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莫里茨
帕帕特里克·奥肖内西迈克尔·莫里茨(Michael Moritz)为《时代》周刊做过记者,后来在红杉资本投出了谷歌、PayPal、雅虎、Stripe,并在一九九六年到二〇一二年间执掌这家公司。这次对谈缘起于他的新书:一部回溯自己纳粹难民家庭往事的作品,话题由此蔓延到童年的印记、识人的方法、偏执与代价、风险投资的今昔、伟人史观、人工智能,以及「成为你自己」这件终身难题。他谈到乔布斯、弗格森、马斯克、唐·瓦伦丁,也谈到母亲、妻子和旧金山。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
主持人: 您当年在《时代》周刊遇上的那桩乔布斯的事,实在耐人寻味,我想对您来说也相当难堪。
莫里茨: 遗憾的是,那件事之后,我和史蒂夫的关系再也没有修复过。
主持人: 您敬畏他吗?
莫里茨: 不。
主持人: 您敬畏过任何人吗?
莫里茨: 我认识的那些做成了惊人之事的人,同时也都是有缺陷的人。你要是跟他们熟了,就会看到那一面。近距离看见了,就很难再对谁心怀敬畏,因为你看到的不只是他们的成就和美德,还有他们的缺陷。
主持人: 读您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说法一直留在我脑子里:一个人在哪里终止,另一个人又从哪里开始?您深入挖掘了个人历史、家族史、血脉传承对一个人的塑造。我从好几个角度对这件事感兴趣:作为父亲,作为对历史感兴趣的人,作为对遗传、先天与后天感兴趣的人。如果把整本书归结成这个问题,您的答案是什么?在这样一场对自家历史的深究之后,您想明白了什么?
莫里茨: 写这本书带来的一个我并没有预料到的收获,是发现了我自己是谁,以及我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那是写作意外馈赠给我的礼物,它来自对家族过往的探究,尤其是对我父母的探究,来自回头去发掘那些很深的童年记忆,发掘我们家里的气氛,以及我成长其中的那个氛围。这些帮我理解了很多事情:为什么我是我,为什么我会以特定的方式对某些事情作出反应。因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孩子身上留下印记,这是无意识的,显然在所谓成长关键期尤其如此。我不是儿童问题的专家,也不是什么科学家,但在你十二岁、十三岁、十四岁之前,那些被你以某种方式吸收进去的印记,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会伴随你一生。
莫里茨: 天使和魔鬼都在里面,你要跟它们打一辈子交道。
主持人: 您的天使和魔鬼是什么?我特别好奇的是,您把自己出了名的那套方法用在了自己身上,也就是专注于一个人最初的十四年。这番自我审视让您对自己有了什么新的理解?
莫里茨: 如你所知,也如书里所写,我是在一个从纳粹德国逃到威尔士的难民家庭里长大的。难民这个身份本身就意味着少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威尔士,犹太难民更是少数中的少数。今天人们看着我,会想,这不就是个上了年纪的白人男性吗,哪里算什么少数族裔。我能理解这种看法,但重要的是一个人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别人怎么看你。这件事在很多方面触动了我。我父母虽然从来没有进过集中营,他们在三十年代就出来了,但他们很不愿意用「幸存者」这个词,因为在他们看来,幸存者指的是真正从集中营里活下来的人。他们是难民,以自己的方式活了下来。那种不管概率多低都要活下去的动力,虽然我成长中面对的处境根本无法和我父母相比,但我想,这种求生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靠机敏活着,对别人的动机高度怀疑,时刻琢磨坏事会在哪里、以什么方式发生,并且提前设防。
莫里茨: 我想,这至少给了我,当时我并不明白,事后回头看才明白,一种如果没有那样的家庭底色就不会有的驱动力和韧劲。
主持人: 当您研究这些、回想自己的童年时,这种东西是怎么从父母传到您身上的?是靠他们讲的故事吗?
莫里茨: 绝对不是靠故事,因为他们不讲。那些故事我一直到坐下来动笔写这本书时才真正知道。我当然知道历史的大致轮廓,知道他们和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卷进了那场悲惨、凶暴、灾难性的旋风,但他们不会谈论细节,只有粗线条,那些细节是我很久以后开始构思这本书时才产生兴趣去追问的。所以我想,传下来的更多是日常的行为方式,是对事情、对时局的反应,是那种厄运离得并不远的感觉,以及既然过去发生过恐怖的事,那么在日常生活里就必须保持警觉与戒备。
主持人: 书里有几个故事,尤其有一个,讲了两个人,一个决定留在德国,一个决定离开。在幸存者、局外人这个话题上,这个对照非常动人:形势变化时,要早早察觉,而不是加倍下注、继续留守。能讲讲这个故事,以及您从中学到了什么吗?
莫里茨: 帕特里克,你说的这两个人,是我的两位祖辈,一位是我的外祖父,一位是我的祖父。先说我祖父,他是公务员,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做基层法官。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知怎么从凡尔登的地狱里活了下来,还拿到了铁十字勋章。我想,他非常笃信德意志国家,笃信国家所提供的安全感。后来到了一九三三年,他丢了工作。但我的判断是,因为他是公务员,天性保守,天性谨慎,同时又深信国家的力量、国家的延续、国家的稳固,相信风暴终究会过去。他还有一份养老金,那份养老金对他而言是极重要的生存依靠。我想是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让他虽然对周遭发生的事显然并非视而不见,却更不愿意离开德国,一直拖到太晚。
莫里茨: 人们还常常忘了,即便你决定要走,路上也横着各种障碍。你得找到一个愿意接收你的地方,你还得向纳粹政府缴纳高额的税款,才能拿到出境签证。种种关卡。这就是我的祖父,他和他的妻子最终被送往东方,从此在历史里消失了。
莫里茨: 我的外祖父是另一块料。我年少时太浅薄,并没有真正理解他,我大约十六岁时他去世了。他做过牲口贩子,那是德国当年少数允许犹太人从事的行当之一。他年轻时几乎就看不见,等我见到他时已经完全失明。但他不知怎么就在德国西北部的一个乡村里,靠贩牛为自己和家人挣出了一份体面的生活。事后回想,我对他的判断是:他更懂人情世故,更有生意人的头脑,也不必背着「留下来才能领国家养老金」的包袱,因为他向来能养活自己,自己照看自己的将来。他和他的妻子,也就是我外祖母,逃了出来,但是死里逃生。他们是在战争爆发前七十二小时走的。再晚七十二小时,他们也会一起没了。
主持人: 您从中带走了什么?这种本能的大教训是什么?它怎样烙在您身上,又怎样烙在您一生中投资、书写过的那些人身上?
莫里茨: 我不太确定这对我一路遇到的那些人有多大关联,但它对我本人确实有后果,在我们眼下所处的这种时代尤其如此,在美国、在西欧当下弥漫的这种气氛里尤其如此。我想,人必须永远觉得自己有一个可以钻进去的洞,火烧得太旺时有地方可去。这就是我从家族史里得到的教训:护照永远不嫌多。
主持人: 您觉得现在尤其如此吗?
莫里茨: 是的。
主持人: 请谈谈您眼中世界的状态。
莫里茨: 对少数族裔来说,美国和整个西欧都是不太舒服的地方。不管你是亚裔、穆斯林、黑人还是犹太人。我理解其中的原因,我也想说得谨慎一点:我不是在为反犹主义诉苦,我不是在抱怨。我很早就接受了一个事实,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它存在了两千五百年,不会在二〇二六年或者二〇三〇年消失,它会一直跟着我们。事实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反犹主义一直存在,而我一生,或者说从我懂事起就意识到它的存在,这反而让我变得更强韧。
莫里茨: 但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是让人不安的。在美国,我对「谁在美国感到安全」这个问题有个很简单的想法:在美国感到安全的那一部分人,是拥有枪支的白人基督徒。其他所有人都多少有一点不安全感,无论你是被移民执法部门追查,还是去一个必须由警察看守才安全的祈祷场所。这种情况在美国存在,在英国存在,在法国存在,在欧洲其他极右政党抬头的国家也存在。大家都读到了德国最近的选举,一个极右政党在萨克森州的表现。我想,在经济困顿的时代,当有成百上千万、乃至数千万人觉得自己被抛下了,那种绝望的情绪,很容易被有威权冲动的领导人熬成一锅可怕的浓汤。
主持人: 如果我硬要您戴上乐观或者说抱有希望的那顶帽子,就这个问题去想未来呢?
莫里茨: 欧尔班被赶下了台,而几年前他还如日中天。我想,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向中间回摆的力量,这对人们会是很大的安慰,各个社会也可能回到某种最低限度的体面。在美国这里,接下来十八个月的中期选举将真正决定我们未来十年怎么生活,因为过去十年的美国,打上的是一个人的印记。在英国,与极右挂钩的那个人,奈杰尔·法拉奇,他最好的日子也许已经过去了。法国不一样,明年有勒庞和大选。西班牙不一样,德国的情况也可能不一样。
主持人: 您认为互联网从根本上改变了文明与政治温和路线的可能吗?因为它在注意力上如此奖励极端。
莫里茨: 三个字母的回答:是的。其实从印刷术开始,每一种新媒介都是如此。但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显然让谣言和暗示的传播变得容易太多。这是德国三十年代广播兴起时所发生之事的放大版:电波被极端宣传、种族主义论调以及一再重复的响亮谎言所占据。
主持人: 回到您的家族史。我最喜欢的话题之一,就是从一个人最初的十二、十三、十四年里能读出多少东西。就像您说的,卡尔·荣格有一个很妙的想法:去研究父母那些没有过成的人生。换个说法,可能有点俗气,就是你应该活成你父亲本该成为的样子,去过他没能过或者没过成的那种生活。这种印记的一部分,是孩子观察父母,看他们不去追求什么、不敢冒什么险,然后朝那个方向跑,可能就是一条很好的探索路径。
主持人: 再回到一个人在哪里终止、另一个人从哪里开始这个问题,与父母的断裂非常重要。所以我很好奇,您是怎么找到自己这套方法的,这套追问最初十四年的方法。您第一次这么做是什么时候,具体怎么做,为什么您觉得它在理解一个陌生人时这么管用?
莫里茨: 我大概是在底特律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路数的,说来也怪。当时我是《时代》周刊的记者,和一位同事一起写了一本关于克莱斯勒公司的书,但更重要的是写那个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挽救了克莱斯勒的人。他一度是全美国最知名的商界人物,尽管今天大多数人连他的姓都念不顺。他叫李·艾柯卡,意大利移民的儿子,在宾夕法尼亚长大。为了写这本书,我们花了不少时间采访艾柯卡。非常清楚地传递出来的一点是,作为意大利移民的儿子,他多么强烈地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他在汽车业工作,而且做到了汽车业的高层,在那里,他始终被人用怀疑的眼光打量,最明显的是他在福特汽车公司时,来自亨利·福特二世以及其他人的眼光。那些人的家族追溯上去当然也都是移民,但他们更属于建制阶层,而艾柯卡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建制的一员。很明显,这一切都源自他的童年。后来随着岁月推移,他开始把落到他头上的种种怠慢,包括没能坐上福特的头把交椅,都解释为别人把他看成一个意大利移民。
主持人: 说到那些把局外人的能量转化成动力的人,其中很多都是您成功投过的。您见过有人「毕业」出去、走出这种状态吗?如果走出去了,他们的驱动力会消失或者减弱吗?
莫里茨: 我想先把上一个问题再补一点,就是你问我,这些年见各种人、见各种创始人时,为什么要在他们的成长背景上花那么多时间。因为这些人很多只有二十岁、二十一岁。
主持人: 您等于覆盖了他们人生的很大一部分。
莫里茨: 你总不能问他们五十岁时的经历。所以这是很自然的事,你只能从那里去理解一个人。我不认为人会从那种状态里长出去。我认为发生的事情是:人在十八九岁、二十几岁、也许三十出头的时候,是以一种特定的强度在工作的,而这种强度会因为种种原因随时间衰减。变的是这个。内里的那个人没有变,变的是向外展现的强度。
主持人: 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有没有某一样或者某几样东西是您固定在找的?是不是谈完之后觉得这个人有极强的驱动力,然后……
莫里茨: 不是。有空的时候我会画画,画得不好,但我真的很享受。至少按我的画法,你会在画布的不同位置留下一些笔触,这些笔触彼此看不出关系,这里一块蓝,那里一块褐,你把这些点和痕迹落到画布上,完全看不出有什么构图可言。然后到最后,在我这儿,画总算出来了,虽然画得糟糕,但终究是一幅画。它是所有这些不同笔触的累积。我想,跟人聊他们的成长背景也是这样。你在找的就是这里一个点、那里一个点,最后你为自己拼出这个人的一幅肖像。
主持人: 在找这些点的过程中,有没有形成一些您最爱问的问题?
莫里茨: 有一个我总会想到的问题,而且我发现它几乎无一例外地能问出东西来:让对方回头看,如果有机会把一件事、一个举动重来一遍,他会选哪一件。我记得我们在红杉面试过一个人,我问出这个问题时他当场哭了出来。原来他是移民的儿子,在美国长大,拉美裔,他父亲非常自豪自己在这里立住了脚,也非常自豪自己的孩子聪明、在学校拿好成绩。大概十二岁那年,他和一个同伴到街角的杂货店偷了些糖果。店主认识他父亲,就去告了状。他父亲揪着他的耳朵,把他拎回那家糖果店,让他道歉,让他把口袋掏空。我采访的这个人,因为给家族、给父亲丢了脸,羞愧到那个程度,讲着讲着就哭了。
主持人: 那您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您会把哪件事重来?
莫里茨: 你是个好采访者。多数人采访的时候并不真的听别人的回答。
莫里茨: 我想,每一个为人子女的人,多多少少都有这种感受,我在写书的时候也有:我感到难堪。如果能抹掉一件事,我会抹掉我与父母之间的某些互动和相处,今天想起来我觉得羞愧。但没有回头路。我和他们一起生活了人生最初的十六、十七年。还有很多事情,很多我年轻时与他们的交往,我都希望当时能是另一个样子,因为我并不真正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事已至此。
主持人: 您认为那主要是一种自然的、想要确立自身独立性的冲动吗?每个孩子和父母之间都会经历的那种。
莫里茨: 我相信那是其中一部分。傲慢大概是另一部分,还有就是不能领会他们自己经历过什么、是什么造就了他们。这些我当时都不懂。
主持人: 书里有一个关于「微小善行」的概念,那个人物好像叫安娜。您能谈谈您从这些微小的举动里学到了什么吗?
莫里茨: 那不止是微小的举动。你说的这位女士我小时候是见过的,她的名字叫安娜。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我父亲和叔叔在慕尼黑长大的时候,每一个中产或者中下层家庭都会有一个佣人。那是洗衣机、吸尘器这些东西出现之前的年代。这些人在家里有孩子出生以后,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保姆。对我父亲和叔叔来说,在我祖父家里担任这个角色的,就是安娜,她成了他们的另一个母亲。她是罗马天主教徒,后来离开了我祖父母家,嫁给了巴伐利亚的一个铁路工人,也是天主教徒。他们亲手盖起了自己的房子。她和她的丈夫从来没有忘记莫里茨一家。三十年代,当巴伐利亚乡下已经很不欢迎犹太人来度假的时候,他们把自己的家向我的祖父母、我的叔叔和父亲敞开,能开多久就开多久。他们对纳粹感到无比恐惧。他们竭尽所能去帮助我的祖父母和我的父亲、叔叔。
莫里茨: 战后,因为我父亲和叔叔对安娜的感情太深,他们在战争刚结束不久就回了巴伐利亚,与她建立起非常牢固的联系,一直到她去世。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去她家住过,那所房子和它的故事也写进了书里,四周都是纳粹往事的幽灵。而这位女士,用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表彰二战中援助犹太人和其他受难者的那些人的说法,她是「国际义人」之一。她有一个道德罗盘,她不允许任何人来拨动它。
主持人: 您从您所说的那几类人身上学到了什么?我记得您把他们称作抵抗者、沉默者和合作者。
莫里茨: 是的。我看过一部很了不起的剧集,大概十二年前出的,在法国拍的,大概六季,讲二战期间一个法国村庄的生活:有些人尽其所能地抵抗占领,大多数人保持沉默,还有一些人成了纳粹的积极合作者。疫情期间,我们整天开那种长长的视频会议,屏幕上是十来个小方块。我总是看着每一个我基本都认识的人,反复问自己:如果这些人生活在一九四〇年代的那个法国村庄,谁会保持沉默,谁会抵抗,谁会去合作。
莫里茨: 这是一个练习。我当然没跟任何人说起过。但我对这些会议上的每个人都足够了解,知道谁身上有我们刚才说的那位女士那样的脊梁。他们永远是少数。
主持人: 有多稀少?一百个人里有一个是抵抗者吗?您觉得这种品质有多罕见?
莫里茨: 我想非常罕见。因为一个国家里之所以会发生坏事,正是由于大多数人保持沉默。真正起而抵抗的人极少。
主持人: 您觉得您职业生涯中投过的大多数人会是抵抗者吗?
莫里茨: 这个我得想一想。我倒是希望如此,但我不确定。
主持人: 能谈谈比尔·迪兹在您生命里扮演的角色吗?我一向对这种早期的启动时刻很感兴趣。我也好奇,您第一次感到自己真的很擅长某件事,是什么时候,是和他有关,还是在别的时候?
莫里茨: 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真的擅长什么。这不是假谦虚。
主持人: 真的吗?到今天还是这样?摆着这么多证据,怎么可能?
莫里茨: 我想每个人都被怀疑困扰着,也许还有好胜心。不,我做过的每一件事……这是我的一个毛病:我很难为好事高兴,很难庆祝成功。不过还是回到……
主持人: 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既然您对此有自觉,有没有试着……
莫里茨: 我想这是家传。我母亲总觉得灾难就在拐角处,厄运就在拐角处。她在疫情前几周去世。我母亲是个报丧者。我记得小时候,她会听广播,然后早饭桌上的话题必定是世界上某个地方刚发生的自然灾害,或者一场空难,或者别的什么可怕的事。所以,她在疫情前几周去世,而那是一场大灾难,我某种意义上替她感到遗憾,她错过了新冠,因为这正是她预言了一辈子的那种灾难之一。她被剥夺了这场疫情。但我想,正是那种「离悬崖只有一步之遥」的感觉留了下来。
主持人: 那您有没有为自己做出来的某件作品感到骄傲过?感受过那种骄傲的情绪?
莫里茨: 我一直觉得一切都是未完成的,都还可以更好,没有一样是完美的。
主持人: 所以从来没有满足的时刻。
莫里茨: 有时候我画画,把现在的画和十年、十五年前可能画出来的东西比一比,我能看到一条改进的路。但接着你去一趟现代艺术博物馆或者大都会博物馆,你就……
主持人: 就被压小了。
莫里茨: 你就被缩成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
主持人: 那为别人感到骄傲呢,不是为自己?您支持过商业史上一些最非凡的人,也写过一些最非凡的领导者,比如亚历克斯·弗格森。您为他们骄傲过吗?
莫里茨: 不一定。因为关系不一样。那些都是出于好奇心的旅程。该为那些成就感到骄傲的是他们本人,不是我这个旁观者。
主持人: 我很好奇,一个参与过这么多有意思、这么多本不该发生的事的人,什么是您能量最高的时刻?整段旅程里,什么最让您有能量?我知道您是个好奇心极强的人,也许答案在那里。
莫里茨: 我想是家庭和孩子,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时刻。我和我的妻子哈里特有两个儿子,如今都三十多岁了,其中一个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我想是这些非常私人的东西。
主持人: 回到比尔·迪兹。刚才我把话头丢了。我好奇他对您的影响,我一向对人在早期给别人的影响感兴趣。
莫里茨: 我得先交代点背景。我在英国长大,大学毕业后特别想当记者,目标是进当时所谓的舰队街大报之一。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五十年前,那些报纸人人都读,不同人群有不同的报纸,而我想进最大、最受尊重的那几家。但工会有规定。工会把报纸经营者卡得死死的,其中一个后果是,报纸编辑不许直接从大学招毕业生,因为工会担心这会妨碍他们招收十六岁的中学毕业生。结果就是,如果我想去《泰晤士报》、《金融时报》、《每日电讯报》这样的报纸,我得先去一家地方小报干上两三年。我实在不想那么干。我当时急躁,有野心,诸如此类。
莫里茨: 后来我见到了比尔·迪兹,他是《每日电讯报》的主编,在英国新闻界是个受人敬重的人物。他早年还做过伊夫林·沃那部著名讽刺小说《独家新闻》里某个人物的原型。总之,我写信去《每日电讯报》求职,迪兹很客气地回了信,还在舰队街的办公室里给了我半个小时。我记得很清楚,是冬天,下着雨。我向他请教,他告诉我,他年轻时最希望自己做而没有做的事,就是去美国,他鼓励我搬到美国去。我想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它真正把我推到了这个方向上。
主持人: 那您到了美国之后,第一个大突破、第一个关键的动作是什么?
莫里茨: 我运气很好,被《时代》周刊录用了,一毕业就进去,没有任何工作经验。作为一个机构,五十来年前的他们很愿意在一个二十二三岁、毫无经验的人身上冒险。那就是我的第一个大突破。
主持人: 您在《时代》周刊遇上的乔布斯那桩事,在您的经历里格外耐人寻味,我想对您也相当难堪。发生了什么?您从中学到了什么?
莫里茨: 那是往事里痛的一块。那大概是我进《时代》两三年以后。当时我在旧金山分社工作,请了停薪留职的假去写一本关于苹果的书,因为杂志的篇幅不够讲苹果内部的故事,而那正是我真正想写的。就在这个假期里,《时代》打电话给我,让我为他们要发的一篇史蒂夫的人物特写供稿。那一期后来非常有名,就是「年度计算机」那期,我想那是《时代》历史上唯一一次把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选为年度封面。于是我参与了这篇关于史蒂夫的特写。史蒂夫当时确信自己会被选为年度人物,尽管没有人对他确认过是或不是。但最糟的是那篇稿子,他痛恨它,我得说,站在他的立场上,他有充分的理由;我自己也被它惊到了,理由不同。那篇稿子毁掉了我和史蒂夫的关系。
莫里茨: 当年在《时代》,这些东西要过一台编辑联合收割机。最后从尾部吐出来的那捆草,跟喂进去的那捆秸秆多半已经没多少关系了。整篇文章的调子是恶意的、刻薄的、下作的。就像我说的,史蒂夫讨厌它,这也是我离开《时代》的原因之一,整件事的处理方式让我非常心灰意冷。遗憾的是,那之后我和史蒂夫的关系再也没有修复过。
主持人: 您敬畏他吗?
莫里茨: 不。
主持人: 您敬畏过任何人吗?
莫里茨: 这是个难回答的问题,帕特里克,我真得好好想一想,才能给你一个经过斟酌的答案。我认识的那些做成了惊人之事的人,同时也都是有缺陷的人。你要是跟他们熟了,就会看到那一面。近距离看见了,就很难再对谁心怀敬畏,因为你看到的不只是他们的成就和美德,还有他们的缺陷。
主持人: 为什么您对史蒂夫没有敬畏?在我们这个圈子里,他大概是活着的记忆中最多人敬畏的那个人。
莫里茨: 这里我想说得谨慎些,因为我尊重他,我极其钦佩他。我很清楚他后来又做成了我这辈子根本不可能做成的事情。但我知道他身上比较暗的那几层色调,这让我很难把他当作一个可以毫无保留地仰慕的对象。当然,他显然是个英雄式的人物。
主持人: 在您这些人物研究里,偏执(monomania)扮演什么角色?我也想把它和局外人这个概念连起来。
莫里茨: 或者说幸存者。你现在依然看得到这一点,而且它是代代相传的。我认为,当涉及创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时,无论是一首曲子、一本书、一幅画还是一家公司,都需要对手头这件事的彻底痴迷,把世界的其余部分关在门外,剔除一切不必要的干扰。当然这也有代价,路上会有人受伤,没有足够的时间留给家人、留给他人和朋友,正是因为你说的这种偏执。但伟大的东西有时候就是从中长出来的。
主持人: 偏执的主要代价通常是人际关系吗?
莫里茨: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或者对其中一些人来说,是觉得如果人生能重来一次,他们会换一种活法,因为这种偏执是有后果的。但是,最直接的代价显然是关系。伊夫林·沃,今天的人未必知道他了,一位非常著名的英国作家,一周能轻轻松松写一万字,而且是一万个好字,不是废话。他说过,好艺术最大的敌人,是门厅里那辆婴儿车。
主持人: 那弗兰克呢?那位画家?
莫里茨: 嗯。
主持人: 他也是个偏执狂吗?
莫里茨: 弗兰克·奥尔巴赫在美国从来没有得到他应得的承认,不过接下来两年里,美国几家很重要的博物馆会为他办回顾展。他也是从纳粹德国逃出来的难民。他大概五年前去世了。我跟他不算熟,但有过一些来往。他是个彻底的痴迷者,完全沉浸在他的艺术里,每天都画,很多很多年里,他每年只给自己放一天假,去英格兰南岸有那个著名栈桥的布莱顿,圣诞节那天休息。一年里其余每一天他都在工作。
莫里茨: 我记得有一次跟他聊天,他妻子在英国海边有一所房子。有一回吃晚饭我问他:你会出去看看你妻子朱莉娅吗?他说,那所房子我从来没去过。还有一次,大概是十年前,我们闲聊,说着说着说到了纽约,他说,我爱纽约,我就是爱它,那么生机勃勃,还有时代广场,等等等等。那次谈话大概是在二〇一二年、二〇一三年。我就问:弗兰克,你上一次去纽约是什么时候?他说,噢,我一九六七年去过。
莫里茨: 他有一套固定的作息。我认识一些给他当过模特的人,我想他所有的模特今天都还在世。他们每周去他那里坐一次。他有一批固定的坐姿模特,同样这几个人,他画了三四十年,那是他的具象作品。其中有一位住在威尼斯,每周飞一次伦敦去他那里坐一场,因为我想那些模特觉得给弗兰克当模特像是一种治疗。但要是模特迟到,他会彻底崩溃。他画风景也一样,同一片景色反复画、反复画,一遍遍地重新阐释。他为艺术而活,别的事情都没有时间。他有一个儿子杰克,但除此之外,一切都没有时间。
主持人: 您从偏执狂身上得到更多能量吗?您在他们身边待了很多时间。相比您这样兴趣广泛的人,您更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吗?
莫里茨: 朋友和熟人还是混着好,有些人把自己绑在了某一根桅杆上,有些人愿意四处漫游、随性生活。不过我一直觉得,和那些看上去什么也不做的人相处比较难,尽管我喜欢他们,也乐意和他们待在一起。
主持人: 唐·瓦伦丁在您身上看到了什么,您又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
莫里茨: 唐是红杉的创始人,大概在一九八五年前后,他在我身上冒了个险,把我招进了红杉,那时红杉还是家很小的公司。我们现在围坐在你演播室的这张桌子旁,这张桌子大概就装得下当时红杉的全部员工。我当时是记者,做过记者,但对风险投资行业产生了兴趣,也认识了一些经营这类公司的人,那时候这些公司都很小。我给其中五家写了信,那是不发电子邮件、真的要写信的年代,然后一家家去见。他们都很客气地给了我一些时间,也都说,我们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因为你没有技术背景,没有任何工程学位,没有真正的技术知识,也没有在硅谷那类公司里工作过的经历,你一直是个记者。所以也许你可以去找一份公关或者市场之类的工作。那不是我想做的事。
莫里茨: 唐比较愿意冒这个险,原因也很直白:他见过一些他原本看好的人,那些在科技公司有过大量实操经历的人,进了风投行业却做得并不出色;而他也知道另外一些人,把投资这条路走得非常成功。有一位叫汤米·戴维斯,我记得他创办了梅菲尔德基金。还有一位原来是保险精算师。不过唐提得最多的,是一位叫阿瑟·洛克的先生,他刚刚过完一百岁生日。阿瑟原来是纽约一家叫海登斯通的小投行的银行家,那是五十年代的事。他有胆识去张罗了仙童半导体最初的出走和融资。到了六十年代,有些名字今天的人已经不认得了,他帮着投了特利丹……
主持人: 亨利·辛格尔顿,对吧?
莫里茨: 嗯?
主持人: 亨利·辛格尔顿。
莫里茨: 亨利·辛格尔顿。后来他成了苹果最早的董事之一。还有科学数据系统公司。再后来阿瑟做了英特尔的董事长和第一天就进场的原始投资人,几年之后又投了苹果。唐说,你看,他的履历里没有任何东西能预示他会成功。这就是唐愿意赌我的主要原因。
主持人: 那早年您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
莫里茨: 一份工作。
主持人: 他教了您什么?
莫里茨: 唐不信教这一套。他信的是把人扔进去,他有一种适者生存的本能,就是把人往深水区一扔,看他会不会淹死。但我通过观察和倾听学到了很多,好的坏的都有。红杉还有一位叫皮埃尔·拉蒙德的先生,对我影响很大,他在半导体产业的崛起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也算是对我有影响的人。但归根到底,是身处那样一个环境之中,看着好事发生,也看着坏事发生,然后慢慢地形成自己对事情的判断。
主持人: 一个没有技术能力、没有工作经验的记者能成为这一类投资人里最出色的之一,这件事本身能告诉我们早期投资的什么?
莫里茨: 我当年进入的那个风险投资行业,和今天的风险投资行业非常不同,可比之处不多。
莫里茨: 我不认为自己在今天的风险投资行业能做得好。
主持人: 为什么不能?
莫里茨: 我认为它变难太多了。我们在八十、九十年代有一大堆优势,这些优势大概从十五六年前开始消散,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其中一个是信息不对称。在互联网之前,除非你离得很近,否则你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今天因为互联网以及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东西,全世界都确切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大家拿到的信息基本一致。这是第一点。
莫里茨: 第二点,各种形态的参与者太多了:个人,两三个人凑成的小基金,另一端则是把钱大笔倒进来的巨型共同基金。最早期的私募市场已经非常非常不一样了。所以在四十年前、三十年前,如果你是个人,你有可能和你要与之共事的人建立一种真正的、紧密的关系。今天这种关系不存在了,对风险投资机构尤其如此,中间隔着太多中介。所以我不确定当年我那种运气今天还能不能复制。而且我当时是被一把抛进了全世界唯一一个所有这些事情都在发生的地方,那本身也是巨大的竞争优势。所以我不确定这些东西今天还能不能平移过来。我想,在八十年代中期,一个有点脑子、还算机灵的十四五岁、十六岁的少年,也能在风险投资这行做成事。
主持人: 您觉得今天这个生态健康吗?
莫里茨: 如果你是创始人,我觉得挺健康的。
主持人: 我很喜欢您常说的那句话,说您最好的投资是……接手的时候,您脑子里在想什么?
莫里茨: 别搞砸。一九九五年的那个红杉,和我在二〇一二、二〇一三年退下来时的红杉,非常不一样。
莫里茨: 第一是别搞砸。第二是让每一个在那里工作的人都明白,我们的水平只等于我们的下一笔投资,我们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第三是抓住新出现的市场机会。所以后来随着硅谷在全球创业活动中的份额变小,尽管它显然仍是最好的地方,我们走出去,先去了以色列,然后最重要的是去了中国,再后来又做了另一门生意,叫红杉传承基金,那是完全不同的一门生意。
主持人: 我跟凯文很熟,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才。
莫里茨: 是的,确实。还有基思,以及我们那支人数不多但非常出色的投资团队。不过第一位的还是刚才那条。另外还有一点,我不想把自己说得像圣女贞德,但我觉得对得起我们的出资人非常重要。我们的资金和出资方大多是非营利机构,我认为,为他们做出好成绩很重要;如果我们做不出成绩……我不想待在这样一门生意里:业绩不好,我们照样拿得盆满钵满。我认为,这正是各种形态的金融服务提供者长期以来的问题之一:机构赚得很好,客户却未必,客户可能还不如直接买个指数基金。
主持人: 我和道格做这个访谈的时候,他讲过那支基金的故事,你们花了十年左右拼命把它拉回到本金线上。
莫里茨: 对,对。我们本可以对出资人说,你们跟着我们赚了不少好年头,这一支基金不赚钱,你们接受就是了。我肯定不是那样的人。这是个面子问题。
主持人: 和道格这样一个与您如此不同的人共事,您学到了什么?你们的合作又那么有成果。
莫里茨: 容忍,别的没有了。
莫里茨: 我想,当你要在一个团队里工作,你必须去理解你周围的人需要什么、什么对他们重要,然后去满足那个需要,尤其是当对方的性情和你如此不同的时候。我想这是我在组建团队和带团队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今天的我会比二十五年前、三十年前做得好得多。而这一课很大程度上是从我十来年前和一位著名足球主帅合作写书的方式里学来的。
主持人: 我正要问亚历克斯。
莫里茨: 亚历克斯·弗格森。我觉得他最了不起的本事之一,就是能理解每一个球员各自被什么所驱动。
主持人: 您是怎么看见他做到这一点的?我知道他出了名地偏爱出身艰苦的球员。
莫里茨: 我想他很清楚这件事。他背着一个不公平的名声,说他非常强硬、非常严苛。这确实是他执教方式的一面。但他是一个不想被人爱、也不想被人怕的人,他想要的是为他踢球的人对他的尊重。所以他会在那里,这一点人们并不了解:在那些球员最灰暗、最艰难、需要支持的时候,在他们沮丧到极点的时候,他在那里。这些几乎不会被写进报道里。
莫里茨: 我记得有一件事,忘了是哪一年,大卫·贝克汉姆代表英格兰参加世界杯被罚下场,英国媒体对贝克汉姆所谓的愚蠢毫不留情,而亚历克斯去机场接他。
主持人: 因为他知道贝克汉姆需要有人搂一下他的肩膀。
莫里茨: 就是这类事,发生在镜头之外的小事。人们并不知道,现场没有摄像机。
主持人: 您对他这么感兴趣,会不会几乎是出于某种自传式的原因?您刚才那番描述听起来有点像您自己。
莫里茨: 不,我觉得他在这方面比我娴熟得多。这本书之所以做成,原因是这样:不知为什么,一直有人撺掇我写一本关于硅谷的书。而我一直感兴趣的,是从红杉这个视角去看两件事怎样才做得成。一件是建成一家能长久存续的机构,为我们自己,为红杉,因为有太多风投公司的故事是:风光一阵,然后不知为什么炸了,创始人互相残杀,或者合伙人互相残杀,大家分道扬镳,弄得很难看。另一件是它的副产品,就是一家独立公司要长久存续需要什么,这样的公司才是红杉愿意投的。
莫里茨: 而我不想从硅谷的角度去写这件事,写硅谷的书已经够多了。所以我四处寻找一家经历了几十年仍然兴旺的公司或者组织。我从小就有点算是曼联的球迷。这里有这么一位主帅,我记得他是一九八六年接手,二〇一三年退休。他接手时球队状态很差,此后建立起跨越多个赛季、二十六个赛季的惊人战绩,几乎不可能有人复制。
莫里茨: 书写完以后,我把草稿给了当时红杉一位负责公关、也就是传播的同事看。因为这本书是我代笔写的,他看完对我说,我分不清哪些是你,哪些是弗格森爵士。我说,这就对了。
主持人: 您相信历史的伟人理论吗?我问这个,是因为我对能够长久存续的机构非常感兴趣,也想知道您从那些存续下来的机构,比如红杉,身上学到了什么。当然我也被埃隆这样的人吸引,您是他的早期支持者,在X.com与他共事过。这些人塑造历史的方式,让人觉得今天可能确实有几位世界历史级的人物活着并且正在做事。在塑造历史这件事上,您认为个人,也就是这些世界历史级的伟大男女,和长久存续的机构之间是什么样的平衡?
莫里茨: 简短的回答是:我坚信伟人理论。我们谈到的所有这些人,无论是你刚才提到的埃隆,还是我们说过的艾柯卡、史蒂夫·乔布斯,或者你进入政治领域、战场领域,都是关于伟大领袖的。伟大的领袖。当然,也有一些可怕的威权人物,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里,在长达数十年、数百年的时间里,把黑影投在了成千上万乃至数千万人身上。所以无论好坏,我认为个人对自己周围的一切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并且在好的那一面,个人能说服别人去完成被认为不可能的事。是的,我是这个理论的忠实信徒。
主持人: 您认为埃隆是今天这一理论最典型的例证吗?
莫里茨: 是的,他很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实业家。
主持人: 您会怎么评价他?
莫里茨: 我想我说不出什么新东西,只能说这不可思议。反正对我来说,一个人怎么能做到这些,我理解不了。我知道他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我只是透过历史的视角、透过投资人的视角在看他。英国有个词叫 gobsmacked,目瞪口呆。他在好几个完全不同的产业里做出的成就规模,让我完全目瞪口呆,而这正是他与别人拉开距离的地方。
主持人: 您怎么看今天主导性的技术环境,它又如何改变我们刚才谈的这一切?PayPal 的另一位创始人最近跟我说,他认为埃隆这样的人、还有别的伟大创业者,大概会做更多的事情,不止一家公司,会从偏执中扩张出去,因为这些工具给了他们巨大的杠杆。您认为这是历史上一次真正的断裂吗,因为我们现在拥有了智能?
莫里茨: 我不知道。你要是去中国,会发现那里的公司创始人,去韩国大概也一样,虽然我对韩国了解少得多,你会发现一家公司的创造者有着近乎帝国式的野心,或者他们把手里这一家公司改造成别的东西。看看小米,今天它造出来的车,在品质、性能和其他方面都超过保时捷,而它二〇一〇年起步时是做手机的,我想还是安卓的授权方。所以是的,我认为有创造力的人,这些极其稀有的人,手里握着,或者说他们手下的人手里握着这样一批不同凡响的力量工具,他们在未来能做的事情,会比过去一个人所能做的多得多。
主持人: 您对这项技术的判断模型是什么?作为一个观察者,而且肯定是个有兴趣的观察者,您怎么跟家里人讲这件事,讲它会意味着什么?
莫里茨: 我们不谈这个。
主持人: 完全不谈?
莫里茨: 不太谈。人们总会来问我,但我不是技术专家,我不懂人工智能。
主持人: 可您当年那么擅长看清事情会怎样展开。想想您那么多笔投资,当时那东西看上去很小,后来却成了世界赖以运转的基础设施,比如 Instacart 之类。
莫里茨: 你太抬举我了。
主持人: 数据点很多啊。
莫里茨: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当然我想很多人也没想到,我几乎完全没有料到一家公司能以今天某些人工智能公司的速度增长。那是超出理解范围的。我记得很多年前,那时候是互联网的黎明,或者说黎明之后不久,汤姆·西贝尔,一位知名的创业者,被视为非常成功的创业者,有一天怅然地说了一句话。他的公司以大约一百亿美元卖掉了,他很感慨地说,那还是一百亿美元很值钱的年代。今天你回头看,无论是脸书的上市,还是谷歌,你会说,那还是一千亿美元很值钱的年代。一家成立六年的公司值好几万亿美元,这种事以前没人想象得到。
主持人: 您对这项技术主要是兴奋、害怕,还是两者都有?
莫里茨: 我在这上面花的时间不多,别人读什么我读什么,那些末日恐吓我也听过。我大概比多数人更抱希望一点。我不是专家,我也不想贬低人工智能可能出现或不出现的阴暗面。但有一件事让我稍感宽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人们预言过世界末日,或者某种形式的末日。幸运的是,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那并没有发生。或者你去读七十年代中期关于基因革命的那些文字,说科学家将要制造出成群结队的、他们认为配得上行走于地球之上的人。那也没有发生。
莫里茨: 所以今天,尽管我绝对相信人工智能会在某些特定的就业领域造成巨大的冲击,我仍然认为它创造的岗位会多于它消灭的岗位。过去两三个世纪里,没有哪一次重大的技术进步在长期导致了就业下降。当然有过萧条,有过某些行业的大规模冲击,但总体就业是增长的。每个人都可以说这一次不一样,但从历史看是这样。所以我要更乐观一点。我认为会出现很多今天我们还无法归类的工作。
莫里茨: 而且正因为人工智能能如此轻易地生产出海量的新文本和写作,我认为非凡的写作,其价值正在上升。它能从一片垃圾的海洋里穿透出来。
主持人: 您自己写了不少东西,您会怎么定义非凡的写作?
莫里茨: 你在这个话题上又把我夸过头了。
主持人: 是听到作者那个无法被误认的声音吧。
莫里茨: 是的。
主持人: 作为写作者,怎么做到这一点?
莫里茨: 我想这和人生的旅程是一回事。对一个人来说,最难的事情,无论是引导他找到自己想做什么,还是找到自己想写在纸上的是什么,都是要足够贴近自己内心的感受和内在的声音,让它们去战胜他人期待所带来的压力。
主持人: 约瑟夫·坎贝尔说过,一生的特权是成为你自己,但那也是最难做到的事。
莫里茨: 我真希望我聪明到能说出这句话。我完全同意。我想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挣扎。当你把东西落到纸上时,也是同样的挣扎。
主持人: 在您自己的人生里,有没有某一刻对于成为您自己是最重要的?如果这件事既如此有价值又如此困难,我就想知道对您来说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莫里茨: 我不认为我做到了。
主持人: 为什么?在您和您自己之间,还剩下什么障碍?
莫里茨: 我想我一直如此。这是我的一个弱点,我有很多弱点,其中之一就是:我一向太容易去迎合外界的压力或者别人的期待,而不是让自己自由地跑起来。
主持人: 这是您余生的一个目标吗?
莫里茨: 我会试试看。
主持人: 我很受触动的是,您看上去自我认知清楚得不可思议,但同时又给自己打了一些客观上明显不对的低分。这是怎么回事?我还是想弄明白。
莫里茨: 我不知道。也许是我母亲的幽灵。
主持人: 能多讲讲她吗?除了她的末日预言,我们聊得不多。
莫里茨: 和所有人一样,我欠她很多。是她唤起了我对艺术以及许多事物的兴趣。但她总能挑出毛病。不管事情多好,不管我做成了什么,她总能挑出毛病。我记得很多年前雅虎上市时,英国有一些报道,不知怎么我也被英国媒体写进了几篇文章里。她当时确信我是个骗子,她坚信警察应该来抓我,因为在她看来,我绝无可能参与了这样一件事而它居然还是合法的。
主持人: 这伤人吗?当时伤到您了吗?
莫里茨: 没有。到那个时候,我更多是觉得好笑。
主持人: 那更早的时候呢?您做的任何事都不能让她满意,这会伤人吗?
莫里茨: 不会,因为那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主持人: 可它似乎还是留下了回声。
莫里茨: 是的,是的。人们不是说么,男人身上永远去不掉那个男孩。
主持人: 因为生病从红杉退下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它教会了您什么?
莫里茨: 首先,我认为领导者不该赖着不走。如果他们出于什么原因决定不再领导,就必须让开路。
莫里茨: 所以我是彻底断了。虽然我尽我所能去帮红杉,也参与了一些公司的事务,但那是以个人身份贡献,不是以领导者的身份。我尽可能快地离开,因为我觉得让一个人在那种会议里徘徊不去是不公平的。我自己经历过那种情形。
莫里茨: 离开之后,我能做一些原本做不了的事。我掌管红杉的时候,说到偏执和痴迷,那就是了,每一天,全部都是它。所以离开让我能写东西,我和妻子大约二十五年前办了一个基金会,我们在这上面花了更多时间。最近这些年,我花了更多精力去帮我住了将近五十年的旧金山重新振作和繁荣起来,还和一位很棒的联合创始人格里芬·加夫尼一起,在那里办了一家媒体,叫《旧金山标准》,这件事很有意思,我希望它能为这座城市的生活做点贡献。另外,我还以顾问的身份参与原来叫红杉传承基金的那摊事。所以事情很多,既让人充实又让人不充实,因为虽然什么都有一点,却不是那种偏执地盯着一件事的专注。
主持人: 您怀念那种状态吗?
莫里茨: 有些方面怀念,但我很清楚我不会想回到那种生活方式里去。
主持人: 您怀念的是那种心流吗?完全沉浸、几乎忘掉自己的感觉?
莫里茨: 也许我画画的时候就能得到那种感觉。现在的生活更简单。你不需要去决定怎么分配时间,因为你的日程被别的力量支配着。
莫里茨: 日程由别人支配和日程完全由自己掌控,这两者是天壤之别。
主持人: 您对《标准》的期望是什么?指导它的原则是什么?
莫里茨: 格里芬和我没有把它办成非营利机构,因为我们想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证明地方新闻可以是一门赚钱的生意。这是第一。第二,是为旧金山和更大范围的湾区、为在乎这些事的人,提供一个有活力、有意思、能让人消遣,同时可靠的信息来源。第三,我从第一天起就非常明确:在新闻报道上,没有东主的手指压在天平上。我自己也上过《标准》的报道,被提及的方式未必是我自己会写的那种,但那是公平竞技。不过在观点和评论的部分,它是中间偏右的。它就是这样一个东西。而这正是旧金山非常需要的一种声音。
主持人: 我合上您这本书的时候在想,读完之后什么东西会留在我身上,我一直绕回来的,显然很自私也很受处境影响的,是养育孩子这件事。我有两个小孩,正好在那个区间,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
莫里茨: 是的。
主持人: 他们快要走到那个窗口的尽头了,也就是您说的印记形成期。
莫里茨: 然后损伤就定型了,终身有效。
主持人: 所以我想问,如果把您梳理自己和家族历史的整个过程,转化成对父母角色的思考,您会想到什么?
莫里茨: 我想是让孩子带着自信上路。
主持人: 就这么简单?
莫里茨: 通过什么方式做到?我不知道,育儿手册这件事我得好好想想。但我认为,是要注入那种自信和自由的感觉,并且作为父母,尽量不要动辄指责。
主持人: 想着这本书,您觉得另一个重要的教训是不是:我们不能把进步、把好的进展当成理所当然?
莫里茨: 历史上到处是可怕的例子,在很长的时间里,在世界各地,落在数以百万计的人头上:俄国、中国、伊朗、非洲、印度。过去一千年里发生过很多可怕的事情。我认为,人和野兽之间隔着的东西非常薄,而保持为人、不变成野兽,正是每个人的挑战。
主持人: 研究家族、写这本书,最大程度上改变了您什么?
莫里茨: 让我稍微更理解自己一点。
主持人: 稍微更理解一点。那么归根结底,什么才是重要的?
莫里茨: 我想是两件事。一是与你在乎的人之间的关系;二是明白无论一个人成就了什么,我们都完全微不足道,而要努力让事情比我们介入之前好一点点。
主持人: 如果要再写一本书,什么题目最能勾起您的好奇心?
莫里茨: 我一直在琢磨一个想法,不知道最后会不会真的动笔,但我读了不少相关的东西。说来奇怪,我对一九四〇年代的伊朗,也就是波斯,以及来自伊朗内部和外部的那些人之间的碰撞,非常感兴趣。它能解释我们今天所处世界的许多事情。我一直在想的是,不写成非虚构,而是虚构与非虚构的混合。就像我说的,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叙事、结构和布局弄对。我认为在伊朗发生过、并且一直在发生的事情,是来自世界不同角落、背景迥异的人格之间的碰撞,他们彼此从来没有理解过对方。这非常迷人。
主持人: 您的思考与写作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是有些非常著名的备忘录短得惊人。比如您为 Stripe 这样的公司写的那份「什么事情可能做对」的判断,据我所知那份备忘录相当短。我很好奇压缩这件事,以及压缩的力量。如果今天要您就世界的状态写一份这样的东西,交给您的孙子,您似乎特别擅长识别那些真正决定走向的东西。
莫里茨: 我知道这是个大问题。
主持人: 是的。
莫里茨: 你又太客气了。这个问题我没有好答案,帕特里克,抱歉。但对我来说,能够把事情蒸馏到它的本质,并且写得非常短,这一部分是记者训练给的,一部分是我在大学里学到的,多年来让我受益良多。
主持人: 这能被教会吗?在信息如此过载、轰炸如此密集的今天,这好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值钱。
莫里茨: 我不知道。我想这和阅读关系很大。当人们被喂养的是有限的词汇量,就很难。我也不想单点名谁,好吧,我确实是在点名:如果你去做美国历任总统的词汇量研究,特朗普的词汇量是最低的,远远最低,我记得他的常用词大约两千四百个。奥巴马大概是四千五百个常用词。我认为,指尖上有一个庞大的词库可供挑选,能让你用简单的方式表达复杂的想法。
主持人: 我很喜欢这本书,也很喜欢这次对谈,我喜欢您所有的文字。
莫里茨: 你实在太过奖、太抬举、太宽厚了。你看得出来,你的问题都很有启发,也很好。
主持人: 每次访谈我都会问最后一个问题:别人为您做过的最善意的事是什么?
莫里茨: 嫁给我。
主持人: 真美。简单极了。您从妻子身上学到了什么?
莫里茨: 容忍。
主持人: 又是这个词。迈克,非常感谢您的时间。
莫里茨: 谢谢你。
红杉资本前掌门人 Michael Moritz 回顾自己作为纳粹德国难民后代的成长经历,讲述这段"幸存者—局外人"底色如何塑造了他识人、投资与写作的方法论,以及他对偏执型人格、伟人史观、AI 前景与当下政治气候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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