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复
米米沙尔·侯赛因2026 年夏,彭博周末节目《The Mishal Husain Show》主播米沙尔·侯赛因连线身在北京的李开复。李开复是创新工场董事长、零一万物创始人,曾任谷歌中国总裁,四十年间亲历中美两地的科技浪潮,新著《AI 原生:企业转型的使命》(AI Native: The Mandate to Transform Your Company)即将出版。这场谈话从 AI 对就业与组织的冲击谈起,涉及中美 AI 公司的商业模式、芯片管制下中国的追赶、开源的逻辑,也谈到他十一岁赴美的经历、患癌后的人生重排,以及一个每天批评他的 AI 管理教练。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
侯赛因: 从这档播客最早的日子起,AI 就常常是我们理解世界时绕不开的话题。我们想弄清它不断扩大的影响,所以先后请来过先驱和布道者,比如穆斯塔法·苏莱曼,也请来过现实主义者和批评者,比如梅雷迪思·惠特克和郝珂灵。这是一个由庞大的美国公司主导的领域,ChatGPT、Claude、Gemini 背后都是巨头。但这一周,我们真正想深挖的是中国正在产出什么:那些内嵌 AI 的产品、设备和应用,已经在服务一个庞大的人口,在许多其他国家同样受欢迎,并且有可能最终赢下全球 AI 竞赛。这些进展格外引人注目,因为美国已经限制中国获取最先进的芯片好几年了,而芯片正是让 AI 成为可能的核心部件。谁能把这幅图景讲清楚?我们想到的人,本身就是一位 AI 先驱。
李开复生于台湾,十一岁时被父母送到美国生活。他在田纳西州的学校里学会英语,八十年代攻读博士,研究的是计算机如何识别语音。此后他先后效力苹果、微软和谷歌。2005 年谷歌用数百万美元的薪酬把他挖走,足见他在谷歌眼中的分量。他曾站在美国科技公司进入中国的最前沿,如今定居北京。他投资了数十家科技初创公司,这意味着有一批中国亿万富翁的财富要归功于他。今天他有自己的 AI 公司零一万物。所以李开复见过太多。作为一位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仍然身处一个将继续改变我们生活的行业。我认为他能以一种相当独特的方式,把技术的变革力量与我们的生活联系起来。他的新书《AI 原生:企业转型的使命》即将出版,但他真正思考和谈论的,是最广义的世界变迁。以下是我们的谈话。
侯赛因: 感谢你抽出时间。我们是不是让你在北京的办公室里待得比平时更晚了?
李开复: 没有。你知道我们是「九九六」吧?
侯赛因: 九九六?
李开复: 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一周六天。
侯赛因: 你现在还这样工作?
李开复: 其实不是,但在中国,大家就是这么形容工作的。
侯赛因: 让我先大致交代一下,为什么此刻我们想听你的看法。眼下关于中美两国 AI 进展的头条和新闻太多了。这两个国家你都见过,事实上,这项技术四十年来的整个发展轨迹你都见证过。所以我先问这个:今天,AI 的力量还有什么是被低估的?
李开复: 我认为有两点。第一是改进的速度与成本的下降。多数人没有意识到,AI 现在能解决的任务,比一年前长了十倍。如果按人类完成任务所需的分钟数来衡量,一年前我能解决一个四分钟的任务,现在就能解决一个四十分钟的任务。
侯赛因: 明白,也就是说它在更长、更复杂的任务上越来越强。
李开复: 对。如果用怀疑的眼光看,它潜在替代的人类工作也多了十倍。所以,智能提升得快得多,成本又低得多,这种加速将以任何技术都不曾有过的方式推动普及。远超蒸汽机,远超互联网,远超摩尔定律。
第二点是第一点的后果。AI 以这种势头改进,意味着我们的公司、企业、社会、政府的肌理都必须正视它将带来的剧变。在我看来,首席执行官们眼下恰恰是对这项技术的重要性和变革性最缺乏认识的一群人。而公司影响一切,对吧?我们都有工作,工作都会变。五年之后,典型的成功企业的组织架构会和今天大不相同,占据最重要位置的那些人,他们的资历也会和今天大不相同。因为 AI 员工正在以人们无法想象的速度变得更好、更便宜、更快。而要让这一切在组织里有效运转,就不能把它硬塞进一个为管理人而设计的层级体系里。AI 员工不需要层级,所有信息都是连通的。它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人:知道怎么设计出正确的问题,能组织 AI 去解决它,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愿意在出了差错时承担责任。因为 AI 无法担责。
侯赛因: 那么,什么样的资历能让人坐上这些位置?为了抓住这场变革,你主张人们去学什么?
李开复: 我建议只学一件事:如何解决难题,如何提出新问题,如何与 AI 一起解决问题,如何指挥 AI 大军大规模并行地攻克复杂问题。但这不是写代码,不需要任何工程背景,一个人文学科的学生完全可以胜任。它需要的是愿意面对复杂问题,能把多个信息来源融合起来。这些算是硬性要求,即使是年纪较大、没有技术背景的人也学得会。
侯赛因: 这倒是好消息。
李开复: 更重要的是你是什么样的人。如果这一点不匹配,那就没有机会。史蒂夫·乔布斯和杰克·多西把这个位置叫作 DRI,直接责任人(Directly Responsible Individual)。这些软性特质比硬性特质更重要。软性特质包括:第一,唯一的责任,出了任何问题,责任到此为止,不再往上推;第二,愿意不惜一切把事情做成,对项目有韧性和主人翁意识;第三,能与他人、与流程协作。
侯赛因: 我能举个现实的例子吗?就说我们这个团队。做这档播客的是一个小团队:我、执行制片人、另外几位制片人、负责不同环节的视频剪辑。我很不愿意设想这样一种未来:只剩我一个人,身边是某种 AI 团队,我是那个直接责任人,周围的同事都是 AI。我希望你要我准备迎接的不是这样的未来?
李开复: 我不是说一个小组就是一个人加一堆 AI。人数取决于需要多少人,才能把「人与人的连接」这部分做好。我对你的行业了解不够,就用我自己的公司举例。也许一开始是二十个人配一百个 AI。往后,如果业务持平,大概人会更少,AI 更多;如果业务在增长,可能人更多,AI 也更多。所以我不是说不会有人留下。
但有些任务确实如此,比如你提到的视频剪辑。如果我想开一家一个人的公司,自动剪辑视频,我确实认识这样一家公司,就是一个人的。他们给美国的修理工和园丁做视频:修理工和园丁把照片和视频提交上来,AI 把它们剪开,配上音乐和背景,再推到 TikTok 和 Instagram 上,给他们带来生意介绍。同时它也把自己的服务推广到修理工和园丁的社群里。这本来会是一个大约二十人的团队,现在是一个人。
侯赛因: 这背后的含义很明显,不是吗?不只是这个领域,很多领域都是。看看印度刚发生的抗议,那么多年轻人。他们的不满,部分是关于考试制度,但也有更普遍的挫折:过去他们本可以在呼叫中心之类的地方找到的入门岗位,现在没有了。所以社会影响非常严重。除非你的意思是,其他领域会有足够的工作接住所有这些人?
李开复: 我认为某些新产业、新板块会创造出工作。但我也认为整个社会需要重新思考我们对工作的依赖程度,因为 AI 会创造大量财富。对负担得起的国家来说,我们可以找到再分配的办法,让人们少工作一些小时,并为那些过去在经济上不算重要的活动获得报酬。但我知道,这些话对一个找不到工作或刚失去工作的人来说,很难讲得通。从 2018 年我的第一本 AI 书起,我就一直在谈这件事:岗位替代正在到来,赶快开始培训、开始准备。现在我觉得它只是最近才迅速升到了很高的位置。
侯赛因: 我还想请教的一件事,是美国科技公司、尤其是 AI 公司,和中国公司之间正在发生什么。你在这两个世界都待过,处在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你为苹果、微软、谷歌工作过,微软和谷歌在中国打根基的时候,你都站在最前线。拿 OpenAI 和 Anthropic 这样的公司来说,DeepSeek、月之暗面这样的中国对手对它们构成多大的挑战?
李开复: 我认为是重大挑战,尤其是如果它们能维持最近的水平。OpenAI 和 Anthropic 按多数指标衡量,一直稳居 AI 质量的第一或第二。但它们的模型是封闭的,不开源。中国模型基本上都是开源的,落后它们的距离在三个月到十五个月之间,眼下大概是六个月,因为大家都在推新模型。这意味着,假如你是 OpenAI 或 Anthropic,你有一个卖得很贵的产品,而市面上有一个大幅打折的开源版本,相当于你六个月前的最强模型。这就像,你是花五万美元买今年的特斯拉,还是花五千美元买一辆六个月前的特斯拉?显然后者是很强的价值主张。
侯赛因: 那么长远看,你认为更可能盈利的会是中国公司吗?
李开复: 不,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美国公司会赚更多钱。Anthropic 和 OpenAI 造出了 iPhone,中国公司更像当年谷歌的心态:好,你有最好的产品,我们做一个几乎一样好的,卖得非常便宜。在这个案例里,是极低的价格,有时接近零。先拿下更大的份额,其余的以后也许来,也许不来,但眼下先赢市场份额。所以就像安卓一样,开源模型会有更大的份额、更广的覆盖、更多的使用量,但人们付的钱很少。有些情况下,人们直接把模型复制走,付钱给运行它的服务商,中国公司一分钱都拿不到。这是为了份额做出的牺牲。而 Anthropic 和 OpenAI 有美国的企业市场体系,卖的是备受重视的企业软件产品,大公司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价值,所以愿意为软件付很多钱。iPhone 赚的钱遥遥领先,但安卓的市场份额更大。
侯赛因: 这个类比非常有用。我自然会想到世界上那些买不起 iPhone、用的是安卓手机的国家。那么你是否认为,DeepSeek、月之暗面的模型,比如月之暗面最近推出的 Kimi,会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发展中国家人们所用的 AI?也就是说,中国会赢下这场全球竞赛?
李开复: 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能性很大的结果。但它有几个前提。第一,中国公司要继续保持不太远的差距。硅谷公司的人才厚度惊人,有可能某家公司做出某样东西,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追平,比如两年、三年,那这个判断就不成立了。第二,谁来为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构建应用?在这些国家赚不到多少钱,而中国的模型公司卖模型本来就赚不到多少钱。那么谁来做 OpenAI 等公司做出的那种漂亮的界面,并且适配所有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语言?这要看后续怎么演变。眼下,中国产品还缺少足够的载体去征服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
侯赛因: 中国在 AI 上能取得这种程度的进展,是怎么做到的?毕竟从拜登总统时期起,美国已经限制中国获得最强大的半导体好几年了。
李开复: 我认为那套出口管制低估了中国公司和工程师的韧性,低估了他们在资源匮乏时不惜一切让东西跑起来的意愿。我们大概只有美国顶尖对手百分之一、二、三的 GPU 算力,却能做出几乎相当的结果。靠的是那种「脏活」,如果人们能想象什么叫脏活的话。就像修车、给车抛光那类活。中国人基本上把它看成一种挑战,愿意在不光鲜、不有趣但能把事情做成的事情上下苦功。可能要多做十倍的工程工作,才能交出那样出色的结果。我认为这是一处低估。
另一点是,中国公司学习这项技术的速度也经历了一个非常快的加速过程。ChatGPT 刚出来的那一刻,我会说美国领先中国三到四年;今天我们谈的是六个月。技术差距收窄的速度,以及苦干的工程在多大程度上弥补了硬件的欠缺,我认为这些都出乎政策制定者的意料。
侯赛因: 所以是低估了人的创造力和吃苦的能力。
侯赛因: 我还好奇一点,中国模型往往是开源的,其他公司可以拿去开发、修改、做自己的产品。这就等于允许你的竞争者进来,做出比你更好的版本。那么中国公司为什么走开源这条路,而不像 OpenAI 和 Anthropic 那样闭源?后者显然不想把花钱研发出来的技术白白送人。
李开复: 我认为是因为它们不觉得自己在那条路上更可能赢。每家公司都会选择更可能成功的路。中国公司有点像一个学习小组。如果说硅谷公司像一个自觉命中注定要拿诺贝尔奖的天才,那么中国公司每一家都是很好的学生,但没有好到觉得自己注定拿诺贝尔奖。所以它们最好想个办法,别被那些天才孩子远远甩开,于是决定组成一个学习小组。它们并不真的坐在一起学习,但因为它们发论文、开放模型,人在公司之间流动,所以我会说中国公司在某种程度上是齐头并进的。它们对彼此的创新相当了解,你会看到 DeepSeek 引用 Kimi,反过来也一样。美国公司已经不再发表论文了,中国公司还在发表。所以这个学习小组是在一个鱼缸里进行的,全世界都看得见。
侯赛因: 这很有意思。我在想,这两种路径背后是否有某种文化根源,部分来自教育体系。当然,你自己就是在十一岁时从台湾的学校体系转到了美国的学校体系,我记得是你哥哥告诉你父母,这样对你更好?
李开复: 对,完全正确。因为当时美国的体系,无疑是全世界最好的中学教育体系。我很幸运有机会去美国读书。
侯赛因: 十一岁到那里是什么感受?你并不是跟父母一起移民。你母亲陪了你一阵,然后就回台湾了。
李开复: 对。我跟哥哥嫂嫂住在一起,他们是美国一个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那是一段大开眼界的经历。我觉得亚洲的学校倾向于把每个人都朝「好学生」的方向培养,而美国的学校让人成为他们自己想成为、或者应该成为的样子。这大概是最主要的差别。
侯赛因: 如果你留在台湾,成为那套体系的产物,你觉得你的人生会是什么样?
李开复: 我大概会是一个好学生,然后是某家公司的好员工。我可能仍然相当成功,也可能不,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去了美国以后,我的机会增加了,因为我既有亚洲体系、中国体系教给我的纪律和韧性,又有美国体系教给我的自由思考和自信。
侯赛因: 你的那本书《AI 超级大国:中国、硅谷和新世界秩序》(AI Superpowers: China, Silicon Valley, and the New World Order)2018 年出版时,我感觉你写的几乎是人生中的一场危机。书的末尾,你母亲患了失智症,你自己得了癌症,那像是一个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某些选择的时刻。你写到去看望母亲:「我怎么会被一位情感上如此慷慨的女性养大,却把一生过得如此以自我为中心?」我很想多了解那段时期,以及它教给你什么。
李开复: 是的。我一辈子都是工作狂,尤其是从 2009 年创办公司到几年后患癌这段时间,是我工作最拼的岁月。我一直相信工作就是我的一切,它的优先级遥遥领先。家庭是我拥有的东西,我会给他们一些时间,但工作永远排在前面。
生病期间,我意识到两件事。第一,我倒下的时候,是家人不惜一切地照顾我,给我无条件的爱,尽管我陪他们的时间少得可怜。显然我需要重新审视我的优先级,人生不能只有工作。第二,我一直想在世界上做出最大的改变。我在台湾遇到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佛教法师,他说,总想着改变世界是很危险的,因为你会拿它当借口,去做那些其实是为了自己、为了推销自己和自己公司的事,然后对自己解释说,这是在改变世界。
这两件事在几个方面把我唤醒了。一是癌症缓解之后,我得以重新平衡生活,把更多时间给家人。我还是很忙,但优先级不再只是工作。陪家人的时候,我尽量确保那是有意义的、高质量的时间;他们真正需要什么的时候,我会把它放到最高优先级。这是一组变化。另一组变化和 AI 有关:它让我意识到,我身边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工作就是一切。你问一个人「介绍一下你自己」,他基本上会跟你讲他的工作。这种信念极其危险。当我们眼看工作被 AI 翻个底朝天,我们真的需要重新让人们明白,工作不是一切,人生远不止于此。
侯赛因: 可是你今天在帮人解释的这个世界,尤其是 AI 如何应用于企业,难道不是反而增加了这种风险吗?人们知道 AI 正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职场,这会催生一种「饥饿游戏」式的竞争:你要成为那个胜出的人,而别人可能被淘汰出局。
李开复: 我在书里说得很清楚,首席执行官需要培养和训练什么样的员工,而不只是雇用和替换。我还向这些首席执行官呼吁:把公司翻转过来,不应该是一个非常快的过程。第一,因为过快会抹掉机构记忆,而 AI 还没准备好接手这些记忆。第二,我们都有责任培训人们去胜任那些将会出现的岗位和职位,早培训、好好培训。培训结束时如果你有岗位给他们,很好;如果没有,他们也能带着更好的训练去别的公司。就像我们看到 Meta 这样的公司大裁员,但我不怀疑一个从 Meta 被裁的人能在一家次一级的公司找到工作。我还举了个例子:如果整个世界都变得毫不留情,想用 AI 和更少的人以极快的速度往前冲,那谁来做消费者,谁来买产品?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既有供给者也有消费者的社会。所以,社会责任、务实考量,这些都是我用来呼吁他们的理由:明白要做什么,但要审慎地做。
侯赛因: 我想问问你帮助起步的那么多公司和你做过的投资。曾经有人这样写你:「制造中国亿万富翁的人」,因为你的风险投资公司扶植了那么多企业。有没有哪些时候,你不得不认真思考你支持的公司如何使用 AI?比如人脸识别。你能看到它所有正面的例子,但也能看到那些报道,比如几年前那份关于 AI 被用来识别中国西部维吾尔少数民族情绪的报道。
李开复: 我们不投任何做监控的公司,我们看的是民用应用。我认为人脸识别的问题正在两方面发生变化。第一,在很多中国应用里,实际上是需要用户同意的。我昨天刚去银行,他们要做人脸识别,先征求了我的同意,说有新规定要求必须获得同意。第二是街上的摄像头。伦敦也有类似的摄像头。有意思的是,中国街头的摄像头虽有争议,却带来了犯罪率的大幅下降,凶杀案几乎为零。如果你问人们,这就是被街头摄像头拍到的代价:这些录像不会被披露、出售或交给任何人,只用于侦破犯罪。是的,你会被录下来,但你会得到更高的安全,高得多。你愿意吗?在中国人们愿意,在别的国家可能不成立。
侯赛因: 那天在银行被征求同意时,你说的是行还是不行?
李开复: 当然同意了。我需要更新信用卡。
侯赛因: 所以那是个条件,你其实没法不同意?
李开复: 我可以换家银行吧,我想。
侯赛因: 这也让我好奇 AI 在你自己生活里的位置。你个人的用法里,有什么可能让我们意外的?
李开复: 我什么事都用 AI。我有一个给首席执行官用的 AI,帮我把公司管得更好。我能真正听到那些预示危机或风险正在逼近的信号,在它变严重之前把它止住;我能在产品问题成为问题之前发现它;我还能找到那些力挽狂澜的英雄,感谢并表扬他们。很有意思的是,它成了我的管理教练。对首席执行官来说,找一位管理教练相当困难,因为你太忙了,教练又不可能一直在你身边。他们每周跟你坐一次,两个月后给你一份总结,但那只是你生活的一小片。我的 AI 教练在我参加的每一场会议里,每一场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的会议里,而且它现在能纵向回看六个月里我参加的每一场会议。所以我可以问它:我说过哪些不恰当的话?我该怎么开会才能提高效率?作为首席执行官,你对我有什么指导,让我做得更好?它给出的东西非常有条理、非常有建设性,有时候相当直接,不给我留面子。但没关系,它是我的私人助理,别人看不到。它批评了我,或者说我必须改什么,我都放在心上。我放在心上,是因为它掌握了那么多数据,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因为它是客观的,不会挑我爱听的说,不会过度苛责,也不会为了多赚几小时的费用而说什么。它只是告诉我它看到了什么。所以它帮我在管理上进步了不少。
侯赛因: 它说的话你真的信吗?你会觉得它确实有道理?它会不会犯错,你会不会对它感到沮丧?
李开复: 它确实会犯错。但我们开发这个产品的方式,不细讲的话,是它会提供一条证据链。当它说「嘿,你不是个好首席执行官,因为你不是个讲流程的人,这是我的证据」,我就可以逐条去看证据,看我同不同意。
侯赛因: 那些是你原本不会想到或注意到的事吗?
李开复: 绝对是。
侯赛因: 能举个你愿意分享的例子吗?
李开复: 可以。它说:最近公司面临若干风险,这似乎给你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压力,以至于你偏离了平时温和的管理风格,在会上当着众人严厉批评人。考虑到这是一家中国公司,大家在意面子,下次发作之前你也许该克制一下。
侯赛因: 我猜一位心理治疗师或人类教练也可能对你说这些,但他们不会跟你一起坐在会议里。
李开复: 对,他们没有数据。那几个星期我压力很大,发作过几次之后就很明显了,对吧?基本上就是温和、温和、温和,哎呀,突然非常凶,然后又温和。多亏了那条建议,我又变回温和了。它给我的另一条建议也很有帮助:你的发言里有 93.6% 是在要细节、要澄清,是为了你自己弄明白。但会议是大家的,他们最想从你这里听到的是你的战略:你认为什么在顺利推进,什么不顺,什么需要改变。而不是我的新细节,比如别忘了提醒我某个会什么时候开。这也是有用的建议。
侯赛因: 有意思。我想请你谈谈那些即将到来、但还没进入多数人视野的 AI 应用或进展。我知道你谈过「AI 优先」的硬件和设备。你设想的是什么?
李开复: 我认为像这样的设备,一个小小的录音装置,会变得非常非常流行。
侯赛因: 采访开始时我就在你手里看到它了,不比一枚领针大多少,一个小小的圆形设备。
李开复: 我们喜欢语音驱动的设备,因为语音识别已经足够好了。所以设备会由语音驱动。但手机作为语音驱动的 AI 优先设备并不好:你得打开手机,打开应用,点一下才能说话。等你说出第一句话,八秒钟已经过去了。你需要的是一个小设备,一直开着,一直在听。这样我就可以在这场采访中途对我的助理说「别忘了把去伦敦的机票发给我」,然后回到这场谈话,它会替我办好。
侯赛因: 那你是把它当作备忘录、当作第二部手机来用,还是它一直在录你?
李开复: 这个产品其实是我们产品里用的会议记录器,只在开会时打开。但总的来说,我认为技术的趋势会是语音驱动、常开、常听,不需要按钮。它能听,把一切传到你的手机上,在你的手机上转写它听到的一切,所以不会泄露到某家公司的某台大服务器上。硬件的趋势也会越来越小:现在已经这么小了,两年后就会隐形。
侯赛因: 那它要么是一个了不起的设备,要么是一个可怕的设备。
李开复: 这是不可阻挡的。我认为亚洲文化最终会接受这种设备,因为相比它索取的代价,它提供的好处太多了。但西方社会大概接受不了。
侯赛因: 我想用你 2018 年那本书里的一个想法来收尾:我们共同的未来,取决于 AI 的思考能力,再加上人类爱的能力。我得承认,我对这两样东西能合到一起,没有太大信心。你有吗?
李开复: 我认为爱其实有两层意思。2018 年第一本书里,我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那是更重要、更不可替代的东西。刚才我们谈到岗位替代,我其实认为增长最大的就业板块,会是人与人接触的领域。既包括现有的工作,也包括新的工作,比如寄养照护,有人上门做饭、把你的衣柜收拾得漂漂亮亮,或者一个很风趣、兼做喜剧演员的导游。当 AI 把活干了,人们会渴望人与人的连接,这可能有利于情感的联结,而 AI 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即便 AI 能模仿,人们也不想要。
但还有第二层意思,在我的新书《AI 原生》里,我认为那也绝对是关于爱的:人对一个想法的爱,一种热情。我刚开始做 AI 的时候,人们笑话我。这个领域是个笑话,什么都不管用。人们说,凡是管用的东西都变成产品了,所以 AI 就是所有不管用的东西的集合。但我们这些 AI 科学家熬过来了,因为我们爱它、相信它,坚信 AI 会改变世界。史蒂夫·乔布斯拿出 iPhone 的时候,没有任何先前的数据能让 AI 预测出那就是人们想要的界面,因为在那之前一切都是诺基亚和黑莓。他凭着直觉、品味、设计,凭着对创造新事物的爱,做出了没有数据支撑的东西,改变了世界。可可·香奈儿有改变世界的爱,让女性不必再穿不舒服的衣服,让衣服可以既舒适又美丽。埃隆·马斯克有那种爱和热情,有勇气去造可回收的火箭、去造特斯拉。这些是人们出于爱才会做的事,不是因为它是一份工作。工作是执行。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组合:AI 负责执行,而这些成了亿万富翁的人,各有他们所爱、并为之倾注一生的东西,现在他们有了 AI 来放大自己的力量,有了执行得如此出色的 AI。AI 需要人来提出那些不基于数据的东西,自由的、有创造性的、流动的东西,背后只有一样支撑:我愿意押上我的人生。如果你愿意押上你的人生,那我就跟你干。你会得到全部的功劳,也承担全部的后果,AI 会把活干得更快。所以我认为,人对彼此的爱,以及人对他们想创造的东西、想改变这个世界的东西的爱,和 AI 是一种可行的伙伴关系。
侯赛因: 我接受你的说法。李开复博士,非常感谢你抽出时间。北京现在已是晚上,不再耽误你了。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当面见面。
李开复: 我也希望。谢谢。
李开复以 iPhone/Android 类比判断中美 AI 格局:美国闭源模型赚走绝大部分利润,中国开源模型以约六个月的差距、近乎零的价格拿下更大市场份额,而 AI 十倍速的能力提升正迫使企业、个人和整个社会重新定义"工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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