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lege Lecture Series - Neil Postman -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编者按：本文是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美国伊利诺伊州一所学院的系列讲座上所作的演讲，题为「文化向技术投降」，时在一九九六年，距新千年不到四年。波兹曼时任纽约大学文化与传播系主任，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娱乐至死》的作者；讲座由主持人塔基开场介绍，演讲后波兹曼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

波兹曼其人与媒介生态学

塔基： 今晚我们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客人，尼尔·波兹曼博士。波兹曼在语义学和传播理论领域享有国际声誉。他是纽约大学教育学院文化与传播系主任，曾担任《ETC：普通语义学评论》的编辑长达十一年，也是《国民》杂志的特约编辑。他生于布鲁克林，从小学教师起步，后来教中学，再进入大学。作为纽约大学英语教育专业的教授，他在语言学和语义学界建立了极高的声望。

塔基： 在出任纽约大学系主任之前，他讲授技术史及其社会影响，并创办了纽约大学的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研究生项目。西蒙博士曾获颁表彰语言清晰的乔治·奥威尔奖，以及纽约大学的杰出教授奖。他著有十八本书，其中包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经典《娱乐至死》，他的新作《教育的终结》，以及今晚的主题所本的《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塔基： 多年来，波兹曼花了无数时间研究电视的社会后果，他说正是这一点让他对技术进步抱持怀疑。在一九九六年春季号的《社会政策》上，波兹曼教授说：「二十年前，没有人会对这类讨论感兴趣。如今它真能吸引一大群人。外面有一批听众等着被组织起来，去施加压力，确保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想得更清楚一点。人们开始感觉到，把自己的全部志向都寄托在更大更好的技术上，实在有些不对劲。」

塔基： 正如他所料，今晚就有一群听众迫不及待地想听听他要说什么。六周前门票就已售罄，只剩站票。我八月就买了票，好确保自己有个座位，现在我也等不及了。请大家热烈欢迎这位杰出而富于争议的尼尔·波兹曼博士。

新千年与古老智慧

波兹曼： 大约十分钟前，塔基问我：「要是我把你介绍成尼尔·西蒙，你会怎样？会不会气疯？」结果她真这么说了。你们注意到了吗？好，非常感谢各位到场。

波兹曼： 我相当有把握地推测，在座的伊利诺伊人和全美国人一样，都在为一件事深深忧虑：不到四年，我们就要进入新千年了。关于二十一世纪的谈论铺天盖地，都说它将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难题，我们对这些难题几乎一无所知，却又必须为之精心准备。人人都在为此担心：商人、教育工作者、政治家、神学家，不一而足。

波兹曼： 所以我想先让各位宽宽心。我怀疑二十一世纪给我们带来的难题，未必会比本世纪，或者十九、十八、十七世纪，乃至更早许多个世纪里我们面对过的那些更惊人、更令人晕头转向、更复杂。不过，要是你对新千年紧张过了头，我一开头就可以给你一些应对它的好建议。这些建议来自我们信得过的人，他们的深思熟虑，可以稳妥地说，超过了克林顿总统、金里奇，甚至比尔·盖茨。

波兹曼： 梭罗是这样说的：「我们的一切发明，不过是把改良了的手段用于未曾改良的目的。」歌德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一个人每天都该设法听一支小曲，读一首好诗，看一幅佳画，如果可能，再说几句合乎理性的话。」苏格拉底告诉我们：「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过。」拉比希勒尔告诉我们：「己所憎恶，勿施于人。」先知弥迦告诉我们：「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如果有时间，我还可以告诉你们孔子、以赛亚、耶稣、穆罕默德、佛陀、斯宾诺莎和莎士比亚说过什么，不过你们本来就很熟悉。说的全是一回事：人无法逃离自身。人的困境一如既往。把自己裹进技术的荣光里，我们什么也解决不了。

波兹曼： 说得直白些，我猜想历代先贤的智慧在二十一世纪的适用程度，将与在任何其他世纪时一模一样。话虽如此，我也很清楚，由于我们如今生活在人人所称的「技术社会」里，我们确实有一些特殊的问题，是耶稣、希勒尔、苏格拉底和弥迦不曾也不可能谈到的。

波兹曼： 我打算用提问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我要提出关于技术的七个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让我们看清技术是以何种方式闯入一种文化，进而影响我们的社会制度的。答案是重要的，尽管它们会因答题人而异。但问题更重要。答案会随时间和处境而变，哪怕对同一个人也是如此；问题却经久不变。所以我把这些问题看成一种可以常备的武装，公民可以用它保护自己，免于被技术淹没。

技术与媒介之分

波兹曼： 在提出这些问题之前，我需要先说明两点。一点是为了让我接下来的话更清楚，另一点是解释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第一点是，我对「技术」（technology）和「媒介」（medium）作出区分。

波兹曼： 在我看来，技术之于媒介，犹如大脑之于心智。技术像大脑一样，是一套物理装置；媒介像心智一样，是这套物理装置被拿来做的用途。当一项技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获得位置，当它渗入经济和政治语境，它就变成了一种媒介。换句话说，技术只是一台机器，一堆硬件线路；媒介则是社会的造物。

波兹曼： 我认为作这个区分是有用的，因为记住了它，我们就更容易明白：一项技术在某个特定文化里的用法，未必是它唯一可能的用法。比如说，如果我们想回答「电视如何影响我们的政治」这个问题，就必须明白，我们谈的不是作为技术的电视，而是作为媒介的电视。世界上有许多地方，电视的技术与美国的电视一模一样，作为媒介却与我们所熟知的截然不同。我指的是那些多数人家里没有电视机的地方，或者只有一个频道的地方，或者电视不是全天候播出的地方，或者多数节目的目的是直接推行政府政策的地方，或者根本没有广告的地方。在那些地方，电视不会有它在美国的那种意义和力量。也就是说，一项技术的使用方式，完全可能让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后果在不同文化之间大不相同。

波兹曼： 当然，正像大脑本身一样，每一项技术都有它内在的偏向，都有独特的技术局限和技术可能。也就是说，每一项技术的物理形态里，都嵌着一种倾向，倾向于被以某些方式使用，而不是另一些方式。只有对技术史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技术是完全中立、可以随意改造的。有个老笑话，专门取笑这种天真的想法。笑话说，托马斯·爱迪生本来可以早得多地公布他对电灯的发现，坏就坏在他每次打开电灯，都要把它举到嘴边，喊：「喂？喂？」你没法用电灯跟你在芝加哥的母亲说话，也没法用电话照亮书页。换句话说，每一项技术都有它自己的议程，可以说，它会指示我们如何去实现它的技术命运。

波兹曼： 我们必须明白这个事实，尤其不可低估它。当然，我们也不必受它的暴政。技术把我们往哪个方向引，我们并不总是非得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对自己负有的义务，可以高于我们对任何技术负有的义务。

波兹曼： 说了这么多，今晚在讲话中我多半还是会把「技术」和「媒介」这两个词几乎当作同义词来用，因为我们这场聚会是在美国，面对的是美国人，我们对自己各种技术的用法都很熟悉。尽管如此，我希望各位记住这两个词的区别，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把它们当同义词用是欠考虑的，甚至会误导人。

自陈立场

波兹曼： 现在说第二点，关乎我本人对技术的态度。我想我得告诉各位：我没有电子邮件，没有语音信箱，也没有呼叫等待。我不用文字处理软件。我的十八本书都是用便签簿和黄色笔杆的笔写的。

波兹曼： 刚才那句是尼尔·西蒙说的。看来我得给你们看看。我不知道各位认不认识这个东西。它对用户很友好，也非常便宜。我就用它，配一本黄色便签簿。我对互联网没有兴趣。我也不认为比尔·盖茨是天才。

波兹曼： 这些「缺陷」，每一条我都有充分的理由。各位若有兴趣，等我讲完，我很乐意一一交代。但正因为这些缺陷，我落得一个反技术的名声，实际上被说成是个「新卢德派」（neo-Luddite）。给我贴这个标签的人，通常对卢德派一无所知，因为要是他们了解，就不会用这个词了，除非是想恭维我。

波兹曼： 无论如何，请各位放心，我认为反技术是愚蠢的，就像反食物一样愚蠢。我们靠技术活着，正如靠食物活着。不过，如果我们吃得过多，或者吃的东西毫无营养，或者吃了带病菌的食物，我们就把生存的手段变成了它的反面。技术的使用方式也是如此。它可以用来增进生命，也可以用来削弱生命。这就意味着，笼统地反技术是愚蠢的，但对技术深怀戒心绝不愚蠢。因为显而易见，技术以及它们所变成的媒介，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心理习惯和体验世界的方式产生最严重的影响。所以在我看来，只有傻瓜才会对任何一项技术盲目欢迎，而不认真想一想它会做成什么，同时又会拆掉什么。

问题一：解决什么问题

波兹曼： 开场白到此为止，我来讲我的问题。每当有人向我们介绍一项新技术，比如交互式电视、虚拟现实、信息高速公路，或随便什么，第一个问题就该提出来。这个问题是：这项技术是哪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波兹曼： 之所以要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些技术并不是任何一个正常人会视为要紧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副总统戈尔当然是个正常人，但即便是他给出的理由，也让我怀疑我们凭什么要花几十亿美元去建一条信息高速公路。他反复说，这条高速公路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收看五百个，甚至一千个电视频道。于是我不得不问：这是多数人渴望解决的问题吗？是我们真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吗？我们许多人现在能收到四五十个频道，我们是不是认为这还不够，非得有一千个频道可选，人生才算圆满？这里究竟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波兹曼： 有人可能会说，根本的问题是如何把更多的信息，更快地、以更多样的形式，送到更多人手里。那么我们能不能说，这正是人类在十九世纪初面对的问题；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随着电报和摄影术的发明，我们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此后一百四十年我们一直在解决它，而且我们已经解决了，解决得漂亮极了；假装我们还没解决，既是反动的，又是分散注意力的；而在二十一世纪花几十亿美元去解决一个我们早在十九世纪就解决了的问题，纯属浪费？

波兹曼： 这只是我的答案。你们的可以不同，没关系。要点在于，这个问题必须被提出来，而且我们完全有权带着几分怀疑去问它。

波兹曼： 几年前我去买一辆本田雅阁。销售员挺自豪地告诉我，这车有定速巡航，要加钱。于是我问他：定速巡航是哪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他说以前从没有人问过他这个。不过他想了几秒钟，然后说：「解决的是脚得一直踩在油门上的问题。」我告诉他，我开了三十五年车，从来没觉得这是个问题。他接着说：「这车有电动车窗。」你们知道我问了什么，对吧？这回他有准备了，他说：「解决的是您得这样摇来摇去的问题。」我说，我也从来没觉得这是个问题，何况我是个搞学问的，生活过得很安静，那么一点点运动量还是我仅有的锻炼呢。

波兹曼： 我还是买了那辆雅阁，带定速巡航和电动车窗，因为这车不带定速巡航和电动车窗根本买不到。这件事值得想一想，因为许多人以为新技术总会增加人的选择。有时确实如此，但并非总是如此。比如，你想要一辆没有定速巡航和电动车窗的车，就不行。

波兹曼： 另一个例子更带文化意味，说的是这种怀疑态度真正派上用场的一回。若干年前有人提出，我们的政府该不该资助制造超音速客机。英国人和法国人当时都已经造出了超音速客机，于是国会内外就美国人该不该也有一架自己的，展开了一场认真的辩论。这个问题真的被问了出来：超音速客机是哪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答案原来是：坐波音七四七从纽约到洛杉矶要六个小时，坐超音速客机只要三个小时。我很高兴地说，多数美国人并不认为这个问题严重到值得如此巨额的投资。此外，许多美国人还问：省下来的三个小时我们拿来干什么？他们自己的回答是：大概会看电视。于是有人建议，在七四七上装电视机，这就省下几十亿美元。

问题二三：谁的问题，新问题

波兹曼： 除此之外，当时还有人问了另一个问题，我现在把它作为我的第二个问题提出来。回答了「这项技术是哪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之后，还必须问：这是谁的问题？就超音速客机而言，比七四七更快地到达洛杉矶或伦敦，主要是电影明星、摇滚乐手和公司高管的问题。多数美国人如果要为此掏一大笔钱，几乎不会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解决。

波兹曼： 「这是谁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用在任何技术上。多数技术确实解决了某个问题，但那个问题未必是所有人的问题，甚至未必是多数人的问题。我们必须非常仔细地弄清，谁会从一项技术中获益，谁又要为它付账。这两拨人并不总是同一拨。

波兹曼： 不过，假设我们为一个多数人确实有的问题找到了技术上的解决方案，这就到了第三个问题。它是这样的：假设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解决得干净彻底，那么因为解决了这个问题，又会制造出哪些新问题？汽车替多数人解决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同时也毒化了我们的空气，让我们的城市被车流堵塞，并且毁掉了一部分自然景观的美。抗生素无疑替几乎所有人解决了重大问题，但同时也导致了我们所说的免疫系统的弱化。电视解决了几个重要问题，但在解决它们的同时，改变了政治话语的性质，导致读写能力严重下滑，甚至让传统的儿童社会化过程变得困难，乃至不可能。你很难想出任何一项重要的技术，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不曾制造新问题。

波兹曼： 当然，要预知一项技术方案会带来什么新问题，有时是非常困难的。本笃会修士在十三世纪发明机械钟，是为了更准确地履行他们的日课，他们每天要祈祷七次。倘若他们知道机械钟最终会被商人拿去确立标准工作日，进而确立标准化的产品，也就是说，钟会被用作赚钱的工具而不是侍奉上帝的工具，修士们恐怕会觉得他们的日晷已经够用了。倘若古登堡预见到他的活字印刷机会导致神圣罗马教廷的分裂，他肯定会拿他那台旧葡萄酒压榨机去榨酒，而不是印书。

波兹曼： 在十三世纪，人们缺乏技术上的远见，也许无关紧要；十五世纪也许还是无关紧要。可是在一个技术社会里，我认为我们再也承担不起紧闭双眼走向未来的代价了。我们需要睁着眼睛去推测种种负面的可能。

问题四：谁被伤害

波兹曼： 但正如我说过的，要知道一项新技术会生出什么样的问题，绝非易事。无论如何，只是泛泛地反思可能的代价是不够的。为了让反思有个焦点，我们必须问第四个问题：哪些人、哪些机构可能因这项技术方案而受到最严重的伤害？

波兹曼： 顺便说，正是这个问题催生了一八一一年到一八一八年间英格兰的卢德运动（Luddite movement）。我们所说的卢德派，是服装业里技艺娴熟的手工工人，当时机械化正在夺取主导权，工厂制度正在建立。他们很清楚机械化会给多数人带来什么好处，但他们同样清楚地看到，它会毁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尤其会毁掉他们的孩子，那些孩子当时在工厂里做工，跟奴隶劳工没什么两样。于是他们用一种简单而无用的办法来抵抗技术变革：把工业机器砸个粉碎。他们一直这样干，直到被英国军队关进监狱或者杀掉。

波兹曼： 没有人确切知道「卢德派」这个词从哪里来，但它如今的意思是「以任何方式抵制技术变革的人」，而且通常是当骂人话用的。为什么会这样，颇令人费解。因为我前面说过，只有傻瓜才不知道新技术总会造就赢家和输家，而输家的抵抗没有任何不理性之处。

波兹曼： 比尔·盖茨当然是赢家，他明白这一点。正因为他不是傻瓜，他的宣传总在暗示，计算机技术不会伤害任何人。赢家的做派就是这样：他们希望输家心怀感激、热情高涨，尤其希望输家意识不到自己是输家。

波兹曼： 我们拿学校教师作例子，他们是被哄得以为自己是赢家的输家。在座一定有中小学教师，请听听这个。我先停一下，说一个我讲稿里没写、却一直缠着我的事实。去年秋天，纽约市公立学校系统迎来了一百一十万名学生。没有座位。各位听清楚了吗？有九万一千个孩子没有座位。于是他们在厕所里上课，在盥洗室里上课，课就是在那儿上的。而纽约市学校的总监最关心的，是花一大笔钱给教室接上网线。我就说这些。请各位想想这件事。

波兹曼： 纽约不是唯一这样的地方。全国上下，我们正准备总共花几十亿美元给学校布线，好容纳计算机技术，而理由绝不清楚。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个人电脑或者计算机技术的任何其他形态，能像优秀的、薪酬合理的、负担不重的教师那样，为孩子做点什么。

波兹曼： 那么，教师的抗议声在哪里？在这笔交易里，他们是输家，而且输得很惨。我给各位念一则近期对教师的侮辱，出自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一日的《华盛顿邮报》。我引原文：「马里兰州州长帕里斯·格伦德宁昨日宣布，该州计划于今年将每一所公立学校接入互联网，这是一项耗资五千三百万美元的计划的一部分，旨在让学生通过计算机更多地获取来自远方的信息。」我接着引：「尽管研究学校计算机使用的全国分析人士评价不一，该计划仍要求马里兰州一千二百六十二所公立学校中的每一所在入冬前至少配备两台联网终端，并在五年内让每间教室配备三到五台这样的终端。」格伦德宁州长称这是一项「大胆而宏大的举措」，并预期私营企业将追加捐赠数千万美元，使今年的总支出接近一亿美元。

波兹曼： 州长的理由是这样的，我再引原文：「获取信息，是理解并最终改善我们所处世界的第一个关键步骤。」我们先不管这个说法往好里说是可疑的，往坏里说是彻头彻尾的胡话。我们也先不管，即便州长的话是真的，美国学生的信息来源也早已过剩：全美有一万七千种报纸，一万二千种期刊，两万七千个录像带出租点，五亿台电视机，六亿多台收音机，这还不算汽车里的；有一万座图书馆，每年出版四万种新书；美国每天拍摄四千一百万张照片。美国学生现在还需要再投一亿美元，才能确保成为消息灵通的公民吗？

波兹曼： 把这些统统放在一边，各位是否同意，下面这段我编出来的假想声明，对教师和学生来说都会是更让人高兴、也更合乎理性的消息？我编的是这样的：「马里兰州拟投入一亿美元，增加全州教师人数，提高在职教师薪酬，并减轻教学负担。格伦德宁州长表示，这是确保我们的学生获得更专注、更健全、更富创造力的教育的关键一步。」

波兹曼： 我想多数教师会支持这样的投资，可我们在这方面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事实上，许多教师一想到一亿美元要投在电脑终端上，就兴奋不已。比尔·盖茨最爱这种愚蠢。

问题五：语义被改写

波兹曼： 第五个问题：新技术正在强加哪些语言上的变化？这些变化让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各位都会同意，无论什么新媒介进入我们的生活，语言始终是我们最不可或缺的媒介。新的意义产生、旧的意义消失，永远是一件严肃的事。

波兹曼： 想一想「社群」（community）和「对话」（conversation）这两个词，如今在互联网使用者口中是怎么用的。「社群」一词传统上指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利益各异，甚至彼此对立，却为了政治或社会的和谐而寻找共同的立足点。互联网社群与这种观念毫不相干。它们一开始就是和谐的，对人的协商能力和宽容能力毫无要求，而协商与宽容，恰恰是社群得以形成和维系的精髓。至于「对话」，两个人互相敲打信息，在我看来并不是在对话，因为面对面交流中最要紧的那些东西，在那里根本不存在。会认为发电子邮件就是对话的人，多半也会认为，当着一位刚失去母亲的朋友的面向她诉说你的悲伤，和寄给她一张贺曼牌的慰问卡片，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波兹曼： 想一想电视是怎样改变了「政治辩论」这个词的意思。亚伯拉罕·林肯或者斯蒂芬·道格拉斯会把电视上的那种活动认作辩论吗？林肯和道格拉斯当年在伊利诺伊州各地辩论，顺便说一句，不止七场。通常是林肯讲三个小时，道格拉斯讲三个小时，然后林肯有一个小时反驳。等他们到了渥太华、斯普林菲尔德或者下一个镇子，就换成道格拉斯讲三个小时，林肯讲三个小时，道格拉斯有一个小时反驳。

波兹曼： 今天的美国辩论是这样的。芭芭拉·沃尔特斯或者哪位女司仪说：「下面这个问题问布什总统。中东问题的症结何在，如何解决？您有两分钟作答，之后克林顿州长有一分钟回应。」说实话，我认为这是一种精神疾病。因为人们理应期待布什总统或者克林顿州长会抗议，会说：「你怎么敢问这样的问题，还让我们一个人用两分钟回答，另一个人用一分钟反驳？我们竞选的也许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政治职位。你脑子出什么毛病了？」可他们当然不会这么说。他们也可以说：「你怎么敢问这样的问题？你以为美国人是什么样的人，会容忍这种事？」他们也不会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尽管如此，第二天人们照样会问：「你看辩论了吗？」我常常想象，要是林肯和道格拉斯能回来，听见我们这样用这个词，会作何反应。

波兹曼： 再想想「公众」这个词，或者「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这个说法正在遭遇什么。不久前我为《洛杉矶时报》评了一本书，叫《电子共和国》。作者主张，新技术将使代议制民主过时，因为技术将使就每一个议题举行即时全民公决（plebiscite）成为可能。这样一来，选民可以直接决定我们是否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否向波斯尼亚派兵、是否弹劾总统，参议院和众议院基本上就没有必要了。作者说，这就是参与式民主，就像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一样。

波兹曼： 从一个更古老的媒介环境里借一个说法来理解一项新事物，我并不反对。我们一直这么干。但这样做有风险，做的时候必须留神。像我们从前那样把火车叫作「铁马」，也许很有画面感，却遮蔽了火车与马车之间最要紧的差别。用「电子市民大会」这个说法，同样遮蔽了十八世纪公民面对面集会与包装好的电视伪事件之间的差别。用「远程学习」（distance learning）来称呼学生和老师互发电子邮件，也许有点价值，却遮蔽了一个事实：读书才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远程学习范例，因为阅读不仅克服了空间和同在的限制，还克服了时间的限制。至于「参与式民主」，五千名同质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蓄奴的雅典人所实践的政治，和两亿五千万美国人每周搞一次全民公决，我们很难找出任何相似之处。任由语言引导我们相信二者相似，是危险的。

波兹曼： 顺便说明，我并不是说应当敦促公民抵制语言的变化，而只是说，他们需要知道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发生，以及语言的新用法在助长什么样的态度。

问题六：谁获得权力

波兹曼： 第六个问题，各位会看出它和前面几个有关，但由于它的重要性，我给它一个特殊的地位。问题是：什么样的人和机构，会因技术变革而获得特殊的经济和政治权力？

波兹曼： 之所以要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技术转变为媒介的过程，总会导致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重新排列。我这么说不是批评谁，只是陈述一个事实。一种新媒介创造新的职业，让旧的职业过时；一种新媒介让某几类技能显要起来，让另一些技能退居次要。

波兹曼： 比如罗纳德·里根，没有电视，他不可能当上总统。这个人说话很少精确，从不雄辩，却被称为「伟大的沟通者」。为什么？因为他在电视上魔力十足。他的电视形象投射出真诚、传统、亲切和关怀的气息。至于公民是否同意他说的话，甚至是否听懂了他说的话，都无关紧要。电视把权力给了一些人，同时又从另一些人手里夺走。每一种重要的媒介都是如此。

波兹曼： 聪明的企业家一向明白这个事实，他们看得见新媒介的诞生里冒出来的机会。正因如此，媒介企业家是文化中最激进的力量。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被叫作保守派，也许因为他们穿深色西装、系灰色领带吧。这些企业家关心的是让新媒介的利润最大化，对大范围的文化后果不大费心。美国最伟大的激进分子，就是我们的企业家：莫尔斯、贝尔、爱迪生、萨尔诺夫、迪士尼。这些人创造了二十世纪，正如比尔·盖茨和其他人正在创造二十一世纪。我不知道对于媒介企业家将要强加给我们的文化变迁，还能做多少缓和的工作，但公民应当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并对这些人保持专注而挑剔的注视。

问题七：还有别的用法吗

波兹曼： 最后一个，第七个问题。为了这个问题，我要回到我那冗长的开场白里提过的一点。问题是：一项技术还可能有哪些别的用法？

波兹曼： 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这样一个假定：我们在美国从某项技术里造出来的那种媒介，未必是我们能从这项技术里造出来的唯一媒介。比如，把电视交给商业产业，就并非不可避免。至于广播，一九二六年，当时的商务部长、两年后成为美国总统的赫伯特·胡佛发表过一次讲话，说把广播用作商业媒介是不可想象的。在他看来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广播是迄今为止发明出来的向大众提供通识教育的最伟大的媒介。而这一点在我们许多人眼里已不再显而易见。后来的事当然没有朝那个方向发展。但我想说的要点是：技术如何转变为某一种特定的媒介，是一个复杂的、甚至引人入胜的题目。这个题目里充满了政治、社会学、善意的心理学，当然还有大量的贪婪。

波兹曼： 我还可以提出许多别的问题，但眼下我只守着这七个。这项技术自称是哪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是谁的问题？解决一个旧问题会制造哪些新问题？哪些人和机构会受到最严重的伤害？它在助长哪些语言上的变化？它可能导致经济和政治权力发生怎样的转移？最后，从这项技术里还能造出哪些别的媒介？

结语：把头脑解开线

波兹曼： 还剩下一个问题我该提一下，不过它不是关于媒介的，而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我指的是：我们的公民将在哪里、以何种方式，学会对媒介提出切中要害的问题。这当然得是另一场完全不同的讲话的主题。但我想在结束时说，我认为这项任务不可避免地要交给我们的学校。

波兹曼： 我们的学校对媒介如何改变我们的社会关系、心理习惯和政治过程这门学问，一直盲目地、我该说不负责任地漠不关心。多数学校管理者和政治家以为，给教室布线就是在回应技术变革。而真正需要的，当然是让我们的学生把头脑上的线解开。我有几分把握地说，这个过程可以从这七个问题开始。也许我像许多美国人一样，对教育的力量信心过头了。但我想不出还有哪个机构，比学校更能承担起为我们的年轻人预备将来的责任。如果我们把他们教育好了，我想我们就可以怀着信心和几分希望，去迎接新千年。谢谢各位。

问答：不合群者的自处

塔基： 非常感谢波兹曼博士。他慷慨地答应回答听众的一些问题。在此之前，我想先宣布本学年讲座系列的最后一场活动：四月二十九日，就在这里，将举行萨拉·韦丁顿博士与菲莉丝·施拉夫利之间的性别大辩论。请各位早些购票，时间地点不变。现在，有问题的听众请举手，声音大一些，尽量简短扼要。波兹曼博士答应一一回应。好，最后面那位。

观众： （提问声音微弱，波兹曼请其大声一些，随后复述题意。）像我这样，或者像您这样，跟不上新技术世界的人，会怎么样？

波兹曼： 我想他说的是他自己，出于礼貌，他说的是「像他和我这样的人」，也就是与新技术世界格格不入的人。好，问题是：我们这些融不进新技术精神的人，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我可以说说我自己是怎么应付的。

波兹曼： 我在讲话里说过，我不认为自己反技术，但我认为自己有权提出这类问题，哪怕是在个人的处境里。首先，各位知道呼叫等待是什么吗？在座有没有人同意我的看法，这是最无礼、最令人恶心的发明？可以想见，有人做生意，发现非有它不可，尽管觉得它恶心，还是装了。可在我的生活里，既然我认为它是个恶心的东西，我就干脆不要它。

波兹曼： 我不用电子邮件，因为我用不着。顺便说说，我是这么应付的。我写完上一本书的时候，顺便说，我其实写了二十本书，这事我得跟塔基谈谈。我写完上一本书，就是《教育的终结》，打电话给克诺夫出版社的编辑，说：「乔纳森，好消息，书写完了。」他说：「太好了，把磁盘寄给我。」我说：「你说什么？」结果我只好雇了个人，把我写的东西录进文字处理软件，再发过去。所以，人得作些让步，得迁就那个世界。我确实买了那辆本田雅阁，但从没用过定速巡航。出于原则，我不用定速巡航。当然，电动车窗嘛，你有什么办法呢？所以这是一场谈判，你不得不同这个世界谈判。

波兹曼： 我刚为纽约大学的一份内部刊物写了一篇东西。我在纽约大学待了五个十年，各位信吗？我的第一堂课是一九五九年二月。所以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都在。那时候，我们的技术是打引号的「原始」。学生会读，会写，会说。他们写东西的方式，跟我写书差不多。有些人用打字机，但那不是硬性要求。当然，如今纽约大学是个高科技的地方。于是我在文章里讨论了一个问题：孩子们比从前更聪明了吗？教授们比从前更聪明了吗？

波兹曼： 我的回答是：没有。事实上，我认为我们甚至有一点点损失，因为教授们现在花大量时间谈论他们用来交流的技术。多年前，要是人人都用笔和便签簿写东西，你能说什么呢？关于这个，你能说的无非是「我的笔没墨了」。这有多大意思？我倒记得有过一场讨论，黄色便签簿和白色便签簿哪个更好用，但没讨论多久，也没有结论。就这样。人们所有的谈话都是关于思想的。现在我注意到，许多教授花大量时间谈论他们用来交流的媒介。所以我想是有一点损失。

波兹曼： 不过我笼统的回答是：你得跟这个新世界谈判，用那些对你真正有用的技术，不用那些你并不怎么需要的技术。我就是这么斗争的。这大概是一场必败的斗争，因为美国人爱技术，简直是对技术垂涎欲滴。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说，美国人对新事物有一种渴望。这大概是真的。

波兹曼： 事实上，我有时会想：假设现在是一九零七年，但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今天对汽车所知道的一切。有人说：「我们来列一张单子，写下它会带来的所有好处，再列一张单子，写下所有坏处。」这边的单子会很长，那边的单子也会很长。「那我们来一次全民公决吧。要不要干？我们的空气会被毒化，癌症发病率会上升，城市会被车流塞满。投票吧。」我想美国人会说：「哦，干吧。」各位不觉得他们大概会说「干吧」吗？不过我想，一九零七年很可能会有人说：「好，干吧。但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好处最大、坏处最小？」好问题。在一九零七年，我们本来有很多事可做，一九二七年、一九四七年也许还有。到了一九九七年，就没有意义了。不是我们在用汽车，是汽车在用我们。

波兹曼： 我有多聪明呢？我说出来会让各位后悔来听我讲。我曾以为，电视会是美国人犯傻的最后一项伟大技术，是最后一项不问任何问题就照单全收的技术。假如一九四六年有人对美国人说：「瞧，这是台不错的机器。不过到一九九七年，事情会变成这样：普通美国孩子在上一年级之前，会在电视机前坐满五千个小时；到高中毕业，一万九千个小时；到二十一岁，看过六十五万条电视广告。美国政治在竞选期间会缩减成三十秒的广告，其余时间则是一句句的声音片段。」假如有人这么说了，我们会怎么回答？「哦，反正干吧。」

波兹曼： 我当时想，一九四六年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算真的有责任，但我们已经吸取了教训。于是我说：「好，到此为止。那么计算机现在是什么情形？」同样的盲目。没有人在问任何值得问的问题。我们排着队要花几十亿美元给教室布线。为什么？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不是说我们不该这么做，可关于这件事，有过一场严肃的讨论吗？我有点激动过头了。你们觉得呢？下一个问题。请讲，这位先生。

问答：孩子该学读写说

观众： （据波兹曼复述）要让孩子跟上时代，家长应当着重培养他们哪些沟通能力？是不是该尽早让他们熟练掌握电脑？

波兹曼： 跟上什么呢？如果我们谈的是培养幼儿的沟通能力，那么我要说，头等大事，除了说话之外（说话我们其实用不着教，因为我们的基因就设定好了要学会它），头等大事是确保他们成为好的读者。

波兹曼： 我会这样对家长说：发明这些新技术的人，电视、激光、计算机，这些人怎么全都是只靠这个、一本便签簿和一本书教育出来的？这是怎么回事？那些人怎么就能只靠这个、一支笔和一本书，聪明到发明出这整个高科技世界？

波兹曼： 我有一个儿子，是天体物理学家，参加哈勃望远镜项目。顺便说，一九九九年他们要再送几个宇航员上去，到上面折腾一番。我儿子要给他们下指令。想知道什么叫恐怖吗？想想你的儿子六岁还不会系鞋带，如今在给外太空的宇航员下指令。总之，他告诉我，靠计算机技术，他们一天半就能解决的问题，没有计算机要花几个月，也许更久。我相信这是真的。我毫不怀疑，计算机技术对硬科学的高端研究大有好处，对大公司和大机构，比如国税局、五角大楼、通用汽车之类，也大有好处。这是实实在在的优势。

波兹曼： 但我看不出，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一手漂亮的电脑操作本领能有多大优势。这个理由至今没人说清楚。我向各位保证，要是有人把理由说清楚了，我会接受，但没人做到过。所以在养孩子这件事上，我并不急着确保他们电脑技术多么娴熟。何况，这根本不成问题。我们为什么还在谈这个？三千五百万美国人已经学会了用电脑，学校没帮上一点忙。就算学校在未来十年里什么也不做，人人也都会用电脑。

波兹曼： 假设我说得对，那么问题依然在：我们在学校里该拿孩子怎么办？我们应当推动和培养哪些沟通技能？就我自己而言，我有三个孩子，我们最想确保的，是他们会读、会写、会说。他们问我上大学该主修什么，我说：「无所谓。挑一个你特别感兴趣的。因为你已经会读、会写、会说了，在美国，之后你想干什么都会轻而易举，因为多数人不会读、不会写、不会说，对吧？你想进专业学院，他们转眼就录取你；你想进企业界，他们录取得更快。」于是，一个孩子主修了音乐；那位天体物理学家，当然主修了物理；我女儿现在是教师，她主修了戏剧文学，因为她感兴趣。

波兹曼： 所以，如果有人像您这样问我，帮助孩子培养沟通能力，最要紧的是什么，我的答案就是这个，虽然说来有些悲哀。事实上，我有时会怀疑，这只是顺带一说，各位得答应我别告诉别人，我有时怀疑是不是存在某种阴谋。阴谋是这样的：现在和可见的将来，掌管美国一切的，是那些会读、会写、会说的人。这些人进耶鲁、普林斯顿、哈佛，靠的不是证明自己有电脑技能，而是证明自己会读、会写、会说。其余的芸芸众生，则去摆弄影片。不光是电脑，还有多媒体，那些平头百姓将成为多媒体的专家。与此同时，掌管一切的先生女士们，将是那些证明了自己驾驭语言的人。这是我能给的最好的回答。

问答：苦难不因信息不足

观众： （据波兹曼复述）世界上有这么多严重的问题，饥饿、犯罪、环境破坏，我们该怎么解决？您的书能帮上忙吗？

波兹曼： 各位在买这些书吗？好。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本身，但这个问题里嵌着一件我感受极其强烈的事。它是这样的：让我们分心、无法去解决您提到的那些问题的，是一种世界观，如今尤其被计算机技术所鼓吹，那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之所以有问题，主要原因是信息不足。只要我们能得到更多的信息，更容易获取，更快到手，我们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您提到的任何其他问题。

波兹曼： 我认为这是一种骇人的自负，一种可怕的误判。听着，如果哪里有孩子在挨饿，那不是因为我们信息不足。如果纽约、底特律、芝加哥的街头犯罪猖獗，那不是因为我们信息不足。如果臭氧层在耗竭、雨林在消失，那不是因为我们信息不足。如果你跟自己的亲戚处不来，那也不是因为你信息不足。可我们竟然相信，这就是世上一切苦难和痛苦的根源，只要有更多信息就好了。我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分心。

波兹曼： 这正是比尔·盖茨希望我们相信的。显然，马里兰州的格伦德宁州长也这么想，据我所知，多数教师和学校管理者也是。只要我们能把每间教室接上互联网，就成了，这样就能造就消息灵通的公民。只要我们建成信息高速公路，能有五百个频道，就成了，这样就能办到。而我在讲话里表达的看法是，这是一种非常反动的观点。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如何把更多信息，更快地、以多样的形式，送到更多人手里。我们解决了。恭喜。干得漂亮。可我们制造了另一个问题：信息过剩（information glut），信息的无意义，信息的支离破碎。我们被信息淹没了，我们在信息里溺水。可你去跟教育工作者谈，问学校该做什么，他们说：我知道问题在哪，孩子们信息不够。

波兹曼： 所以，在教育和社会生活里，我们面对的是一组新问题。在一个被信息浸透的文化里，我们该怎么学，或者说，我们得知道些什么才能学会该做什么？这以前从未发生过。这真的从未发生过，因为在十九世纪初以前，每一种文化都苦于信息匮乏。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顺便说，与电报的发明联系在一起的那位塞缪尔·芬利·布里斯·莫尔斯，就是纽约大学的教授。我们没给他终身教职。不对，那时候还没这回事。总之，从十九世纪初起，人类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如何把更多信息，更快地、以多样的形式，送到更多人手里。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一条消息传播的速度只能和人一样快，坐火车的话，大约每小时三十五英里。于是我们着手克服这个难题。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一直到本世纪，顺便说，十九世纪的技术变革远比二十世纪多。我不知道各位对十九世纪了解多少，它真的很有意思。总之，从那时起直到我们自己的世纪，我们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克服信息匮乏。我们做到了。而在做到的同时，我们制造了另一个问题：这么多信息拿来干什么？它们意味着什么？它们在哪里？我们要拿它们怎么办？

波兹曼： 没有人在处理这个问题。这是个真正严重的问题。可我们不去处理它，因为人人都迷上了格伦德宁州长那个愚蠢的想法：只要给马里兰的教室布上线，就能造就消息灵通的公民，让每间教室都连上互联网。为什么？难道这个州没有图书馆？没有报纸？人人都已被信息淹没。所以我们必须换一条轨道。我想，如果我们说：「不，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并不真的需要更多的获取渠道，现在已经够了。让我们冷静下来，看看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波兹曼： 克林顿发表国情咨文的时候，各位也许没看，那天大概是辛普森案什么的，所以可能错过了。但一位美国总统在那里说，请各位听着，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教育目标，他的目标是：让每间教室都连上互联网。单凭这一条，这个人就该被弹劾。人们本以为，他会说，这是达成某个目的的手段。好，那说得通，把每间教室都接上线。可它是达成什么的手段？目的是什么？在我们所处的文化里，技术创新不需要理由，不需要解释。它本身就是目的，因为我们多数人相信技术创新和人类进步是同一回事。当然，事实并非如此。

波兹曼： 所以，我们有一些严重的问题。不过我要收尾了，因为我看见您在那边走动。我最后想说的是：把我称为技术的批评者，当然是准确的，但我不是卢德派。我做我所做的、说我所说的，是因为我的多数同胞对技术爱得发狂，而我认为这是个错误。所以这个文化需要有人指出他们的爱是错付的。因为，你知道，当你爱一个人爱得发狂的时候，几乎不可能看见对方的缺点。通常不都是这样吗？你需要一个稍微有点距离的人，对你说：「你没注意到吗，这家伙每次约会都踢你。」你说：「是啊，妈，可他说他爱我。」所以你需要有人说：「听着，技术对于一种文化，既是荣耀，也同样是麻烦。」我们必须留心它麻烦的那一面。

波兹曼： 最后我要说，信不信由你，对这一切我其实相当乐观。我被介绍成尼尔·西蒙的时候，各位还记得，塔基念了我写的一段话，说大约十五年前，这个题目根本吸引不来听众；讲怎么改进网球反手，都比讲这个题目来的人多。这一切都变了。我认为美国人开始在问我谈到的那些问题了。他们在想：孩子们电视看得太多了吧？电视到底把他们怎么了？甚至连《芝麻街》也被拿来质疑了。我一向认为《芝麻街》是一场全国性的灾难，我写的任何一本书，只要能找到机会对《芝麻街》说几句刻薄话，我都乐此不疲。总之，美国人在追问这些问题：电视把我们的家庭生活、社会关系、政治观念怎么了？他们也开始对计算机技术提出问题了。这让我深受鼓舞。美国文化里有那么多活力和才智，我真心乐观地相信，我们有可能给我们使用技术的方式带来一些秩序和理性。

波兹曼： 欧洲人隔着大西洋看我们过得怎么样。直到不久前，他们还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疯人院。如今他们的看法大不一样了，因为美国人正聚在一起，就这些事进行真正理智的谈话。好了，非常感谢各位，每一分钟我都很享受。

塔基： 波兹曼博士几分钟后将在大厅为他的书签名，书就在外面出售。非常感谢各位的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