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 年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统计与机器学习学者迈克尔·乔丹(Michael I. Jordan)回到母校,面向学生做了一场题为「人工智能的集体主义愿景」的演讲,并在演讲后回答了现场提问。乔丹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与文理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外籍院士,近年常驻法国。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
主持人:我大概可以把整场时间都用来念他的成就。他是多个学院的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院、美国文理科学院,还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外籍院士。其余那些学会,大概不够重要,就不一一提了。他拿过的奖项数不胜数:鲁梅尔哈特奖、艾伦·纽厄尔奖,在国际机器学习大会(ICML)做过大会报告,是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的首届得主,那是个大奖,还有约翰·冯·诺依曼奖章。《科学》杂志曾把他评为全球所有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计算机科学家。谢谢你,迈克,我非常期待你的演讲。
乔丹:谢谢。回到主场真好。负责组织的工作人员联系我,问我有没有差旅费要报销。我心想,机会来了,可以叫一辆最贵的那种特殊 Uber,把我从家里送到这儿。
主持人:不,迈克,是从巴黎往返的机票,你真的可以报。
乔丹:那我就不客气了。
乔丹:这场演讲是讲给在座的学生听的,很高兴今天来了一些学生。主题差不多是:我们为什么做我们做的这些事。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我算是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的混合体。以前事情一直很清楚:计算机科学是好东西,是好东西,那就多做一点。我想这话现在大概还成立。但围绕这个如今被叫做「人工智能」的领域,整个公共讨论已经糟糕到可怕的地步。误解太多了,从政府层面到政策制定者层面,再到研究者层面。「我们为什么做这个」这个问题,到今天基本上已经丢失了。你去问那些手里握着钱、正在建这些公司的人,你们为什么做这个?他们会说,我们要解决饥饿,我们要解决气候变化,我们要让经济以指数速度增长。全是这一类失去理智的科幻语言。如果我是学生,我会问:这到底是什么鬼?
乔丹:所以我想用自己的方式,给一场更清醒的演讲:我们究竟在做什么。顺便说一句,这是我头一回把「人工智能」这个词放到幻灯片上。人人都在用,我不得不用,那我就讲讲我的版本。
乔丹:首先,学术界的人都觉得这些想法全部来自学术界。这有几分道理,但并不准确。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三位先生各有各的愿景。第一位是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数学家,提出了控制论(cybernetics)。他的愿景大体是大规模的控制理论,智能从控制机制中生长出来。这件事很大程度上真的发生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东西,确实是那种精神的产物。第二位是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人工智能」这个词是他造的。我想那是他的梦想,我不确定具体是什么,大致是一个机器人在脑袋里用逻辑符号思考,「计算机里的思想」这样一个想法。坦白说,这件事没有发生。可惜的是,他的术语活了下来,尽管维纳的思想影响更大。
乔丹:我还想把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加进名单。他跟这两位都吵过架,他们互相之间也都吵,就我所知,他们彼此都看不顺眼。恩格尔巴特说,不对,计算机该做的不是自己变得智能,而是辅助人的智能。搜索引擎就是个明显的例子:搜索引擎本身不智能,但它增强了我们所有人的智能。计算机科学里的许多进展,我认为都是这一类。所以我倾向于认为,维纳和恩格尔巴特这两位是对的。可惜赢下来的是麦卡锡的词。
乔丹:不过我也不真的相信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学术观点指引一切,我们大家列队出发,把那些东西都造了出来。真正发生的是一件叫「机器学习」的事,它是实实在在发生了的。机器学习说穿了就是梯度下降算法:对一大包参数做小幅调整。这里我要提两个人的名字,我认为他们的影响最大。一位是大卫·鲁梅尔哈特(David Rumelhart),我的导师。他重新发明了反向传播算法,1983 年发表了论文。前不久有人因为这个算法得了奖,之所以不是给鲁梅尔哈特,是因为他英年早逝。我刚才说图灵奖,说错了,我是想说诺贝尔奖,那就更过分了。反向传播这样一个东西居然能拿诺贝尔奖,鲁梅尔哈特要是知道,会惊骇不已。但人生就是这样。
乔丹:另一位是利奥·布雷曼(Leo Breiman)。布雷曼当年就在伯克利,也在做基于梯度的算法,只是用的不是层,而是树,很多很多棵树。我提他,一部分是因为现实世界里后来发生的事。到九十年代末,像亚马逊这样的公司已经在做海量的预测。对亚马逊来说,用机器学习来运转供应链是生死攸关的事。供应链是人类造过的最大的随机控制系统:十亿件商品在世界各地分块组装,通过各种方式运送,一天之内送到你家门口,而你只是数亿人中的一个。相对于经典的供应链,这复杂得难以置信。他们当时就意识到,唯一的办法是把所有能拿到的数据,船运数据、中国的罢工、印度洋的风向,全部塞进一个巨大的预测引擎,做出预测,再在预测之上做优化。于是他们建了这样一套系统。用的是什么?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也就是布雷曼的算法。一样是基于梯度、小步调整的那类东西。
乔丹:亚马逊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发现,单台计算机跑不动,数据太多了,这片随机森林实在太大。于是他们搭了大量计算机,联合起来一起算。那就是云。所以云是从亚马逊供应链数据上跑的随机森林里长出来的。这件事从来没人提,但事实就是如此。我 1998 年前后刚到伯克利,专门跑去看了一趟,看到机器学习真的以这种规模被使用,非常兴奋,太了不起了。他们说:这东西真的管用,而且给出的解决方案让人意外,我们自己绝对想不到。那已经是多少年前?三十年了。
乔丹:我认为这些年来真正变化的,只是数据集。第二个时代,还是亚马逊和类似公司,他们在后台意识到,手里不只有供应链数据,还有交易数据。你我这样的人去做交易,规模极大。于是可以做推荐。同样的算法,同样的云,一切都一样,只是数据变了。对经济的影响巨大,非常巨大。第三个时代大约从五年前开始。发生了什么?数据变了。不再只是交易和供应链,而是人类语言。但你用的仍然是云上的梯度算法。现在你可以扔进 GPU,把它们变得威力更大,但做的事还是预测。坦率承认,在庞大的语料上预测句子里的下一个词,居然能做出这么惊人的事,确实令人意外。但另一方面,就连早年那些问题上得到的解,本来也已经够让人意外了。
乔丹:这一切都是工程。可突然之间,「人工智能」这个词被推到了这里,事情就不再只是工程了。变成了「我们在创造超人」之类的说法,讨论开始迷失。要把讨论拉回到理性的轨道上,我认为正确的思路是这样:我们并不是在造超人,不是把一个人拿掉、换进一台计算机。我们是在建造新的、联合式的架构(federated architectures),由计算机和人共同组成,去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这才是事情的本质。而要做到这一点,它就不只是计算机科学的问题、网络的问题、把所有东西连起来的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和一个统计学问题。
乔丹:所以我喜欢这张小图。把话题带回学术:有三种思维方式在为这一切贡献力量。我指的不只是泛泛的三个学科,而是三种有几百年历史的思考方式。计算机科学是算法和公式,是逻辑的配方,这种思维方式导向了我们今天拥有的东西。统计学是另一种思维方式:思考世界里有什么,在我只有部分观测的情况下,怎样获取关于它的证据、做出推断。跟前者是很不一样的思维。把两者混合起来,就是机器学习的真面目。说实话,它主要是统计学,再加上这边的东西,主要是优化算法。总之,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看到的正在铺开的混合体。
乔丹:可是它几乎完全缺了一样东西:激励(incentives)。它很少谈激励。人为什么要来玩这个游戏?它谈一点公平,因为有些事情坏掉了,可它并没有解决问题的好办法。经济学家能谈这类问题的解法。那你会说,也许经济学有全部的答案。经济学跟另外两个领域有没有交汇过?有,有一点。经济学遇上统计学,那是一个领域,叫计量经济学,得过诺贝尔奖。它基本上是时间序列分析加因果推断,是在分析经济,而不是试图改变经济,里面没有多少机制。它更多是为了宏观经济学的目的做分析,仍然是在预测。所以这一块并不多。经济学遇上计算机科学呢?也是一个领域,叫算法博弈论。它主要研究组合拍卖,那也改变了世界,非常重要,可是这个领域里几乎没有统计学。没有「让拍卖一次次重复、让它学习、越做越好、越做越公平」这种东西,很少。
乔丹:这张图我喜欢的地方在于,它暗示中间还有一块。不管你怎么称呼中间那块,现实世界大规模的工业实践大多就在那里:解决问题要同时融合这三种传统。而在学术界,我们很少把三者放到一起。伯克利的数据科学,我们的院长今天也在场,代表计算、数据科学与社会学院(CDSS),我认为 CDSS 是伯克利把三种传统汇聚起来的一次认真的尝试。非常难,因为三方都在抵抗。每一方都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解决所有问题了,可是他们做不到。
乔丹:假设这三种思维方式都在你脑子里,你再去看当前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缺了什么?缺的东西很多,我想集中讲几样。第一,很少有人谈集体(collectives)。所有人都在谈超级智能,谈那一台计算机,谈把它做大。可事实上,驱动这一切的数据来自集体。如果我们能把这一点说得更明白些就好了:它到底怎样让集体受益?第二,对不确定性缺乏关注。我一会儿再谈。我指的不是统计意义上加几根误差棒那种小事,我指的是真正的不确定性。约翰坐在这儿,他不会同意含糊过去,因为他管着一家量化金融公司,在那里你要是不认真对待不确定性,就会输钱。第三,对激励缺乏关注。这带来巨大的后果:人们不参与;有人撒谎、作弊、偷窃;除非我们开始认真对待,否则只会越来越糟。
乔丹:先说不确定性。你对 ChatGPT 说,你刚才告诉我一件事,你有多确定?它会说点什么。我试过几次。它通常会说自己相当确定,理由如下。这方面它做得挺好。但你接着说,等等,还有另一件事,你难道没读过那篇文章吗?它就会说,啊对,你说得对。然后它又对那个非常确定。你可以牵着它走,让它彻底改变主意。它完全是可塑的。它做的既不是我们能认出来的推理,也不是我们能认出来的不确定性处理。它做的是非常随和。
乔丹:随和当然好,但要是我的医生这么随和呢?你刚说我可能有心脏病,那这个呢?哦对,其实你得的是肝病。真的吗?真的。我想我永远不会满意。把这样的系统嵌入我们的生活,让它参与这类决策,是有问题的。这里有一点定量证据,这张幻灯片大概是最好的一张。横轴是 ChatGPT 的自估置信度,它要么常常说零或一,要么有时说完全拿不定主意,五五开。人类的话,你会希望落在对角线上。它离那条线差得远。这并不是说它很糟。它通常做的是:你问它不确定性,它会说点什么,因为过去某个人被问过「你有多确定」,那个人给了一个理智的回答,它把这个回答复制过来。这没问题,这是预测,但这不是推理,也不是对不确定性的处理。
乔丹:那我们怎么应对不确定性?我想在这里做一组非常简化的评论。我最近开始往幻灯片里加这些小图,因为我在欧洲给公众做演讲,公众喜欢这些图。有一种说法是,人类不擅长处理不确定性。我不认为这是真的。我们所有人都活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里: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道接下来十分钟会发生什么,不知道晚饭吃什么,生活里所有要紧的事我都不知道,全是不确定的。可我每天早上照样起床,照样生活。我们都是这样。如果我孤身一人在世界上,老天保佑千万别,那我大概会应付得很糟。可我身处你们所有人当中。我不知道某件事,我可以问你,因为我知道你大概知道,或者你知道。我们彼此交流,创造出科学和文化,正是因为在缓解不确定性这件事上,我们非常擅长协作。所以,结成集体有许许多多好处,其中一个就是缓解不确定性。
乔丹:让我们稍微想一想这件事。这里有一只鸭子,图片也很好看,我花了好长时间才在网上找到并顺手拿来。我没有为任何东西付费的激励,对吧?这只鸭子过去做了大量统计,弄清楚了三分之二的食物在湖的这一边,三分之一在那一边,而且这两个数的误差棒都非常小。现在你把鸭子放下去,问它,鸭子,你往哪儿去?一个月里天天这样问。鸭子会怎么做?往左还是往右?有人知道答案吗?这是社会科学里一个很有名的实验。贝叶斯最优决策是:贝叶斯鸭子以概率一去食物多的那边。鸭子会这么做吗?不会。它们会分散押注,往另一边去一点。而且不是一点点,是去很多:三分之一的时间去那边。这叫概率匹配(probability matching),一般被视为次优行为。人类在许许多多的情境下也做概率匹配。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心理学家和其他人试图解释它。常见的解释就是:鸭子笨。鸭子不是贝叶斯主义者。真有论文题目叫「鸭子不是贝叶斯的」。可接下来人类也笨了,人类也不是贝叶斯的。这也许是真的。你还可以说,这是个探索与利用(exploration-exploitation)的问题,你总该稍微分散一下押注,也许你的误差棒并不真那么准。但这里是三分之一,不是一点点,大到那些现象解释不了。那正确答案是什么?有人知道吗?至少,讲课的人偏爱的答案是什么?
听众:还有别的鸭子。
乔丹:还有别的鸭子。谢谢,谢谢。通常还有别的鸭子。事实上,我们是在有其他个体的世界里演化出来的。就算我们没有明确地想到这一点,我们也是在那样的世界里演化出来的。你把一群鸭子扔下去,要让大家一起吃到最多的食物,有一种算法是纳什均衡:每只鸭子随机决定,以三分之二的概率去那边,三分之一的概率去这边。这就是一个纳什均衡,意味着社会福利最大,意味着吃掉的食物比任何其他算法都多。你当然可以设计一种算法,告诉每只鸭子该去哪里,用分配的方式来做,但随机化的、去中心化的算法效果一样好。这也许是个简单的观点,但它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我们是在集体的世界里演化出来的,我们也应当生活在集体思维占上风的世界里。
乔丹:我们眼下的世界,所有人越来越紧密地联网,信息在我们之间大量流动。所以我们想弄清的不只是把东西连起来的正确方式,不只是每个人的 IP 地址是什么,还有信息应当怎样流动、怎样被分析,去中心化的算法怎样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会去告诉每个人该做什么。这怎么可能做到?我们知道,有了这些通道,就有更多数据可以流动,我们甚至可以用计算机来分析数据,做出更好的预测,把联系铺得更广。但我们也知道,这会带来社交网络的混乱。人们究竟为什么要连接?也许连上的全是错的人,我们在激励错的人。「好人没有连起来」,打个引号。还有,是什么阻止人撒谎?没有什么阻止人撒谎。所以我们必须开始把微观经济学带进这幅图景。这不只是一个网络问题。
乔丹:在转向真正建设性的想法之前,再说一件关于硅谷的事。你去读萨姆·奥特曼或者埃隆·马斯克的声明,这些如今掌权的人,他们有一个古怪的狂热梦想:山顶上会有一个东西,一个超级实体,像是搜索引擎加加版,它把全人类的数据都吸进去,观看一切,知道很多,然后你可以查询它,它给你知识,告诉你正确答案。这就是那个模型。你把这东西建在山上,消耗巨量能源,等等。研究的目标就是建成这个东西。要不是这想法如此疯狂,我根本不会为它做一张幻灯片;要不是这确实就是萨姆·奥特曼脑子里的东西,我也不会费这个事。但它就是。那我们把这东西扔掉吧。把计算嵌入整个网络,网络里有些节点是计算机,谁在乎呢?我们正在被嵌入进去,我们也会把计算和我们嵌在一起,它会成为集体的一部分。
乔丹:大约十年前,或者略少一点,我开始在校园里做这类演讲。有一次我去历史系讲,他们很讨厌这套,他们说市场是可怕的东西,你怎么能告诉我们应该要市场?市场正在毁掉世界。是啊,我猜是吧。不,不是。市场存在的时间比人类还长,各种各样的市场,它们驱动着世界。它们有问题,我们必须想办法应对,但一切都有问题,一切强大的东西都有问题。市场做了一些非常好的事。它产生均衡,这意味着你得到的不只是一个最优解,最优解是谁的最优?而是一个均衡,每个人都分到一份。其次,正如我已经提到的,它降低不确定性。均衡降低了不确定性,让事情更稳定。
乔丹:想想每天把食物运进一座城市的市场。我有一些西红柿,我发现城市那一头西红柿不多,我开车过去,抬高价格,把西红柿运过去。成千上万的人各自做出这样的决定,结果形成了一个市场,每天把食物运进城。我们如今对此略有理解,供求规律,还有各种各样更精巧的思考方式。这带来了稳定。我需要西红柿,不只是因为我喜欢西红柿,而是因为我要开一家披萨店,披萨店每一天都需要西红柿,否则就不成其为披萨店。因为市场带来了稳定,我可以确信,我现在能开这家披萨店了。在这之上还能建别的东西:你可以有大学,学生天天吃披萨,你什么都能建。预测变容易了。当然,也会有失灵,于是需要谈监管之类的事。绝对需要。可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一下子跳到:我们在造这些强大的引擎,它们也会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天哪好吓人,我们得监管它。怎么监管?不知道。经济学里怎样监管,我不是专家。人家问我怎么监管,我通常说,把几位经济学家请进屋,至少让他们参与讨论。而他们通常会说,你要在均衡的层面上监管,而不是在机制的层面上。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学到的东西已经够讲一整场了,今天不讲,但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思考方式。
乔丹:所以,如果我们要创造这些新的市场机制,光有预测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开始使用经济学的语言:激励,价格。价格是把计算去中心化的方式,是让事情稳定下来的好东西,还有效用。
乔丹:我最喜欢的例子,是我这十年来投入了一部分生命的一件事。我参与了一家公司,它设计了一个三方市场,现在正蓬勃发展。这是一个音乐市场,是唱片公司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到目前为止,它已经签下了大批音乐人,他们的音乐全部交给这家公司,公司为音乐做母带处理。它服务的不是那些大牌超级明星,而是普通音乐人,那些大量创作音乐的人,他们的作品真的非常好。这些音乐被流媒体推送给几十万听众,可音乐人拿不到钱。这家公司的目标就是帮他们赚到一些钱。所以,一边是听众,像你我这样的人。而关键的一环,这是史蒂夫·斯托特(Steve Stoute)的构想,他是我的朋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美国传奇的嘻哈制作人,每个音乐人都认识他。他也认识 NBA 那样的地方的人。他把 NBA 签了下来,如今 NBA 官网上播放的音乐,唯一来源就是这些音乐人。你在网站上看一段集锦,你就是那群听众之一,配乐来自这些音乐人中的某一位。这是一个公开的市场,所以所有人都知道,这位音乐人的作品正在 NBA 网站上播放。另一个品牌看到了,会说,我喜欢跟那家公司关联的那个人群,我要去联系这位音乐人,让他的音乐也在我的网站上播,甚至跟他合作,请他写几首歌。此时此刻,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
乔丹:要让这一切运转,沿着所有这些方向都有大量数据在流动。你得弄清哪种音乐最适合哪一类人群,得把这一切组织起来,还得有市场机制。光做预测是不够的。这些我们都做了。所以在这家公司的引擎盖底下,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我称之为人工智能引擎的东西,它把市场机制和统计学结合在一起。而它是管用的。公司已经连续盈利好几年了,唱片公司开始害怕,业务也在走向国际。
乔丹:如果没有三方市场,只有两方,这一切就会散架,会瓦解。Spotify 做的事大致是这样:从人们手里拿音乐,流媒体推给听众,然后靠卖订阅赚钱。他们是独立做这件事的,因此有激励把音乐人整个去掉。要是能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取代音乐人,那正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也确实在尝试。所以,这是数据加上三方之间的互动,三方都是独立的主体,各自有参与这个市场的激励,走到一起是因为它创造了东西。它还会创造出新的东西,我认为会创造出新的音乐,以及在日常生活里使用音乐的新方式。这个话题我可以讲一大堆,就此打住。
乔丹:接下来讲一个学术项目,合作者是阿里雷扎·法拉(Alireza Fallah),他本来在场,但我建议他不必再听我讲一遍,所以他去做更有成效的事了。我们研究的是三层数据市场。这是另一种市场,而且这些是真实存在的系统,我们不是要设计一家新公司,而是分析现有的公司。想想这样的系统:有像你我这样的用户,我们通过向平台提供数据来与平台互动,换回一项服务。比如支付,比如万事达卡。这家公司收到的数据越多,就能做出越好的服务,我们也就越满意。这里有一个不错的小反馈环。可是另一方面,像万事达这样的公司,光靠这项服务赚的钱不足以维持经营。他们维持经营的常见办法是把数据卖给第三方数据买家。这个第三方并不是想拿数据去做自己的服务、跟平台竞争,他们要数据是为了别的目的,做市场调研。他们想知道什么东西正在流行,某些城市里有什么,他们看着数据,决定也许在某个城市开一家新餐馆。这就是那个系统,它大致就是这么存在着的。
乔丹:现在你可以问:所有的参与者真的都有激励参与这个游戏吗?尤其是,用户有激励吗?他们在其中是有损失的,他们失去了隐私。于是你可以说,这需要监管,这样不行,让政府进来,强制要求达到某个隐私水平。那会把这个市场弄垮。另一种做法是对平台说,各位,你们也许可以自己来保证某个隐私水平。单方面决定采用差分隐私(differential privacy)。差分隐私是一种机制,以受控的方式往数据里加一点噪声,数据仍然有价值,同时也保护了一部分隐私。至于加多少隐私,你自己选,没有人命令你,你自己决定。假设万事达说,我要往数据里加很多噪声,给出非常强的隐私保证,而谷歌加得少。用户看到这一点,会说,这家在保护我的隐私,我把数据送到那儿去。于是那家平台拿到了更多数据。可另一方面,数据买家看着这两家服务,会说,等等,这边加了很多噪声,那边没加,我愿意为那边付更高的价钱。所以这里有环环相扣的激励。但同时,因为用户更多地去了这家,这家的服务更好,数据也会更多,所以如果买家只在乎数据的数量,他们也可能更偏爱这家。到底会发生什么,并不清楚。
乔丹:每当你遇到这种情形,一大堆相互咬合的激励,不清楚人们是否真的愿意加入,也不清楚这会不会导向一个能运转的系统,这时你就做经济学。这里的经济学就是计算这个系统的均衡。但这不是一道经典的经济学习题,因为里面有数据,数据的价值必须在一个统计模型下来衡量。所以这正是统计学和经济学的融合。你可以把这样一个系统的全部方程写下来,我们已经这么做了,然后把均衡解出来,作为各种参数的函数。
乔丹:更广泛地说,我们越来越多地在一个叫「激励理论」的经济学框架里做这些事。激励理论是博弈论的逆问题。简单说几句。经济学的主要数学框架之一是博弈论,研究策略性主体的理论。经济学还有别的数学,均衡之类的,但策略这一面就是博弈论。博弈论是一门「正向」的学科:写下某个游戏的规则,让玩家来玩,然后这是你预期会看到的结果,比如纳什均衡就是一种结果。这就像研究物理,这是 F 等于 ma,我们预期东西会以某种方式落下。如果没有那样落下,我们的理论就被推翻。经济学里有大量这样的工作。可另一方面,如果你是工程师,你可能想反过来走:我想要某个结果,比如一座建筑立得住,那我该设计什么样的方程来达成这个结果?我倒着走。博弈论的逆问题说的是:这是我想要的结果,我该设计什么样的游戏来达成它?博弈论的逆问题叫机制设计(mechanism design),或者叫激励理论,是一回事。
乔丹:均衡有不同的种类。纳什均衡对应的是对称博弈:一群玩家同时进场,各自出招,然后你看结果。它的逆问题就是拍卖。基于不同的纳什均衡,有大量的拍卖设计。我得说,这在如今的经济学和博弈论里已经不那么令人兴奋了。更有意思的是所谓的斯塔克尔伯格均衡(Stackelberg equilibria)。斯塔克尔伯格考虑的是主体之间掌握的知识不同,彼此不对称,通常一方先动,另一方跟随。所以它往往是序贯的,你还可以把这种结构串成链。斯塔克尔伯格均衡非常有意思,经济学家研究过。那你就想知道,斯塔克尔伯格均衡的逆问题是什么?那叫契约理论(contract theory)。我大约三年前读了一本书才知道这个东西,从那以后它改变了我们做的一切。
乔丹:你们都知道契约理论是什么,契约理论处理的是信息不对称。假设我是一家航空公司,想让人来坐我的飞机,我要给座位定价。我小时候,每个座位价格都一样,就像电影院,每个座位都一样。到了某个时候,飞机开始坐不满,航空公司开始亏钱,开始倒闭。于是有个聪明人说,不行,我们得对不同的人收不同的价。想想你怎么做到。这里有一个不对称。如果约翰明天走到柜台前说,我要去洛杉矶,他们看看他,说,瞧他穿得多好,肯定愿意付很多钱,我们报一千美元。约翰说,没问题,付了。然后伊莱走过来,穿得没那么讲究,他们看看他说,行吧,一百美元让你上。伊莱说,好,一百。航空公司很高兴,卖了一张高价票,还把飞机塞满了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系的教授。可第二天会发生什么?约翰来了,穿得跟伊莱一样。于是他们没法做这种区分。而且这本来就会变:有一天约翰真的急需去洛杉矶,另一天他根本无所谓,事先谁也不知道,是在那一刻想到才决定的。所以山上那个知道一切、知道给一切定价的萨姆·奥特曼式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因为在我们自己的脑袋里,不到想的那一刻,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乔丹:契约理论说,我们要做的是大致考虑「支付意愿」的分布。它会变,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日子有不同的意愿,但整体上有一个分布。我们设计一组契约:服务和价格,服务和价格,服务和价格,把这份清单发给每个人,同一份清单给所有人。有人选这个,有人选那个,各选各的。这种混合会带来高收入,同时也带来高的社会福利,因为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长话短说,航空公司靠这个机制活了下来。而奇怪的是,除了经济学里一个很小的分支,这个机制几乎没有人研究。
乔丹:更一般的理论是:有委托人(principal),有代理人(agent)。回到刚才那张图,把这一方看作委托人,这一方是代理人。代理人知道一些委托人不知道的事,但他们需要互动。所以委托人常常要为代理人准备一份契约,针对对方寻求的不同服务,契约可以不同。目标是设计好的契约,让整个系统表现良好。如果你不是自适应地做这件事,那你就在经济学的世界里:你写下契约,航空公司的人随意改改数字。而一个好的统计学家看到这个问题会说,我能不能把契约学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回到那张图,我们就是在那儿做这件事。而且有趣的是,在这个情形里,平台从跟用户的互动来看是委托人,用户是代理人;可从数据买家的角度看,平台又是代理人,买家是委托人。所以在这些网络里,你可以同时是两者。这把我们引向了这个方向。
乔丹:于是我们为这些东西写下一些数学。它变成了一个统计问题。我们用了线性回归,平台试图从 X 里学到某个东西,用 θ 表示;而买家那边想学的是另一个东西,一个泛函,θ 转置 y。这样你就有了一个统计契约理论问题。把这些方程写出来,你会得到这种分层的均衡,它们是统计数据的函数,都可以算。关键的一步是,你必须引入效用:谁在乎什么,为什么在乎。论文里有一长串效用函数,其中两个重要的是:用户向买家透露的信息,也就是买家从这次互动中获得的信息量;以及买家的权衡,买家获得了一定量的信息,但必须向所有卖数据的地方付一笔价钱,这是坏事。中间有一个权衡参数。结果是,当我们开始解这个系统的均衡时,β 决定了一切。β 非常重要。我们画出了一些小图,实际上有两个 β 值,β 一和 β 二。在图上我们可以说,β 这样设,你得到一个好的均衡,人人满意;β 那样设,你得到坏的均衡。这就是我想拿给监管者看的东西,我们眼下正在做这种事。
乔丹:这里是均衡分析的一些细节。你把它写成一个博弈,一个斯塔克尔伯格博弈。首先,平台决定提供多少隐私;用户决定是否加入;平台决定收什么价;然后买家决定从哪些平台购买数据,以此类推。然后你解出均衡,作为 β 和所有这些数据期望的函数。我们接着证明定理:存在某个较小的 β 值和某个较大的 β 值,在 β 上界之上,均衡存在,并且有一个性质,就是所有平台都会进入市场;在此之下,只有某些平台会进入,我们称之为低成本平台,就是谷歌那一类,它们并不需要这个市场也能存在于系统里。
乔丹:现在你可以把这跟现有机制比较,比如 GDPR。GDPR 是政府强加的隐私机制。你可以问,它带来多少社会福利?这已经有不少分析了。事实上,最近有一篇论文显示它对欧洲的小企业伤害有多严重。大公司没有被 GDPR 伤到,受伤的是中小企业,很多中小企业因为 GDPR 倒闭了。我们的分析有助于解释这一点。我不展开细节,只说一句:我们研究了 GDPR 式的全面禁令,发现它只在一种情形下最大化用户效用,就是所有平台都是低成本平台的时候。而我们的均衡分析让我们能够说,在某些情形下,一项非均一的隐私要求反而会提高用户效用。这就是那种东西,我去法国政府那里讲过,他们喜欢这种语言。他们说,好,这比我们以前想的那些更有层次。
乔丹:所以在计算机科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的这个交界面上,有大量的问题。过去十年我大部分时间在研究最优、均衡和动力学之间的关系,但如今我的心思真正在这些东西上:信息不对称,怎样处理主体之间的偏差,怎样让目标不同的系统合作,等等。演讲余下的部分,让我看看时间,我再讲几个带有这种味道的问题片段,让你们看看我认为值得解决、也能够解决的问题长什么样。我会讲得很快,每个只给一点味道,这些都有论文,论文会讲得更清楚。
乔丹:第一个来自我们和这几位的一个想法,他们都是伯克利的学生,史蒂文当时是博士后,现在在麻省理工。这个东西叫「预测驱动的推断」(prediction-powered inference)。这一个跟激励没什么关系,它关于偏差,非常非常大的偏差,而且偏差的来源可能出人意料。我们从 AlphaFold 这类系统入手。AlphaFold 预测蛋白质结构,准确度非常高:你给我一个序列,它把结构告诉你,非常准。它是一个集体机制,从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科学场景里汇集了数据。现在有很多题为「AI for science」的论文,把 AlphaFold 当作真值。通过实验室工作确定了结构的序列,至今只有大约十万条;而 AlphaFold 能生成上亿个预测结构。所以如果你要检验某个具体假设,比如这种蛋白质做这个或那个,你可能干脆用 AlphaFold 来生成数据,因为这样得到的数据比实验室多得多。这就是那个诱惑。
乔丹:我们研究的一个例子,是蛋白质结构领域一项相当有名的研究。问题是,一种蛋白质会不会出现他们所说的量子无序。大多数蛋白质喜欢折叠成整齐的小团,但有时会有一点量子涨落(quantum fluctuation),导致一些链段垂在外面,像我头上垂下来的头发。过去人们认为这可能是坏掉的蛋白质,大自然不会用它。而这些研究者问,也许大自然是用它的。于是你可以做一张二乘二的表:有没有量子涨落,有没有磷酸化。磷酸化意味着它在细胞里是活跃的。你可以把整个蛋白质数据库归结成这张小表。然后你是个统计学家,你问:这两个变量之间有没有关联?对角线是不是比非对角线大?你计算优势比(odds ratio),比较对角线与非对角线,然后你要优势比的标准差,或者标准误。这些人做了,发现标准差巨大,区间覆盖了一,意味着不存在关联,所以他们不能声称有关联。
乔丹:就在几年前,有人来说,别只用手头这点数据了,用 AlphaFold 来生成。现在你有两亿个数据点,把一切归结成那张小表,算优势比,算误差棒,做检验。因为有两亿个数据点,误差棒非常小,你非常确定,而它不覆盖一,于是他们说,有关联。这也许对也许不对,但这是糟糕的统计学。这里是优势比,这是它的公式。我们把整件事重做了一遍。我们拿出一半数据,完全留出,做蒙特卡罗,以此估计真值。在那一半数据上,真实的优势比看起来略高于二,就在那儿。这是 AlphaFold 给出的优势比,置信区间非常窄,不覆盖一,可它也不覆盖真值,离真值差得很远。你对自己非常确定,同时错得离谱。偏差极大。这是置信区间上的一种极端偏差。如果你完全不管 AlphaFold,回到统计学入门课,这是你得到的置信区间,基于十万个数据点,很遗憾它覆盖了一,所以二十年后你依然做不出结论。
乔丹:新方法给出的是这些绿色的置信区间。它叫预测驱动的推断,本质上是把两者融合起来的一种方式。它用了 AlphaFold,没有把 AlphaFold 扔掉,但也为你心里那个具体的假设补充了一点额外数据,这就足以修正 AlphaFold 的输出。这些绿色区间可以证明覆盖真值,跟经典区间一样,但几乎总是比经典区间小得多,只是不像 AlphaFold 那个那么小。我们在好几个领域做了这件事,它让我们发现了 AlphaFold 错在哪里,这是我们事先不知道的。AlphaFold 整体上非常准确,但对量子涨落,它相当糟糕。这是对某个蛋白质的预测,这是实际的实验结构,它完全漏掉了量子涨落。这不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但正是这一点,驱动了那个严重偏差的置信区间。我要断言,我们在许许多多其他实验上也做了这件事,发表在《科学》上,这种情况随时都在发生。科学家不关心旧数据,旧数据是用来建 AlphaFold 的,他们关心尚未探索过的新数据。他们非常可能一头栽进高度偏差的情形,而事先并不知道。他们会看着那些漂亮的置信区间,宣布这就是答案,而这建立在糟糕的统计学之上。所以我完全不是说 AlphaFold 是个坏主意,我认为它是个伟大的主意。我要说的是,如果你在它上面加一层统计推理,你能兼得两者之长。
乔丹:这是另一个例子,能看到同样的现象。这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例子,我很喜欢。这一个里,机器学习模型给出了一个偏差极大的答案,非常自信,偏得离谱,完全错了。这是新的区间,比经典区间好不了多少,但这是恰当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这个方法本来就榨不出多少功效。所以它是诚实的。它说,我可以修正那个,但我不会过度承诺。这一张幻灯片说明了怎么做到。简单说,这是对置信区间偏差的一种广义估计,跟我们习惯的略有不同。我们习惯于估计点估计量的偏差,这个估计的是置信区间的偏差,有点不一样。细节我不展开了。
乔丹:那个项目引出了另一个项目,我们把激励引了进来。刚才那个项目处理的是信息不对称:AlphaFold 知道很多,它像山上的那座塔,可我有一个具体问题,对我自己的问题我多知道一点。能不能把两者合起来?我们刚刚证明了可以。现在看一个真正有激励在起作用的问题,人们有既得利益,而不只是偏差。还是史蒂文,现在在麻省理工;迈克尔在斯坦福;杰克在芝加哥做博士后。我们在一个具体领域研究了这个问题,临床试验,用它来解释这个想法很合适。每年有数以千万计的美元投入临床试验。这些是因果推断实验:随机把一万人放进处理组,一万人放进对照组,打疫苗,不打疫苗,然后比较,断言疫苗有效或无效。做这个很贵。而现实中,这些被检验的假设,疫苗有效还是无效,并不是从自然界里冒出来的,它们来自有既得利益的制药公司。我刚设计了一种新药,希望它上市,做了一些基本测试确保它不伤人,现在我想上市,想赚大钱。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坐在那儿看着说,做完临床试验我才让你上市,而你得花很多钱来做。于是你做了。
乔丹:现在的问题是,我怎么断言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是受控的?这是统计学家想做的事。在最简单的版本里,统计学家会说:如果药物实际上无效,θ 等于零,那么获批的概率小于 0.05,这是假阳性率;如果药物实际上有效,获批的概率是 0.8,这是功效。FDA 就是这么做的,极其优秀的统计学家在极其艰难的情形下工作。问题在于,他们检验的假设不是来自自然,不是来自某个科学理论,而是来自制药公司。让我们站在药企的角度想一想。设想一种利润微薄的情形:做试验要花两千万,药企得付这笔钱;假设获批之后能赚两亿。首席执行官看着这些数字,可以算出她的期望利润。反事实地说,如果我的药实际上无效,期望利润是负一千万,是亏本的。于是她对全公司的人说,只有你们真的确信是好药,才往上送。他们并不知道它是好药,但他们有一些背景知识,一些 FDA 不掌握的内部知识。他们利用这些内部知识,只提交那些很可能成功的候选药,这样就不会亏钱。
乔丹:另一种情形是利润巨大:试验两千万,获批赚二十亿,布洛芬那种量级。首席执行官做同样的计算,她会发现,即便药物实际上无效,期望利润也是八千万。为什么?因为 0.05 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往 FDA 扔的候选药足够多,总有几种会漏过去,而你从它们身上赚大钱。一种药上市卖两年,它无效,谁在乎呢?这不道德吗?我不知道,但这就是发生的事。于是有人死去,不是因为药害了他们,而是因为本可以有更好的药。这是个问题。怎么解决?在这种情形下,首席执行官说的是,能送的药全都送上去。他们仍然会用一点内部知识,但他们不需要用。
乔丹:解决办法是意识到,这是一个契约理论问题。有一个委托人,FDA,只掌握部分知识。有一个代理人,掌握私有信息,他们了解自己在设计的蛋白质和药物,过去做过研究,知道一些东西,但他们不能、或者不想直接告诉 FDA。那 FDA 需要做什么?它需要设计的不只是一个价格,两千万,而是一份契约。而且我们要自适应地设计这份契约,让它投放出去、被人们实际使用之后,第一类错误和第二类错误仍然受控。后面这句话是新的,经典契约理论里没有,它是一个针对契约的统计判据。所以我们设计了所谓的「统计契约」(statistical contract)。代理人进来,选择加入或退出。退出没关系,走人就是,这也是数学的一部分。加入的话,先付保留价格 r,然后从一份菜单里选一个支付函数。支付函数就是契约条款:你能在多少座城市推广,推广多长时间,有哪些约束,等等,交易的各个部分。新的部分是,接下来你从自然中抽样,做临床试验,看看自然怎么说。如果我对自己的药很有信心,我会选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支付函数,条款好,因为我相信它,试验做完,我拿到利润。如果我对自己的药没那么有信心,我会在这里选一个风险较低的。所以我的任务是,找到足够多的选项,覆盖各种风险承受度,并给它们定出正确的价格,使得第一类和第二类错误都受控。
乔丹:把这些跑起来,有了各种收益,然后做数学。这次演讲我同样不进入数学,只说我们可以解出均衡,能设计最优契约,甚至能给出一个「当且仅当」的表述。一份契约是激励相容的,意思是所有参与者都有利益真正参与这个游戏,没有人白白亏钱,这等价于某个期望小于或等于一。当且仅当所有支付函数都是所谓的 e 值(e-values)时成立。e 值是非负上鞅,是统计学里用来陈述「反对原假设的证据」的一类东西。于是我们可以回去对 FDA 说,我们有了一套词汇,我们得谈谈。你们要设计好的契约,它们必须是非负上鞅的集合。他们问,那是什么?我们可以说,这里有一些例子,你可以把它们相加,仍然是非负上鞅。我们知道怎样设计这样一套小词汇。
乔丹:我用几分钟收尾,再讲几个小片段。我们组最近的关注点,这里是几位成员,不只是我们组:妮卡是我的教师同事,尼瓦西尼是妮卡和我共同指导的学生,米娜是雅各布·斯坦哈特的学生,阿里雷扎是组里的博士后。我们真正想做的,是把所有这些想法一直推到监管层面,谈市场设计和监管,这样我们就能跟政府对话。我讲两个小片段,然后结束。
乔丹:第一个关于价格歧视。政府里很多人关心价格歧视:应不应该允许公司差别定价?我们是不是在遭受价格欺诈?怎么研究这类问题?人们担心有些人拿到的价格比别人好,是出于什么原因,怎么控制。经济学研究过这个。德克·伯格曼(Dirk Bergemann)和同事有一篇著名论文,一根轴是消费者效用,另一根轴是生产者效用。设定是:我有一个巨大的市场,我用各种方式把它分割,也许按地理,也许按年龄。考察一个市场所有可能的分割方式,问由此得到的消费者效用和生产者效用是多少。他们证明了一条定理:所有可能的效用组合构成某个空间里的一个三角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本身也许会得诺贝尔奖,政策圈的人一直在用它。
乔丹:我们进来问:如果加上隐私保证呢?在价格歧视里这非常自然。我是希望有价格歧视的。比如我去电影院,因为年纪大一点可以打折。其实我没真的去要,觉得不好意思,但我可以。要拿到折扣,我得透露我的年龄,我失去一点隐私,但换回了一些东西。一般而言,一个好的、有效率的系统就该这样运作:我们透露一些东西,换回一些东西。要是透露了什么却什么都换不回来,谁愿意呢?于是我可以问,加上差分隐私之后,这个效用空间怎样移动?我和阿里雷扎做了数学分析,怎么做的我不讲,这是结果:经典的三角形向下移了一点,也向旁边移了一点,而且不再是三角形了,它是一个凸形,实际上是一个高维多胞形的投影。它有一些好性质,尤其是,消费者效用被限制在离零一定距离之外。你总能得到正的消费者效用,代价是生产者效用略有下降。政府里的人也许会喜欢这个。这个机制的其余细节我略过,它同样导向一些定性的结论。
乔丹:然后我简单提一下和米娜的工作,她也许在场,也许不在。米娜今年在找教职,我想突出她的一个精彩项目。米娜某种意义上在带领我们组,带着我们所有人去思考大规模市场设计的原理,也就是当我们做这类受数据影响的机制时会冒出来的那些原理。她和我以及雅各布合作。这个项目关于市场进入壁垒,这张图差不多把事情都说清了。如今人人都在谈大语言模型,谈各家公司在提供这些模型,于是有了一个市场,我可以去这家、那家或者另一家。很多人,包括政府里的人,担心最后会收敛成一个模型。那时政府可以说,不行,这是垄断,我们得把它拆了。但有没有理由说它不会收敛成一个模型?有。其中一个理由是声誉损失。如果你是一家很大的公司,模型出了一个故障,你的声誉会大受打击。如果你是一家没人注意的小公司,出了一点小故障,没人在意。把这一点量化,问故障的概率跟你拥有的数据量是什么关系,你就可以谈大家都在谈的那些规模定律(scaling laws),并在声誉损失和模型规模之间建立一个定量关系。这就是米娜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做的事。
乔丹:我给你们看这一张,这张我给法国政府看过,一屋子法国政府里的经济学家。我给他们看的时候非常自豪。它显示的是:如果有一家非常大的公司,拥有无限的数据,而我是一家想进入市场的很小的公司,我有没有可能进得去、又不被干掉?这根轴是差距,也就是我这个新进入者和现有大公司之间的差异。如果差距非常非常小,我需要大量数据才能进入这个市场,但不是无限多。即便差距很小,我仍然能进去,仍然能活下来。差距变大,我进入市场所需的数据量变得非常非常小。所以这是一个对市场进入非常有利的结果,在宏观经济学里你通常看不到这种东西。这跟神经网络具有这些规模定律有关,这是米娜在这个情形下分析的规模定律的形式。背后是随机矩阵理论。我跟法国政府官员说了这个,他们说,再多讲讲随机矩阵理论,是马尔琴科-帕斯图尔(Marchenko-Pastur)分布吗?是的。这些人,了不起。总之,我要说的是,现在可以开始分析这些东西了,不是分析细枝末节的算法细节,而是分析整体的规模定律,把它当作经济实体放进去,在一个生态系统的语境下分析这个经济实体的效应。
乔丹:我讲完了。留下这张幻灯片,我最近几次演讲都用它。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出现一门新的工程学科。它不是关于一个威胁我们所有人的超级智能,而是关于我们所有人以新的方式连接起来。这可能带来更有效的互动,也许让音乐人多赚一些钱,也许带来新的民主原则,也许带来一个更健康的世界。医疗肯定能改善,很多事情都能改善,但这一切都得在建设这门新工程学科的战壕里一点点干出来。我认为这很像化学工程的诞生。先有化学,然后二十年的努力造就了化学工程,你可以建起真正能运转的工厂。电气工程也一样,先有麦克斯韦方程组,然后二十年的努力造就了电气工程。这里也是,我们有一些原初的基本原理,梯度上升、假设检验之类的,然后我们需要大约二十年,才能开始建成那些真正出于正当理由而通向人类幸福的系统。这正是工程学科的目标。
乔丹:我认为我是个工程师,我相信我们应该建造好的工程系统。而统计学是我真正的老家,它历来强调科学和数学,我们只是努力做出好的数学去帮助科学家。我就是这么被教的,这就是我们该做的事。可后来我看到我们的算法,比如布雷曼的算法,在工业界被拿去做工程上的事,我就问,我们能不能也用统计学来设计好的工程制品?我意识到可以,但前提是我们开始把经济学引进来,把这一切合到一起。总之,这是对一大堆想法的匆匆一览,希望你们觉得有意思。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我们还有时间回答几个问题,我相信问题一定很多。
听众:你用的这些经济模型,我知道很多经济模型都强加了非常强、非常不现实的假设。你在自己的模型里施加的假设,强到什么程度?
乔丹:谢谢你问这个,这是个好问题,我经常被问到。我的回答多少有点把事情扫到地毯底下的味道:大多数经济理论,是你写下一堆理性假设和参数化的曲线,然后在上面做数学,得出一些结论。我们是统计学家,我们把数据带进来,所有的曲线都由数据来决定。所以,行为经济学所揭示的那些东西,人们实际上这样或那样行事,它们是通过数据进来的。这个回答有点油滑,但我真的相信它。我们可以扔掉经典经济学的许多假设,因为数据决定了这些系统内部的函数。这不意味着你不必思考,但意味着你不再受制于那些非常非常狭窄的理性假设。事实上,理性是个很经典的假设,而在这里,理性只是:你有没有激励参与这个游戏?就这一条。这就是理性假设。如果你完全没有激励参与,你可以走开,没问题。如果你没有激励、但其实应该有,这里有一个你正在错过的真实机会,那就说明我们建模建错了,需要补充更多数据,于是我们就补。这也帮你弄清该在哪里补数据。我不把心理学、神经科学放到幻灯片上,但行为经济学确实是这个故事的重要部分。我认为它就在统计学和经济学的融合之中,是从那个融合里生长出来的,部分是,不全是。
主持人:还有问题吗?
听众:你说 UnitedMasters 那种三角市场是防止崩塌所必需的。为什么必需?为什么有了三角它就不会崩塌?
乔丹:我们完整写过一个「瓦解」(unraveling)现象的分析,它就叫瓦解。你也许记得经济学里那篇非常有名的「柠檬市场」论文。基本上就是那一类分析,表明这个市场会瓦解,取决于具体的设定。我们写下了 Spotify 式的模型,那种模型唯一的存活方式是做广告或者收订阅费。而在我们更内生、更有机的模型里,唯一进来的钱来自品牌为一件符合自身利益的产品付费的意愿,那么市场就不会瓦解。
听众:所以那个三角里唯一的钱,不是来自个体买家,个体用户什么都不付?
乔丹:个体用户不付钱。我倒是很希望个体消费者付钱,我会付,我愿意为 YouTube 付钱。可惜谷歌、Facebook 那些人决定了一切都该免费,我认为这造成了严重的扭曲。我跟那些人都谈过,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个改了?他们说,是啊,我们也希望能改,如何如何,但他们不改。所以我不相信他们会改。这也是我参与这家公司的部分原因:这里是另一个钱能进来的地方,它能真正稳住一个市场,而且完全不靠广告。钱总得从某个地方进来,在这里,钱来自品牌拿到了对它们有价值的东西:大量年轻人真心喜欢的好音乐,出于特定的目的在它们的网站上播放。品牌经理们完全投入了这件事。所以我想为其他领域找到更多这样的机制。
听众: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搬去法国了。你在法国打交道的那些官员,全是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他们懂数学。
乔丹:他们懂。你说得完全对,一语中的,这绝对是我在法国的原因之一。我认为美国这里的对话已经彻底坏掉了。西海岸的人全疯了,萨姆·奥特曼那些人;东海岸眼下在发生什么,就更别提了。
听众:不过我有一个具体的问题。演讲开头你做了一段简短的历史回顾,讲这些东西从哪儿来,追溯到九十年代。让我有点沮丧的是,人们以为一切都出自反向传播,而实际上,这一切出自五十年代的运筹学和线性规划。你对此有什么评论?
乔丹:你说的完全正确。我把维纳放上去的时候,他当然是那场革命的一部分。我相信四五十年代那个时期极其重要,它带来了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等等。他们错在哪里?他们没有做统计学家。他们没有意识到,目标函数往往是对海量事物的求和,而随机方法将会胜出。反向传播既是梯度下降,也是至关重要的随机梯度方法。而这一点,五十年代也已经有人预见到了,主要是数学系和统计系的人。事实上,当年在伯克利的杰克·基弗(Jack Kiefer)写了最早的随机梯度论文之一。总之,说到底,人们也常问我,谁会在人工智能上占据主导?我说,人工智能基本上就是人人都懂的梯度算法,arXiv 上堆满了每一个最新的想法和技巧。没有哪个国家能主导它,因为每个国家的每个学生都能立刻读到,也确实立刻读了。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运筹学的人,他们当年可是所向披靡。四五十年代他们是主导者,后来不知怎么就丢掉了。我想也许是时候他们回来了。我认为很多领域之所以输掉,是因为没有把统计学纳入进来,没有思考怎样分析数据,怎样做因果推断,怎样处理不确定性。而统计学之所以输掉,是因为它不真的愿意去思考这些大规模的问题。
主持人:还有问题吗?
听众:接着前面的问题,四方市场或者五方市场有意义吗?
乔丹:好问题。有意义。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想法:开始搭建多层级、多层次的市场原理,数据市场之类的。所以,有意义。在座的几位学生确实在想这方面的事。我认为我们一定会看到这种东西,会看到经纪人(brokers)出现。在提供这些服务的实体和使用服务的我们之间,鸿沟太大了,各种各样的经纪人会冒出来。我认为会出现各种全新的、有意思的生态系统。但它们不会是经典的那种,它们会是一类新的统计主体。
主持人:我想我们就到这里吧,已经过了一刻了。非常感谢你,迈克。
Michael I. Jordan 主张把 AI 从"山顶上的超级智能"叙事拉回工程现实:真正在发生的是人与计算机组成的联邦式集体网络,要让它运转良好,必须把计算机科学、统计学和经济学(尤其是激励与契约理论)三种传统融合成一门新的工程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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