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问留下的处境是：我们越来越依赖预测，越来越少追问理解。这件事之所以让人不安，是因为我们对科学有一个更深的期待。我们相信科学不只是越来越会预测，它在越来越接近真相。从托勒密到哥白尼，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每一次更替，都被讲成一次靠近。

科学真的越来越接近真理吗？

这个问题不是在怀疑科学有没有用，它显然有用。它问的是，“有用”和“真”之间，是不是同一件事；如果不是，科学积累的究竟是什么。

一一条越走越近的路

我们对科学史的默认图景是一条路。早期的理论粗糙，后来的理论精细；每一代科学家站在前人的肩上，看得更远。教科书这样写，科普这样讲，我们也这样感觉：真理在前方，科学在路上，距离在缩短。

这幅图景有两个前提：真理是一个固定的终点，而我们能够判断自己离它更近了。第一个前提是形而上学的，第二个是方法论的。两个前提都不像看起来那么稳。

二皮尔士：真理是探究最后汇聚的地方

十九世纪末，皮尔士给“接近真理”下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定义。真理，是所有认真探究的人最终注定会同意的那个意见；实在，就是这个意见所表征的东西。科学不需要先知道真理在哪里，它只需要持续地纠错。方法本身会把不同的起点拉向同一个终点。

这个定义很聪明，因为它把终点从“世界本来的样子”换成了“探究的极限”。但它有一个前提：探究是收敛的。如果不同的方法、不同的传统，最后并不汇合到同一个地方，那“接近真理”就没有对象可以接近。

三波普尔：我们只能淘汰错的

波普尔指出了一个更根本的困难。再多的白天鹅也证实不了“所有天鹅都是白的”，一只黑天鹅就能推翻它。科学理论永远不可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活下来的理论不是被证明为真，只是暂时没有被驳倒。

那么“接近真理”还有意义吗？波普尔试图保住它。他提出逼真度：一个理论若比另一个包含更多的真内容、更少的假内容，它就更接近真理。这个概念保留了方向感，却被后来的逻辑学家证明很难严格定义。我们能说出一个理论比另一个“更好”，说它“更接近真理”时，我们其实不太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四库恩：不是走近，是换了世界

库恩看科学史，看到的不是一条路，而是一连串断裂。常规时期，科学家在一个范式里解谜；革命时期，范式被换掉，问题、标准、词汇都跟着换。托勒密的“行星”和哥白尼的“行星”不是同一个概念，前者是绕地球转的游星，后者包括地球自己。革命之后的科学家，库恩说，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

如果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就没有一把共同的尺子可以量出哪一个更接近真理。库恩承认科学在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进步了，越来越多的谜被解开，越来越精确。但他拒绝把这种进步说成向真理靠近，因为“真理”需要一个独立于任何范式的立足点，而这样的立足点没有人站过。

五拉卡托斯：看它在预言，还是在打补丁

拉卡托斯想在波普尔和库恩之间找一条路。科学的单位不是单个理论，而是研究纲领：一个不容修改的硬核，外面一圈可以调整的保护带。判断一个纲领是否在进步，看它的修改是在预言新的事实，还是只在消化已知的反例。托勒密体系晚期不断加轮子，每一个轮子都只是为了解释一个已经看到的偏差，这就是退化。

这个标准把“接近真理”换成了一个可以在历史中检验的东西。它不说终点在哪里，只说哪种走法是往前走。代价是，我们又一次放弃了谈论距离，只谈论方向。

六劳丹的悲观归纳

一九八一年，劳丹列了一张名单：燃素、热质、光以太、地质灾变说、生命力。它们都曾成功地解释和预测，后来都被判定谈论的东西根本不存在。如果历史上成功的理论多数为假，那么按归纳，今天成功的理论也很可能为假。凭什么我们这一代是例外？

这个论证直接对准了“成功说明接近真理”的想法。历史告诉我们，成功和真之间的联系，比我们希望的松得多。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站在终点附近，每一代人的理论后来都成了前一块被划掉的牌子。

七普特南：不然成功就是奇迹

实在论者的反击来自普特南。科学理论预测了从未见过的现象，造出了从未有过的仪器，在一个又一个领域成功。如果这些理论谈论的东西并不存在，它们说的话并不近似为真，这样的成功就只能是奇迹。实在论是唯一不把科学的成功当作奇迹的哲学。

这就是无奇迹论证。它没有证明科学在接近真理，它把“接近真理”变成了对科学成功的最佳解释：越成功，就越难解释这种成功不是因为说对了什么。劳丹的名单和普特南的奇迹，是同一段历史的两种读法。到今天，这场争论仍然没有裁判。

八范·弗拉森：只求够用，不求真

还有一种态度，干脆把“真”放在一边。范·弗拉森主张，接受一个理论，只是相信它在可观察的范围内足够好；至于它谈论的电子、夸克、场是否真的存在，科学可以不置可否。理论像地图，好地图不必在每一处都对应实地，只要能带你到要去的地方。

按这个立场，问科学是否越来越接近真理，是问了一个科学不必回答的问题。科学的目标是经验上的足够，不是真。这听起来像退让，但它诚实地描述了大量科学实践：很多研究者并不在乎自己的模型是否“真”，只在乎它是否好用。

九哈金：能用它干预，它就是真的

哈金把争论从书桌拉回实验室。物理学家在实验里用电子束去改变别的东西，把电子当工具而不只是当话题。哈金说，如果你能喷射它们，它们就是真的。理论可以换，对电子的描述可以一改再改，但实验者操纵它的能力在积累，而且不会随着理论更替而失效。

于是科学接近的，与其说是关于世界的真陈述，不如说是对世界的可靠干预。真理从“说得对”变成了“做得到”。这个真理观没有解决库恩和劳丹的问题，它绕过了它们：不管理论怎么换，能做到的事在增加。

十AI 做的科学：预测越来越准，理论越来越少

现在把这些争论放到今天的实验室里。越来越多的科学发现，来自模型而不是理论。一个系统从数据中学到规律，预测新的材料、新的分子、新的结构，命中率很高，但没有人能把它学到的东西写成一条可以理解的原理。上一问已经见过蛋白质折叠的例子。同样的事正在化学、材料、气候、天文里发生。

按哈金，这是科学在进步：能做到的事变多了。按范·弗拉森，这也没问题：经验上更足够了。按普特南，成功仍然需要解释，但解释在哪里？模型里没有一条可以说出来的陈述让我们判断它“近似为真”。按库恩，这甚至可能是一次范式更替：科学正在从“理解世界”换到“拟合世界”，两边说的“知道”不是同一个词。

十一如果最准的理论没有人能读懂

真正新的问题在这里。过去，无论实在论者还是反实在论者，争论的都是人提出的理论。理论是可以读的，可以说它真或不真，够用或不够用。现在出现了一种没有人能读的理论：一组参数，它预测得比任何人写下的公式都准，但它不是一句话，不能被判断为真或假。

“科学越来越接近真理”这句话，预设了科学在产出可以被判断真假的东西。如果科学最强的成果不再是这种东西，这句话就失去了主语。我们可以说科学越来越有效，越来越能干预，越来越准。但“接近真理”需要有人能看见那个越来越近的东西是什么。如果没有人能看见，它是在接近真理，还是在把真理换成另一种我们还没有名字的东西？

十二所以，科学真的越来越接近真理吗？

如果“接近真理”指的是理论对世界的描述越来越对，那么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答案，皮尔士、波普尔、普特南说是，库恩、劳丹、范·弗拉森说不一定。如果指的是能做到的事越来越多，那么答案几乎肯定是是，而且 AI 让这条曲线陡了一截。

AI 没有终结这场争论，它把争论逼到了一个新的角落：科学正在产出一种有效但不可读的知识。我们可以选择哈金的答案，能做到就够了；也可以坚持亚里士多德的答案，不知道为什么就不算知道。不同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把多少判断交给一个我们读不懂的东西。而在做这个选择之前，还有一个更贴近日常的问题要先回答：当它给出正确答案的时候，它究竟理解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