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Singer | It Is NOT Immoral To Be A Billionaire (8/8) | Oxford Union

编者按：本文是澳大利亚道德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牛津辩论社（Oxford Union）就「本院认为身为亿万富翁即属不道德」这一辩题发表的反方演讲。辛格著有《动物解放》《你能拯救的生命》，是功利主义与有效利他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此番站在反方，本身就颇有意味。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

为何站在反方

非常感谢主席女士。能来到牛津辩论社发言，我很荣幸。

我得先向各位透露一个小秘密：我为什么会站在反对这项动议的一边。最初收到邀请时，委员会似乎认定我会支持正方，于是把动议原文发给了我，各位都记得，措辞是「本院认为身为亿万富翁即属不道德」。我回复说，抱歉，这个动议我实在没法支持。因为它暗示的是，一个人在成为亿万富翁的那一刻就变得不道德了，可事实上，有好几位亿万富翁（他们或许不是多数，但确实有好几位）正在深思熟虑地捐出自己百分之九十九的财富，认真考虑哪些事业最值得投入。我说，如果你们把动议改成「死时仍是亿万富翁即属不道德」，我很乐意站在正方，而且我真的会这么做。可委员会自有它的考量，选择不改动议。

承认税制理想，但辩题不是它

还有另一个可能的动议，我同样乐意站在正方：「更好的做法是建立一套税制，让人根本不可能成为亿万富翁，并把税收用于帮助穷人、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正方提到的其他种种目的。」但这也不是我们今天要辩的动议。

所以，恕我直言，各位刚才听到的梅泽伯顿教授的发言，其实并没有切中题目。我可以同意，如果我们有更高的税率，有一个真正能把钱高效分配到最需要之处的民主政体，去解决牛津的无家可归问题（如各位所愿）、去应对气候变化、去帮助极端贫困中的人们，让全世界较穷的那一半、也就是三十七亿人过得更好，那当然会好得多。这些事都是好事。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不是那样。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人可以成为亿万富翁的世界，而且已经有很多人成了亿万富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很多人，如果各位愿意，我甚至可以承认是大多数人，在道德上是麻木的，因为他们没有认真思考如何最有效地捐出财富。

辩题的语法：全称现在时

但摆在我们面前的动议用的是现在时。它说的是「是不道德的」，这是现在时陈述式，不是条件式，不是「在另一套制度之下会是不道德的」。而且它是全称判断：它没有说「大多数」，没有说「典型的」，只是说「身为亿万富翁即属不道德」。恕我对那边的布莱恩直言，我认为这句话必须按字面理解。各位要明白，作为搞哲学的人，我们不能擅自往动议里塞进什么「平均水平」或「亿万富翁的刻板形象」之类的意思。各位如果投票支持这项动议，就是在谴责所有身为亿万富翁的人。

那么让我们更具体地想一想，各位到底在做什么。

盖茨与巴菲特：捐赠与改税

各位是在说，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是不道德的。尽管他们设立了盖茨基金会，其运作所遵循的信念在基金会网站上写得醒目：所有生命同等珍贵（all lives are equal）。比尔·盖茨讲过，当他发现儿童竟然死于腹泻这样简单的、我们早已知道如何治愈的疾病时，他有多么震惊，于是他想为此做点什么。到目前为止，盖茨夫妇已经向基金会投入了五百亿美元，后面还会有更多。各位是在说他们不道德，尽管他们无疑已经挽救了几百万条生命（基金会至今已运行十九年，完全有这个能力），挽救的人数或许比当今世上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多。

各位也是在说，沃伦·巴菲特是不道德的。为什么？巴菲特已向盖茨基金会捐出三百多亿美元，并表示计划捐出自己百分之九十九的财富。他还设立了一个叫「负责任的财富」（Responsible Wealth）的组织，专门倡导遗产税这类政策。换句话说，这是世上最富有的人之一，站出来说：美国实际上没有遗产税，这是一桩丑闻；遗产税是公平的税，富人就应该缴纳；你不应该能把巨额财富传给继承人。巴菲特还公开说过，有些亿万富翁能钻税法漏洞，实际税率比他的秘书还低，这是丑闻，他正在努力改变这种状况。

所以，这些人不但在捐钱，还在努力改变正方诸位所批评的这套制度本身。

Steyer 夫妇：以政治捐款推动变革

也许各位会说，慈善不是正道，我们需要的是严肃的政治变革，从根本上改变制度。好。但各位如果投票支持这项动议，就是在说汤姆·斯泰尔（Tom Steyer）和他的妻子凯特·泰勒（Kat Taylor）是不道德的。他们是美国民主党政治的最大捐助者。他们大力支持了奥巴马的两次竞选，支持了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支持了许多国会候选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在二〇一八年选举中胜出。他们尤其关注气候变化，为此成立了一个叫「下一代美国」（NextGen America）的非营利组织，尽力让气候变化在政治舞台上成为更受关注的议题。斯泰尔本人也表示，他赞成提高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所以，他也是在努力改变这套制度。

Moskovitz 夫妇与有效利他主义

各位还在谴责达斯汀·莫斯科维茨（Dustin Moskovitz）和卡丽·图纳（Cari Tuna）不道德。正方有人说，一个人要成为亿万富翁，总归是以某种方式剥削了别人。莫斯科维茨的好运在于，他是脸书的联合创始人之一，我猜他当时不过是在写代码。他写了些代码，于是变得非常富有，成了亿万富翁。各位当中，如果有人认为脸书本身就是彻头彻尾不道德的东西，你不该与它有任何瓜葛，因此你自己没有任何脸书账号、从不浏览任何脸书页面，那么你如果愿意，尽可以投票支持正方，因为你认为任何通过脸书致富的亿万富翁都是不道德的。你有这个资格。但其余的各位，我不认为你们有任何立场去谴责那些靠脸书赚到数十亿的人，尤其是像莫斯科维茨和图纳这样的人：他们随后认真思考了如何把几乎全部财富捐出去。

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资助了 GiveWell，这个组织专门评估哪些致力于减少全球贫困的慈善机构最为出色。他们还设立了另一个组织「开放慈善」（Open Philanthropy），探索推动变革的其他途径，不一定是为穷人服务的传统慈善，也可能是政治变革，或者其他各种改革，完全开放。他们已经捐出了大笔资金，顺带一提，他们也资助了就在牛津这里的有效利他主义中心（Centre for Effective Altruism）。

有效捐赠需要时间与研究

他们捐出大笔资金的同时，还在请真正聪明的人去研究：钱花在哪里价值最大。所以，各位如果投票支持这项动议，实际上是在说：一旦你有了十亿，就得赶紧把它甩掉，否则你就是不道德的。而他们的回答是，抱歉，我没有时间这么做。他们的意思是，要把几十亿美元有效地捐出去，需要思考，需要研究，不可能一下子全捐完，否则大部分钱会被浪费掉。你得确保钱花得尽可能好，不然就是浪费。而浪费的后果可能是：更多人死于可预防的疾病；政治改革无法成功；本来有办法减缓的气候变化继续恶化。要弄清这些，是需要下功夫思考的。

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应当尊重的。我承认，这样做的亿万富翁相对少，非常少，但我们不该对亿万富翁一概而论地谴责，而各位如果投票支持这项动议，做的恰恰就是这种一概而论的谴责。

税收替代用途：边境墙与军费

还有一种说法，我想上一位发言人也提到了：我们要建设一套不同的制度，由民主政体掌控钱的去向，决定哪些事业最值得，然后把钱投进去。好，我再说一遍，我当然愿意和各位一起去建设这样的政体：民主结构健全，税制良好，税收用于最好的目的。也许确实有些国家在这方面运转得不错，如果我们把讨论范围限定在比如瑞典，也许可以认为那里的制度已经够好，足以在此基础上运作。但我们谈的不是那种情况。我们谈的可能是美国。在美国，如果更多的钱进入税收，会发生什么？唐纳德·特朗普会有更多钱去修他的边境墙。和比尔·盖茨、梅琳达·盖茨正在做的事相比，这可真是绝妙的用钱方式，不是吗？或者钱会流向更多军费，流向更多卖给沙特的武器，而沙特眼下正把美国武器用在也门，制造近几十年来最恶劣的人权暴行之一。

这才是我们所处的制度。我不得不说，我很庆幸盖茨、巴菲特、图纳、莫斯科维茨、斯泰尔、泰勒这些人手里真的有钱，能投到真正有价值的事业上去。

脱欧顾问费与逐字审题

而且这不只是美国的问题。几天前我抵达英国的那一天，翻开报纸就看到，英国政府为脱欧谈判向顾问支付了九千七百万英镑。各位真的宁愿税收拿去付脱欧谈判的顾问费，九千七百万英镑，而不是投到我刚才描述的、那些慈善亿万富翁正在推进的事业上吗？我可不这么认为。

所以我敦促各位，在思考这项动议时，请合理地按字面来理解。如果本院是一个做决定的机构，那就应当审慎地做决定。如果我们是议会，我们不会愿意通过一项措辞草率、导致我们不愿看到的后果的立法。而当我们在对道德发表声明，对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真实存在的人的道德发表声明时，我认为在匆忙对他们全体下判断之前，我们应当格外谨慎。

放下偏见，就辩题投票

因此，鉴于这项动议的措辞方式，我敦促各位认真思考，暂且放下你们的进步理念。这些理念我无疑也认同，但它们可能让你们产生偏见，觉得「哦，亿万富翁坏，制度不公，二十六个亿万富翁的财富等于三十七亿人的总和，或者不管具体数字是多少，这制度太糟糕了，我们得投票支持这项动议」。不。各位应该说的是：我希望改天有机会讨论另一项动议，届时我们可以好好谈谈制度问题。但今天，我要就摆在面前的这项动议投票，而这意味着，我必须投反对票。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