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 Wu discusses The Master Switch - 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

编者按： 2011年，吴修铭应斯坦福大学互联网与社会中心之邀，就其新著《总开关》（The Master Switch）发表演讲，中心主任、法学教授芭芭拉·范舒维克主持。吴修铭时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高级顾问，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借调，演讲以个人身份进行。他从贝尔实验室一台被雪藏五十年的答录机讲起，梳理美国信息产业从开放走向垄断的周期，并公开阐述他正在写入新版的「不安的垄断者」理论。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

开场：一个词的来历

范舒维克： 欢迎各位。我是芭芭拉·范舒维克，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的主任，也在法学院任教。今天很高兴请到吴修铭来谈他的新书《总开关》。在座多数人都认识他，我就不多介绍了。他是网络中立（network neutrality）领域最重要的思想者之一，公认是这个词的提出者，出自他求职时的那篇论文，这可不是小成就。那篇是你的求职论文吧？

吴修铭： 我倒希望是。我真正的求职论文是另一篇，写得太差，从来没发表过。

范舒维克： 好，那就是他早期的论文之一提出了「网络中立」这个说法。他在无线网络中立上的研究同样出色，「卡特电话原则」（Carterfone principles）在华盛顿影响很大。他现在是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的高级顾问，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教职上借调过去。除了写了大量有意思的论文和文章，他还担任「自由新闻」（Free Press）董事会主席。

吴修铭： 已经不是了。

范舒维克： 好，曾经担任过。总之，期待你的演讲，欢迎。

吴修铭： 谢谢芭芭拉。回到斯坦福很高兴。我跟这个地方渊源很深，在硅谷工作过几段时间，也在这里做过访问教授。刚才芭芭拉说到网络中立这个词，其实一个说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谁也说不清。我记得是2002年夏天，拉里·莱斯格（Larry Lessig）那时还在斯坦福，我和他就在楼下那个露天餐厅里聊，说我们得提出某种原则，「网络里的中立」、「中立的网络」，大概是这一类的话。后来我写了一篇小文章，叫《网络中立与宽带歧视》，事情就从那里开始了。所以要问这个词是在哪里造出来的，功劳大概我和莱斯格各占一半，地点就在楼下那家小餐厅。对互联网历史感兴趣的人，可以记一笔。

先补一句忘了说的话：我今天以个人身份发言，不代表联邦贸易委员会或任何一位委员的观点。在座也许有人对某些具体调查和案件感兴趣，这些我没法回答，其他机构在做的事我也不能评论。主要是因为我以前干过这种事，惹了大麻烦：我曾经批评过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一次，结果在整个华盛顿城里回响了很久。所以我能讲的有趣的事，大多发生在二十世纪初。

今天我要谈《总开关》。我正在重写这本书的最后两章，做一些调整，新版今年晚些时候出。所以我也会花一点时间讲讲我目前对反垄断理论的一些想法，特别是我称为「不安的垄断者」（the insecure monopolist）的那套理论。

五十年前的答录机

吴修铭： 先介绍这本书的基本想法。我们不妨回到1930年代，确切地说是1935年。请跟我到新泽西州，贝尔实验室的园区。贝尔实验室大概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企业实验室。那里有一个人，叫克拉伦斯·希克曼（Clarence Hickman），他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台从未公开的秘密装置，七英尺高，全世界独此一台，算得上贝尔实验室在这个领域的工程巅峰。这台机器有个功能：你打电话到希克曼先生的办公室，他不在，机器会接起电话，放一声「哔」，你就可以留言。也就是说，1934年，贝尔实验室已经有了一台能用的电话答录机。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不过这项发明真正重要的，不是答录机本身，虽然那是很方便的技术，而是答录机里面的东西：磁性录音带，就是后来录像机和卡式磁带里用的那种带子。贝尔当时拥有全世界最领先的录音磁带，并用它造出了答录机。这并不奇怪，贝尔实验室是了不起的机构，我们今天想得到的许多技术都是他们发明的：他们在量子物理上有重要成果，后来在激光上有重要成果，再后来发明了Unix系统和C语言。所以他们做出答录机不足为怪。

答录机这个故事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有两点。第一，答录机1934年就发明了，进入消费市场却要到1981年前后，大规模零售是1980年代的事。从发明到上市，隔了整整五十年，而这个人的机器就摆在他办公室里。第二，贝尔在1930年代就发明并拥有世界一流录音磁带这件事，世人一直不知道，直到1990年代有位历史学家在贝尔档案里翻出那位工程师的备忘录才被发现。这里出了什么事？五十年的空白是个谜。想一想磁性录音的分量：它后来成了整个计算机产业的基础之一，重要性几乎可以和半导体相提并论。有多少公司，多少产品，归根到底建立在硬盘上，建立在磁性记录上。贝尔在1930年代就握有这项技术，本来可以统治硬盘、磁带、录像机的世界，什么都有了，却决定不往前走。

发生了什么？1930年代贝尔管理层有一份备忘录，命令贝尔实验室停止磁带录音机的研究，这条研究线就此中断，答录机一类的机器也不再开发。注意，下命令的不是贝尔实验室，而是AT&T的管理层。他们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结论是电话和录音机是互不相容的技术，录音机一旦普及，很可能导致电话使用量急剧下降。理由有两条。第一，他们断定，如果录音技术普及，商人们就会放弃用电话谈正经生意，因为通话一旦被录下来，日后可以拿来对抗合同。这是很法学院的担忧，他们怕的是口头证据被拿出来推翻书面约定。今天回头看很滑稽，因为现在谁要谈私密的生意，反而用电话或者当面谈，觉得这样更安全。

但让贝尔叫停研究的更大的理由，是他们做了调查。这调查是怎么做的我不明白，各位可以发挥想象。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多数电话通话，有人说是三分之二，我不能完全确定，反正是很大一部分，内容不雅甚至淫秽。既然世上出现了一种叫录音机的东西，可以把这些通话录下来，美国人无疑就会放弃电话。这个国家看来对电话性爱上了瘾，某种意义上，这就是贝尔帝国背后的秘密力量。至少他们是这么断定的。于是答录机就没了下文。熟悉电信史的人知道，中间空了五十年，答录机要到1960或70年代才提供给企业用户，1981年第三方销售合法化以后才真正普及。

克罗诺斯效应

吴修铭： 我讲这个故事，算是《总开关》那一系列故事的预热。《总开关》说的是发明及其后果：在通信产业，在信息产业里，一项发明问世之后，路会怎么走。书里描述的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在电报、电话、有线电视、广播这些行业里一再重演，今天的互联网也可能重演。

这个模式是这样的。每隔一段时间，大概二十年吧，会出现一项发明，用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 Christensen）的话说，它的颠覆性之大，不是改良现有技术，而是要把现有技术整个取代掉。最经典的例子就是电话和电报：电话最终不只是更好的电报，它把原本属于电报的整个市场都吞了下去。这样的发明一出现，就会改变整个行业。

而在发明之初，往往会有一股力量，要么想把它捂住、压下去，要么想把它收编，这是现有势力的反应。我称之为克罗诺斯效应（the Kronos effect）：有人试图控制这项发明，发明能不能走向市场，通常要经过一番搏斗。电话业就是个好例子。贝尔电话公司起初是个小创业公司，也就四五个人。它刚宣布电话开卖，刚有一些客户，当时的电报垄断者西联公司（Western Union）就气势汹汹地进入市场，想把贝尔挤死。所以很典型地，一样东西刚发明出来，就有人来敲打它。1990年代我们也见过：互联网可能通过浏览器成为主要的开发平台，成为大众化的东西，微软早早就下了大力气想控制这个市场，最终引出了微软反垄断案。这些模式一再重复。

开放期的四个特征

吴修铭： 假定这项发明活了下来，它们并不总能活下来，但假定它熬过了最初那段时间，接下来你会看到我所说的行业「开放期」。开放期有几个共同特征，我讲三四点。

第一，它往往造就一个很容易进入的市场，一个创业者的市场。各位最熟悉的当然是1990年代到最近十年的硅谷。可类似的现象在1900年前后的电话业里同样看得到。假如你是1900年从斯坦福毕业的年轻人，斯坦福那时候应该已经有了，你琢磨靠什么谋生，可能会想：我去开家电话公司吧。那是个完全敞开的市场，贝尔的专利已经到期，没有专利障碍，随便找个镇子，把线拉起来就能开张。开电话公司在当时并不稀奇，全美国有几百家，说不定几千家电话公司。所以第一条是进入门槛低。

第二，开放期往往充满关于「这个产品到底该是什么」的实验，思路很开放，很多人尝试新东西。1990年代我们显然见过，每一个大学毕业生、每一个生意人都有个自己的网站，名字后面带个「.com」；今天的应用程序（app）也有一点这个意思，大家都在摸索这些东西究竟能干什么。其他时代也是如此。比如曾经有人认为，电话的最高用途是广播。西部有些电话公司提供这样的服务：晚上六点，电话响十下，你拿起听筒，里面播的是一场音乐会，或者一点新闻，一点闲话。如今由电视和广播承担的角色，当时有些人认为最好由电话来做，于是有一批公司真心相信电话是用来广播的。1920年代的无线电是另一个好例子。那时候没人知道无线电是干什么用的，市场也很容易进入，只要有足够的人手，任何大学、任何俱乐部都能开一家广播电台，而且对无线电该做什么有各式各样的想法。最初的想法是，某个地方正在发生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无线电把人「传送」过去。早期广播里常用一种语言，有点像后来的「赛博空间」：你正在进入无线电的世界，你将置身于这场拳击赛的现场。今天还残留一点这种感觉，但远不像早期无线电那么强烈，那时候的基本想法就是瞬间移动。

第三，开放的媒介很容易激发种种愿景，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功能：人们畅想改进后的通信技术能让世界变得多好，能解决多少困扰人类已久的问题。1920年代关于无线电有大量这样的文字，说有了无线电和广播，政治的种种问题差不多可以指望消失了。我读过一篇社论，说无线电是高贵的媒介，要是有人在无线电波里对着政治大喊大叫，那太可笑了，没人敢这么做，因为听众会觉得太失体统。所以他们确信，无线电上会出现更成熟、更负责任的对话。还有人说，无线电会让国家团结起来，总统会像一位父亲，走进全国每家的客厅，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到民众面前。这里说的都是美国。所以始终有这样一种感觉，1990年代的互联网也充满这种感觉：如今我们有了把所有人连在一起的通信媒介，人类的一切病痛都能治好。这是很常见的主题，背后的理论是，人类的一切问题都源于沟通不畅，或者源于没能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大概是这一类的想法。

以上是开放期的三个基本特征。用商业的语言说，这些时期竞争极其激烈，大量企业进入，大量创新，热闹非凡。如果你关心言论问题，我再加第四点。我写的是信息产业，在开放期，言论的光谱极为宽广。举第三个例子，电影业。1910年代到1920年代的电影种类之多样，拿今天的主流好莱坞电影来比，当年主流影片的类型宽广得多。有工会拍的电影，法西斯拍的电影，无政府主义者拍的电影，有专门给爱尔兰观众看的电影，专门给黑人观众看的电影，各种族裔都有自己的电影，黑人影院放的片子也各不相同。我看过一些老的黑人电影，就是普通电影，只不过里面所有人都是黑人。要说的是，政治观点和意见极为多样，种族主义电影也有，都在这些时期得到表达，这是开放媒介的典型特征。我们过去二十年也看得到：互联网和1950年代相比，可获得的观点的光谱宽得太多了。这是开放媒介的又一个特征。

走向整合

吴修铭： 这是开放阶段。下一个阶段，不是最终阶段，是下一个：开放媒介存在十年、十五年之后，你会看到它稳步走向整合。推动这件事的有几股力量。

第一，常常会出现一家公司，它说：这个开放的媒介是了不起的发明，无线电、电影、电话，不管是什么，都是极其重要、极其美妙的发明，可是它太乱了，太混沌，太不可靠，太不安全，我们需要更好的东西。「我们不需要业余时间了」，这是某位整合者的原话。别再这么胡闹了，我们要给你一个更有掌控、更好的产品。

第二，消费者这一边，因果关系可以争论，但往往在一种媒介出现十年、十五年后，新鲜感开始消退，人们对更高制作质量之类的东西的需求增长了。这两股力量是相互配合的。

举个例子。1920、30年代的好莱坞大亨，也就是建立制片厂体系的那些人，最有名的是派拉蒙影业的头儿阿道夫·楚克（Adolph Zukor）。他开始对电影业做纵向整合，他说：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提供的是更高质量的电影，我们的电影有特效，有明星，有情节，有我们今天和好莱坞电影联系在一起的种种特征，更高的制作水准，有声，大预算。可是要做到这些，我们需要一个整合得多的行业结构，才能把所有环节拼到一起。

最著名的大概是1910年代的AT&T。它开始一步步垄断电话业，慢慢把那些一家家开起来的小电话公司买下来，或者挤垮。有个故事发生在1910年代以前，书里写了，我很喜欢：贝尔打败了一个竞争对手，据报道，他们把对方的电线全部拔掉，堆在镇子中央，点了一把大火，用来警告任何想挑战他们的人。这事是不是真的我不确定，现在也没人这么干了，但我就喜欢这种故事。总之到了1910年代，贝尔的手法温和了一些，开始一块一块地整合这个行业，收购一些，合并一些，再跟另一些签协议。他们同时向行业和全国发出呼吁，核心意思是：竞争对我们这个行业有害，竞争是浪费，竞争把人性中不好的一面激发出来，我们互相打架，互相烧对方的东西。我们真正该做的，是在一家公司、一套系统下协作，实现普遍服务，为全国打造一个统一的产品。我们要建设全国统一的电话网络。你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支持我们，就加入我们，我们将像父子一样共治美国电话业；反对我们，就等着被彻底消灭。

他们确实这么做了，而且同时向消费者和全国承诺：我们将建成世界上最好的电话网络，用铜线连到每一个美国人家里，而且可靠。此外他们对政府说：请管制我们，但不要把我们国有化。当时关于国有化有过激烈争论。请管制我们，可以审查我们的费率，确保它们不过分，我们都接受，但我们要做垄断者。大家在一起干，竞争没好处，我们见识过了，太混乱。贝尔有这样一种信念：垄断能激发人性中最好的一面，它把某种责任放在掌权者身上，当然那时候掌权的全是男人，他们因此会举止更庄重。这里也有西奥多·罗斯福那个时代的回音：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所以这一半是关于电话系统的愿景，一半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愿景，和我们今天的看法不太一样：把垄断权授予值得信赖的人，让他们用这巨大的权力为国家做好事，于是全国由一批企业巨头统治一切。稍微跑个题，这在AT&T以外也看得到，汽车业、钢铁业都有这个影子：把最重要的行业交给垄断者，让他们为国家利益经营，别再折腾什么竞争了，三家公司争着做一件本该由一家公司做的事，纯粹是浪费资源。这套说辞极有吸引力，人们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最终国会把垄断地位授予了维尔（Theodore Vail）和AT&T系统，这个垄断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

这就是那个模式。走到这一步，通常会出现一个标志性的大亨，我把他放在幻灯片上了。往往是一个人在掌权，通常是个不寻常的人物，有魅力。熊彼特（Schumpeter）1911年写过这类人，他说建立商业帝国的不是寻常的正常人。他讲的是商业帝国，我讲的是信息帝国。这些人未必受金钱驱使，多少有一点，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想统治一个私人王国，想证明自己比别人强，想要一个帝国。这类人物会出现：无线电的大卫·萨尔诺夫（David Sarnoff），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他们向消费者许诺一个新时代。

最后你走到垄断，有时是寡头垄断，三四家、五家大公司，而且能维持很长时间。AT&T持续了六七十年。好莱坞制片厂，就我所见，至今还在，靠这套体系统治了七八十年。他们有起有落，但派拉蒙、环球这些基本的公司，以某种形式仍然掌控着这个行业。NBC、CBS在某个时刻失去了那种权力，但也统治了好几十年。

互联网会不一样吗

吴修铭： 我想留时间给提问，所以直接进入大问题。如果这是历史的模式，那么这本书提出却没有完全回答的大问题是：这会不会也是互联网的命运？新版里我想我回答了，但最初提出的问题是：我们会不会看到互联网产业也走上这条路？我们一直想象，或者说互联网的神话、互联网的立国理念是：它不一样，它从根本上不一样。它主要是在加州发明的，所以它不按这些老规矩行事，它会永远处于无休止的竞争状态，一家公司转眼被另一家取代，如此往复，永远不会离开开放阶段，走进垄断和封闭的阶段。

我认为有理由相信，影响过其他行业进程的那些历史因素，其实也正在影响互联网的进程。如果我们的互联网日益被四五家大公司主导，我不会感到意外。当然不会是完全主导，永远会有很多别的公司，但会有四五家「大厂」（majors），用电影业制片厂时代的说法。我认为有一些具体的理由让人相信这会发生，提问环节可以多谈。

另一方面，反对我这个理论的论证是：互联网确实有些不一样。它的协议，芭芭拉写过很多，它的协议在设计上就是抵制整合的；用互联网的人对垄断更有抵抗力；此外还有一种风险投资的文化，总是在试图制造垄断者的挑战者。这些都是有力的理由，让人觉得这次也许会不同。

但另一方面，有些东西没有变。垄断的经济原理没有变，导致垄断的人性因素也没有变。就经济因素而言，网络效应依然存在，而且可能比二十世纪初还强。AT&T的成功之道之一就是它出去说：如果网络能连到所有美国人，会比一堆彼此不通、互相冲突的网络好得多。拿起电话，你不知道能打通谁，把它们全部合到一个大系统里，就好用了。今天你可以看到，很多互联网市场，至少就目前所见，都有这种赢家通吃的性质。我只举一个例子，社交网络。到目前为止，这可能会变，也确有理由感到它可能会变，但到目前为止，在社交网站上拥有最多用户的公司往往主导这个行业，我说的当然是脸书（Facebook）。它有很多竞争者，MySpace，还有刚才有人提到的Diaspora。但脸书一过某个临界点就开始起飞，用户比别人多得多，现在要挑战它在基础社交网络上的地位，我不说不可能，但极其困难。这和AT&T效应非常相似。

规模经济似乎也有它的后果。谷歌现在为什么如此难以挑战？不是不可能，但微软花了几十亿美元，没见多少成效。原因有好几个，其实是个相当费解的问题。首先，只有微软才有能力去尝试这件事，这本身就该告诉你一些事情：市场变了。我们说开放行业的特征是任何人都能进去试一把。我想现在没人真的认为，自己开一家搜索引擎就能对谷歌构成严重挑战。条件已经变了。我可能错，我希望我错。其次，部分原因就在于纯粹的规模，整个系统核心那台巨型计算机，由所有那些服务器和原始的物理基础设施组成，这意味着要进入这些领域需要相当大的投入，规模经济在这里起作用。

我想留时间给提问，所以用下面这点来收尾。美国人常说，你们尽可以反驳，说他们喜欢竞争，信奉亚当·斯密，竞争能压低价格等等。但就实际偏好而言，美国人，其实全世界的人，从他们实际使用什么来看，往往更偏爱垄断者。人们嘴上说喜欢竞争，用点击投出的票却常常是投给垄断者的。我在这儿做个调查吧。在座有多少人相信竞争、认为竞争是好事？那有多少人不用谷歌搜索？一个人。你们的信念和行为之间有点小小的不一致。垄断不是像魔法咒语一样凭空出现的，它出现，是因为所有人都用同一个产品。我不是说这有什么不对，我们显然都在这么做。我想说的是，垄断的根源其实就在消费者行为、消费者选择里。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总开关》所讲的问题，也就是垄断反复出现的问题，永远不会消失。谢谢，下面请提问。

海外比国内更强

听众： 我想问美国以外的国家。它们有没有可能起来反抗这种垄断，比如微软的垄断？其他国家能做点什么吗？

吴修铭： 全球化，这是变了的东西之一。《总开关》基本上写的是美国的信息产业，偶尔绕到德国、英国和法国，主要还是美国，欧洲讲得少一些。早期电影业的中心其实在欧洲，在巴黎，那是好莱坞之前的事。1905年前后你想拍电影，就得去法国。那时候电影是默片，法国拍的片子拿到美国放没什么差别。问题是情况有没有变，毕竟现在市场多得多，而且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里，参与其中的政府也多得多。

有两点很有意思。第一个问题是，全球化更可能导向垄断，还是更不可能？两个方向的论证都有。说更可能导向垄断的理由是：当你面对的市场是几十亿人而不是几亿人，当你可以面向全世界，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的优势可以进一步放大。如果某种效应让一家公司在两亿用户时很强大，那它在二十亿用户时会更强。拿脸书来说，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在脸书上，它的价值也许比一国之内所有人都在上面更大，因为人们在别的国家也有朋友。推特（Twitter）也是，全世界都在用，就比只有一个国家在用更有价值，因为你能知道叙利亚在发生什么。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有更多的政府在想拆分垄断者的时候可以动手，潜在的反垄断当局多了，这是其一。其二，理论上有更多的国家可以孕育出对垄断者的挑战。一家公司得操心的不只是垄断一个国家，它得垄断全世界。

不过有件奇怪的事。到目前为止，除了少数例外，互联网应用市场基本上处于美国霸权之下，主要由美国公司主导：谷歌，某些地方是雅虎，还有亚马逊。有些地方它们没那么强，但总的来说，最有实力的公司确实大多在美国这一侧海岸。而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很多美国公司在海外的市场份额比在美国国内还高，这和历史趋势正好相反。IBM在1970年前后，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大约是百分之七十，但在日本或法国总要面对一个本土竞争者。今天谷歌这样的公司在美国的份额大概是百分之六十几、七十，在欧洲却有百分之九十左右。很多美国公司在海外比在本土更强。这我真的不明白，按常理你会预测本地公司做得更好。但除了中国以外，美国公司在海外通常都做得很好。这就是我能说的。

触及多少心灵

听众： 你放在幕布上的这个模式，是不是出于某种原因，对信息产业比对其他行业更适用？

吴修铭： 简单的回答是，我没研究过其他行业，所以只谈我实际研究过的东西，把每个行业都研究一遍要花很长时间。不过是的，有些经济学家有类似的模型，我确实认为信息产业可能有几点不同，有的是规范层面的，有的是描述层面的。首先，我更在意信息产业，我写它们是因为我更关心它们，因为它们关系到言论。这也是我认为反垄断或商业管制的常规规则绝不应该直接套用到互联网产业上的一个原因。法兰克福特大法官（Justice Frankfurter）在1940年代的美联社案里说过这一点，他说信息不是豌豆和土豆，它是一种对社会有着截然不同后果的产品，和第一修正案的运转紧密相连。这是我研究它的原因。

那么这个模式在这里的运作方式是否不同？有些理由让人觉得可能不同。我给两个理由。第一，这些行业吸引的人略有不同。那些标志性的大亨，那些想经营信息帝国的人，有时候性格和普通人不一样。掌管人们的头脑这件事，似乎特别吸引某一类人。这是我的看法，我的证据是我采访过杰拉尔德·莱文（Gerald Levin），时代华纳收购美国在线时的老掌门。我问他，你当时代华纳首席执行官的时候，驱动你的是什么？他说，首先，走进一间屋子说「我是全世界最大媒体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没有什么比这更过瘾。这是他的动力之一，很有意思。他还说了另一件事。他说，当他琢磨公司到底要最大化什么的时候，他让一个下属向他汇报一个数字，叫「触点」（touch points）。我问什么是触点，他说，我想知道我们那一天触及了多少人的头脑，通过我们的电影、杂志、有线电视频道，通过我们所有的媒体资产，那一天我们触及了多少心灵。我要这个数字，我要知道它在往哪个方向走。所以他并不是在最大化收入，也许他也在做那件事，但他心里装着的是这样一张图：有多少心灵被触及。今天很多互联网公司也是这样，他们最终要的是钱，但钱不是人们唯一想要的东西。所以我认为信息产业确实有它的不同之处。顺带说一句，莱文如今已经是个变了的人，目光沉静，说话很慢，在南加州主持一个佛教静修所，时代华纳的前首席执行官。他告诉我，当媒体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一种精神疾病。很有意思的一个俱乐部。

垄断的坏处在后头

听众： 我的问题是，我很难想象互联网行业里的垄断是什么样子。我看这里有个区分，一边是服务提供商，一边是网站，比如脸书和谷歌。服务提供商的垄断有什么问题我看得出来，他们可以偏袒某些网站，决定你访问某个东西的快慢。可是谷歌或脸书这样的垄断有什么不对，会怎么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坏处到底在哪儿？

吴修铭： 坏处在哪儿。首先，这是个好问题，而且显然我们过去并不觉得有多大坏处，因为我们让AT&T掌管了七十年。我想说的就是，尽管嘴上讲亚当·斯密，美国人其实倾向于喜欢垄断。大多数美国人完全乐意消灭竞争，生活在一个基本上由几家公司掌管一切的、近乎法西斯式的状态里。

至于问题，垄断有一个典型的模式：刚上台的时候，往往伴随着一个黄金时代。它们刚掌权时通常拥有很棒的技术，通常是做成了什么事才走到那一步的。今天很多互联网公司确实如此。谷歌、脸书和其他公司崛起是有原因的，它们的产品极好，人们喜欢。1910年的AT&T的电话服务大概也确实比竞争者好，它的钱也多得多。NBC刚开始做联播的时候，集中了大量资金，做出了谁也没见过的节目。好莱坞电影出来的时候，人们看到金刚爬上帝国大厦，惊得说不出话。这就是黄金时代。

问题在于，一旦坐上垄断的位置，公司往往就待在那里不走了，一待就是几年、几十年，最终开始变得反复无常，长期看还会变得有些蛮横。所以如果你担心互联网垄断者，我不会担心现在，也不担心接下来十年，我担心的是更远的将来。因为公司随着年岁增长，往往在创新上投入越来越少，在防御和压制上投入越来越多。它们通常会意识到，对自己最大的威胁是某种新发明，于是开始收买、收编，有时候是试图摧毁正在冒出来的新东西。这是往后的问题。如果这种策略成功了，整个行业就会陷入停滞。举个例子，即便在我们这个时代你也能体会到：微软视窗系统作为开发平台已经几乎完全停滞了，没人再为它写东西。除了谷歌那个东西，上一次出现一款能和Word竞争的文字处理软件是什么时候？现在开始有了，但都在完全不同的平台上，没人再写原生的视窗应用了。电子表格也一样，都停滞了。这就是会发生的事，你会在这个状态里卡上一阵子。这是长期的问题之一。

另一个长期问题，如果你关心言论市场：一旦整合到一定程度，整合后的行业就容易受到审查。如果互联网行业由四五家大公司组成，起初它们往往非常支持言论自由，可是几十年之后，它们会越来越多地听从那些希望它们审查互联网的人。我认为这是另一个重大问题：私人审查增多，对创新的压制增多。这就是长期垄断的问题。

听众： 我能追问一句吗？问题是，互联网不一样，因为没什么东西真正阻止竞争者出现。做电话你得铺电缆，有实实在在的高额启动成本，无线电也是，频道只有那么多。可互联网是无限的，谁想进来，没有什么能拦住他。

吴修铭： 那你就照这个建议去开一家搜索公司，看看结果如何。我不是不同意，我完全同意你的基本观点：通信层和应用层之间确实有区别。通信层首先是个老得多的行业，坦白说，它基本上还是贝尔和AT&T，还是同一批人，加上有线电视业。那是老行业，那里的某些经济特性确实让市场进入很困难。我的问题，也是这本书的前提，是需要去考察而不是直接假定的一件事：主要的互联网市场会不会也朝那个方向走？换句话说，你去开一家搜索引擎，你可以把产品推出来，但你到底能不能在这些主要市场里真正站住？市场进入还是不是过去那个样子？这才是关键。网络中立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保证了你永远有挑战他们的可能。但问题是，进入这个行业所需的规模和其他条件，是不是已经变得很严峻了。

不安的垄断者

听众： 谢谢你多年来为互联网的开放保持警惕。我在做面向发展中世界的大学和学校，类似维基百科加上麻省理工的开放课程，可能覆盖三千到八千种语言，开放学科，免费学位，学士、法学、医学、博士，五十到一百个国家。可是你有Visa在垄断支付。网址是无限的，数量还在扩大，你有一个实时的、分布式的全球通信网络，有两百来个民族国家。谷歌或脸书这样的公司怎么可能去垄断无限扩张的网址？还有，任何一个国家里都可能出现开放式的创新，这些怎么垄断得了？

吴修铭： 谢谢。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前一个问题的延续，也就是：互联网是不是真的不一样？有几百万个网址这一事实，是不是让任何公司都不可能垄断它？我想是时候介绍一下「不安的垄断者」理论了。

我想我们要找的，我想历史证明的是：真正的危险来自这样一种垄断，它设法把自己隔绝起来，以至于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它把足够多的市场入口都封死了，或者让进入变得足够昂贵、足够困难，以至于没人能真正挑战它。想建一所你说的那种大学？算了吧，你连从哪儿起步都不知道。「不安的垄断者」这个论题认为，由于我们谈过的那些因素，在大多数通信产业和信息产业里，垄断很可能会出现。但我们要做的，是保持刚才那位女士说的那种状态：让它们始终有一点不安，始终可能被挑战。理由有两条。一是它们确实能被挑战，一旦更好的东西出现，就真的能把垄断者赶下去。二是垄断者本身始终有点紧张，时时回头看，按照你希望它表现的方式行事，总是不太确定自己会不会很快出局。因为一家企业一旦觉得自己永远不会倒，它的行为方式就变了，开始像一个在位二三十年的国会议员。

我关于垄断从黄金时代走向停滞的想法，和这个很相似，是从政治里借来的。政治里常有改革者上台，一开始很有吸引力，连许多独裁者也是如此。穆巴拉克刚上台时，人人都说这人了不起，看他要做多少新事情。三十年后，他基本上只剩下把所有人关进监狱。这是人性非常典型的模式：开头很好，待得太久，然后变得反复无常、蛮横霸道。要避免这个问题，理论上就是让垄断者保持不安。怎么做到？

具体到互联网，第一，这正是网络中立或者说开放渠道重要的地方。网络中立在这套方案里的意义，是确保始终存在某种渠道、某一组资源，任何人都可以依靠它去挑战现存的垄断者。所以开放渠道，或者说网络中立，对这种挑战至关重要。

第二，政府不要庇护垄断者，我还没想好怎么表述这一条。在《总开关》里，让垄断持续极长时间的因素之一，就是政府决定它喜欢这个垄断者，不想让它消失。到1950年代，AT&T的行为已经开始有点古怪，答录机的例子就是一例。但国防部决定它喜欢AT&T，因为AT&T在帮它建预警系统和各种有助于国防的东西。想一想，如果你在政府里，我现在在政府工作，对此看得很清楚，某个行业由一个垄断者经营，而你有一个想做的项目，只要让垄断者去做，你就能不加税而达成目标，因为税实际上是通过垄断价格征收的。比如1950年代国防部想建一套洲际弹道导弹预警系统，它可以让AT&T去建，AT&T用略高一点的电话费实际上向美国人征了税，你想建什么都行。所以一旦政府手里有一批垄断者，它还可以显然地把它们用于宣传或者基础设施，它们就变得非常有用。电话系统在很多场合都对政府很有用，所以政府常常偏爱垄断。避免政府成为垄断者的朋友，对垄断者能不能时不时被取代，相当重要。

第三，这是我现在正在研究的：如何避免纵向垄断。我需要一个更好的说法。典型情况是，一家公司一旦在某一层上取得垄断，也就是它最初的平台，它往往就想朝上下两个方向扩张，去垄断其他层。一家公司一旦垄断了一整串的层，从它最初的规模扩张出去，它掌握的垄断越多，就越难被取代。可以想成一把椅子：一条腿的椅子很容易推倒，两条腿，三条腿，四条腿，五条腿，就越来越难。回到AT&T，这是个绝佳的例子。人们常说AT&T这个垄断者手里至少握着五六个垄断：电话机，本地服务，交换，企业业务，长途，还有数据处理。一屋子的垄断。一家公司名下的垄断越多，就越难被取代。微软是双重垄断者，现在还是：视窗和应用软件，它还想成为三重垄断者，于是有了反垄断案。所以我认为，当前政府政策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防止单一垄断者变成双重、三重、四重垄断者，那会让它们很难对付。不知道是不是直接回答了你的问题，至少给了你我在这个题目上的想法。

按价值收费

听众： 很多网络中立的支持者主张立法，禁止网络运营商按带宽的价值收费。比如一段语音通话和一封简单的文本邮件，即使占用同样的带宽，在同一时段传输，也不能区别定价。这样的立法加在网络运营商身上，你觉得会有什么后果？

吴修铭： 你具体指的是什么？抱歉我有点迟钝。你是说，假设Skype的流量和另一种流量占用同样的带宽，而网络运营商因为自己也提供语音服务，想对Skype收费？

听众： 对。

吴修铭： 那就是网络中立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这很快就会变成，我不说和封锁一样，但它是一种可以让某些企业吃亏、让另一些企业受益的安排。如果网络提供商当年被允许这么做，就不会有Skype。谁会让Skype跑在自己的网络上？那太疯狂了。如果你可以对Skype收费，一家普通电话公司凭什么想让Skype在自己网上跑？它直接吃掉你的收入。那就给Skype定个价，定到你想要的最高价。所以是的，这是另一种手段。

听众： 那你认为网络运营商不应该有这个权力，按带宽的价值收费，分析经过的数据包，然后定价？

吴修铭： 不应该，我认为不应该允许他们这么做。不只是出于竞争方面的理由，我都不知道从哪儿说起。第一，它对创新有寒蝉效应。它让所有创新在某种意义上都受制于电话公司，不是否决权，但是强大的影响。于是你会看到竞争少了，那些可能被电话公司定高价、被视为威胁的东西不会被发明出来。而那些构成威胁的东西，恰恰是你希望被发明出来的。这是一个理由。我不喜欢它的另一个理由，理由很多，是要做这些事，你必须大规模侵犯隐私，这很可能违反《窃听法》。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在不在用Skype？你得钻进去看数据包，得看到相当深的地方才能判断。在我看来，这和窃听是一回事。

应用的生与死

听众（伊利亚）： 我叫伊利亚，我在做Diaspora，所以不用说，我在想今天一些大型社交网络的停滞问题。我想问的是，互联网目前的状况，我们在这个周期各个阶段停留的时间，会不会只是某种反映？你刚才说美国人总体上喜欢垄断，虽然嘴上说喜欢竞争。我忘了在哪儿读到的统计，说美国人在技术采用上偏晚，而日本人是很早的采用者。你觉得随着更多国家、更多早期采用者加入，我们在这个周期各阶段停留时间的比例，会不会朝创新多一些、垄断少一些的方向移动？

吴修铭：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整个周期是不是大大加快了？这取决于你把什么算作颠覆性发明。你把推特算作颠覆性发明，还是只算互联网，或者万维网？这很要紧，也很难衡量。我的感受是混杂的。我认为要区分那些真正把桌面清空的发明，如果你说的是那种发明，那互联网和万维网就是，其余的东西都只是搭在上面，来来去去。我在「总开关周期」里关心的是更大层级的发明，像电影，像电报，是彻底改变整个领域的东西。推特只是比脸书的信息流稍微变了一点。

听众（伊利亚）： 那要是我们稍微抬高一个层级，把社交网络本身当作平台来看呢？

吴修铭： 我很久以来就想写一篇东西，叫《伟大美国应用的生与死》，谈的是应用这种更小的生命周期。《总开关》讲的是改变行业、改变社会的大发明，但应用有它们自己的生与死。这会是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专门讲计算机应用。我认为你能看到一种非常自然的周期：它们诞生，带着某种代码基础，然后开始腐朽，用法也在变。想想1990年代的电子邮件，它当时的处境有点像今天的短信，只有一小群人在用。再看Foursquare这样比较新的应用，它还处在刚要起飞的时刻，上面基本上只有你想遇见的人。到了另一些应用，突然所有人都来了。脸书经历过这个阶段，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也经历过。大概十一年前，你在克雷格列表上发广告，你完全知道谁会回应，来看房的人出现时毫不意外，正是你预想中的那种人。我解释不了为什么，但那时候用户全是二十到三十一岁、住在旧金山、同一类型的人。后来就变了。应用内部这些小小的圈子，非常值得研究和理解。那篇《伟大美国应用的生与死》我还没写。

关于这一点我最后说一句，这更多是平台层面的问题：有一种周期是，起初编写者想做一个更开放的平台，把更多人吸引进来，到了生命周期后期，就想把它收紧一点。推特现在就是这样。

听众（伊利亚）： 因为要变现。这多少源于推特是个营利实体。我最近想得很多的一个想法是，你的平台不应该出卖你。比如，假如Groupon是脸书上的一个应用，然后脸书推出了自己的「脸书优惠」，那当然尴尬，但如果平台是营利的，就会更尴尬。

吴修铭： 谢谢。关于这个我还想说一点，我认为这是今天和历史不同的地方之一。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出现的垄断都是封闭的垄断，一律封闭。而今天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垄断。一种是「开放的垄断」，也就是一些公司虽然是垄断者，却宣称自己是开放的，这很不寻常。历史上大多数公司一旦取得垄断，就把公司封起来，什么都关上。这是其一。其二，还有真正开放的垄断，前一种是商业性的开放，这里说的是真正的开放，维基百科是个好例子，TCP/IP也是。

听众（伊利亚）： 那是个标准。

吴修铭： 对，但在TCP/IP这样的平台上，你有完全彻底开放的主要平台，这在二十世纪是很少见的。这些为「这一次也许不同」的论点提供了一些支持，有人是这么说的。

物理定律与人性

听众： 你刚才说到对头脑的全面控制，是在信息产业的语境里说的。我来这里学法律和技术之前是学历史的，我看信息产业可以往回追溯很远，追溯到宗教、书籍和意识形态。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说过，赛博空间完全不同，它是心灵的新家园，那些疲惫的旧巨人在赛博空间没有主权。但从你在通信管制、知识管制框架、文化和版权上的研究看，这些垄断者显然仍在试图把控制伸向互联网。那么，新出现的这些创新，点对点、匿名、分布式的信息架构，比如维基解密，以及人们跳出这些知识管制框架的能力，是否从根本上改变了什么？

吴修铭： 这是个好问题，它是另一个版本的「互联网是否改变了一切」，某种意义上这是我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纠缠的问题，所以不容易简单回答。你提到通信的点对点性质。我的回答是：它改变了一些东西，但不是一切。我对大多数事情的回答都是这个。

原因，我这里回到刚才的演讲，是技术在变，一部分基础设施在变，一些东西在变，但有两件大事不变。第一，不管我们怎么努力，物理定律不变。从物理定律里衍生出一些经济原理，比如规模优势。谷歌是一家非常成功的公司，它成功的原因之一，我再说一次，是纯物理的：他们有设计得极其精巧的服务器群，实实在在地放在某些地方，不是什么「云」里的想象之物。那是庞大的物理基础设施，它带来某些优势，过去如此，将来大概也如此。

我要再次强调的第二件事，是那个真正不变、至少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变的东西，叫做人性。我们似乎依然崇拜规模和权力，原因留给各位自己想。我前几天在想这件事：我们拥有历史上最精密的信息网络，能把几十亿人连到一起，结果我们用它来看王子迎娶王妃，又看了一遍。所有这些变化，所有这些推特，我们把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康沃尔公爵和公爵夫人身上。这在我看来说明的是，我们变了很多，但人类的某些迷恋一点都没变。而这，基本上就是驱动我整个职业生涯的东西。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