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

2012年夏，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以克鲁格讲席学者身份驻留美国国会图书馆，并在约翰·W·克鲁格中心作此讲演，题为《愤怒与希望的网络：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运动》。讲演由中心学术项目主任卡罗琳·布朗主持，内容取自卡斯特即将出版的同名新书，梳理了2010年以来从冰岛、突尼斯到西班牙、美国的社会运动浪潮，并提出一套超越文化与制度差异的共同模式。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仅删去口语枝节，讲演后的听众问答一并收录。

克鲁格中心与主讲人

布朗： 各位下午好。我是卡罗琳·布朗，在国会图书馆约翰·W·克鲁格中心负责学术项目。今天下午能请到曼纽尔·卡斯特博士来作讲演，我由衷高兴，这一定是一场开阔眼界的讲演。讲题是《愤怒与希望的网络》。开始之前有一件事：今天要谈的是网络和数字世界，但请各位先把手里的数字设备关掉，免得铃声打扰录音和讲者。

克鲁格中心由约翰·W·克鲁格捐资设立，宗旨是在国会山建一个学术园地，让成熟的一流学者有机会把他们的智慧与学识带给国家的领导者和决策者。用我们爱说的话讲，这是一个让事务的世界与思想的世界相遇的地方，让思考的人和做事的人坐到一起，彼此受益。中心也资助一批全世界最有潜力的青年学者，希望资深与青年两代人不时聚首，形成一个有生气的学术共同体。围绕学者们的研究，我们办讲座，偶尔也办小型研讨会。想进一步了解中心，可以到后面的桌子留下电邮，我们会推送消息，桌上也有介绍手册。

今天的讲者卡斯特博士是克鲁格技术与社会讲席学者。他是研究信息时代及其社会学意涵的权威，现任南加州大学校级教授、沃利斯·安纳伯格传播技术与社会讲席教授，也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与城市及区域规划荣休教授，在伯克利执教二十四年。他还有别的职务，我就不一一列举了。要说的是，卡斯特博士是本馆学者委员会成员。今年夏天他在这里的时间太短，但在这段时间里，他帮助图书馆认真思考了数字时代对我们工作的影响。

卡斯特博士追踪研究传播革命已有二十五年。很多人未必意识到这场革命已经持续了这么久，但事实如此。他著有二十六部以上的著作，书名细节我不念了。今年三月，挪威议会授予他霍尔堡国际纪念奖，我觉得授奖词最简明地概括了他这大半生的工作：「曼纽尔·卡斯特是研究城市以及新信息与媒介技术的领军社会学家。他的思想与著述塑造了我们对网络社会中城市经济与全球经济的政治动力的理解。他揭示了我们时代重大技术革命背后的权力结构及其后果，也帮助我们认识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如何同新技术协同演化。」今天是一个机会，让我们以新的方式向这位杰出的同事学习。我可以说他也是我的朋友，曼纽尔·卡斯特。

卡斯特： 谢谢卡罗琳。请允许我先用一句话向克鲁格中心，尤其是向中心主任布朗博士致谢，感谢他们给我这个机会，同各位分享我最近的研究。这项研究关心的正是新技术与新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些社会运动不是技术造出来的。技术本身不生产任何东西。真正有分量的，是我们把技术织进社会、文化和政治的肌理之后发生的事。

两年间的运动浪潮

卡斯特： 过去两年，一批重大社会运动出乎意料地在世界各国蔓延开来。从冰岛（最重要的运动是从那里起头的）到突尼斯，再从突尼斯到多数阿拉伯国家；从西班牙到美国。这些传递都有具体的连接点，不是什么阴谋，而是一种病毒式的扩散，每一环都有实实在在的联系。然后从这些地方传向全世界。事实上，过去两年，全球数千座城市出现过示威和占领，仅美国就超过一千座。这些我在书里都绘了图。而且事情还在继续。就在本周，智利的学生运动又一次高涨。这是一道不肯停歇的社会运动浪潮，媒体大体视而不见，政客则漠不关心。

就连一些人们以为没有这类运动的国家也不例外。以色列在2011年7月到10月间出现了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动员，一个人口只有几百万的国家，有超过五十万人连续数月参加示威和静坐。媒体照旧不认真报道，除非出了暴力事件，那才有好看的画面。

这些运动的动机和结果千差万别。在西方，主要是抗议政府对2008年爆发、至今未了的金融危机处置失当，问问今天的欧洲就知道。在阿拉伯国家，则是粮食危机加上对独裁政权的拒斥。那些政权之下，抗议早有过许多具体的表达，但多年来一次次遭到野蛮镇压和摧毁，最近的一次是2008年的埃及；可到了这一回，政府忽然应付不了了。

尽管差异如此之大，所有案例里都有一种个人的、也是集体的感受：对社会不公的愤怒（outrage），以及被当权者的傲慢所羞辱的感觉。这两种感受是关键。而我在这场讲演里要基于观察提出的论点是：存在一种超越文化与制度背景的、大体共同的模式。

田野调查与成书

卡斯特： 为了找出这个模式，过去两年我做了田野调查，有我自己做的，也有一个由合作者、同事和学生组成的网络在多个国家做的，包括西班牙、美国、几个欧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我们还查阅了大量二手资料和互联网上的报告。成果是一本即将出版的书。可以说这是我第一次专门讲这本书的内容，各位不妨把今天看作新书发布，不过图书馆的规定大概不允许真的在这里发布，正式发布会十月初在伦敦举行。书名叫《愤怒与希望的网络》，由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出版。我提这本书不是做广告，只是想告诉各位：今天我只讲问题的要害，所有经验细节、数据、附录都在书里。我不说那些论断已经得到证明，但至少书里搜集和呈现的材料可以为它们作注脚。

还要说明，我今天和书里给出的分析仍是初步的，因为我们还缺乏足够的距离，也没有足够的信息，所以一切都很试探。不过，这些分析扎根于一个更宽的理论框架，我称之为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也就是始终有证据支撑的理论。我只做这一种理论。这个框架呈现在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传播力》（Communication Power）一书里。那本书提出了一种以传播为基础的权力理论，附有若干案例研究，但根本上是一部权力理论。我把六百页压缩成几句话讲给各位，作为进入具体运动之前的背景。因为它对得上。对不上的时候，我会改理论，不会改数据。

权力：暴力与心智

卡斯特： 我的看法是，权力关系是整个社会科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理由很简单：它是社会的奠基性关系。掌握权力的人按照自己的价值与利益塑造社会的制度，就这么简单。所以不妨说，权力关系是社会的DNA。法国人说「找女人」（Cherchez la femme），我说，找权力（Cherchez le pouvoir）。

社会理论里关于权力有悠久的传统，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种形态，历史上常常合在一起。一条线从马基雅维利到马克斯·韦伯：权力是对暴力的合法垄断。我个人把「合法」两个字拿掉：权力就是对暴力的垄断，不管合法不合法，就是强制。这是国家权力。另一条线贯穿社会理论史，同样极其重要，但左右两边都比较少提：权力是说服，权力是文化霸权，从葛兰西到米歇尔·福柯。权力是塑造心智的能力。为了简化，我甚至可以给一个公式：长远看，塑造心智比折磨身体更有效。因为归根到底，我们的决定和行为受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心智支配，幸好如此。如果人们最终想的东西不同于制度所确立的价值与利益，这种想法迟早会渗入制度，或者改变制度。所以从根本上说，权力在我们的头脑里。当然，强制与恫吓在一边，说服与「框定心智」（framing）在另一边，二者总是结合的。乔治·莱考夫和政治认知科学的一整个流派现在都主张：框定心智才是最要紧的事。

但这不等于说，我们都被一群居心不良的人操纵和压制着。这是权力关系，关系就有两方，不是单方面的。每个社会里都有权力，也有我所说的反权力（counterpower）。如果要给人类历史找一条唯一的规律，那就是：哪里有支配，哪里就有对支配的抵抗。抵抗如何表达、结果如何，那是另一回事，要看具体情境。但根本的历史动力就是：制度由掌权者塑造，然后受到那些价值和利益没有得到足够代表的人的抵抗；这种抵抗最终冲垮制度内既得利益的防线，有时靠暴力，有时靠选举，有时靠道德说服；然后建立新制度，新制度再生产出新的权力关系，又会受到新一批没有被代表的人的挑战，如此往复。各位可能说这是一种浪漫的历史观，我说这是有经验依据的历史观。这也是为什么革命总是被背叛，但在背叛的过程中，和先前相比总有些东西变了。

传播网络与人脑

卡斯特： 如果说服和重新框定人的心智是社会动力的根本一环，那它是怎么发生的？当然是通过心智，别无他途。心智怎么运作？我完全不是神经科学家，但神经科学家已经发现，心智通过传播过程运作。也就是说，抵达我们大脑的是来自社会网络和自然网络的信号，这些信号经由传播网络到达我们的神经网络；神经网络把这些信号和信息，同网络里已有的知识、观念、图像的存量放在一起处理，用这些材料工作。传播在这里的定义当然是：通过信息交换来分享意义的过程。

如果传播网络对我们的意图、价值和行为的形成如此关键，那就很明显：社会中传播方式的变革，会改变这些网络，进而改变人的心智，改变人的心智处理社会与自然环境信号的方式。而我们知道，过去二十年左右，传播领域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技术的、组织的、制度的变革。卡罗琳刚才说，人们以为是未来的东西，在我看来往往已经是过去了。我提醒各位，互联网1969年就第一次部署了。这是一项老技术，今天不过是从这个计算机网络的母体里长出新的化身、新的传播形式。

从大众传播到大众自传播

卡斯特： 这场变革是多维的，方方面面都在我的《传播力》里分析过，但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从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转向大众自传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不是说传统的大众传播消失了，而是它也被新的传播形式重塑了，这种新形式就是自传播。说它是「大众」的，因为它像传统大众传播一样能抵达任何地方；但同时，这些网络是多模态的、互动的，信息可以自己定向、自己创作、自己检索、自己组合。既然人人都这么做，整个传播网络最终就变成一个多模态、互动、既全球又本地的传播网络。这就是大众自传播。可以说就是互联网加上移动无线通信。如今互联网基本上都在无线上跑，将来更是如此。二者的结合，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构成了我很早以前定义的「网络社会」的社会结构的技术基础；就传播变革这个更具体的层面说，它意味着那个能够触及社会所有人的社会化传播系统发生了深刻的转型。

反权力在历史上始终围绕社会动员来组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至少是我所说的社会运动，这个概念稍后可以讨论。社会运动不一定有政治目标，它们瞄准的是改变社会的价值，改变我们看待一切事物的方式。妇女运动、环境运动，往前看还有争取自由的运动、民权运动。所以，社会运动就是专门要改变我们在社会中怎样思考问题的运动。顺带一句，它们可以有各种政治与意识形态色彩。不是社会运动都是好人，政治体制都是大灰狼。不是的。政治体制可以好也可以坏，社会运动同样如此，可以有种族主义的社会运动，可以有要恢复父权制的性别歧视运动，两个方向都有。这只是一个分析上的区分。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要分析和呈现的，是互联网时代社会运动的共同模式。要紧的不是它们碰巧处在互联网时代，而是它们使用互联网和无线通信平台。当然，这只是媒介，不是原因，不是源头，但它很重要，有特定的后果，这正是我要设法展示的。请注意，我在这里不做规范判断。这一点常让人对我的研究和讲演恼火：尽管我的同情心是明摆着的（虽然也未必说得清楚），但一旦做分析、做研究，我会拉开很大的分析距离，不做规范判断。所以不管我个人同情其中某些运动，不是全部，请各位把今天的讲演当作我把发现的东西汇报给各位，然后我们再讨论。当有人说「这不对」的时候，我会告诉您运动里的人会怎么回答，而不是我自己怎么回答。这一点很重要。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我完全投身于社会；作为分析者，我是最传统的那种学者，力求按照科学研究的传统做法来确立我所发现的东西，不管「科学」在各种语境里是什么意思。下面就是我的报告。

运动的起点

卡斯特： 纵观历史，社会运动通常从两件事的结合中产生。一是生活条件的恶化，恶化到某一刻让人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二是对管理他们生活的政治制度的深深不信任。两者缺一不可：我们陷在困境里，本该管事的人却毫无回应，忙他们自己的事，不管我们的事。历史上每一个案例都是这两件事。我们也知道，过去几年这两个因素在世界大部分地方同时出现了。讨论环节我们可以谈谈世界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形，给这个分析加些细节，但根本上就是这两者的结合。

当这种情况发生，也就是生活恶化，或者出了什么令人愤慨的事，而制度不予回应，人们就把事情抓到自己手里。这样做，他们就离开了制度的轨道，离开了制度规定的表达抗议、提出想法和方案的程序。这是有风险的行为。因为制度的设计就是：守规矩就奖励你，不守规矩就惩罚你。惩罚的方式很多，首先就是在媒体上把一切行动说成不正当：无政府主义者、恐怖分子、纳粹，随便什么帽子。不只是用警察镇压，还要在人们的头脑里镇压，把他们说成一群想毁掉民主的不负责任的人。他们只是忘了说一句：世界上多数人认为根本没有民主，这话在美国和西欧同样成立，通常只有斯堪的纳维亚是例外。过去十年各种来源的民调数据都在我书里，各位可以去查。用传统政治学的话说，这叫合法性危机。

恐惧、愤怒与希望

卡斯特： 从历史经验和我观察到的这些运动看，社会运动是情绪的运动。它们从情绪开始。在这一点上我接上了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等人的工作表明，情绪在触发、塑造和组织人的心智方面起着根本作用：先有情绪，然后才有感受，再往后才有较为理性的决策。根子上是情绪。所以这些社会运动不是纲领性的运动，而是情绪性的运动，从情绪出发。哪些情绪？政治学和政治传播学里有一整个研究领域讨论这个问题。每个思想领域都有个小标签，这一个叫「情感智能理论」（theory of affective intelligence），大致相当于心理学里的「情绪智力」在政治学和政治传播学中的对应物。这些都源自同一个源头，也就是神经科学对情绪作为人类行为动机的理解。

具体来说，情感智能理论基于实验心理学的实验提出（这不是我的发明，我只是吸收了一系列研究）：社会动员的触发器是愤怒（anger），这是一种有心理学定义的情绪；而压制器是恐惧（fear）。恐惧是压制器。顺带一提，有些心理学家解释为什么恐惧是人类生活最根本的情绪时，会把它和进化论联系起来，这没有科学证明，只是他们的一种玩味。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懦夫的后代。那些因为勇敢而跑得不够快的人，都被吃掉了。于是物种选择的结果就是：越勇敢，越不容易活下来，你的子孙就越不可能存在。自我保存和怯懦相连，也就和恐惧相连。恐惧现在仍是压制器，但这不是宿命。恐惧可以被克服，也确实在被克服。

恐惧引发焦虑，焦虑让人躲避危险。但恐惧可以通过分享和与他人认同来克服。我在发抖，你也在发抖，那我们拉起手来。你也在抖，我们拉起手。于是围成了一圈。为什么任何社会动员里人们都手拉着手？因为我们都在发抖。当警察来得太快、我们没法在街上拉手的时候，我们就在互联网上拉手。我们在互联网上聚到一起。我们分享，我们彼此认同，仅仅是待在一起，什么都不用同意，只同意一件事：愤怒。不同意任何纲领，不投票给任何政党，只是我们都很愤怒。通过分享愤怒，通过在一起，恐惧被克服了。恐惧一旦被克服，就进入动员过程，而心理学研究表明，动员又转向另一种极有力量的正面情绪：热情（enthusiasm）。于是从愤怒克服恐惧，走到「事情可以不一样」的热情。这就是希望。这就是我的书名，愤怒与希望，两者的连接。

这种希望和动员从一开始就通过分享来组织，通过人们所说的交往行动（communicative action）。人们交流，分享，然后分享方案，分享热情，一起成长，建立起传播网络。传播领域近年的变革让人们能在互联网上建立自主的传播。我不说完全不受控制，但既有权力，不管是政治权力、经济权力还是媒体集团，对它的控制程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低。这一点稍后可以讨论，不过很清楚，即便有人说互联网仍受控制，事实上它不受控制，它是被监视的。控制和监视有什么区别？要紧的是把信息传出去，把网络建起来。如果你被监视，镇压者能查到是谁说的，然后去抓人。但信息已经传出去了。所以，如果你是信使，那是个麻烦；但如果你就是信息本身，你就永远活着，不用在乎。

因此，新系统内置了传播自主性，网络凭借自我重新编程的能力，可以不断地成形和再成形。我研究的这些运动，以及世界各地与之相似的运动，都出自这个模式：经济危机与合法性危机同时发生，不义之举激起愤怒，同时人们能在互联网上迅速而自主地结成网络，然后走向集体行动。它们需要一种由愤怒和对可能的变化的希望所触发的情绪动员。我要论证的是，这类运动越来越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运动模式的浮现，我称之为「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运动」，因为没有互联网它们就不可能以这种特定形式出现。再说一遍，不是互联网造成了它们，但它们的形态是互联网造成的。就像十九世纪的工人运动，没有工业化进程，没有大规模的装配工厂，就不可能形成，工人阶级是在工厂里实实在在地形成的，再加上酒馆，运动在酒馆里连接起来。工厂是网络形成的时刻，酒馆是通向未来的希望的时刻。

无领袖的根茎网络

卡斯特： 我在这些国家研究的运动有一系列共同特征。与其东一个西一个地讲逸事（那些要是各位撑到讨论结束还可以讲），我不如把所有案例中共同的东西综合起来讲。要知道我们谈的是突尼斯，是冰岛。这本书没谈伊朗，但2009年伊朗的运动也相当类似。突尼斯和冰岛，天下没有比这更不相同的两个地方了，可它们有共同的模式。我们谈的还有西班牙和美国，智利，英国。运动的强度、成败、结果都非常不同，但模式非常相似。为什么相似？下面我把构成这个模式的各个方面列一遍清单。

第一，它们当然是网络化的。它们首先是网络，而且总是首先在互联网上成网。因为那里是传播自主的空间，人们可以在这个混乱的愤怒系统里成形、组织、浮现，彼此素不相识的人在网络里聚到一起。最重要的例子是埃及：2008年那次传统形式的动员还没成形就被碾碎了；而2011年，他们跟随突尼斯的榜样，从互联网起步，先在互联网上形成大规模的、达到临界点的力量，然后才走上街头，走向示威。所以它们先在传播网络里成形。为什么？因为纵观历史，传播网络始终是社会运动的源头，无论是小册子，是教堂或清真寺里的布道者，还是后来的广播、电视。传播一直是社会运动的核心，因为只有人们先在头脑里聚到一起，才能一起行动；否则他们早已被社会制度分割、组织、制度化、控制住了。

不过，虽然成网总是从互联网开始，有些情况下从手机网络开始（这两者当然越来越是一回事，两者兼有），这种成网的形式是多模态的。它包括线上和线下的社交网络，也包括原有的社会网络：家庭网络、朋友网络，在阿拉伯国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足球俱乐部的球迷网络。各位记得，几个月前塞得港那场警方挑起的事件中，开罗阿赫利队的球迷被杀了上百人，为什么？因为阿赫利球迷网络在革命初期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通过互联网联系起来，但一旦上了街，靠的就是球迷网络。所以，一切都是网络。网络是什么意思？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连接，不是组织，不是横幅，不是旗帜，不是政党，没有领袖，只有网络。人和人相互连接，相互信任。

而且，网络不只在运动内部，还连着世界各地其他运动，连着互联网的博客圈，连着媒体，连着整个社会。网络技术在这里是根本性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持续、广泛的结网实践随着运动形态的变化而演化。运动在演变，互联网上的网络就跟着轻松演变，不需要任何人拍板，不需要任何协议。

再者，它们不需要正式的领导层，没有指挥控制中心。决策由它们自己组织。没有人会说「去做这个」，一切都在网络里辩论，事情往哪走，就看网络往哪走。这又是一个根本特征。这种去中心的结构把参与的机会放到了最大，因为这些网络是开放的。不需要会员证，不需要同意任何东西。你进来参加辩论，参加某些动员而不参加另一些，取决于你怎么接入网络。它也降低了运动在镇压威胁面前的脆弱性：你怎么杀死一个网络？你杀掉一个节点，网络的特性是自我再生，它有一种生物学的逻辑，会一直走下去。你砍掉一个节点，还有许多别的节点。所以我提出一个说法：这些是根茎式的革命（rhizomatic revolutions）。它们是根茎，在地下，冒出来，又潜下去，但始终彼此相连。有时在网上浮现，有时不浮现，有时去广场，有时去政治动员，如此等等。

此外，运动的网络化不仅保护运动免于镇压，也保护它免于自身的威胁：官僚化和被操纵。任何人想操纵运动，或者未经任何人授权就想当运动的领袖，立刻会被群起围攻，没有活路。越想当领袖，越当不成领袖，网上的人越要把你干掉。

占领城市空间

卡斯特： 第二，它们虽然在互联网上起步，却是通过占领城市空间才成为运动的。它们总要走进城市空间。为什么？有几个原因。首先，「在一起」这件根本的事，到了某一刻需要情感纽带最直接的表达：你触摸到另一个人。在网上，你连接了对方，但还没有触摸到对方。而当你们真的在一起，共同面对危险，共享空间，在城市里以一种新的方式共处，就会发生别的事情，那是一个心理上和个人层面的转变时刻。

而且，在城市空间里，任何人只要走过去就能加入。哪怕不同意那些讨论、那些目标、那里的一切，也不必同意任何东西，只要在场，你就是运动的一部分。仅仅因为你在那里。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真正开放的。麻烦也由此开始：有些人加入的理由和别人正好相反。各位知道，美国茶党运动的一部分人也加入了本质上更偏民主派那一边的运动。但双方有一点是一样的：都拒斥传统的政治制度。所以我说，支持不支持这些运动取决于各位自己的看法，但运动本身就是如此自主、如此有力，并且分享着某些共同的诉求。

运动需要城市空间的另一个原因是：既然它们没有制度化的行动方式，就必须通过在场来在社会中存在，要让媒体看得见，让社会看得见，同时向制度发起挑战。如果你说我不许占这块地方，而我偏占了，你可以派警察来，但你不得不承认，社会的抗议正在发生。从策略上说，所有这些运动都有一条简单的规矩：我们二十个人，他们会把我们干掉；两千人，就难得多；两万人，只要我们一直有两万人，他们就只能让我们待着。

所以，这里有一种向社会发起挑战的能力，通过实体占领，形态就不一样了。在互联网网络的自主性和运动所占领的城市空间的自主性之间组织起来的那个空间，我称之为第三种空间：自主空间（space of autonomy）。既是网络里的自主空间，也是本地形成的社区里的自主空间。这个自主空间，就是新社会运动的存在形式。

本地与全球，火花与自发

卡斯特： 第三，这些运动全都既是本地的，又是全球的。它们因本地条件、本地文化、本地价值而起，用自己的语言，扎根在激起它们愤怒的具体处境里。它们信仰不同，政治取向不同，对性别、阶级、种族的态度不同。它们是本地的。但同时，它们立刻连上世界，立刻把世界的问题带进自己的讨论和辩论。两者同时成立。它们既本地又全球，如同互联网一样：互联网是本地的，也是全球的，这些运动也是。

就起源而言，这些运动大体上是自发的。通常由一粒愤慨的火花点燃。西班牙的运动就叫「愤慨者」（Indignados），人们因为某件事而愤慨。阿拉伯革命的火花是自焚，是镇压，是独裁政权的野蛮：叙利亚是十九个不到十四岁的孩子因为涂了一幅涂鸦而遭到酷刑，叙利亚革命就是这么开始的。在欧洲，在西班牙，当然也在美国，愤慨的对象与其说是金融精英的行为，不如说是政治精英对金融精英的俯首帖耳。在美国，人们说得很清楚：是银行的错，不是我们的错。有可靠的民调显示，美国有47%的人反对金融高管，认为他们要为经济危机负责；但要是问政府（不分党派）和银行家谁的责任更大，人们说政府。政府。因为政府本该保护我们，结果它保护的是银行家，用来对付我们。愤慨就从这里来。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和美国都出现了和经济危机相连的反应。对各种立场的人来说，这场金融危机的意思都是：银行家把政府装在口袋里，他们毁了世界，毁了经济，控制了一切；等他们自己出了事，又用我们的钱把他们救出来。从希腊到俄亥俄，都是这样。

病毒式传播与审议

卡斯特： 这些运动是病毒式的，遵循互联网的逻辑。首先是因为信息在互联网上的病毒式传播，尤其是图像。图像的病毒效应极其强大。人们谈了很多脸书和推特，但就影响力而言，互联网上最重要的社交网络是YouTube，比其他都重要。因为人人都能生成图像，这就是公民新闻。任何人拿起手机就能马上录下画面、拍成视频、传上网。看到和你一样的人被屠杀，被殴打，在正当抗议时被胡椒喷雾喷进眼睛，什么都没做就遭此对待；在另一些国家，干脆被机枪扫射。各地情形不同，但人们立刻就愤慨了。镇压越暴力，运动得到的支持越多。恐惧更多，支持也更多，两者同时发生。

从愤怒到希望的转化，在所有运动里都是通过自主空间里的审议完成的。先有愤慨，有愤怒，而当人们建起自己的自主空间，既在互联网上也在占领的场地上，他们开始辩论：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能做什么？这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传统意义上的审议（deliberation），只不过它不发生在议会里，而发生在公民社会里。互联网和城市空间里的横向网络创造了我前面说的「在一起」，网络的横向性支撑合作与团结，同时消解了对正式领导的需求。

这里有一点要说。这些运动被认为效率极低：为了一件小事，他们辩论几小时、几天。所以效率低。可问题是，人们在用一种不属于它们的逻辑来要求它们有效率。一切都可以被质疑，这意味着每个人都觉得那里没有老板，自己可以在场，可以发言，可以贡献。是的，基层的审议民主非常慢，非常折磨人，很多人受不了。但我们的社会这些年已经把其他所有路子都试过了：给我一个领袖，给我一个纲领，我们就干。「我们就干」通常干不成，干成了也往往落入制度的僵局。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些运动对传统的激进政治极为挑剔，尤其是对左派中的左派，托派，正规的无政府主义者，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既然有组织，按定义就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这正是要害）。运动对这些团体全都很挑剔，他们说：这些人把革命的咒语翻来覆去念了一辈子，什么也没发生。他们在自己脑子里、在自己家里组织革命，社会里什么也没发生。那不如我们一起看看能做点什么。没有意识形态，除了「不要意识形态」这一种意识形态，那当然也不算意识形态，但它是另一种东西，不那么定型，不那么堵人。

它们高度自省，不停地问自己：我们要什么？我们是谁？我们能贡献什么，不能贡献什么？辩论没有尽头，提案没有尽头，各种各样的提案像雪片一样。我在巴塞罗那的占领营地见过最精深的关于海德格尔的讨论：海德格尔与革命，海德格尔与民主。顺便说，这些运动里的人通常比社会平均水平受教育程度高得多。有人说这是个问题：这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这话是在侮辱工人阶级。而且实际情形是，有些人在很高的层次上辩论、自省，可就算你没读过柏拉图，照样可以说你的看法，照样会被讨论，被吸收进辩论和提案里。

非暴力与叙利亚的代价

卡斯特： 在起源上，它们全是非暴力运动。我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它绝对关键，包括阿拉伯革命在内。我们如今为内战感到惊骇，先是利比亚，现在是叙利亚。可叙利亚的运动开始时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和平运动，持续了好几个月，规模很大。在叙利亚出现任何武装抵抗之前，已经有七千多人死于街头的和平示威。是的，如果他们一直屠杀你，总有一刻人们会忍无可忍。但运动里反复辩论过一个问题：一旦忍不住了，你就毁了自己，哪怕你赢了。为什么？因为赢的会是谁？是和平示威者，是公民社会吗？不是。是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资助的人，是他们在中东逊尼派与什叶派之争的格局里组织起自由叙利亚军。好，你可以推翻阿萨德，但推翻阿萨德的是谁？运动就输了，然后开始分裂，在很大一部分民众中失去合法性。这很合逻辑，很正常。我只是说，当一个民主的、非暴力的社会运动变成内战中的一个交战派系，哪怕你打赢了内战，你作为社会运动的存在已经终结了。但坚持非暴力极其困难。在每一个国家，关于暴力与非暴力的辩论都是根本性的：非暴力意味着长期的、英雄式的抵抗，暴力意味着在短期内就失去社会的合法性。

无纲领：新民主的实践

卡斯特： 这些运动也很少是纲领性的。它们没有纲领，换句话说，它们有一千个纲领。人人都有主意，许多委员会、许多小组在起草纲领。在西班牙，我参与起草了一份选举法改革方案，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因为所有国家的选举法都是一笔烂账，是按写法律的政党的利益写的，不是按民主的利益写的。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这种源自美国「中世纪」的怪东西，让所有人都抓狂：一人一票的原则哪里都不被尊重。好吧，有一个国家例外，以色列，这很有意思。直接的比例代表制。政治学家会说，这样效率低，人人都能有意见，我们必须把选票整合成大的阵营。可以这么做，效率确实高，但你会失去人民。希腊是个赤裸裸的例子。最近一次希腊大选，整个欧洲的建制派都在推动选民投给两个大党。赢了选举的保守党得票30%，对立的左翼政党得票28%。那为什么保守党拿到了绝对多数？因为希腊法律里有一条小条款：在三百人的议会里，哪怕只多一票的党，都在比例分配的席位之外再得五十席。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所以运动的反应是：任何纲领得以推行之前，先得改变权力结构。

与此同时，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有数不清的提案。欧洲最有力的运动之一是生态农业食品运动，在运动内部尝试实践新的生态农业原则，人们不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分发任何食物之前都得先辩论一番。但总的来说，就纲领而言，它们的本质是：没有任何具体的纲领。它们根本上是民主运动。最重要的事是寻求民主，一种新形式的民主，但不是写在纲领里，而是在实践中。实践这种民主，做实验，看看它究竟是什么。基层民主是什么？它们并不是在传统意义上挑战代议民主。它们说的是：这个代议民主不代表人。代表的规则被扭曲了、被改掉了。它们的原则是给这种民主加一个补充。它们不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不说「形式民主」「资产阶级民主」，不，不，不。它们说：代议民主没问题，只是它不代表我们。所以我们得发明新的民主形式，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网络民主（network democracy）。这话说起来当然轻巧，可到集会上、到地方大会的辩论里去找，没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乌托邦与冰岛样本

卡斯特： 但各位知道它是什么吗？它是一个乌托邦。是乌托邦式的。人们会说，那又怎样？乌托邦不是幻想，不是蠢话。乌托邦是关于世界应当是什么样、政治世界应当是什么样的想法。而乌托邦是一种物质力量，因为乌托邦占据人的心智，心智可以生出新的方案。所有重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都曾经是乌托邦。自由主义是乌托邦，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无政府主义是乌托邦，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乌托邦。乌托邦是母体，人们想要的东西和社会里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经过种种中介、种种谈判，最后在现实生活里发生的一切，都从这个母体里来。

这就把我带到最后一点：政治变革和这些社会运动之间是什么关系？社会运动本身不是政治运动，尽管它们非常政治。在什么意义上？它们不想夺取国家。没有人想把运动变成政党去夺取国家。一旦那样做，它就成了政党，那是另一回事。它们想改变的是意识。通过意识的转变，通过这种觉悟和审议，它们期待到了某一刻，公民会以不同的方式改变国家的形式。疯了？不见得。冰岛？对，三十三万人，但绝不是傻子。各位知道，冰岛不仅把从1927年起轮流执政的整个政府联盟赶下了台，把一个向来边缘的生态社会民主派联盟送进了政府；而且改革了经济，把银行收归国有，把银行家送进监狱，把首相送上法庭；此外，他们还在互联网上众包了一部新宪法，一万六千人参与，现在冰岛有了一部在网上众包出来的新宪法。这不是冰岛故事的终点，但那里确实有些东西。顺便说，冰岛经济如今是欧洲表现最好的，比德国还好。按所有评级机构的说法，冰岛的主权债务比德国的更值得信任。因为他们稳定，因为他们清楚自己是谁、怎么连接。而德国归根结底得看别人的脸色：西班牙或意大利一旦垮掉，德国也跟着垮。所以，先别投资德国。

改革政治的不可能之恋

卡斯特： 既然它们不直接改造政治体制，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怎么反应。所以我书里结论那一章的标题是「社会运动与改革政治：一场不可能的爱情？」也许可能，也许不可能。如果政治阶层明白，这些运动，不管多么扭曲、多么夸张、有时多么愤怒，是社会对当前政治制度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的症状；如果他们真心想建设和重建民主，而不是想着把罪责糊弄过去；如果他们这么做（有些人可能会这么做，奥巴马没有在做，但有些人可能会），那么事情就可能改变。因为纵观历史，总是体制之外的社会运动，在某一刻把辩论和自由的空间打开到体制之内。不跟上的政党就会垮掉。

我拿十九世纪末的欧洲作比较。在那些民主国家，英国、意大利，某种程度上还有法国，政治建制是保守派和自由派。忽然社会变了，出现了带着新意识形态的新社会运动，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看起来像是疯了，可它们代表正在浮现却没有在政治制度中得到代表的新社会。结果怎样？自由派基本上消失了。保守派没有。为什么保守派没有？因为保守派从根本上不需要变，只需要换个名字、换个标签、换个意识形态的包装。捍卫社会的支配利益是最容易的事，随波逐流就行，谁在社会里当家就跟谁走。可如果你在社会里存在的理由，作为自由派、作为政治体制里的左翼，是代表社会的利益而不是精英的利益，那么你不这么做，就有麻烦了。同样的事正在今天的欧洲发生，某种程度上也发生在美国的民主党身上：如果他们不去代表那些因为政治精英臣服于金融精英而愤怒、绝望的人，那你就会有茶党；或者，我们会有欧洲，会有「没有一个政府是好的」这种观念。

那就我们自己来。自己来的第一步，就是从税收、从钱开始：我不信任你，凭什么把钱给你？所以不交税。自卫？我有枪，要你干什么？欧洲已经有同样的东西了。也许某一天，会有一家华盛顿的智库开始向欧洲传播这样的想法：只有武装起来的公民才能真正保卫共和国。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政治体制里所谓进步的力量不回应社会的新状况，运动就会来填补。但运动又没有制度能力去做这件事。

1%与99%：改写议题

卡斯特： 归根到底，运动对政治最积极的影响，可能发生在社会的基本观念和基本议题的改变上。在美国，先不管统计上的煽动，「1%与99%」之间的断裂这个说法，从前没人谈。我们早就知道收入不平等，这不是新闻。可现在整个社会，包括喜剧演员，更不用说国会，都开始谈1%和99%了。这对人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社会，那个所谓的机会社会？不是了，是一个有着根本性社会不平等的社会。这个变化发生在这里，在头脑里。政治上怎么回应，那要看情况，可以是右翼政治，可以是煽动，等等。但辩论的条件已经变了。美国有一组民调数据很有意思：在公众心目中，美国向来拒绝承认贫富之间存在社会冲突，或者说阶级斗争，随你怎么叫。而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2009年认为贫富冲突是社会的决定性冲突的人占45%，2011年是70%。也就是说，「贫富之间存在冲突」这个观念，恰恰与美国意识形态背道而驰。美国意识形态说，穷人唯一的问题是还没富起来，但他们终究会富起来。现在人们说，不，因为那99%。

最后，运动里的人，运动的语言，是这样回应关于「我们到底做成了什么，最终结果是什么」的所有讨论的。他们说，这种讨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主义逻辑的反映：你不生产点什么，你就什么都不是。可也许这场辩论本身就错了。也许要紧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因为过程是一种转化的力量。为什么？因为过程是你实实在在做的事。审议、讨论、构想，这一切都是物质性的实践，而正是物质性的实践改变人的心智，最终不可避免地会转化成某种东西。运动里的人是这么说的：我们当然会去投票，可那有什么要紧？我们知道下次选举解决不了问题。但二十年后的选举呢？二十年、二十五年前，妇女运动、环境运动、民权运动说的正是这句话。只是时间尺度不同：不是下一次选举，而是下一个社会。这才是社会运动施展的空间。

不过最重要的，仍然是传播自主性对克服恐惧的作用。我想用解放广场上的一条推文来结束。发推的女性名叫伊克巴尔·卡扎伊尼，署名「坚强的叙利亚」（Surya Strong）。她写道：「我们推倒了恐惧之墙。你们推倒了我们房子的墙。我们会重建家园，可你们再也建不起那堵恐惧之墙。」这就是那场转变。谢谢各位。

布朗： 卡斯特博士同意回答提问。请等话筒。

问答：企业治理与另类经济

纳尔逊： 我是迈克·纳尔逊，彭博政府（Bloomberg Government）的撰稿人，也在乔治敦大学教互联网研究。您出色地概述了旨在改变国家政府的社会运动。我想请您谈谈社会运动可能怎样改变企业治理：消费者抵制、股东行动，会不会因为社交媒体而更有力？对企业运作方式的改变，您乐观还是悲观？

卡斯特： 谢谢，当然。这些运动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们是多维的，触及一切；而这个「一切」，归根到底就是各种事情在各处是怎么管理的。所以您说得完全对。它们把矛头对准政府，是因为运动的兴起和金融危机相连，和政府对金融危机的灾难性处置相连。有些政府连危机都压不住；即便像美国这样多少压住了，代价也是砸碎了公民对这种治理的信任。所以运动的主流集中在那里。但各种讨论都有，您提到的企业治理正是其中之一。各位记得围绕美国银行手续费的那些讨论，很多人真的把账户从银行转到了信用合作社。在一些州，尤其是华盛顿州，人们在试验建立自己的社区银行，目前看来运作得并不比别的银行差。我在欧洲一直在调查一个规模很大的「伦理银行」运动，此刻欧洲已有五百多万人在做伦理银行业务。它实际上是合作社：利润归银行的成员，投资只求足够的回报让银行运转下去。

我今天没提这些，因为我集中讲的是政治取向更强的运动。我也没提我的另一项研究，就是我的下一本书，十一月出版，不是十月，叫《另一种生活是可能的：危机中的另类经济文化》。它同样有经验基础，讲的是人们正在用哪些方式改造自己的生活。这在运动内部是一场大辩论。比较传统的社会运动派说：我们得换掉议员，得走政治制度的路。运动里的许多其他人则说：好，这会很漫长，我们也会做，但太漫长了。我三十五岁，见鬼，我现在就要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不是等革命成功以后。革命可以等，我不能等。于是就有了大量的时间分享、时间银行、另类融资、自我消费、自我生产，各种经济实践，但遵循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逻辑。我倒同意您话里的意思：短期内，这些东西在物质上、实践上会更见效，因为人们知道自己已经在过另一种生活了。

眼下在欧洲，我不知道美国的精确数据，我想这里还不是，但在欧洲，多数人赞同「少工作、少拿钱」。为什么？因为生活不只是拿工资干活。有意思的是，与此同时欧洲又有大规模失业。失业可以当作悲剧，也可以当作机会：反正他们不会雇我，那就围绕另一套价值来安排生活。这个方向上的运动越来越多，就连意识形态最强的派别里也出现了一个庞大的「降增长」（degrowth）运动，许多人主张放慢经济增长，甚至开始负增长，不再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各位也知道，经济学如今有一个正在壮大的分支叫幸福经济学，其中用到了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数，这个指数在全世界引起过讨论。换句话说，我想说的是：在具体的政治运动之外，文化正在发生一场地壳式的变动。因为人们普遍不信任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不是不信任资本主义，不是不信任另一种形态的资本，而是不信任这一种资本主义。问起来，多数人说，不，资本主义没问题；是这一种资本主义有问题吗？是，这种不受控制的、投机的、非企业家式的全球金融资本，不创造财富，只发明财富，把我们的财富从我们手里拿走。这是一场根本性的运动，又和政治合法性危机叠在一起。把两者放在一起看：人们既不信任掌管他们钱的人，也不信任掌管他们选票的人。我们正处在一场地壳式的变动之中，它有各种不同的表现。

问答：文化差异与分享文化

提问者： 我对您理论中的跨文化面向感兴趣。您没怎么谈中国或远东文化，它们有相当鲜明的文化特征。您谈了很多普遍性的东西，可一旦涉及治理和社会运作方式，就会反映某种文化规范、某些共同价值，而您所说的互联网现象、传播，您所主张的理论，总会以某种方式影响这些。能否谈谈跨文化的方面，以及在您看来是什么使它成为普遍的？也就是说，规范性的价值，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一个社会由什么定义，这些如何受您的理论影响？

卡斯特： 谢谢。这有两个层次。一方面，从经验上说，世界上不存在文化的同质性，文化多样性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但在这之上，有某种全球性的世界主义文化，有两种。一种是消费主义，这是全球普遍的文化；另一种是把人类当作一个物种来看待的共同价值，物种的保存，自然的保存，也就是广义的生态。一个显然是资本主义的，另一个不是。这是两种正在扩张的普遍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民族的、族群的、宗教的文化认同在加强，同时这两种主要文化也越来越被共享。

共享文化还有另一个方面，我认为是新的，和互联网相连。被共享的，是分享的文化本身。意思是，我上网，找到人，连接起来，建构一种新的亚文化，同时又和其他文化组合，但我们都同意一点：互联网是根本的。这就是分享的文化，也是为什么保卫互联网的战斗已经打响，不只是「匿名者」，还有很多别的。为什么？因为互联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共地。如果人们觉得互联网被从自己手里夺走了，尤其是青少年和年轻人，那是唯一能让他们开始造炸弹的事。你要是拿走他们在互联网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那可真是一件大事。所以这种分享的文化相当根本。

至于政治文化，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传统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正在成长为共享的政治文化。多数国家的人都同意选举很重要、很根本，这一点上，今天的中国内部就存在矛盾。但另一方面，这种共享的政治文化在多数情况下，尤其在社会运动中，还包含另一个维度：参与式民主成了民主的新边疆。没有参与式民主的纯粹代议民主，实际上是空的，很快就会无力管理自治的进程。为什么参与式民主现在变得可能了？运动史上有些很有意思的讨论：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人们争论基层民主、参与式民主，大家其实都同意，可它不切实际，因为总得在某一刻做决定，而你没法把规模放大。互联网让你能放大规模。所以，网络民主的时代似乎到了。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一场老争论。马克思主义者说：权力必须集中，否则没有效率。无政府主义者说：可一旦集中，就成了专制。现在的无政府主义者，我称之为新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们不是组织化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说：你们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总说，生产力的发展使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成为可能吗？这正是发生了的事，只不过不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十九世纪的意识形态，无政府主义是二十一世纪的，因为互联网现在让去中心的民主、去中心的参与、集体决策成为可能。我觉得这是一场引人入胜的讨论。

问答：无互联网即无运动

布朗： 已经超时了，最后一个问题。我想是您排在下一个。

提问者： 在社会运动中工作、或者建设社会运动的人，怎样和这些技术相处？他们需要考虑什么？

卡斯特： 谢谢。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简短地回答，我们可以稍后接着谈：没有互联网上的社交网络，这些运动就不存在，就这么简单。会有别的社会运动，也许有，但那是假设性的问题。这些运动中的每一个，所有地方的所有抗议、所有行动，都从互联网开始。所以在我看来，唯一相关的问题是：至少对运动和互动的相当一部分来说，经由互联网会带来哪些物质的和文化的后果。至于「革命能不能被推特」之类的讨论，我坦率地说是空洞的。革命没被推特？不，被推特了。从经验上说，确实被推特了。吉拉德·洛坦等人做的精彩分析，还有推文流的研究，这些优秀的研究者用数据展示了推文如何组织了阿拉伯革命。当然不只是推文，但没有推文，你解释不了这个过程、它的发展、它的参与，等等。这就是要点。技术一如既往，嵌在社会实践里。运动起于别的原因，但没有这项技术，它会再一次被碾碎。对我来说，埃及最重要的是这样一组对照：2008年那次尝试，尤其在开罗以北那座工人城市，是怎样被碾碎的，成千上万人丧生；而从那次幸存下来的同一批人组建了「四月六日运动」，以突尼斯为引信，在2011年1月于互联网上发起了另一种运动，成功了。

所以，到了今天，你无法想象没有互联网、不考虑互联网含义的社会运动、非营利组织、倡导团体，或者茶党。但互联网有它的含义：它需要互动，需要横向性。政治家们后来说，哦对，我们忘了互联网。奥巴马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理解互联网潜力的人，这对他竞选的筹款和组织起了决定性作用。现在所有政治家都想照做，把它当作魔法药水：做个好网站，建个好的网络，我们就赢了。可互联网的文化定义只有一个词：自主。互联网是自主的技术。如果你不打算把自主权交给跟着你的运动，最好别碰互联网，否则你会有麻烦。因为人们一旦当真看待自己的自主，又有了技术工具，他们就不再需要你。奥巴马现在还在继续他那一套互联网做法，可已经不灵了，对吧？因为人们自主地做了别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