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Patrick Lynch: The Internet of Us

编者按：本文整理自康涅狄格大学哲学教授迈克尔·帕特里克·林奇在爱丁堡大学哲学系的一场公开讲座，题为《我们的互联网》（The Internet of Us），与他同名著作的主题一脉相承。讲座由爱丁堡大学哲学系主持人开场引介，随后由林奇独自主讲。林奇从一个关于「神经媒介」的思想实验出发，追问信息技术如何扩展、又如何未能扩展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以及我们为什么应当在意这件事。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

开场

主持人： 感谢各位今天到场。先说一句题外话，本周还有两场规模很大的会议同时举行，能在这样的日子里坐满这个房间，很不容易，谢谢大家。今天的主讲人是康涅狄格大学的哲学教授迈克尔·帕特里克·林奇，他的新书《我们的互联网》讨论的正是今天的题目：在一个知识越来越多地来自屏幕的时代，「知道」这件事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下面把时间交给林奇教授。

一个思想实验

林奇： 谢谢，谢谢主办方的盛情。我想从一个想象开始。请设想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智能手机已经不再是随身携带的东西，而是被缩小之后直接接入人的神经系统。说得更准确一点，手机的全部功能被微型化，整合进了每个人的神经网络。于是这个社会的成员，可以说把整个世界的信息都放在了自己神经元的末梢上。信息就在那里，像空气一样触手可及。你不必再记住聚会上认识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因为神经媒介（neuromedia）会替你记着。我姑且把这个小装置叫作「神经媒介」。

林奇： 在这个神经媒介社会里，当然会有几个爱操心的老古板站出来问：这样得到的东西真的算知识吗？隐私怎么办？他们还会有一大堆类似的顾虑。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会觉得这东西妙极了。知识变得如此轻松，就在你身边，随手可得。更重要的是，我们会拥有全新的表达方式。想一想，你可以用思维的速度下载、上传，比发推特还快，再也不用靠两根笨拙的拇指在屏幕上戳来戳去。凡是我们本来就擅长、也乐于去做的事情，从医疗到军事，都会因此突飞猛进。

灾难

林奇： 现在请把这个想象往前推几代人。神经媒介早已普及，人们乐在其中。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装了它，但绝大多数人都装了。这时候，一场环境灾难降临，摧毁了支撑神经媒介运转的服务器。请注意，灾难毁掉的并不是信息本身。信息可能存在别的服务器上，可能还躺在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库房里。信息还在，只是那一种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复存在了。神经媒介失灵，什么都传不进你的脑子。

林奇： 对这个社会里的每一个人来说，这将是一场切身的灾难。想一想，几代人都是靠这种方式获取信息的，他们从来不需要别的办法。当然你可以说，信息还在，去找就是了，就像你今天还可以打开笔记本电脑一样。可是这些人已经失去了接收信息的能力。这让我想到一件事：一个人如果突然失去某种感官，往往会发现其他感官早已退化，因为长期以来他过度依赖那一种感官。拥有一种感官是好事，过度依赖它却未必。神经媒介社会的人们也许会在灾难之后意识到，当初若不是把一切都押在这一种方式上，日子会好过得多。你们大概已经看出我要往哪里去了，我稍后会回到这个神经媒介社会。

比想象中更近

林奇： 我们离这个故事的距离，其实比想象中近得多。做脑机接口研究的机构不止一家，大家都知道有人在花大力气把人脑和计算机以各种方式连在一起。往光谱的另一端看，可穿戴设备已经越来越常见。改良的空间还很大，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事。有意思的是，那些有能力把这些可能性变成现实的人，从来没有忽视过它们。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就说过，他对未来的设想是：你想获取信息时，根本不必去查，只要脑子里想到某个事实，植入物就会直接把答案告诉你。

互联网的三波浪潮

林奇： 谈到这些可能性，我们会渐渐意识到，技术、产业和信息都在朝一个特定方向移动。人们常把互联网的发展说成几波浪潮。第一波是所谓「网络一点零」（Web 1.0），核心体验是：「哇，你该试试电子邮件这玩意儿！」我还记得当年在电视上看到这类广告。第二波是「网络二点零」（Web 2.0）：「哇，你该看看这个叫脸书的东西！」社交媒体的兴起就属于这一波。第三波是「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智能手表、智能冰箱、智能袜子，甚至智能内裤。好吧，最后一个是我编的。

第四波：我们的互联网

林奇： 但我们正在走向第四波，我称之为「我们的互联网」（the Internet of Us）。它的核心，是从「使用」走向「整合」，也就是神经媒介故事里设想的那种数字整合（digital integration）。这里我想澄清一点：我说的整合，不只是指技术在物理意义上进入我们的身体，虽然那也是一部分。我更想说的是，技术已经整合进了我们的生活形式（form of life）本身。哲学家会告诉你，技术从来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的生活形式融为一体，这没错。但我这场讲座有一条暗线，稍后会回到它：我们现在经历的这种整合，有一个鲜明的特征，那就是它发生的时候我们察觉不到。整合越深，它最深远的影响就越是在我们不注意的情况下悄然发生。

林奇： 这正是维特根斯坦谈过的东西。一种生活方式一旦成了「你的」生活方式，成了事情本来的样子，你就很难跳出去审视它。有些东西离我们的脸太近，我们反而会直接看穿它，视而不见。

哲学家会盯上什么

林奇： 那么，当哲学家看到神经媒介和「我们的互联网」这些东西时，什么会抓住他的眼睛？显而易见，关于心灵和同一性的问题会跳出来：我的心灵在哪里终止，你的又从哪里开始？我们的心灵在多大程度上是延展的？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这是一类问题。你也可能想到隐私。我本人就是那种为隐私操心的老古板，尤其是在监控和情报机构的问题上。但今天我想谈的是知识。我认为信息技术影响最大的概念就是知识，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生活在所谓的知识经济里，知识是这一切的核心。所以我的目光被这个概念抓住了。

三个问题

林奇： 关于知识，我想问三个问题。第一，信息技术如何扩展了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注意，我问的不只是我们知道的东西变多了，而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第二，信息技术在哪些方面没有做到这一点，甚至在某些方面与其他认知方式形成了竞争？第三，也是你们此刻大概正在心里嘀咕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在意？神经媒介也好，互联网也罢，关我什么事？我前面已经悄悄埋下了一些理由，稍后会把它们摊开来讲。

断网求知

林奇： 先说第一个问题。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小实验，我也鼓励在座各位回去试一试。二零一四年夏天，我决定回答四个问题，条件是不用互联网，也不用手机。这四个问题我特意选得各不相同。第一个：保加利亚的首都是哪里？第二个：四冲程舷外发动机和二冲程舷外发动机在机械原理上有什么区别？第三个：我所在选区的国会众议员的电话号码是多少？第四个：奥斯汀（德克萨斯州）眼下评价最好的餐馆是哪一家？

林奇： 保加利亚那个问题很容易，因为我家里有一本年鉴，翻开就查到了：索非亚。当然我有点担心它准不准，那本年鉴有些年头了，但总的来说没什么问题。舷外发动机的问题，我手头正好有一台坏掉的发动机和一本说明书，可是说明书根本没回答我想问的东西。于是我跑到码头，找了一位修船的机械师聊。他非常热心，把发动机拆开，一个零件一个零件指给我看。等我回到家才发现，我忘了做笔记，因为我不能拿手机拍照，只能靠脑子记，结果记住的没多少。

林奇： 众议员电话那个问题，我以为会很容易。我去了图书馆，跟馆员说：我想找我们选区众议员的办公地址和电话。他说，好啊，你上网查一下就行。我说我不能上网。他说，那用图书馆的电脑吧。我说电脑也不行，我什么网都不能上。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查一下……说到这里，你能看出他心里在想：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头。最后他总算在书架深处翻出一本政府电话簿，我才拿到了号码。

林奇： 第四个问题我完全没答上来。奥斯汀眼下评价最好的餐馆是哪一家？我之所以选这个问题，是因为几周后我正要去奥斯汀。可仔细想想，这个问题本身就有毛病：「评价最好」是谁评的？「眼下」是指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只在某一种认知方式下才成立，离开那种方式，它甚至不是一个像样的问题。

林奇： 做完这个实验，我觉得自己像个历史重演爱好者，就是那些穿上古装、拿着刀剑演练古代战役的人。我做的算是认识论版的历史重演。这件事让我感兴趣的地方在于：我们现在的认知方式，不只是比过去快，它用的是完全不同的工具。而我们往往不会注意到工具变了，直到有一天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

谷歌式认知算不算知道

林奇： 我把这种新的认知方式叫作「谷歌式认知」（Google-knowing）。我指的不只是靠搜索引擎获得的东西，而是泛指通过数字界面获取信息，最典型的就是在智能手机上查东西。有一幅漫画：丈夫趴在水槽底下修管子，妻子站在旁边问他：「你是真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还是刚在谷歌上搜的？」这是个好问题。谷歌式认知真的算「知道」吗？还是说它只是获取了信息？

林奇： 我们当然知道信息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但我认为，谷歌式认知显然可以构成知识。曾经有那么一个时期，学者们不信任维基百科，那个时期早就过去了，过去很久了。要算作知识，信息必须准确，还必须来自一个可靠的信息处理系统，也就是一个总体上产出准确结果多于错误结果的系统。谷歌式认知在很多情况下满足这两个条件。所以我的立场是：谷歌式认知可以是知识。

谷歌式认知的特征

林奇： 那我为什么还要讲断网的故事？因为它提醒我们，我们现在做的事和过去做的事不一样。谷歌式认知有一些特征值得注意。第一，它越来越深地嵌入了我们的认知过程（cognitively integrated）。我们理所当然地依赖它。那次实验让我真切地意识到，我不是偶尔上网查东西，而是本能地、条件反射地伸手去拿手机。这已经是第二天性。

林奇： 第二，它压倒了其他的信念形成方式。想一想，有多少次你和一个你信任的人，配偶或者好朋友，为某件事争论不休，结果有人掏出手机，一查，争论就结束了。也许是关于俄国政治，也许是别的什么，反正手机一出，事情就定了。第三，它是无缝的。多亏了工程师们出色的设计，我们几乎察觉不到自己在使用它。第四，我们对它抱有默认的信任。我在谷歌上查到的东西，我默认它是对的。这不等于我从不怀疑，但我的出发点是信任，就像你在街上向路人问路，问「大学在哪儿」，对方说了，你默认他知道，不会先去核实。

林奇： 把这四个特征放在一起看，谷歌式认知在某些方面很像知觉。知觉也是无缝的、自动的、被默认信任的，也倾向于压倒其他的信念来源。但有意思的是，谷歌式认知还有另外一些特征，与知觉截然不同。第一，它依赖他人。互联网说到底是一台证言机器（testimony machine）。你在网上查到的很多东西，是别人贴的评论、别人写的内容，或者是专门为此设计的机制生成的信息。知觉不依赖别人，谷歌式认知却依赖。

外包还是延展

林奇： 第二个不同之处，用这次会议的语言来说，谷歌式认知是外包的（outsourced），或者说是延展的（extended）。我说「或者」，其实两者都可以。知觉是发生在你身体里的事，是你的大脑和感官在工作。谷歌式认知不是这样，相关的信息处理大部分发生在你的头脑之外。说它是外包的，意思是你的手机替你储存信息，你由此获得的知识是派生的。你可能会问：那知识到底在哪里？

知识在哪里

林奇： 一种回答是，知识是分布式的（distributed），它散布在一个由人和机器组成的网络里。更激进的回答来自安迪·克拉克和大卫·查默斯的延展心灵论：他们主张，我们的心理状态本身，比如信念和记忆，可以延展到头脑之外，延展到我们的数字设备里。如果记忆可以延展，那么知识也不必只待在脑袋里，它可以摊开在整个系统之中。「延展」和「分布」听起来相似，其实是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说心理状态本身在头脑之外，另一种只说处理过程是分散的。两种说法都很有意思，我今天不打算在两者之间站队。

林奇： 但我要说一点。即便你拒绝延展心灵论，认为心灵本身并没有延展，你仍然可以承认，为我们的信念提供根据和辩护的那些过程是共享的。换句话说，知识可以是延展的，哪怕心灵不是。理由是这样的：当我借助某个嵌入认知过程的信息技术，比如神经媒介，或者更平常的东西，得知某个命题为真时，我之所以算得上「知道」，部分原因在于所涉及的过程是可靠的。而这种可靠性，一部分来自我自己的认知能力，另一部分来自我所使用的机器的设计和运作。如果整个过程在相关领域里稳定地产出准确结果，我们就有理由说我知道。在这个意义上，知识是延展的，它是共同创造的。

再谈神经媒介

林奇： 回到神经媒介社会，那里的情形再清楚不过：人们的确在认识世界，只是这种认识是通过延展的过程实现的。其实不必等到神经媒介，看看教育已经变成什么样。几年前，谷歌眼镜刚刚问世，智能手表还没普及，我在课堂上让学生把当天要读的文本在设备上调出来，一起讨论。有个学生说：等谷歌眼镜普及了，你得给课堂立新规矩了。他说得对。谷歌式认知确实在扩展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但它装不进原有的任何一个盒子：它既深度嵌入我们的认知过程，又是外包的、延展的。

这是好事，但是

林奇： 这是好事。通过外包和延展，我们知道得更多了，这一点显而易见。而且以这种方式外包知识，意味着分享知识。我母亲常说，分享是好事，分享就是关爱。但我不认为这全是好事，理由有好几条，我只提几点。分享是好是坏，首先取决于我们分享的是什么。我们分享知识，也分享我们的偏见和认知盲区。其次取决于我们和谁分享。如果我们只在小圈子里分享，只和那些持同样看法的人分享，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第三取决于是不是每个人都分到了同样的一份。回到神经媒介社会：我能想象有人的神经媒介比别人的快，也能想象有些人根本没有。这些都是谷歌式认知的特征，我想请大家注意，它们好坏参半。以上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第二个问题

林奇： 现在来看第二个问题：信息技术在哪些方面没有扩展我们的认知？细心的听众会发现，有两种能力我到现在还没有谈到：反思的能力，以及给出理由的能力。这两种能力对应着另一类知识，我们可以称之为反思性知识，也就是那种我们能够为之提供理由、能够彼此论证的知识。谷歌式认知能否扩展这一类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但我并不确定。不过今天我想集中谈的是另一种知识，人们通常称之为理解（understanding）。

把点连起来

林奇： 我再讲一个故事。据传说，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喜欢躺在床上思考，一直躺到中午。我也常这么干，我把它叫作思考，不叫睡懒觉。传说有一天，他躺在床上看着一只苍蝇在天花板上爬，忽然意识到，只要计算苍蝇与天花板边缘、与墙壁的相对位置，就能精确描述它在任何时刻的位置。笛卡尔坐标系就这样诞生了。这故事多半是编的，但它对我们的讨论有用，因为它描绘了一种认知活动：把点连起来，让原本零散的东西忽然聚拢成一个整体。

林奇： 这正是理解的特点，它和「知道某事为真」（knowing that）不一样。知道某事为真，是识别出事情是怎样的。理解则不同，无论是理解某事为什么如此，还是理解某物是什么。我和斯蒂芬·格里姆等人的看法一致：理解建立在对依赖关系的把握之上，也就是把握一个整体的各部分如何相互勾连、如何彼此依赖。我们常用比喻说「看到全局」，指的就是这个。它不只是注意到两件事总是一起出现，而是看出其中一件依赖于另一件。

林奇： 我想强调依赖关系，因为它能说明理解到底是什么。仅仅知道两件事总是同时出现，并不等于理解。相关性不足以构成理解，这是基础科学课上就教过的道理，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但我要说的比这更强：即便相关性是完美的，也不足以构成理解。举个在这个场合再合适不过的例子。在柏拉图的《欧绪弗洛篇》里，苏格拉底站在法庭外面，等着为「不敬神」的指控受审。这时欧绪弗洛走过来，他正要以谋杀罪起诉自己的父亲，理由是这才合乎虔敬。苏格拉底，用我的话说是个了不起的刺头，就说：你既然连自己的父亲都敢告，一定很清楚什么是虔敬，那么告诉我，虔敬是什么？欧绪弗洛说，这容易，虔敬就是众神所爱的东西。

林奇： 苏格拉底接着问：一件事是因为虔敬才被众神所爱，还是因为被众神所爱才成为虔敬的？换句话说，众神只是虔敬的完美探测器，还是说虔敬本身就是由众神的偏爱造出来的？依赖关系朝哪个方向走，区别大得很。如果只要众神喜欢，什么都可以是虔敬的，那是一种宇宙观；如果众神是因为看出了虔敬才去爱，那是另一种宇宙观。你怎么看神、怎么看神与世界的关系，全取决于这个方向。而请注意，在这两种情形下，「虔敬」和「被众神所爱」的相关性都是完美的，在所有可能世界里都成立。哪怕你有再大的数据，把这个相关性摸得再透，能据此做出准确预测，你仍然不理解虔敬是什么。理解的核心不是相关性，而是对依赖关系的把握。

理解是一种创造

林奇： 那么「把握」（grasp）又是什么？我认为把握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特征。这里要先区分两件事。理解作为一种状态，不是行动。你可以在睡梦中处于理解某事的状态。但「达至理解」（coming to understand），也就是第一次弄明白某事为什么如此，那是另一回事，我认为它是一种创造性的行动。

林奇： 什么叫创造性的行动？这里的故事很长，但粗略地说，一个行动对某个人而言是创造性的，如果它为这个人生成了一些在当时的情境下新颖的想法，这些想法对这个人来说是有价值的，而且带着某种意外性。请注意，新颖是相对于这个人而言的。你不必是世界上第一个想到某事的人，也可以做出创造性的行动。想想孩子：他们的创造并不比大人的更少，尽管他们想到的东西大多早就有人想到过。有价值和有意外性，也都是相对于这个人而言的。

林奇： 达至理解正好符合这三条。你第一次弄明白某事为什么如此，那一刻的想法对你而言是新的。它对你有价值，你会觉得有所收获。而且它往往来得出乎意料，那个「啊哈」的时刻，即便是在与别人合作讨论的过程中降临的，也仍然是一个意外的、新颖的时刻。回想一下上几何课的时候，你忽然明白了某个定理为什么成立；或者你对着一台发动不起来的汽车琢磨半天，忽然明白了它为什么不动。那一刻的感觉就是创造的感觉。

理解为什么可贵

林奇： 我认为这正是理解如此可贵的原因。创造本身就有价值，它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说到这里，你大概能看出我为什么要谈这个了。谷歌式认知，在很多情况下，说白了就是下载。它是被动的。而达至理解，作为一种知识，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要求认知主体去行动，去创造。这种东西我们没法通过下载得到。

林奇： 理解还有一个奇怪的特点：它是个体性的。知识可以分布在一个群体里，可以在网络中共享，这我前面已经承认了。但达至理解这件事，每一次都只发生在一个头脑里。教过书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作为老师，我可以把理解的全部基础摆在学生面前。我可以把每一个前提、每一步推导都讲清楚，可以在黑板上画出全部的图。但我不能替他们完成那最后一跃。理解能不能发生，取决于他们自己。教过逻辑课的人对这种无力感再熟悉不过了。

林奇： 这就使理解和知识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截然不同：我们可以外包知识，我们每天都在这么做，此刻也在这么做。但我们不能外包理解。你可以让学生分组，把查资料的活分给不同的组，那是外包知识。但无论理解的对象是什么，达至理解这件事，没有人能替你做。

我们还需要理解吗

林奇： 当然，你可能会问：我们还需要理解吗？这里我要引用《连线》杂志前主编克里斯·安德森一段很有名的话。他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里描绘当时的世界，说：海量的数据和应用数学取代了我们原有的每一种工具，取代了每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从语言学到社会学。忘掉分类学、本体论和心理学吧。谁知道人为什么做他们做的事？关键是他们确实做了，而我们可以以空前的精度追踪和测量。数据足够多的时候，数字自己会说话。相关性就够了。

林奇： 我引这段话，是想指出，科技界的一些领军人物，还有其他一些人，确实在暗示：只要有足够多的数据，找到足够多的相关性，旧的科学方法，那种建模、解释、追问为什么的方法，就过时了。相关性就够了，为什么不再重要。我不这么想。我猜你们也不这么想，你们大概已经从我前面说的话里猜到了。理解，尤其是理解当中那个创造性的部分，是我们看重的东西，是我们不愿意放弃的东西。至于科学本身是否也离不开理解，那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今天没有时间展开，但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睁大眼睛

林奇： 最后总结一下。我们问了三个问题。第一，谷歌式认知在扩展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这是真的，但它扩展的方式很特别，既深度嵌入，又外包出去。第二，有一些认知方式，尤其是理解，它可能扩展不了，甚至可能被挤压。第三，我们为什么要在意？

林奇： 一个理由是，认知过程的深度整合意味着我们与技术之间建立了一种亲密关系，这一点显而易见。亲密关系带来好处，但亲密也意味着脆弱，意味着我们更容易受伤害。我们在这方面的脆弱，也许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但它就在那里。

林奇： 我最近和一位朋友聊天，他问我：你写这本书，到底是支持技术还是反对技术？我听到这类问题总觉得好笑。这就像问一个人：你支持还是反对汽车？汽车问世的时候是一场革命，它对经济的贡献巨大，切实改善了无数人的生活。在我的国家，它打开了原本闭塞的乡村，让人们可以把生意做到远处，改变了社会关系，改变了人们交往的方式。这些都是好事。但我们同样知道，汽车带来了谁也没有预见到的后果，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以及其他种种。

林奇： 我想说的是，当我们身处一种生活形式之中，就很难记得，它可能带来我们尚未准备好去面对的后果。其中一些后果是物理性的，另一些则关乎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我没有答案，只有一个提醒：睁大眼睛。请允许我用伯特兰·罗素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写下的一句话作结。他说，在过去，人所能做的事情十分有限；而知识每增加一分，人所能成就的事，包括人所能造成的愚行，也随之增加一分。科学的世界带来的危险，并不属于遥远的未来。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