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shana Zubof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柏林墙倒塌三十周年前夕，哈佛商学院荣休教授、《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作者肖莎娜·祖博夫应洪堡互联网与社会研究所（HIIG）与德国联邦公民教育署之邀，在「理解数字社会」讲座系列发表演讲，并与主持人托比亚斯·穆勒及现场观众对谈。这场讲座同时也是学术会议「网络社会中的传播自动化」的开幕场。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

开场致辞

致辞人： 欢迎各位来到「理解数字社会」讲座系列。看到今晚来了这么多人，我很高兴。我们已经决定明年继续举办这个系列，期待届时再见到大家。自二〇一七年十二月起，我们与洪堡互联网与社会研究所合作，考察数字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社会，以及欧洲人该如何看待这些转变。系列中已有多位讲者登台：曼纽尔·卡斯特讨论数字社会中的权力，伊娃·易洛思谈资本主义主体性与互联网，上一讲阿明·纳塞希问的是，数字化究竟是哪个问题的解答。

致辞人： 这些天我们正在纪念一九八九年东德的和平抗议与柏林墙的倒塌，而这个系列的几个核心问题依然紧要：数字社会中的权力如何表现，如何分配？我们见证的是民主借透明与参与而复兴，还是民主因公共领域碎片化、私人领域受挤压而衰落？三十年前，东德公民为了能自由表达意见、摆脱无处不在的监控而走上街头。今天，多数人明知持续监控潜藏危险，却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给各种数字平台的生态系统，成了数据的供应者，说得夸张一点，成了少数几家数字公司的产品。要共同塑造数字变革，我们就必须持续分析这些趋势，并在社会中展开辩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很荣幸地欢迎肖莎娜·祖博夫。她的著作《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令人印象深刻，揭示了互联网公司的垄断权力对自主与民主构成的威胁。感谢您接受邀请。下面请洪堡研究所的克里斯蒂安·卡茨巴赫致辞，祝各位度过一个引人入胜的夜晚。

卡茨巴赫： 晚上好。我谨代表洪堡互联网与社会研究所和德国传播学会欢迎各位。今晚特别，有两个原因。首先当然是因为我们尊贵的客人肖莎娜·祖博夫，她无疑是当代最重要的批判性分析者之一。她审视当代资本主义的转型，而这一转型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组织和经营社会、经济、政治与私人生活的方式。以这样的主题和视野，她是「理解数字社会」系列最合适的讲者，也是最耀眼的一场。这个系列近两年前由卡斯特开讲，至今已邀请近十二位杰出而多产的学者。系列的宗旨是，既要直面关于新兴数字社会的宏观问题，又要立足严谨的实证研究。从我们这本书里可以看出，祖博夫在这方面做足了功课。这类讲座每场都座无虚席，说明它触到了时代的神经，而今晚显然创下了新高。我很高兴这个系列能延续到第三年，感谢联邦公民教育署的托马斯·克吕格与萨沙·沙伊尔的合作与支持。

卡茨巴赫： 今晚特别的第二个原因是，这也是系列中的第一次：今天的讲座不仅属于讲座系列，还揭开了接下来两天在柏林举行的学术会议「网络社会中的传播自动化：语境、后果与批判」。请允许我也向在座的会议与会者与讲者致以欢迎。今晚的酒会上，你们大概能进行比往常更有信息量的交谈。这是德国传播学会数字传播分会的年会，今年由魏岑鲍姆网络社会研究所与洪堡研究所联合主办。看到柏林这两家德国互联网研究所携手合作，我深感欣慰，我们正共同壮大这座城市研究数字转型的学术群体。会议以「自动化」为主题，是想让当下关于人工智能与算法的热烈争论多一些历史纵深与语境。既然资本主义与自动化关系如此紧密，还有谁比一位研究资本主义及其数字转型的专家更适合为会议开场？肖莎娜，我们非常荣幸您今天来到柏林。在您登台之前，我把话筒交给今晚的主持人托比亚斯·穆勒，他是介绍讲者的高手，各位的耐心会有回报。

主持人引言

主持人： 大家晚上好。大约一年前，今晚这位备受期待的嘉宾在电话里告诉我，她大概会出门三四个星期。结果远不止于此：由于《监控资本主义时代》的巨大成功，她已经在外奔波了十一个月，大部分时间不在家。「家」这个概念，与「流亡」相对，也贯穿在她的著作里：家是一个相对不受暴力、剥削与无力感侵扰的空间。三十一年前，她在第一本书《智能机器时代：未来的工作与权力》里就提出了家还是流亡的问题。今天她说，工作只是开篇一章，此后的一生她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数字的未来，能成为我们的家吗？

主持人： 各位已经听到，今晚的活动也属于「理解数字社会」系列。我们在这个系列里谈了很多数字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也反复谈到一个众所周知难以界定的词：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这个词像一块巨石，或者说好几块巨石，形状模糊、色泽黯淡、极难撼动，一条思路想绕过去都不容易，一场对话想成形更是困难。今晚，这两样东西终于汇合，一同站到台前：技术的冲击，与资本主义。因为我们的嘉宾几十年来研究的正是，不同形态的资本主义如何决定技术冲击的性质，又如何塑造它的后果。她日益急切的警告在德国也有人倾听，并得到了相应的版面：已故的《法兰克福汇报》发行人、副刊主编弗兰克·席尔马赫，曾两次组织翻译她的文章，把这些思想的论辩力量传递到报纸的读者中。

主持人： 她的著作令人钦佩，履历同样如此：她是哈佛商学院最早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之一。不过，在连续十一个月隔天就听人念一遍自己简历之后，她请我不要再念，随意一些。我觉得这很清爽。想必大家都查过维基百科，或者更好，已经读过她的书。说到清爽，今晚我们要试一样新东西，让观众参与更集中，性别与年龄也更多样。这个工具叫 Slido，大家可以在上面输入问题，并为别人的问题投票，这样能保证被选出的问题也是其他人关心的。问题将由洪堡研究所的同事读出。场内也有两支话筒，但今晚人太多，传递不便，用话筒提问的只能是少数，请尽量使用这个工具。我希望它不属于监控资本主义的复合体。时间有限，请不要借提问发表演讲，这一点当然对我自己也适用。

主持人： 在嘉宾登台之前，我让别人替我说几句对这本书的评价。《纽约时报》写道：「祖博夫不热衷于开处方，她提出以人道原则为基础的『庇护权』，类似于日益受到威胁的『避难权』；但她要的是更大的东西：搭起一套批判思考的脚手架，供我们审视数字时代的重大危机。通过她，我们明白了北方的朋友们说得对：脸书就是问题，谷歌、微软、亚马逊也是。这是一本罕见的、我们可以信赖的书，它将带我们走上漫长而艰难的理解之路。」伦敦《卫报》把这本书列入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一百本书。伦敦作家扎迪·史密斯写道：「祖博夫关注的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殖民行动，只不过这次被殖民的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自身。这不是一本反技术的书，它反对的是不受约束、张牙舞爪的资本主义。这是这一代人的《资本论》。」最后是娜奥米·克莱因：「时间已晚，失去的已经很多，但正如这本不可或缺的书告诉我们的，解放仍有希望。」克莱因点到了书中的补救部分，我想这在今晚会占一定分量。不过大家听到的不会是《监控资本主义时代：在权力新前沿为人类未来而战》的摘要，而是她与剑桥大学出版社合作的下一本书的一些思路：监控资本主义制造的认知不平等，以及它为何威胁民主。请欢迎肖莎娜·祖博夫。

一九九七年的辩论

祖博夫： 谢谢托比亚斯，谢谢你对这部作品的欣赏。谢谢克里斯蒂安，谢谢托马斯。能来柏林谈这项工作，对我是美好的一夜。托比亚斯提到了我的朋友弗兰克·席尔马赫，我想把今晚的演讲献给弗兰克。是弗兰克把我引到柏林，让我爱上了这座城市。我觉得我的一部分心一直住在这里，永远如此。真希望他今晚能和我们在一起。

祖博夫： 今晚我想做几件事。我会谈书里的一些想法，但也想把它们往前推，推向它们的含义，推向对补救之道更仔细的思考。我们如何一起穿过并超越这个监控资本主义的时代？读过这本书，或者至少读过第一页和最后一页的人知道，我在最后一页写道：监控资本主义时代，愿它短暂。而这当然取决于我们。

祖博夫： 托比亚斯说到《纽约时报》，我也从《纽约时报》开始。先解释一下什么是联邦贸易委员会：这是美国如今对互联网商业拥有最多管辖权的机构，谈到监管监控资本主义者，说的就是它。一位《纽约时报》记者报道了联邦贸易委员会里一场关于隐私、个人权利与法律的辩论，他说辩论「异常激烈」。业界与公民社会都有代表出席。业界高管的主张是，「他们有能力自我监管，政府干预将代价高昂，并且，请记住这个词，我们后面还会回来，适得其反」。公民自由派则警告，这些公司的数据收集与分析能力「对个人自由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还有一位公民社会组织的代表说：「我们必须决定，在电子时代人究竟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就要沦为商业的牲畜？」最后，一位委员提问：「我们该把界线画在哪里？」这一切听起来都很熟悉，是不是？熟悉的辩论，熟悉的立场。这篇文章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发表于一九九七年。

祖博夫： 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知道谁赢了这场辩论。高管们赢了，他们要什么就得到了什么。在美国，比在德国和欧洲更甚，但即便相对而言，法律近乎空白，他们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监控资本主义，就是这场胜利的果实。而战线早在一九九七年、互联网的黎明时分就已划定。

祖博夫： 那么什么是监控资本主义？它建立在一个发现之上：私人的人类经验，是最后一片可供开采、生产、商品化与出售的原始森林。人，也就是我们，真的成了商业的牲畜，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后果正在动摇民主的根基，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挑战我们从启蒙运动继承的社会契约，并且威胁到人类自由本身能否存续。民主虽然四面受敌，却是对这一切唯一可能的补救。这当然也是我们今晚在此的原因。

仙境里学到的事

祖博夫： 我常这样想这件事。大家都知道《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记得那只揣着表的白兔吗？他匆匆忙忙，「我要迟到了，有个非常重要的约会」，然后钻进兔子洞。我的理解是，二十年前我们都是爱丽丝，遇到了白兔，看到他往洞里冲，就像爱丽丝一样跟了进去，跟着白兔进了仙境。在仙境里我们学到了一些事，花了二十年才学会。

祖博夫： 首先，我们以为我们在搜索谷歌。二十年后的今天，一种脆弱的新意识正在浮现：与其说我们搜索谷歌，不如说谷歌在搜索我们。在仙境里，我们以为我们在使用社交媒体，现在开始明白，是社交媒体在使用我们。我们以为这些是很棒的免费服务，而这些公司想的是：这些人真棒，是我们新的分析、生产与销售业务的免费原材料。我们的电视机、我们的床垫居然附带隐私政策，我们几乎没有质疑过，现在才开始明白，隐私政策实际上是监控政策。我们把科技巨头当作创新企业来敬仰，这些创新企业偶尔犯些大错，侵犯了我们的隐私。现在的区别是，我们开始明白，那些错误就是创新本身。那些错误，就是创新。

祖博夫： 在仙境里，我们学会了相信隐私是私人的事。我们没有认真面对一个深刻的区别：一个珍视个人主权原则的社会，与一个靠单向镜（one-way mirror）的社会关系运转的社会。隐私不是私人的事。隐私是一个集体行动问题，是一个政治挑战，关乎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里。最后，也是我们最危险的幻觉：在仙境里，我们相信互联网让我们空前地接近专有知识。而在监控资本主义刺眼的光线下，我们终于明白，是专有知识空前地接近了我们。

认知不平等

祖博夫： 数字世纪本该是民主的黄金时代。然而我们步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时，伴随的却是一种极端的新型社会不平等，它威胁着重塑社会，同时瓦解民主。这种新不平等的基础，不是我们能挣到什么，而是我们能学到什么。它标志着一个焦点的转移：从生产手段的所有权，转向意义生产的所有权。这就是我所说的认知不平等（epistemic inequality）：获取知识的机会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如今由私人商业机制强加于人，这些机制捕获、生产、分析并出售信息。最典型的例证，是我们所知道的与他们能知道的关于我们的东西之间日益扩大的深渊。关于我们的不平等知识，产生了凌驾于我们之上的不平等权力。于是深渊进一步扩大，标示出我们能做什么与我们会被怎样对待之间的距离。这些不断扩大的不对称，注定使认知不平等成为我们时代的一场关键社会较量。

祖博夫： 二十世纪的工业社会建立在劳动分工之上，因此争取经济平等的斗争塑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我们的数字世纪把社会的坐标从劳动分工转向了学习分工，因此，围绕知识的获取以及知识所赋予的权力的斗争，将塑造我们时代的政治。这些较量围绕关于知识、权威与权力的三个根本问题展开，它们框定了为认知权利与认知正义而进行的斗争。三个问题：谁知道？谁决定谁知道？谁决定谁来决定？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走出仙境之后平等的命运。

监控资本主义的运作

祖博夫： 我们来谈谈监控资本主义，因为这种不平等正是在它的后台运作中锻造出来的。这些单向镜式的运作，是为了让我们无知而设计的，包裹在一层由修辞误导、委婉语和谎言构成的迷雾里。监控资本主义在数字世纪之交发明于谷歌，起点是对私人人类经验的秘密窃取，并宣称这些经验是可以转译为行为数据的免费原材料。这些行为数据流经复杂的供应链，经由设备、应用程序和第三方，被送入一种新型工厂，即所谓人工智能或机器智能的计算工厂。和所有工厂一样，那里把数据制造成产品，但这是一种特殊的计算产品：行为预测，预测我们不久之后和更远的将来会做什么。

祖博夫： 如果各位觉得我夸大其词，请看一份泄露的脸书文件。我要强调「泄露」这个词：我们竟然要依赖泄露的文件和吹哨人才能了解这些后台里发生了什么，这太荒唐了。这份文件大约两年前流出，有些人也许读过，讲的是脸书的计算工厂，他们称之为「预测引擎」。他们描述自己的人工智能中枢如何运作，指出它每天能吸收数万亿个数据点，公司现在每秒能生产六百万条关于人类行为的预测。这就是工厂内部的情形。这些预测关于我们，却不是为我们服务的。它们去了哪里？卖给了商业客户。事实证明企业对我们将要做什么非常感兴趣，对我们的未来非常感兴趣。所以这些预测被卖给商业客户，在一种新型市场里交易，这种市场专门买卖人类期货（human futures），买卖我们的未来。我们有交易玉米期货、猪肉期货、石油期货的市场，现在又有了交易人类期货的市场。换句话说，监控资本主义者出售的是确定性。这意味着他们彼此竞争的，是预测的质量。正是这种买卖，孕育了历史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公司。

监控红利

祖博夫： 这一切发明于谷歌，发明过程始于二〇〇〇到二〇〇一年，而我们直到二〇〇四年公司上市、被迫公开首次公开募股文件时，才开始有所了解。先说一下背景：他们为什么要发明监控资本主义？大家还记得二〇〇〇年是什么年份吗？这个房间里很多人不记得，要么还没出生，要么太小。二〇〇〇年是所谓的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年，硅谷人人都在赔钱，人人恐慌。正是那时，谷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宣布了那个著名的「例外状态」，放弃他们此前所有的价值与原则，于是发明了监控资本主义。关键是，他们在二〇〇〇年陷入财务危机，因为找不到变现的办法，他们自己的风险投资人威胁要撤资。

祖博夫： 回到故事。二〇〇〇年到二〇〇四年，正是他们发明这套新逻辑并开始应用的那几年，营收增长了多少？三千五百九十个百分点。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它代表了我所称的监控红利（surveillance dividend）。要不是我刚描述的这套监控资本主义的新逻辑，这个数字不会存在。监控红利做了什么？几乎一夜之间，它抬高了每一笔投资的门槛，先是在硅谷和科技行业，最终当然波及我们经济的所有部门。设想你是风险投资人，是投资者，是华尔街分析师：你可以投一家四五年内营收增长三千五百九十个百分点的公司，也可以投一家按老办法创新的公司，像亨利·福特那样，真的发明一件人人都想要的产品。你会投哪一家？答案显而易见。

祖博夫： 所以我们学到了什么？监控红利是核心。监控资本主义产生监控红利，而监控红利推动这套逻辑不仅穿透科技行业，也穿透了整个经济。监控资本主义不等于技术。监控资本主义不是数字技术的必然后果。监控资本主义不限于科技公司，它正在重新定义每个行业的企业。

祖博夫： 我给各位讲一个追逐监控红利的好故事，讲我们经济内部正在发生的事。为了让它完全对称，我们回到二十世纪初的福特汽车公司，我们所知的大规模生产的诞生地。记得福特T型车吗？亨利·福特，T型车，在 iPod 出现之前史上最畅销的产品。今天的福特汽车公司有一位新总裁，不是亨利·福特，叫吉姆·哈克特。有些人可能知道，他面对的是全球汽车销量下滑，而且不会回升。福特的总裁该怎么办？如果你是亨利·福特，你可能会说：我们来发明一款让人非买不可的车吧，一款完全买得起、不烧一点碳的车，怎么样？这是个好主意，但福特公司不是这么干的。哈克特先生说，我要像脸书和谷歌那样吸引投资，所以我得找到数据。等一下，我有个好主意，他说，有一亿人在开福特车，我们从这些人身上采集数据流，再和福特信贷业务里的数据合并，他说，在那里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一切。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可与谷歌、脸书比肩的数据集、数据流，谁会不想投资我们？这是在追逐监控红利。他说，不再是汽车了，我们现在是一个交通运营系统。追逐监控红利。一位华尔街分析师是这样评论的，请听：这是个好主意，福特把这些数据流变现能赚大钱，他们不需要工程师，不需要工人，不需要工厂，不需要经销商。纯利润。他们能发大财。

从规模到行动

祖博夫： 现在大家有了图景。我们来顺着钱走，这就是全部要点：一种人造的经济逻辑，我们顺着钱走，看它把我们带到哪里。要顺着钱走，就得看这种市场内部的竞争动力。记住这是什么市场，它买卖人类期货。我知道这是柏林，各位不习惯和讲者互动，我是美国人，没办法，我得听到你们的声音，得知道你们跟着我。我们说了，监控资本主义者出售确定性，所以他们在预测上竞争。我们把这种竞争动力反向拆解，看看能发现什么。

祖博夫： 第一，大家都知道人工智能需要大量数据。所以第一条是规模经济，驱使他们追求信息的总体性，要有规模化的数据。这一条容易。在规模上竞争很好，但还不够好，因为他们最终意识到，我们需要大量数据，但也需要各种各样的数据。（顺便说一句，这里有几瓶很好的水，但没开过，我得当着各位的面来开，你们会看到我有多笨手笨脚。好，开了。请原谅，我有点感冒，喝水是好的。）我们不仅需要规模经济，还需要范围经济，不同种类的数据。

祖博夫： 即便各位不记得互联网泡沫，很多人总记得移动革命吧？这个想法是，我们给你一台小电脑，你把它放进口袋，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我们就叫它「手机」吧，管它叫什么。这样我们就能获得范围经济：你在哪里，你在谈什么，你和谁在一起，你在做什么交易，也许你在哪儿吃饭，吃了什么，给谁发邮件、发短信，你在公园或城里散步时浏览什么。我们能拿到你的声音，能拿到各种东西。别忘了，用这台新电脑我们能拿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你的脸。我们能拿到你所有的脸。

祖博夫： 有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预测继续演进，竞争继续加剧，很快出现了新的认识：最有预测力的数据，来自对你的行为的干预。干预你的行为，干预局面，以便真正地推动、哄劝、调校、驱赶你的行为，朝着我们向商业客户担保的结果，朝着我们的营收，最终朝着我们的利润。这是新东西。这不只是我们熟悉的规模和范围，而是全新的东西。

从监测到操控

祖博夫： 这一过程与数据科学家谈论的一种转变相吻合，他们称之为从监测到操控（from monitoring to actuation）的转变。在系统管理中有这样一个节点：你对一个系统掌握的信息如此之多，多到越过了某个临界点，信息如瀑布般倾泻，于是你就可以开始远程控制这个系统了。你对它了解得如此透彻，以至于能远程控制它。这发生在机器系统的管理中。但现在的想法是，如何让它在人类系统的管理中奏效？人类系统，从监测到操控。这是从未有人做过的事，规模化地、自动化地做。这就是我所称的行动经济（economies of action）。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我们熟悉；行动经济：如何在规模上自动化地远程控制人类行为。

祖博夫： 这是一个全新的实验区，前所未有。正如我开头所说，这些是后台运作，很难了解。但事实证明，有些实验就藏在明处，我们能从中学到东西。有一件事你们大概读到过，年纪够大的人知道：脸书所谓的「大规模传染实验」。他们做了两次，一次二〇一二年发表，一次二〇一四年。第一次是看能否改变人们的投票行为，不一定是投给谁，而是让人去投票而不是不投。第二次是看能否改变人们的情绪，让他们更快乐或更悲伤。研究人员在二〇一二年和二〇一四年写这些实验时，庆祝了两项发现。第一，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可以操纵脸书页面上的潜意识线索和社会比较动态，从而改变现实世界中的行为与情绪。第二，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可以在绕过用户意识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不会被察觉，他们永远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祖博夫： 这正是行动经济成功的关键。为什么？因为意识是摩擦，摩擦是昂贵的。如果我知道了，我可能拒绝，可能想办法藏起来，可能想办法伪装。所以意识是摩擦，意识是敌人，这类系统必须设计成绕过意识。

宝可梦与人类期货

祖博夫： 传染实验之后，我们来到一个更精巧的实验区，我肯定各位知道这件事。这个房间里有多少人曾经走上柏林街头，和朋友家人一起玩《宝可梦 GO》？来吧，观众参与，可以坦白，我们都是朋友。别害羞，我知道你们没说实话。那各位知道《宝可梦 GO》出自谷歌吗？知道，是因为读了我的书吗？《宝可梦 GO》是在谷歌内部孵化的。德国以第一个抵制街景（Street View）的国家而著名，而《宝可梦 GO》的发明者，正是当年街景的负责人，也是此前发明谷歌地球的人。谷歌地球以前叫「钥匙孔」（Keyhole），在被谷歌收购之前接受过中央情报局的投资。这个人叫约翰·汉克，他有一段长长的履历，专长就是如何填满通往新工厂的供应链。汉克在谷歌内部有个小作坊，叫 Niantic 实验室，那里孵化了这些新的增强现实游戏，包括《宝可梦 GO》。推向市场时，他们当然与谷歌拉开了距离，Niantic 成了一家独立的小公司，这样谁也不知道它出自谷歌。事实证明，你玩《宝可梦 GO》的时候，其实是在一个更大的游戏里玩一个小游戏。

祖博夫： 回到监控资本主义的第一轮。第一个真正成功的预测产品是什么？是点击率。我们把它想成点击率，但只要多想几秒钟就会明白，点击率是一个计算碎片，预测的是一小块人类行为。第一个人类期货市场是什么？就是出售这些点击率、这些预测的地方。那第一个极其赚钱的人类期货市场，叫在线定向广告，至今仍极其赚钱。而在《宝可梦 GO》里，我们看到同一结构被移植到了现实世界。Niantic 建立了自己的人类期货市场，它的商业客户不在线上，而在现实生活里：麦当劳、星巴克，真实的店铺，真实的场所，或者乔家披萨、哈利酒吧。这些企业付钱，买的不是有保障的点击，而是有保障的客流（footfall）：真实的脚，落在真实地方的真实地板上。《宝可梦 GO》的构想就是，如何利用游戏化的奖惩机制，把人群驱赶着穿过城市，走到他们的脚被担保会出现的地方。这是行动经济的又一阶段。

抓住最脆弱的一刻

祖博夫： 再往后一点还有一个阶段，我们回到脸书。这来自另一份泄露文件，由脸书高管为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客户所写。我一直以为写文件的高管是澳大利亚人，但并不确定。这份报告向商业客户推销这样一个想法：记住「从监测到操控」，我们现在掌握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六百四十万年轻人的信息，高中生、大学生和青年，多到可以按天、按周预测他们的情绪状态。我们能看到他们一周七天的情绪周期，能预测他们在周期中的位置。我们能预测他们何时感到压力、挫败、不堪重负、焦虑、紧张、愚蠢、可笑、无用，或者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凭这些预测，我们能提醒你抓住他们最脆弱的确切时刻，此时你若发出一条带有「信心加持」的信息，就会成功。比方说，你有一件性感的黑皮夹克要卖，我们能告诉你何时卖、怎么卖、信息里说什么。顺便说一句，一定要在周四晚上卖，因为那是他们最焦虑的时候，周末即将来临。告诉他们第二天早上可以免费送到家门口，再加一点折扣，我们保证你成功。这是行动经济的又一阶段，从监测到操控。

祖博夫： 最后，就在我们说话的此刻，下一个阶段正在揭开面纱。关注智慧城市动态的人也许知道，前几天多伦多的官员对人行道实验室（Sidewalk Labs）做出了一些决定。人行道实验室是谷歌，或者说 Alphabet 旗下专攻智慧城市的子公司。他们以前把它叫「谷歌城」，现在不这么叫了，改叫智慧城市。他们想把多伦多滨水区重建为一座谷歌城，这件事已经争了两年多，许多市民参与进来，前几天多伦多的一些官员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决定，大幅削减了这个计划。关键在于，当你去看人行道实验室提案背后的文件，就在上周《环球邮报》挖出了一批从未经公众审阅的秘密文件并将其公开，你会发现，带着我们刚谈的东西去读这些文件，它们无非是一份对认知支配的公开宣言，以及要利用这种支配进行规模化行为修正的意图。细节我不展开，但请相信我。

工具主义权力

祖博夫： 有时有人对我说：肖莎娜，你说的我明白，可是企业、广告商、商业，一直都在试图说服人，试图改变人的行为，让他们买本来不想买的东西，所以这没什么新鲜的。这当然是真的。我们想说服彼此去做本来不会做、甚至根本不想做的事，这一点毫不新鲜。人类的说服术并不新鲜。但我们不能失去方向感。这里新的是：历史上从未有哪个时刻，最富有的私人公司手里握有一套无处不在的全球性计算架构，能够积聚关于个人、群体与人口的空前集中的信息，足以推动从监测到操控的转向，远程地、规模化地操控行为。朋友们，这是前所未有的。

祖博夫：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新权力？它通过数字仪器的介质施行意志。它不派人夜里到我们家里把我们送去古拉格或集中营，不以谋杀或恐怖威胁我们。它不是极权主义权力。但它是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权力形式，正如极权主义在二十世纪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权力面目出现一样。我把这种新权力叫作工具主义权力（instrumentarian power）。它远程施行意志，悄悄地、秘密地来到我们身边，如果我们察觉到它，它也许还会端着一杯卡布奇诺、带着微笑迎接我们。然而它是一套全球性的行为修正手段，是监控资本主义的增长引擎。

祖博夫： 到这里，我们已经爬上了学习分工这座山，窥见了堡垒内部，看到了人工智能中枢，看到了这些后台运作。我们发现了什么？一片由天才运营、由巨额资本供养的前沿地带。他们在解决气候危机吗？在治愈癌症吗？在想办法清除那些连北极雪里都能检出的塑料微粒吗？没有，他们什么也没做。所有这些天才、所有这些资本，都用来知道关于我们的一切，并把这些知识转向为了利润而远程控制人。我不喜欢这样。监控资本主义时代，就是这样成为一个征服的时代。

剑桥分析只是寄生虫

祖博夫： 我们本该在这一切中梦游，本该无知，这是为我们的无知而设计的。马克·扎克伯格说：隐私就是未来。太让人困惑了。他们真的以为我们是傻子。正因为我们本该梦游，一旦有什么东西从雾里浮出来给我们送信，那就太疯狂了，会真正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剑桥分析事件就是如此，不是吗？吹哨人克里斯·怀利说，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我们花一分钟看看怀利说剑桥分析做了什么。他说：「我们利用脸书收割了数百万人的资料，然后建立模型，利用我们对他们的了解，瞄准他们内心的魔鬼。」听着熟悉吗？他说，目标是行为微定向，不是根据人口特征而是根据人格来影响选民。熟悉吗？他说，我觉得这比霸凌更糟，因为至少被霸凌的人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还有某种能动性；而我们做的事，人们根本不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他说，如果你不尊重人的能动性，那么此后你做的任何事都无益于民主。这倒是千真万确。

祖博夫： 他的结论是：剑桥分析就是信息战。他正确地承认，信息战源于认知不平等，没有信息支配、信息优势，信息战无从发动。但直到今天仍未被充分理解的是，剑桥分析只不过重复了每一个自命不凡的监控资本主义者的日常机制与方法。对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些社交焦虑被拿来牟利的年轻人所遭受的对待，还有什么比「我们建立模型，利用他们内心的魔鬼」更贴切的描述？这家政治咨询公司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至今仍然如此，可它不过是一只寄生虫。寄生虫寄居在宿主身上，而宿主不只是脸书，宿主是监控资本主义本身。研究信息战的人说，信息战的成功需要三样东西：条件、武器和机会。这三样都是监控资本主义提供的。是监控资本主义通过对人类经验无所不在的数据化提供了条件。是监控资本主义提供了武器：数据、方法与机制，预测分析，对个人的贴身模拟，行为微定向，潜意识影响的技术，对社会比较动态的操纵，对隐蔽实时实验的娴熟掌握，全都是监控资本主义率先开创的。最后，是监控资本主义提供了机会，也就是这样一个事实：所有这些机制都可以在完全绕开人类意识的情况下运用，一切都可以秘密进行，这为成功的信息战提供了巨大的机会。结论只能是：我们未能认识到的，不是剑桥分析代表了信息战，也不是信息战仅仅是国家或者越来越多的非国家政治行动者的职能，而是监控资本主义及其对知识与权力的非法运用，最好被理解为信息战为了利润而被常态化、制度化。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

出路：切断供给与需求

祖博夫： 我想以几点思考结束，好让我们一会儿开灯时不至于人人沮丧。各位也许从我略显疲惫的声音里听不出来，但我对我们改变这一切的能力其实非常乐观。坦白说，我的一部分乐观来自你们的国家，来自看到你们国家、这座城市的几代人如何学会面对并内化极权主义的教训，彻底改变了你们的文化肌理、你们的制度和法律。我对此深怀敬意。这也提醒我们一个更大的规律：作为民主社会，我们过去面对过严重的问题，也克服了它们。我们终结了镀金时代，战胜了极权主义，并且动用民主的杠杆确保战后世界成为普通人富足的世界，成为中产阶级的时代，让市场资本主义既能促进民主，又能被民主强化。这是战后年代留下的遗产。

祖博夫： 如今我们明白隐私是一个集体行动问题，而补救之道只能来自一个源头：民主。这意味着法律，意味着新的监管范式。和托比亚斯对谈时可以谈更多细节，但我想请各位注意两件我认为迫在眉睫的事。一旦我们开始谈论它们，在想象中习惯它们，它们就不会像我现在说出来那样奇怪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关键任务，是切断监控红利的激励。我们实质上需要把监控红利定为非法。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为成千上万、乃至数百万想要生产数字产品与服务的年轻人、创业者和公司打开了竞争空间，他们要应对气候问题，要满足我们的真实需求，要治愈折磨我们的癌症，要做所有我们曾经期待数字技术做的事，而不必再靠监控红利竞争。这才是我们需要的。

祖博夫： 所以我建议两件事：一是切断供给，二是切断需求。切断供给，我指的是，非法地、秘密地、单方面地攫取人类经验并转译为数据，应当被定为违法。监控资本主义者在打的这场仗，就是各位听到的一九九七年那场，至今每一天都在打。他们争的是随时随地夺取我们的脸的权利。他们在街上拿走我们的脸，在公园里拿走我们的脸，想在哪儿拿就在哪儿拿。我们的脸进入他们的面部识别系统，面部识别系统训练出数据集，而我们现在发现，这些数据集常常被卖给军方部门，包括那些把中国西部维吾尔少数族群关进露天监狱的部门，那座监狱唯一的围墙就是面部识别系统。这就是我说隐私不是私人之事的意思。

祖博夫： 切断需求，意思是消除出售人类行为预测的激励。怎么做？我们把交易人类期货的市场定为非法。别的市场也有非法的。交易人体器官的市场是非法的，为什么？因为它对人和民主有可以预见的破坏性后果。买卖奴隶的市场是非法的，因为它有可以预见的破坏性后果。买卖婴儿的市场是非法的，因为它有可以预见的破坏性后果。交易人类期货的市场也应当非法，第一，因为它们是人类自主的敌人，它们的竞争动力要求行动经济，而在行动经济里，人的能动性就是敌人；第二，因为它们必然产生极端的知识不对称以及依附于知识的权力，制造认知不平等与认知不义。

祖博夫： 现在到了结尾。我想对各位说什么？问题不再是你们年纪够不够大、知不知道这些，而是你们够不够年轻。格蕾塔·通贝里说，我们的房子着火了，一句话点出气候危机的灾难。我想说，全球变暖之于地球这座房子，正如监控资本主义之于社会这个家。不只是房子着火了，家也着火了。但这场火不是由气候危机那不可撼动的物理规律点燃的，而是由一种人造的逻辑，一种人造的经济逻辑点燃的。凡是人造的东西，都可以被拆除，我们只需做出决定。就像柏林墙，你们决定了，最终它就倒了。监控资本主义者富有而强大，但他们并非无懈可击。他们有阿喀琉斯之踵，知道是什么吗？他们怕法律。他们怕不糊涂、不被吓倒的立法者。而归根到底，他们怕的是你们，怕准备好站出来、要求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数字未来的公民。谢谢。

没有后台的一代

主持人： 非常感谢你对监控资本主义的这番梳理，以及结尾那声战斗的号角。我想从这座城市说起。各位可能意外，我不够老，没有亲眼见证柏林墙倒塌，因为我不是德国人，当时在另一个欧洲小国。但众所周知，东德这个国家严重依赖模拟时代的监控，据估计约有二十万人领国家安全部（史塔西）的薪水，而这个国家只有一千六百万人口。关于模拟监控如何改变行为，德国有过讨论，虽然至今仍是一个不好谈的话题，但讨论是存在的，涉及言论、公共活动、做了什么和没做什么。我想问的是，二〇一三年斯诺登泄密之后，全世界都在报道这件事，可是关于大规模监控如何改变我们的行为、如何把我们的行为痕迹变成商品，公共讨论真的很多吗？你认为监控资本主义至今已经在哪些方面改变了我们的行为？这方面我听到的不多。

祖博夫： 它确实改变了我们的行为。而且我想，人越年轻，行为越可能已经被改变，也越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能看到行为模式的变化，但一个年轻人未必会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正朝着不明的目标被改变。这种陷在青春期心理里的状态，蜂巢式的生活，一种彼此高度调谐的生存方式，年轻人似乎被极深地卷进了这种运作。不过有一个有趣的年龄段，我很喜欢和大学生交谈，这个房间里大概也有。二〇一七年底我有过一次很触动的经历，当时我去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金斯顿讲学，我最喜欢和本科生在一起。我们聊到了欧文·戈夫曼，二十世纪中叶伟大的社会理论家，《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的作者。戈夫曼属于斯坦利·米尔格拉姆那一代，属于战争和战后环境催生的那批伟大研究。戈夫曼谈自我呈现，提出了「后台」的概念。他的意思基本上是，没有后台你会发疯，因为后台是你能做自己、能恢复自己的地方，大家只是待着，没人评判谁。没有后台，人就会崩掉。这个班很大，学生们一直在读戈夫曼这类理论家。我说，我们谈的这些你们在脸书上做的事，为不同的观众策划自己的人格，这不就是二十一世纪的戈夫曼吗？不就是数字世界里的自我呈现吗？于是有了一场辩论。然后一个年轻女生开始说话，她叫海伦，她是边感受边思考，实时地想。她说：「不一样。我刚刚意识到，不一样，因为我们没有后台。没有任何地方是我的后台。今天早上我走过校园，以为自己在后台，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一抬头，看到那边有个人举着手机在给我拍照。没有后台。」整个房间，一个很大的教室，虽然没今晚这么大，但也是大课，全都安静了。

隐私与心理麻木

主持人： 拍照是谈隐私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切口。隐私这个概念对你的很多论点都很核心。你开场说「错误就是创新」，那些错误当时被理解为侵犯隐私。稍微回看历史，我想到十九世纪末的新闻摄影，它催生了隐私史上的一份经典文本：塞缪尔·沃伦和路易斯·布兰代斯一八九〇年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的《隐私权》。剑桥大学荣休哲学教授雷蒙德·戈伊斯讲过这篇经典是怎么来的：沃伦的妻子是一位富有的社交名流，对记者闯入或报道他们举办的派对非常不满。所以是一件非常具体的事催生了这篇经典文本。而今天，人们自己把派对照片贴出去，没人逼他们。我想说的是，从历史上看，隐私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概念，照片这件事就能看出来。那么今天呢？你认为我们能建立一个普遍的隐私概念吗？今天的隐私意味着什么？

祖博夫： 我今天翻自己的材料，又看到扎克伯格那句名言，大概是二〇一一年说的：我们决定不再有隐私，这将是新的社会规范，然后我们就这么干了。隐私原本有一个演化过程。隐私这个概念，只有在心理意义上的个人成长起来、个体化在历史中推进的过程中才有意义。这是一段艰难的演化，值得庆贺，因为有了个人的概念才有了权利的概念，有了权利的概念才有了民主与平等。所以隐私属于一整套价值与感受力，它们对我们民主的健康、民主的可能性至关重要。有意思的是，脸书就这么决定不再有隐私。最初发生了什么？世界爆发了愤怒。我们并没有就这么接受，全世界的人都非常愤怒。就像刚才说的街景，没人知道针对谷歌街景的诉讼到底有多少，但几乎来自地球上每个国家，德国从汉堡开始。有愤怒，有抗议。但这些界线还是被越过了，然后是习惯，是常态化，还有我所说的心理麻木（psychic numbing）。这和刚才海伦说的没有后台是一回事：没有后台，你会以某种方式开始发疯，而为了保护自己不被这种发疯的感觉压垮，你会变得麻木。现在有大量的心理麻木，因为我们越来越多地体验到这个无处可逃的世界，为了自保，我们变得麻木，不再去想它。或者我们用隐私浏览器、广告拦截器安慰自己，研究怎么加密，或者去买那种能罩在脸上、干扰面部识别摄像头的特殊材料。所以我不认为我们放弃了隐私，我们是渴望它，只是它变得不可得，这让我们觉得难受、发疯，我们在保护自己，直到找到一条穿越之路。

祖博夫： 说到这里，托比亚斯，你我之前聊过一点：我相信，如果我们能除掉监控红利，真正打开竞争的场地，那么在这个历史时刻，任何一家能按我们想要的方式提供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而不附带监控红利那些反民主、反平等的外部性的企业，都有机会把地球上每一个人变成它的顾客。因为欧洲的每一份调查、美国的每一份调查都表明，没人想要这些东西，没人喜欢，只是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与资本主义历史的断裂

主持人： 你提到，二十年前我们以为互联网将赋权消费者，现在却走到了你书里所说的「消费者的终结」：消费者成了利润的原材料，有人称之为劳动，也有别的概念。我想问的是那个转折点：从管理资本主义到分布式资本主义，再到你说的以倡导为导向的资本主义，是什么力量让那场斗争落败，让监控资本主义靠摧毁消费者而胜出？这是延续还是断裂？换句话说，监控资本主义里有多少是一直存在的资本主义，又有多少是真正的断裂？

祖博夫： 我会说两者都是。监控资本主义复制了资本主义古老的演化路径：把市场之外的东西拿进市场，用于商品化、生产与销售。但这一轮的疯狂之处在于，它拿的不是自然，不像工业资本主义把自然拿来变成可买卖的商品，它拿的是人性，是私人的人类经验。这就启动了我们一直在谈的所有其他动力。话虽如此，我认为监控资本主义在一些非常关键的方面偏离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让我这样说：监控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历史的断裂在于，它不再需要与自己的社会、自己的人口维持有机的互惠。原因有两个。一是它不需要我们作为顾客的来源，我们不是它的顾客，这一点已经说过，不再重复。二是它不需要我们作为雇员的来源。说我们提供劳动并不准确，因为如果我们是劳动，我们就是劳动力，那是一种互惠的来源。别忘了民主：十九世纪末英国民主的扩展，直接源于精英对工人阶级的依赖。他们明白，如果不扩大选举权，为他们工作的人很可能烧掉他们的工厂。这些互惠不是抽象概念，是活生生的现实。消费也一样。有很精彩的史学研究把美国革命看作一场消费者革命：分散各处的殖民地居民最终被塑造成拥有共同政治利益的群体，是因为他们对自己作为消费者所受的对待感到愤怒。他们要抗议时说的是：我们不买你们的产品了，我宁可没有冬衣，宁可不喝茶。这些是民主史内在的真实的东西。所以，他们既不需要我们做消费者，也不需要我们做工人，这是一件大事，与资本主义的历史有天壤之别。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关键原因：民主与资本主义曾经找到了共处之道，尤其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市场民主成为一种强大而富足的结构。但只要监控资本主义是主导的市场形态，这种共处就极难维持。

拆分巨头够不够

主持人： 我们切换到新工具。娜塔莉，有问题了吗？

观众提问（代读）： 今晚是我们第一次试用这个工具。我们收到了一百五十多个问题，所以按主题做了归类。第一组关于监管和立法者。比如：科技巨头是否应当像伊丽莎白·沃伦提议的那样被拆分？这是一条可行的路吗？另一方面，欧盟应当推出什么政策来限制脸书和谷歌这类公司的权力？可以用哪些监管形式？

祖博夫： 好问题。一百五十个问题，我们得把睡袋拿出来了。谈到反垄断法，这一整套针对反竞争行为的法律，是一个非常丰饶、非常有创造力的立法时期的产物。它不是凭空出现的，大家都清楚：当时有卡特尔，有垄断，它们是社会的祸害，有巨大的冲突与暴力，而这些法律和监管构想是进步派与法律学者花了几十年发展出来的，是一次极富创造性的行动。关于监管史有很出色的著作，其中一个教训是：监管努力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无法在对所监管行业的理解之上，谨慎地构建监管策略。我认为这一点在更大的尺度上同样适用于监控资本主义。把这两点连起来：第一，不能简单地把二十世纪那些极具创造力的立法成果，套用到二十一世纪一套全新的机制、方法、问题与现象上。这些公司之间有反竞争行为吗？有。有垄断行为吗？有。解决垄断问题能否消解、切断、取缔监控资本主义？在我看来不能。所谓「拆分」更可能的结果是，我们冒着制造更多监控资本主义公司的风险，加剧监控资本主义者之间的竞争，从而加剧我刚描述的对确定性与可预测性的追逐。所以我的看法是，我们要站在二十世纪反垄断法、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初隐私法的肩膀上，在此之上，结合对监控资本主义的逻辑、方法、机制与内在要求的具体理解，展开一次新的创造性努力，产出足以切断并取缔这里前所未有之物的洞见、立法与监管构想。

个人能做什么

观众提问（代读）： 第二组问题关于个人能做什么来对抗这些威胁。比如一位匿名提问者问，我们可以采取哪些行动，确保自己不被谷歌、脸书这类公司完全左右？更个人层面的问题是，您自己采取了哪些行动，尽量少向科技公司提供数据？

祖博夫： 我一直主张隐私不是私人的事，所以这里有两层。一层是我个人的看法：从对这些系统的依赖和被它们度量的状态中退出来，会让你的生活更好，心理更健康。早在数字时代兴起之前，我就不是那种对他人的目光很敏感的人，而现在网络媒体把这种动态放大了，我当然会避开。所以我们可以为自己做一些事：退出，不那么依赖这些系统，不那么被中介。我相信目光的接触，相信真实的相认，相信置身于树木之间。但是，隐私不是私人的事，是否意味着我们作为个人毫无力量？不是。它意味着我们作为个人真正的挑战现在是政治性的。说隐私是一个集体行动问题，意思就是，朋友们，我们需要新的集体行动形式。在十九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前半叶，集体行动是关于组织工会的权利、集体谈判的权利、罢工的权利，是确保孩子不在七岁或十三岁就去工作，而是去上学，和家人在一起，因为这才符合一个民主社会的抱负。那么，定义我们时代挑战的集体行动形式是什么？集体行动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发现自己，不是作为匿名的「用户」，那是他们给我们起的名字，而是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拥有共同的利益，不仅是经济利益，还有政治、社会和心理利益。我们必须围绕这些利益聚集起来，创造新的形式，它们最终将成为向立法者施压的载体，把立法者推入下一个创造性的时代，推向新的监管构想。所以我们作为个人有工作要做，这项工作就是聚集起来，创造这些新的运动，而这些运动将由争取认知正义的斗争来定义。

谷歌的资助

主持人： 一个小通知。我知道我们有点超时。原计划是台上对谈二十分钟，然后观众提问二十分钟，我们就照这个来，还有大约十二分钟，今晚会稍微晚一点结束。但话题如此重大，讲者如此出色，我想大家都能接受。再从 Slido 上来一个问题，然后到两边的话筒。

观众提问（代读）： 有一个得票远超其他的问题，更多是关于活动的组织方：本次活动由洪堡互联网与社会研究所联合主办，而该研究所接受了谷歌数百万的资助。您认为这是个问题吗？

祖博夫： 绝对是。多年前，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有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写过《单向度的人》。现在读它的人不多了，但我推荐。这就是我们这个版本的单向度社会。谷歌在外面用一切可以想象的方式给自己洗白，包括，看看谷歌学者的名单，年复一年，都是来自公民社会机构的人，这些机构本该坚决反对谷歌，结果他们成了谷歌学者。谷歌资助会议，资助公民社会组织，这是洗白的一部分，目的是让我们糊涂。就像我之前说的，扎克伯格刚告诉我们未来就是隐私，马克，你刚说什么？他们以为我们是傻子，我们本该糊涂，本该觉得他们是好人。但我不这么认为，而且，坦白说，我希望他们不是这场活动的赞助方。这件事我几天前才知道。不过我也去过别的我为之自豪的活动，包括今年一月在布鲁塞尔的 CPDP 大会，我的书在那里首发，谷歌也是那里的赞助方。有些人因为谷歌赞助而拒绝出席。但这是一种计算，一种选择，一种成本收益的权衡：是来和你们在一起、传递信息更好，还是坚守原则不来、保持沉默更好？这就是我的算法。但我并不高兴。

主持人： 我得说一句。我不是研究所的雇员，但我为他们说几句，给一点背景信息。这家研究所是由柏林的几所大学创立的，不是谷歌。据我所知，董事会五六个人里有一位来自谷歌。研究所每年从谷歌获得大约一百五十万欧元，好年景里这大约占预算的一半，一百五十万是上限，其余来自他们能争取到的其他资助，有时更少。这是几个数字。现在到话筒。今晚场地这么满，没有过道，传话筒确实很难，这也是我们选用 Slido 的原因之一。

另一种商业模式

观众（斯托克曼）： 感谢您的演讲。我是丹妮·斯托克曼，赫尔梯行政学院的教授。您能否谈谈，未来科技公司可以采用哪些监控资本主义之外的商业模式？

祖博夫： 我举个例子。人们所说的智能家居里的某些设备，可能确实很有用：管理能源效率，和家人保持联络，确保老人在家里安全地养老，等等。二〇〇〇年代初就有人在开发这类智能家居模型，他们画出的工作原理图是一个闭环：墙里的设备产生信息，所有信息都汇给住户，住户在一台小型可穿戴电脑上接收。这是一个闭环。快进到二〇一七年，有一份很有意思的法律分析，对象是一台 Nest 温控器。Nest 智能家居设备后来被谷歌收购，如今 Nest 已不复存在，都成了谷歌家居。这几位法律学者算出，哪怕你只是一个稍微留心的消费者，只装一台温控器，他们建议你至少审阅一千份隐私合同。所以我不认为商业模式要去很远的地方找。问题在于，没有监控红利，一台不会偷偷把数据发给我的医保公司的冰箱就很难变现。就像福特汽车公司，不从开它车的人身上采集数据流，就想不出怎么赚钱，数据成了营收和利润的基础。如果我们真能除掉这层阴影，商业模式是我们最不用担心的问题。我的收件箱每天收到几百封邮件，其中至少一百封来自正在做很棒的事的人：这样一件技术，这样一种产品，这样一种服务，不是监控资本主义，我该怎么做，怎么拿到资金？我们在商业模式上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要在竞争格局中腾出空间，让这些商业模式能获得维持所需的资金与资本。

民主太慢？

观众（拉斐尔）： 我叫拉斐尔，曾是丹妮的学生，也曾是谷歌学者，但我发誓不为任何一方辩护。我现在为公民社会工作，研究社交媒体对世界各地选举的影响，不只是欧洲，还有亚洲、非洲的许多国家。有趣的是，这些公司应对选举风险的决策基本上是一场公关行动：他们当然会在美国、巴西、印度投入大量资金，因为那是大型民主国家，任何负面公关都会反噬公司；但他们不管那些更小的国家或更小的市场。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不对称：一家美国公司在决定哪个民主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值得。我的问题有两个方向。您提到那套生成行为预测的基础设施，这些公司内部大概百分之九十八的精力用于此，百分之二用于对抗其负面效应。第一，考虑到公司的全球规模，监管真的足以解决问题吗？第二，如何理解全球范围内民主标准上日益扩大的不平等？

祖博夫： 拉斐尔，我喜欢这个名字，是我儿子的中间名。听着，如果他们真的选择在印度和巴西看护民主，那他们干得可不怎么样。如果这就是他们努力时的成果，那我不买账。只要在巴西对 WhatsApp 加以干预，结果就会不同，至少有相当有力的证据表明结果会大不一样。所以我不确定他们真的在任何地方看护民主。你的另一个问题是什么？对，监管是否足够。这正是我说的，一个新时代需要新的监管构想与创造力。我们现在谈的是一场战争，计算治理与民主治理之间的战争。计算治理一方说：民主太慢，民主限制创新，民主永远跟不上。民主一方说：没错，民主是慢，慢是好事，慢意味着我们在审议，在形成某种共识。至于「民主对创新有害」，那是一件十足的垃圾宣传，实际上是十九世纪末摩根发明的。摩根爱说，资本主义不需要法律，我们有供求法则，有适者生存法则，不需要更多法律了。所以「法律对创新有害、对商业有害」不过是一件被回收再用的老宣传品。「市场行动者应当完全自由」这个想法，在亚当·斯密写作的年代或许有一定道理，因为那时那只手确实是看不见的，虽然没能看不见多久。可今天，那只手一点也不看不见。这些家伙什么都知道。他们知道得太多，已经没有资格享受那种自由了。这个论证已经不成立。所以，民主监管构想的一部分就是要说：明显虚假的政治广告，不行；明知造假的当选官员视频，不行；只有病毒没有疫苗，不行。这些东西与民主的运转方式根本不相容。我们能监管吗？能。能在不变成审查的前提下做到吗？我相信能。想象力要用在这里，这就是现在的前线。我们已经看到了另一种选择，它是不可接受的。

欧洲是前线

主持人： 还没结束。这个系列惯常在最后问一个关于欧洲视角的问题。德国有《网络执行法》，俗称「脸书法」，基本上是让平台更容易被强制删除仇恨言论之类的内容，是一套合规规则。欧洲层面有「被遗忘权」等等。同时也有一种惯常的欧洲式自负，近乎道德优越感，大家知道我指什么；还有一些人觉得算了吧，在这个新兴的世界秩序里我们反正没有足够的力量。从美国看，您如何看待欧洲在这件事上的能动性？

祖博夫： 我第一次见弗兰克·席尔马赫、开始为《法兰克福汇报》写作是二〇一三年，我告诉他，我想为他写，因为欧洲是前线。欧洲至今仍是前线。如果我们要在今晚谈的这些事情上取得进展，我相信进展会首先在这里发生。我不认为非要称之为道德优越感。我只是认为欧洲有过与美国不同的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社会从那场浩劫中学到的东西不同，在欧洲和美国的文明中也以不同的方式展开。我相信，欧洲在很多方面明白，民主必须在每一代人手中被捍卫、被争取。几个月前我在美国签售，队排得很长，我低着头，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走过来，我问她名字，她告诉了我，然后说：我很沮丧，你的演讲让我很难过。我说，我很担心，为什么难过，怎么了？她说，我对民主失去了信心。我们聊了一会儿，我对她说：你刚给了我一个我以前没有的洞见。对你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尤其是在奥巴马的八年里长大，民主看起来就像一座山，像一块巨石，你出生时它在那儿，你死时它还在那儿，一模一样。但民主不是这样的。民主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每一代人都得让它继续转下去。就像从前没有玩具的时候，孩子们滚铁环，你得追着铁环跑，不让它晃倒。民主就是那个铁环，你得追着它跑，不让它晃倒。这是每一代人、每一个人的责任。我想欧洲人学到了这一点，而美国人也许没有以同样的方式被迫去学。我父亲学过，但我不确定美国人一代又一代都不得不以同样的方式去学。所以我确实认为欧洲有独特的位置，欧洲一直是、也将继续是这项工作的先锋。这也是我如此投入在德国和欧洲的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主持人： 我并没有刻意钓这个答案，但听到它很高兴。感谢肖莎娜·祖博夫带病与我们在一起。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