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Human Civilization (John Searle)

编者按：本文是美国哲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约翰·塞尔（John Searle）在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所作的一场公开讲演，题为「人类文明的逻辑结构」，是他在该校系列讲座中的第二讲，前一讲谈的是意识如何由大脑产生。讲演之后有现场问答，本文一并收录，听众的提问以叙述方式并入正文。全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仅删去口语枝节、寒暄与重复，论证、例证与转折悉数保留。

从质子到总统的鸿沟

我要谈的问题，我认为是当代哲学中最大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整个思想生活中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如何给出一种关于我们自己的说明，使它与我们已经知道的世界本来面目相一致？

关于知识，核心的事实是它在增长。我们今天知道的，远多于一百年前或三百年前。我们对宇宙的基本结构已经有相当清楚的认识：粗略地说，宇宙由处在力场之中的物理粒子构成。「粒子」这个词也许不准确，也许是弦，也许是质能点，这些我留给物理学家去解决，我付钱给他们就是干这个的。可是，如果宇宙就是由这些物理粒子构成的，那么这些粒子既没有心灵，也没有意义。而我们却认为自己的生活充满了意识、理性、智能、语言、伦理、审美、政治，以及其他种种东西。

那么，我们如何把宇宙的基本物理结构，与我们对自己作为有意识、有理性、自由的行动者的理解调和起来？也许我们调和不了，也许我们不得不放弃某些东西，比如自由意志。但无论如何，出发点应该是假定我们对自己的理解大体准确，同时假定我们从自然科学中学到的东西也是准确的，然后问：两者如何调和？而且，光是两者不矛盾还不够。你得说明人类的实在如何是更基本的实在的自然结果。你得说明：一旦有了质子，你就会得到总统；一旦有了电子，你就会得到选举。后者必须是前者的自然结果。

上一次我谈了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就是意识。我认为我们思想史上最大的错误，也是我上次指出的那个：有人竭力否认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里，非说我们其实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是科学所描述的物理世界，一个是精神世界。我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要抵制它。我要说，我们只生活在一个世界里。现在我必须向你们展示，那些我们认为是人类文明所独有的东西，如何是这一个世界的一部分，如何是更基本的实在的自然结果。

所以我今天要谈的，用一个花哨的行话来说，叫社会本体论（social ontology），也就是货币、财产、政府、婚姻、大学、所得税减免这类社会现象的存在方式。社会本体论的范围极其广阔。

主观造出的客观事实

哲学家喜欢悖论，我就从一个悖论开始。所有这些人类实在都是由人的意识创造的，由主观的意识创造的，然而它又是客观的事实。我是美国公民，这是客观事实；我钱包里那张纸是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这也是客观事实。一种由人的主观性创造出来的客观实在，怎么可能存在？

星期二来听过的人已经知道答案了：一个领域在本体论上是主观的，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个领域作出认识论上客观的说明。没错，制度实在必须由人的意识来创造，可是一旦创造出来，我们就可以陈述关于它的客观事实。我是伯克利的教授，是美国公民，欠着一大堆信用卡债，这些都是客观事实，是我们大家都得忍受的那类无聊事。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这种实在的存在具有什么性质？我喜欢这样来看我们的历史：就我们所能判断的，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把我们塑造得恰好适合狩猎采集的生活，而且在过去三万年里，我们的基因库显然没有多大变化。可是在这三万年里，人类生活的存在方式却发生了巨大的差异。我想谈的，就是这种差异的结构是什么。

我的狗不用报税

我打算从我们与其他动物的对比开始。一个好的起点，是把我们看成与其他动物连续的。我们对生物学的了解足以让我们看到人与其他动物的共性，尤其是与灵长类的共性。然而，尽管有这么多共性，我们与我所知道的任何其他动物之间，仍然有一整套惊人的差异。我最喜欢举的例子是我的狗。它非常聪明，可是它不操心圣诞假期要怎么过，也不操心今年的所得税怎么办。它就是没有这类烦恼。它是怎么回事？是它不负责任吗？不是。我认为我们身上有一套装置，它给了我们一种狗所没有的能力。

我要引入的第一个概念是制度事实（institutional fact）。我们有创造制度事实的能力，也就是创造那些以人类制度为前提的事实，比如你们是印第安纳大学的学生和教师，比如你们是美国公民。制度事实要与原始事实（brute fact）相对照。原始事实不以任何制度为前提，比如氢原子有一个电子，比如地球距离太阳九千三百万英里。问题在于：你如何从一个由原始事实构成的世界，走到关于货币、公民身份、财产和婚姻的事实？

我曾经觉得这个问题有一个相当简单的答案。我先把这个答案讲给你们听。它不完全对，但已经相当不错，然后我再来改进它。

地位功能的诞生

在我看来，从原始实在走到制度实在，只需要三样东西。

第一，你需要人类和其他许多物种都具备的那种了不起的合作能力。我们用一个术语来描述它：你需要集体意向性（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的能力，也就是与他人合作的能力。好，现在林子里跑着一群野兽，它们能够彼此合作。还需要什么？

第二，人类有一种了不起的能力，有些动物也有，但不是所有动物都有：他们能把功能加于对象之上，拿起一个东西，赋予它一种功能。抱歉要举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例子，我的口袋里装满了各种各样执行卑微功能的物件，有的用来梳头，有的用来在纸上写字，还有的功能不便描述。但这些全是功能性的物件。请注意一件有趣的事：它们是凭借自己的物理结构来执行功能的。我可以用这支笔写字，可我不能用它梳头。我可以给你们看一样东西，我能用它梳头，可不能用它写字。

到这里都没问题。可是人类凭着自己的机巧，发明了一个伟大的主意，它是文明真正的起源。这个主意是：你可以把功能指派给对象和人，而这个功能的执行，不是凭借（或者说不单是凭借）它们的物理结构，而是凭借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给这个人或这个对象指派了一种地位，随地位而来一种功能，而这个功能之所以能够执行，仅仅是因为共同体（至少是共同体中相当多的成员）集体接受了这种地位。这就是我要引入的第一个基本概念：地位功能（status function）。

所有的功能都是相对于观察者的：一样东西之所以有功能，只是因为我们给它指派了功能。但地位功能很特别，因为它不是凭物理结构来执行功能，而是凭什么呢？我们先可以说，凭人们接受它具有某种地位这一事实。我再掏一样更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给你们看：这是一张五美元的钞票，它也执行一种功能，可是与我刚才给你们看的那些东西不同，它不是凭物理结构执行功能的。它执行功能，是凭我们接受它、承认它、同意它。是我们的态度让它执行五美元钞票的功能，而不是它的物理结构。

于是我们要问：这是怎么做到的？这是一个惊人的现象。

X在C中算作Y

很长时间以来，我认为理解这件事的关键在于，存在一类特殊的规则，我称之为构成性规则（constitutive rule），以区别于调节性规则（regulative rule）。调节性规则调节的是先前已经存在的、独立存在的行为形式。「靠右行驶」就是一条调节性规则。但不是所有规则都是这样的。有些规则构成了它们所调节的行为本身，因为做出这种行为，就在于按照这些规则来行动，至少是按照其中足够大的一部分来行动。

哲学家最爱举的例子永远是国际象棋。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一大群人在棋盘上推着木头块，某位天才站出来说，伙计们，我们得定几条规则，你们的马老是撞我的象。不是这样。下棋本身就在于按照这些规则行动。而且这些规则通常成体系：国际象棋的规则、橄榄球的规则，或者一个有力得多的例子，美国宪法，都是一套构成性规则。

这些构成性规则长什么样？它们有一种奇特的结构：某样东西算作另一样东西，而它本身可以说并不内在地就是那样东西。X在语境C中算作Y。拿国际象棋来说：某某走法算作合法的马步，某某局面算作你被将军，某某形式的将军算作你被将死。在选举人团中获得多数票，算作当选总统；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宣誓，算作就任美国总统。你就这样把一层层结构搭建起来，一样东西算作另一样东西。我当时觉得，我们就是这样做的：通过反复运用构成性规则，我们建起了文明。

向上迭代与相互嵌套

你也许会想，这套装置也太可怜了，靠它可建不起文明，它看上去太脆弱。可它有两个了不起的形式特性。

第一个特性是，它可以无限地向上迭代。看着：我用嘴发出一些声音，这些声音算作英语句子；说出其中某些句子，算作作出承诺；某些承诺，算作订立一项法律契约。注意这里发生的事：我们有X1算作Y1，但Y1同时就是X2，它又算作Y2，就这样一直往上走。以婚姻为例，以契约为例：发出声音算作作出承诺，作出承诺算作订立某种契约，某种契约算作结婚。在加利福尼亚州，你一结婚，从制度的角度看，天翻地覆的事情就来了。你有资格享受配偶福利，享受产假，就算你是男的也能休产假，我不知道他们依据的是什么理论。总之，你一旦获得这种制度地位，所有这些事情就都跟着来了。你有了已婚的地位，这是一个制度事实，它给了你一组地位功能，你有了某些权利、义务和责任。

这套「X在C中算作Y」的装置还有第二个了不起的特性：它与其他地位功能相互嵌套。我不只是有钱，我的钱在加州伯克利电报大道上的美国银行的账户里，是我的雇主，也就是加州大学董事会，把它放进去的，我用它来缴纳州和联邦所得税、还信用卡债，以及一大堆别的事。请注意，我刚才用到的几乎每一个名词，除了「电报大道」可能是例外，都指的是一种地位功能，都指的是某种制度性的东西：美国银行、我的雇主、加州大学。一个制度只有嵌进一大堆别的制度里才能运转。

这看上去是一个不错的理论开端：我们可以说，地位功能是运用构成性规则的结果，而构成性规则比表面看上去更有力，因为它们可以无限地往上走，你可以不断创造新的制度事实，而这些事实又彼此嵌套。漂亮的理论。可是哲学家会给你一些反例。我要告诉你们它错在哪里，然后改进它。

无形之钱与凭空的公司

这里有几个有趣的难题，有些是我自己想到的，有些是我那些友好的哲学同行想到的，它们叫反例。

第一个难题是我自己想到的：创造一个制度事实，往往不需要一条规则。一群孩子可以就这么决定，某个人当垒球队的队长。他们不需要一部宪法来援引，他们就那么干了，就那么把这家伙算作队长。

更麻烦的是下面这一点：有时候你甚至不需要X项。你可以凭空创造出一个制度事实。我最喜欢的例子一直是钱。我喜欢掏出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来炫耀，可事实是，大多数钱根本没有物理存在。在我的银行账户里，并没有一个X算作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你们知道，我很天真，我觉得既然我把钱交给了这些人，而且这是我的账户，那银行里就该有一个写着我名字的抽屉，把我的钱放在里面，我想去银行看看我的钱。可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这很让人不安：你的钱根本没有物理存在。在银行的肚子里，某些计算机磁盘上有一些磁性痕迹，可那些磁性痕迹上并没有粘着钱。它们是钱的表征（representation）。

这里有一个了不起的事实：钱毕竟是非常有力的东西，可是在钱的情形里，你根本不需要任何实际的对象来承载地位功能，光有表征就够了。我们可以仅仅通过交换表征来买卖，这正是我们用借记卡在走向的方向。用借记卡，你手里没有任何现金、任何货币来支撑这笔交易，你只是交换数值：你账户里的一个数值，换成别人账户里的一个数值。这对哲学家来说是令人震惊的。我上次说过，要当哲学家，你得允许自己对任何神志正常的人都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感到震惊。我就对钱的这个事实感到震惊：这里根本没有实际的货币。

还有一个更令人震惊的事实：人类凭着自己的机巧，发明了整套根本不需要任何物理实在的制度。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有限责任公司。我有一位了不起的研究助理，叫谷歌。我在谷歌上查加州关于设立公司的法律，它说的就是：你通过宣布你要设立一家公司，来设立一家公司。就这么简单，你要做的就是提交公司章程。这些情形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种强有力的制度，公司，怎么可能根本没有物理存在？公司也许有一栋大楼当办公室，可那不是公司，那只是大楼。公司本身纯粹是抽象的。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

语言的四种适应指向

现在我进入讲演的第二部分。我要把刚才给你们讲的那套说明，纳入一个宽广得多的说明之中。为此，我得先讲一点语言是怎么运作的。因为我的核心信息将会是：人类文明是由一种非常特定的言语行为、一种非常特定的语言行为创造出来的。我们并没有聪明到每次都能做出新鲜的、原创的事，我们只是把同一件事一遍又一遍地运用。这是我整个讨论的底线，但我得一步步走到那里。

人类还有一个了不起的特性：语言。我们熟悉这样一个观念：动物之间有信号系统，其中有些丰富到足以称为语言。我认为蜜蜂的语言大概够格。蜜蜂当然不会做证明题，但它显然是一种以复杂方式表征信息的信号系统。我喜欢它的一点是，它显然不只是刺激和反应。我最喜欢的一个实验是这样的：研究者把一船花运到湖中央，一只蜜蜂飞到湖中央，找到了这船花，回到蜂巢，告诉她的姐妹们（蜂群社会里全是雌性），湖中央有好多花。她们毫无兴趣。她们就是不相信湖中央能找到那么多花。我觉得这很有人性，我喜欢。

我不知道蜜蜂的语言能派什么用场，但我知道人类语言能做哪些别的语言做不到的事，我要讲讲这是怎么运作的。人类的言语行为通常有这样的结构：一种力，奥斯汀（J. L. Austin）称之为以言行事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加上一个命题内容。我可以预测你会离开房间，可以命令你离开房间，可以问你是否会离开房间。在每一种情形里，命题相同，但言语行为的种类不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以言行事行为不同。

看到这里，你会想知道这样的东西有多少种。区分它们的一种办法，是区分它们与实在发生关系的方式。哲学家的最爱是陈述：陈述应当是真的或假的，如果上面的陈述与下面的实在相符，它就是真的。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可以把这想成一种「适应」（fit）：词语应当去适应世界。这是词语到世界的适应指向（word-to-world direction of fit）。一个言语行为是否具有这种适应指向，最简单的标志是：你能不能按字面意义说它是真的或假的。陈述可以。

但当然，不是所有言语行为都是这样。有时候你给某人下命令，或者作出承诺，这时要改变的是实在：如果是承诺，你自己要去改变实在；如果是命令，接受命令的人要去改变实在，让它与言语行为的内容相符，也就是让世界去适应词语。所以这一类具有世界到词语的适应指向（world-to-word direction of fit）：世界应当变化，来与词语相符。你不说这些是真的或假的，命令是被服从或被违抗，承诺是被遵守或被打破。

所以语言与实在发生关系有两种基本方式：你表征事物是怎样的，这是词语到世界、有真假之分的指向；或者你试图改变实在，让它与表征中的样子相符，这是命令和承诺。此外还有一些情形，适应是被预设为理所当然的。当我为踩了你的脚道歉时，我既不是想让你的脚被踩，也不是在宣称我踩了你的脚，我只是在表达歉意。在这里，适应是被视为当然的。

与此相应，我们有不同类别的言语行为。有断言类（assertives），其目标是告诉我们实在中事物是怎样的，包括陈述和描述，哲学家的所有最爱都在这一类里。有指令类（directives），包括命令和指示，也包括建议和要求，它们具有世界到词语的指向。还有一类是你使自己承诺去做某事，我称之为承诺类（commissives），哲学家的最爱是许诺：许诺、发誓、威胁、保证，由此创造出做某事的理由。我讲得很快，但我希望你们抓住基本想法：语言有不同的方式与实在发生关系，两种主要方式，一种是试图说出世界是怎样的，另一种又分为两类，以听者为基础的指令类和以说者为基础的承诺类。指令是你试图让别人做某事，承诺是你使自己承担做某事的责任。

然后有一个古怪的类别，表达类（expressives），比如道歉、感谢、祝贺，其目标不是去适应实在，而是表达一种态度。

说出即造就的宣告

但现在，令人惊异的东西来了。有一组令人惊异的言语行为，我称之为宣告（declarations）。在这些情形里，你仅仅通过说某事是这样，就使它成为这样。主席可以通过说「散会」来结束会议。你可以仅仅通过说「你被解雇了」来解雇一名雇员，可以通过说「你被录用了」来录用一个人，如果你有正当的授权，你可以通过说「我宣布你们结为夫妻」来使一对新人成为夫妻。

这些情形里发生了什么？我要说得非常简单：在这些情形里，你得到了双重的适应指向。当你说「散会」时，你得到了世界到词语的适应指向，因为世界变了，会议现在散了。可它之所以散了，是因为你把它表征为已经散了。也就是说，你通过词语到世界的适应指向，实现了世界到词语的适应指向。你做的不是两个言语行为，你并不是先陈述了会议散了，再命令它散会，你做的是一个言语行为，它同时包含了两者。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

这些是怎么运作的？最好的例子是奥斯汀的施行句（performatives）：你通过说「我命令你离开房间」来下达命令，通过说「我承诺来看你」来作出承诺，通过说「散会」来结束会议，通过说「我把我的手表赠予我的侄子」来遗赠手表。所有这些情形里都有一个动词或动词短语，比如承诺、命令、散会。可是你并不总是需要一种特殊的句子来做这件事。你可以用任何句子来做，只要它被以正确的方式理解。

我最喜欢的例子又在我的钱包里，这又是一个对显而易见的事感到震惊的例子。这张纸上写着一些惊人的哲学论断。它说：本票据为偿付一切公私债务之法定货币（This note is legal tender for all debts public and private）。我们都是认识论者，我们的自然倾向是问：他们凭什么知道？做过研究吗？做过调查吗？他们傲慢地说这是偿付一切公私债务的法定货币，证据是什么？答案当然是，他们不是发现它是法定货币，他们是通过宣告它是法定货币而使它成为法定货币。这是一个宣告。「本票据为法定货币」看上去像一句普通的事实陈述，其实不是。并不是他们做了严肃的调查，然后发现，没错，它真的是法定货币。不是。他们通过宣告使它成为法定货币。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实：人类有能力仅仅通过宣告一种实在存在，就创造出这种实在。再说一遍，施行句是最好的例子，但不一定非得是施行句，不一定非得用一个特殊的动词，像「我在此宣布散会」或「我在此命令你离开房间」。你可以就只是作一个陈述，如果它被普遍接受为创造了它所描述的实在，你就成功地完成了一个宣告。

全部制度皆由宣告创造

现在我要提出整场讲演中最强的主张。它是这样的：全部人类制度实在，货币、财产、政府、婚姻、大学、鸡尾酒会、暑假，以及其他一切，都是由（我必须措辞谨慎）具有宣告这种言语行为的逻辑形式的表征所创造的。它不必是明确的。你不必公开地说「你是老板」或「我们在此任命你为老板」，那是明确的宣告。你可以仅仅通过把某人当作老板来对待，仅仅通过一贯把她称作老板，通过把她表征为老板，就使她成为老板。

所以在所有这些现象里发生的事是：你通过把某个制度事实表征为存在，来创造这个制度事实，而这具有宣告的逻辑形式。简明的说法是：全部人类制度实在，人类社会区别于其他动物社会的一切特有之处，都是通过反复运用同一类言语行为，宣告，创造出来的。

为了给它们起个名字，我要把这一点与我前面讲的联系起来：我们有能力通过集体意向性来指派功能，其中一些功能是地位功能。我现在提出的论题是：所有地位功能都是由宣告创造的，都是由同一类言语行为创造的。我必须加以限定：是由具有宣告的逻辑形式的表征创造的，因为你不必明确地做这件事，你可以仅仅通过接受某事或承认某事来做。但必须有一个表征，它使你能够创造这个制度事实。

如果到目前为止我是对的，这就是人类文明的独特之处，那么我们会得到一组有趣的等式：地位功能，也就是凭借对某种地位的集体接受而执行的功能，与制度事实是外延相同的；而制度事实的创造，正是为了创造这些地位功能。

制度的目的是道义权力

那么，意义何在？我们为什么创造这么多地位功能？我们为什么任命某人当系主任，宣布某人结为夫妻，让某人当美国总统，创造货币、私有财产、政府和婚姻？答案是：所有这些都是地位功能。没错，可是功能是什么？功能的意义何在？答案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权力。

所有这些都在创造权力结构。全部制度实在都是在创造权力结构。如果你有一张五美元的钞票，你就有了一种没有这张钞票时所没有的权力。如果你是哲学系主任，你就有了不当系主任时所没有的权力。许多权力是负面的权力。作为伯克利的教授，我有一种正面的权力，我可以领一张停车许可证，它不给我一个车位，但至少我有了许可，有了去找车位的权利。可我也有负面的权力：我有义务在某天某日出现在课堂上给学生上课。

所以，地位功能就是制度事实，制度事实无一例外地创造权力，但这些权力属于一种非常特别的类型，我称之为道义权力（deontic powers）。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这类权力的名称包括权利、义务、责任、授权、许可、要求，以及这一家族中的其他成员。

这又是关于人类的一个了不起的事实。据我所知，一群狗不会在狗群内部创造一套义务、权利和责任的系统。它们也许会造出一个等级，有一只雄性头领和一只雌性头领，可它们不会创造带着制度事实和地位功能的道义权力。

地位功能之所以是件大事，是因为它们全都由这种构成性的操作创造，全都由地位功能宣告（status function declaration）创造。我用「地位功能宣告」这个词，是因为创造地位功能的那些言语行为具有宣告的逻辑形式。它们在创造制度实在的同时，创造了一套道义权力的系统。

与欲望无关的行动理由

道义权力在这一点上非常了不起：它们与人类理性咬合在一起，其咬合方式使它们给了你独立于你的倾向的行动理由。如果你承认一项义务是有约束力的义务，你就承认你有一个独立于欲望的理由去履行这项义务。

我给你们举一个真实的例子。一位好人邀请我来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做几场讲演。几个月前，这听上去是个好主意。可是有一天你得早起，赶到旧金山机场，然后，你们知道那是什么滋味：你得排队，得脱鞋，得吃飞机餐，现在连飞机餐都没多少了，最糟的是，你得把胳膊肘往另一个家伙也想放胳膊肘的地方挤。没有人是为了好玩而干这些的。可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我作出了承诺，我创造了一个制度事实，也就是我的承诺，而这个制度事实创造了一个独立于我的倾向的行动理由。我有理由来，所以我来了。

我曾在芝加哥的一个著名研讨班上举过这个例子，那个研讨班里坐着一位（说得客气些）非常保守的经济学家。他们不相信任何人会出于独立于欲望的理由做任何事。他们说，你来芝加哥，不过是因为你担心你不来我们会怎么看你。我不忍心告诉他们，我根本不在乎你们这帮人怎么想。我没忍心说。总之我到了那儿，又活着离开了。

所以我要提出的论题是：我们生活在地位功能的海洋之中。奇妙的是，它们几乎完全隐形，因为你把它们视为当然。我身上的衣服是我的私有财产，我是美国公民，持有有效的加州驾照，我几张信用卡上有若干额度，这个清单长得很。

我描述的这类地位功能，有许多是成文法典化的。给这些东西立法很容易，而且法律天然倾向于繁殖。为什么？因为地位功能只有被表征为存在才存在，而一旦有了表征，把表征法典化就相对容易了。可也有些地位功能没有法典化，一旦法典化反而会受损。我想到的是鸡尾酒会、恋爱和友谊。这些全是地位功能。检验标准是：邀请人来参加鸡尾酒会，或者有一个朋友，是否附带一组义务和其他道义权力？友谊有没有义务？恋爱有没有义务？在我看来，每一种情形的答案都是有。可你不会想去把它法典化，一部分原因是，你是在边走边发明它，你在发明这个制度事实的结构，无论是一段友谊还是一段恋情，而它一旦法典化，一旦变得正式，就失去了弹性。当你去到别的国家，那里对恋爱、对友谊也许有不同的理解，你会遇到麻烦，会惹上不少事。不同理解的细节我就不展开了。

语言是一切制度的根基

从这番讨论中还能得出另一个结论，它与我早年的看法不同：语言不只是众多地位功能系统当中的一个，它是最基本的人类制度。这话的意思是：我提到的所有其他人类制度，政府、私有财产、大学，全都以语言为前提。一个社会可以有语言而没有货币、私有财产或政府，反过来却不行。如果一位人类学家从亚马逊河流域回来，说她研究的部落有语言，但没有私有财产，没有政府，这说得通。可如果她回来说，他们有私有财产、政府、婚姻和货币，但没有语言，我们知道这不可能对，因为语言是根本的人类制度，其他一切制度都以它为前提。

但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不对称。我最初想到「X算作Y」这条构成性规则，是为了描述语言的运作，描述言语行为的施行：用英语说出「雪是白的」这个句子，算作作出「雪是白的」这个陈述。可现在发现，构成性规则在语言中的运作，与它在所谓非语言的制度事实（比如货币和私有财产）中的运作，有一个巨大的不对称。

不对称在这里：对于非语言的地位功能和道义权力，比如我们让某人当美国总统，我们是在用语言创造超出语言权力的权力。我们用语言说：以授予我的权力，我在此宣布你为美国总统。这家伙随后拥有的权力，超出了语言的权力。可当我们只是用一个句子作一个陈述时，没有任何权力超出语言的权力。作为一个说英语的人，我对英语的知识使我有权力通过说出「雪是白的」这个句子，来作出「雪是白的」这个陈述。在这里，语义就是全部的权力，权力只是语义权力。

可是当你任命某人当哲学系主任，录取某人进研究生院，给某人颁奖，宣布某人结为夫妻，向银行借钱，或者在布卢明顿买一栋房子，所有这些情形里，你都在创造制度事实，从而创造道义权力，你是用语言来做这件事的，可你创造出来的权力超出了语义权力。奥巴马的全部权力都源自语义：他必须被造就为总统，被当作总统对待，被表征为总统，可他的权力超出了语义。指挥美国军队作战的权力远远超出语义，尽管这权力最初的来源建立在语义之上。语义创造出了非语义的权力。

所以，语言不仅是根本的人类社会制度，是其他一切制度所由以派生、所依赖的制度，它的运作方式还与其他制度有根本的不同：就句子的意义而言，你懂一门语言时所拥有的，只是用这些句子施行言语行为的权力。可当你被锁进一个由制度事实、地位功能和道义权力组成的系统之中，当你在股市上买卖股票，在国会里通过立法，或者作为法官裁决案件时，所有这些情形都涉及语言的使用，但它们是用语言来创造超出语言的权力。

社会契约论的语言盲点

在把讨论交给大家之前，我还想说几件理论性的事。

第一，在我看来，如果你沿着我建议的思路想，你会对社会科学和政治哲学中的许多传统问题得到一种不同的理解。看看我们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传统，有一个可以追溯到希腊人的通病：粗略地说，他们的语言理论太贫乏。他们把语言视为当然。社会契约论者是最糟的，因为他们假定我们在林子里跑来跑去，说着一种语言，然后某位天才说，我们来订一个社会契约吧，于是大家聚在一起，有了社会。可我要说的意思是：如果你有了语言，你就已经有了一份隐含的社会契约，因为你已经有了创造地位功能的可能。

那我们是怎么得逞的？令人惊异的是，我们竟然得逞了。简短的回答是：如果人们接受它，你就得逞了。通过宣告来创造地位功能，最令人惊异的例子出自一群写起东西来就像读过我的书的人。他们用的正是我这套术语，他们把它叫作《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请注意，在那一刻之前，他们的地位功能里没有任何东西赋予他们做这件事的权力。别忘了，这些人是英国臣民，他们不是任何国家的公民，他们是乔治三世的臣民，身处英国王室殖民地。费城是王室殖民地，这本身就是一种地位功能，完全处在伦敦王室的统治之下。他们就这么聚在一起，做了一个集体的言语行为，他们说：我们宣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他们得逞了。怎么得逞的？简短的回答是，他们让人们接受了它，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因为人们接受了它，我们也接受它。详细的回答是，他们不得不打一场仗来赢得这种接受，直到康沃利斯在约克镇战败，他们才算彻底自由了。顺便说一句，有件事美国人往往忘了：没有法国人的帮助，我们打不赢那场仗。法国人在我们国家的创建中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当法国人抱怨我们、我们抱怨法国人的时候（这是我们国内常见的谈资），请记住这一点。

这群人创造出了一种力量巨大的制度实在。可这一招并不总是奏效。我想是里士满的一群人试图玩同样的把戏，他们有个不错的样板，他们创立了美利坚联盟国，可没成功。同样，靠一场战争才把问题解决，但问题确实解决了。

了不起的是，你的整个生活都被结构在一系列复杂的地位功能家族之中，而它们全都是由同一个简单的逻辑语言操作反复运用创造出来的：地位功能宣告。我们并没有聪明到每次都能做出新鲜的、原创的事。我们有这个创造地位功能的装置，地位功能宣告，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运用它。

人权与词汇之争

我说过，如果采取我这番话里隐含的进路，许多传统问题会变得清楚。让我用一个想法来结束。在这个国家和国际上，关于人权、关于普遍人权，有大量的争论。问题是：人权的本体论是什么？有一类哲学家对此非常怀疑，比如边沁（Jeremy Bentham）和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他们认为谈论人权是胡说，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可我认为，一旦你认清实际发生的事，这种谈论是可以被证明为正当的。你拥有人权，不像你拥有拇指那样。人权是一种地位功能。人权与其他权利的区别在于，其他权利通常在一个先已存在的制度之内产生：作为公民我有某些权利，作为丈夫我有某些权利，作为教授我有某些权利。可是在十八世纪，我不知道具体是谁，也许是十七世纪，总之是在启蒙时代，某个人或某群人想出了一个天才的主意：仅仅作为一个人，就是一种Y地位功能。他们没有合适的术语来表达这一点，但这正是他们想说的。仅仅作为一个人，就是一种Y地位功能，而这种地位功能本身就带有道义权力，带有普遍的人权。我认为这在思想上是可以被证明为正当的：你承认人权是普遍的地位功能，由某一类言语行为创造和维持，而这类言语行为就是地位功能宣告。

还有一个主张我没来得及展开：制度事实不仅在最初由地位功能宣告创造，它们在时间中的维持也是靠同一种方式。你维持一个掌权的系统，是靠不断把它表征为它所是的那种权力结构。看清这一点的一个办法，是看革命运动为什么要改变词汇。俄国革命时，革命者非常急于让人们不再使用传统俄国的称呼方式，他们要每个人都被称作「同志」。为什么？因为这标志着一种地位功能上的平等，而称某人为老爷或公爵是不会承认这种平等的。所以他们坚持要改变词汇。更近一些，在女权运动早期，女权主义者急于让我们不再使用「女士们、先生们」这套传统词汇，因为它标志着她们急于克服的那些地位功能。

我不知道这些事情会如何发展，这很有意思。今天在莫斯科，如果你称某人为「同志」，我想那会是个笑话，因为当年创造出来的那个系统已经被掏空了。可就在我们说话的此刻，这种事仍在发生。看看美国的老法律，「老处女」（spinster）这个词很常见。我有一次问我的班上，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老处女，请举手。一位中年女士有勇气举起了手。我当场就想给她一个A。因为这是一个正在过时的词，它曾经标志着一种地位功能。我想「单身汉」（bachelor）也许也在过时，随着（我略带犹豫地称之为）婚姻实践的变化，随着两性关系的变化，我们也许会走向各种各样的新词汇。而词汇至关重要，因为词汇正是地位功能指派的表述形式。

所以我想，我只是刚刚开始了一个题目。但我想提出的是，也是我要用来收尾的：当我用「人类文明的逻辑结构」这个有点挑衅意味的标题时，不幸的是，多数人以为我说的「逻辑」是相对于「不合逻辑」而言的。不是这个意思。要点在于，它具有一种命题结构。这种命题结构，就是按照宣告这种言语行为来指派地位功能，宣告通过把某事表征为如此而使它成为如此。凡是有命题结构的地方，就有逻辑关系。这就是我把它叫作「人类文明的逻辑结构」的原因。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与其他社会性动物的不同之处。社会性动物有很多，其中许多有权力结构和等级，有雄性头领和雌性头领，可它们没有我们这种极其丰富、稳定的地位功能系统。我去莱比锡拜访过迈克·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的灵长类实验室，他那里的灵长类动物每天都忙着打架，争今天谁当头领，而头领还得在其他雄性当中找盟友，去抵挡别的想当头领的雄性。白宫可不是这么运作的。奥巴马不会起床就想，今天我得把所有人都掰手腕掰赢了。不会。他有一套被接受的地位功能系统，它在时间中持续存在。好的制度和坏的制度都有这个特征。但我确信，这是理解人类文明本体论的关键。

问答：问句也是指令

讲演之后，第一位提问的听众问到疑问句的性质。我今天没有专门讲言语行为的分类，但问句是指令类的一个种类。每一个问句都是一个请求，请求一个答案。英语的问句还有一件了不起的事：问句的形式决定答句的形式。如果我问「你们有香蕉吗」，你回答「有」，这个「有」并不是说明天会下雨，而是说我们有香蕉。唯一的例外是英语里那些古怪的情态助动词。如果我问「我该不该娶一个共和党人」，正确的回答不是「是的，你该」或者「不，你不该」，而是「娶吧」或者「别娶」。它请求的是建议。情态助动词很难琢磨。但总之，问句是指令。

那位听众接着说，他想到的是从满足好奇心到质疑权威的整个范围，比如「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在干什么」。我得抵制在这里长篇大论谈问句的诱惑，问句是一个迷人的题目。其中一个有趣的类别是修辞问句。当共和党全国大会上那个家伙说「我们还想再要四年无能的政府吗」，他并不想让人们琢磨：哦，我不知道，我们想不想呢，我猜想吧。不是。修辞问句的有趣之处在于，它通过假定问题的答案是已知的，来作出一个陈述。答案一旦已知，你就可以用修辞问句来陈述。问句很迷人，有很多可说。但简短的回答是：一个真正诚实的问句，比如「我怎么去布卢明顿」，就是一个直接的指令，你在请求信息。

问答：地位功能指示器

接下来一位听众说他同意我讲的大部分，然后要提醒我注意一件事。（每当有人这么说，你就得当心了，因为他接下来要讲的是他不同意的地方。）他说：你有一张加州驾照。假如我去加州访问，没带驾照，你不能说，罗伊，没关系，拿我的用吧。可另一方面，我有一张明天的午餐券，我可以把它给别人，那个人可以代替我吃午饭。所以要紧的是，驾照是你独有的，警察拦下你的时候，他要确认你是约翰而不是别人；而午餐的事，谁吃并不重要，他们只要保证餐券的数目等于付了钱的人数。这些权力凭证有一些重要的性质。

他说得完全对，我感谢这个补充，我还想多说几句。许多地位功能附着于特定的、有名有姓的个人。驾照上写着你的名字，结婚证上也是。你不能靠借我的结婚证来证明你结了婚。它是特定的。钱的美妙之处在于它是可替代的，任何人拿着钱都可以买东西，可其他许多东西不是这样可以交换的。

这里还有一个我没来得及讲的话题，我想借这个机会提一下：我们常常需要指示器，需要地位功能指示器（status function indicator）。警察穿制服；我那张真实的驾照本身不是地位功能，它是我能开车这种地位的指示器。结婚戒指、制服、驾照，这些都是地位功能指示器，它们的首要功能是认识论上的：它们证明我拥有我声称拥有的地位。它们还可以获得某种独立的生命。加州的驾照被用于各种与开车毫无关系的事：没有驾照你买不了啤酒，因为你证明不了自己满二十一岁。地位指示器有时候会获得一种独立的生命。但基本的想法是，对许多地位功能来说，你需要用某种认识论上的装置来表明你拥有这种地位功能。

我刚到伯克利的时候，你能看出谁是教授：打领带的那些人，领带加西装外套。到了六十年代，你也能看出谁是教授：穿着鞋的那些人，因为那时穿衣习惯已经变了。我的母校牛津有一个麻烦：我在那儿当学生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衣着辨认谁是大学成员。他们穿的大致就是我身上这类东西，精纺法兰绒长裤，通常配花呢外套，我这身还够不上。总之，不三不四的人闯进大学是不成问题的，凭穿着就能立刻认出来。现在大家都穿牛仔裤，学美国人，这招不管用了。于是人们开始锁门。在牛津你现在得锁门，以前不用，因为以前全是上等阶级的成员，凭穿着一眼就能认出来。

问答：从质子到总统

一位听众指出，我在开头讲了质子和电子这类物理粒子，可对于如何从质子和电子走到人类、走到文明，我一个字也没说。让我回答这个问题。可惜我在这里只有两场讲演，其中一场讲的是意识。先给一个简短的回答。

我不确定那些是不是粒子，也许是质能点或者弦，但这不归我管，那是我付钱让物理学家去解决的，即基本实体的本体论。这些东西组织成系统。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上，其中一些粒子组织成了含有大量碳的大分子，加上氢、氮和氧，而这些碳基分子系统当中，有一些活了起来。直到今天我们仍不知道这件事是何时、如何、在哪里发生的，但它确实发生了，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这些活的有机系统当中，有一些继续演化，我们现在说的是几百万年的尺度，一直演化到成为动物，而某些动物演化出了意识。我上次讲的就是大脑如何产生意识。我们仍然不理解这一点，不知道大脑究竟如何产生意识，也不知道意识在大脑中究竟如何运作，但我们知道它确实如此。

今天这场讲演是下一步：一旦有了意识，你就可以得到语言。我没有讨论语言的结构，只讲了它的某些用途。而一旦有了语言，你就有了创造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可能。所以这个模式是：从物理粒子这种基本的物理实在，到碳基分子中生命的开端，然后是生命通过演化的发展，然后是演化机制通过动物和有意识的动物的发展，然后是语言的发展，然后是我们，然后是我们拥有的这一切。这就是从质子到总统的路：从物理粒子的基本系统出发，其中一些活了起来（一个惊人的事实），其中一些活的系统在漫长的演化时间里演化，经过那段漫长的时间，最终到达像我们这样的家伙。我应该把这一点讲透，但路径就是这样。

不过我们不该对自己的特殊处境感到自负。我前面提到过，我们处在一个大星系里的一个很小的太阳系中，我们的星系里有一千亿颗恒星，我不知道其中有多少能像我们的太阳那样支持生命或行星，可我们这个有一千亿颗恒星的星系，只是一千亿个星系当中的一个。所以在我看来，我们不太可能是宇宙中唯一有意识的生物。我也不认为宇宙中的其他生物长得像我们，凭什么要像？我们是某种演化的怪胎，如果他们能看见我们（他们不一定有视觉，但假如能看见），我们在他们眼里大概和他们在我们眼里一样怪。所以我们不能假定自己是生命出现的唯一合理方式。但这是我们所得到的，我们只能靠它活着。

这是好消息：我们星系里只有一千亿颗恒星，宇宙中只有一千亿个星系。这话我给学生讲了很多年。坏消息是我最近才从我那些物理学界的朋友那里得知的：我刚才讲的故事只涵盖宇宙的百分之四。那其他百分之九十六呢？我付了钱是要听这个的。其他百分之九十六是暗物质和暗能量，而它们之所以「暗」，是认识论上的暗：那些该死的物理学家还没搞明白。他们有相当好的理由相信这些东西存在。他们有一句话总让我抓狂：宇宙在膨胀。往什么里面膨胀？如果我说我们决定扩建厨房，那它得扩到后院去。可如果说，顺便提一句，我们要扩建厨房，还要扩展宇宙，我往哪里扩展宇宙？这问题是有答案的，但他们一直在误导我们。答案是，说宇宙在膨胀，就是说星系之间的距离在拉大，而它们确实在拉大。推动它们分开的力是什么？那就是暗能量，还有暗物质。

所以，关于我们自身的本性和宇宙的本性，一些最根本的事实我们真的非常无知。我们对宇宙如何运作知道得不多，更糟的是，我们对自己如何运作也知道得不多。我们不知道大脑如何产生意识，不知道生命如何开始。我们确实知道它开始了，也演化了，我们对那些机制有某种理解，可在大片领域里我们仍然无知。这正是哲学有趣的地方：我们有很多事可做。

问答：社会崩溃与好坏制度

一位听众说，我谈到了施行句对社会权力乃至社会变革的一些含义，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那本《崩溃》的副标题是「社会如何选择成败」，他问我能否给点提示，我们如何避免灾难性的崩溃，有没有什么施行性的咒语能帮上忙。

我就喜欢这种容易的问题。我没有一套关于社会或社会崩溃的一般理论，所以问我这个问题是找错了人。如果我对社会本体论，也就是社会的存在方式，能给出一个好的刻画，我可以从那里往下走，但我还没有往下走。往下走的问题会是：什么使一个制度成为好制度或坏制度？在那里，我想你得问：什么构成人的繁盛（human flourishing），什么样的健康社会有助于人的繁盛。在我看来，今天世界上有许多社会不太健康。美国人喜欢自我批评，可我认为，比起叙利亚正在发生的事，我们过得相当不错。我相信叙利亚也有很多乐趣可享，可眼下我宁愿待在印第安纳。世界上很多别的地方也是如此。所以我回答不了你的问题，但我希望我提供的是一个提出这些问题的本体论框架。

问答：什么是制度

下一位听众说，他这个问题有点棘手，已经困扰他一阵子了：制度到底是什么？社会到底是什么？他说制度更要紧，因为我一直在用这个词。

我说过，制度是一个构成性规则的系统。在这些构成性规则的系统之内，你创造制度事实，而所有制度事实都由同一类言语行为，或者说同一类语言表征创造，即地位功能宣告。对这个说法马上会有反驳，因为有些我们视为制度的东西，按我的说法并不是制度事实。基督教历法就不是一种制度，因为「今天是某月某日」不带任何道义性。检验标准是：它带不带道义性（deontology）？圣诞节是一个制度事实，因为在圣诞节这一天我有义务和权利：我有义务给孩子送礼物，也有权利休一天假。这标志着它是一个制度事实，是一种地位功能。所以地位功能是有检验标准的：它带不带道义性。

简短的回答是：制度是构成性规则的系统，它们使得通过地位功能宣告来创造制度事实成为可能；地位功能宣告无一例外地创造道义权力；而道义权力是把人类文明粘合在一起的胶水，因为它们给了我们独立于当下倾向的行动理由。这就是今天这场讲演的总结。

另一位听众接着追问冲突的问题。他说，我在快结束时谈到，宣告必须被大规模接受才能产生效力。可这样一来，这种命题的、逻辑的结构似乎没有多少规范性的力量。从这个逻辑结构里能证明出来的东西大多是描述性的：我看着我的一组公理，而它们是已经打完仗的结果，然后我从那里推出事实。前一位提问者问的是能否通过把社会描述为一个宣告的迭代过程来避免崩溃，他的问题更根本：这套东西到底有没有任何规范性的、可以证明的力量？还是说你把它扔出去，然后看谁赢，强权即公理？

这是个大问题，我没法完整回答，但我要说，有许多制度对我们所有人显然如此有用，它们作为制度根本经不起挑战。最明显的是语言。如果你认为私有财产是个坏主意，好，你可以反对私有财产，可你怎么反对语言？你得用语言来反对语言。我很难看到语言作为一种制度会受到挑战。有些制度是内在邪恶的，奴隶制在我看来就是内在邪恶的，把人当奴隶。但这是可以论证的，是可以在制度结构之内说清楚的。而有些制度，我说过，对每个人都如此明显有益，很难看出有谁能反对它们，语言是最明显的例子，但还有别的。

钱怎么样？钱是一种制度，它有益吗？我认为总的来说是有益的。它是众所周知的万恶之源，可它也是许许多多善事的根源。我试着想象，如果你没有任何买卖的可能，没有任何获得报酬、为你的工作获得报酬的可能，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很难想象你怎么能组织起一种像样的生活。所以有许多无处不在的制度，实际上是无害的。

私有财产呢？我认为私有财产也几乎让每个人受益。可是在今天的美国，私有财产的集中已经如此失衡，那著名的百分之一，财富如此不成比例地集中，在我看来非常不健康。让这么多权力，这么多道义权力，掌握在这么少的人手里，不是运行一个社会的健康方式。首先，这给了他们不成比例的政治权力。这些是我们将不得不面对的真实问题。所以，如果你要问某个特定的制度是好是坏，你得多告诉我一些这个制度是什么，它做什么，它在人类生活中如何运作。

问答：唯物世界中的涌现

最后一位听众接着前面那个从分子到总统的问题追问。他说，有些人会反对把总统、选举这类东西与分子、粒子放在同一个本体论平面上来处理。他希望我多讲一点，从一种唯物主义的、认为世界可以还原为物质的世界观出发，事物如何能从那里涌现，并以某种方式存在于一个不同的层次上。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希望我讲的东西里已经隐含了这一点：物质与心灵、物质与观念这些传统的区分，我认为全都过时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里，它的基本结构是物理粒子的结构，而世界的物理特征之中包括意识，我说的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意识，带着它全部的主观性和切身感受。然后，有意识的系统通过集体意向性组织起来，创造出人类文明。这就是从质子到总统的故事。

当然，这个故事里有好几步我们就是不理解。我们不理解生命如何开始，但它开始了。我们不理解意识如何开始。我们也确实不理解人类语言如何起飞，而且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真正理解，因为没有化石证据。你没法看着化石就断定这些家伙用的是主语在前、动词在后的语言，还是动词在前的语言。你从头骨上看不出这个。所以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完整地理解这些东西如何发展起来。可它们确实发展起来了。我们确实从一个没有生命的宇宙，至少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太阳系，演化成了我们。我们也确实在文化上演化成了比狩猎采集生活复杂得多、有趣得多的东西。我们不再只是在林子里跑来跑去，想找到够吃的食物撑过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