进税。我说过，我认为可以比二十世纪走得更远，把制度推向这样一种状态：仍然有规模合理的私有财产，但没有私有财产和财产所有者权力的过度集中，财富及其附带的经济权力处于永久的流转之中。因为归根结底，我们生活在一个受教育程度前所未有的社会里，需要广大人群非常广泛地参与经济，避免今天有时出现的那种权力的高度集中。

人人有份的遗产

主持人接着问了两个问题，先问财富。书里大量谈到财富的作用，包括财富税，也包括把财富而非收入转移给下一代的重要性，这是书中一个重要的主题。能不能更具体地说说，尤其是向下一代转移财富的部分会如何运作？

我认为收入再分配非常重要，书里谈了薪资等级，谈了全民基本收入，这些都很重要。但我认为这还不够，因为财富和财产所有权才让你有可能规划未来，有时候是创办企业，但更重要的是让你处于不同的谈判地位。如果你拥有自己的公寓，在伦敦也许不行，但英国和法国还有很多城市买房便宜得多，你的处境就完全不同于必须月复一月交房租的人。后者必须以任何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因为别无选择，房租总要付。所以，有一些财产而不是一无所有，对社会的整体权力结构和议价结构有很大影响，对工资谈判、对创业都有巨大的后果。

看今天的情形。这是法国这样的国家的财富分布，英国的数字会非常接近。今天法国或英国每个成年人的平均财富大约是二十万欧元，中位数则接近十万。分布顶端把平均值拉高了，中位数只有十万。底层50%几乎一无所有。我前面说过，底层50%拥有的财富大约占总财富的5%，也就是说他们的平均财富只有整体平均值的十分之一：占人口一半，占财富5%，人均大约两万欧元，而不是二十万。他们拥有的很少，而且在所有年龄组内都是如此。我要说明，这不是年轻人现在穷、将来会富的问题。有些人确实会富起来，但很抱歉，平均而言，二十到三十五岁、三十五到五十岁、六十五岁以上，每个年龄组内部的财富集中程度都一样大，底层50%在每个年龄组里拥有的财富都不到10%。

所以我在书里描述的一种方案，就是人人有份的遗产。这里有一个具体的提案，我算了数字：用书里描述的那种累进遗产税和累进财富税，可以在每个人二十五岁时支付十二万欧元的遗产。过去也有过其他提案。十八世纪的托马斯·潘恩是英裔美国革命者，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他都参与和鼓吹，他提议用累进遗产税来支付一笔普遍的资本，尤其是用于获得土地财产。晚近得多的托尼·阿特金森提议用遗产税收入来支付一笔普遍资本。这里的新意是把这个想法推得更远，把年度财富税的收入也用于此，从而达到显著得多的水平。可以逐步推进，可以慢慢考虑。但我认为，要改变社会的权力结构，这确实是必要的。

在法国，这个提案引来很多反应，尤其来自商业媒体和与商界关系密切的报纸。他们自称拥护经济自由主义，可看到这个提案时却说：把十二万欧元给这些可怜的孩子，给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子女，他们拿这笔钱能干什么？这不是会削弱他们工作的动力吗？也许应该对他们怎么花这笔钱加以限制。可同样是这些人，对有人继承一百万或一千万毫无意见，那种情况就不需要对钱的用途设限，因为众所周知，那些人总是会做出非常聪明的选择。所以有时候，经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用来捍卫一小撮精英的自由，而不是所有人的自由。

我要说，这里提出的方案一点也不激进。给各位一些数字：本来会得到零或一万欧元的人，也就是一半人口，甚至底层三分之二的人口，本来什么都得不到，在这个方案下会得到十二万。本来会继承一百万欧元的人，在我描述的制度下仍能得到六十二万。十二万与六十二万之间仍有巨大差距。如果问我的意见，可以比这走得更远。但如果不处理财产普及和人人有份的遗产这个问题，我认为你会错过很重要的东西。最后一点，让人们在更年轻的时候就能获得财产非常重要。即使在一个父母财富完全平等的社会里，你也可能希望把遗产社会化，让人们在二十五岁而不是五十岁时得到它。

主持人说，我面对的听众早已被说服了，于是开放第二轮提问。

左翼为何失去工人

一位来自丹麦、研究环境政策与监管的学生说，我展示的高学历者更倾向投左翼的图很有意思，她想知道我怎么看：是社会民主党抛弃了自己的选民，抛弃了历史上的选民基础吗？发生了什么，又该怎么办？主持人称之为「婆罗门左翼」（Brahmin left）问题。一位智利听众说，我见过智利现在的一些反对派领袖，很了解智利的局势。智利正经历四十年来最大的危机，不平等是这场动荡的核心。上周智利开始讨论对遗产设限。智利最富1%掌握全国25%甚至更多的财富。对遗产设限能怎样惠及智利，让它更平等？最后一位听众说，我在为公平增长辩护时提到了气候危机，但无论3%的指数增长分配得多么公平，它与地球的边界相容吗？反过来问，稳态经济或去增长，会不会反而让人们更专注于分配的平等？

先讲婆罗门左翼的问题。问题是，曾经吸引低学历群体的社会民主党，为什么随着时间推移变成了高学历者的政党。首先要说明，我不敢说有完整的答案。我在书里做的，首先是为这一变化提供证据。这是一个新的比较研究项目，我们正在写一本书，有几十章，分国别讨论。《资本与意识形态》里我展示了美国、法国、英国的例子，也给出了德国、瑞典、挪威、意大利等几个国家的一些结果，但只是主要发现的概述，我们还在研究更多国家。比较不同国家，本身就是理解发生了什么的一种方式。引人注目的是，所有这些国家的演变都很相似。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美国，长期以来的说法是：民权运动之后，民主党在1960年代扛起了废除种族隔离的事业，于是开始失去一部分不太喜欢种族平等的低学历白人选民，他们转向了共和党，先是尼克松，然后是里根，最后是特朗普。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民主党对此似乎没什么责任，是这些贫穷的白人选民太种族主义了，我们无能为力，已经尽力挽留了。按这个故事，是穷人抛弃了左翼，而不是相反。

这个故事的问题在于，法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出现了非常相似的演变，而那里并没有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你可以说，欧洲日益突出的移民冲突扮演了类似角色，只是来得晚得多，要到1980年代、1990年代、2000年代才真正突出。而在移民问题从未真正突出的国家，同样的演变也出现了。所以我在书里想说的是，这更多与政策纲领和政策平台的转变有关，归根结底与社会民主党缺乏再分配的雄心有关，尤其是在教育政策上。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社会民主党有一个相对平等的教育纲领：为所有人投资初等教育，然后是中等教育，让每个人都读完中学。到了1980年代、1990年代，随着高等教育的兴起，这个平等主义的纲领不知不觉被放弃了，某些情况下大学入学机会上还充斥着虚伪。

书里有一幅图，是美国父母收入与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之间的关系。这是伊曼纽尔·赛斯和拉杰·切蒂整理的数据，写前几本书时我还没有这样的数据，那时它们还不存在。现在我们能把父母的所得税申报与学生的社会保障号码匹配起来，画出这样的图。可以看到，它几乎是一条四十五度的直线。也不完全是：父母贫穷时，你仍有25%的机会上大学；父母富有时，你只有95%的机会。而这还是低估了机会的不平等，因为顶端的人能进的大学和底端的人能进的大学，当然不是同一类。

实际上，如果看教育投资的数额，也就是花的钱，你会发现即使在法国这样号称更平等的公立体系里，情况也一样。这是法国教育投资的集中程度，表示方式不太一样。我看的是2018年完成学业的所有学生，计算他们在整个求学过程中，从小学、中学到高等教育，得到的公共教育投资总额。平均值大约是十二万欧元，但从六七万到二十五万、三十万不等。低端是十七八岁就离开学校的人，高端是接受非常优越的高等教育的人。法国的精英大学校体系，实际上是把多得多的钱投在一小部分学生身上。中间是普通大学体系里的人，得到的投资不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体系有多么虚伪：顶端的人比底端的人多得到二十万欧元的投资。这里横轴不是父母收入，只是就读最昂贵课程的人，其中有些人确实来自低收入家庭。但平均而言，这当然与父母收入相关。结果就是，公共投资往往放大了初始的不平等。我前面谈人人有份的遗产，这里的一些人得到的是双份遗产，多拿二十万欧元。

所以我认为，社会民主党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提出足够有说服力的教育正义目标。在高等教育时代定义教育正义，比在目标只是让所有人读完小学和中学的年代复杂得多。所以不是世界没有变、社会民主党却放弃了再分配，而是世界变了，出现了新的挑战，社会民主党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更新自己的纲领。至少这是我讲的故事。而且不只是教育，还有一般意义上的再分配、累进税、金融放松管制，可以提的话题很多。我不能每个问题都讲这么长，时间不够。

智利的转折点

智利近几个月反对不平等、要求更多经济正义的示威和抗议，我认为非常重要。它表明，在许多方面，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上。在许多国家，智利，黎巴嫩，去年法国的黄背心运动，都出现了对经济正义的要求，人们感到经济体系以有偏向的方式运行，偏向最高收入和最高财富群体。就智利而言，这在我看来相当清楚。你提到遗产税和财富税，拉丁美洲，尤其是智利和巴西，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就智利来说，你比我更清楚，皮诺切特之后的转型从未质疑过巨大不平等的基础，包括宪法基础，无论是财富上的不平等，还是教育体系上的不平等，尤其是私立教育的盛行，甚至小学阶段就有营利性学校。这里有一种不平等的意识形态，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为这份遗产出过力。我认为这必须改变，而且我认为这场政治动员会推动这种改变。

增长与地球的边界

最后是气候与增长的问题：我们能不能永远保持3%的增长或正增长，同时解决气候危机？答案是不能。我认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经济进步的概念，必须改变用来衡量经济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经济指标。有几种做法。一种我要提的是，我一直尽量使用国民收入（national income）而不是GDP。两者有两处不同：国民收入等于GDP减去流向国外的资本收入，再减去固定资本消耗，而固定资本消耗原则上应该包括自然资本的消耗。如果你从地下开采一千亿欧元的石油储备，或者从海洋捕捞一千亿欧元的鱼，你有一千亿欧元的GDP，国民收入却是零，因为你的资本存量减少了同样的数额。而且，如果你烧掉石油和天然气，造成全球变暖，让地球上的生活难以忍受，那么给碳排放的负面影响定一个价格之后，你的国民收入应该是负的，而不是正的GDP。所以，改变经济指标，无论是企业的还是国民账户的，可以彻底改变对同一种经济战略的看法。

但这还不够。你还需要直接的环境指标，包括碳排放，我前面展示了碳排放分布的数据，还有生物多样性。不过我认为纯粹的环境指标也不够，因为你仍然需要某种收入、工资或财富的概念，才能建立某种社会正义的规范，来决定环境政策的税负和调整负担如何分配。所以我认为，抛弃所有收入增长或工资增长的指标，只用纯粹的环境指标，是一个错误。将来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而且必须强调这些指标的分布：谁在承受全球变暖的后果，谁得到什么样的收入，而不只是看总量和平均值。这就是我们在巴黎经济学院的世界不平等数据库所做的工作，当然也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国际不平等研究所所做的工作。令人高兴的是，社会科学中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不只在经济学，也在其他所有学科，关注不平等的演变，有时比我在经济系的亲爱的同事们更务实地研究不平等。我们需要每个人都参与到社会科学中不平等研究的复兴中来。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