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Technology Wants | Kevin Kelly | Talks at Google

编者按：2010 年秋，凯文·凯利（Kevin Kelly）带着新书《科技想要什么》（What Technology Wants）回到谷歌总部，在"谷歌演讲"（Talks at Google）系列中发表演讲并回答提问。凯利是《连线》杂志创始主编，早年参与创办知名虚拟社区 WELL，也是恒今基金会（Long Now Foundation）的创办人之一。主持人 Mimi 是谷歌活动主持，她的父亲曾接替凯利出任《全球评论》编辑。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

主持人开场

主持人：凯文·凯利不仅是技术领域最重要的创新者和写作者之一，他本人的经历同样精彩。他曾骑自行车横穿美国再折返，一路上每天写一首俳句、画一幅画。他花了七年时间徒步走遍亚洲，并把旅途中的摄影结集成一本极美的画册，叫《亚洲恩典》（Asia Grace）。我第一次见到凯文是五六岁的时候，那时我父亲从他手里接过了《全球评论》（Whole Earth Review）的编辑工作。凯文是《连线》（Wired）的创始执行主编，参与设计并推出了 WELL，也就是那个著名的、堪称原型的虚拟社区，还有第一个商业网站 HotWired。他是恒今基金会的创办人之一，同时运营着网站"酷工具"（Cool Tools）。他还是《纽约时报杂志》的固定撰稿人，写数字文化专题，最近一篇登在教育特刊上，讲他在家教育儿子的经历，以及技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的著作包括《失控》（Out of Control）、《新经济，新规则》，以及好几版《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今天他要讲的是他的新书《科技想要什么》。请大家欢迎凯文·凯利。

我们缺一套关于技术的理论

凯利：谢谢你，Mimi，介绍得真好。很高兴又回到这里。大约六年前，我在构思这本书的时候，就在这间屋子里做过一次演讲，讲科学方法的历史和未来。那次演讲的内容，如今变成了这本更大的书里的两页纸。这本书讲的是技术的长期趋势。

今天下午我可以跟各位聊的东西很多，比如媒体的未来、互联网和万维网的未来，但这些你们大概都比我懂得多。所以我宁愿退后一步，谈谈技术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在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以及当我们制造这一切东西的时候，它在我们的头脑里应该占据什么位置。你们每天都在做新东西，可问题是，关于我们究竟在做什么，我们并没有一套像样的理论。眼下人们对技术的理解基本上就是"一件接一件"：我们不停地做出一件又一件东西，却没有一个更大的框架去判断这些东西是不是好东西，我们要不要更多，它们在宇宙中处于什么位置，跟自然又是什么关系。我想做的，就是为技术理论写出一份初稿，让大家可以从这些角度来思考。

这听起来非常玄，但先看看大多数人怎么定义技术。一种说法是：技术就是你出生之后才发明出来的一切，就是这些新玩意儿，从各家实验室里出来的东西。稍微精细一点的人可能会说，技术是那些还不太好使的东西，或者是你口袋里装着的东西，或者是任何带开关的东西。这些小玩意儿当然都是技术，但技术其实远不止于此。

看这两件东西，尺寸和形状差不多。左边这把锤子，在座任何人都能做出来，也许做得没那么好，它是史前的工具。右边这个，鼠标也好，iPhone 也好，随便什么，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做得出来，我们所有人加在一起也做不出来，甚至这栋楼里的所有人加在一起也做不出来。因为这样一个装置，从制造、维护到运行，也许需要上千种中间技术，而每一种中间技术又可能依赖另外上百种中间技术。所以我们手里的技术，比如右边这个，实际上代表着一整个技术生态：一大套相互关联、相互依赖、彼此共生的人造物。这整个生态，你也可以把它想成一个技术的超级生物体，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东西。

技术元素

凯利：为了把这个整体跟单个的技术或人造物区分开，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技术元素"（technium）。技术元素就是这个巨大的超级蜂巢、超级生态，是我们拥有的全部技术在彼此关联、彼此依存的状态下构成的整体。

关于复杂到这种程度的系统，我们知道两件事。第一，这类系统会表现出任何组成部分都不具备的行为。你可以盯着一只蜜蜂或一只蚂蚁看上一辈子，也永远看不到蜂巢或蚁群。那种行为不存在于单个个体里。同样，技术元素的行为不存在于任何一件具体的设备里，它是一种系统层面的行为。第二，这些行为有内在的偏向和倾向。这是我们对系统的基本认识。而系统里的递归回路越多，倾向就越多。所谓递归回路，就是无限循环、自我回环，在生物学里随处可见。我们的染色体上有大量基因，其中很多并不表达蛋白质，而是去开启别的基因；那些基因再开启另一些基因，而另一些基因又回过头来开启最初的那些。这就是递归回路。技术也一样：技术 A 造出技术 B，技术 B 造出技术 C，而技术 C 又参与制造技术 A。技术元素内部布满这样的回路，凡是有回路的地方，就有偏向和倾向。

所以当我说"技术想要什么"，我说的是技术元素偏向什么。我用"想要"这个词，不是指有智能、有意识的存在那种"想要"，而是指植物想要光的那种"想要"。它们朝着光的方向倾斜。你窗台上那株番茄苗正朝着光倾斜，它没有意识，也没有智能，但它的系统里有一种偏向，一种冲动和需要，让它朝光的方向去。植物想要光，技术元素也有它自己的某些想要。我要问的问题就是：总体上，技术元素有哪些偏向？

演化想要什么

凯利：我从植物说起，是因为我的基本前提是：技术元素是从我们身上延伸出来的，而它不只来自我们的头脑，还来自我们的生物学过去，来自我们的演化史。技术元素实际上是在延续并加速那些同样的力量。所以我要先问：演化想要什么？

我得马上声明，有一些演化生物学家，其中最有名的是已故的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非常强硬地主张演化根本没有趋势，没有轨迹，没有方向。这是当今演化生物学的正统观点。但也有少数派，另一些演化生物学家，其中很多是年轻人，在计算和计算机模拟方面经验更丰富，他们提出了不同的论点，并且有证据表明，在漫长的演化进程中确实存在趋势和方向。其中最主要的一条，也是我们凭直觉都能感到的：在三十七亿年的生命史里，生命变得越来越复杂。

为什么这不算显而易见的趋势？古尔德会说："如果你一开始就是简单的，那你除了变复杂之外无路可走。"所以前沿越来越复杂这件事是平庸的，不重要。真正的问题在尾端。我们可以考察：当你在演化中已经走了一段，已经有了一定复杂度之后，接下来往哪个方向走还有没有偏向？我们能证明，即便在演化的尾端，比如细菌，也存在一种朝着更复杂方向的轻微漂移。

所以演化想要什么？我们有证据表明，三十七亿年的生命史里存在趋向更高复杂度的趋势，这是一条。此外还有趋向更多样的趋势：物种的数目在增加。这种多样性的增长同样不只发生在起点简单的时候，即便已经有了一些多样性，它也很少倒退成更单一，平均而言总是走向更多样。我们可以列出一张单子：复杂度增加，多样性增加，专门化增加。最早的细胞是通用的，一种细胞包办一切；随着时间推移，它们演化出各种专门的类型，我们身体里有二百五十种不同的细胞。我们能证明，在演化史上，细胞类型的数目是逐步增加的。还有互利共生的增加，生命越来越依赖其他生物；普遍性的增加；心智和感知能力的增加。我们看到心智，看到大脑和神经元所做的那种学习，甚至在植物身上也会出现，它在整个生命界里独立地反复迸发出来。此外还有学习能力的增加，以及"可演化性"（evolvability）的增加，也就是演化的能力本身在增加。我们常常忘了，演化过程本身并不是单一的、固定的过程，它自身也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并且实际上让演化这件事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容易。今天的生物可以比二十亿年前演化得更快、更灵活、自由度更多。所以演化能力本身也在演化。最后还有外熵（exotropy），也就是秩序的增加，自组织的增加，结构的增加。

生命与技术的连续体

凯利：为什么这些重要？我认为过去五十年最惊人的发现之一，就是认识到生命的本质不是水，不是某种生命精气，也不是世界上某种神秘力量，而是信息。DNA 密码的发现让我们看到这一点：生命的本质其实是信息处理。而这当然也正是技术的本质。就在不久之前，我们头一次把达尔文式的演化搬出生物学，搬进了计算的世界，比如拿它来演化计算机代码。微软 Word 的代码里有一部分是演化出来的，不是人写的。我们把演化从生物学移进了计算机。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给大肠杆菌的基因序列编上数字，作为一项概念验证，把它当作一台并行处理机器，去解一个旅行推销员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用大肠杆菌遗传机制的并行处理能力，去解决了一个计算机程序的问题。

所以，演化搬进了计算机，生命和演化则走出生物学去做计算。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明，生命和技术元素之间是等价的。我们通常认为两者之间隔着一道鸿沟，可这道鸿沟并不存在。两者之间实际上是一个连续体。

这意味着，当我们看到这些十七、十八世纪的东西，这么多形形色色的集烟罩，简直像博物馆里收藏的各种蝴蝶标本。我们看到，专门化当然也在技术元素里发生，在机械物件上发生。我们造出一台计算机或者一台相机，然后可能造出专门的水下相机、红外相机、高速相机；再进一步专门化，造出专门的红外相机，然后是专门的水下红外相机，如此不断细分下去。专门化正在发生。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画出不同发明的族谱。

这些平行之处如此显著，以至于我们不妨这样想：生命有六大界，植物、动物、真菌和三类细菌。可以把这六大界看作正在孕育第七界。我把技术元素看作生命的第七界，因为作为一个系统，请注意，是作为技术元素这个系统，而不是单件的人造物，它跟生命共享太多属性，展现出太多与生命相同的自组织力量。所以我把它当作生命的第七界。于是当我问技术想要什么，问技术的偏向和长期趋势是什么时，我得到了一个非常相似的答案。

技术元素的偏向

凯利：我还要回到那个观点："想要"不是有意识的，但它是真实的，不智能的系统也能有想要。这是柳树车库（Willow Garage）的 PR2 机器人，它被编了程序，会自己去找能源给自己充电。它在楼里到处游走，寻找插座，然后用尾巴上的插头自己插进去，充满电再离开。我有幸站在它和插座之间，它非常明确地想要能量，你能感觉到。它总会想办法找到插座。它没有意识，没有觉知，也不怎么智能，但它确确实实想要电。

如果我们再问技术元素想要什么，答案是一样的东西。它有一种总体的偏向，漂向更高的复杂度、更多的多样性、更强的专门化、更多的互利共生、普遍性、感知能力和可演化性，等等。

这意味着什么？举一个技术长期趋势的例子。取那些处于非平衡态的系统，比如一个星系、一颗恒星，甚至带有大气和生命的行星，看它们的功率密度，也就是能量密度：每秒每克流过这个系统的能量，按尔格每秒每克计算，在系统存续期间平均下来。你会发现，最高的能量密度在天文时间尺度上是不断上升的。事实上，流过向日葵细胞的能量，比太阳在其整个寿命期间的能量密度还要高。而我们所知的世界上能量密度最高的实体，其实就是你个人电脑里的那块芯片。工程师头疼的正是这个：流过芯片的能量太多、太密，快要到爆炸或熔毁的边缘了。这是一种能量密度高得不可思议的状态，而我们可以断言，它还会朝这个方向走得更远。

所以这些系统有它们自己的某种议程。问题是，议程是什么？议程之一，当然是让自己壮大。我做过一个计算：技术元素中的大部分能量是用来服务技术元素本身，而不是服务我们人类。你开车的时候，烧掉的能量有四分之三以上是用来移动车子，而不是移动你。你在这个东西里只是个次要乘客，这是字面意思。而你的车还有车库，车库可能还需要供暖，哪怕你不在家。所以技术元素在做的事情，至少是越来越多地服务它自身。技术越多，它需要的就越多。这是议程的一种意义。

另一种意义可以拿摩尔定律来说。我试图回答一个大问题：摩尔定律曾经是必然的吗？或者说，摩尔定律现在是必然的吗？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和卡弗·米德（Carver Mead）在六十年代提出了它。这条线几十年来毫不动摇，不管人们怎么试图加速它，往某个热潮里砸几十亿美元，或者想抢到它前头去，都不管用，它就是非常非常直。摩尔和米德认为这不过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可问题在于，把这条曲线换算成比如每秒运算次数，会发现它早在他们意识到之前就已经在延伸了。带宽、存储、DNA 测序，我们看到类似的曲线，都在同一种毫不动摇的固定斜率上，而且都在人们相信它们之前很久就开始了，甚至在人们否认它们存在的时候也在继续。所以它不只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它内建于物理和化学的机制之中。斜率也许取决于经济，但它是直线这件事不取决于经济。

发明是必然的

凯利：议程的另一个例子：历史上乃至今天的大多数发明，都是独立且同时被发明出来的。在爱迪生之前，另有二十三个人发明了电灯泡。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提交电话专利之后三个小时，伊莱沙·格雷（Elisha Gray）也提交了他的方案，而在他们两人之前好些年，一位意大利人已经先做出来了。我甚至查看了曼哈顿计划期间的研究记录。当时有六个不同的小组，因为保密和战时的分隔而完全隔绝，即便是美国境内的三个小组，也是按"需要知道"的原则各自为政，互不知晓对方的工作，而他们都保留了极其细致的记录。所以我们有绝对的证据，等于是实验室级别的证据，证明人们在完全独立的情况下发明东西，做出非常相似的成果，而且几乎在同一时间。

所以，只要前置的发明在这个生态里就位了，相邻的下一步就是必然的，它会在那个时候发生。真正拿到它的人，只不过是把自己放在了那个位置上的人，跟孤独的天才没多大关系。史蒂文·约翰逊（Steven Johnson）的研究说明了同样的事：孤独天才的观念根本就是错的。发明来自一个生态，一个由相互依赖的发明构成的生态系统，其中的每一步都是必然的，连整个推进的序列都是必然的。我在书里考察了各大洲彼此隔绝、毫无交流的史前时期的发明，各大洲史前发明的先后顺序几乎完全一致。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明，将要到来的技术也是必然的。

所以万维网是必然的。不必然的，是我们得到的是哪一种万维网。我认为技术的表达形式就像分类学里的"属"，属这一级是必然的，但"种"的分化不是。白炽灯泡是必然的，但它是不是用钨丝、用什么电压、用交流还是直流，这些不是必然的。万维网也一样：它是集中式还是分布式，是否透明，用什么协议，这些都不是必然的，而这些差别对我们的体验影响巨大。展望未来，克隆人是必然的。但在什么领域、怎么做？那不是必然的，我们对此有选择。计算机驾驶的汽车，你们都清楚，是必然的，但监管怎么定、我们如何体验它、我们围绕它建立什么样的文化基础设施，都不是必然的。这些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东西。

自我创造的人类

凯利：所以我认为，人性是我们自我创造出来的。而一旦是自我创造，就意味着我们既是被造者，也是造物者。我们对技术的紧张感，从一开始就源于此。说我们是自我创造的，是因为很早以前，我们就开始做这样的事：造出一个体外的胃来烹煮食物，煮那些我们自己消化不了的东西。这个体外的胃彻底改变了我们的营养，久而久之改变了我们牙齿的大小、下颌的位置、体内的酶。我们现在离不开烹饪，而烹饪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基因。我们通过大脑、通过技术改造了自己。我们重造了、制造了、创造了我们自己。我们视为人性的很多东西，从法律，到正义感，甚至可能包括语言，都是我们用头脑造出来的。我们是自我创造的。既然是自我创造，我们就既是造物者，也是被造者，既是主人，也是仆人。自我创造就会带来这个结果。

大约五万年前语言的发明，改变了人口动态。当时全世界的人类总共可能只有八千到一万，而一旦有了语言，我们就有了一件通向自己心智的工具。我想尼安德特人大概相当聪明，但因为没有语言，他们没法掌控自己的心智。语言不只是用来跟别人交流，也是用来跟自己交流的。有了语言，我们突然就有了工具，有了技术，可以刻意地制造东西，而不只是碰上东西。我们随之迅速扩散，以每年一英里的速度散布到地球上每一个流域。人类向全球扩张的速度就是这样：每年一英里，几千年就定居了整个地球。

单凭这一项技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就改造了整个星球。早期的狩猎采集者让二百五十种巨型动物灭绝，那还是很久很久以前，而这些人据说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他们彻底改变了生态的整体构成，因为一旦灭绝了巨型动物，整个生态的物种分化都会随之改变。到了一万年前的农业时代，农业就开始改变气候，所以气候变化其实早于工业时代。所以从我们的工具诞生之初，技术就已经是一股行星级的力量。事实上我要说，它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东西，都可以追溯到某项我们发明的东西；而未来的大多数变化，当然也都会来自我们发明的东西。我要说的是，我们做出的最伟大的发明，就是我们自己的人性。而这件事当然还没有完成，这正是全部的要点。

所以技术是自私的，它有自己的议程，我们是被造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自私。但与此同时，它也服务于我们，我们是造物者。这种既是被造者又是造物者、既是技术的主人又是技术的奴隶的紧张，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它是我们所有持续不安的根源。一千年后，面对新的技术，我们仍然会为此纠结：我们既是被造者又是造物者，技术既自私又服务于我们。这种二元性，这种紧张，永远不会消失。

坏技术的答案是更好的技术

凯利：当然，我想大多数人会拥抱技术，但也有人担心：它有没有极限？它会不会接管一切，把地球变成一颗技术星球，把生物全部抹掉？有意思的是，如果接受我的主张，即技术元素是演化力量的延伸，是生命演化的延续和加速，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的事实是：还没有发现任何一种技术是不能做得更绿色、更与生命相容的。技术元素中确实有很多东西与生命不相容，肮脏、污浊，规模化之后毫无人性，但这些并不是技术元素的固有属性。既然不是固有的，我们就可以做出更多绿色的、与生命和生活相容的东西。事实上，制造计算机芯片所需的水，纯度比我们喝的水还高。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甚至可以讲：连技术都想要干净的水。技术需要它，就像我们需要它一样。所以我认为，技术元素在本质上并非与生命不相容，而是相容的。

我喜欢这样想：如果有一种技术不绿色，也许对环境危害很大，我就把它看作一个坏主意。对一个坏主意，恰当的回应是什么？如果在座有人出了个坏主意，我们不会对他说"少想点"，我们会说"想个更好的主意"。对坏主意的回应，是更好的主意。所以当我们有了一种坏技术，比如在种植园的规模上，每年往棉田里喷几百万磅的 DDT，那是一场环境灾难，对坏技术的回应不是更少的技术，而是更好的技术。我们可以改造它。同一种技术，同一种化学品，DDT，如果用在住宅周围，它就是最有效的疟疾克星，每年拯救数千万人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给技术换个位置。

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问题都是技术引发的（technogenic），由以前的技术造成。每一项新技术都会制造新问题。未来世界的大多数问题，会来自今天或未来发明的技术，所以未来的问题也都会是技术引发的。正因为这么多问题是技术引发的，就有一种倾向，说我们需要更少的技术。但事实上我们需要的是更好的技术，当然也要明白，更好的技术在未来同样会制造它自己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作为人类，我们的工作是给 DDT 找一份更好的工作，给我们的"心智之子"找到最合适的岗位。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我们想把他们引向正路，确保他们交对朋友，把他们放进合适的环境，认真去寻找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我认为，正如没有坏孩子，也没有真正的坏技术，只有还在寻找合适位置的技术。

我甚至认为，这对很多武器化的技术也成立。在我看来，宇宙中某处也许真有需要核弹的地方，这并非不可想象。核弹用来杀人是可怕的东西，但它可能对别的事情有用。只要我们还在地球上，我们大概不想要它。

技术不是中性的

凯利：所以技术想要什么？它想要更多的多样性、更多的选项、选择、机会、可能性。这就是技术给予我们的。我承认，技术和新技术常常制造出与解决方案同样多的问题。于是有人会说："那就说明技术只是中性的。"这是很多技术人的正统观点：技术是中性的工具，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做坏事；一把锤子既能杀人，也能盖房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没错，但有一点不同：当锤子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它给你、给世界、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以前没有的新选择。我要说，这个新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善。仅仅是新选择本身就是善。这让天平稍微、非常非常轻微地朝善的一边倾斜了。每一项新技术，尽管会制造新问题，但它增加了我们的选择和可能性，这件事本身就是善的。

而且事实证明，它不需要好很多，只要好一点点就行。如果通过技术，我们每年创造的比毁掉的多百分之一，经年累月、几个世纪地复利下去，这百分之一的差额就是文明。这就是进步。甚至也许只要千分之一。世界上可以有百分之四十九点五是垃圾，是糟糕透顶的东西，但只要有百分之五十一，哪怕只是百分之五十点五是好的、是善的、增加了我们的选择，在我眼里这就是进步。进步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技术不是中性的。从长远看，技术有道德的维度，它不是中性的，因为我们在增加自己的选项和可能性。

亨利八世与人力车夫

凯利：我和女儿一起清点过家里的物品，大约有一万件不同的东西。再看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去世时的清单，他们清点了他家中的一切，而他的家当同时也是英格兰的国库。清单上有一万八千件东西，也就是说，整个英格兰的财富就是一万八千件东西。有时我们会说，我们日常生活的富足程度已经接近古代的国王了。但更有意思的是：亨利国王的全部财富，买不到一管抗生素药膏，而那本可以救他或他所爱之人的命。我记得美国最早的百万富翁之一，好像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某位，死于一个脓肿，两美元的抗生素就能治好，但他的财富买不到。而这位印度的人力车夫，能拥有很多亨利国王倾其所有也买不到的东西：亨利国王没有抽水马桶，他的财富买不到冷藏，买不到一百英里舒适的旅程，诸如此类。而这位车夫负担得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和我们都比亨利国王富有得多。这就是进步。这就是这些东西带给我们的，不只是进步，还有选择、可能性、机会、寿命、更多的教育，所有这些随时间不断上升的东西。

我想强调的是，当我们把时间花在做新东西上的时候，有时候会感到沮丧，因为我们做的东西人们很快就忘了，或者随手扔掉；我们好像只是在推销更多的东西，是在鼓吹消费主义。确实有这样一面，我们在制造大量的东西，于是会问："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价值在哪里？"我要说的是，这背后有一件更大的事：我们实际上在增加这个世界的选择、可能性和选项。而这之所以是好事，是因为我们在参与一件比我们自身更大的事情。

与更大的力量同行

凯利：这种趋向更多样的自组织力量，从大爆炸就开始了，一直贯穿至今。宇宙的其余部分正在衰竭，熵在增加，但在某些地方，我们可以通过加速熵的产生来增加局部的秩序，这就是外熵。这样的地方之一就是地球和地球上的生命，它们通过加速产生熵来增加自身的秩序。这种自组织贯穿于星系，星系在维持秩序；贯穿于恒星，恒星是把轻原子锻造成重原子的机器，并能维持自身几十亿年。这种自组织贯穿于生命，进入技术元素。所以我们可以让自己与一件远比我们自身宏大的事情对齐。它回溯到宇宙的开端，从开端一路运行下来，并将越过我们，继续向前。人类处于某件事情的中途，我们不是任何事情的终点。这条漫长的弧线，正在带来越来越多的选择和可能性。

这为什么重要？因为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常常需要这些新工具，来表达自己独有的天赋和才能的组合。我们的面孔各不相同，因为基因和其他东西的组合各不相同；我们的才能也各有各的位置，而要找到并表达这些才能，往往需要技术。我喜欢想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的例子：扩音器的发明，他演奏的其实是扩音器，而不是吉他，扩音器让他的天才得以与世界分享。然后我会想：如果他生在扩音器发明之前，我们会缺失多大的一块。如果莫扎特生在钢琴这项技术发明之前，梵高生在油画颜料之前，希区柯克生在电影技术发明之前，那对我们将是多大的损失。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今天世界上的某个角落，有一个男孩或女孩，某种意义上的天才，正在等我们发明出那些工具和技术，好让他们的天才得以分享。我认为我们负有一种道德义务，去创造这些东西，创造这些可能性，为世界上每一个人把可能性最大化，让他们有机会真正找到并与我们分享自己的天才。因为我们自己也受惠于过去那些为我们制造新东西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要制造更多的技术，增加那些可能性，而这是漫长的宇宙演化的一部分，是那条穿过我们、并将越过我们的自组织的长线的一部分。

谢谢各位的时间。想看这本书的话，亚马逊和其他地方都有。这就是这本书的总论点。我们还有时间回答几个问题，我很乐意回答。谢谢。看来大家完全同意，我很高兴。

问答：必然是哪种必然

提问者一：你好，我有两个问题，都是想请你澄清一下。演讲中间你谈到有些东西是必然的。你的意思是字面上的、逻辑上的必然，还是只是压倒性的大概率？

凯利：你说说这两者的区别。

提问者一：我说的逻辑上的必然，是指没有任何办法阻止它发生，它几乎像数学推导一样必定跟着来。而概率上的必然，是指可能性足够大，所以迟早会发生。

凯利：我认为宇宙从根本上是概率性的，宇宙的一切都是概率性的。所以我站在概率这一边，而不是逻辑这一边。

提问者一：好。那么按这个意思，可以说五十年代我们本来可能互相把对方炸回石器时代，那样就不会有 iPod，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不会有。这跟你说的必然是相容的？

凯利：当然。我说的必然，就像人的发育有必然的进程：你从一颗受精卵开始，长成胚胎、胎儿、学步的幼儿，等等。所以人会长成青少年，这是必然的。当然有很多人在成为青少年之前就死了，那么成为青少年还是必然的吗？如果你死了，从逻辑上说你当然成不了。所以是的，在概率的意义上，它是必然的。

提问者一：好的。另一个想请你澄清的是，我觉得你在演讲里至少用了两种意思的"技术"这个词。

凯利：对。

提问者一：主要的意思，似乎是把它说成某种自身就有存在的东西，就像社会那样。这是你想表达的吗？

凯利：是的。在书里我用词更一致，用的是"技术元素"，但那是我自己造的词，今天我想循序渐进地把大家引入这个概念。技术元素，正如我开头所说，是一个系统，是各种东西相互依存的系统，而不是单个人造物的集合。它是一个系统，一个生态系统，你可以把它看作我们的头脑共同创造的一切所构成的超级系统。

提问者一：明白。你还说过技术是一种"力量"。你把它既看作系统又看作力量？

凯利：对。我认为它的力量其实就是外熵的力量。说它是力量，就像说一辆大卡车从路上冲过来要撞到我，那也是一种力量，一种由人造物产生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力量指的其实是它的能量。而我谈技术的力量时，指的是技术内部的那种外熵的力量。

问答：把它带回自己的生活

提问者二：谢谢你来演讲。你说的很多东西在我心里引起了深深的共鸣，但我一直在琢磨，把它落回实际，意味着什么。读你的东西有一种顿悟的感觉，可事实是，一方面这些趋势很多是必然的，在谷歌工作的人都体会得到，我们一方面拼命往前推，另一方面又总觉得后面有狼在追。但在任何有意义的短周期里，比如产品周期、竞争、大家在做什么，这些完全不是必然的，恰恰相反，完全取决于我们选择做什么、别人选择做什么。我也很感兴趣地听说，不记得是在你的书里还是别的文章里，你对自己家里用什么技术、不用什么技术，有一套非常具体的想法。所以，尽管我们在这里都看好技术，你认为一个人能不能以很多有意义的方式去干预？还有，那些更长期的趋势，是不是适合作为政府政策之类的依据？换句话说，怎么把它带回到你自己和别人的生活里？

凯利：关于必然性，我想先说一点：一旦用了"必然"这个词，就等于在挑起争论，会引来各种反应。我认为与其逃避必然性，不如把它当作一种有用的信号，因为我们可以为它做准备。我们可以在教育上做准备，在商业上、在各种模式上做准备，预先安排好，等它到来时把好处放到最大，把害处降到最低。比方说，如果你回到六十年代，相信摩尔定律，并且意识到它是必然的，想想接下来五十年你能做多少事。如果你真的知道计算机每年都会快一倍、便宜一半，你根本不需要了解 IBM、苹果或者谷歌，单凭接受这一件简单的事，首先就能赚很多钱。而且在文化和教育上也有很多事可以做，只要你真正理解了它是必然的。

至于你问的怎么落回自己的生活，答案是可以的。有意思的是，我在某种意义上鼓吹要增加世界上的技术总量，而我自己却在尽量减少自己生活中的技术。原因在于，要找到最适合你的天赋的那些工具，答案不是所有技术，而只是一小部分精选出来的技术，其余的技术其实是干扰。所以你真正要做的，是找到那一小套适合你的技术，然后忽略其余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阿米什人做的就是这件事。书里有一章写阿米什人，我跟他们相处过，非常敬佩他们。他们极其挑剔，但他们不是反技术的，不是勒德分子，他们只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非常挑剔。他们用马车，戴软帽，可他们也用一次性尿布，很热衷于化肥，还种转基因作物。所以他们非常非常挑剔。但我之所以不做阿米什人，是因为他们只做了一半：他们在尽量减少自己生活中的技术，却不去为别人把技术最大化，他们其实依赖我们来做这件事。我认为两件事都得做。我想做的，是尽量收窄自己的选择，同时把供别人挑选的那个大池子做到最大。所以这种张力同样存在。每年发明出来的技术越来越多，多到我们自己无论如何都用不完，所以我们必须有一套标准。我们不能随便瞎试，必须开始培养某种标准，把自己的选择收窄，同时鼓励别人拥有更多的选择。

问答：宇宙终将杀死我们

提问者三：你在演讲前面说到我们对技术的期待，它的规则和目的，让我很受触动。我的信念是，总有一天宇宙会把我们全部杀死，超新星、彗星撞击、生态灾难，随便什么。没有什么能永存。而我把技术看作把那一天尽可能往后推的最好赌注。你会说这是正确的押法吗？

凯利：我会押技术，是的。我想说的是，我们正在变得越来越技术化，我们是技术元素的一部分，技术元素不是外面的什么东西，而是我们身在其中的东西。所以往前走，我看不出我们和技术之间有多大区别。我们已经是赛博格了，我们已经在那儿了。而且我认为我们可能会分化成多个物种，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会有人说，无论如何我和我的孩子都绝不会改动自己的基因；也会有人说，好啊，明天就给我报名。我们可能会变成多个物种。所以人类的定义本身，正在被我们重新定义。每次机器人或人工智能出现新的突破，我们就得重新定义自己是谁：我们原以为只有人能做这个，那么人到底是什么。而且不只是我们是什么的问题，外面还有巨大的难题。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是，我们能够定义自己可以成为什么，却连一个集体决定人类想要成为什么的程序都没有。所以就连定义我们自己这件事，我认为我们也才刚刚起步。

问答：如何研究演化系统

提问者四：我猜这里的一条基本原理是，文化和技术都是演化系统，跟创造了生命的演化系统共享很多有趣的属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领域，但很多人难以接受，因为我们对演化系统的总体理解还非常薄弱。

凯利：对。研究演化的麻烦在于，我们只有一个案例，很难据此概括。

提问者四：正是。现在我们开始有更多案例了，但要增进这种理解，推进对演化过程的一般性研究，弄清它们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怎么用它们，我们能做些什么？

凯利：我对演化系统的看法发生改变，是在我意识到我们可以在计算机里造出另一种形式的演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做演化研究，可以让达尔文式的演化在计算机里跑起来。我认为模拟以及其他手段，能造出更强大的系统，然后放手让它们去发明东西，这会比在野外研究更多的东西更能教会我们演化是怎么回事。这是我的回答。我认为模拟作为科学工具的威力才刚刚开始显现。再回到我早先那次关于科学方法演化的演讲，我认为模拟在未来的科学方法中将扮演的角色，是我们面前的大事之一。

问答：归根结底是信息想要什么

提问者五：演讲很精彩，谢谢你来。很多有意思的想法，激发了一大堆思考。

凯利：那我就有用了。这正是这本书的目的。

提问者五：我有个问题，这些东西是不是其实可以归结为别的什么？算是个不太成熟的想法。你谈到模拟，我们确实可以模拟演化系统，可是一旦拔掉插头，或者电厂没煤了，它就完了，它不会自我延续。也许有一天它自我延续是必然的，但眼下我很怀疑。

凯利：对。眼下，我们是技术的性器官，技术要繁殖，离不开我们。

提问者五：所以当你说"技术想要什么"，这种拟人化让我觉得，其实我们才是技术的创造者，所以那是我们想要什么。就连那些支撑其他技术所必需的支撑性技术，也不过是把复杂性和依赖关系一层层往回推，最终还是我们想要什么。而如果我们受自私的基因驱动，基因又受某种更原始的、原核生物的、细菌的信号传递之类的东西驱动，那么这最终是不是归结为"信息想要什么"？这种偏向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述？

凯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如果一路往回追问："生命是怎么自组织起来的？那种想要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谜。而这还只是谜团的开始。如果再往回说"这一切都是信息"，我们根本不知道信息是什么。随便问一位宇宙学家、一位天文学家："宇宙中的信息守恒吗？"他们会说："不知道。"复杂性的定义是什么？"不知道。"所以这里的谜团是深刻的。我并不是说我的框架能解开什么谜，我只是说，我们可以把技术放进这个参照系里，与那些其他的谜团并列。也许这是最好的说法。

提问者五：好。那从中能得到什么关键的、可带走的实际用处吗？

凯利：有的。那就是：生命和技术之间的界线非常薄。把技术元素看作演化的延伸和加速，如果我们理解技术更接近一种演化的力量，而不只是我们用头脑发明出来的东西，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技术要往哪里去。

提问者五：谢谢。

问答：个体为系统付出的代价

提问者六：让我惊讶也让我受鼓舞的是，你对技术想要什么持这么乐观的看法，认为它会创造更多选择、更多可能性，让人们的生活更好。因为如果技术是演化的延伸，是这个我们只是其中一部分的过程的副产品，那么我们的主观体验、我们对好坏的感受，在某种意义上跟这个过程是无关的，除了它在系统层面让这些事情持续发生。比如看多细胞生命的演化，对生命整体来说这是巨大的胜利，但对单个细胞来说，这也许糟透了：现在有些东西得一辈子当一个胃细胞。

凯利：氧气的出现也是同一类事，不是发明，是氧气的产生。氧气杀死了之前的很多生命，而它当然又是后来的生命所必需的。

提问者六：正是。那些催生出下一层级演化的个体行动者，往往拿不到最好的那份。

凯利：对。我认为演化正在朝着一个方向走，这也许能回应你的问题，我没把它列进那张单子，因为那张单子本来就不完整：演化实际上在增加选择、选择的自由和自由度。作为个体，跟一万年前相比，我们现在拥有的自由选择远远多于一万年前的人。在心智上也是如此，因为我们比一个完全没有语言的人更有觉知。所以我认为即便作为个体，我们的自由选择也在增加。这一点，加上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选择是某件更大的事情的一部分。我认为主人与仆人的这种二分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就像先天和后天的关系一样，你无法把两者拆开。主人与仆人，你也无法把两者拆开。

提问者六：谢谢。

问答：选择的暴政

提问者七：我想知道你怎么把安全类技术纳入这套框架。比如在电子游戏里，如果你给每个人更多的力量，让每个人都成了超级英雄，那我们就都能互相攻击，游戏就没意思了，因为人人都强得离谱。给人更多选择，似乎也就是给人更多干涉别人选择的力量。

凯利：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谈过"选择的暴政"，意思是如果给人太多选择，人会瘫痪。这里有一个解决办法，当然，这又是我的技术中心视角：我认为选择过多的解决办法，是用更多的技术来帮助我们做选择。亚马逊的推荐就是这个，协同过滤就是这个。所以更多选择的解法，是再多一个选择，就是使用帮助过滤选择、辅助选择的技术。你提的问题也一样，如果有这么多选择，解决办法，抱歉这么说，还是更多的技术，更好的技术。

提问者七：我的问题其实是，当人们对自己想做什么有不同的想法，而且彼此能互相干涉的时候，更多的选择就不是一件无害的事了，它可能对别人造成负面影响。而你希望看到被创造出来的，正是这类东西。

凯利：对。但除了更好的选择、更好的选择技术之外，唯一的另一条路就是更少的选择。而我不认为那行得通，这正是我要说的。那跟整个演化的弧线背道而驰，所以我不会押在上面。我永远会押更好的选择技术，而不是更少的选择。

提问者七：好吧，有道理。

问答：技术的性器官

主持人：还有时间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吗？

凯利：最后一个问题，然后我想已经超时七分钟了，该走了。请讲。

提问者八：你说人类是技术的性器官？

凯利：是的。顺便说一句，这话不是我说的，我想是麦克卢汉的。

提问者八：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还是你认为最终会改变？

凯利：我的论点是，现在我们正在给技术元素一点点自主性。自主性不是二元的，不是有或没有，而是可以有一点点，我们自己也是如此，我们也不是完全自主的。所以我认为，技术元素的自主性会越来越多。技术元素能不能完全自主？从我们是它的一部分这个意义上说，不太可能。我们将永远是技术元素的一部分，我们不会与它分离，永远不会。所以技术元素的自主性肯定会不断增加。它会不会不再需要我们来繁殖？我不知道。我可以想象不同的情景，这么说吧，我认为有多种情景。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必然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在我们做的另一些事情里，就不是。既然它想要多种可能性，我要说的就是，我不认为它会保持为单一的物种，我们会看到分化。有些可能性里它会完全不需要我们，另一些可能性里我们仍然不可或缺。

大多数时候，未来不是单一的。我说的不是一架梯子，不是一场沿着单一路线往上爬的竞赛。这些轨迹不是梯子上的一级级台阶，而更像爆炸。好了，再次感谢大家留下来，很感谢这些问题，希望你们喜欢这本书。谢谢邀请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