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yerabend – Anything can go (1993)

一九九三年，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接受电视访谈，回顾自己从维也纳的物理课堂到《反对方法》的思想历程。这位奥地利裔科学哲学家早年师从波普尔，后来以对科学方法论和科学理性神话的总体批判闻名于世，也因“怎么都行”一语饱受争议。谈话从他的老师蒂林、埃伦哈夫特与弗兰克讲起，逐步进入真理问题、科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理论评价的标准、国家与科学的分离，以及教育应当是什么样子。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

一连串偶然

主持人：费耶阿本德教授，您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趣、也最有争议的哲学家之一。您起初是波普尔的学生，后来却因为一批著作而声名大噪，那些著作全面批判科学理论的纲领，也批判人们想当然的科学理性。能否先谈谈您的思想发展？从求学之初到今天，您对艺术、科学和哲学的兴趣一直没有断过。

费耶阿本德：要说思想发展，那肯定不像大卫·休谟那样，事先就把自己的思想发展规划得清清楚楚。我的经历是一连串偶然。我对艺术、对表演，尤其是对歌唱产生兴趣，是因为当时有一些极出色的人在台上演出，我又碰上了一位很好的老师。我对物理产生兴趣，是因为中学里有一位极出色的物理老师，于是我到大学里选了物理课。我对哲学问题产生兴趣，纯属意外：我当时大量购买戏剧书籍和剧本，因为是二手货，只能整包买，一整包戏剧书里夹着哲学书。为了不白花钱，我就把那些哲学书也读了，读着读着就有了兴趣。

至于进入哲学这一行，更是纯粹的偶然。我之所以当上哲学讲师，是因为我当时人在维也纳，身无分文，我的朋友伊丽莎白·安斯康姆说，牛津有个哲学教职空缺，你为什么不去申请？我就申请了牛津，也申请了布里斯托，还申请了澳大利亚，运气好，拿到了布里斯托的职位。

可我毫无准备。我从来没有系统学过哲学，也没学过科学哲学，只好靠着给人讲课来学这门东西。就这样，我一点一点滑进了这个领域，又因为不得不讲课，对它的强调越来越多。在讲课和应邀参加会议的过程中，我认识了相当多杰出的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到后来，我觉得他们说的东西不怎么样，于是就起来反驳。我的一些论文就是这么来的，不是我坐下来觉得非得把事情理清楚不可，而是在某次会议上，有人做了报告，我站起来反驳，会后所有报告都要结集出版，我只好把自己说过的话写下来。发表的东西就这样一篇篇冒出来了。所以我的思想发展，就是一连串偶然。

还在学生时代，我就受邀参加阿尔卑巴赫的暑期大学。那个论坛刚刚创办，来访的学者和讲课的人都很出色。那时候我还抱着一种绝对的科学主义态度（scientistic attitude）：只要有人谈上帝、谈真理之美，我通常就站起来告诉他，他对科学一无所知，他说的全是胡说。我也很佩服维也纳学派的实证主义。会后讨论的时候，人们说，我们要把科学家说的话讲清楚。所谓讲清楚，在他们那里就是把它翻译成某种逻辑符号系统。我当时也觉得，这纯粹是浪费时间。

至于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科学这项事业本身，我真的说不上来。曾经有一个阶段，我认为，你要想知道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就必须求助于科学。后来又有一个阶段，我说，科学家说了不少有趣的东西，这些东西至今仍然比别的东西更让我感兴趣，可他们并没有把真理绝对地攥在手里。中间是怎么转过来的，我真的不记得了，应该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伊姆雷·拉卡托斯常来听我的课。拉卡托斯是拥护科学的，可以说是个科学迷。为了逗他一下，我时不时会在课上对科学说几句刻薄话。说了之后，他马上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些话都写下来，我来反驳，我们把这场精彩的争论写成一本书？他还说：你把话说得越极端越好。于是我就说得极端之至，这就是《反对方法》。只是书出版的时候，拉卡托斯已经去世了，他没能写他那一半。

蒂林：有信念的怀疑者

主持人：我有时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家对科学的批判反而比科学哲学家更尖锐。是不是也有一些科学家推动了您对科学崇拜的批判？

费耶阿本德：是有好几个人。首先是我在维也纳的一位老师，他是物理学家，讲课极为出色，实际上也是波普尔的物理老师，还是赫伯特·费格尔的物理老师，费格尔后来主持明尼苏达科学哲学中心。他叫汉斯·蒂林（Hans Thirring）。奥地利并入德国的时候，蒂林被强制退休，一方面因为他是和平主义者，另一方面因为他和爱因斯坦、弗洛伊德交好。战后他回来继续讲物理，但他还写了一部大书，讲世界和平的心理前提和社会前提。他在物理课上对我们所有人说：物理不重要，和平比物理重要得多，所以你们要来大礼堂听我的和平讲座。结果几乎没人去，大家都去听物理课了。可我去了，还跟他长谈。我还是学生的时候，他也来听过我的课；后来我在加州站稳了脚跟，他到加州来，我们又聊了很多。

这个人真的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他反对世上各种残酷的事，可他不是那种笑容满面、却非要把某一种自由、某一种自由主义、某一种和平强加于人的自由派。他也不认为过去那些落在我们头上的事，全是什么魔鬼化身干出来的，在他看来那只是愚蠢和荒唐。所以他对人类的愚行，总是带着一种忧伤的微笑。他是个怀疑论者，但是个有信念的怀疑论者（committed skeptic）。我只能这么形容他。这一点，当时未必，但多年之后，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它把科学摆在了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他反对占星术之类的东西，可他说：科学是一回事，另外还有一些重要得多的东西。你受过科学训练，处理那些更重要的事情时，就能比别人更理性、更清楚，比如能当个更好的医生。这是我受到的第一个重大影响。

埃伦哈夫特的实验

费耶阿本德：第二位是我在维也纳求学时的另一位老师，费利克斯·埃伦哈夫特（Felix Ehrenhaft）。这个人得解释一下。埃伦哈夫特也是维也纳的物理学教授，维也纳并入德国时他不得不离开。他说的种种东西，跟别的物理学家说的全部相反。密立根说电子是最小的电荷单位，他说不对，他发现了更小的电荷。人们说惯性运动是匀速直线运动，他说不对，惯性运动是沿螺旋线进行的。人们说有电解，磁体却做不到同样的事，他说他发现磁体也能分解水。人们说不存在单独的磁极，他就用实验演示出磁单极。所以很多科学家、很多物理学家把他当成江湖骗子。

他回到维也纳的时候，我们这些物理系学生说：我们要揭穿这家伙。因为我们都拥护理论、迷恋理论，又听说过他的名声。结果被揭穿的反而是我们。他当着我们的面做实验，然后说：你们这些大嘴巴，现在还有什么话说？你们说不出来，只能坐在那儿，张不开嘴，你们什么都不懂。这非常有启发。他在阿尔卑巴赫的暑期大学也干了同样的事。那里有一间小屋，他把实验都架在里面。当时在场的有重要的物理学家，比如罗森菲尔德，他可以说是尼尔斯·玻尔的发言人，是这一行里最受推崇的物理学家之一；蒂林也在，还有另外几位。他们走进小屋，出来的时候，那副表情就像看到了什么不堪入目的东西。第二天埃伦哈夫特做讲座，结尾时说：你们这些理论家能怎么办？你们什么都不懂，你们只能闭嘴，只能坐着。

可我们都信理论。我们说，埃伦哈夫特不可能是对的，就想方设法去驳倒他，可是驳不倒。于是我们发现，物理学里那个所谓的真理，是有点麻烦的。这件事在我心里沉淀下来，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当时并没有。当时对我来说，这只是一堂很有意思的课，让我看到某些观念一旦抓住一个人，他就甩不掉了。我们信经验主义，我们信理论物理，可就我们而言，埃伦哈夫特的实验什么都没证明，人们管它叫“灰尘效应”（dirt effect），就是说有点什么东西在那儿，可我们说不出是什么。这是第二个在这方面影响了我的人，影响是很晚才显出来的。当时我只是有点困惑，随着时间推移，它慢慢发酵，浮上来，为各种各样的怀疑添了一份力。

弗兰克与亚里士多德

费耶阿本德：第三位是菲利普·弗兰克（Philipp Frank）。弗兰克是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是爱因斯坦在布拉格的继任者，爱因斯坦去柏林之后由他接任。他是爱因斯坦的好友，本人是物理学家，也是所谓第一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第一维也纳学派比人们通常所说的第二维也纳学派早了几年。后来他去哈佛当了教授。我认识了他，在阿尔卑巴赫听过他的一次讲座。他在讲座里说：亲爱的朋友们，人人都在谈哥白尼革命，人人都说亚里士多德多么糟糕，同时人人又说科学家是经验主义者。可你仔细看，真正的经验主义者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派的论证其实是很好的论证。所以，哥白尼如果赢了，他赢的不是经验主义，而是别的什么东西。这又是一个在我心里留下来的因素，同样是后来才开始发酵的。

《反对方法》的由来

费耶阿本德：我最初的攻击对象，是那些对科学所知不多却大谈科学的哲学家，那时候很多哲学家都是这样。他们说，我们要重构科学家说的东西，可他们做得很差。所以你去读《反对方法》就会发现，它主要是反对科学哲学，反对把科学哲学当作一种手段，来给科学家所说的那些复杂东西赋予意义，来揭示科学背后的方法。我在书里说，根本没有这样一种方法。这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很多科学家早就这么说过。爱因斯坦就常说，拿科学家和认识论者比一比：科学家面对的是复杂的局面，要在这个局面里往前走，他不能用一条简单的规则，他必须是个机会主义者（opportunist）。这是爱因斯坦的原话。所以我在《反对方法》里说没有方法，这是很多科学家早已说过的话，毫不新鲜，只不过对哲学界来说显然是新鲜事。如今大多数科学史家都视为当然：你不能先立一条规则，然后说科学就是照着这条规则走的。

况且，人们现在已经发现，“科学”这个词覆盖着许多不同的东西。有宏观经济学，有康拉德·洛伦茨和他的鹅，有物理学，还有拓扑学，拓扑学也是一门科学。神学呢？神学是最早的科学之一。它们是同一回事吗？差得远了。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先是让我怀疑哲学，其次，你知道，认为真理集中在科学里，这是哲学家的想法。这早在康德那里就有了，然后是追随康德的哲学家，然后它又抓住了一部分科学家，不是全部，只是一部分，这部分人从哲学家那里接过了这种教条主义。否则你去看，很多科学家会说：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们不理解这件事。量子理论刚出来的时候，人们说，我们知道怎么用它，知道怎么解释某些实验，可它整体上意味着什么，我们毫无头绪。

把这些东西都放到一起，再加上拉卡托斯说的“马上写，别再遮遮掩掩，我要有东西可攻击”，书就写得更激进了一点，这就是那第一本书。全是一连串偶然。还有文体上的考虑：比如说，我可以论证一件事，也可以讲一个故事，我就选讲故事；我可以把一件事说得温和，也可以说得刻薄一点，我就选刻薄的说法。所有这些合在一起，造出了这本书。

科学没有“真理”

费耶阿本德：我的困难在于真理这个概念。在法官面前说真话是什么意思，我懂，人人都懂：你要说真话，只说真话，不许撒谎，要尽力回忆，不能漏掉你认为相关的东西，当然你可能忘了。这很清楚。可是说到科学的真理呢？随便拿一门科学学科来看，它里面都包含着彼此冲突的进路。量子理论和相对论在很长时间里是冲突的，现在人们试图用新的理论进路来抹平这个冲突。这两样东西都属于科学，可如果它们彼此冲突，你就不能说在物理学里我们找到了真理。我们在某些有限的领域里找到了各种有趣的故事可讲，可真理呢？你能说什么？

对很多人来说，不是所有人，科学进路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科学必须是数学的，所谓自然之书是用数学符号写成的。可这算什么？这是一个科学理论吗？它是真的，还是不真的？很难判断。因为每当一些科学家转向更定性的考虑，数学家就会追上来，为这些定性考虑提供一套理论。在天体力学里，这就是拓扑学。行星系统的稳定性问题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定量的办法是级数展开，级数应当收敛，给出某些参数的确定数值，可这条路碰上了困难。于是有人说，我们把整件事定性地来看，不去管每颗行星绕太阳跑的轨道究竟是什么样，而是从整体上定性地看行星系统怎样呼吸，看它呼吸着呼吸着会不会突然崩裂。这是庞加莱的进路。可这条定性进路后来也被数学化了。所以你没法说“科学必须是数学的”这个想法可以被反驳，因为数学本身一直在变。它也许是一个指导性的想法，指引数学家往哪些领域集中力量，也就是那些现有数学形式不管用的领域。这样一来，整件事似乎成了同义反复。所以，在科学内部谈真理，并不容易。

再看十九世纪的物理学，或者任何一门具体科学的任何一个时期，里面都有不同的进路，方法互相冲突，结果互相冲突。走出物理学，进入生物学，长期以来似乎也有冲突，如今有了分子生物学的实验室，情况稍有不同。再进入经济学，那里的局面完全是另一回事。或者进入像康拉德·洛伦茨那样带着动物做的研究，那看起来像老式的博物学：你在草地上爬来爬去，让鹅跟着你，对着它们嘎嘎叫，看它们做什么，这又是完全不同的路数。所以，并不存在“科学”这样一个手握真理的东西。那是对整个局面极其肤浅的描述。你看，前面说到的那种绝对精确的位置，在相对论里就不是预设。不只是方法，还有结果，还有基本假定，在科学的不同领域里都各不相同。

所以，说“科学”，是在谈一个怪物（chimera），谈一个据说拥有或应当拥有真理的融贯整体。这个东西并不存在。就算它存在，我也不知道“它拥有真理”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研究它就会更快乐？更有效率？可即便科学中最“真”的那些部分，效率也不怎么样。东西总在塌，哪怕在人们说“我们终究搞明白了”的领域也一样，因为那是工程问题，而工程问题非常难。所以，这种关于真理的谈论，这种把科学当成一个统一体的谈论，在我看来都是幻影。真理的公关作用我懂：如果有人说真理在这儿，结果就是钱会往这儿流，人们会更多地研究这儿。除此之外，除了“真理”这个词的具体用法，比如“老实告诉我，我不在的时候你到底害没害怕”，除此之外我不懂。因此，“科学拥有真理，还是神话拥有真理”这整个问题，对我来说也没有多少意义。

科学，还是神话

费耶阿本德：对我来说有意义的问题是：一个社会、一个群体，把全部努力投向科学，这里是复数的诸科学，是更好，还是投向神话更好，还是两者都需要？比如说，如今为了生态的目的，科学是必需的。你看，现在的情况是，科学的产物遍地都是，科学的排泄物到处堆着，而只有科学家能继续处理科学的排泄物，所以我们需要他们。这就像有人发明了一种擦不掉的墙漆，现在你不喜欢墙上的画了，想把它弄下来，就得找当初把它涂上去的那些人，因为他们懂这种漆。这是我们仍然需要科学的原因之一。

我要说的是，如今这么多科学环绕四周，并不是所有科学都好，来一点诗歌，能让事情松动一些，让人把事情放回该有的比例里去。你看，一个神话可以和一个科学理论一样压迫人，事实上神话确实压迫过人，把人弄进非常古怪的精神状态，让人做出非常古怪的行为，纳粹主义就是一个例子，尽管它算不上宏大意义上的神话。所以你必须说得更具体，不能笼统地说科学和神话，因为有许多不同种类的神话，什么神话？哪一种科学？为什么？“科学还是神话”这类笼统的问题，我认为没有多少讨论的价值，虽然哲学家们讨论的主要就是这类问题。

科学是一整个文化

费耶阿本德：还有一件事。最近科学史家发现了一点，其实这一点本来就摆在那儿，人人都看得见：科学并不是维也纳学派所理解的那种东西。对维也纳学派的许多人来说，对卡尔纳普、对波普尔来说，讨论科学就是讨论特定的陈述系统，给科学理出秩序就是给这些陈述系统理出秩序。这预设了科学里发生的一切总是明明白白摆在台面上的，预设了人们不会出于自己都不清楚的理由去行动，还预设了做实验是件简单的事。可你看看今天的大型实验，比如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那里运转着一整片工业厂房，人们必须就某些事情达成一致，必须妥协；有的东西行得通，有的行不通，里面有大量猜测；钱不够，进行到一半突然得换路子。此外，每一个跟仪器打交道的实验家，都掌握着大量波兰尼所说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就像赛车手：他没法把自己知道的东西一条条讲给你听，但他可以在极端路况下开给你看。科学家也是如此。

科学里有这么多成分，以至于如今一些科学史家说，实验层面本身就是一整个文化。而实验层面与所谓理论层面之间的联系，很多人把理论层面看得最重要，其实非常难以厘清，从一个层面过渡到另一个层面，包含着许多任意的成分，所谓的近似。所以你把这些都看一遍，“科学”这个统一体就散成了不同的科学。而在各门科学内部，又有理论层面，理论层面再细分：比如在基本粒子物理里，有搞高深理论的人；有所谓现象学家，这些人做曲线拟合，仍然不做实验；然后是做实验的人，他们从曲线拟合者和高深理论家那里得到一些信息。他们彼此交换着东西，有时候宣布一项科学成果，就像不同党派之间缔结一项政治条约，这一方让一点，那一方让一点，最后说：好，总算可以发表了。

从困难中前进

费耶阿本德：让牛顿断定上帝会干预行星运行的困难之一，是所谓木星与土星的大不等性（great inequality）。看上去木星和土星随着时间推移正越离越远。而牛顿从古代观测，从他经由托勒密得到的巴比伦观测里知道，古代的行星系统和今天大体一样。另一方面，又有这种分崩离析的趋势。于是他推断，上帝会定期把行星系统重新整顿一番。另外一些人说，我们就用牛顿的理论，最终会发现这件事能用物理学解释，不需要神的干预。人们花了两百多年才走到那一步，可他们从未失去信心，始终相信这个困难是可以解决的。所以，困难可以存在几个世纪，而人们出于某种形而上学的理由，照样相信某个理论是正确的，最后它果真被证明是正确的。

另一个例子是波动力学的早期历史。薛定谔有一段时间相信基本粒子具有波的性质，他在这个基础上推算氢光谱，而且是按相对论来推的，把爱因斯坦的发现考虑了进去。结果他得到的数值完全错了，因为氢光谱当时已经测得很准。他退缩了吗？他说“我错了”吗？没有。他往后退了一步，说：我不按爱因斯坦来，我按爱因斯坦之前的路子来。这意味着，按当时所有人的看法，他把自己的理论弄得更差了。而这个更差的理论，比那个更好的理论管用，原因要到很久以后才得到解释。所以，“一旦有相反的证据，你就必须放弃理论”，这一条人们从来不遵守。他们违背它，而且取得了进步，有时候走到了某个地方，有时候没有。所以你不能一概而论，你必须逐案决定，而且必须把案子的细节弄清楚，才知道该怎么办。

工具箱与判断

费耶阿本德：在这方面，手里有一个方法论规则的工具箱是很有用的，那就像一堆经验法则：我现在该用这条，还是那条？这很有用。就此而言，波普尔把证伪规则放进工具箱，是一项很有用的增补。他的错误在于认定这是唯一有用的工具，是唯一可以用在理论上的工具。他本该说的是：我们扩充了工具箱。

你看，永远不要扔掉工具箱。我不会说放弃一切方法。永远不要扔掉工具箱，也永远不要宣布工具箱本身，或者里面的某一件工具，就是那唯一正确的东西。你要用它，扩充它，有时候根据手头的案子把它撂到一边，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会碰上什么。这跟下面这种情形完全一样：你先去学心理学，然后才去接触活人，然后试着按学来的心理学规则来对待我。最好的办法是直接上手，然后你会发现，学来的很多心理学规则用在真人身上并不怎么灵。

有人会说，那个理论笨拙不堪，另一个优雅得多。另一些人会反驳：可这个笨拙的理论更符合事实。回答是：它当然更符合事实，因为它那么笨拙；那个优雅的理论呢，如此等等。很多人都做这种判断，研究的成果就是做了这类判断的结果。可这并不意味着存在一部法典，从第一条到第五条列出所有可以做的判断，规定它们在一切情形下都必须适用。比如狄拉克谈到薛定谔那个案子时说，薛定谔坚持自己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那理论很美。对狄拉克来说，理论的数学表达是否优美，是一条重要标准。确实有人说：我不喜欢这个理论，它太丑，不成体统，也许它符合事实，可他们想要更好的东西。这类判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可没有任何办法能以一般的方式为其中任何一种判断辩护。你只能在具体案子面前为它辩护，而到头来，你迟早会回到自己的偏好上。

有些人是真正的经验主义者。比如说，某些医生和分子生物学家的差别之一是：分子生物学家想要对人类生物学的某些现象做出普遍的说明，而医生想知道的是在具体病例里什么管用。所以医生的知识会比分子生物学家的知识零散得多；另一方面，分子生物学家追求简单的路数，因此在医生看来过于简单化。所以在某些方面医生强过分子生物学家，在另一些方面分子生物学家强过医生。判断一直在做，我唯一说不能做的事，是以一般的方式为特定的比较判断辩护，以至于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你都被迫套用这个判断。

经验与融贯之争

主持人：科学理论的主要问题在于，我们至少有两大类标准，而它们可能互相矛盾。一类与经验主义有关，即理论要与实在相符；另一类可以叫作逻辑融贯性，或者简单性。前者是符合标准，后者是融贯标准。一旦两者冲突，要决定支持哪个研究纲领，绝非易事，尽管最好的理论应当同时满足两条标准。当两条标准冲突时，人必须凭一种本能去判断哪一条被违反得更粗暴，而这正是伟大科学家之所以伟大的地方。您同意这个描述吗？

费耶阿本德：我认为，有些科学家两条标准都不守，心里想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还跟你怎么看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有关。回到真理那个老话题：如果你认为人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使得真理对人来说是显明的，也就是说有一位仁慈的造物主，他没有把宇宙做成一个普遍的谜题，而是把它造得让人能有所作为，那你就会更倾向于经验主义的立场。如果你相信相反的一面，几乎像个不可知论者，认为上帝远在天外，而环绕我们的宇宙仿佛是对那位抽象而遥远的上帝的一种嘲弄，那你就会认为，人的感官不大能用来发现真理。所以你倾向于哪条标准，取决于某种庞大的形而上学背景。

可是在科学的许多案例里，两条标准哪条都不出现。你可能碰上一个库恩意义上的小难题，不算什么大事，可它烦着你，你想把它解决，于是各种办法都试一遍。你不会去问整体的融贯性，因为你的问题非常有限，最后你找到一个成功的解法。所以你给我的这个大二选一，作为关于人在宇宙中位置的两种立场，是有意义的：人是被一位仁慈的上帝安置在这里，让他们贴近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是被某个混蛋安置在这里，把一切都藏起来，让他们不得不怀疑自己的感官？在这个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它有意义。可在科学实践里，有些人也许受它影响，另一些人不受，还有一些人两者都不受，照样成功。就连那些支持某种形而上学的人，也不会在科学层面过分看重这个大二选一，只在非常一般的形而上学层面才会。

伟大科学家的直觉

费耶阿本德：至于伟大科学家的本能这个说法，我倒想问问，有多少伟大科学家，我是说因为其他成就而被称为伟大的科学家，凭着本能走进了死胡同？很多人会说晚年的爱因斯坦就是一例。他在各个领域取得伟大成就之后，试图找到一个统一场论。伟大的科学家，可他从未成功。年轻一代，量子力学的那些年轻新锐，说：这家伙老了，他摆脱不了自己的旧观念，抓不住新观念。这就是一种走向虚无的伟大科学家本能。

再看牛顿。这方面我知道得不够多，但考虑到他做过的全部研究，炼金术、神学、物理学、宇宙学，几乎人类理解的每一个领域，他大概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而他认为行星是由上帝的手指整顿有序的。后来人们说，这想法多可笑。可他有当时的经验证据，其次还有神学论证，因为对他来说上帝不是一个原则，上帝是一个位格，一位亲自照看自己造物的父亲。这意味着宇宙不是上帝闲暇时造出来再扔到一边的东西，像莱布尼茨设想的那样，而是他怀着爱不断加工的东西。牛顿自己说，他是一位父亲，我们与他的关系是服从，而不是对某位君王的承认。所以有很多伟大科学家做过自己的猜测。伽利略是一位伟大科学家，在某些方面猜对了，可这并不证明伟大科学家一般都猜得对。他只是运气好。

伽利略的修辞

费耶阿本德：还有一件事。我刚读了一本书，讲伽利略时代存在的各种论证类型。这些都来自亚里士多德：有辩证法，有证明，有修辞。证明是你能把某件事绝对地展示出来；辩证法是你和对手在某些共同假定的基础上争论，直到得出结论；修辞是你针对对手的弱点，针对对手的心理弱点下手，设法把他拉过来。这本书的作者莫斯（Jean Dietz Moss）追踪了整个哥白尼时期各类论证所占的比例，她集中考察意大利，发现在伽利略时代修辞论证的比例大幅上升，不只在伽利略那里，在他的对手那里也一样。这表明当时的案子是无法用严格的论证方法处理的，那是个困难的案子，是信或不信、下注押宝的案子。伽利略押对了，他押的东西后来能为牛顿所用。

不过我们要认清一点：牛顿关于宇宙所说的东西，已经和哥白尼大不相同了，没有了天球等等。哥白尼是在被接受的那一刻被抛弃的。等到哥白尼学说有了各种有利的论证时，它已经被抛弃了，因为所有那些新发现已经做出来了。而在伽利略的时代，哥白尼学说正面临相当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位科学家说“别管那些困难，这是正确的赌注，我们就往这上面下功夫，最终会成”，是相当合理的。伽利略做的就是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你当然没有科学论证，你有的是修辞论证，用来让人们站住队，为你招来追随者。伽利略就是这么干的，而我要说，这么干是完全正当的，因为许多科学家，包括晚近的科学家，遇到困难时也这么干，就是为了让这场运动继续下去，因为要证明这个观点终究是好的，需要的正是这场运动，需要细致的研究。

第谷解决了托勒密派提出的几乎所有问题，而伽利略从来不谈他，一次都不谈。这是一个修辞动作：他不去反驳第谷，第谷仿佛不存在。你看，第谷被教会接受了，因为教会既想与观测结果保持一致，又想把地球留在中心，所以他们捍卫第谷。而伽利略从不谈第谷，除非是用极其嘲弄的口吻，随手一扔。在这方面，那纯粹是一个修辞动作。

在这里我要说一件完全不同的事。在这件事里让我感兴趣的是：教会做了一个决定，决定接受哪一种观点；伽利略做了另一个决定。伽利略说，我做的这个决定应当不受神学干涉，因为它只属于科学家。这意味着，在决定该接受哪种世界观的问题上，他把一切科学之外的权威都排除了出去。这一点我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喜欢。因为如果你有一个研究纲领，比如伽利略的纲领，同时你还有更大的研究纲领，比如建立一个好的社会，一个共和国或者民主政体，那么，当一个较小的研究纲领是较大的研究纲领的一部分时，较小的研究纲领就必须适应较大的研究纲领，而不是反过来。当时的神学，同样可以看作一个研究纲领。

国家与科学分离

主持人：您的工作中一直让我觉得最清新的一面，是您对全世界学术生活中那种假正经的批判。比如在德国，教授们被看得实在太重，而您攻击的正是对这个社会群体的过高估计。您主张，正如现代科学当初必须与教会分离以保障公民的自由，国家与科学的分离同样是必要的。能否更详细地讲讲，您怎么看国家与科学的分离？

费耶阿本德：国家与教会分离，意思是在由国家出资的公立学校里不教宗教。宗教可以在私立学校教，可以用特殊的方式教。同样的事也应当发生在科学身上，因此还要有更多的公共监督，监督科学经费的使用，监督科学项目等等。顺便说一句，这已经在发生了。今天来的路上，我在《先驱论坛报》上读到一篇讲分肥拨款（pork barrel）的文章：某些计划拿到一笔钱，主管这个计划的人有权把其中一部分“专项指定”（earmark）给某些科学项目，这是术语，而这些项目之所以好，只是因为它们能给他所在的州带来钱。所以你看，那种完全独立于环境、自由地追求研究的自由科学家形象，非常不切实际，根本不存在。

我希望发生的是，这种公共干预，在那个例子里干预者是一位参议员，能变得更系统，更多地着眼于该州民众的利益，不只是经济利益，也包括科学家生产出来的产品带来的利益，让科学研究沿着这个方向受到引导。反正它现在已经在受引导了。同时，也不要想当然地认为科学理所应当被教授，科学说的一切都没问题。教会和学校当初就是这么开始的，只是发生在别的地方、别的情形之下，更边缘一些。

教育：讲一百个故事

费耶阿本德：人应当教各种各样的观点。最好的教育，在我看来，我在这方面完全是外行，应该是这样：孩子们长大的过程中，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他们本来就喜欢故事，那就给他们讲许多种故事：科学的宇宙论，讲到孩子能懂的程度；神话的宇宙论；宗教的观点；各种各样的故事。等他们长大一些，再告诉他们：如今最流行的故事是这些，你要想挣大钱，就往这个方向走。这样，他们长大以后做出的选择，是建立在知识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习惯之上，不是建立在周围环境的习惯之上。这样一来，他们会成为更好的科学家，因为他们会看到科学的界限，也看到了替代方案，还可能从替代方案的内容里得到启发。他们也会成为更好的公民。

主持人：那些原教旨主义者说，学校里不该只教达尔文主义，还应当教《圣经》的创世说。您同意他们吗？

费耶阿本德：为什么不呢？学校里教的胡说八道多得很。你看看历史课上讲的那些东西，国王啊，战争啊，那么多垃圾被塞进脑子里。所以这真的无关紧要，把别的垃圾减掉一点，把这个放进去，如果你觉得它是垃圾的话。何必这么挑剔，说“这个绝对不行”，而另一方面又灌那么多别的垃圾？

主持人：那么您是否也认为，美国模式比欧洲模式好？在美国，许多大学互相竞争，教授由学生来评价；而在欧洲，我们是国立大学，钱来自国家，哪怕它们并不真正满足学生的需要。

费耶阿本德：我认为两种都应该有。应该有一些地方，让那些自认为已经悟道的人放手去干，不管他们把所有人都烦得半死；也应该有另一些地方，让人受到监督。两者混合，这样就很好。

当然，中小学里教的很多东西完全可以不教，而后来生活中需要的很多东西却没人教。比如应当教的一件事，是怎样照顾自己的身体，怎样照顾自己的健康，教一些基本的医学知识，让人能做到很久以前的母亲们、乡下人都能做到的事：很多病，你不必去找医生，那医生会用最昂贵的设备从你身上榨出最多的钱。这应当教。还应当教的是各种出路。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教了，因为大学现在缺学生，就做宣传，想把学生拉到自己这边来。可他们该往别的方向教：告诉学生，你长大以后有这些可能。有国立大学，在那里你会听到一些人发展出非常古怪的想法，他们讲课很差，没人去听，可有人能从中得到点什么。因为有些人很了不起，讲课却糟糕透顶，亥姆霍兹就是一个。第一堂课，讲堂坐得满满的，因为大家都仰慕伟大的亥姆霍兹，三堂课之后一个人都没有了，他自己也被讲课烦得要死。对这种人，应当有机会让他们一对一地跟人谈。

所以在中学甚至小学阶段，就应当让人了解各种可能，以便做出恰当的选择。需要的是一种不同的、更理性的教育，从小学开始。也不是美国的那一套，而是先学两三门语言，同时学。这样，我想事情会好得多。不是只做一件事，而是让百花齐放，但要告诉人们有这一百朵花，告诉他们到哪儿去找，告诉他们别人怎么看这些花。

怎么都行的界限

主持人：我们现在谈到了您最出名的论题之一，“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这句话。您希望百花齐放，希望我们突破教条主义的界限。可是对“怎么都行”这条原则，有一些强有力的反对意见：如果怎么都行，你就没有理由去寻找更好的替代方案，结果可能是平庸绝对当道，不再有新理论。如果在实践领域也接受这句话，那就意味着道德上允许和不允许的事情之间不再有任何区别。不过我第二次读您的书时想到，也许应当从您所说的“知识上的达达主义”（intellectual dadaism）的意义上来理解这句话。这就是说，我不仅不应太当真老教授们写的东西，也不应太当真这句话本身。所以您自己是接受“怎么都行”的自我消解的，您用这句话显然是想刺激顽固的教条主义，而不是自己去发展一种教条的相对主义立场。

费耶阿本德：不，不。让我从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说起，从今天的政治局势说起，那是全世界的局势：人在死，人被枪杀，人被扫射，人在挨饿，人没有足够的药品而病死，甚至连干净的水都没有。可能还有人说，我们不能干预，因为那是一种自成一体的文化，一种沿着不同历史走下来的文化，我们不能碰。对此我斩钉截铁地说：不。哪里有苦难，哪里就必须干预，有时候甚至是近乎战争的干预。我的界限就在人开始受苦的地方，至于干预采取什么形式，那是另一回事。所以，有一种相对主义是我不想要的：各种文化各不相同，每种文化都是一个本真的实体，你可以怀着敬意去接近它，却永远不该对它使用暴力。我说，这是一条非常危险的原则。在一个国家内部也一样，比如在美国内部，当个人处于危险之中，当有人在受苦，人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干预。因为我承认一种基本价值：人的福祉，比如上帝赐的食物、上帝赐的和平，我认为这是医学层面的事。

而“怎么都行”，说的多少是科学内部的事，不是一切事情。也就是说，就算一位科学家非常严肃地对待某些问题，真心想解决它们，你也无法预先说什么会管用，哪种进路会管用。是他做一个极其严格的实验时管用，还是他做一个大胆的猜想、以此为基础往前推时管用？你无法预先说。

让我再从另一头说起，不从科学说起。有一种观点，人类学家持有了相当长的时间，尤其是那些自以为在做客观研究的人：文化是或多或少自足的实体，本身就有价值。然后，那些反对西方文明早先侵入各地的人，那种侵入常常把事情弄得更糟，也说：我们必须尊重各种文化，不能干预它们。我要说，这种原则是有界限的，界限就是人的苦难。因为今天有大量的苦难正在发生，因为战争，因为缺粮，因为缺药，因为那些所谓领袖的漠不关心，他们并不代表那种文化，只是一群渴求权力的暴君。在这里我说，干预应当很早就开始，而不是说“那是另一种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互相残杀”。不。人类在一种意义上是一体的，那就是苦难应当被消除。所以我认为，欧洲各国以及美国的军事组织，早就应该开始考虑怎样干预南斯拉夫，早得多；对索马里的干预，本来也应该做得比实际情况好一些，因为那里面有大量的笨拙。可在这类情形下，干预就是，我不想说道德义务，那听起来有点肉麻，就是一个好人应当做的事。你看到旁边有人正在挨打，你就跳过去，照那家伙脑袋上来一下。所以在这方面，绝不是怎么都行。

顺便说一句，相对主义，这个让某些人闻之色变的怪物，比如波普尔，如果它的意思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老一辈的相对主义者是普罗泰戈拉。他说，有教师，教师就像医生。医生看到一个人状况很差，按这个人自己的感觉也很差；医生走到他跟前，给他药，然后这个人会说：我好多了。同样，哲学家看到一个人处于不幸的状态，觉得受束缚，觉得不自由，觉得自己的生活一文不值；哲学家走过去，给他药，这次是言辞形式的药。之后，如果这个人说，我突然有了一种自由的感觉，事情看起来好多了，那么判定自己是否安好的是这个人自己，而不是哲学家，可这种安好是哲学家带来的。所以，就连这位最极端的相对主义者，也是让当事人来裁判自己的安好与否，而让哲学家去带来改变，改变以被改变的那个人为向导。

至于“怎么都行”，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想的更多的是科学的语境。我想到了所有那些说“要做科学家，你就得走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的人。我对自己说，信这一套的人如果去看看历史，就会绝望地举起双手说：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过，怎么都行。实际上没有人遵守任何规则，什么都真的发生了，你真的定不出任何规则。比如我的一位同事写信给我说：至少有一条你应该写下来，就是当科学家不必遵守任何规则，但要拼尽全力。这条也不管用。因为有些人只有在放松的时候才干得最好，一拼尽全力，脑子就不转了。所以你得预先弄清楚这一点，而你什么都说不准。于是你就用“怎么都行”这句话，把路打开，来对付那些说要用规则限制成果的人。它就是这个意思。而它的界限，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那是我希望得到尊重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