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整理自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认知科学研究教授玛格丽特·博登(Margaret Boden)在牛津「冬季智能」AGI-12 大会上的主题演讲及现场问答。博登是人工智能哲学与创造力研究的奠基人物,著有《创造性心智》(The Creative Mind)。问答环节中,英国认知科学先驱、伯明翰大学荣休教授亚伦·斯洛曼(Aaron Sloman)就「本体论创造力」提出反驳,大会主席本·格策尔(Ben Goertzel)则就库兹韦尔的 AGI 时间表向她发问。全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仅删去口语枝节与重复,论证与例证悉数保留。
博登:创造力很奇妙,但绝不神秘,也绝不是一小撮浪漫天才的专利。它是人类通用智能的一个侧面,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当然不都是莫扎特,但我们都有创造力。
我所说的创造力,指的是提出新颖(new)、令人惊讶(surprising)而且有价值(valuable)的想法的能力。在谈别的之前,我得先解释「新颖」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它指的是对提出这个想法的人(或者计算机系统)而言是新的。这个想法以前被想到过多少次都无所谓,只要在相关意义上它对当事人是新的,并且令人惊讶、有价值,我就把它算作创造力。当然,这些想法当中有一小部分,对整个人类历史来说也是新的,那些往往会写进史书。我们大多数人不是莫扎特,不过我倒觉得,每个人一生里大概都会有那么一两次,甚至更多次,想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东西:一句新的双关,一个新的笑话,之前没人讲过,以后大概也不会再有人讲。但多数时候,我们想出的东西只是对自己而言是新的,未必在历史上是新的。我要谈的正是这种创造力,因为历史意义上的创造力只是它的一个子集。
由此可以推出:如果通用人工智能(AGI)真的要出现,它必须具备创造力,因为创造力是人类日常智能的一部分。没有创造力,就绝对谈不上通用智能。这就是我在这样一场大会上讲创造力的理由。
博登:那么,该怎么着手呢?创造力有三种,我指的是三种不同的计算过程、心理过程,它们都能产生新想法,而且各自伴随着一种不同的惊讶。我把它们叫做组合式(combinational)、探索式(exploratory)和变革式(transformational)创造力。
组合式创造力,是你通常听人谈论的唯一一种。给创造力下定义的人,甚至那些把整个职业生涯都用来研究创造力的人,做实验的专业心理学家,他们通常都把创造力定义为:把熟悉的想法组合成不熟悉的搭配。当然,大量的创造力确实就是这样。想想诗歌里那些精彩的意象,想想艺术或科学中的类比,想想拼贴画。组合式创造力的例子俯拾皆是,所以它无疑是重要的一类,AGI 必须能对它建模。它带来的惊讶,我称之为统计意义上的惊讶(statistical surprise):某件不寻常的事发生了,你没料到,而且即便它已经发生,你仍然觉得惊讶。打个比方,就像德比赛马中一匹冷门马赢了。你事先没想到,发生时觉得意外,发生之后在某种意义上仍然觉得意外。但说到底,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惊讶。
探索式创造力带来的惊讶也算不上惊天动地。所谓探索式创造力,是指在某种既定的文化风格之内想出新东西。顺带说一句,我这里的「想法」用得很宽泛,它可以是一个概念,也可以是一座雕塑,或者一项工程设计,可以是人工制品,也可以是观念。在探索式创造力里,当事人想出的新结构,契合于一种先前已被接受的文化风格。通常,这种风格来自当事人自己的文化,偶尔也会整体或部分地借自另一种文化。比如毕加索画《亚维农少女》时,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他受到了非洲面具的触动。你看那幅画里女人的脸,就能看出这种影响,这也是它当时不被接受的原因之一。顺带一提,那幅画不属于探索式创造力,而是变革式的,我们稍后再谈。
关键在于,无论探索式还是变革式创造力,你都是从一种先前已被接受的思维风格出发,绘画里的、化学里的、数学里的,随便哪一种。这种风格不是你首创的。你接受它,接受它的规则和约束,然后在其中做出一个新结构,对你而言肯定是新的,很多时候对人类历史也是新的,而它契合于这种风格。举例来说,你在一个已经相当熟悉的分子家族里分析出一种新的化学分子,这是探索式创造力。你画一幅印象派作品,而你不是最早期的开拓者,这也是探索式创造力。事实上,即便你是莫扎特,你做的多半也是探索式创造力,因为莫扎特并没有在音乐风格上做过多少激进的变革。他惊人的成功之处在于探索并充分利用了他所处风格内在的可能性。
这种创造力伴随的惊讶,是看到新事物的惊讶:你从没见过它,甚至初见时会想「我没想到这也行」,但再看再想,你会意识到,是的,它确实符合原有的风格,你可以用原有的风格来理解它、接受它。我要说,专业科学家和专业艺术家的创造力里,至少百分之九十五,也许百分之九十八(当然我们没法真去量),都是探索式创造力,更不用说我们每天在火车上聊天时的那些了。这绝不是可以小看的东西。
博登:但还有第三种创造力,我称之为变革式创造力。可以说它是搭在探索式创造力背上的。在变革式创造力里,当事人原本工作于其中的那种被接受的风格,有若干规则、约束和惯例,其中一条或几条被以某种方式改变了:可能被否定、删除、丢弃、取反(这几种差不多是一回事),可能被削弱或加强,也可能被以别的方式修改。
举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凯库勒(Kekulé)的故事。他盯着炉火里的火焰,看它们这样那样地跳动,忽然联想到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他说,「咦,这是什么?」他直觉这可能与他正在苦思的苯分子结构有关,于是去做了些化学计算(其实算得并不完全对,不过没时间细说),然后说:对,苯分子就是这样。换句话说,它不是一条开放的链,而此前所有有机分子都被认为是开链,这个观念很大程度上还是凯库勒本人立下的。他曾说分子就是一长串原子连在一起。现在他说,它是一个闭合的环。
凯库勒和十九世纪中叶每一个称职的化学家都知道,决定分子行为的不只是它含有哪些原子,还有哪些原子彼此相邻。所以如果你把这样一个分子变成那样一个分子,邻接关系就变了,你可以预期化学行为也会随之改变。事实正是如此。从这个想法里生长出了一个全新的化学分支,芳香族化学,其中涌现的一大堆问题,在此之前根本无从提出。
再看我提到的毕加索和立体主义运动。上世纪初发生的变革是这样的:此前画家们默认必须从单一视点作画,因为我们所有人(除非斗鸡眼)都是从单一视点看东西的。我把这块表这样举着,你看不到表盘;那样举着,你就看到了。这一点从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立体主义者做的一件事就是说:别再把它当成理所当然了。我们都知道,绕着东西走一圈就能看到它的其他侧面,它是三维物体,让我们把这一点放进画里。我认为这是一次根本性的变革,不是对绘画这个概念空间(conceptual space)的小修小补,而是根本性的变革。
这只是两个例子,你们肯定能想到许多别的。变革式创造力伴随的惊讶,我称之为「不可能式」的惊讶(impossibilist surprise)。也就是说,这个新想法冒出来时,不管是在你脑子里还是别人脑子里,你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可能。」而且不只是第一反应,你盯着它看了很久,也许仍然无法理解。我要论证的是,在相关风格发生变革之前,这样的东西确实不可能被产生出来。这就不像冷门马赢了德比,那只是令人惊讶并且一直令人惊讶,但并非不可能,我从来没觉得它不可能,只是觉得极不可能。变革式创造力给你的东西,至少最初、有时是多年之内,看起来都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变革式创造力通常很难被接受,公众不接受,很多时候当事人的同行艺术家、同行科学家也不接受。你们一定能想到许多历史上的例子,其中有些还很令人心酸。
这就是三种创造力。如果 AGI 真的会出现(其实我不像在座许多人那么乐观,这一点稍后再谈),它肯定得具备这三种创造力。而如果你看看人工智能里对创造力的建模,会发现每一种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
博登:你可能会以为,从 AI 建模的角度看,组合式创造力肯定是小菜一碟,肯定比另外两种容易得多。毕竟,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把一大堆数据或例子喂给计算机,图像也好、数学对象也好、语词概念也好,然后让它随机挑出一些拼在一起。你会得到大量熟悉想法的不熟悉组合。没错,确实如此。但别忘了定义的第三部分:有价值。
我没法告诉你「有价值」是什么意思,因为它有无穷多种含义。即便在科学里,要说清一个新想法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为什么另一些新想法没有价值,也非常困难,科学家花了大量时间在做这件事。在艺术里就更难了,因为艺术没有那种以某种方式去符合世界的约束。表面上似乎什么都行,但当然并非什么都行,就算最激进的艺术类型也有惯例、有规则。只不过这些规则会变,不但会变,不但在不同文化、同一文化的不同时期各不相同,而且在今天的世界里,它们真的能一夜之间就变。某位大明星在派对上戴了一种新首饰、穿了一件新衣服,狗仔队在场,第二天照片铺满头版,下一周你家附近的商店里可能就有卖了。
所以「有价值」通常是关键。从 AGI 的角度看,组合式创造力的难题在于:你要的是有价值的不熟悉组合。这话能说上好几天,但压缩成一句就是:你要的组合必须是切题的(relevant)。新颖、有趣,这是前提,还得切题。
举个例子。莎士比亚写麦克白谋杀班柯之后,内疚得无法入眠。有一段极精彩的台词,我只引第一句,他绝望地说:「睡眠,织补起忧虑那磨破的衣袖。」他的意思是,睡眠让人好受,睡眠治愈你的忧虑,我多想睡一会儿。可是除了莎士比亚,谁会想到把睡眠比作一个织毛线的人?大概是一位坐在炉边的老太太。而且不是一个在织新东西(比如给孙子织条新围巾)的人,她织补的是忧虑那磨破的衣袖。换句话说,有什么东西被损坏了,这里是麦克白的内心安宁,现在正在被修补:在意象里由织毛线的人修补,在现实里由睡眠修补。我们看得出这个意象的切题之处,明白它是一种极富想象力、极不寻常的思考睡眠的方式,而且在切题这一点上完全精准。你再看接下来的几行,也是同样的切题。你要的就是这种切题。它不必都像这个意象一样精彩,但必须讲得通,必须不落俗套,最好还像这个例子一样机智,或者有洞见。让计算机做到这一点,跟让计算机把想法洗一洗牌、以新方式拼起来(这非常非常简单),完全是两回事。
这里的主要困难,在于把握人类的「切题」这个概念,它非常深,非常难。我想在座有人知道丹·斯珀伯(Dan Sperber)和迪尔德丽·威尔逊(Deirdre Wilson)那本很有意思的书,他们试图用计算和信息处理的术语来定义「关联」(relevance)。他们说了些很有意思的东西,但没有说出任何足够具体、可以拿去写一个组合式创造力模型的东西,因为连他们也无法把「关联」界定得足够清楚。虽然他们给了一些有意思的指引。我的意思是,要在 AGI 里得到任何有意思的组合式创造力,你就得做到这一点。别指望它很快到来。我不是说不可能,因为我们自己也不是靠魔法做到的。我不是说原则上不可能,甚至不是说实践上不可能。但如果要我押注,那就别屏住呼吸等,在可预见的未来肯定做不到。这是一块硬骨头。
博登:探索式创造力就没那么难,虽然也不容易,但难度低得多。因为探索式创造力需要的是对相关思维风格的一个定义,不管是印象派绘画还是数学的某个分支,而且这个定义要清楚到能放进计算机里。你需要风格的定义,需要探索这种风格的方法。我认为它起点上会是一个生成系统,所以你需要这个生成系统的规则,需要驱动这些规则的方法,好让它去到新的结构,这边一个、那边一个。此外还有一样东西,探索式创造力本身不需要,但 AGI 需要:你需要知道这种风格的局限在哪里,它产生不了哪些你可能想要的结构。如果你还知道可以做哪些微调,乃至变革,来让它产生目前产生不了的结构,那就再好不过。
我说过这不容易。比如音乐学家、艺术史家,有些人一辈子都在试图明确地说出某一种绘画风格、某一种音乐风格到底是什么,还不必达到计算机系统所要求的那种明确程度。所以这不容易,但可以做到。已经有相当多的计算机程序能做探索式创造力,做出的东西不但在历史上是新的,而且在许多人看来也很有价值。我认为对 AGI 来说,这是三种创造力里最不难的一种。
博登:变革式创造力更难实现。有人可能会说,而且人们常常这么说:计算机系统不可能有变革式创造力,不可能做出根本上全新的东西。按定义,计算机系统就是按程序办事,仅此而已。它也许会做一些很惊人的事,做一些程序员从未想象过的事,程序员也会大吃一惊,不只是外行会吃惊。但它永远做不出那种东西:你看到它,惊讶了一下,然后一直惊讶下去,因为你觉得这不可能发生。
人们有这种信念,可它当然不是真的。比如,用遗传算法做演化编程,只要你恰当地选择允许的变异类型,它就能给你带来激进的变革。你可能会选择不这么做,那是另一回事。你们很多人一定见过卡尔·西姆斯(Karl Sims)多年前用演化方法生成的图像,它们在美术馆展出过,AI 圈子里也讨论过。他允许非常激进的变异。这些是生成彩色视觉图像的程序,他允许系统随机挑出一个已经拥有的小程序(一开始就在那里的,或者已经演化出来的),把它塞进另一个程序的中间,或者把两个拼接起来。长话短说,如果你允许这种变异,你就会得到(在西姆斯的工作里也确实常常得到)这样一种局面:下一代的一些图像与上一代毫无家族相似之处。而如果你往下走若干代,有些情况下就完全没有任何家族相似性了。如果这还不算视觉结构的激进变革,我不知道什么才算。所以这肯定是可能的,也确实发生过。
博登:可是做演化艺术的人并不总是想做这种事。为什么?我为什么说人们可能会选择不用这种变异?原因是,如果这种变革在上一次变异时发生了,那么因为变异是随机的,接下来某处铁定还会再来一次。举个非常简单粗糙的例子:假设我们谈的是颜色,你想让系统生成蓝紫色调的图像,而不是棕橙色调的。好,一次变异发生了,紫色,太好了。可你很快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不久之后它又变回去了,或者变成另一种你同样不喜欢的。
换句话说,你得到的是结构的变革,却没有风格的变革。无论在艺术还是科学里,一种思维风格都是一种持续的思考方式。它之所以持续,不只是因为你喜欢它、不想让它消失,而是因为你想进一步探索它,想看看它的潜力,看看这类东西里都包括些什么。芳香族分子都有哪些?从苯开始,对,但还有很多很多别的可以从苯推出来。要是你刚想到苯就把它忘了,退回到之前人们思考的那种直链有机分子,那你永远也问不出那些问题。
所以就连变革式创造力对 AGI 来说也是个大问题。问题不在于做出变革,虽然当然也可能做出我们不觉得有价值的变革,那是另一回事。问题在于做出那种能被看出有价值、并且能在进一步探索期间保持下去的变革。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个系统真的是独立的 AGI,而不是一个交互式系统,它就必须自己有能力做出这些价值判断。这又是「切题」的一个例子,要求很高。
所以,那种常见的反对意见,说计算机系统全靠程序运行,因此不可能有变革式创造力,我说过,毫无疑问是错的。变革是可以得到的,我们已经得到过,而且得到过一些有价值的变革。但就我所知,至少在艺术领域的所有例子里,每一代都需要一个人来挑选下一代的亲本,或者需要一个由人选定、并且不时由人调整的适应度函数(fitness function)。当然,在某些科学和数学问题上,比如设计飞机发动机,你可以把问题交给演化程序,它自己就能算出来,你可以去酒吧喝一杯,让它自己干,因为你能给它一个适应度函数,精确定义这项任务中什么切题、什么不切题。如果是这类问题,那好,计算机可以独立完成。但如果是没法这么做的那类问题,它就没法放进一个独立的、非交互的 AGI 里。而如果你想要的是一个绝对孤立、独立、不交互的 AGI,你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说,我不像在座许多人那样对 AGI 乐观。我认为这些问题非常深,非常难。如果处理的是文学、文本,比处理图形还要难;科学和数学的情形要容易一些,仍然难,但相对容易。我肯定不会押大钱,其实连小钱也不会押,赌这件事在我们有生之年完成。但它在原则上肯定是可能的,我们也确实已经上路了。我说过,三种创造力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建模了,问题是迄今为止只迈出了很小一步。
所以 AGI 的部分挑战就是解决这些问题。这当然意味着 AI 的其他领域也要取得进展:知识表示、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图形学、类比推理,一大堆极深的问题。你可能一开始觉得它们跟创造力没多大关系,但在人类思维的所有领域实现这三种创造力时,这些问题都会冒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我认为它令人兴奋。因为即便我们永远到不了 AGI,我们肯定也会比现在走得更远,而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对创造力是什么、如何运作有更多认识了。
主持人:很好,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有问题请提。
提问者:感谢精彩的演讲。我在想一个常见的问题:我们通常给机器或者有创造力的人出题,要他们用有创造性的方式来解,可题目本身就是一种风格。比如「多用途任务」,一块砖有多少种用法?你被要求列举砖的用法,而不是说「这题太蠢,我要改成箱子的用法」或者干脆做点别的。真正有创造力的人当然会提出新的问题。您会说这是变革式创造力作用于问题、作用于问题空间本身吗?
博登:我认为这是组合式创造力的例子,不仅在你期望得到的答案是某种组合的意义上,而且最初的题目本身,我也认为是组合式创造力的例子。它是在看一个特定的概念、这个范畴,然后问:你能拿一块砖做出哪些讲得通的联想?一种联想是把它砌进墙里、房子里、建筑里,但还有别的。所以我会说这是组合式创造力的例子。
不过你说得对,很多时候创造力的很大一部分就在于想出问题。这也是我刚才为什么说,在探索式创造力里,如果你真的是那个空间的行家,并且有任何合理的机会对它做出有价值的变革,你就必须清楚地知道:第一,这个空间的边界在哪里;第二,你可以用什么方式去微调或者修改它的某些方面、某些定义性的维度,以做出先前根本不可能的结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本事。如果你问我,这种洞见背后的心理机制在计算上该怎么处理,我不知道。但这正是做创造力计算建模的人,尤其是做探索式创造力的人,需要提出的问题之一,为的是通向变革式的例子。
斯洛曼:谢谢,玛吉。有一样东西你没提到,我本以为会讲到,你大概记得,我在这上面花过不少功夫。那就是本体论创造力(ontological creativity):产生一个新概念,而这个概念不能用先前任何概念的任何组合来定义。这在科学史上一再发生,它使得新问题得以提出。比如「基因」这个概念,我认为不能用此前已有的东西来定义;牛顿的「质量」概念,也不能用人们此前的概念来定义。它是作为一个理论的一部分出现的。科学上的重大进展一般都是这样:一个理论包含了一些新概念,这些概念此前没有定义,而是部分地由它们在理论中的角色来定义的,理论一变,它们的含义也跟着变。这似乎是人类创造力的一个重要侧面。我猜孩子们做这件事的方式,比任何人认识到的都多得多。
博登:我认为这是对的。但我并没有主张新概念必须用先前的概念来定义。
斯洛曼:不,我是说你完全没有提到这一点。有这么一种本体论创造力的概念。
博登:但我现在并不确信它是一种单独的类别。比如,你会说凯库勒做的是本体论创造力吗?我觉得按你刚才的描述,它就是。他用了一个先前语言里没有的概念。
斯洛曼:那你再给我一个例子。
博登:好,比如爱因斯坦。
斯洛曼:我不想要物理学的例子,那跟我的说法并不冲突。给我一个别的领域的例子。
博登:那好,我讲过立体主义。我讲了它是怎么从先前具象绘画的惯例中生长出来的,那些惯例就是单一视点的具象表现。即使你狂放不羁,画出和范·艾克截然不同的画,那仍然是单一视点的东西。立体主义做的是说:让我们忘掉单一视点这条约束。起初忘掉的程度相对较小。但等到毕加索画那些小提琴、那些人物时,忘掉的程度已经大到这样:除非有人告诉你这是一幅小提琴的画,否则你根本认不出画的是什么;就算告诉你了,对许多人来说也可能非常难、甚至不可能看出来。因为立体主义的惯例已经走得太远,离熟悉的绘画方式太远,以至于观者无法理解。
我说过,变革式创造力典型的情形就是这样。我认为亚伦要我们思考的那些例子也是如此:它们与先前的东西差别如此之大。它们不是全新的,不是凭空而来,但差别大到它们的价值、它们的意义起初连当事人的同行都无法理解,更不用说公交车上的普通人了,可能要过许多年才能说清楚。
提问者:非常感谢,玛格丽特,讲得非常好。我对情绪在创造力中的作用很感兴趣。您对共情(empathy)与这三种创造力的关系有什么看法吗?
博登:我在演讲里完全没谈动机和情绪,我只谈了认知层面的问题:一个新想法是怎么产生的。当然,事实上动机和情绪极其重要,在某些情况下比另一些更重要,但它们始终重要,尤其是对变革式创造力。因为按定义,变革式创造力做出的是人们此前认为不可能的东西,而你做出来以后,人们多半也理解不了。所以你必须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你不仅要像我们许多人、在座许多人那样对自己的工作全身心投入,你还常常必须极端自私,对别人几乎没有共情,尤其是对和你一起生活的人。因为你太投入自己在做的事了,你知道没人理解它,知道至少一开始没人会看重它,所以你必须有那种自信,或者说傲慢,必须有那种动力,去做它、坚持做下去。
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有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写的是二十世纪的七位创造者,他考察了七个来自截然不同领域的人,编舞、政治、诗歌、音乐等等。他问的不是我的问题,不是「这些想法是怎么产生的」,而是「这些人有什么样的人格结构」。用一句粗话概括:他们全是混蛋,和他们一起生活糟透了,极端自私,极端投入。当然,对探索式和组合式创造力来说,这不适用,我只是在说变革式创造力。
至于共情,我要说,如果你从事的探索式创造力是探索人类心灵,小说家、许多诗人、戏剧家做的正是这个,那么要做好它,你确实需要共情。这里面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但我们没法说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对共情究竟是什么、更不用说它的计算机制是什么,只有非常模糊的直觉。不过如果你的意思是 AGI 需要共情,那你完全正确,因为没有共情,无论在现实生活还是在虚构作品里,你都无法与他人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建设性的东西可说。
提问者:您说创造力是构造出令人惊讶而且有价值的东西,还说创造力是通用智能的子集。我在想,「新颖」和「惊讶」似乎跟人类智能没什么必然联系,但您是用人类来定义「价值」的。有没有可能把这两者解耦?能不能有一种关于创造力过程的概念,允许它采用别的价值尺度?因为很明显,解决「什么对人类有价值」这个问题,和解决创造力问题,可能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博登:我觉得你提的是我称之为「鹦鹉问题」的那个问题。我一直只在谈人类的创造力,没有谈非人类动物的创造力。非人类动物有创造力吗?当然有新奇的东西:某些动物会做出新的事情,至少对我们而言令人惊讶,有些情况下,比如园丁鸟,做出的东西甚至被我们所看重。但我不愿意说(某些非人灵长类是另一回事)灵长类以下的动物有任何强意义上称得上「创造」的东西,超出「适应」和「智能」之类的东西。因为我认为在动物身上,你无法有意义地区分我所说的三种创造力,它们没有同样的背景:一方面是丰富的概念储备,另一方面是文化风格。当然,某些物种会制造工具,非洲这一带黑猩猩做的工具与那一带的不同。但那些是习惯,在某些情况下由某个个体发起,然后由不同地方的个体学会。你想叫它文化也行,但它们没有被探索,没有被自觉地思考过,是非常不同的东西。我个人不想称之为创造力。你要称之为创造力也可以,但请注意其中巨大的差别,主要源于语言:非人类动物身上令人惊讶的新奇,与人类身上令人惊讶的新奇,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我认为根源最终在于语言。
主持人:我自己有一个不同方向的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一堆关于创造力的深刻问题,我想多问问您对 AGI 的难度和实现时间的看法,我觉得您的视角很有意思。比如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他看的是各类技术的指数增长:脑扫描、计算机硬件、软件等等。他说,由于这些指数增长曲线,人类水平的 AGI 几乎肯定会在本世纪中叶实现。我倾向于同意他的看法,虽然不像他那样给出那么窄的置信区间。而您的观点,按我的粗略理解是:实现人类水平的 AGI 需要解决一批困难的概念问题,而您可能认为,解决这些概念问题的速度不会指数增长。这是我对您观点的转述,我想听听您的真实回应。
博登:你转述得完全准确。我认为库兹韦尔的时间表,在我看来绝对荒唐。有意思的是你提到脑扫描。绝大多数脑扫描研究(有少数例外,最大的例外是克里斯·弗里斯 Chris Frith 那些出色的工作),用我的怀疑态度来说,我曾对他本人说过:百分之九十五的脑扫描是不科学的博物学,目前基本没用,也没有理论动机。他说:不对,你错了,是百分之九十八。这是真的。今天大多数脑扫描研究,就是在钓相关性,没有任何像样的心理学理论作指引。我说的像样的心理学理论,理想情况下是能用计算术语表达的;即便不能表达到写出计算机模型的程度,至少也要用大致的计算类型来表述正在发生的是什么。比如,如果你有一个自闭症理论,涉及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方面的某几种缺陷,你就可以让脑扫描的人去找某些东西而不找别的,找到了就有理论意义。这只是弗里斯工作的一个例子。但大多数脑扫描不是这样,它顶多算是博物学。
我不是说博物学是浪费时间。达尔文如果没有在此前多年里做大量的博物学工作,没有跟养鸽人和世界各地各色人等通信,没有那样一个极为丰富的博物学储备,他就想不出演化论。说得更准确些,他想不出演化的概念,那个概念别人已经有了,他是想不出演化的机制,以及他为这个机制给出的证据。所以博物学至关重要。但要点在于,达尔文用的博物学,很多已经积累了几十年,有些还更久。所以,如果我们有朝一日得到关于创造力(或者任何别的有意思的东西)的神经科学理解,它必须建立在大量博物学的基础上,现在做的这些脑扫描到那时会有用。但眼下它没有用,只是一些无理论的钓鱼式探索,帮不上忙。
而且,先别说 AGI,光是要得到一门关于创造力的神经科学,你就得回答我一直在谈的所有那些问题。而目前神经科学家唯一能稍微摸到一点边的,只有组合式创造力,而且他们摸不到其中的「切题」,只能大体理解组合在大脑里一般是如何可能发生的。至于探索式和变革式创造力,神经科学家连理解的门径都还没有。
主持人:您几乎已经回答了我的后续问题。我本想从您这里引出一点创造力:假设库兹韦尔是对的,我们在二〇三〇或二〇四〇年实现了人类水平的 AGI,如果那真会发生,您认为它会怎么发生?最可能的路径是什么?
博登:我只能说,我们必须先回答完我今天早上提出的所有问题。然后我要第三次说:别屏住呼吸等。
主持人:好,最后一个问题。
提问者:我想问文化的方面。您谈的价值或者切题,总要相对于某种东西来说,而您举的人类创造力的例子都深植于人类文化。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一种 AGI 的文化、人工智能机器自己的文化,才能评估这类机器的创造力?
博登:它们必须有能力做出评估,才能做出我们看重的东西。这正是我提到适应度函数,以及演化编程中交互与非交互问题的原因。所以我对实践问题的回答就是这个:能否得到一个看起来具有 AGI 的系统。
但如果你问的是更深的哲学问题:假设你有一个看起来具有 AGI 的系统,它是不是真的 AGI,是不是真正智能、真正有创造力?我没法快速回答,因为要回答它,需要对哲学里若干极具争议的问题有透彻理解,比如意识的本质、意向性(intentionality)的本质、以及道德共同体成员资格的本质。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接受这些系统是真正智能、真正有创造力的,达到人类水平,也就是这个假设的内容,那我认为我们就必须把它们接纳进我们的道德共同体。这意味着:第一,它们有责任也有权利;第二,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有义务把它们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
我十八岁时跟人约会,他没来,过了一半时间才到,我气得要命,正要走。他说:「对不起,真对不起,我下班回家要喂狗,发现家里没狗粮了,只好跑去街角商店买,所以迟到了。」那我会原谅他,当然会原谅。可要是他说:「真对不起,我下班回家,我的电脑正在做《泰晤士报》的填字游戏,让我去书架上找一本参考书,可书不在那儿,我找了半个小时。」我恐怕不会原谅。但如果那台电脑是我们道德共同体的成员,我就必须接受:它的利益在某些情况下应当受到尊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要置于我们自己的利益之上,就像我们有时把动物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一样。我看不到这种事会发生。
主持人:很抱歉,为了不耽误日程,问答就到这里。我还要补充一句,所有这些演讲我们都计划放到网上,如果在场发言的听众有任何顾虑,请会后来找我们,我们乐意剪掉那一段。
Margaret Boden 在 AGI-12 会议上论证:创造力是普通人类智能的一部分,可分为组合型、探索型、转换型三类;三类都已被 AI 部分建模,但真正的瓶颈在于"价值/相关性"判断,因此她对本世纪中叶实现 AGI 的预测持强烈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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