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formation: A History, a Theory, a Flood | James Gleick | Talks at Google

编者按：2011年春，作家詹姆斯·格雷克（James Gleick）携新作《信息简史》（The Information: A History, a Theory, a Flood）做客 Google 总部的「Talks at Google」系列。格雷克曾任《纽约时报》科学记者，著有《混沌》与费曼传记《天才》，是当代最重要的科学与技术史作者之一。这次活动没有采用讲座形式，而是由作者抛出问题，与在场的 Google 工程师围绕「搜索还是过滤」「权威与众包」「回音室与意外之喜」「付费墙与信息洪流」等话题展开了一场即兴对话。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仅删去口语枝节与重复，问答内容均以讲者第一人称连贯成文。

从《信息简史》说起

谢谢大家来听我讲。我以前来过这里，那是因为我参与了关于 Google 大规模复制版权图书那桩诉讼的一些谈判。那次经历挺有意思，这次能回来我很高兴，也有点意外，居然有这么多人愿意买我这本古雅装帧的纸质书。

Google 在我的书里只在结尾处短暂露面。动笔时，我本来设想会在这里做大量采访，让 Google 成为全书结尾的一大主角。结果没有这么写。书里关于维基百科的内容反而比关于 Google 的多得多。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是因为写 Google 已经没有必要了：你们无处不在，早就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用不着我再来介绍。

这本书的前提，用我平时不太用的说法来讲就是：通往此处的那条路，通往 Google 的那条路，起点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一个确切时刻。那是 1948 年，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在贝尔实验室发表了一对技术论文，刊登在《贝尔系统技术期刊》上，几乎一出手就是成熟形态，很快就被人称为「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后来它以《通信的数学理论》（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为名出版成书。你们有谁手头有这本书吗？只有寥寥几位。我原本以为在这样一个地方，它应该算是一种案头必备。我认为不管你在公司做哪一块业务，这本书里都有大量与你相关的东西。

我第一次听说它，是在写第一本书时从研究混沌的科学家那里听来的。虽然过去很多年了，我还记得当时的诧异：居然有「信息论」这种东西，一门关于信息的数学理论。在我看来，信息这个模糊而无定形的东西，本来不像是能用数学去分析的对象。而如今不必我多说，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信息早已不只是指令、新闻、流言，甚至不只是文字。它是一个庞大的范畴，包括音乐、图像，以及一切能被数字化、存进电脑、再用 Google 搜到的东西。

我相信这些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香农的理论，以及此后数学家和紧随其后的计算机科学家做的全部工作，构成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底层结构。它不只是一种技术基础，还在一种更真实、更宽泛的意义上支撑着一切。我在尽量避免说「在哲学意义上」。

有了这个前提，书的结构也就随之而来：它要回到人类历史的开端，因为信息时代并不只是我们谈了五十年的那件事。顺带一提，确实是五十年，据《牛津英语词典》记载，「信息时代」这个说法最早是 1960 年开始流传的。可我们现在明白了，整部人类史都是信息时代。印刷机是一种信息技术，电报、电话也是，而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端，字母表就是。这就是我这本书的基本想法。组织这个故事有点难：它从开头讲起，也就是说，它从中间，从 1948 年讲起，然后回溯，再往前推进。

我不想在这里做一场讲座，更想来一次对话。说实话，我总觉得应该是我在采访你们才对。所以让我先提一个问题。

读者买的是被删掉的新闻

我职业生涯是在《纽约时报》起步的，那是一家伟大的信息企业，至今仍是。时报有位睿智的老前辈常说：读者花钱买的不是我们登出来的全部新闻（「所有适合刊印的新闻」），读者花钱买的是我们删掉的那些新闻。

如果你是上一代的典型《纽约时报》读者，时报很可能是你唯一的信息来源。我记得祖父在地铁上读它，要用一种特定的方法折叠才能在地铁上读，不然就会缠成一大团纸。曾经有段时间，这种折叠时报的方法是学校里教的。但它是有限的，众所周知，它由纸做成，就那么大。时报编辑的自负在于：只要你读完整份报纸，你就掌握了全部新闻。

不仅如此，头版是高度结构化的，你们可能知道，现在依然如此。每天都有大量正式的讨论，决定哪篇报道应该领衔（放在右上角），哪篇是第二重要的（放在左上角，作为副头条），哪些报道配得上折线以上的标题，哪些放在折线以下，标题该占两栏还是三栏还是更多。这里运用的判断力被称为「新闻判断」（news judgment），时报的编辑们以拥有这种品质而自豪。他们知道，比如说，一个人被谋杀并不具有固定的重要性。有些谋杀案完全不重要，根本不值一提，事实上几乎所有谋杀案都是如此。但假如死者恰好是斯卡斯代尔一位医生，还是一本著名减肥书的作者，而被告恰好是被他抛弃的情人，一位斯卡斯代尔的中年贵妇，那这桩谋杀案就非常重要。时报从不为做出这样的判断而道歉。

以上都是为了引出一个问题。在我看来，Google 作为一个赫赫有名的搜索引擎，和我描述的这个多少有点神话色彩的《纽约时报》一样，本质上同样建立在过滤之上。你们提供的服务，不只是从互联网上抓取信息呈现给读者，而是把用户不想找的信息滤掉，正如时报当年过滤掉那些新闻一样。今天的互联网用户经常抱怨自己被信息轰炸。一方面，人人都为不必再依赖那些陈旧的、权威的、反民主的来源而欢欣鼓舞。

昨晚我在伯克利做了一场演讲，内容和今晚不同，但讲到某处我用了「民主」这个词，在互联网上的民主事物和权威事物之间设置了一种对立，后排一位女士立刻喊了一声：「Democracy Now！」这大概就是伯克利吧。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我们这些互联网上的新闻消费者是矛盾的，而且公开表达这种矛盾。一方面，人们很高兴摆脱了《纽约时报》这类权威的专制，摆脱了那些资产阶级的、亲商的、反天主教的，随便你想给时报编辑安上什么偏见；人们从数百万博客和其他网站、其他来源那里获得了力量，这些来源算不算「新闻」，取决于我们想不想做势利眼。可同样是这些人，转头就抱怨：我怎么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怎么找到对我有意义的东西？

我知道 Google 有一个庞大的，我不确定该不该叫「新闻业务」，总之有 Google 新闻。我的理解是，它要么完全自动化、算法化、众包化，要么至少大部分如此，没有多少人类编辑的干预。我认为眼下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实验：智能的众包（如果你们这里是这么称呼的），或者说由算法来决定什么对用户真正重要的做法，能否胜过老派的人工判断。老派的人工判断包括《纽约时报》，也包括图书出版商。人们曾经根据出版社的名字买书。我的出版社是 Pantheon，在座有些年纪够大的人会把这个名字和某种如今差不多已经过时的写作风格联系在一起。我想现在没多少人再根据出版社愿意选择出版什么来买书了。一份诗歌刊物的编辑是一个权威来源，是反民主的。但每一位博主当然也以自己的方式反民主：他或她在做个人判断，你可以选择信任或不信任。

这就是我的问题。我很想听听在座的各位，无论赞同还是反对：Google 的首要功能是过滤，而不是搜索？

权威与策展：众包能胜过编辑吗

现场有人指出，我提到的其实是两个在 Google 内部有专门名称的话题，一个是「权威」（authority），另一个是「策展」（curation），也就是编辑，那个决定什么值得读、什么不值得读的选择者。策展人挑选什么应当保留、什么有价值、什么没价值，而且往往是你依赖的单一或少数几个来源。在人人都能当出版者、至少能当推荐者的新时代，我们如何判定谁是好的策展人，谁是坏的？人人手里都有麦克风了，我们该指望哪些策展人，该看哪些标志？

这正是问题所在，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所以我才指望你们来告诉我。

不过我可以先直截了当地回答一点：就新闻而言，我认为众包策展的质量很糟糕。我觉得 Google 新闻毫无用处。它就在那儿，我也把它加了书签，但我仍然需要《纽约时报》。时报今天正式启动了拖延已久的实验，开始强制读者付费。没人知道结果会怎样，我在祈祷他们能撑下去。至于报业今天的凄凉处境，我不必在此复述。

当然，这不是 Google 的主业。我和世界上所有人一样，是 Google 的重度用户，我觉得这个搜索引擎，不用我奉承你们，你们能占据主导地位是有充分理由的：它真的管用。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引擎都做不到这么好。我知道你们遇到过困难，也在做调整，这很好。看人们想出多少办法来玩弄这套系统，是很有意思的事。

真正令人担忧的是，金钱如今扮演了多大的角色。我不知道在一个完全没有广告的世界里，Google 会是什么样，说实话我不知道它会不会不一样。我没有和这里的任何人讨论过，但我能感觉到你们花了大量精力把广告结果和非广告结果分隔开，我觉得这没问题。然而，有一种复杂的动力在起作用，我猜你们不可能不知道：人人都想被看见，人人都在争夺注意力。注意力如今成了有限的资源。于是，即便撇开广告的买卖不谈，人们也会，我不想简单地说「玩弄系统」或「欺骗搜索引擎」，人们会有意调整内容，以便排得更靠前。

与此相似，《纽约时报》如今也在某种程度上根据实时得到的读者偏好数据调整版面。这和我开头描述的情形完全不同。那时的编辑不知道、也不在乎读者想读什么。那些编辑身上有一种巨大的、我觉得颇为可爱的傲慢：他们坐在一间屋子里开会，说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我多年的从业经验告诉我它重要；虽然昨天华盛顿某个机构发生的这件事看上去很无聊，也上不了电视，但我知道它埋下了一颗种子，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后会发芽，所以我们要把它放在头版。他们经常错，经常带着偏见，其实永远带着偏见。可我相信，他们那样做，在某种意义上产出的东西比现在更有价值。现在他们被每分每秒的反馈推着走，随时知道谁在读什么。他们知道哪篇文章被转发得最多；如果他们把转发最多的文章提到页面上方，这里面有好的一面，因为有时读者确实比编辑懂得多；也有坏的一面，因为有时候那不过是查理·辛（Charlie Sheen）的八卦，而我不想要那种东西。

现场有人反驳说，大量依赖小报作风和八卦的出版物早在互联网之前就存在，《纽约时报》虽远不及别家，但也参与其中。这说明迎合大众的做法本来就是这些报纸获得庞大发行量的重要原因，何况它们当年还是极少数的新闻出口之一，纽约人口那么多，优质新闻来源又那么少，它们注定会有一定的受欢迎程度，于是可以有一点傲慢。但它们也不可能完全不在意什么标题能抓住眼球，不管那对读者的生活有没有真正的价值。互联网或许把这一点放大到了极致，但这并非网络独有。

我完全同意，这一点说得很好。我确实在给这场对话加码，把《纽约时报》描述得带了几分神话色彩。我说的那个《纽约时报》多少是个虚构的生物。每有一个人喜欢从时报获取新闻，就有好几倍的人更喜欢《纽约邮报》《每日新闻》或《国民问询报》。你可以说，那些就是他们选择的策展人，这没什么不好。你说得对，这和今天的情形极为相似：人们可以从一份菜单上做选择。

说到底，我真正相信的是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无论在书里还是在这里，我都无法为这个困境给出一个干脆的解决方案，因为最后我总是落到一些老生常谈上：我们是独立的个体，我们要做各自的选择，这意味着选择我们想追随的博主。有些博主在我关心的一些领域里，确实走在《纽约时报》前头。所以我再说一遍，那个《纽约时报》只是一个便于讨论的神话。

但是，就 Google 的主搜索引擎来说，或者就 Google 新闻的首页来说，如果你们不根据对每一位用户的了解来调整结果（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日益成为一种选项），你们如何做到对所有人都合适？有人回答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而他们正在解答的途中。

编辑即算法：相似 vs 公民所需

接下来发言的是一位出身新闻世家的听众。这位听众先亮明立场：自己读《纽约时报》，希望它不要消失，也愿意为此付钱。我在此谢过。

这位听众从做编辑的家人那里学到的是：编辑决定的，是在所有采集来的新闻中，什么是这个社区需要知道的。你读的每一份报纸都有一套特定的信念体系。编辑本身就是一种算法，一种关于什么重要的算法。而 Google 在 1997 或 1998 年之所以对这位听众变得重要，是因为当时其他搜索引擎的结果开始变得「不自然」，商业部门和「新闻」部门之间的墙被拆掉了（这里的「新闻」是对算法搜索的一种宽泛比喻）。Google 把广告挡在搜索结果之外，这种张力至今仍在：一个需要资金、靠广告驱动的企业，如何同时给用户想要的东西，而用户想要的未必是广告主想要的？

所以问题在于：Google 更像一个非常好用的卡片目录，帮你找到与你告诉它的东西相似的东西；编辑则是在告诉你什么重要。算法上的差别就在于如何决定什么重要。对 Google 来说，重要的是「和你给我的东西相像的东西」；对编辑来说，重要的是「你需要知道什么，才能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健康地生存」。这就是难点。

至于我问题的后半部分，众包的问题在于：众包非常擅长抹平个体的巨大高峰和巨大低谷。一位编辑的表现会有惊人的高峰和惊人的低谷，希望高峰和平均水平多于低谷，而其他来源，博客、其他报纸，都能帮助削平这个单一信号的低谷。可另一方面，它们削掉低谷的同时也削掉了高峰，你可能再也得不到某位编辑在某个领域里的卓越洞见。这也是报纸相对于 Google 的一个问题。最后一点，报纸并不覆盖人类活动的全部领域，只覆盖亮点。你在《纽约时报》上读不到深入的 DNA 科学、深入的物理学、深入的计算机科学，因为那些内容不具备普遍适用性。而我们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所以你需要其他来源，期刊、搜索引擎、学术搜索引擎，把你引向那些领域里重要的东西。这就是选择哪个来源、它用什么算法、你指望它有多大广度之间的差别。归根结底，需要的是一种混合模式。

猜测意图：搜索比「相似」复杂得多

我觉得这番话非常有意思，我想抓住其中一点深究。关于 Google 主搜索引擎「返回和你要求的东西相似的东西」这个说法，在我看来，事情要复杂得多，也许更像报纸或博物馆策展人做的事，超出了刚才所承认的程度。

假如我输入「饮水机」，你们并不知道我要什么。你们心里很清楚，我在提问方面多少有点笨拙。我其实认为，如何使用 Google，如何组织问题以得到想要的东西，是人们必须培养的一项生活技能。而你们大概希望这项技能变得不那么必要，对吧？你们希望人们只管自由联想就能得到想要的东西。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在任何时刻想要的、想找的东西，可能非常具体：我可能有个医疗问题，可能想买件东西，也可能只是突然对某件事好奇。我知道我说的都是你们早就知道的事。可「和你输入的东西相似」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并不只是在镜像用户的搜索词，「饮水机」「赛马」，或者「怎样做某某」，我猜这一定是 Google 搜索最常见的开头之一，虽然我从不这么开头。你们同样需要一些线索。

我想说的这一点，和刚才那个关于《纽约时报》不是物理学期刊的说法有关。时报是试图报道物理的，我在那儿工作时就写物理，那恰好是我的专业领域。但没错，我写的时候心里得装着一个虚构的时报读者，此人对物理有某种程度的了解，而这个程度是完全随意设定的。这意味着我得删掉一些东西，也意味着我对某些读者来说解释过度了。可当有人在搜索框里输入什么的时候，Google 不正面临着一模一样的问题吗？有人回应说，我描述的正是整个公司面临的挑战。我说不可能知道用户想要什么，可搜索团队的每个人显然都在为此努力。

回音室与意外之喜

刚才那位听众补充说，他想讲的其实是搜索领域一个叫「同质相吸」（homophily）的概念。推荐系统的一大问题（Google 的算法极为复杂，他自己也不完全理解）在于：Google 是通用目的的，而《纽约时报》面向的是受过教育的普通公民，六年级阅读水平以上，求的是一般性的认知；Google 可能服务于多种目的，而新闻理应有明确的受众，所以算法和报纸编辑是相似的。他所指的是「同质相吸」会导致博客圈里所谓的「回音室」（echo chamber）：人们只订阅和自己观点一致的博客，永远没有异议，没有建设性的反面意见，最终在某种意义上走向愚昧。这是推荐系统和搜索引擎面临的挑战之一，很难产生意外之喜（serendipity）。而编辑理应对整个领域都有了解，并且有意教育读者去认识对社区重要的全部事件。

这又是一个真正关键的问题。我要说，它对那个神话中的《纽约时报》和对 Google 同样重要。在神话般的旧日时光里，你会把整份报纸读完，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有些人是。有些人只是翻页而已，整个广告模式就建立在这上面。于是，即便你一辈子从未对印度发生的任何事情感兴趣，第五版上可能有一小块关于印度的报道，而因为你正无聊，没有别的东西争夺你的注意力，又因为你信任《纽约时报》，你就会去读它。这就是意外之喜。

在现代的网络版《纽约时报》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消失了，因为没人按顺序读报纸。正如刚才所说，人们倾向于去找自己已经感兴趣的东西。想读日本的消息，就可能花大量时间读，而对某个本可以在不同技术架构下偶然接触到的意外话题，一个字也看不见。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总体上，像我这样如今从网上而不是印刷品获取新闻的人，意外之喜的体验变少了？我不确定，真的不确定。我试着通过观察自己的一天来判断。我确实在随意地、偶然地看见许多以前不会看见的东西，我还能沿着路径往下走，这在印刷报纸上是做不到的：看到一个让我心动的东西，然后真的从这里走到那里。我不确定我们失去了意外之喜，也不知道这一点如何适用于 Google。

Madonna 测试：多样性与个性化

一位并非搜索团队的听众接着补充，说自己的话不代表官方立场，但 Google 搜索确实考虑多重信号。人们往往以为搜索就是找那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实际上考虑的因素很多：来源是否权威、是否受欢迎、是否来自过去一直可靠的地方。这位听众十年前有一项检验搜索引擎的早期测试：输入「Madonna」，如果只得到那位歌手，就是糟糕的搜索引擎；如果同一页结果里既有歌手，也有基督教的圣母，还有黑圣母雕像，那就说明引擎在认真猜测我可能在找什么，并让我可以从那里继续深入。所以把搜索看作「找到正确答案」是危险的。看看 Google 结果页的变化，你得到的不只是文本页面，还有图片区块，还可以按新闻、按博客来筛选结果，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方向。

这引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假设一千个人输入「Madonna」这个词，其中一部分人找的是歌手，对基督教话题毫无兴趣；另一部分人从没听说过那位歌手，我猜这部分人少一些。但你们并不知道谁是谁。或者你们其实知道？你们可以把系统设计成知道的样子，记录用户的历史和以往的搜索，从而对此人找的是歌手还是耶稣之母，掌握比随机猜测更好的信息。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你们就呈现十条结果，这十条未必包含那一千个输入「Madonna」的人各自想要的一切。我没有问过任何人，但我推测结果一直在受到用户点击行为的影响。可是，除非用户在用你们的工具栏或你们的操作系统，否则追踪用户总有一个限度。我不知道，我也不是在打听。

而这一切又绕回到意外之喜的问题上：你们并不希望结果完美无缺。对一个心里想着流行歌星而输入「Madonna」的用户来说，被迫面对 Madonna 的其他几种含义，也许反而更有价值。我不知道，我开始把自己绕进去了。

实时对话、流感预测与真相仲裁

又有听众指出，搜索所获得的信号至少有一部分本质上是某个概念或某个网站的受欢迎程度，这确实可能让结果向某个方向倾斜。但就 Google 和《纽约时报》编辑的角色对比而言，一个区别是：可以把一次搜索看成一场对话。我搜「Madonna」，得到的结果也许不是我预期或想要的，于是我说，好吧，那我搜「Madonna」加上别的词。这几乎是用户和搜索引擎之间的一场实时对话。编辑得到的反馈则来自读者来信，那是事后的，等信寄到，编辑早已转向下一件事了。所以你们可以追踪用户的下一次搜索，再下一次搜索，把信息拼在一起。点击也是一种信号：用户点了某个结果，这个信号回到你们那里，说明排序做得还算合理。

这有它的局限，正如你们所说。但同样明显的是，用算法判断来源是否可靠也有限度。你们有人提到这也是方程的一部分。维基百科这类众包的信息事业也是如此：它们有一套逐步逼近真相、至少是某种准确性的过程。然而，认为奥巴马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人，数量仍然大得惊人，而且网上有一股可观的势力。

我在书里提到过一个众包做得好的活例子，你们肯定都熟悉，因为它经常被引用：Google 能根据人们搜什么、在哪里搜，比疾病控制中心更快、更准确地预测流感疫情的传播。另一方面，如果 Google 被骗局、时尚风潮或错误信息裹挟，我不认为这就意味着 Google 失职。也许这就是你们选择的模式：你们本来就不该充当真相的仲裁者。同样，我相信新闻机构也越来越不愿意做真相的仲裁者，而更愿意做中立的记录者，记录人们怎么想、人们在争论什么。无论哪种方式，都是福祸参半。

对此，有人回应说，这里面掺杂着好几种「权威」的概念，需要拆开来看。但先说一点：如果 Google 是人类欲望的一面镜子，那么你不喜欢镜中的影像，某种意义上是我们的问题，某种意义上又不是。Google 确实希望不只做大众口味的仲裁者，而是尽量接近权威性的真相。这里被抛来抛去的「权威」至少有三种：一是待读内容的作者本人的权威；二是策展人的权威，他挑选你应该读的东西，哪怕你不知道自己应该读，比如印度，或者因为太新而你从未接触过的概念；三是对你所提问题的回答的权威，也就是搜索引擎的权威。在这位听众看来，一个接到了明确请求的搜索引擎，未必有义务提供意外之喜。你搜「Madonna」，我们却给你看一些你不知道的、与 Madonna 相关的乐队，这固然是意外之喜，但显得有点牵强，毕竟你问的是 Madonna。恰当的做法是给你多种不同的话题，告诉你这是一个宽泛的查询，请你再做一次细化，告诉我们你找的是哪一个 Madonna。他们更关心的权威问题是：用什么标志，电子的、语义的或其他的，来判定网上谁对用户的问题给出了最好的回答。这正是人们所说的靠博客来玩弄系统之类的事情，尽管他们不认为博客真像人们说的那样常常浮到结果顶端。

于是他们反过来问我：写作研究时，我是怎么判断什么是权威来源、什么是值得信任的来源的？不是编辑，而是内容的作者本人，我看的是什么？

我如何判断可信来源

我是从报社记者做起的，所以我走的是几条老式的路子。老式技巧之一是：你出门去采访人，然后采访更多的人。不幸的是你有截稿期，时间总会用完，所以报纸上满是错误。报纸也有经验丰富的文字编辑，能抓住其中一些错误。对我来说，时间尺度后来变长了，因为我写的是杂志文章或者书，有更多的时间。

如今，你们肯定知道，各种各样的机构都有绝对的规定，禁止把维基百科当作事实来源。如果你是报社记者，出了错，对编辑说「我是从维基百科上查到的」，你就完蛋了。同样，如果你是大学生，交的论文引了维基百科，我很确定在大多数学校，规则是维基百科不是可信来源。然而同样真实的是，维基百科极其可靠，也极其有价值。我毫不羞于承认，写这本书时我花了大量时间在维基百科上查东西。我花在 Google 图书上的时间甚至更多，哪怕当时我正参与对它的诉讼。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叫我伪君子。

书里的东西也并非全都可信。信息洪流（洪流，我书名副标题的最后一个词）的伟大之处在于，你可以成为自己的策展人。你可以自己挑选，也必须自己运用判断力。这是一种挑战，当然也是一种责任。

付费墙与信息洪流下的变现难题

一位自称可能代表着「垂死的老一代」（至少在 Google 内部算是）的听众说，自己非常愿意为编辑的专业能力付费，而且相信很多人也愿意以各种方式付费。所以《纽约时报》确实必须改变商业模式：有些人只愿意用注意力来付费，另一些人愿意用钱来付费，但他们大概不会再订纸质报纸了。这位听众订了一辈子的报纸，几年前才停掉，曾是时报的付费高级会员，后来时报把钱退了回来，原因不明。这位听众的意思是，这个国家有一些编辑专业能力的瑰宝，时报是其中之一，希望它不要放弃。他们拥有的东西一定有办法变现，也许他们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希望他们继续寻找。

我希望你是对的，但我不完全确定。这里有一个技术问题，我看不到理想的解决方案，甚至不确定有没有好的方案：东西一旦上网，就太容易传播了。旧世界里，信息提供者能赚钱，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不便：纸张，图书馆。《纽约时报》希望《赫芬顿邮报》做它的扩音器和读者来源，但不希望《赫芬顿邮报》反过来抢走它的饭碗，提供足够多的内容，让人们不必再付钱给时报。我的情况也一样。你们不必付十美元（有补贴的价格，让我心跳加速），你们现在就可以在网上免费读到这本书相当大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具体多少。我希望那种阅读体验不太令人满意，希望你们时不时会被一页读不到的内容打断。但毫无疑问，有些人在旧世界里为了读某个话题的十页内容会把整本书买下来，如今不必了。时报会拿到我的钱，不管他们竖起什么样的防火墙，我看他们也拿到了你的钱。但他们无法阻止人们传播那些文章的全部或部分，而一旦有人这么做，我不确定剩下的还够不够。我不知道。

这位听众回应了两点。第一，有些人会读我这本书的十页，而他们以前一页都不会读，因为在线读那十页太容易了；其中又有一部分人会因此去买整本书，而且不止花十美元。这位听众自己也是作者，作品被大量盗版，整本书都能下载，但并不为此耿耿于怀，书照样有人买。总之，这位听众比我乐观。第二，这位听众每天多次访问《纽约时报》网站，把整个首页看一遍，倒是有点希望它更像纸质报纸的头版，因为那是一种有意思的新闻选择。这位听众不愿意放弃这样一个想法：我们有信任的人。而且不只是信任，还有审美上的认同。有些出版物，他们读它只是因为觉得会有意思，未必相信里面的大部分内容，但知道这些人有一种有趣的视角。没错，信息容易传播，没错，一切都只是比特；可另一方面，那些只管转发比特的人，并不在乎提供与原创者相同的体验。顺便说一句，在这里真正吃亏的是音乐人，因为那真是逐比特的复制。音乐人、电影人等等，那是更难的问题。

我倒想回应你刚才说的另一件事：是的，我也希望《纽约时报》网站的头版更像纸质头版。我前面描述过纸质头版是如何按照一种理应富有意义的方式结构起来的。可另一方面，我一天要看十次网络版，我并不指望它每次都一样，不指望我回来时它还是老样子。所以这里有一个动态信息问题，没有人有好的解决办法。光知道我已经来过，甚至知道我读过什么，都还不够。有人提醒说，至少订阅周日版的读者，可以下载一种叫「复刻版」（replica）的版本，就是头版的原样，虽然记得去下载有点麻烦，但如果你渴望那种东西，它是有的。

熵、麦克斯韦妖与气候变化的政治化

有听众把话题转向了物理。我前面谈到香农，谈到信息也许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也许有某种哲学含义。这位听众更关心它的物理含义：香农定义了一个量，叫「熵」（entropy），结果它恰恰是热力学里研究的那个东西。这位听众从未得到过一个好的解释，问我有没有什么可说的。

好极了。此刻你从我这儿得不到一个好的解释，因为它实在太难了。但书里有，有一整章讲熵，讲麦克斯韦妖（Maxwell's demon）。在这个场合展开太多了，对我这颗小脑袋来说也太多了。我只讲一个笑话。顺便说，你说的完全正确：香农推导出一条消息的概率数学时，发现这套数学与热力学里已有的东西完全吻合，于是他开始把「熵」这个词几乎当作「信息」的同义词来用。贝尔实验室流传着一个都市传说：是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建议香农用「熵」这个词的，理由是，这样一来谁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另一个角度。我们谈了很多人们如何获取信息、这如何改变、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机遇。这位听众想问的是：既然情况已经变了，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也许更大了，可他们得到的都是经过各自过滤器筛选的信息，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应该、可以如何更有效地与不断演变的媒体环境合作，围绕那些政治敏感、数据密集的议题展开最有效的对话？这位听众给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气候变化。这里面有开放与透明的问题，牵涉大量数字活动和电子邮件；有政治问题，人们各取所需；还有科学问题，严肃的科学家不习惯这样的世界。我怎么看今天科学与公众的沟通，以及围绕它的政策？

我想我可以这样总结：情况一团糟，而我们正处在一个我认为可能是调整期的阶段。我希望这是一个调整期。我不确定这些问题有什么简单的答案。

气候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二十年前，我还是《纽约时报》的科学记者，我记得自己写过气候变化拼图里几个具体的小块。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这件事会有半点争议。一切都相当直截了当，没有被政治化。如今它已被政治化到如此激烈的程度，以至于很多人会谈论你「信不信」气候变化，就像信不信上帝一样，这在我看来相当古怪。它本该是一种技术性的知识，一种非政治的知识。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不是这样：因为金钱对我们太多信息渠道的影响。就气候变化而言，我认为这一点非常清楚。有一些行业，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花大钱资助伪智库，在我看来是在花钱雇研究者撒谎。还有另一些人，并无恶意，也不自觉，只是被这些来源散播的错误信息扭曲了看法。至于福克斯新闻，我就不展开了。

我磕磕绊绊想说的是：在我们这个复杂的世界里，信息来源没有真正的纯洁可言，我们这些信息消费者面临的挑战只会越来越大，必须时刻警惕，保持怀疑。这同样适用于关于药品的信息，适用于那些更明显的政治议题，也以更微妙的方式适用于那些不那么政治化、与金钱关系不那么直接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这家公司做得相当不错，而人们应该继续对它保持警觉。你们也是一家营利企业。尽量不作恶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