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 Joseph Henrich | WEIRD Minds-Why the West is psychologically peculiar and particularly prosperous

编者按：二〇二三年，拉姆齐西方文明中心（Ramsay Centre for Western Civilisation）在悉尼铸币厂旧址举办年度系列讲座，第四讲邀请哈佛大学人类进化生物学教授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主讲，题为「怪异的心智：宗教、婚姻与家庭如何让西方在心理上格外特殊、在经济上格外繁荣」。亨里奇是《人类成功统治地球的秘密》与畅销书《世界上最怪异的人》（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的作者，此次刚下长途航班便登台。讲座由中心执行董事西蒙·海恩斯主持，讲后有现场问答。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

开场

海恩斯： 各位晚上好，欢迎回到拉姆齐讲座系列，欢迎来到铸币厂这个漂亮的空间。我代表本人，也代表我们的主席约翰·霍华德向诸位致意，他今晚未能到场，深表歉意。我相信他会和我一样高兴地欢迎他的对等人物，保罗·拉姆齐基金会主席迈克尔·特雷尔。中心对基金会的支持一向深怀感激。周五晚上、时间又偏晚，还有这么多人到场，很了不起。在座有没有拉姆齐学者？请举手。太好了。你们永远是全场最重要的人，请常来，带上同事和朋友，因为拉姆齐中心首先是一项教育事业，离开这一点我们什么也不是，而教育事业的核心就是下一代。

海恩斯： 照例先简短地缅怀我们非凡的捐赠人，已故的保罗·拉姆齐。没有他，我们所做的一切，本科和研究生奖学金、对大学人文学科的资助、今晚这样的活动，都无从谈起。保罗希望拉姆齐中心在他独一无二的遗产中扮演主角，我们始终尽力尊重并践行他这个愿望。请允许我借用嘉宾一点时间，预告几场活动：巴黎大学的雷米·布拉格教授今年晚些时候将在线上讲他的名著《偏心的文化：西方文明理论》（用英语讲，不是法语）；九月，剑桥大学的罗伯特·图姆斯教授将现场介绍他的「历史复归」计划，用他们网站上的话说，这个计划旨在反击那些制造或加剧社会分裂、怨恨乃至暴力的错误历史解读；剑桥的历史学家、主持人贝塔尼·休斯也将在某个尚无法确定但一定会到来的日期来悉尼现场演讲，日期未定是因为她的考古发掘牵涉几位中东国家元首的批准。更近的一场，五月底六月初，我们将举办一场关于澳大利亚中学教育的专题讨论，参加者包括中心董事会成员、即将卸任昆伍德学院校长的伊丽莎白·斯通，她刚被任命为英国温切斯特公学校长，是这所学校六百五十年来第一位女性、第一位澳大利亚人校长；还有社会企业「知识社会」的首席执行官埃琳娜·道格拉斯。拉姆齐中心的重心固然在高等教育，但一切都从中学开始，那一晚值得期待。活动结束后，欢迎留下来在大厅用点心和饮料，与嘉宾交流。

海恩斯： 现在，拉姆齐中心极为荣幸地欢迎今晚的演讲人。他在澳期间日程极满，刚从美国下飞机就赶来，我们尤其感谢他抽出时间。约瑟夫·亨里奇教授是哈佛大学露丝·摩尔讲席生物人类学教授，此前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同时担任经济学和心理学教授，并任加拿大「文化、认知与协同演化」研究讲席。他用演化的方法研究心理、决策与文化，把人类学的民族志工具与心理学、经济学的实验方法结合起来，探讨过经济决策、社会规范、公平、宗教、婚姻、声望、合作与创新等诸多题目。他在秘鲁、智利和南太平洋做过长期田野工作，主持过多个大型比较研究项目。二〇〇四年他获得美国总统青年科学家早期职业奖，二〇〇九年获人类行为与演化学会杰出贡献早期职业奖，二〇一八年获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会颁发的瓦格纳理论创新奖。二〇一六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人类成功统治地球的秘密》，二〇二〇年出版了今晚要讲的畅销书《世界上最怪异的人》，而那些最怪异的人，说到底就是我们。二〇二三年第四场拉姆齐讲座，题为「怪异的心智：宗教、婚姻与家庭如何让西方在心理上格外特殊、在经济上格外繁荣」。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乔·亨里奇。

「我是谁」：自我的两种写法

亨里奇： 很高兴来到这里，我们能把这次活动办成，要感谢主办方。正如西蒙所说，我想讲讲我的书。我要集中谈的，是世界各地的研究正在拼出的一幅心理多样性图景，以及我试图解释其中一部分心理差异的努力。

亨里奇： 开头先给各位做一个心理学测试，叫「我是」测试，或者叫「我是谁」任务。请各位用三种方式把这句话补完整，设想你在向别人描述自己：「我是……」，后面随便填。心理学家通常让人填二十次，他们在世界各地让人做过这个任务，然后把答案汇总、按不同方式编码，就能看出有意思的规律。

亨里奇： 我可以这样回答：我是杰西卡的父亲，我是一个哥哥，我是阿拉的朋友。不过我实际上大概不会这么答，我更可能说：我好奇心强，我是科学家，我是海上皮划艇爱好者。第一组答案讲的是我的关系和纽带，第二组讲的是我希望你知道的关于我这个人的事实。「科学家」固然也是一个群体，但那是个奇怪的群体，我不会因为对方也是科学家就去机场接他，所以这一条讲的还是我，而不是群体。一端是特质、志向和成就，是我自己选定的、关于我的东西；另一端是角色和关系。这一点在世界各地差别极大：人到底把自己看作社会网络里的一个节点，还是一个由某些特征来界定的、完整的自我。

亨里奇： 人类学家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它属于「个人主义综合体」的一部分。普林斯顿的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七十年代初就写过：西方把人理解成一个有边界的、独一无二的、多少算得上整合的动机与认知宇宙，这种观念在我们看来再理所当然不过，放在世界诸文化的背景下却相当古怪。

亨里奇： 这只是自我观念，它似乎还和别的东西连在一起。除了这种把自我看成原子的观点，还有内疚感（guilt）。这里的内疚是和羞耻（shame）相对的。人类学家长期区分内疚型社会与羞耻型社会：羞耻型社会有大量社会规范，人担心的是违反规范、在他人眼中失了脸面，而且羞耻会从别人身上蔓延到你身上，你兄弟做了丢脸的事，你也跟着丢脸。内疚则关乎能否达到自己给自己定的标准：某天没去健身房，你可能内疚，但邻居不会因为你没去健身房而看低你的兄弟。再有过度自信，我们自己做过不少研究，这是真的：个人主义者确实高估自己的能力。还有自我抬举，永远把最好的一面摆在前头，永远强调自己的优点。这些特征往往聚在一起出现。

亨里奇： 这是一张世界地图，各位能在上面找到自己：深蓝色，世界上最个人主义的社会。我们美国以九十一分领先，澳大利亚九十分紧随其后，不错，英国八十九分。差异很大。你可能会说，人怎么想自己，这有意思，但它对我们真正在乎的事情有影响吗？我偶尔会戴上另一顶帽子，毕竟我当过经济学教授。这张图是个人主义程度与每百万人专利数，也就是创新率的关系，换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或别的指标也一样。它出自一篇发表在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作者试图论证这是因果关系：个人主义越强，创新越多。我认为多半确实如此，不过眼下只需说这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相关就够了。后面我会再回到这一点，先提示一下，这里面有经济上的分量。

冰山一角

亨里奇： 个人主义综合体只是冰山的一角，这座心理冰山到底有多深，我们并不清楚。世界各地心理差异的另一些例子：一是在道德判断中对意图的使用。这听上去很奇怪，有人偷了东西，是故意还是无意，对惩罚轻重应该影响很大才对。可我们在世界各地做过研究，差异相当大。在西方社会，当事人的心理状态在任何判断里都至关重要。你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别人脑子里想什么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知道，所以任何以心理状态为依据的惩罚，都是对一个根本不可知的东西所做的推断。你或许会觉得这种东西不该进入司法程序，可在西方的法庭上，认定这些隐蔽而不可知的心理状态恰恰是核心环节。在另一些地方，只有结果算数，只看实际发生了什么：你把别人的房子烧了，不管是故意还是失手，你就是纵火犯。

亨里奇： 二是分析式思维与整体式思维，这关系到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我们是先找出对象、给它们赋予属性，再根据这些属性去解释整个系统的行为？还是去看事物之间的关系和相互联系？分析式思维的简单例子：心理学家给人分配人格或其他倾向性特质，再用这些解释行为；物理学家给粒子赋予属性，再用属性解释行为；经济学家给个人分配偏好，同一套路。整体式思维看的是关系。一个人冲另一个人怒吼，你可以说「他是个易怒的人」，这是倾向归因，是怪异人的描述方式；关系型思维的人会说，他们的关系出了问题，或者年长的一方在教年轻的一方什么东西，想让他记牢。两种处理方式截然不同。三是关系性道德与普遍主义道德的对立，问题在于道德准则是否适用于所有人，还是只适用于小群体，或者不同种类的关系应当有不同的规矩。

亨里奇： 讲分析式思维时我已经谈了很多倾向性思维，它在你可能熟悉的两个心理学概念里表现出来。一个是「基本归因错误」，上过社会心理学课的人也许听过，结果它并不那么「基本」。它指的是把事情归结为内在或倾向性原因的习惯：有人没来上班，也许因为他懒，这是倾向归因；而情境归因会说他车胎爆了之类。基本归因错误并非到处都有，看来是怪异人群特有的现象。另一个是认知失调：想在不同情境下保持一致。前后不一致会让西方人、个人主义者很难受，但许多别的人群根本不在意。这个单子我还能往下列：对陌生人的信任、从众、耐心。我要强调的一点是，跨越多样人群的研究实在太少，我们真的不知道这座冰山有多深。

「怪异」一词的来历与警示

亨里奇： 我一直在用「怪异」（WEIRD）这个词，它是「西方的、受过教育的、工业化的、富裕的、民主的」五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缩写。这个词是我和两位同事史蒂夫·海因、阿拉·诺伦扎扬一起造的，目的是提醒同行：当你只研究美国人、只研究西方被试时，你不仅是从整个文化多样性光谱里切了一片，而且切的是很不寻常的一片。它甚至不是中位数人群，而是某种离群人群，所以把结论推广到整个物种时要格外小心。我们在二〇一〇年提出这个问题时，证据显示心理学研究的被试有百分之九十六来自怪异社会，其中百分之七十是美国人。美国人和怪异人群占据了压倒性比重。

亨里奇： 有一组彼此相伴的特征，构成了怪异人群的不寻常之处。但我想说说人们面对这些心理差异时常见的一种反应：觉得这只是表层的心理差异。我给认知科学家讲这个题目时会换一套完全不同的语言，讲那些非常「认知科学」的东西：我可以给你看记忆的差异，不同社会的人在记忆的不同方面表现不同；注意力有差异，视觉知觉有差异，空间推理有差异，时间心理有差异，还有更多。你可以用不同方式切分，而认知科学家认为是「硬核认知科学」的那些基本方面，同样存在差异。

亨里奇： 最后是一点告诫。造出「怪异」这个词之后我发现，人们往往在脑子里筑起一道二分法：怪异社会对非怪异社会。这个词的语言形式确实会自然引向那种理解，但为什么这是个错误呢？打个比方：我给你讲章鱼，你于是造出「非章鱼」这个类别，这对你了解「非章鱼」毫无帮助，因为其他所有动物都在里面。它无法帮你定位，你只知道它们不像章鱼。所以请不要在头脑里立起那道二分。

亨里奇： 还有一点提醒，来自我多次向不同听众讲这个题目的经验：我必须用这些心理特征来刻画人群，但我不是在批评怪异人群或非怪异人群（我这又用了刚说过不要用的二分法）。问题在于，一种心理特征在你的社会里受推崇或很普遍，你就会觉得它好。就拿从众来说，你若认为从众是坏事，这恰恰说明你有多「怪异」，因为在很多地方，研究都表明人们认为从众是好事。你问人们该不该教孩子从众，美国人会说这不在教育孩子的重要事项清单上；而在许多地方，这是最要紧的事项之一。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发展心理学家克里斯汀·勒加尔做过实验，她给瓦努阿图的父母和奥斯汀的父母看录像，录像里的孩子有的从众，有的不从众，请父母说哪些孩子聪明。瓦努阿图的父母都认为从众的孩子聪明，得州的父母都认为不从众的孩子聪明。这就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世界。我称之为从众者的那些人，自己认为从众是好事。

亨里奇： 所以有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解释世界各地的心理差异？这张图画的是内群体信任与外群体信任的差异。第二，这些心理差异是否影响我们在乎的结果：民主、金融市场、创新之类？这一张是道德普遍主义与关系性道德的地图。我在个人主义那张图上本想指出一点：灰色区域是我们知识上的未知之地（terra incognita）。地球上大片大片的地方，至少在某些心理维度上我们完全没有数据。这是一个重要的科学缺口。

文化演化与可塑的大脑

亨里奇： 我想很简要地说明我是怎样看待文化演化和心理变化的，以及我将要谈的是哪一类过程。这里我引用我二〇一六年的书《人类成功统治地球的秘密》。我在哈佛人类进化生物学系，把人看作经历了自然选择的动物。我们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大约在六百万年前，说六千年的是另一拨人。我关注两个重要过程：自然选择和系统发生。只要知道我们是一种猿，就能理解人类的很多东西，接下来的问题是这六百万年里自然选择做了什么。就我的目的而言，我要单独拎出一点：我们演化出了文化能力。我们比地球上任何物种都更擅长观察他人、向他人学习，从他们那里复制观念、信念、价值、行为、策略、启发法，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我们的心理还有别的演化产物，等我讲到亲属关系和家庭时它们会变得重要，在我们的故事里扮演关键角色。

亨里奇： 用自然选择的逻辑，我们可以说出很多关于我们如何学习、向谁学习的东西：把文化看成一种适应，即向他人学习的能力。一代一代下来，这就产生了累积性文化演化的过程。文化学习加上心理的其他方面，创造出各种文化产品：复杂的工具、实践与仪式、社会规范与制度、语言。我今晚没法展开，但我的一个兴趣是，仅仅是相互学习的能力，如何产生社会规范，也就是一套共享的行为做法，并且带有一种标准：谁偏离了，别人就会不高兴，这让社会规范稳定下来。

亨里奇： 我们已经知道，人脑有相当的可塑性，而我主张这是「设计使然」：我们的心智演化得可塑，正是为了适应由不同语言、不同社会规范、各种文化产品所创造的多样世界。举几个已知会随之变化的例子。视觉加工：我们所有人都在一个到处是九十度直角的世界里长大，而这在各社会中其实很少见，它导致了缪勒－莱尔错觉，就是两端箭头朝内或朝外的那两条线段。狩猎采集社会的人看不出这个错觉，因为他们的眼睛没有在一个满是直角的世界里校准过。再如自我调控，我们知道它受宗教修持和仪式实践影响：如果你每天都得重复做同一件事，你就会获得一种不做这些事的人得不到的自我调控能力。这是一种文化实践影响一项心理特征。

亨里奇： 我在两本书里都极力强调的另一个要点，包括本书开篇那段关于阅读之重要的小故事（我最后会讲到），就是要把这一点讲透：这些是我们大脑里的生物学变化，只是不是基因变化。影响我们生物学的东西很多，不必经由基因。在不同环境里长大的人群会变得在生物学上不同，因为我们演化成了会根据需要应对的社会环境来改变大脑。非基因的生物学差异。从长远看，我曾论证这种文化过程在几十万年里反过来影响了更深层的演化过程，改变了我们的基因演化，不过这对今天的讲座不重要。

婚姻与家庭：最古老的制度

亨里奇： 我们要谈的是社会规范与制度，我尤其关心人类制度中最古老、最根本的那一个：与婚姻和家庭有关的制度。人类有一组先天特征影响着我们如何构建家庭。我们有一种与许多动物共享的亲属心理，倾向于对近亲利他和照护，所以我们知道父母为什么爱孩子，这直接从演化理论推出来，很漂亮。配偶结合：像大猩猩一样，我们与异性建立长期关系以抚养后代，而文化演化在此基础上于许多社会建起了婚姻制度。确有少数没有婚姻的社会，但仔细看，配偶结合在那些社会里照样冒出来，只是没有像我们对待婚姻那样被围裹起来、神圣化。亲属心理也一样，这种基本心理被文化以各种有趣的方式延伸到其他种类的亲属身上。最后，像其他动物一样，我们必须避免近亲繁殖，所以有乱伦厌恶，这就是为什么你一想到和异性手足发生关系就恶心。但许多社会还有乱伦禁忌，规定不得与某些堂表亲结婚或发生关系。最有意思的是，某些堂表亲是禁忌，而另一些亲缘距离完全相同的堂表亲却是首选的婚配对象。

亨里奇： 这一切塑造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网络：谁和谁一起长大，谁和谁结盟，谁对谁负有责任。它实际上是在最根本的层面上给社会重新布线。接下来必须认识到，我们许多人熟悉的那种家庭，放在全球视野里是不寻常的。这里列出五项亲属特征。民族志图集是人类学家在六十年代编纂的一个数据库，收录了一千二百多个社会的资料。查这些亲属特征就会发现，西方家庭所必需的那些做法大多很罕见。双系继嗣，也就是同时沿父母双方追溯世系，出乎很多人意料，数据库里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的社会如此，其余的是父系或母系，有时更复杂。很少或没有表亲婚：多数社会有表亲婚，很多社会还鼓励表亲婚，占百分之七十五。一夫一妻制很罕见，只有百分之十五的社会不允许精英和高地位男性另娶妻子。一妻多夫，即一个女人有多个丈夫，在民族志记录里几乎不存在，只占百分之零点一，偶尔冒出来，但始终罕见。核心家庭同样罕见，百分之九十二的社会不以核心家庭为基本结构。新居制，百分之九十五的社会要求新婚夫妇与夫家或妻家同住，不得另立门户。

亨里奇： 把这些加起来：五项做法全有的在这一头，一项都没有的在那一头。这个全球数据库里刚过半数的社会一项都没有。五项俱全的这几个，你去挖数据，要么是欧洲裔社会（这是个全球数据库，比如收了爱尔兰科克郡的爱尔兰人），要么是另一个有趣的案例，菲律宾的宿务人。我去查宿务岛的历史，发现那正是麦哲伦登陆的地方，也是他丧命的地方。安东尼奥·皮加费塔在麦哲伦航行记里写到，当地人显然有一夫多妻等各种做法，因为随船的神父们对此大加抨击。六十年后多明我会传教士抵达。所以人类学家还没到，多明我会传教士先到了。北美也是同样的情形。

亨里奇： 这很重要，因为家庭是一种制度，而且是人来到世上遇到的第一个制度，很可能也是最古老的制度，它以重要的方式和我们演化出的心理连在一起。这是重要的背景。

从亲属制度到欧洲的转型

亨里奇： 现在讲我的论证。我们要解释怪异心理，而在结尾我会试着把它和民主、市场、创新这些结果联系起来。我的论点是：家庭与亲属做法的差异影响人们如何看待世界；而在欧洲内部，亲属与家庭做法的一场转型，导致了欧洲历史上一系列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特征。其一是历史学家所说的自愿社团的扩散：行会、修道院、大学，还有遍布欧洲的特许城镇，这些都是自愿社团，在别处并不常见。因为是自愿的，这些社团之间存在竞争，你可以迁移、更换，挑选你喜欢的组织规则，我要论证这产生了影响。其二，这带来了城市化和职业选择的兴起：公元八百年，欧洲的城市化率约百分之一，落后于世界许多地方；大约一二〇〇年欧洲超过中国；一五〇〇年之后超过中东和地中海地区。整个时期城市化一路上升。同一时期市场也在扩散。我认为这些绿色箭头都影响着心理的某些方面。

亨里奇： 最后，也是我接下来要转向的：我认为这场婚姻与家庭的转型，是由一套政策启动的，它源自古代晚期和中世纪的教会。教会发起了一系列禁令：禁止表亲婚，禁止一夫多妻，禁止某些继承做法，我马上细说。这是关键的推动者，它导致了后面的一切。今天我只来得及讲这三个箭头。红色箭头是历史数据，要做历史论证就需要它们；绿色箭头是心理数据。我在智识上做的事有点不寻常：我先建立理论，再拿历史数据表明这确实在过去发生过，然后用当代数据检验心理上的关联。因为当时我没有死人的心理数据，我们正在想办法弄到，比如分析拉丁语语料库，也许以后能有。

亨里奇： 为了让各位对我为什么认为亲属制度重要有个直观印象，做一个鲜明的对比。一边是弱亲属关系的世界：核心家庭，你得自己闯世界，自己去找所有的关系：朋友、生意伙伴、配偶。另一边的世界里，你的多数关系与生俱来：婚姻由人安排，你和堂兄弟一起干活，你们是一个生产单位，家庭之外没有别的生产单位。在前一个世界，你必须培养倾向性特质：聪明、诚实、机灵，任何能让你脱颖而出、找到那些关系的东西。在后一个世界，你的目标是符合既有关系对你的期待，你不需要新关系，因为你已经有一张出生时就领到的亲属网。前者要靠个人特质，你根据倾向性特质评判别人，也努力培养自己的；后者，比如找新的生意伙伴，你信任一个人是基于你与他的关系，让他值得信赖的是那些社会纽带，而不是什么倾向性特质。所以一边是基于倾向的信任，一边是基于嵌入的信任。后者是羞耻的世界，你努力达到各种标准，有一大堆规矩要守；前者是内疚的世界，你要培养那些特质，哪些特质因人而异，你努力活成那样。前者的身份认同附着于你培养出来的这一组特质，后者关乎你的关系，你把自己看作氏族或大家庭的一员。

教会的婚姻家庭方案

亨里奇： 多数人以为，西方社会典型的一夫一妻小型核心家庭是工业革命之后才出现的：人们富起来了，然后做了理智的事，组建小家庭。当然，沙特阿拉伯和别处的富人可不是这么做的，他们没有一发财就组建小家庭，所以人变富后会怎样，我们其实有过检验。不管怎样，人们是这么想的，但我认为数据不支持。数据清楚表明，欧洲的核心家庭至少可以追溯到一四〇〇年、一五〇〇年，早于工业革命。这里我依据杰克·古迪的书，他是人类学家，但不少历史学家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正是教会从古代晚期开始的努力，逐渐把欧洲人拆解成了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

亨里奇： 各位可能熟悉乱伦禁忌。要体会它嵌入之深，看英语就行。你称呼姻亲时说 sister-in-law、brother-in-law、father-in-law，多数人没意识到「in-law」指的是教会法（canon law）：她是你在教会法意义上的姐妹，意思是不得与她发生关系或结婚。这是一种提醒，因为在许多社会，姻亲是可能的婚配对象。在一夫多妻的社会，你娶了一个姐妹之后可以再娶下一个；就算不允许，妻子去世后，你自然想维持与那个家族的关系，因为一切都关乎关系，于是就娶她的一个妹妹来顶替。教会终止了这种做法，事实上这是他们最早做的事情之一。然后他们禁止一代堂表亲通婚，接着不断扩大圈子，大约公元一千年时扩大到六代堂表亲，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又收回到三代堂表亲。范围扩得相当广，还包括教父教母之类的属灵亲属和姻亲。

亨里奇： 一夫多妻被禁止，此前在欧洲很普遍，有正妻和次妻之分。教会还禁止了性奴。不得包办婚姻，所以在基督教婚礼上新娘必须说「我愿意」，这在跨文化看是很罕见的，通常没人问新娘怎么想，而这里是神父在做最后一次确认：你真的没意见吧？教会还不鼓励土地的集体所有。古迪指出教会在此有私利：米兰大主教安布罗斯想出了办法，说服人们向教会捐赠：你捐给教会，我们给穷人，然后《马可福音》里有一段经文，说来话长，总之教会找到了一套说法，让人相信捐给教会就更有机会上天堂。当然本意是让人生前就捐，多数人不愿意，就在临终时捐，指望上天堂。于是教会成了欧洲最富有或数一数二富有的机构，逐渐积累了大量土地。这也改变了继承制度。

亨里奇： 最后我想提一个环节，它至今是许多婚礼的一部分，但其实可以追溯到加洛林时代，各位大概熟悉：「如有任何人能说明这对新人为何不能合法缔结神圣婚姻，请现在说出来，否则永远保持沉默。」接着是意味深长的停顿，大家面面相觑。这是一次乱伦调查。又是神父在说：让我们确认这两人不是亲戚，所有可能知道他们是否沾亲的人都到场了，做最后一次核查，确认不是堂表亲，就可以把他们结合在一起。这是加洛林帝国联手神父和教宗，努力终结所谓「乱伦问题」的一部分。这一切都表明，到公元八百年，我们开始看到实际的统计证据，此后证明这套机制在运转的证据似乎越来越多。

用今天的数据检验历史

亨里奇： 要把它变成一项科学研究计划，就得进入现代世界，用数据检验我说的那些效应是否存在。我的任务（这篇论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有两项：如果这套理论成立，我应当能把教会的传播、婚姻与家庭方案，和基于亲属的制度差异联系起来，所以我需要表亲婚率、一夫多妻率之类的数据；我应当能把这些制度差异与心理数据联系起来；然后我还应当能直接从教会走到心理。

亨里奇： 先给各位看最宏观的数据，全球层面，每个点是一个国家：横轴是该人群处于中世纪教会影响下的世纪数，纵轴我挑了最容易懂的指标，表亲婚率，我还有更复杂的测量。在中世纪教会之下的世纪越多，表亲婚越少，全球皆然。然后拿表亲婚率（对数刻度）对应心理：我们在国家层面找到了十七个心理变量的数据，为简单起见把它们加总成一个指数，称为「个人主义与非人格心理指数」。表亲婚越多，个人主义越弱，非人格信任越低，相关相当强。我可以把十七项逐一给你看，规律都一样，幕后没藏什么东西，全在论文里。最后是这一步：处于教会之下的世纪越多，个人主义与非人格心理越强。

亨里奇： 在许多测量里我们都有西方教会和东方教会的数据。史料显示，东方教会推行的是这套婚姻家庭方案的弱化版：他们起步晚，禁婚范围没那么宽，也没那么热心，但确实推行过。我们常看到这样的规律：东方教会效应弱，西方教会效应强，也就是更多个人主义和非人格心理。至少在全球层面，这符合基本图景。我们可以加各种花哨的控制变量，但它终究是跨国数据，看到跨国数据你都该起疑，因为跨国什么都相关。

欧洲内部：主教区与移民二代

亨里奇： 为了挖得更深，我们建了一个欧洲主教区数据库，每个主教区有定位坐标和日期，这样就能追踪教会的传播。各位会看到有时红点变灰，那表示欧洲的那一片处在对罗马主教不友好的政权之下，比如伊斯兰政权，这段时间我们不计入；西班牙被征服，意大利的一些地方被征服；有时是在东正教会或君士坦丁堡主教之下，不属罗马一方。时间从五百年到一五〇〇年，由此得到一个「剂量」指标。爱尔兰很有意思，人们往往以为爱尔兰很早就接受了基督教，圣帕特里克之类，但那一支基督教并不包含婚姻家庭方案，爱尔兰要到诺曼人到来的十二、十三世纪才得到它。这张图给出了欧洲各地的剂量，我们用蓝线标出加洛林帝国的边界，因为加洛林人扮演了重要角色，那也是八百年时一条重要的政治边界；铁幕也标在上面。

亨里奇： 我们从欧洲社会调查里取了四个心理维度：个人主义、从众与服从、非人格公平、非人格信任，各位想了解细节我很乐意多谈。然后用每个地区的教会暴露程度去预测个体心理。分析中我们要解释的是个人的心理特征，用的是他住在哪里、那个地区处于教会影响下多久。结果是：来自教会暴露更久的地区的人，非人格信任更高，非人格公平更强，从众与服从更弱，个人主义与独立性更强。这项分析只比较同一国家内部的地区，所以全国医保体系、国内生产总值之类都不在里面。我们控制了个人的人口特征、收入、教育和年龄，所以不是收入效应，不是教育效应，我们只拿有大学学位的人和有大学学位的人比。我们有大量地理变量、气候变量。有人会担心教会和罗马的影响混在一起，我们就用连接罗马帝国的罗马道路的历史地图，以离罗马道路的远近作为指标，结果不是那个。我们还控制了五百年时的初始繁荣程度、中世纪大学的存在、修道院、加洛林帝国，结果依然成立。对我来说最有说服力的一项分析是：把西欧全部抛开，只看铁幕另一边，也就是前苏联集团，结果一模一样。

亨里奇： 这是一组分析。我给自己和团队定的另一项任务是，应当能证明西方教会暴露越多，亲属制度也随之变化。我可以给各位看分析，表明处于教会之下越久，欧洲各地表亲婚越少，但我想改放这几张图：横轴是二十世纪测得的表亲婚率，纵轴是刚才那个欧洲社会调查测出的个人主义与独立性。只看欧洲内部，表亲婚越多的地方，个人主义与独立性越弱。我们有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土耳其的数据，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只是这些国家里能找到数据的那些地区。我们把土耳其放了进去，拿掉土耳其一切照旧，但值得指出的是，土耳其恰好落在你根据它的表亲婚率所预期的位置。这是一个历史截然不同的地方，可一旦知道它的表亲婚率，就能对它的心理说出点什么。非人格公平也一样，表亲婚越多，非人格公平越弱，土耳其又落在它该在的位置，其余都落在线上。从众与服从：表亲婚越多，从众与服从越强。非人格信任：表亲婚越多，信任越低，土耳其还在下面。我们可以加各种控制，总体上结果成立。这个数据集不像前一个那么大，欧洲只有这六十八个地区，但我们手头只有这些。

亨里奇： 接下来的分析解决了一些问题。我们仍用欧洲社会调查，但只看第二代移民：父母从别处迁到欧洲，在这里生了孩子，孩子参加了调查。我们只拿第二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比。他们在欧洲长大，语言流利，上欧洲的学校，但他们的家庭乃至社交网络可能来自别处。我们把亲属关系强度（我们认为这是关键所在，家庭之间联结得多紧、社会网络的结构如何）、或者表亲婚率、或者教会持续时间，按父母的来源地附加到这个人身上，然后基本上是用父母来自哪里来解释他的心理。结果是：父母来自亲属关系强度较低、表亲婚较少的地方的人，非人格信任更高，非人格公平更强，从众与服从更弱，个人主义与独立性更强。和预期的规律相同，说明存在某种从父母或父母营造的社交网络到孩子的文化传递。

亨里奇： 每次讲到这里，总有人想着移民辩论来提问，我现在就回应一下。这些数据让我们能看这些因素的强度。我们发现，从第一代到第二代再到第三代，效应每一代下降一个数量级。我们能检测到，是因为样本非常大；但第二代已经远小于第一代，第三代更小，往往仍能检测到，第四代就很难检测到了。这项分析里我们照旧控制了所有那些变量，还加上了被歧视的感受，以防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受到的歧视程度不同。我们还做了别的技巧，比如母亲来自同一个国家但属于不同民族语言群体的，我们就把国家固定住，只比较母亲来自同一国不同族群的人，这是又一种排除其他差异来源的办法。

刚果、中国与美国的印证

亨里奇： 这是欧洲的分析。还有一些证据没写进书里，因为是后来才有的，来自非洲，是经济学家奥古斯丁·贝热龙的工作。我们有一张非洲历史上基督教传教站的地图，标出传教士去过的地方。他研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大城市卡南加的居民，看他们来自哪里，老家村子在哪里，那些村子往往很远，散布在刚果各地。然后他看能否用老家村子离基督教传教站的远近，预测他们是否有那种更紧密的亲属网络，以及他们是道德普遍主义者还是看重内群体忠诚。他发现的规律是：离传教站越近，家庭越小、越接近核心家庭，心理上越倾向道德普遍主义，越不看重内群体忠诚。和预期一样，只不过这次是在刚果复现。我常和欧洲史学家辩论，他们会编出一套关于欧洲精英如何如何的复杂故事，我就问：那怎么解释刚果的发现？所以这些想法必须在不同地方检验。

亨里奇： 再看中国和印度。这里亲属关系强度的差异用宗族来测量，只不过影响亲属制度的不再是教会：有大量文献表明水稻农业会强化宗族。我们只看汉人，把其他群体都排除。来自宗族更多的地方的汉人（那些地方也有更多的水稻农业），分析式思维更弱，自我概念更偏互赖，更看重内群体忠诚。基本上是同样的规律。这一张来自美国：随着美国扩张，表亲婚在各地冒头，达到了不可忽视的程度，于是各州陆续立法。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戈什及其同事证明，各州颁布反表亲婚法律后，表亲婚下降，随后带来更高的收入和城市化。这里我没有心理数据，但能看到预期的经济效应。

集体大脑与创新

亨里奇： 最后我想谈谈创新，这是议程上最新的部分。在早先的工作里我提出，人类的创新和知识很大程度上来自多样心智之间的互动。多数新想法其实是既有想法的重新组合，所以把一群想法各异的人聚到一起让他们互动，他们就能生出「想法宝宝」。如果这是对的，我们就应当预期，人口规模、认知多样性和相互联结程度会共同作用，加快创新。在《世界上最怪异的人》里我把这套想法用上了：我所谈的那些社会因素，最终都锚定在教会和这些心理变化上。城市化总会带来更多创新；移民会带来更多创新，因为移民带来多样的想法；欧洲的制度也不同，比如学徒和熟练工（journeyman）制度。只举一个关键环节：你在一位师傅那里学成手艺之后，还得去另一位师傅的作坊做一段我称之为「博士后」的熟练工，而且规定必须离得远，不能在附近。这意味着你会和来自各地、师从不同师傅的一群人混在一起，这是一个极有利于新组合的环境，因为它把原本永远不会相遇的想法凑到了一起，否则每个人的想法都只在各自圈子里打转。当然还有大学在传播知识，学会在传播，咖啡馆在传播，书里我展示了学会对英国创新的影响。

亨里奇： 这一张和城市化有关，时间从一一〇〇年到一九〇〇年，我称之为「集体大脑的规模」，其实就是一个人能接触到的其他人的数量。我的做法是：假设你能接触到你所在城市的所有人，而你接触其他城市的人的能力取决于去那座城市的成本。把你能接触到的人加起来，其他城市的人按旅行成本打折扣，就得到这样的曲线：一个人能接触到的人数，也就是集体大脑的规模，恰好在工业革命发生前后急剧膨胀。

亨里奇： 心理因素同样重要。如果你信任陌生人、与陌生人合作，你就更可能分享想法、与非亲非故的人互动协作。个人主义：如果你想做全场最聪明的人、想让所有人刮目相看，这是一种激励；相反，从众的人会把想法藏在心里，不越雷池。求新的偏好、敢于打破传统显然也有帮助。还有对宗教差异的宽容，因为这样你能接触到更多存放在不同头脑里的想法。我们的做法是取一九八〇年到二〇一四年的专利数据库（繁重的活儿主要是同事干的），只解释欧洲内部的差异。我已经给各位看过从教会到怪异心理的联系，这是一张把四项特征合并起来的怪异心理地图。也可以用现代家庭指标，比如核心家庭的比例，或者脸书好友中相距超过一百公里的比例，我们有脸书数据。于是可以建立这两个联系，用心理和家庭解释专利分布；然后是这一个：中世纪教会暴露越多，人均专利越多。这只拿欧洲人和欧洲人比，只在同一国家内部分析，用的是非常小的地区单位。还可以做别的分析来改进，结尾时可以谈。

新教、识字与大脑

亨里奇： 我已经超时了，只简短说一点。我想解释的一件事是韦伯提出的问题。他提出新教在资本主义和市场的兴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我想回答的问题之一是：新教本身是怎么来的？它是一种高度个人主义的宗教。我前面讲了很多心理状态，比如你是故意偷还是失手偷，而在新教里，单凭心理状态就能上天堂：唯独信仰就能得救，而不是信仰加善行。放在世界诸宗教里，这是个很奇怪的观念。「每个人应当自己读《圣经》」的想法也很古怪，凭什么让每个无名小卒都有机会自己读《圣经》、有自己的看法？但这带来了识字的普及，因为人们得学会读《圣经》。当时认为人人都该如此，男孩女孩都一样，所以新教人群想出了办法让男孩女孩都受教育，都识字。

亨里奇： 有趣的是，多数人不知道，学会阅读会改变你的大脑。它让胼胝体增厚，在左侧腹侧枕颞区形成一个专门区域，改变颞上沟的一部分和左侧额下前额叶皮层，改善你的言语记忆，因为你能给词造出一幅图像；甚至在你听人说话时，它也会引发更大范围的大脑激活，你听到语音，大脑的一部分实际上在把它转成文字。它还把面孔识别转移到了右半球。目前的看法是，大脑需要腾出「神经地盘」，学会阅读时我们挤走了一部分面孔识别功能，于是识字的人在面孔识别上偏向右半球。神经科学家长期告诉我们，人类天生在面孔识别上偏右半球，结果那主要是识字人的情况，因为我们把一部分神经地盘挪作他用了。

亨里奇： 结束时的要点：必须把心理看作与制度及文化的其他方面协同演化的东西，而这影响着制度如何运作。把一个在某个社会里演化出来的制度拔出来，扔到另一个社会头上（这是欧洲人长期以来的一大爱好），是行不通的，因为它和当地已有的心理不匹配，那里有不同的期待，整套动态都不一样。深层历史对经济结果至关重要，要理解当今世界就必须理解历史，这是替历史学家做的广告。还要指出，我讲了很多文化和文化群体，但这不是一个把文化群体本质化的故事，而是一个随时间动态变化的故事。看看公元一千年的欧洲，当时的伊斯兰学者谈到「北方蛮族」，指的就是英格兰人、荷兰人这些，认为他们粗鄙、不开化、愚笨。这一千年里欧洲发生了巨变。此外我前面说过，文化演化是一种生物演化，但不是基因演化。就讲到这里。

对谈：韦伯与托克维尔

海恩斯： 太精彩了，内容太多，几乎不知从何谈起。我要趁话筒在我手上先问一个问题，接着你结尾谈到的韦伯。我是从拉姆齐中心的角度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大学课程聚焦过去的伟大著作，所以我们总喜欢把演讲人讲的东西放进关于那个题目的悠长思想传统里。韦伯讲禁欲新教，说新教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他和你一样追溯到路德。但我更想到的是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你在某一章开头引过托克维尔的一句话，大意是：我仿佛在第一个登上这片海岸的清教徒身上看到了美国的全部命运。托克维尔还说，当每个人都专注于自己，人变得更平等，也更与同胞疏离；在你的模型里，对亲族的献身变得陌生；托克维尔说，民主摧毁了献身的本能。我觉得你说的和韦伯、托克维尔说的有很强的平行关系，区别在于他们谈的不是西方，而是现代性。西方内部关于「何为现代」的这场对话已经持续了两百年，而你把它转成了西方内部关于「何为西方」的对话。我把你做的事看作对西方关于现代性的对话传统的一个精彩的后来者，但它现在变成了关于西方人的东西。你能谈谈这一点吗？

亨里奇： 有意思的是，把某种东西定性为「现代性」的想法对我没有吸引力。我想要更具体、能抓在手里、能解释的东西。如果你想讨论家庭纽带的瓦解、家庭相对不那么重要、道德普遍主义，我会把它拆成一系列要素，逐个谈它们如何随时间变化，而不想给它贴一个标签，因为标签会让事情变得笨重难办。另外，现代性终有一天会成为过去，所以要做长时段的思考，就别用这类词，否则你还得加个「新」字，然后再往上加。回到你的问题：我确实认为，把我的事业看作与韦伯、托克维尔相关是有道理的，他们做了许多同样的观察。我说过我是想真正回应韦伯，书里我做的一件事就是考察支持韦伯某些说法的现代证据。比较德国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他们之所以住在新教地区或天主教地区，是因为十六世纪某位王公或公爵的决定，你能看到他们每周工作时数的差异，也就是新教工作伦理的证据。心理状态的使用也一样：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曾公开说，他对女性有不纯洁的念头时感到内疚；而其他宗教传统，比如犹太人（这是保罗·罗津的研究），并不会为此内疚，他们看的是行为，不是念头。

亨里奇： 与托克维尔的思想相合的一点是，移民到美国的人有一个优势：他们没有那些在法国之类的地方必须先被推倒的旧结构。回看欧洲历史，从中世纪盛期开始，在地方层面就有了民主，或者至少是代议制政府，因为要解决「我们这个镇怎么治理」的问题，有了镇议会，镇上集体做决定，各行会派代表参加。把这套东西提升到有精英和王室血统的全国层面，花了很长时间。可以把它看成一种从草根往上渗的过程。到了美国，没有精英可斗，当然也有一些精英过去了，但大体如此。

海恩斯： 很好，谢谢。我希望最后能回到阅读这个问题，但现在有很多人举手。请提问者先自报身份，问题尽量简短，别学我。

观众提问：康德与边沁

提问者： 我会很短。路德在文化构成上大概和康德相似，都是德国北部，那种德国式的义务论道德，永远不能撒谎，哪怕纳粹敲开安妮·弗兰克家的门问她在哪里；相对的是杰里米·边沁一路的后果论、功利主义，也许算某种社会主义式的道德。所以分野或许不是欧洲对东方，也未必是时间上的，而是边沁式后果论对义务论伦理，这当然也有时间和文明的维度。这可以是对数据的另一种解释。至于为什么中世纪教会的扩散能用来做指标，我在一家中世纪教会机构工作过，可以举个亲眼所见的例子：我在法国一家天主教机构照护过智力障碍者，注意到法国贵族会把他们近亲繁殖生下的智力受损的孩子送进教会机构，教会从摇篮到坟墓照顾这些孩子，他们不会繁衍，家族则给教会捐钱，这让西方教会强大起来。自查理曼八百年加冕以来，教会一直在做这类事。我相信这些数据没问题，我不是说它被证伪了，只是除了这个因素之外，还可能有别的解释，比如康德对边沁的哲学发展，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古代希腊罗马对蛮族。不过教会这个说法很好，是一套很漂亮的人类学，说得通。

亨里奇： 我们的一贯做法是，如果有另一种假说（它们不必互相排斥），就设法找数据。所以问题是：有没有什么可以测量的东西，能抓住你心里想的那个维度？各位看到了我们放进去的各种控制变量。在那些分析里我没提的一点是：一个人是不是新教徒，对那些结果有独立的效应。我讲的重点是教会影响的持续时间，但在不少指标上确实存在一个「新教加成」。所以可能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我的工作就是想办法把它测出来。

犹太教与识字的另一条路

提问者（露西）： 你刚下跨洋航班就来讲，我很佩服，非常感谢，太精彩了。我有两个问题，都可能有点偏。第一，犹太教在你描述的框架里放在哪里？我对犹太教很感兴趣，前夫是犹太人，我到现在还想皈依，你不想答也没关系。第二，不知道你或在座各位有没有读过《金融时报》这个周末要刊出的关于「神一般的人工智能」的文章，作为人类学家，你怎么看神一般的人工智能的降临？两个问题毫不相干，但我想都有意义，我在《经济学人》做过很多年记者。

亨里奇： 都是好问题。书的序章讲阅读，原来更长，因为我想深挖一件事，也就是几分钟前讲的：识字的普及是新教推动的。经济学家的一个做法是用离维滕贝格的距离，看十九世纪的识字率，离维滕贝格越近，识字率越高。路德有很妙的话，说新教会从维滕贝格像石头落进池塘一样一圈圈荡开，看来那确实是实际发生的一部分。当然也有人说是印刷机，它不久前出现在德国另一个地方，美因茨，你把离美因茨的距离放进去，效果也不错。总之这是常见的备选假说。但另有一个群体，早在任何欧洲人之前就高度识字，那就是犹太人。第二圣殿被毁之后，犹太男子必须学会自己读《托拉》成了规范，识字、能读是做犹太男人的一部分。这意味着犹太人（至少男性）相对很早就高度识字，比路德早了，姑且说一千年，因为这套规范传开也花了些时间。犹太人完全识字，进入城市人口，做着识字所伴随的一切。这是故事的一部分。他们还建立了漫长的贸易网络，通过书信联络，与市场高度融合，所以他们具备了你认为会导向更「怪异」心理的一堆要素，可他们同时保持着牢固的家庭纽带。所以这里有第三个有趣的故事要讲，它不在那条线上。分析式思维的人喜欢沿直线想，而这更像一个分叉的谜题。

亨里奇： 另一个有趣的事实：书里我用的一项证据是欧洲各语言中亲属称谓的变化。你能看到它们从典型农业社会那种复杂的亲属称谓（对岳母、婆婆有不同的词，对各种堂表亲有不同的词）变成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常见的简单称谓。变化发生的时间正如你所预期：先在拉丁语系，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后来是日耳曼语系，而且日耳曼语的所有方言都变了，只有一个例外，意第绪语。意第绪语始终没有采用新称谓，至今沿用复杂时代的旧称谓。这是一条有趣的证据。人工智能那个问题我就跳过了。

海恩斯： 我们等一下也许会回到阅读。这位先生，请等话筒。

从众、遗传与全球化

提问者： 那些崇尚不从众的国家，眼下似乎恰恰是最从众的：它们向「觉醒」文化和取消文化低头，接受所谓「事实」，接受基本上是强制的疫苗接种。这似乎是个悖论，你怎么调和？

亨里奇： 我倒觉得这些事情有很多争论，反「觉醒」的人不是也很多吗？我仍然认为所有这些话题都有活跃的辩论，这正是我们此刻在讨论它的原因。不过我要说明一点：所有人都是从众者，这是程度问题，谁都想跟同伴保持一致。心理学家做过阿希从众实验：让排在你前面的几个人（他们其实是实验者的同伙）都给出同一个明显错误的答案，问题是被试会在多大程度上跟着说别人说的，而不是说自己觉得正确的答案。所有人群里的人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从众，差别只在程度。

提问者（克里斯）： 我叫克里斯，做神经科学和遗传学研究，你的报告很有意思。我想问，你的数据里，教会（包括新教教会）的影响与表亲婚多寡之间有没有分离？如果没有，我们怎么知道这些效应不是部分甚至全部来自在一个外婚的、遗传多样性更高的社会里长大？会不会那才是推动变化的东西，而不是教会？

亨里奇： 首先，我今天讲表亲婚是因为它容易理解，但我们真正使用的主要指标是刚才闪过的「亲属关系强度指数」（kinship intensity index）。它来自我提到的民族志图集，那里面有各社会的各种亲属信息，我们取了是否有宗族、一夫多妻、继承制度、是否有核心家庭，合成一个指数。它包含表亲婚，但那不是主要成分，而它是我们的主要预测变量。要检验你的想法，我可以把表亲婚拿掉，我相信仍能抓到效应。有一位经济学家本·恩克，和我平行工作，我们都在哈佛，偶尔一起喝啤酒。他做了一个版本的亲属关系强度指数，不含表亲婚，发表在经济学期刊上，做的是类似的事情。所以我有把握不是表亲婚在起作用。

亨里奇： 话虽如此，我们有一篇尚在手稿阶段的论文：我们取了全球的夜间卫星影像，得到以流明计的亮度，作为经济生产力的代理指标，简单说，地球上越亮的地方生产力越高。我们控制了人口密度，关心的是超出人口密度所预测的那部分额外亮度。我们证明，亲属关系强度指数低、家庭是小型核心家庭的地方，夜间亮度高，也就是把它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了。然后我们用遗传数据构造另一个亲属关系强度的代理指标：纯合片段（runs of homozygosity）。人们和近亲通婚就会产生纯合片段，纯合度更高的地方夜间亮度更低。这就回到你的问题：也许和遗传多样性有关，你是往那个方向想的。这个问题在论文里直接冒了出来，我们查了现有数据中纯合度与智商、教育指标的关系，发现那个效应和我们研究中看到的大效应相比微乎其微。所以它不可能是主要因素，可能是一个小因素。

提问者（温妮）： 我叫温妮，问题比较宽泛：考虑到全球化的速度，越来越多的人迁往不同国家，不同的观念在流动交融，尤其是在亲属关系密集的社会和不密集的社会之间，你认为未来会怎样？世界各地的心理特征会趋于统一，还是会更加竞争性，某些特征被选中、压倒另一些，或者产生某种新类型？

亨里奇： 好问题。这又回到我要推销的那句话：别沿直线想。我认为我们看到的大量多样性正在流失，但我们也在看到新的社会形态、新的制度形态被创造出来。看看日本和中国：一八八〇年前后，日本人引进了大量西方制度，甚至逐字照抄瑞士等国的法典；中国也一样，一九五〇年前后采用了西式婚姻和其他一些东西。但这些社会当然有自己的本土制度，它们被重新塑造，于是走上了西方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新轨道：里面有一些西方制度，又有大量本土制度，造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混合体。那将是一种世界上过去没有出现过的新心理，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传统中国或日本的。旧的差异被摧毁，新的差异被创造。

智商、择偶与政策建议

海恩斯： 还有时间再问两三个。

提问者（卡伦·科曼）： 我叫卡伦·科曼，非常喜欢你的演讲。两个问题。第一，从非常一般的层面说，你认为正在发生的生物学过程是否让人变得更聪明？第二，涉及我十二三岁迷简·奥斯汀时的一个理论：我当时琢磨，我成长的七八十年代人是不是变聪明了、创新这么多，是因为西方包办婚姻的衰落，你不必再嫁给父母认识的人，可以嫁给你想嫁的人，聪明人于是娶聪明人，生出更聪明的孩子。这是我十二三岁时很不靠谱的理论，想听听你的看法。

亨里奇： 有趣的问题。我做过一些关于智商的研究，我认为我们对智商的理解不对：我们把它当成一般性的原始智力，而应当把它看作一组专门化的认知能力，用来在我们自己造出的世界里行走。上个世纪智商急剧上升，以致按现代标准折算，一九〇〇年的人平均智商只有七十。在这个意义上智商更高了，人们更擅长在我们此刻生活的世界里行走。你会说，这不就是更聪明吗？它意味着人更适应这个环境。但我们有一个项目，下个月我要去纳米比亚，研究学校对儿童的影响：同一个族群，一部分在安哥拉，那里没有学校；一部分在纳米比亚，那里有一些学校。这样我们就能追踪儿童在有无教育两种条件下许多领域的认知发展。没上学的孩子在空间追踪上更强：你问「布鲁姆在哪个方向」，他们立刻能指出来，他们随时在给自己定位。他们在原始的模式识别上也更强，因为他们不带着一堆从学校学来的预期。所以还有许多别的认知领域，我认为我们在教育人的时候把它们丢掉了。在狩猎采集者的处境里，或者在求生的处境里，那些能力就是聪明，能找到回家的路相当重要。我甚至认为全球定位系统正在让我们的空间导航能力变得更糟，过去至少还会看看地图、辨辨北在哪边，现在只是「哦」。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件事。你问题的第二部分是什么？

亨里奇： 对，我们其实有真实数据。自从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美国大约是七十年代初），再加上现在的交友软件，越来越多的人在和与自己相似的人结合：经济学家娶经济学家，生小经济学家。这样做的效果是把遗传分布的两端往外推。它不改变均值，但意味着会出现特质更极端的人：如果自闭症人士和自闭症人士结婚，你懂的。这就是它的意思，它确实在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影响基因库。

海恩斯： 也许还能再问一个。那边有人举手吗？汤姆。

提问者（汤姆）： 鉴于当今社会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包括婚姻上的重大变化，如果要给高层政策顾问一两条政策建议，你会说什么？

亨里奇： 给政策建议？好吧，很明智。我关心的是集体大脑，以及创新由认知多样性和城市化驱动的想法，所以任何能把带着不同想法的人聚到一起的政策都算。我一直在研究美国的移民政策，看来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移民是创新的强大驱动力。不过 H-1B 签证是一个失败，因为它把移民和公司绑得太紧，他们没法出去与本地人交流、合办新企业。再看一九二四年，美国禁止了来自一大批地方的移民，这压低了多个领域的生产率，还让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变得更没创造力、专利更少，因为没有新想法进来供他们组合成新想法。这听上去算是政策相关了吧。

海恩斯： 可以。我们必须收尾了。

尾声：阅读正在退场？

海恩斯： 最后请允许我很快问一下阅读。我问这个，是因为我越来越觉得拉姆齐中心的事业，说到底就是阅读，鼓励年轻人读书。对本科生听众说这话时，紧迫感一年比一年强，因为阅读对年轻人来说越来越难，他们的手机一刻不离手。你所说的那项点燃了现代化的技艺和技能，阅读，是否正在退潮？年轻人是不是在识字能力下降的同时，又因为整天埋在屏幕里而变得更加原子化？这两个效应叠加，相当令人担忧，你不觉得吗？

亨里奇： 我没有看过这方面的研究，但根据我们对技术和其他因素如何影响人的了解，人的注意力持续时间似乎正在缩短。那种深度阅读，坐下来读三个小时、聚精会神、进入状态的阅读，就算是受技术影响较小的人，光是邮件和网站这些东西，你也真得把它们全关掉，只剩你和文本。如果阅读有你说的那些好处，而我们读得越来越少，那当然是一件坏事。

海恩斯： 各位「怪异」的同胞，让我们向这位刚下长途航班就为我们献上如此精彩演讲的人致以最诚挚的谢意。非常感谢乔·亨里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