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整理自韩国创业媒体 EO 对美国数论学家 Ken Ono(小野健)的访谈。小野健现为弗吉尼亚大学教授(休假中),也是 Axiom Math 的创始数学家,长期从事拉马努金研究与整数分拆领域的工作,曾任电影《知无涯者》的数学顾问。访谈中他讲述了自己在 FrontierMath 项目上与大语言模型正面交锋的经历,以及一个数学世家的叛逆少年如何因一封信改变人生轨迹。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
小野:整整一年前,我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大学教授,写着自己的论文。如果要描述自己,我会说,我是一个有幸擅长数学的人。然后,一切发生了剧变。现在,我深感不安。我头一次发现,自己很难再出一道 ChatGPT 会答错的题。这些模型掌握的事实,比你能找到的任何人都多。我当时崩溃了,心里想的是:「我该怎么才能保持领先于 AI?」但我现在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知识很快就变得廉价了。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永远领先于 AI,那我认为我们会输。
我叫小野健,是一位数学家,同时也在「AI 用于数学」(AI for math)这个领域工作。我是弗吉尼亚大学的教授,目前休假,也是 Axiom Math 的创始数学家。
小野:我第一次听到「人工智能」这个词是在 1993 年。当时我认识了一位教员,他说:「我研究人工智能。」我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哦,有意思。我专攻的是自然智能。」我那时很狂妄。这样的话后来让我吃了不少苦头,但我的起点就是那样。
整整一年前,我还是弗吉尼亚大学里一个逍遥自在的教授,写论文,享受生活。然后剧变来了。我在工作中与大语言模型正面相遇,那就是 FrontierMath 项目。一家位于伯克利的公司 Epoch AI,从世界各地聘请职业数学家,出一批极难的数学题,目的是在大语言模型不断进步的过程中评估它们的能力。我头一次发现,自己很难出一道 ChatGPT 会答错的题。
我崩溃了。当时,我是少数几位获准接触这些最先进模型的科学家之一,我不得不耐心等了几个月,世界才终于意识到:是的,这些模型懂得太多了。它们掌握的事实比你能找到的任何人都多。那几个月里我一直很沮丧,想的是:「我该怎么保持领先于 AI?」但我现在认为,这是个错误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永远领先于 AI,那我们会输。
小野:没有人会有兴趣看博尔特(Usain Bolt)在一英里赛跑里和一辆摩托车比赛,那不是一场公平的比赛。但我们照样看奥运会。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已经学会了接受机器在体能的每一个方面都胜过人类,可是在大脑、在深度探究这件事上,我们才刚刚开始面对一个事实:计算机追上来了。
应该把大语言模型看作这个世界见过的最了不起的图书馆员。只要是写下来过的东西,大语言模型大概都看过;只要在 YouTube 上出现过,大语言模型大概都拿来训练过;你早上读的一篇报纸文章,到下午它大概已经看过了。想在收集信息的能力上跟它竞争,祝你好运。信息和知识如今很廉价了,但如何使用它、如何核实它,反而变贵了。
你愿意让你的图书馆员给你做神经外科手术吗?你愿意让你的图书馆员去当空中交通管制员,盯着北美或者韩国上空的几百架飞机吗?绝不可能,因为人的判断力至关重要。
小野:我的身份变了,我对智力的看法也变了很多。推理的能力、做出恰当推断的能力,做得快还是慢并不重要,关键是:你能不能创造一个新概念?你能不能产生想法?你能不能把各种概念深刻地串联起来?这才是智力,而不是把事实复述一遍。而这些东西,我们并不擅长教。
你擅不擅长从零开始设计一个系统,调好各个参数,让它生产出某样东西?不管那是一个产业,一个计算机程序,还是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这才是深层的智力,而它几乎从不以任何一级学校所承认的形式出现。你有没有能力在某个思想领域里辨认出模式,并把它迁移到另一个学科,从而推动那个学科前进?五年前我会说:「那不过是恰好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方。」但这么说不公平。就算你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方,你仍然得亲自做出那个观察。所以,辨认出一个机会窗口,本身就是一种要素。那就是天才,而我不轻易用「天才」这个词。
还有另一种人:那些在自己细分领域里成为专家的学生和从业者,他们日复一日地钻研,每天都学到一点关于这个领域的新东西,如此顽强,如此投入。这同样是智力,同样是一种我们需要承认的天才。
小野:我的个人经历非常特别。我是一个数学家的儿子。小时候,我被认为在数学上有天赋,父母很早就决定了我将来要做数学家。实际上,我父母给三个儿子都做了规划。大哥要做钢琴家,他做到了。我是老幺,要做数学家。而老二,他们说他数学不好,音乐也没天赋,那就去银行上班,混口饭吃吧。这句话反而激励他做出了一番大事。我的哥哥小野三太(Santa Ono)后来成了密歇根大学的校长,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科学家,而驱动他的,正是要证明当年对他的评价是错的。
至于我,事情差点走向很糟糕的方向。我高中辍学了。在高中,我最不想成为的就是父母想要我成为的那种人。我不想做班上唯一那个被默认数学好的亚裔孩子,而其他孩子都有自己的生活。我不会打棒球,那可是全美国人的娱乐。我恨透了这一切。1984 年 4 月,我打定主意要离家出走,永远不再见父母,而且我毫不在乎。我要自己闯出一条路。
小野:1984 年 4 月,一封写给我父亲的信寄到了家里。信纸泛黄,看上去像有一百年那么旧。写信的人是贾纳基·阿玛尔(Janaki Ammal),印度数学家拉马努金(Ramanujan)的遗孀。她感谢我父亲捐了一小笔钱,帮助为拉马努金铸一座纪念雕像。
我看见我父亲哭了。他从不哭,几乎没有任何情绪流露。如果这封信能让他落泪,那一定非同寻常。他后来把信拿给我,说:「我得跟人讲讲这是怎么回事。」那天我才知道,拉马努金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一位自学成才的人。他会看见数学的异象,他相信是他信奉的女神赐予他那些公式,他把它们记在笔记本里。因为他对数学太过痴迷,其他课程一概不学,结果两次从大学退学。而我的父亲,正在谈论一个两度从大学退学的人,说这个人留下了三本写满公式的笔记,而他自己正在研究这些笔记。
小野:我后来才明白,父亲之所以如此深爱拉马努金的故事,有一个原因:对他而言,拉马努金代表着希望,代表着他作为一个二战后的日本数学家,一生中仅有的那一次机会。我父亲想做数学家,但他上大学时世界正在打仗。他热爱数学,因为数学能让他从排长队等食物的日子里逃离出来。二战结束后,美国派了一批最优秀的数学家到日本,重建大学,培训数学家。我父亲第一次听说拉马努金,就是在那样一场会议上,也正是在那里,一位普林斯顿的教授发现了他,邀请他去普林斯顿跟随自己学习,他的学术生涯由此起步。
拉马努金很年轻就去世了,年仅三十二岁。他几乎被人遗忘,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凑了些小额捐款,才让拉马努金夫人得到了政府在 1920 年就承诺给她的那座雕像。那封信,还有她随信寄来的一张雕像照片,对我父亲来说,是在重温自己当年挣扎的滋味,以及他得到机会的那一刻。
那么,那一天拉马努金对我意味着什么?它给了我一种希望。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母像谈论英雄一样仰望一个人,而这个人既没上过哈佛或普林斯顿,也不是什么完美的学生。恰恰相反,我父亲的英雄是一个两度从大学退学的人。而我正需要这个。
小野: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我是个很糟糕的学生。但就在大四前夕,我在电视上换台时看到一部公共广播公司(PBS)拍的关于拉马努金的纪录片。我已经很多年没想起他了,可我被深深吸引,因为电视上彩色的画面里,呈现的远不止我父亲当年讲的那点模糊轮廓,而是整个故事。它像是给我重新点了火。我有太多功课要补,从那时起我成了一个好学生。也正是那时候,拉马努金的传记《知无涯者》(The Man Who Knew Infinity)出版了。也许这是一个征兆,也许我注定要追随拉马努金。于是我开始以他的工作为基础写博士论文。
我很庆幸做了这个选择。到我博士毕业时,我研究的东西叫伽罗瓦表示理论(Galois representations),它本来是用来研究拉马努金那些偏僻冷门的数学的。可是到了 1993 年,二十世纪末数学界的头号重磅新闻是费马大定理的证明,而这个证明恰恰依赖于伽罗瓦表示。我说不清那是什么,但每一次拉马努金出现,我都追随了他,而这成了我此生做过的最好的决定。而每一次,事情都可能走向另一个方向。
小野:所以,拉马努金对我而言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假如他没有被发现,我们会在哪里?我说的不只是我作为一个数学家,而是我们所有人加在一起会在哪里?那是一个我无法想象的世界。正因如此,你会忍不住去想:这个星球上一定还有别的拉马努金在走动。他们也许并非出身优渥。我们怎么找到他们?找到之后又怎么培养他们?
我有幸主持过几年一个叫「拉马努金精神」(Spirit of Ramanujan)的项目,专门寻找未被发现的人才。有意思的是,我现在的上司,也是我以前的学生洪佳琳(Carina Hong),当年就在我们的研究项目里跟我学习,她是这个项目最早的一批获奖者之一。是我们发现了她。这让我不禁想,如果她当年没有得到这份奖学金,今天会在哪里?我确信,还有许许多多没有被发现的人等着我们去找。
我认为,成为拉马努金那样的人的想法、能力和潜质,或者至少是那种富有成效的创造力,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你只需要给各个年龄段的学生一个机会:第一,让他们敢于顺着自己的好奇心去行动;第二,给他们一个接纳这种好奇心的体系。
小野:你们韩国最优秀的学生,美国最优秀的学生,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在高中就已经压力巨大。他们很可能在初中就开始焦虑:我怎么进对的高中?怎么进对的大学?考试分数够不够?如果你参与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它们是一个个要打勾的方框,那就太扭曲了。我并不是说你不该参与。我不想装作无知,叫你别参与这个最终决定你能上什么大学的体系。但请停下来,认清你正身处这个体系之中。
教育的起点,是激发人想要更多地了解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想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上的各种文化,因为我们共享同一个世界,去欣赏世界其他地方、其他文化中的不同之处。这正是我当年上大学的原因,我想了解这些东西,这也是我周游世界的原因。
如果你家里有婴儿,和他们玩一堆盒子或积木,是多么美妙的事。对孩子来说,玩耍就是科学。他们并不是真的在学习重力,但他们又确实是在学习重力。他们把积木一块块堆上去,推倒,咯咯笑,然后再来一遍。想一想,当你可以了解这个世界,而不必担心自己的前途和名声时,这个世界是多么美好。
我希望学生上我的课时会说:「小野教授,这门课太棒了,因为这个学科本身就很美。」我竭尽全力想把这一点传达出去,但我不是傻瓜。我知道自己身处一个体系,到头来学生们担心的是:我能不能拿到 A?这会怎样影响我去读数学研究生、医学院或法学院?因为 GPA 太重要了。我恨这一点,恨透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一次被浪费的机会。
小野:我喜欢 AI 的地方在哪里?其实这也正是我从「被 AI 击垮」走出来的过程。AI 已经读过我的论文,而且它对我论文的理解,比我自己记得的还要透彻。想想数学里那么多相邻的领域,我都可以直接去问 AI。AI 不会嘲笑我,它会像一个出色的图书馆员那样,尽职尽责地回答我提出的任何问题。至于知识的获取,如果你有幸能上网,又有幸负担得起大语言模型的费用,那么知识很快就变得廉价了。在美国,读一年大学可能要花八万美元。
这里有一个不便说出口的秘密:凡是书本上、学术上你在大学能学到的东西,我都可以从大语言模型那里按自己的节奏学到,而且很可能更快。我学不到的,是与人的接触,是那些正确的问题当初是怎么提出来的,是一个领域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是什么。这才是我们仍然要上大学的原因,也是我们仍然需要教授的原因。至于其余的那些,辅导、精准化的学习,AI 都可以帮忙。
我真的认为,这个世界在教育孩子这件事上,做得远未达到我们能做到的最好。我这么说并不是要批评教育者,我自己就是教育者。
小野:去幼儿园或一年级的教室做客,总是一件乐事,尤其是「带家长来学校」的日子,家长们要讲讲自己是做什么的。孩子们会说:「哦,我知道所有的质数。」或者:「我特别擅长加法。」那种惊奇感。我真想把这种能量装进瓶子里保存起来。因为如果我们能守住这种对世界的惊奇,守住孩子们在万物皆新时所拥有的那股劲头,想想看今天我们会走到哪里。然后你再让他们去寻找自己的热情所在。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仍然需要把世界看作一个奇妙的地方。
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仍然需要认识到,他们从事的这一行本应出自善意,而不是这样一种心态:「我有一家诊所,但我其实是个大学教授,碰巧有临床业务,我要拿我的病人写论文。」我觉得那是很扭曲的。如果我们把那么多注意力和价值放在普通考试的完美与速度上,那我们又如何培养出下一个爱因斯坦,或者下一个随便哪位著名教授?他们当年不过是在实验室里自言自语:「我在想,某某会不会是真的?」
对于我的孩子,我希望他们对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怀有热情。如果你对你生活的世界怀有热情,你就会深切地担忧气候,深切地担忧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而战争如今到处都是。这怎么可能发生?你真正最仰慕的人是谁?也许他们正是那些怪人。
在我的国家美国,教育极其昂贵,你大学毕业时可能背着十五万美元的债。然后你也许再去读一个专业学院,再欠下二十万美元。三年后你发现:「我一看见血就受不了。」可你已经无法离开这个职业了,因为你背着这些贷款。那就是炼狱。你被困住了。从此你的人生就成了:「嗯,我去上班,因为要付账单。」
谁拥有你的身份?是你自己。
主持人:嗯。
数学家 Ken Ono 讲述自己在 Frontier Math 项目中被大语言模型"击溃"后,如何重新定义智能与教育的价值:知识已经廉价,真正稀缺的是判断、创造概念与发现"下一个 Ramanujan"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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