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il Postman: Talk in Los Angeles, 1993-07-28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媒介理论家、《娱乐至死》作者尼尔·波兹曼应艾伦·凯之邀，在洛杉矶为苹果公司的研究人员发表演讲，题为「信息至死」（Informing Ourselves to Death）。这是凯主持的系列论坛的第一场。波兹曼以外行自居，把矛头直指在座的计算机专家；演讲之后，认知科学家唐纳德·诺曼等听众与他有一番针锋相对的交锋。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

媒介改变思维方式

凯： 这是我们系列论坛的第一场。我想请尼尔·波兹曼来苹果已经想了很多年，这次终于找到机会，因为他这周正好在洛杉矶，来看望一个同样在计算机行业工作的孩子。我琢磨过该怎么介绍他。在座各位之所以来，我想是因为读过他的书，已经觉得认识他了。所以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开场，是回到柏拉图的几篇对话录。苏格拉底大概是所有人最喜欢的哲学家，可他说过一些在我们看来很奇怪的话。其中一条是，他不喜欢书写，而书写在我们看来是极其重要的东西。他不喜欢书写的理由之一是：书写迫使你去跟随一个论证，而不是参与其中。所以他认为书写是一种疏离。他尤其不满的一点是，一个人可以把话写下来，然后走开，然后死掉，你永远没办法把他找出来，说服他承认自己错了。

凯： 所以早在那时候，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书写不只是把口头言语转录下来。它的存在本身就改变了思维的方式，改变了你将要进行的话语的类型。此后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印刷机不同于手抄本，它带来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电视也不同于此前的一切媒介。到了本世纪的某个时刻，人们开始用一种更强硬的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媒介在承载讯息的时候并不是无辜的，因为你必须改变你自己，才能接收到那个讯息。媒介最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它传送了什么讯息，而在于你决定用它来交流之后，你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

凯： 过去二十五年里，在诸多不同领域对这些观念思考最深、观察最透的人，我认为就是尼尔·波兹曼。对我影响最大的那些观念和思路，多多少少都来自读他的书。他近年的一本书叫《娱乐至死》，说的基本上是：我们一直担心一九八四，担心奥威尔描绘的那种前景，可我们真正该担心的是《美丽新世界》，因为我们的文化是用快乐而不是用痛苦来实施控制的。电视就是这种控制的一种体现。今天我请尼尔来，不是讲娱乐至死，而是讲信息至死。

外行人的视角

波兹曼： 谢谢，艾伦。英国大剧作家、社会哲学家萧伯纳说过，一切专业都是针对普通人的共谋。他的意思是，那些属于精英行当的人，比如医生、律师、教师、科学家，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殊地位，会造出一套一般公众根本听不懂的词汇。这样一来，外人就无从知道这个行当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而行内人也就免于被人仔细审视和批评。换句话说，各种专业都用技术黑话筑起一道令人生畏的高墙，墙外那些好奇的、陌生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

波兹曼： 我跟萧伯纳不一样，我对此并无怨言，因为我自认为是个职业教师，我和任何人一样欣赏技术黑话。不过，要是偶尔有个不懂我们行当秘密的人被放进内室，说几句没受过训练的看法，我也不反对。这样的人有时会给出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意见，或者更好，看到某个被专业人士忽略了的东西。今天早上我就是为这个目的，冒昧来跟各位说话的。我对计算机技术懂得不多，至少不比一般人多，而一般人懂得当然很少。我不太明白是什么让一个程序员或者计算机科学家兴奋。听计算机专家们谈话，我只觉得一个比一个神秘。所以我完全够格当一个外行。但我想，这里需要的可能不只是一个外行，而是一个有自己观点的外行，他的观点也许对内行有用。这就是我接受艾伦邀请来这里的原因。

波兹曼： 我相信我对技术给文化带来了什么略知一二，而对技术从文化中拿走了什么，我知道得更多。事实上，我可以一开始就说，技术拿走了什么，恰恰是计算机专家们显然知之甚少的题目。我听过许多计算机技术专家谈论计算机将带来的好处。除了一两个例外，比如约瑟夫·维森鲍姆（Joseph Weizenbaum），还有杰伊·戴维·博尔特（J. David Bolter），我没有读到过任何人认真、全面地写过计算机技术的坏处。这让我觉得奇怪，也让我怀疑这个行当是不是在隐瞒什么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计算机专家们身上似乎缺少一种东西：技术上的谦逊。

技术是浮士德交易

波兹曼： 毕竟，凡是研究过技术史的人都知道，技术变革从来都是一场浮士德式的交易。技术给予，技术也拿走，而且两者未必对等。一项新技术有时创造的多于毁掉的，有时毁掉的多于创造的，但从来不会只有一面。印刷机的发明就是绝好的例子。印刷催生了现代的个体观念，却摧毁了中世纪的共同体感和社会整合。印刷造就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一种稀罕的、精英化的表达形式。印刷让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情感变成了一场迷信操练。印刷助长了民族国家的成长，但也因此把爱国主义变成一种卑劣的、甚至嗜血的情绪。

波兹曼： 换一种说法就是，新技术总是偏袒某些人群，伤害另一些人群。比如学校教师，从长远看大概会被电视淘汰，就像铁匠被汽车淘汰，游吟诗人被印刷机淘汰一样。技术变革的结果，永远是有人赢，有人输。

计算机的赢家与输家

波兹曼： 就计算机技术而言，无可争辩的是，它增强了大型组织的力量，比如军事机构、航空公司、银行和税务部门。同样清楚的是，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领域的高层次研究者，如今离不开计算机。可是，计算机技术至少到目前为止，对广大普通人有多少好处呢？对钢铁工人、菜店老板、教师、汽车修理工、乐手、面包师、泥瓦匠、牙医，以及其他大多数如今被计算机闯入生活的人？

波兹曼： 这些人的私事更容易被私人机构拿到了。他们更容易被追踪、被控制。他们要接受更多的审查，对于那些关于他们自己的决定，他们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他们越来越经常地被简化成一串数字。他们被垃圾邮件彻底淹没，成了广告公司和政治组织的现成靶子。我还要加一句：学校教他们的孩子操作计算机，而不是教那些对孩子有价值得多的东西。一句话，输家几乎得不到任何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这当然正是他们成为输家的原因。

波兹曼： 可以预料，赢家会鼓励输家对计算机技术抱以热情。赢家向来如此。于是他们有时告诉输家，有了个人电脑，普通人可以把支票簿记得更整齐，把菜谱管得更有条理，把购物清单列得更合逻辑。他们还告诉输家，可以在家投票，在家购物，在家获取想要的一切信息，从此社区生活就完全没有必要了。他们告诉输家，生活将过得更有效率，却小心地不说这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讲的，也不说这种效率的代价是什么。

波兹曼： 要是输家起了疑心，赢家就用计算机的种种奇迹让他们眼花缭乱。这些功能大多跟输家的生活质量关系不大，但确实令人赞叹。最后输家屈服了，部分原因是他们相信，掌握计算机技术的大师们那种专门知识，是一种智慧。大师们自己当然也这么相信。结果就是有些问题永远不会被提出来，比如：计算机会赋予谁更大的权力和自由？又会削减谁的权力和自由？

机械钟与印刷术

波兹曼： 如果我把这一切说得像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好像赢家清楚地知道什么被赢得、什么被输掉，那也不尽然。因为赢家并不总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这一切会通向哪里。十二、十三世纪发明机械钟的本笃会修士们相信，这样的钟可以让他们每天必须遵守的七次祈祷有一种精确的规律性。事实上确实如此。但修士们没有意识到的是，钟不只是用来记录时辰的工具，也是用来同步和控制人们行动的工具。于是到了十四世纪中叶，钟走出了修道院的围墙，给工匠和商人的生活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精确的规律性。机械钟使定时生产、固定工时和标准化产品的观念成为可能。没有钟，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钟是一群想更严格地侍奉上帝的人发明的，最后却成了对那些一心侍奉金钱积累的人最有用的技术。技术总有这类始料未及的后果，而在一开始，谁赢谁输、什么赢什么输，往往并不清楚。

波兹曼： 我再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子。约翰·古腾堡据各种记载都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要是他听到异端马丁·路德宣称，印刷术是「上帝最高的恩典之举，福音的事业借此得以推进」，一定会吓坏。古腾堡以为他的发明会推进神圣罗马教廷的事业，实际上它却带来了一场革命，摧毁了罗马教会的垄断。

波兹曼：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问：掌握计算机技术的大师们，是不是也以为自己在做某件事，就在这栋楼里，你们以为是在为我们所有人做的某件事，而这件事你们将来可能会有理由后悔？我认为有。在剩下的时间里，我想试着解释计算机可能危险在哪里，以及为什么。当然，我相信各位有足够的开放心态，愿意听一听这个外行怎么说。

假新闻实验

波兹曼： 我想先跟各位讲一个小实验，这几年我在纽约大学断断续续地做过。有些人把这个实验说成是一种欺骗和利用。我只好指望各位的幽默感来替我解围了。做法是这样的。最好在早上，当我看到某位同事手里显然没有《纽约时报》的时候。「今天早上看《时报》了吗？」我问。如果同事说看了，那天就没有实验。如果回答是没看，实验就可以进行。「你应该看看二十三版，」我说，「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讲明尼苏达大学做的一项研究。」对我们纽约人来说，明尼苏达是个挺偏僻的地方，所以我选它。「真的？讲什么的？」这是通常的回答。

波兹曼： 这时我的选择只受我想象力的限制。我可能这么说：「他们做这项研究，是想弄清楚减肥吃什么最好。结果发现，在正常饮食之外每天吃六个巧克力泡芙，效果最好。泡芙里似乎有一种特殊的营养素，叫恩科米亚二恶英（encomial dioxin），能以惊人的速度消耗卡路里。」还有一种说法，我喜欢用在那些在加利福尼亚住过的同事身上：「我想你会想知道这个。约翰·霍普金斯的神经生理学家发现，慢跑和智力下降之间有关联。他们在五年里测试了一千二百多人，发现慢跑的时间越长，智力就相应下降得越多。他们还不清楚原因，但事实就是这样。」

波兹曼： 我想各位现在明白我在实验里的角色了：报告某件相当荒唐的、可以说是难以置信的事。那么让我告诉各位一些结果。除非我是第二次或第三次对同一个人做这件事，否则大多数人会相信，或者至少不会完全不相信我说的话。有时他们说：「真的？有这种事？」有时他们愣一下，回一句：「你说那个研究是在哪儿做的？」有时他们说：「你知道吗，我好像也听说过类似的事。」

波兹曼： 从这些结果可以得出几个结论。其中一个，H·L·门肯五十年前就说过：没有哪种想法愚蠢到找不到一个教授去相信它。这更像是一种指控，而不是解释，何况我也在非教授身上试过这个实验，结果大致相同。另一个可能的结论，乔治·奥威尔也是大约五十年前说的：今天的普通人，跟中世纪的普通人差不多一样天真。中世纪的人无条件相信宗教的权威，今天我们无条件相信科学的权威。

洗过的牌

波兹曼： 但我认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结论。它和奥威尔的观点相关，但又和它形成一个直角。我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几乎是无法理解的。几乎没有任何事实，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能让我们惊讶多久，因为我们没有一幅全面而一致的世界图景，能让那个事实显得像一个不可接受的矛盾。我们相信，是因为没有理由不相信。没有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形而上学的、逻辑的或精神的理由。我们生活在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时候都讲不通的世界里，连技术上都讲不通。

波兹曼： 我不打算在这里对各位做这个实验，尤其是在讲过它之后。可是，如果我告诉各位，你们此刻坐的椅子是用一种特殊工艺做的，用的是腌鲱鱼的皮，你们凭什么反驳我？就你们所知，实际上就我所知，腌鲱鱼的皮完全可能做成你们坐的椅子。如果我再找一位工业化学家来证实这一点，让他描述一种谁也听不懂的工艺，你们今天晚些时候也许就会告诉别人，自己一上午都坐在一条腌鲱鱼上。

波兹曼： 也许我可以用一个类比把这一点说得更清楚。如果你打开一副全新的扑克牌，一张一张翻过来，你对它们的顺序会有相当清楚的预期。从黑桃A翻到黑桃九之后，你会预期下一张是黑桃十。如果翻出来的是方块三，你会吃惊，会想这是副什么牌。但如果我给你一副洗过二十次的牌，让你翻，你就不会预期任何特定的牌。方块三和黑桃十的可能性一样大。既然没有任何理由假定某种顺序，无论翻出什么牌，你都没有理由不信，甚至没有理由惊讶。所以要点在于：在一个没有精神秩序或智识秩序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不可信的，因此也没有什么会让人特别惊讶。

从中世纪到伽利略

波兹曼： 事实上，奥威尔对中世纪的普通人很不公平。中世纪的信仰体系更像我那副全新的牌。当时存在一种有秩序的、可理解的世界观，起点是一切知识和善都来自上帝。教士们对世界的说法，是从他们神学的逻辑里推导出来的。人们被要求相信的事没有一件是任意的，包括这样一条：世界本身是在公元前四〇〇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上午九点创造的。这一点可以解释，而且解释得相当清楚，几乎人人满意。一万个天使能在针尖上跳舞，也是如此。只要你相信《圣经》是上帝启示的话语，相信宇宙中住满天使，这就说得通。中世纪的世界固然神秘，充满恐怖，但它并不缺少秩序感。普通男女也许不能清楚地理解自己艰苦的生活如何嵌进那个宏大而仁慈的设计，但他们毫不怀疑这样一个设计的存在。而他们的教士们，完全能够从少数几条原则出发，通过演绎，把这个设计弄得即便算不上理性，至少也是融贯的。

波兹曼： 我们现在的处境大不相同，我想也更可悲、更混乱，当然也更神秘。它更像我说的那副洗过的牌。没有一种一贯的、整合的世界观，作为我们整座信仰大厦的地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比中世纪的人更天真，也更恐惧，因为我们几乎可以被说服相信任何事情。对大多数人来说，腌鲱鱼的皮，跟乙烯基合金或者恩科米亚二恶英一样，都差不多讲得通。

波兹曼：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切都不是我们的错。请允许我把凯歇斯的智慧倒过来说：错不在我们自己，而几乎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在星辰。当伽利略把望远镜转向天空，也让开普勒看了一眼，他们在星辰中没有发现任何魔力或授权，只有几何图形和方程。上帝似乎与其说是道德哲学家，不如说是数学大师。这一发现推动了物理学的发展，却给神学带来了纯粹的伤害。在伽利略和开普勒之前，人们可以相信地球是宇宙稳固的中心，上帝对我们的事情格外关心。此后，地球变成了宇宙某个隐蔽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星系中的孤独流浪者，而我们只能怀疑上帝是否对我们有一丝一毫的兴趣。中世纪那个有秩序的、可理解的世界之所以开始瓦解，是因为人们再也不能在星辰中看到一张朋友的脸。

信息从资源变成洪流

波兹曼： 还有一样东西，曾经是朋友，如今也翻脸对着我们了。我指的是我们所说的信息。曾经有一个时代，信息是一种资源，帮助人类解决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中具体而紧迫的问题。中世纪信息匮乏，但正是这种匮乏使信息既重要又有用，甚至可以说是神圣的。然后印刷机来了，制造出我们今天所说的信息爆炸。印刷机发明四十年后，六个国家的一百一十个城市有了印刷机。五十年后，印出的书超过八百万册，几乎每本都装满了此前普通人无从获得的信息。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计算机技术开启了信息时代」这个说法更具误导性。开启信息时代的是印刷机，此后我们再也没有摆脱过它。但当初那条解放的溪流，如今变成了一道混乱的尼亚加拉瀑布。

波兹曼： 拿我们自己的国家做例子。美国现在面对的是这样一幅景象：二十六万块广告牌，一万七千种报纸，一万三千种期刊，两万七千家录像带出租店，四亿六千万台电视机，六亿多台收音机，汽车里的还不算。每年出版四万种新书，全世界是三十万种。美国每天拍下四千一百万张照片。顺便记一笔，拜计算机所赐，每年有六百亿件，六百亿件广告垃圾邮件塞进我们的信箱。从十九世纪的电报和摄影到二十世纪的硅片，每一样东西都在放大信息的喧嚣，直到今天，对普通人来说，信息已经跟解决问题不再有任何关系。

波兹曼： 信息与行动之间的纽带被切断了。信息如今是一种商品，可以买卖，可以当作娱乐，可以像衣服一样穿在身上抬高身价。它不加区分地涌来，不针对任何人，与用途脱节。我们被信息撑坏了，淹没了，管不住它，也不知道拿它怎么办。而我们不知道拿它怎么办，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我所说，我们对自己、对宇宙、对彼此的关系、对这个世界，不再有一个融贯的认识。我们不再像中世纪的人那样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换句话说，我们不知道什么信息与我们的生活相关，什么信息不相关。第二，我们把全部精力和才智都用来发明机器，而这些机器除了增加信息的供应之外什么也不干。结果，我们抵御信息过剩的防线崩溃了。我们的信息免疫系统失灵了。我们不知道怎么过滤它，不知道怎么减少它，也不知道怎么使用它。容我这么说，我们患上了一种文化艾滋病。

什么不是信息不足

波兹曼： 就在这样的处境里，计算机来了。各位比我更清楚，计算机有一种普适性，不仅因为它的用途几乎无限多样，也因为计算机通常被嵌进其他机器的结构里。所以，要我对计算机的每一种可能用途发出警告，那是愚蠢的。但不可否认，计算机最显眼的用途都跟信息有关。人们谈论信息科学的时候，谈的就是计算机：怎么存储信息，怎么检索信息，怎么组织信息。对大多数人来说，计算机是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我怎样才能更快地得到更多信息，而且形式更好用？

波兹曼： 这些看上去是合理的问题。但现在我想向各位提几个在我看来更合理的问题。如果发生核浩劫，会是因为信息不足吗？波斯尼亚的战争是信息不足的结果吗？如果埃塞俄比亚的孩子饿死了，是因为信息不足吗？南非的种族主义，是因为信息不足才存在的吗？如果罪犯在纽约和洛杉矶的街头游荡，是因为信息不足吗？再说到更个人的层面。如果你和你的配偶在一起不快乐，最后离了婚，会是因为信息不足吗？如果你的孩子行为不端，给家里丢脸，是因为信息不足吗？如果你家里有人精神崩溃，会是因为信息不足吗？

波兹曼： 我想各位不得不承认，折磨我们的东西，在文化层面和个人层面给我们带来最多痛苦和不幸的东西，跟计算机所能提供的那类信息毫无关系。计算机和它的信息回答不了任何一个根本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面对，才能让生活更有意义、更有人性。计算机不能提供一个起组织作用的道德框架。它不能告诉我们什么问题值得问。它不能提供一种途径，让我们理解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彼此争斗，为什么体面常常离我们而去，尤其是在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计算机是一件华丽的玩具，让我们分心，不去面对那些我们最需要直面的东西：精神的空虚，对自身的认识，以及关于过去和未来的可用的观念。

技术弥赛亚

波兹曼： 那么，该为此责怪计算机吗？当然不。它毕竟只是一台机器，一台奇妙的机器，但只是机器。可它通常是在一片号角声中作为技术弥赛亚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传令官们说，通过计算机，我们会让教育变得更好。真是笑话。我们会让宗教更好，政治更好，我们的头脑更好。最妙的是，我们会让自己变得更好。这当然是胡说，只有年轻人、无知的人或者愚蠢的人才可能相信。

波兹曼： 我刚才说计算机不该受责怪，这是对的，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会责怪大象胃口大，不会责怪石头硬，也不会责怪云遮住太阳。那是它们的本性，我们对它们也不指望别的。但计算机也有本性。不错，它只是一台机器，但它是一台被设计来处理和生成信息的机器。计算机干的就是这个。因此它们有自己的议程，有一条明白无误的讯息。这条讯息是：通过越来越多的信息，包装得越来越方便，送达得越来越迅速，组织得越来越整齐，我们就能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

波兹曼： 于是，所有聪明的年轻男女都相信这一点，为计算机创造出种种精巧的功能，希望我们借此变得更有智慧、更体面、更高尚。谁能怪他们呢？成为这项奇妙技术的大师，他们会获得声望和权力，有些人甚至会成名，因为这个世界上住满了相信「信息越多越接近天堂」的人。这样的世界里，计算机科学家当然是王。但我坚持认为，这一切是对人类才能和精力的一场巨大而危险的浪费。我还坚持认为，那些信息技术的天才，不是我们能够求助的人，他们给不了我们赖以存活的新的、增进生命的叙事。

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波兹曼： 他们会给我们「星球大战」，然后告诉我们这就是核战争的答案。他们会给我们人工智能，告诉我们这是通往自我认识的道路。他们会给我们即时的全球通信，告诉我们这是通往相互理解的道路。他们会给我们虚拟现实，告诉我们这是精神贫困的答案。但这些只是技术员、贩卖事实的人、信息瘾君子和技术白痴的路数。美国哲学家亨利·大卫·梭罗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一切发明，都不过是通往一个未经改善的目的的、经过改善的手段。歌德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一个人每天都该试着听一支小曲，读一首好诗，看一幅好画，如果可能的话，说几句理智的话。苏格拉底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过。先知弥迦是这么告诉我们的：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要是有时间，我还可以告诉各位孔子、以赛亚、耶稣、穆罕默德、佛陀、斯宾诺莎和莎士比亚说过什么，不过各位已经很清楚了，都是一回事：我们逃不开自己。人类的困境一如既往，我们把自己裹在技术的荣光里，用信息把自己撑饱，解决不了任何根本的问题。连最不起眼的漫画人物都懂这个道理。我引一句聪明的老负鼠波戈的话来结束。我把他的话送给在座所有的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和技术弥赛亚。波戈说：我们遇见了敌人，敌人就是我们自己。谢谢各位。

媒介平衡与社会机构

波兹曼： 艾伦，我得说，我现在有点像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对着主教们讲话的感觉。

凯： 我小时候很少有机会在教堂里站起来，在布道之后向牧师提问。你知道，你说的许多话我实际上是同意的。不过我想问的是，你实际上呼吁的，是不是一种更好的平衡？这个说法可能有点软弱。中世纪显然也得有它自己的信息系统，有它表达信念的方式，只不过它找到了一种更稳定的形式，部分原因是把宇宙缩小了一点。所以人类摆脱不了这个：作为人，我们总归有某种信息系统。我更愿意把你的抱怨比作这样一件事：现代文明能造出我们吃得下的任何数量的脂肪、糖和盐，而我们的身体不知道该摄入多少脂肪、糖和盐，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吃够过。

波兹曼： 我同意，这也许该是另一场稍微不同的演讲的题目。但我确实同意，一种文化里各种媒介之间的平衡是非常值得追求的，用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话说，它有助于让我们的感官系统保持健康。我以前对电视的一项指责就是，在计算机大举来袭之前，电视已经成了我们整个文化的指挥中心，某种程度上现在仍然是。我的意思是，如果电视只是影响人们的众多媒介之一，它就不会成为一个特别的问题。可现在一切都失衡了，其他媒介的经验都被推到了文化的边缘。我认为这同样危险。不过我们还是得面对这个问题。它不是计算机造成的，但计算机当然放大了它：面对信息过剩，该怎么办。

波兹曼： 我刚才没有展开讲，但抵御信息过剩的过滤器之一，向来是社会机构：政党、家庭、学校、宗教体系。它们帮助人们过滤信息，让人知道什么该注意，什么不该注意。比如一份大学课程目录，就是一套信息管理系统。看一份大学课程目录，你就知道教授们认为什么值得学；看目录里没有什么，你就知道教授们认为什么不值得学。这就是帮助人们管理信息的一种方式，让人知道什么相关，什么不相关。家庭也是这样做的，或者说曾经是这样做的：对年轻人保守秘密，或者持有一些过去叫作「价值观」的东西。宗教体系劝导并引导人们，什么信息该留意，什么信息该忽略。

波兹曼： 我昨天对另一群人提到，我小时候政党非常重要，现在不那么重要了。我的学生告诉我他们投票，我问他们打算投给谁，他们总是说：「我会投给最好的人。」我觉得这是个荒唐的想法。我看得出来，各位有些人不觉得荒唐，从你们的表情就能看出来。我第一次有资格投票，是纽约市的市长选举。我决定投给共和党候选人，把这话告诉了我父亲。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民主党候选人又无知又腐败。我父亲说：「可民主党候选人一向又无知又腐败。你想让共和党赢吗？」当年我们都相信，民主党代表我们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立场。所以我们有一套理论，帮我们管理信息。这套理论是：民主党代表我们，所以共和党说什么，我们一概不用理会。这很好，省了我们不少麻烦。当然还有一条修正：我们只听民主党人说话，但南方的民主党人除外，因为他们是种族隔离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所以也不用理会。我想说的是，政党也是一种社会机构，给人一种如何控制信息的感觉。现在，许多这样的社会机构都在衰弱，在大多数人心里不再有权威。这就让我们变得脆弱，而且脆弱的方式是我们此前没有真正预料到的。

诺曼的反驳

诺曼： 我得站起来说，因为这是一个主题。我读你的书读得很开心，尤其是《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你的论证和前提我大多同意，但你的结论，我从根本上不同意。我站起来，是想看看能不能把话说短一点。第一，我认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得多。当然比中世纪好。哪怕是一百年前，我都不愿意过国王的生活，更不用说普通人的。我们的舒适，我们身体上的舒适、我们的健康，我们智识上的舒适，都远远超过以往。

波兹曼： 智识上的舒适我可不敢说。

诺曼： 那就说能接触到的智识材料更丰富、更多样。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受的教育更好。我们还是可以说教育制度有缺陷，无知的人很多，但要是跟早先时代的普通人比，往回看几个世纪而不是几十年，就不一样了。第二，我认为你误解了一件事，虽然在某个层面上你是明白的：技术变革要多长时间才能到来。你说印刷机发明四十年后有了一百一十台印刷机，只有一百台左右；再过十年，印了八百万册书。你没说有多少种书，只说了总数。那是五十年。何况古腾堡也不算发明了印刷机，他只是把它完善了。那么，从大规模电视出现到现在，还不到五十年。你正当地谴责的电视的影响，其实电视还处在婴儿期，跟它成熟之后的样子完全不同。至于计算机，我完全同意你的分析。把计算机扔进教室，没错，那是无关紧要的，也是错的。但再给它五十年、一百年。

波兹曼： 你说完了吗？

诺曼： 还没有，就再说两点。

波兹曼： 关于电视很新、计算机当然也很新，因此我们做预测的时候可能都在胡说，不光是我，你们这些人也一样，我想补充一件事。我所知道的关于媒介最有意思的事实是这样的。印刷机一般认为是一四五二、五三年前后发明的，看你把谁算作发明者，就算一四五五年吧。直到一五一六年，我们才看到第一本给书页编号的书。当然，一旦给书页编号，书的功能就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件事让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我总是想，如果我一四五五年住在美因茨，在街上遇见同样住在美因茨的艾伦，艾伦对我说：「你听说古腾堡干了什么吗？」然后说他能用一台机器印书，成百万册地印。我总是幻想我会说：「艾伦，你见到古腾堡的时候，告诉他别忘了给书页编号。」这看上去太显而易见了，对吧？可是过了大约六十五年，才有人想到给书页编号。所以唐纳德，你说得很对。就这一点来说，也许此刻圣何塞正有一个孩子出生，他将来会为电视，或者为计算机，找到此刻活着的任何人都想不到的用途。而两百年后，这种用途在所有人看来都显而易见，他们会奇怪我们当初怎么会没想到。这一点我同意。

我们失去了叙事

波兹曼： 另一件事，关于你说我们今天的生活好得多。当然，通过卫生、药理学以及其他几个可以提到的领域的发明，可能还有营养和农业，不是可能，几乎肯定，我们可以说我们过得更好了。但我认为我们不该那么轻易地从「我们在物质上过得更好」滑到你刚才开始加上的「智识上也是」，你没说情感上，但我们很容易滑到那里去。我不太确定。记得梭罗在工业革命当中写的话，那时候我们显然正在改善物质生活，他却说：大多数人过着无声绝望的生活。今天每九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一生中会有一段时间待在精神病院，或者接受精神科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也时不时冒出来。唐纳德，美国青少年最常见的死因，第二常见的死因，是自杀。

波兹曼： 问题的一部分，我在演讲里暗示过了：生活在早先时代的人，至少还有一些全面的故事，我叫它们叙事，帮助赋予他们的生活以目的和意义。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来自他们的宗教体系。《创世记》就是一个伟大的叙事。美国人也曾有过一些美妙的叙事。每一个人都想得到回答的两个问题，实际上几乎是孩子学会说话之后最先问的两个问题：我从哪里来？我死后会发生什么？这两个问题永远不会消失，而《创世记》对它们有一些很美妙的回答。那么科学的回答是什么？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科学说，是一场意外。会怎么结束？科学和技术说，大概也是一场意外。唐纳德，有很多人，也许比你想的多，认为意外的人生不值得过。他们在寻找新的故事，好给自己的人生以目的和意义。所以我同意你说的许多话，只是想在这一点上加一句保留。

文化艾滋与免疫系统

听众： 回到你演讲的主题。我来这里，大概是因为我喜欢把自己跟孩子们和世上其他自欺的人站在一边。你说的很多话，都涉及人们被自己没有选择的信息所迷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并不特别认同我的观点。而我们正在做的很多事情，我想，是让计算机把人变成主动的信息寻求者，就像人们去图书馆那样，而不是被动地坐在电视机前。这会不会动摇你的看法？

波兹曼： 不会。因为另一面，这该是另一场更投契的演讲的题目，如果我还会被请回来的话。

凯： 这个题目有一部分要怪我。

波兹曼： 有时候我想，哪怕以我对计算机迄今为止所能做的事情的有限了解，我有时候想，计算机非但不是开启信息时代的东西，反而可能是终结信息时代的工具。我认为你确实可以论证：印刷机开启了信息时代，而计算机技术会在这个意义上终结它。我在演讲里用了艾滋病的比喻，我希望各位能认真对待它一分钟。我们的免疫系统的作用是清除不需要的细胞。细胞生长是正常过程，可一旦失控，免疫系统就会杀死、清除那些不需要的细胞，保持机体健康。我用「文化艾滋病」这个词，是想说：正如信息太少会威胁你的生存，信息太多同样可能威胁你的生存，除非你有某种免疫系统，我是打比方，来清除不需要的信息。而这最终可能正是计算机能为我们做的最好的事：给我们一个信息免疫系统。

波兹曼： 顺便说，我还认为，这也该放在另一场演讲里，计算机可能来得正是时候，可以成为印刷文字或者书写文字的盟友。这又回到艾伦说的平衡。因为至少要给计算机编程，或者思考你们这些人思考的东西，你就得思考思考本身，而这本身是一个高度分析性的过程，跟我们在书写中经历的那类过程没有太大区别。所以，一边是电视、电影、摄影、大众广告这些视觉媒介涌来，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敌视书写者的心智状态；另一边计算机来了，可能正好赶上恢复平衡。这也可能发生。但不是必然的。正如唐纳德说的，我们永远无法确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拿它做什么，怎么思考它。

电子媒介与认知谦逊

听众： 我认为这正是关键问题：我们拿它做什么。我想说的是，我并不确信传播技术本身就是罪魁祸首，尽管我也认为它塑造了我们的思考、互动和行为方式。我认为问题在于某种更大的东西，有人把它定义为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不过就眼下这个讨论而言，我想问，你知不知道有什么研究，考察电子媒介如何影响我们的思维？阅读是线性的、序列的，是私人的、个体的，你可以在其中驰骋想象。麦克卢汉写过一种技术在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上意味着什么。我同意电视在技术上或者说认知上比阅读退步。但计算机是不是有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塑造我们对世界的思考，非线性的，未必非序列的？这种方式是认知上的退步，还是进步？

波兹曼： 我懂得不够多。当我坐在艾伦家里吃百吉饼、喝咖啡、听他讲的时候，他会编出一整套故事，讲未来的计算机技术会怎样给我们提供一种不同的世界观，帮我们思考现在还想不到的想法，就像书写以及后来的印刷最终做到的那样。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会发现的。艾伦已经把我的演讲叫作布道，我想他说得对。从你的问题引出来，我的教义问答里有一条就是：我们都需要保罗·古德曼所说的那种技术上的谦逊。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往前走。

听众：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伦理，你只是稍微碰到了它。在我看来，它隐含在某种对信息、内容或思维的控制里，这种控制是在一个框架之内，而不是在一个道德或伦理的真空之内。我觉得这可能是你说的东西的另一面：谁是权威？谁来维持控制？数据库在谁手里？为了谁的利益？这些是我想问的问题。

波兹曼： 是的。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是同道。你可以看看一个叫加夫里埃尔·萨洛蒙（Gavriel Salomon）的人，他做过许多关于电视对思维模式的大规模影响的研究。那可能是个起点。

一九〇五年的汽车公投

波兹曼： 我愿意这样来想这件事。假设现在是一九〇五年，但我们在一九〇五年就知道我们今天对内燃机、对汽车所知道的一切。我们在黑板上列出优点和缺点。优点会很多，缺点也会很多。我们会污染空气，堵塞城市，毁掉一部分自然景观的美，制造出郊区。你们有些人会把郊区放在优点那边，我把它放在缺点这边。总之我们列了一张单子，然后对全国的男女同胞说：好，我们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了，要不要干？我们来一次公投。我想，大多数美国人看着这张单子会说：干吧。可总会有人说：好，干，但我们能不能通过教育、通过政治行动、通过社会政策，做点什么，把好处最大化，把坏处最小化？在一九〇五年，我们本来可以做很多事。一九一五年、一九三五年也可以，也许一九五五年还行。到一九九五年，就太晚了。顺便说，洛杉矶几乎在每一方面都是最可怕的例子，一种被汽车控制的文化。你什么也做不了了。

波兹曼： 一九四六年，如果有人能说：我们永远不可能确知，但让我们推测一下，一起想一想，电视会给我们什么，会从我们这里拿走什么，我们能不能做点什么，让这一边更丰富，让那一边更小？一九四六年有很多事可以做，但没有人理会。现在到了计算机，我们又在经历同样的该死的事情。没有人在教育公众，我说的不是那些花哨的宣传和辉煌的奇迹，而是有人站出来说：我们最好的猜测是，这些可能是它对我们孩子的认知影响，这是它可能对学校的影响，等等，放在这一边。那一边，也许我们会变得更像自动机之类的。我只是随口举例。这得靠你们这些真正懂行的人来告诉我们，帮我们推测。当然，我们总还得说一句：会有无法预见的后果，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我是个外行，一个溜进这个环境里的师范教育者。

电话与伸手触碰

听众： 你谈了很多信息，你的一个类比是印刷机。我想知道你怎么看传播，以及计算机和电话之间的类比，我觉得这个类比相当有力。举一个小例子：在线服务和电子公告板上，真正兴旺的不是信息服务，而是电子邮件。那是传播。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之前没有被提出来。

波兹曼： 我有点怀疑。艾伦昨天很努力地教我电子邮件是怎么回事。但顺便说，我对电话就有点怀疑。比如，我们做过一些研究。电话在你家里响起来，在公司大概也一样，人们几乎无法抗拒去接。我认为这是个问题。我们发现，有人正在做爱，我们管他们叫「电话中断者」，居然会停下来去接电话。我觉得这有点病态。还有，AT&T说，我想是AT&T：伸手去触碰一个人（reach out and touch someone）。我认为这很危险，因为你不可能用电话伸手去触碰一个人。多洛雷斯手腕骨折了，我就不请她上来了，但要是她上来，我可以给各位演示一下伸手触碰一个人是什么意思。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改变了「伸手触碰一个人」的含义。那只是在电话上说话，跟伸手去触碰一个人是两回事。

波兹曼： 说到价值观，有一件很妙的事。我给学生出了下面这道题，他们居然走出了教室，觉得我太蠢了，对我厌恶极了。有一个电话广告是这样的。一个年轻女人在英格兰的什么地方，她要离开父亲去美国。父亲给她一枚胸针。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这个广告。父亲对她说：「海伦，你母亲」，显然母亲刚去世，「会希望你在新的生活里戴着这枚胸针。」这时候你听见外面出租车在等，海伦要赶不上飞机了。她接过胸针，哭了起来，两人拥抱。这大概是前二十秒。接下来的一幕，父亲一个人坐在小屋里，神情沮丧，电话响了。他说：「海伦！」她现在人在洛杉矶之类的地方。「海伦，听到你的声音真好。」我问学生的问题是：这个女人为什么要离开她父亲？看，你们也没想到这个问题。这个男人刚失去妻子，孤身一人，他女儿为什么要离开他？价值观就在这里。AT&T希望女儿离开他，对吧？很明显，离开父母的女儿越多，他们就能让越多的人「伸手去触碰」。

波兹曼： 再说电子邮件。有一本杂志，因为西摩·帕普特（Seymour Papert）被看作亲技术的人，我被看作反技术的人，这很蠢，但就是这样，这本《美国议程》杂志说：「哦，你和西摩。」他在缅因州度假，我说：「可我要去西海岸。」那人说：「没问题。」他想让我和西摩谈一谈，主要谈他的新书《儿童机器》，这本书我在结束前还想说一句。那人说：「用电子邮件，你们可以对话。」我说：「这不是对话。」他说：「什么意思？」我说这不是对话，我们是在互相打字。他说：「西摩可以说点什么，然后你可以想一想，比如第二天再回来答复。」我说，这算什么对话。如果我在跟艾伦谈话，他告诉我一件事，我说：「艾伦，我明天再来答复你。」他会说：「我明天不在这儿。」我们的对话就到此为止了。

技术改写词义

波兹曼： 我想说的是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我知道我有点啰嗦：技术会改变基本词汇的含义。艾伦提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害怕的是，书写会通过贬低记忆的重要性来改变「智力」的含义。对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的希腊人，尤其是希腊青年来说，智力和记诵几乎是一回事。你们认为它们应该是一回事吗？在一个口传文化里，它们必须是，因为那些孩子得把《伊利亚特》《奥德赛》和其他史诗背下来。现在圣何塞最聪明的孩子，你让他背《海华沙之歌》和《保罗·里维尔的夜奔》，他就没辙了。他会说：「我为什么要背？你想知道这些诗，我去图书馆拿来就是。」结果，书写文化的人，当然还有印刷文化的人，不再那么看重记诵，因为对我们来说它显得不那么重要。

波兹曼： 在口传传统里，格言、谚语、俗语，这些包含着几个世纪积累的智慧的东西非常重要。而我们大多数人把格言和谚语看成傻话。你能想象一个法庭，陪审团回来，法官问：「你们有裁决了吗？」陪审团主席说：「有了，法官大人。犯错乃人之常情，宽恕方显神性。」法官会说：「这算什么？你们回去，给我带点直截了当的答案来。」可是有些民族不同。《列王纪上》里说，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人。所罗门王，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三千条谚语。要是查一下我们自己，我大概知道六条，比如「滚石不生苔」。也许真正厉害的人能知道十五条。

听众： 我这里面有四千三百条。

波兹曼： 那很好，我喜欢谚语。有意思的是，在印刷文化里，只有一种场合，书写文化的人仍然认真对待谚语，不是当作语言的点缀，而是当作某种表达根本道理的方式：那就是对孩子。每个家长都知道，这个孩子想坐前排，弟弟也想坐前排，孩子通常面临的问题，就是找到某句谚语、某句俗语、某条智慧，能让哥哥和妹妹都心服口服。我不知道该是哪句。「先到先得」？不行，那只会延续敌意。总得有一句，比如「公平就是公平」。我谚语储备太少了。我的意思是，我们大多数人不认为谚语和俗语重要，口传文化的人认为重要。

波兹曼： 有句老话各位一定听过：手里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那么可以说，手里拿着铅笔的人，看什么都像句子。对拿着计算机的人来说，也许看什么都像数据。我不知道。对拿着相机的人来说，看什么都像图像。你刚才问有没有研究。我们确实知道，虽然很难精确地钉死，但我们知道，一种文化的主导媒介往往会给人们造成某种世界观，也会改变语言层面的东西：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智力，什么是法律，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些东西会被新技术改变。对希腊人来说，记诵是批判能力和智力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它不重要。我们喜欢超然，或者说我们曾经喜欢超然。公元前四三〇年雅典的一个孩子，究竟怎么可能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背下来？我们仅有的推测来自埃里克·哈夫洛克（Eric Havelock）关于西方读写能力起源的书：他们一定是像今天演员学台词那样学的，把自己放进去，不是跟文本保持距离，而是成为阿喀琉斯。这大概是唯一可能学会那种东西的方式。可我们今天在学校教书，不希望孩子跟文本靠得那么近。我们说，我们希望你有分析力，保持超然，能从远处审视文本。这是另一种人。

波兹曼： 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叫触碰一个人，什么叫对话，这些都会随着媒介的变化而改变。当人们说「你会适应的」，说「他们已经适应了」，是什么意思？我猜意思是，你已经学会变成一种有点不一样的人，好那样运转。拿辩论来说。我写过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各位都知道。那场辩论从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开始，林肯讲三个小时，道格拉斯讲三个小时，然后林肯有一个小时反驳。然后他们去下一个镇，伊利诺伊州的渥太华，道格拉斯讲三个小时，林肯讲三个小时，道格拉斯有一个小时反驳。那么电视把「辩论」这个词变成了什么？这边是布什，那边是克林顿，芭芭拉·沃尔特斯或者谁对布什说：「布什总统，你认为中东冲突的问题和解决办法是什么？你有两分钟回答，然后克林顿州长有一分钟反驳。」我要说，各位看得出来我是个老古板，如果这两个人真的神志清醒，我几乎是字面意思，他们会转向芭芭拉·沃尔特斯说：「你凭什么问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在竞选美国总统。你怎么敢让我们用两分钟回答这样的问题，另一个人用一分钟反驳？」或者他们会说：「你把美国选民当成什么人了，以为他们会把这场闹剧当真？」可他们两个问题都不问。不问的原因之一是，电视已经把这定义为辩论了：两分钟回答，一分钟反驳。于是我们互相说：「你今晚看辩论吗？」看完之后：「你觉得辩论怎么样？」早先的时代对辩论有另一种定义，电视正在改变它。电子邮件也会改变我们所说的交流、亲密和对话。我不是在反对这件事。这是不可避免的。媒介会改变我们最深刻的词语的含义。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

波兹曼： 我只想说，如果我们要在某个学区做媒介教育，那些孩子该学的是技术的历史和社会影响。谁在乎他们是不是成了计算机高手？已经有三千五百万人学会了用计算机，而且不是从学校学的，这会继续下去。但他们必须对此有一种视角，必须知道自己的文化正在发生什么。然后，谁知道呢。苏格拉底是个老古板，他说了三件事。他说：我讨厌书写。书写会做三件事。它会摧毁我们的记忆，确实如此。它会改变辩证的过程，艾伦提到过那句妙语：它迫使学生跟随一个论证，而不是参与其中。然后他说，它会摧毁我们的隐私感。顺便说，我相信电子邮件正在这么做。因为苏格拉底说，你把一件事写下来，就永远不知道谁的眼睛会落在上面。可能是你写给的那个人，也同样可能是你没打算给的人。所以他说，去它的。

波兹曼： 柏拉图当然把这些都写了下来。所以他知道这一点，但柏拉图非常赞成书写，因为他知道雅典人把太多智力能量花在记诵一切上面。他也知道必须有一次从耳朵到眼睛的转移，所以传说他的学园门上写着：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因为几何是一套视觉系统，他是在把人重新引向眼睛。我自己非常倾向眼睛，我的学生却不是，这很有意思。有人拿到一样东西，会说：「哦，这儿有封信，我念给你听。」这是反书写的。柏拉图是赞成书写的。不过他在第七封信里说，任何神志清醒的哲学家都不会把自己的哲学写下来。他的理由是，一旦写下来，你就永远被它拴住了，哪怕你没死。因为人们可以找到你，就像唐纳德找到我，说：「我不同意你。」要是你说：「我现在也不同意我自己了。」他多半会说：「这家伙是个伪君子。他写了这些东西，我找出了漏洞，拿给他看，他说，哦，好吧。这算什么作家？」所以柏拉图知道这是个问题，但他仍然觉得书写的好处更大，主要在于创造科学，在于什么是真理。

波兹曼： 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过。换句话说，这是口传文化的人在说：向你自己内心看。到了亚里士多德，人们说亚里士多德「创造了自然」，意思是他发展出分类学，一种对自然的视觉表征。所以亚里士多德基本上是在说：不，不是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过，是未经省察的世界不值得过。他要往外看。柏拉图明白，书写会带来这个。可苏格拉底说：不，不，不。口传传统是言说，无休无止的言说，才是诗歌、亲密和虔敬的真正媒介。如果你用那些符号把自己隔开，你会变成另一种人。结果，我们确实变成了另一种人。有了印刷，我们又变成了另一种人。电视正在把我们变成另一种人。计算机还会把我们变成另一种人。

依赖内行的清醒

波兹曼： 艾伦喜欢说，我也很喜欢这句话：电视应该是我们允许被不假思索地发明和推广的最后一种技术。好吧，我们当时懂得不多，所以有了电视，它改变了我们的文化，但到此为止。从今以后，每一种技术我们都必须想清楚。那么我们靠谁来帮我们想？以计算机为例，就是那些对它懂得很多的人。我喜欢维森鲍姆的原因之一，我知道他也许不是最受欢迎的人，是他确实是第一个对计算机的负面后果提出质疑的计算机科学家。在他之前，如果像我这样的人提出这类问题，总会有个非常聪明的计算机行家，通常十九岁，说：「你懂什么，你对计算机懂得不够多。」我就只好缩回去，承认他说得有理。可维森鲍姆说这话的时候，帕普特可以对我说「你对计算机懂得不够多」，而且他是对的，我得听着，但他不能这样对约瑟夫·维森鲍姆说。所以我们依赖专家有那种视角，帮助教育者和公民评估：他们被期待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这种技术不假思索地发展，脱离政治和社会的语境发展，就会是这样。

波兹曼： 最后我想说说西摩的书。他在《头脑风暴》（Mindstorms）里说过同样的话，我一直觉得好笑。各位都知道 Logo 语言。他在《头脑风暴》里说，他要消灭数学恐惧症。可他又说，你必须做的是给课堂来一场革命，改变课堂的心理环境，让它成为一个孩子不怕犯错的地方，一个人人都相信从错误中学习的地方，犯错太好了，因为那正是学习的方式。好，要点来了：如果你有这样一个课堂，你根本不需要什么该死的计算机。你可以教孩子任何东西。我做到过，我也见过别的老师做到。当然，Logo 进了许多课堂，罗伊·皮（Roy Pea）和其他人测试过西摩为它做出的那些承诺有没有实现，结果发现没有。学 Logo 的孩子跟对照组没有多大差别。于是现在，在西摩的新书《儿童机器》里，他说：当然什么都没显示出来，因为你们只是把它放进普通课堂，你需要这种老师、这种心理环境，人们才能学习。可是，计算机很贵。如果我有老师能创造出这样的课堂，我要计算机干什么？只要你创造出一个便于学习的环境，孩子在里面不怕学习，不会因为犯错而处处受罚，你几乎可以教他们任何东西。当然，要是西摩在这儿，他会有一大堆话回敬我，然后他会说：「你对计算机懂得不够多。」然后我说：「维森鲍姆，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

波兹曼： 你是老师，我也是老师。我们必须判断，如果比方说课堂上每两个孩子配一台个人电脑，我们会造出什么样的人，这会对他们的头脑做什么。我们必须思考这个。所以我们得依赖对此懂得很多的人，而且他们得足够超脱。我知道苹果和其他计算机公司得赚钱，为什么不呢？但我们仍然需要足够超脱的人，能告诉我们可能的好处是什么，可能的坏处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做决定，不管是给家里买还是不买一台，给教室买还是不买。

黄色便笺与巡航定速

听众： 我只是想问，有没有什么技术已经嵌进了你自己的生活？比如，你骑自行车吗？

波兹曼： 有的，我很喜欢这个。我写过二十本书，用的是这支笔和一叠黄色便笺纸。我觉得它对用户很友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而且便宜。我的学生说我该用文字处理器，我问为什么。一个说：「有拼写检查。」我说，可我会拼写。另一个说：「你可以把第十二页的一段一下子挪到第二页。」我说，我从来不把第十二页的一段挪到第二页，这么干是头脑混乱的标志。我的做法是，在黄纸上手写，所有编辑都在纸上做。直到上一本书之前，也就是前十九本，我会用我那台老的史密斯科罗纳便携打字机，把我大致认定的最后一稿打出来。到最后这本书，一位秘书说她受不了我这么干，于是她收一小笔费用替我打，打进文字处理器。

波兹曼： 当然，我用汽车。我刚买了一辆新本田，卖车的人想让我多花钱买巡航定速。我说：「什么是巡航定速？」我当然知道，但我想听他说。他说：「这个可好了，你按一下按钮，车就保持匀速，你不用把脚放在油门上。」我说：「我开了三十五年车，从来没觉得把脚放在油门上是个负担。我凭什么要为这个付一百八十美元？」然后他又想卖给我电动车窗，几乎是非买不可。我说，摇车窗在我的生活里也不是什么负担。他觉得我很怪。

放弃火枪的日本

波兹曼： 不过听着，我不是那种打引号的「勒德分子」。我理解唐纳德说的技术带来的奇迹和福祉。事实上我在《技术垄断》里引过 C·P·斯诺的话：工业革命是穷人最大的希望，而穷人几乎就是所有人。所以我理解这一点，那本书头几章差不多就是在庆祝技术带来的物质利益。但我想说的是，技术现在已经成了问题，我们现在必须把它控制住。我想推荐一本有意思的书，有些人可能听说过，叫《放弃火枪》（Giving Up the Gun），作者是诺埃尔·佩林（Noel Perrin）。我想到这本书，是因为我想说我不是勒德分子，也因为人们总说技术的时钟不能倒拨。其实这件事在日本做到过一次。十六世纪，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火炮和火绳枪制造者之一。这给许多社会体系带来了问题，包括武士的价值体系。武士出于他们自己的理由，认为用枪把人打死是彻底不光彩的，面对面把人的头砍下来才光彩。他们看得出来，枪会剧烈地改变价值体系，不仅是武士的，还有许多相关体系的。于是大约在一五六〇年，日本人放弃了火枪。他们销毁了枪，扔掉了枪，整个文化都这么做。事实上，各个政府还补贴造枪的人，就像我们补贴农民不种玉米那样，补贴他们不造枪，造枪本来是很赚钱的，转而去造刀。两百年里，日本没有枪。

波兹曼： 所以这是个有意思的例子，当然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我能想到的唯一可比的例子，也许是超音速客机。还记得超音速客机吗？我们本来要花几十亿去造它，人们想了想说：超音速客机的好处是什么？从纽约到洛杉矶，六小时变三小时，也许两个半小时。那多出来的三个半小时我们干什么？看电视。那我们在这儿就能看。何况飞机上反正也装了电视。于是我们多少算是把它否决了。我想问的是，戈尔和克林顿感兴趣的那个五百亿美元的网络，信息高速公路，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戈尔副总统：这个五百亿美元的网络，是哪个问题的答案？到目前为止我没听到任何回答，除非有人说：新技术、技术创新和发展能推动经济。这也算是个回答。我们得不停地干这个，好让人有活干。但我不知道有什么社会问题或智识问题，是那个五百亿美元的网络能解决的。

波兹曼： 这些都是问题。因为我对那个想卖我巡航定速的人说：巡航定速是哪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他说：「你就不用把脚放在油门上了。」我说，那不是问题，除非你把人说服，让人相信那是个问题。电动车窗是哪个问题的解决办法？用胳膊摇一摇？在我看来这不是问题。除非像多洛雷斯那样，胳膊断了，那就是了。可有多少司机是断着胳膊开车的？我认为这是面对任何新技术都值得问的绝妙问题：这项技术声称自己是哪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果西摩·帕普特声称，计算机是「怎样让孩子自主、在课堂上不害怕」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他也许有点道理，至少我们得考虑。我不认为它是那个问题的答案，但我愿意考虑它可能有所贡献的可能性。因为他在书里确实赞扬了约翰·杜威和其他构想出课堂学习新思路的人，但他说，问题在于进步教育家们构想那些观念的时候，没有实现它们的技术。然后他举例说，达·芬奇想到了飞机，但当时既没有技术也没有物理学让它成为现实。后来莱特兄弟来了，物理学有了，材料有了，他们就做到了。所以西摩暗示，杜威的想法是对的，但我们得等计算机出现，才可能有一个开放、自由、没有恐惧的课堂。

科幻与后视镜

听众： 最后一句。你说的那种预测，比如一九〇五年预测汽车的后果，我认为极难做到，也极难确定自己是对的。我想知道你怎么看科幻小说，把它当作一块试验这类预测的场地？

波兹曼： 太好了。麦克卢汉常说，艺术家是我们应该特别留意的人，从他们那里可以洞见这些未来的事情。他用过后视镜的比喻：我们其他人开着车，想靠看后视镜来判断往哪儿走。而他认为，我们最好的艺术家是那些直视前方的人，透过挡风玻璃看，所以他们看得见。当然，要弄懂他们想告诉我们什么，需要一种受过教育的想象力。但我认为，科幻小说和其他种类的艺术表达，以及其他各种方式，都是我们做出最佳猜测的途径。这是一个新世界，我们正在进入没有人了解的领域。药理学我们才刚开始弄明白。我有时候想，这也许是个傻念头：艾滋病流行，人们说我们的免疫系统在崩溃，我在想，这会不会是因为人们五十年来吃了那么多抗生素，现在突然显现出来，人们的免疫系统垮了。这也许就是过去打引号叫作「副作用」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主要作用。我的意思是，我们正在进入的全是新东西，我们必须对它通向哪里、我们是否想往那儿走，做出最好的推测。当然我们可能全错了，但我认为我们必须试一试。非常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