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之问的最后一问说，相信最后不是看理由，是看人：看把手交给了谁。把手交出去，就是服从的开始。而服从，是一切共同生活的起点。人为什么要一起生活，第四卷从这里问起；而一起生活的第一件事，就是有人说了算。

权力凭什么要求我们服从？

这个问题在两千年里被回答过很多次：因为你同意了，因为它保护你，因为一直如此，因为规则这样写。这些回答都预设了一件事：发号施令的是人。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说了算的东西没有脸。

一没人看着，也停在红灯前

深夜，路口没有车，没有人，红灯亮着。大多数人会停下来等。没有人强迫，没有人看见，停下来的理由是什么？不是恐惧，没有摄像头；不是算计，闯过去更快。是一种更深的东西：规则在那里，我们服从它，几乎不经过思考。

服从这件事每天都在发生，交税，排队，遵守合同，接受判决。绝大多数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在服从，因为它太自然了。只有当规则对我们不利、或者当我们开始问“凭什么”的时候，服从才显出它是一个需要理由的东西。

二门开着，它不走

苏格拉底被判死刑，朋友克里同安排好了越狱，他拒绝了。他设想雅典的法律来对他说话：是我们让你出生、受教育、成家，你七十年没有离开，这就是同意；现在判决对你不利，你就要毁掉法律吗？一个人不能只在法律有利时享受它，在不利时逃避它。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把服从的理由讲成一种默示的同意：你留下了，你就答应了。它也第一次暴露了这个论证的问题：留下，真的等于答应吗？一个从没想过离开、也没有能力离开的人，他的留下算什么？苏格拉底不走，是因为他真的同意，还是因为他是苏格拉底？

三霍布斯与洛克：同意的两种价码

霍布斯把服从的根据讲得最简单：没有共同权力，人对人是狼。所以人们互相约定，把自己的权利交给一个主权者，条件只有一个，它保护我们的生命。反抗它就是回到自然状态。权力凭什么要求服从？凭它让你活着。这个回答很低，也因此很难反驳。

洛克同意服从来自同意，但把条件说得清楚：政府的权力是受托的，不是让渡的，它侵犯生命、自由、财产时，人民可以收回。他还提出默示同意：一个人使用道路、继承财产、享受保护，就默示地同意了。两人共用一个词，同意，却开了两个价：霍布斯说交出一切换安全，洛克说交出一部分，随时可以要回来。上一卷第十一问已经在这两个价码之间走过一遍。

四休谟：签名那一栏，从来是空的

休谟看了一眼历史，然后说：从来没有人签过字。几乎所有政府都起源于征服、篡夺或世袭，找不到任何一份原始契约。所谓默示同意更是虚构：一个穷苦农民不懂外语、不知他乡，说他因为没有离开就同意了政府，就像说一个被带上船的人同意了船长的统治，因为他没有跳海。

服从的真正理由是效用：没有政府，社会无法存在，所以我们服从，并且教孩子服从。这个回答把服从从道德承诺变成了实际需要。它诚实，也让人不舒服：如果服从只是因为有用，那么任何有用的权力，无论怎么来的，都可以要求服从。

五韦伯：因为一直如此，因为是他，因为写着

韦伯不问权力应该凭什么，他问人们实际上凭什么服从。他找到三种正当性。传统型：因为自古如此，父辈就服从。魅力型：因为领袖有非凡的品质，人们相信他本人。法理型：因为规则这样规定，人们服从的是职位而不是人。

现代国家主要靠第三种，而第三种最冷：你服从的是一个程序，程序后面可以是任何人。韦伯的分析把“凭什么”变成了社会学的事实，也提出了一个后来越来越尖锐的问题：当程序自动运转，服从的对象还是人吗？他在一九一九年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程序还是由人执行的。

六阿伦特：一起站着的，和拿棍子的

阿伦特反对把权力理解为强制。权力从来不属于个人，它属于一群人，在他们一起行动、互相支持时产生，散了就消失。暴力靠工具，一个人拿着枪就能施加；权力靠人数，一个人不可能有。所以一个政府开始大量使用暴力，恰恰说明它的权力在流失。

按这个区分，“权力凭什么要求服从”这个问题问反了。权力本身就是服从：是人们愿意一起做某事这件事本身。当人们不再愿意，无论多少暴力都造不出权力。这个回答把服从的根据从统治者那里拿走，放回被统治者手里：不是它凭什么要求，是我们凭什么给。

七沃尔夫：跟着箭头走，指南针指向别处

沃尔夫的论证很短，短到让人不安。人的首要道德义务是自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自己判断该做什么。权威的定义是：它命令，你服从，不是因为你认为命令是对的，而是因为它是命令。这两者无法同时成立。

要么你自己判断，那么你不是在服从权威，只是碰巧同意；要么你服从权威，那么你放弃了判断。所以不存在正当的权威，只有事实上的权力。他承认这个结论没有人能照着生活，但他认为没有人驳倒了它。它把这一问逼到了墙角：如果服从就是放弃判断，那么任何“凭什么”的回答，都是在为放弃判断找理由。

八拉兹：它比你更知道你要去哪

拉兹回应了沃尔夫。权威不是要替代你的理由，而是要帮你更好地遵循你已经有的理由。一个人本来就有理由开车安全，而交通规则比他自己判断更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服从交通规则不是放弃自主，是自主的实现。权威正当的条件是：在它管辖的事情上，服从它比自己权衡更可能做对。

这叫权威的服务性构想。它很实际，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听医生的、听导航的、听规则的。它也很危险：它意味着凡是比你判断得准的东西，都有资格要求你服从。而“比你判断得准”，正是这个时代正在大规模出现的东西。

九服从与信任

上一卷的最后一问说，相信最后是看人，看把手交给谁。服从是这件事的政治形式。我们服从一个权力，不是因为我们检验过它的每一道命令，而是因为我们信任它，或者信任产生它的程序。柏拉图的同意、洛克的托付、韦伯的正当性、拉兹的服务，都是信任的不同形态。

信任有一个结构：它指向一个可以被问责的对象。你信任一个人，因为他会为自己的话负责；你信任一个制度，因为它可以被修改、被追究、被换掉。服从之所以不是奴役，是因为服从的对象有脸，你可以对着它说不，它必须回答。

十它说了算，因为它算得准

现在看 AI。越来越多的决定由系统做出：给谁贷款，谁被录用，哪条路走，哪个内容被看到，一个人的风险有多高。这些决定被服从，理由是拉兹式的：它比你判断得准。它看过更多案例，它不会累，它不带偏见，或者说它的偏见是均匀的。按服务性构想，它是正当的权威，因为服从它比自己权衡更可能做对。

按韦伯，这是法理型正当性的极端形式：你服从的不是人，甚至不是职位，而是一个程序，程序后面没有任何人。按休谟，这是纯粹的效用：它有用，所以被服从，没有人签过字，也不需要。按阿伦特，它不是权力，因为它不是人们一起行动的产物；它也不是暴力，因为它不用工具。它是第三种东西，一种没有名字的服从。

十一冲着一个没有脸的东西喊

真正的问题在第九节说的那个结构上。服从之所以不是奴役，是因为服从的对象可以被问责。而一个系统没有脸。你可以对它说不，它不会回答；你可以追究它，追究到的是一个公司、一个数据集、一个目标函数，每一个都说不是我；你可以退出，但它无处不在；你可以反抗，但反抗需要一个对象，阿伦特说权力在人们一起行动时产生，而一起反对一个没有脸的东西，人们连该聚在哪里都不知道。

沃尔夫的论证在这里显出它的分量。他说服从权威就是放弃判断，这在权威是人的时候听起来极端，因为人的权威可以被质疑、被说服、被换掉，服从它不等于永久放弃判断。但一个不能被说服的权威，服从它就真的是放弃判断了，而且是无法收回的放弃。拉兹说权威正当的条件是它比你准；他没有说，当它比你准而且你无法向它问责时，会怎样。

十二所以，权力凭什么要求我们服从？

柏拉图说凭你的默示同意，霍布斯说凭它让你活着，洛克说凭你的托付而且可以收回，休谟说凭它有用，韦伯说凭传统、魅力或规则，阿伦特说权力本身就是一起行动，沃尔夫说凭什么都不行，拉兹说凭它帮你做对。这些回答加起来，画出了服从的一个条件：无论凭什么，服从的对象必须是可以被问责的东西。

AI 提供了一种满足拉兹条件、却不满足这一条的权威：它算得准，但它没有脸。这一问因此在今天有了新的形式：不是权力凭什么要求服从，而是当一个东西凭“算得准”要求服从时，我们怎样给它一张脸。而给它一张脸的第一步，是决定谁来替我们做这些决定，以及凭什么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