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ocial Context of Philosophy - Ernest Gellner & Bryan Magee (1977)

编者按：本文是英国广播公司哲学访谈系列《思想者》（Men of Ideas）中的一期，录制于一九七七年。主持人布赖恩·马基是哲学作家、广播人及工党议员；对谈嘉宾欧内斯特·盖尔纳时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哲学教授（其教席全称为「特别关涉社会学的哲学教授」），后转任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以《词与物》及对语言哲学的批判著称。两人在这次对谈中把现代西方哲学放回它的社会与历史语境中审视，追问知识问题何以成为三百年来的核心，并逐一评断马克思主义、相对主义、存在主义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

退后三步看现代哲学

马基：在这一期节目里，我们要把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的种种发展收拢起来，拼成一幅前后连贯的整体图景。可以说，我们要退后三步，从一定的距离上看清全貌。这就意味着把现代西方哲学放到现代西方社会的语境中去看，也意味着把它放到自身的历史中去看：弄清它的核心关切究竟为什么、又是怎样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并由此判断我们眼下所处位置的突出特征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或许还可以对不远的将来会出现哪些发展做几句非正式的猜测。

哲学家所说的「现代哲学」（modern philosophy），指的是笛卡尔以来的哲学，笛卡尔活跃于十七世纪初。自那以后，哲学的发展构成了一个连续的传统，尽管头绪复杂，所以我们今天的哲学必须放在这个背景下考察。而在笛卡尔之前的几百年里，情形则截然不同。当时只有一种世界观，以基督教为基础，由政治权威强制推行，任何对它的公开质疑都在禁止之列，通常还会处以死刑。

同今天相比，那时人们的知识几乎是静止的，至少变化极其缓慢，而且人们对它抱有极大的确信，因为它的依据不是别的，正是上帝，或者上帝在人间的教会。直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新科学才引人注目地冒出来并迅速成长，它带来的东西之一便是一种新的哲学。旧的确定性被掏空了，旧的权威也随之倒塌。于是一个问题以新的、尖锐的形式被提了出来：我们的知识主张如何才能得到验证？

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以为科学能够提供绝对的确定性，但现在我们知道并非如此。为了在这样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下讨论当代哲学，我请来了欧内斯特·盖尔纳，他既是职业哲学家，也是职业社会学家，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正式头衔就是「特别关涉社会学的哲学教授」。盖尔纳教授，在我看来，现代哲学，也就是当代哲学、二十世纪哲学，只有放在我刚才在开场白里粗略勾勒的那种历史与社会视角下才能真正得到理解，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可我同样觉得不言自明的是，您的大多数同行，那些职业哲学家，对这个历史与社会的维度多少有点视而不见。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盖尔纳：同意。您的两个主要论点我都非常赞同，对其中一些附带的说法我或许有所保留，但两个核心论点在我看来完全正确。主要的那一点我想换个说法来表述：您所定义的现代哲学，也就是从笛卡尔、从十七世纪开始的哲学，本质上是对此后发生的社会与思想变迁的一种评注，虽然这种评注未必总是自觉的。只有从这样的动因出发，才能正确地理解它。与之相连的第二点我也认为是对的：清楚意识到这一点的人还远远不够。

知识问题为何成为核心

马基：这样看问题，有一件事就凸显出来了：为什么自笛卡尔以来，现代哲学的核心问题一直是知识问题。这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或者说，我们真的知道任何东西吗，在绝对确定的意义上？如果知道，我们又是怎么知道自己知道的？这自始至终都是中心问题，是不是？

盖尔纳：这确实是中心。如果要给现代哲学下定义，而且只允许用一个特征、一种品性来定义它，我想人们会挑出的就是这一条，至少我会挑这一条：它对知识问题着了魔。要是您允许我用两个特征，我会再加一个，稍后会说到。但只允许一个的话，就是知识在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可以这样概括：在这个时期以前，知识是世上诸事物中的一件。它是重要的事物，但终归是一件事物，还有别的东西存在。知识是世界中的一个事件，重要的事件，但只是众多事件之一。而这个时期的思想的特点在于，它倾向于把这个关系倒转过来：世界变成了知识中的一个事件。这是一种颠倒，知识成了绝对的枢轴。这当然同您开场时讲的那一点密切相关，也就是这种哲学赖以运作的现代世界的独特之处。

马基：您是否也同意我的看法，这一切源于旧权威的崩溃？从前，人们之所以知道自己所知道的，是因为上帝这样说、《圣经》这样说、教会这样说。一旦这个根基被掏空，问题就来了：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究竟有什么权威作为依据？

盖尔纳：同意，不过我倾向于把它扩展开来，不一定只盯着先前那种秩序的一神论前提或别的什么前提。先前那种秩序真正的特点在于它相当稳定。可以说，社会能够在一个稳定的背景下，满怀信心地把自己的观念反馈给自己。而现在，稳定没有了。我们这个社会大概是唯一一个与持续的认知增长（cognitive growth）共处的社会。如今人们满脑子都是经济增长，可经济增长同知识正在增长这个事实密不可分。而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它有若干个特征，您提到了一个，即知识的增长，但还有几个与之相连的特征，而且都是绝无仅有的。

现代处境的三个特征

马基：您说还有别的特征与之相连，那我们就来谈谈它们是什么。

盖尔纳：我会列出三四个。第一个，是知识在某一特定领域内的惊人增长。第二个特征，倒不完全是知识在其他领域的收缩，而是一种相对的收缩。也就是说，同大致可称为自然科学的那个领域里的成功故事相比，其他领域上演的是失败的故事：人们从前很自信，现在则没那么自信了。这又同若干因素纠缠在一起，比如中央权威的瓦解。

马基：我猜您指的是伦理和宗教信仰这类东西吧？人们从前对自己的伦理信念和道德信念很有把握，认为自己有权威作为依据，现在他们没把握了，甚至根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

盖尔纳：是的，如今人们对自己的伦理信念、社会信念以及其他各种信念都不再有把握了。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自然科学领域里那种辉煌的成功。自然科学不只是不稳定，它可以说是成功地不稳定着。尽管它不稳定，人们对它前进的方向却大体上有共识：下一个东西总比上一个好。总的来说，虽然没人说得清它究竟是怎么运作的，但它总的来说是行得通的，而且是越来越好。换到别的领域，情况就完全不是这样。

马基：换句话说，您是说在笛卡尔之前，人们知道的不多，但同今天的态度相比，他们对自己所知的东西非常确信。他们确信自己自以为知道的东西，不管实际上知不知道。然后科学以及科学式的知识开始了失控的增长，整个知识的格局就被扭曲了，因为有些领域明显在增长，另一些领域要么根本不增长，要么增长得极慢，甚至实际上在收缩，或者，那里原有的东西被怀疑一点点腐蚀掉。这就是两个特征：一个方向上的扩张，以及其他领域绝对的或相对的收缩。

盖尔纳：与此相连的还有第三个特征。一旦出现了这种不稳定，或者说这些领域之间的失衡，你就没法用一个领域来支撑另一个领域。那种成功的知识变得专门化了，人们知道它不稳定，它有极高的权威，而这种权威颇为奇特：它受到尊重，却并非定论。与此同时，它是一种高度专门化的语汇。自然科学知识的专门化意味着，它不再使用我们平时思考人的时候所说的那种语言。这就使它无法充当我们构想社会生活的前提。所以，第三个特征可以说是那种大致可称为实证知识（positive knowledge）的东西的专门化。

上帝的替代品：科学、历史与方法

马基：我有一个看法，不知道您是否同意。在人们对知识的旧有神学前提失去信心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他们在寻找的，或许是不自觉地寻找的，是一个替代品。他们在找另一个单一的范畴，一切最终都能用它来解释。在西方，有两百年左右的时间，这个范畴是科学。人们相信，到头来一切都可以用科学来解释。然后，与此并行成长起来的是黑格尔式的哲学，其中至高的范畴变成了历史，一切最终都可以用历史来解释。再往后是马克思主义，它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拿出一套框架，把历史解释和科学解释合并为一切事物的最终解释形式。

盖尔纳：只要它声称历史知识是科学知识的一种，那么是的，这幅图景我接受。不过我的刻画方式会同您有所不同。

马基：您会怎样刻画？

盖尔纳：对这种解体的反应有两大主要趋向。一方面是对知识问题的专注。这里科学与其说是先前那种确定性的替代品，不如说替代品是获得科学的方法。如果关于世界的某一幅图景不再稳定，至少发现世界的方式可以是稳定的。这是您所定义的那种现代哲学的主题之一：把知识论当作一块试金石来经营，用它区分什么是好的知识、什么不是。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工具，既然世界不稳定，至少让我们借以认识世界的工具成为稳定的前提。这是一个持续不断、贯穿始终的主题。用知识论，也就是对我们自身认知机能、心灵运作方式，或者我们区分事物的标准的考察，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持久的主题，而且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主题。它只有放在您我刚才勾勒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另一个主题，以您已经提到的马克思主义为典型，是建立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它其实不是对某种超越的实在的说明，而可以称为一种关于人和社会的形而上学：它要指明人的处境或社会历史处境的一般特征。这两条线索差不多涵盖了过去三百年间发生的大部分事情，它们的交织就是现代思想的故事。

马克思主义：问对问题，答错答案

马基：您提了一条，我也提了一条重要的线索，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我打算逐一请您谈谈所有这些流派，既然这个话题已经冒出来了，我现在就问：您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应对这些根本问题上有多成功？

盖尔纳：基本上不成功。它恰恰因为试图从社会语境去看我们的困境而理应得满分。但在很多方面它失败了。它在提出正确的问题，或者说部分正确的问题上得满分，但它根本上是错的，就这么简单。

马基：能举例说明它的哪些问题是对的，为什么某些答案又是错的吗？

盖尔纳：这是个大题目。我认为正确的问题是去考察现代世界得以出现的前提条件。至于错误的答案，我要挑出的、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错误成分，首先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弥赛亚式的期待：以为只要清除现有社会秩序中的某些缺陷和弊病，某种全面的圆满就唾手可得，会有一个自动的、自我调节的系统，各种问题从此不再出现；而在此之前，一切都是根本错误的。这是一种一般性的乌托邦主义或弥赛亚主义，人们常常把它追溯到宗教根源，或者追溯到紧接其前、深刻影响了马克思的德国浪漫主义所奉的绝对价值。

更具体地说，我认为还有关于政治本性的错误，这些错误是绝对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强制意义上的政治，即对人的管理，不过是某种阶级结构的副产品，阶级结构一旦消失，政治也就不再必要。这种想法使相信它的人无法提出正确的问题，而正确的问题恰恰相反：既然人对人的管理，以及政治体对经济的控制，是与我们同在的，而且理应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该建立怎样一种政治体，既能交出经济成果，又能防止暴政？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点上引导人们去问错误的问题。

相对主义为何不是选项

马基：我想再同您讨论另一种哲学，经过前面的讨论，我们现在能把它放到语境中看清楚了，那就是相对主义。在现代世界，人们很时髦地相信并宣称，任何一种意见同别的意见一样好，不存在终极真理，因此你几乎可以在各种哲学中间逛店挑选，买下最合自己口味的那一种。它是怎样在我们前面讨论的语境中产生的，也不难看出：传统权威崩溃了，人们不知道该去哪里为自己的信念寻求验证，有时候最后就得出结论，信念根本无法验证，它们全都同样有效，或者同样无效。您怎样看现代思想中的相对主义？

盖尔纳：相对主义压根就不是一个可用的选项。撇开它本身是否为真这个抽象问题不谈，作为应对权威崩溃、应对我们前面勾勒的那种总体问题处境的药方，它只有在存在一个个孤岛社群、每个社群都能活在自己的世界观之内的情况下才行得通。世界历史上确实有过一些处境，虽然没有完全满足这些条件，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有人去问德尔斐神谕，他应该遵守什么礼仪，得到的回答是：在每一座城邦，就遵守那座城邦的礼仪。这没问题。在亚历山大之前的古希腊，城邦是可以辨认的，一个人被告知要遵守他所居住的城邦的礼仪，或者他所造访的城邦的礼仪，他确实做得到。可如果不存在界限分明、可以隔离的社群，如果实际的情形正是我们所勾勒的那样，即急剧的变化，以及一个各个亚社群彼此重叠、互相争执的全球性世界，那么你告诉一个人在罗马就照罗马人的样子做，他根本不知道你在叫他做什么，因为并不存在一个叫「罗马」的、界限清楚的单位，其他任何城市也一样。正是出于这类理由，相对主义不是一个选项。

马基：但相对主义者可能会对您说：既然你要否定我对相对主义的坚持，你就得给我指出某种办法，让我能够验证一种信念优于另一些信念。

盖尔纳：我认为，现代哲学的主流传统恰恰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失败。

马基：您认为它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盖尔纳：大体上是的。试图把有效知识的标准编成法典的那种知识论，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成功故事，我没法给您指出一本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的书，但总体而言，它相当成功。是的，我是这样看的。

知识进步的非人化代价

盖尔纳：顺便说一句，我们其实有点本末倒置，先讨论了解决方案，还没把问题说全。我们指明了问题处境的几个特征：知识在某些领域的增长，在另一些领域的收缩，描述性知识同日常生活、日常处境的语汇相脱离。我认为还有一个您没有提到的特征，而它显得极其重要，可以称之为知识进步的非人化（dehumanization）代价。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

马基：能展开讲讲您的意思吗？

盖尔纳：关于知识进步的故事，要点似乎在于：知识的秘诀之一，是把各种事件和现象，包括行为，包括人的行为，都归入可以用中性语言表述、可以由他人重复的概括之下。而这样做的代价，是它似乎把被描述的现象非人化了。如果你的行为、你的态度或者别的什么，被解释为那种用中性语言指明的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就多少摧毁了你的个体性。顺便说一句，就它最令人不安的方面而言，它可能还会摧毁你关于自由的幻觉，如果那确实是幻觉的话。这种非人化效应，也就是社会学家受马克斯·韦伯影响有时所说的「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即把人的事件归入非人的、抽象的范畴之下，是非常非常令人不安的。

如果要我单独挑出现代哲学的第二个主要特征，那就是一场保存人的运动：保留人对自身的人性形象，以此抵御被科学所解释，不管那种科学是否特别成功。这就是我说非人化时的意思。这是现代哲学的第二个主题，与前一个主题成对。一个主题是专注于知识，把它当作终极试金石，当作替代性的确定性来源，用划定知识边界的办法提供根基；另一个主题是提供论证，以保留我们对人的那种人性形象。

马基：我认为您把现代哲学的这两大主题区分开来，一个是研究什么构成知识，一个是试图为保存我们自身的人性寻找理论基础，这是非常有启发的。但为了清楚起见，我想在这次讨论中让它们保持分开。在转到可以说是社会哲学的那一面之前，我想把知识论这条线再往下追一追，因为在我看来，这一发展还有两三个极其有趣而重要的方面我们尚未触及。

不稳定性与进化认识论之争

马基：您提到了现代知识的不稳定性，我认为这一点极其重要。现代知识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就意味着，可以说，我们世界观的前提是不稳定的，二十年之内就不可能保持不变，以致你永远无法建立起一套连贯而稳定的世界观。我们一直在从一种世界观挪向另一种世界观，总觉得脚下的地面在不停地移动。

盖尔纳：确实如此。现有的某些知识哲学试图把这个特征纳入自身，然后说：这不是问题，这是解决方案，事情本该如此。像卡尔·波普尔爵士或者美国逻辑学家蒯因这样的哲学家，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把对不稳定性的强调恰恰纳入了自己的知识论。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做过了头。这又回到我们开头讲的那一点，即我们处境的独特性。把不稳定性做过头的方式，就是把它看作一个永恒的特征，不仅是人类处境的永恒特征，而且是生命本身的永恒特征。如果你试图把增长这个事实，或者认知增长这个事实，锚定在某个一路上溯到生物史的永恒故事上，我认为那是错的。这是一种我碰巧不同意的解决方案。它试图在一个宇宙故事的基础上重建安全感：从阿米巴虫一路走来的总体发展，靠试错、靠实验而成长，如此等等。这个故事总的来说是用来取代神的，充当事情终将有个圆满结局的担保人。

我认为这行不通，理由有很多。我认为对这一点的说明必须同十七世纪前后以来这种颇为独特的处境有关，必须指明急剧的认知增长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因为在此之前，相对的稳定才是人类的常态。

从超自然转向人的活动

马基：我还想同您讨论另一点。在笛卡尔之前，哲学的题材可以说是超自然的，人与上帝的关系是终极关切所在。笛卡尔之后，焦点转向了人的活动：人的政治、社会生活、心理、文化生活等等。于是不仅对这些东西的科学的或准科学的研究大量增加，哲学对研究这些东西的介入也大量增加。您赞同这个说法吗？

盖尔纳：赞同。不过您的表述方式似乎有可以商榷之处。您一直把哲学和科学说得好像当时就已经分开了。实际上，两者直到十八世纪的某个时候才真正明确地分开。「自然哲学」这个说法指的就是物理学，这至今还保留在一些名号里，比如苏格兰大学的物理学教授至今仍叫「自然哲学教授」。所以这个分离来得相当晚。而这个分离本身部分地反映了我们正在谈的东西，也就是实质性探究同对认知本身的探究相分离。但总的来说，您的基本论点我完全接受。

存在主义：被历史化的普遍处境

马基：您已经就笛卡尔以来哲学的发展做了这些很有启发的宏观概括，现在我想请您在这个背景下审视几个具体的当代流派。马克思主义和相对主义我已经请您谈过了，其他的呢？比如存在主义，您认为它怎样嵌入这幅图景？

盖尔纳：存在主义确实嵌得进去。它是一种奇特的哲学，同笛卡尔传统一样，它非常个人主义；但同笛卡尔传统不同，它的核心关切并不是知识问题。典型的存在主义对自然科学根本没有多大兴趣，它关心的基本上是人的处境。

马基：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您所说的第二个主题，是不是？也许我们现在就该接过这个主题，并且，如果您愿意的话，在第二个传统的背景下展开您对存在主义的刻画。

盖尔纳：关于存在主义，有几个颇具反讽意味的事实。其一是，它专注于人的处境，并且隐含地声称自己是对人的处境本身、对任何地方的人的处境的说明。可反讽的是，它实际上是对后笛卡尔世界里，甚至可以说是对特定的现代世界里人的处境的说明。它盯住的是这样一个个体：他必须为自己的总体世界观和道德承诺承担责任，无法把责任推给别人。而在我看来，在大多数社会，即拥有稳定信念体系的社会里，人的处境的特点恰恰在于他用不着自己扛。权威是自信的，除非他主动做一个反叛者，否则他可以倚靠权威。所以存在主义虽然声称是对人的处境的一般说明，实际上却是对一种非常独特的处境的说明。

马基：但就它所及的范围而言，照您刚才的说法，它毕竟是对我们的处境的说明。就此而言，它显然有些有意思的话可说，它曾经的流行也反映了这一点。

盖尔纳：当然。关于它的一个重要之处是，它在尖锐危机和思想消沉的时期极为时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大行其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大行其道。随着富裕的到来，随着至少是相对的共识的形成，即所谓「意识形态终结」的时期，它就不那么时髦了。这是可以说的一点。

还有别的可说。作为一门大学学科，它有某种缺陷。把人的处境变成一门学问、一种职业，这多少有点滑稽和怪诞。人的处境是我们大家都了解的东西，我们就身在其中，用不着去读那些极其艰深、相当冗长的书来了解它。这是它稍显滑稽的地方，也导致了它的一个特点：它有时候用极其矫饰的语言来表述，我想这是它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遗产的一部分。

它的另一个特点，在萨特这样的思想家身上非常显眼，就是存在主义是一种先验心理学（a priori psychology）。它告诉你你感觉如何、想些什么，不是通过问你或观察你，而是从你处境的某些一般特征中推演出来：比如你终将死去，比如你必须做出道德抉择却得不到任何担保，比如他人对你而言是对象，而你对他人而言也是对象。这些非常一般的特征，关于人的存在的有限性，关于人与他人那种令人恼火的相互依赖，关于人必须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做决定，就是它的前提。它从这些前提推演出你的真实感受。它确实说出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但对它的反驳之一是，弄清楚人们真实的感受其实是很有用的，而人们的感受未必符合它的理论所要求的样子。萨特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思想家，他试图把存在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这一点他自己也公开承认。可他的存在主义的先验主义，同他关于社会的具体、经验性的观察，根本合不到一起。这就是我要说的几点。

康德式最低限度的人性保存

马基：在存在主义之外，现代哲学的其他地方，是否有哪些发展在您看来特别有前途、特别有意思，符合您前面提到的这条为保存人性而哲学化的线索？

盖尔纳：我不认为我们能指望太轻易地保存太多的人性。有一类人提供药方，或者近乎空白支票式的公式，声称我们真的就是我们自以为的那样，用不着感到威胁。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感到威胁。这就是一种代价。我们越是能解释世界，我们自己就越是被解释；两者不可得兼。所以在这个领域，我对「人性保护协会」不怎么同情。我认为我们应当保存人性，但不要太多，尤其是不要太廉价。我在这个领域的榜样是一位相当老派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他很关心保存最低限度的人性，即自由意志、道德责任、自主的认知，这类前提，但只保存必要的那些，绝不多要，也不图廉价，只带上绝对最低限度的行李。至于其余的，就接受这一点：知识进步的代价是我们自己也成了知识的对象。

维特根斯坦与语言转向的误诊

马基：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您怎样看您我实际上在其中成长、学习和执教的那些哲学流派，也就是本世纪的英美哲学？

盖尔纳：在您我作为学生和教师涉足其中的那个时期，影响最大的哲学，我想大概就是所谓的语言哲学，其最主要的单一源头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著作。您知道，我对它是高度批判的。为了讨论它，我不得不违反您给我定的规矩，不再把知识论传统和保存人性的传统分开。

马基：现在您尽可以打破这条规矩。

盖尔纳：维特根斯坦同许多其他思想家一样，是跨在这两条线上的。他的出发点是知识论传统的一个略显古怪的变种。他一开始的事业，与其说是划定什么可以被认识，不如说是划定什么可以被思考、什么可以被言说，也就是意义的界限。这是一项极具本世纪特色的创新：不再去圈定什么可以被认识、给知识的规则编纂法典，而是去编纂什么可以被意指、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说的。

这是一种非常便利的手段。就像圈定可知的范围一样，如果只有一块有限的区域是可知的，或者是可说、可意指的，这本身就给你提供了前提，这是旧的稳定性的一种替代品。人们获得这种语言或意义上的精细意识，我想有各种原因，其中之一纯粹是形式数理逻辑的技术进步：某些看似有意义的表达式必须被排除出去，或者说人们试图把它们排除出去。于是人们想到，你我之间可以说、可以意指的东西是有边界的，而且比我们的直觉所感受到的边界要窄。如果能把这个边界划得非常非常窄，就能提供一个漂亮的根基。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早期哲学，伯特兰·罗素身上也有强烈的这种成分：把可言说之物的界限当作重建一幅安全图景的根基。

后来他以一种过度反应的方式反对了这个立场，说这是错的。语言的真正本质不在于它覆盖着有限的几样东西，而在于你我在各种各样的社会语境中，为各种各样的目的使用它，而这没什么不对。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问题就消失了。错误在于去寻求某种外在的验证者，他年轻时曾以为，揭开记法的秘密或语言的秘密就能找到它。

我认为他在这一点上完全错了。

马基：您指的是他的后期哲学。

盖尔纳：正是后期哲学，它是错的。错的理由就是我们前面勾勒过的：激发现代人追求判准的那些条件，并不是一场误入歧途的、寻找某种可以充当思想典范的理想记法的追求。这些条件不是从哲学内部强加的，何况当时哲学根本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些条件来自我们共同的人类社会处境：来自这样一些事实，即我们在一个领域知道得太多，在另一个领域知道得太少；我们对自身的图景正在被非人化；我们知道得很多、并且持续知道得很多的那些领域，并不能充当好的前提，供我们决定比方说该建立怎样的社会政治秩序。这就是具体的问题处境，人们正是在对它的回应中进行哲学思考，也就是试图陈述一些有说服力的前提，好让人们不诉诸暴力就能达成共识。这是一个客观的处境。它同那著名的「语言的蛊惑」毫无关系，同追求理想记法也毫无关系。我要说，这就是那种哲学的关键错误。

前进之路：规范认识论与社会学的汇流

马基：我已经请您对当代哲学的若干流派做了评述：以后期维特根斯坦为顶点的晚近英美哲学、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相对主义。也许您认为它们全都还有不少汁水，就是说能够或者可能在未来结出果实。您觉得哪些有，如果有的话？

盖尔纳：我不打算点名挑出哪些运动，但我认为两大主流，一方面是专注于知识的过程、试图表述知识判准的编纂工作，另一方面是对我们人类社会制度的持续考察，都很有价值。而前进的道路，在我看来，在于这两者在更精细的层面上汇流。关于那个考察知识、考察思想，或者在其后期变体中考察语言的传统，要点似乎是这样：它基本上是一种确立规范的工作，是试图为有效的知识主张编纂判准，相当于试图确立「知识共和国宪法」中那些不可动摇的固定条款。在我看来这是一项令人钦佩的工作，而把它看作这样一项工作，对它是有好处的。过去人们常常把它看作一种描述性的说明，或者是对个人知识实际如何运作的描述性或解释性的说明；作为这样的东西，它并没有多少价值。

马基：因为您把现代哲学更多地看作一种工具论（Organon），一种实际获取知识的工具，告诉我们该怎样着手。

盖尔纳：可以这么说，它更接近这个。我在其他方面都予以否定的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有一个有效的成分：他强调了一件人们知道却没有认真对待的事，那就是，把那个传统当作对语言实际运作方式的说明，当然是荒谬的。语言不是把句子同感觉或者小小的观察一一对应起来，再像堆沙堡那样从一粒粒沙子往上搭出一幅图景，最后把评价像旗子一样插在城堡顶上。那种说法，即知识由小小的描述句累积而成，然后再分别加上评价和其他所有东西，包括那些非人化的东西，是荒谬的，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语言的实际使用显然嵌在我们的制度、习俗等等之中。他在这一点上完全正确。所以，作为对一种描述性语言理论的拆除，我认为他是对的，如果这件事确实需要做的话，他做对了。类似地，我认为乔姆斯基在语言学上的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我看来是一个完全决定性的证明：作为对我们如何获得技能的解释性说明，在他那里是语言技能，但同样适用于认知技能，旧的知识论传统在提供一个好的模型方面表现很差，而这门科学我接受。

然而，即便接受了晚近思想界这些否定性的拆除工作，也并不迫使人放弃、在我看来也不允许人放弃知识论，也就是为认知事业编纂判准、确立规范的努力。这是我所看到的前进之路的一个要素。与此相结合，我认为它必须同一种远为切实的关于我们社会和历史处境的说明联系起来：指明泛称为工业社会的那种社会的独特之处，即它是一个以对自然日益有效的控制、应用技术、普遍化的利益、数学化的组织等等为基础的社会。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我是在说哲学一方面必须更抽象、更着力于确立规范，另一方面又必须更社会学、更具体。我不认为这两条建议之间有矛盾。马克思主义就是具体的、社会学的，只不过不幸弄错了。我宁愿看到别的人把它弄对，而且顺便说一句，弄对的时候不要夹带弥赛亚式的期待。在我看来这就是前进之路：把对工业文明独特性、对其前提与含义的切实感受，同确立规范的工作结合起来，把知识的判准当作我们所能拥有的唯一安全根基。

语言不是统一主题

马基：您会不会把对语言的关注看作当代哲学的一个统一因素？因为放眼望去，即便是在许多问题上彼此分歧的流派，也似乎有这一点共同之处，即对语言的极度关注。

盖尔纳：我认为存在一种潜在的统一性。您在开场白里编织了一条主线，大体上是有这么一条线的，只是它在表面上往往看不出来。在整场讨论中，我们对那些共同的潜在主题、关切和情节是有共识的。可奇怪的是，语言在我看来不在其列。它表面上像是，但我能想到本世纪至少有三个主要运动都在语言上大做文章，而它们援引语言的方式如此不同，以至于相似只是完全表面的。

我能看到的最大的反差，是维特根斯坦及其在英语哲学界的追随者对语言的关注，与乔姆斯基对语言的关注之间的反差。两者都在语言上大做文章，但方向几乎截然相反。后期维特根斯坦运用语言的要点，是把它当作一种解决方案，语言是一个歇脚处。语言的实际使用提供了我们所能拥有、所确实拥有、所需要拥有的唯一规范。换言之，他的想法是，追求更一般的、外在的验证是一种妄想，而实际的语言习惯就是歇脚的地方。而在我看来，使乔姆斯基变得重要的核心思想，在于他真正让人们领会到语言是多么成问题：构造和理解句子所涉及的那些技能，我们习以为常，却绝不该习以为常。所以两者对语言的运用几乎截然相反。乔姆斯基发现了语言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问题，维特根斯坦则试图把它当作解决方案。因此，尽管两者都在语言上大做文章，我却几乎想不出还有哪两套思想体系比它们彼此对立得更彻底，不管他们各自的追随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此外，维特根斯坦援引语言的方式，同早先所谓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及相关运动之间的反差也非常大。后者试图用语言的界限为重建共识、重建一幅世界图景提供根基；维特根斯坦则把语言当作前提，用来论证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根基，我们从来不需要，根本没必要去找。所以，语言在我看来不是一个统一的主题。「语言」这个观念被用得如此五花八门，它实际上并没有给二十世纪思想带来统一性。

马基：您认为在不远的将来，哲学是否可能在别的基础上继续保持某种统一？

盖尔纳：预测人们会做什么是非常非常棘手的。我只知道在我看来什么是正确的做法。而正确的做法，就我所能看到的，是追求认识论的、知识论的方向，即试图编纂何为知识、何为非知识的判准，并把它同一种远为具体、远为硬朗的对实际社会现实的兴趣结合起来。这是一种特定的风格，在我看来是富有成果的。不过，这更多是在说我希望看到什么，而不是在说我认为人们必定会去做什么。

马基：我希望您在后一点上的悲观最终被证明是错的。非常感谢您，盖尔纳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