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Singer: The why and how of effective altruism

编者按：本文是澳大利亚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一场公开演讲。辛格是当代功利主义伦理学的代表人物，著有《动物解放》《你能拯救的生命》等书，也是「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运动的思想源头之一。这场演讲从一段令人不安的中国街头监控录像讲起，逐步推向一个核心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行善，才能让善行真正有效。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

小悦悦：你会停下来吗

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样东西。

（视频）记者：这个故事让数百万中国人深感不安：一名两岁女孩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倒在街头流血，路人却视若无睹。画面过于血腥，无法播出。整起事故被摄像头完整记录。司机撞倒孩子后停顿了一下，后轮在她身上压了一秒多钟。两分钟之内，三个人从两岁的王悦身边走过。第一个人径直绕开了这个重伤的幼童，其他人看了她一眼，然后离开。

还有更多人从王悦身边走过，随后第二辆面包车碾过了她的双腿，直到一位清洁工发出呼救。她被紧急送往医院，但已经太迟了。她死了。

我想知道，刚才看到这段录像的时候，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心里在说：「我不会那样做，我会停下来帮她。」如果你有过这个念头，请举手。

跟我猜的一样，大多数人都举了手。我相信你们，我确信你们说的是真的。但在你为自己感到欣慰之前，请再看看这个。

每天一万九千名儿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显示，2011年有690万五岁以下儿童死于可预防的、与贫困相关的疾病。儿童基金会认为这是个好消息，因为这个数字从1990年的1200万一路稳步下降。这确实是好事。但690万，仍然意味着每天有一万九千名儿童死去。

我们没有在街上从他们身边走过，这一点真的重要吗？他们离我们很远，这一点真的重要吗？我认为，这在道德上并不构成任何有意义的区别。他们不在我们眼前，他们属于不同的国籍或种族，这些在我看来都与道德无关。

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降低这个死亡数字？能不能从每天死去的一万九千名儿童中救下一些？答案是：能。

我们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花钱。你可以想想自己的习惯是什么：也许是一辆新车，也许是一次度假，也许只是买瓶装水，尽管自来水完全可以放心饮用。你可以把花在这些多余东西上的钱，捐给这个机构：抗疟疾基金会（Against Malaria Foundation）。它会用你捐的钱买这样的蚊帐，去保护这样的孩子。我们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只要提供蚊帐，人们就会使用，而蚊帐确实减少了死于疟疾的儿童数量。疟疾只是众多可预防疾病中的一种，正是这些疾病，造成了每天一万九千名儿童当中的一部分死亡。

有效利他主义：心与脑

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这个想法，由此形成了一场不断壮大的运动：有效利他主义。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心和脑结合在了一起。心，你们已经感受到了，你们对那个孩子产生了同情。但同样重要的是用脑，确保你所做的事有效、方向正确。不止如此，我认为理性还能帮助我们理解：无论身在何处，其他人都和我们一样。他们会像我们一样受苦；父母会像我们一样为孩子的死亡悲痛；正如我们的生命和福祉对我们至关重要，他们的生命和福祉对他们也同样重要。

所以我认为，理性不只是一件中性的工具，帮你得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它能帮助我们看清自己在世界中的处境。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有效利他主义运动中许多最重要的人物，都有哲学、经济学或数学的背景。这可能让人意外，因为很多人觉得：哲学远离现实世界；经济学，据说只会让我们更自私；而数学，谁都知道那是书呆子的东西。但事实上，这些学问真的能带来不同。而且，恰恰有一位书呆子，正因为想通了这一点，成了一位格外有效的利他主义者。

盖茨与巴菲特：史上最有效的捐赠者

这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网站。看右上角那行字：「所有生命价值平等。」正是这种认识，这种对我们在世界中处境的理性认识，让比尔·盖茨、梅琳达·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成了历史上最有效的利他主义者。

没有任何人，无论是安德鲁·卡内基还是约翰·D·洛克菲勒，捐给慈善事业的钱比得上这三人中的任何一位。而且他们运用自己的才智，确保这些钱花得极为有效。据一项估计，盖茨基金会已经挽救了580万条生命，另有数百万人因此免于染上重病，即便那些病最终未必致命。在未来的岁月里，盖茨基金会无疑还会捐出更多，挽救更多的生命。

你也许会说：如果你是亿万富翁，当然可以产生那样的影响。但如果我不是呢？我能做什么？接下来我要谈四个问题，这些问题是人们常常提出的，也许正是它们挡在了人们捐赠的路上。

不必是亿万富翁：Toby Ord 与10%誓言

第一个问题：人们担心自己能带来多大改变。但你不必是亿万富翁。

这是托比·奥德（Toby Ord），牛津大学哲学系的研究员。他之所以成为有效利他主义者，是因为他算了一笔账：以他在学术生涯中可能挣到的收入，他捐出的钱足以治愈发展中国家八万人的失明，而剩下的钱仍然足够维持一种完全体面的生活水准。于是托比创办了一个叫「尽己所能」（Giving What We Can）的组织，来传播这个信息，把愿意分享部分收入的人联合起来，并请人们承诺，在一生中把收入的百分之十捐给对抗全球贫困的事业。

托比自己做得比这更多。他承诺每年只靠一万八千英镑生活，也就是不到三万美元，其余的全部捐给那些机构。是的，托比结婚了，而且背着房贷。

再看这对处在人生较晚阶段的夫妇，查理·布雷斯勒（Charlie Bresler）和黛安娜·肖特（Diana Schott）。他们年轻时相识，都是反越战的活动者，为社会正义奔走。后来他们像大多数人一样步入职业生涯，虽然没有放弃那些价值观，但也没再为之做过什么积极的行动。到了许多人开始考虑退休的年纪，他们重新回到了那些价值观上，决定削减开支，过简朴的生活，把金钱和时间都投入到对抗全球贫困的事业中去。

职业选择：八万小时与「赚钱以捐」

提到时间，你也许会想：「那我是不是该放弃事业，把全部时间投入进去，拯救每天失去的那一万九千条生命中的一些？」

有一个人对这个问题想得很多：怎样的职业才能为世界带来最大的善？他叫威尔·克劳奇（Will Crouch），哲学系的研究生。他建了一个网站，叫「八万小时」（80,000 Hours），这是他估算的大多数人一生投入职业的小时数。网站的宗旨，是为人们提供建议，如何拥有最好、最有效的职业。

你可能会惊讶，他鼓励人们考虑的职业之一，只要具备相应的能力和品性，就是进入银行业或金融业。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挣很多钱，你就能捐很多钱。如果你在那条路上取得成功，你捐给援助机构的钱，足以让它在发展中国家雇佣，比方说，五名援助工作者，而他们每一个人做的好事，大概都和你亲自去做差不多。所以，选择这样的职业，你可以把自己的影响力放大五倍。

这里有一位年轻人采纳了这条建议。他叫马特·韦格（Matt Weiger），曾在普林斯顿学习哲学和数学，去年毕业时还拿了最佳本科哲学论文奖。但他去了纽约做金融。他挣的钱已经足够让他每年向有效的慈善机构捐出六位数的款项，同时给自己留下足够的生活费。

马特还帮我创办了一个我正在参与的组织，名字取自我写的一本书：《你能拯救的生命》（The Life You Can Save）。这个组织试图改变我们的文化，让更多人认识到：要过一种合乎伦理的生活，光是遵守那些「不可」的戒律，不欺骗、不偷窃、不伤人、不杀人，是不够的。如果我们拥有得够多，就必须与那些拥有得极少的人分享一部分。这个组织把不同世代的人聚在一起。比如霍莉·摩根（Holly Morgan），一名本科生，她承诺把自己那一点点收入的百分之十捐出去。右边这位是艾达·万（Ada Wan），她曾直接为穷人工作，如今去了耶鲁读工商管理硕士，为的是将来有更多可以捐出的东西。

慈善效果相差千倍：导盲犬与沙眼手术

不过，很多人会想，慈善机构其实没那么有效。那我们就来谈谈有效性。

托比·奥德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他计算过，有些慈善机构的效果是另一些的几百倍甚至几千倍，所以找到有效的机构至关重要。举个例子：为盲人提供一条导盲犬。这是件好事，对吧？没错，是好事。但你必须想一想，同样的资源还能用来做什么。

训练一条导盲犬，再训练使用者，让导盲犬真正成为盲人的有效帮手，费用大约是四万美元。而在发展中国家，治愈一名因沙眼致盲的病人，费用在二十到五十美元之间。你做一下算术，结果就是这样：你可以为一位美国盲人提供一条导盲犬，也可以治愈四百到两千个盲人。哪件事更值得做，我想是很清楚的。

如果你想寻找有效的慈善机构，有一个很好的网站可以去看：GiveWell。它的存在就是为了切实评估慈善机构的实际影响，而不只是看它们管理得好不好。它筛查了数百家慈善机构，目前只推荐三家，其中排第一的就是抗疟疾基金会。可见标准非常严格。如果你想看其他推荐，thelifeyoucansave.com 和「尽己所能」都提供了范围稍广一些的名单。而且，你能找到的有效组织，并不局限于拯救穷人生命这一个领域。

动物福利与人类灭绝风险

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现在也有了一个网站，专门考察有效的动物保护组织。这是我毕生关注的另一项事业：人类每年给数百亿动物造成的巨大苦难，这个数字毫不夸张。如果你想找到有效的组织来减少这种苦难，可以去「有效动物行动」（Effective Animal Activism）看看。

还有一些有效利他主义者认为，最要紧的是确保我们这个物种能够存续下去。所以他们在研究如何降低人类灭绝的风险。这里有一种灭绝风险，我们最近都意识到了：一颗小行星从地球近旁掠过。研究也许不仅能帮助我们预测可能撞击地球的小行星轨道，还能真正把它们推离轨道。所以有人认为，这是值得捐钱的方向。可能性有很多。

捐赠是负担吗：走出西西弗斯困境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有些人会觉得捐赠是一种负担。我并不这么认为。从做研究生起，我一辈子都乐于捐赠，这件事让我感到充实。查理·布雷斯勒对我说，他不是利他主义者，他认为自己拯救的那条生命，正是他自己的。霍莉·摩根告诉我，她过去一直在与抑郁症搏斗，直到投身有效利他主义，如今她是自己认识的人里最快乐的人之一。

我想，原因之一在于，做一个有效利他主义者，有助于克服我所说的「西西弗斯困境」。这是提香笔下的西西弗斯，被诸神判罚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就在他快到山顶的时候，力气不支，巨石脱手，一路滚下山去，他只得拖着步子走下山，再把它推上来。同样的事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直到永恒。

这是否让你想起了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你努力工作挣钱，把钱花在消费品上，指望用起来会开心。然后钱花光了，你又得努力工作挣更多，花更多。为了维持同样的快乐水平，这就像一台享乐跑步机（hedonic treadmill）：你永远下不来，也永远不会真正感到满足。

成为有效利他主义者，能给你意义和充实感。它让你的自尊有了坚实的根基，让你能够感到，自己这一生确实值得一过。

捐肾的陌生人：善行的折算与脱身之道

最后，我想讲一封电子邮件。那是大约一个月前，我正在准备这场演讲时收到的。写信的人叫克里斯·克罗伊（Chris Croy），我从来没听说过他。这是他的照片，他正在手术后康复。为什么要做手术？邮件开头写道：「上周二，我匿名把自己的右肾捐给了一个陌生人。这启动了一条肾脏捐赠链，让四个人得到了肾脏。」在美国，每年大约有一百人这样做，其他国家还有更多。

读到这封信我很高兴。克里斯接着说，他这么做是受了我的著作的影响。我得承认，这也让我有点尴尬，因为我自己还有两个肾。

但克里斯接着说，他并不觉得自己做的事有多了不起。因为他算过，他为他人增添的生命年数，也就是延长的寿命总和，大致相当于向抗疟疾基金会捐五千美元所能达到的效果。这倒让我感觉好了一些，因为我捐给抗疟疾基金会和其他各种有效慈善机构的钱，已经不止五千美元了。

所以，如果你也因为自己还留着两个肾而感到内疚，这里有一条让你脱身的路。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