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问的结尾说，出了事，有人站出来说是我，也有人站不出来。一个社会对这两种人的看法，取决于它怎样划一条线：线的这边是正常，那边不是。这一问要问的是这条线本身。它从哪里来，谁在握着笔，以及，当握笔的不再是人，会发生什么。

什么是「正常」？谁有权定义它？

一中间那一堆

把很多人放在一起量，任何一个尺寸都会出现同一个形状：中间最多，两边渐少。身高是这样，考试成绩是这样，反应速度、睡眠时间、说话的语速都是这样。人们看到这个形状，自然地把中间那一堆叫做正常。

但正常这个词不止是描述。说一个人正常，是在说他没有问题；说一个人不正常，是在说他有。从“大多数人在这里”到“人应该在这里”，中间有一步，而这一步是谁跨的，什么时候跨的，是这一问的起点。

二凯特勒：尺子先于人

凯特勒是比利时的天文学家，他把天文学处理测量误差的方法用到了人身上：测量几千个士兵的胸围、身高，发现它们呈钟形分布。他由此发明了“平均人”这个概念：平均值不只是统计的结果，它是自然瞄准的目标，是理想的类型；偏离平均的是自然的误差，是畸形。

这一步把正常从一个描述变成了一个规范：多数人是什么样，人就应该是什么样。此后一百多年，医学、教育、犯罪学、保险都用这把尺子量人。而这把尺子的来源，是一个天文学家对误差的处理。尺子先于人，人是被放到尺子上去的。

三高尔顿：被划出去的那个

高尔顿是达尔文的表弟，他接过凯特勒的钟形曲线，却翻转了它的意义：曲线的中间不是理想，是平庸；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高端，天才，以及低端，退化。他发明了优生学这个词，主张通过选择性的生育提高人口的质量。

正常从此有了两副面孔：凯特勒的正常是中间，是应当回归的；高尔顿的正常是等级，是应当超越或者被清除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强制绝育、移民限额，一直到更黑暗的事，都从这里分出去。定义正常的权力，第一次显出了它能杀人。

四涂尔干：线是划出来的

涂尔干提出了一个反直觉的论点：犯罪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不是病理。任何社会都会有犯罪，即使是圣人组成的社会，也会把微小的过失当作重罪。原因是，一个社会的正常不是先有的，它是在惩罚越轨的过程中被划出来的：集体通过对某些行为的愤怒，确认了自己是谁。

所以没有越轨就没有正常，两者互相定义。这把这一问的重点从“什么是正常”挪到了“划线这个动作本身”：正常是一个社会不断做的事，不是一个它发现的事实。谁在划，就成了真正的问题。

五康吉莱姆：病是谁说了算

康吉莱姆是医学出身的哲学家，他反对把正常等同于平均值。一个人的血压、心率、代谢，没有一个客观的正常值，只有在他的环境和生活方式里对他有效的值。生命本身是设定规范的活动：健康的人可以在不同环境里换用不同的规范，生病的人被困在一种规范里，不能再冒险。

所以正常不是从外面用尺子量出来的，而是从生命自己的能力里长出来的。医学的正常值只是统计上的方便，把它当作规范，是把尺子当成了人。这是对凯特勒最直接的反驳：中间那一堆是事实，但不是标准；标准在每一个活着的人自己那里。

六福柯：让人自己量自己

福柯是康吉莱姆的学生，他追踪了正常是怎么变成一种权力的：疯人院把疯癫从街上收走，医院把病人分类，学校用考试排名，监狱用时间表规训身体。这些机构不靠禁止，靠规范化：设定一个标准，测量每个人与标准的距离，记入档案，再让每个人自己去缩短那段距离。

他称之为规范化的权力，它比法律更细，因为法律只说不能做什么，规范说你应该是什么样。定义正常的人未必是国王或议会，而是医生、教师、检察官、统计学家，以及最后，那个内化了尺子的每一个人。谁有权定义正常，福柯的回答是：这种权力不在一个地方，它在每一个量人的动作里。

七戈夫曼：从一条线变成两条

戈夫曼研究了污名：身体的残缺、性格的污点、群体的标记，这些让一个人在别人眼里从完整的人降为打了折扣的人。他指出，正常人不是一个群体，而是一个位置：在某个场合里没有被打折扣的人。同一个人在一个场合是正常的，在另一个房间就是被污名的。

被污名者的日常工作，是管理信息：隐藏、掩饰、选择向谁公开。正常在这里是一种互动里的成就，每个人都在参与生产它，每个人也都可能在下一个房间里失去它。线不是一条，是随着房间变的许多条，而每个人都在某一条的外面。

八哈金：上一个季节的正常

哈金考证了正常这个词的历史：它在十九世纪之前只是几何学里的“垂直”，随着统计学和医学的兴起才成为一个关于人的词，并且一开始就同时携带凯特勒的中间和高尔顿的理想两种含义。这个词本身，是一个季节的产物。

他还指出人的分类和自然物的分类不同：把一块石头叫做花岗岩，石头不会变；把一个人归为某一类，那个人会知道，会因此改变行为，分类也随之改变，他称之为循环效应。正常不只是描述人的一把尺子，它是一把量了之后人会动的尺子。上一个季节的正常，量出了这一个季节的人。

九罗斯：被平均出来的那个人

罗斯讲了一个故事：一九五〇年代美国空军按四千名飞行员的平均尺寸设计座舱，结果发现在十项关键尺寸上全部接近平均的飞行员一个也没有。平均人是一个没有人符合的抽象。凯特勒的那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

他主张用每个人的多维剖面代替单一的尺度：每个人在不同维度上高低不齐，没有一条线能把人排成一列。这个论点在教育和人机设计上有实际的后果。但它也带来一个问题：当正常被拆成千百个维度，谁来定义那些维度？以及，一个针对每个人单独定制的系统，它的正常是什么？

十线在自己移动

AI 系统是在数据上训练出来的，而数据是过去的多数。一个模型学会的“通常”，就是训练数据里最常见的样子：什么样的句子是自然的，什么样的脸是清晰的，什么样的简历是合格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可疑的。它不需要有人决定什么是正常，它从数据的形状里直接得到了中间那一堆，然后按这个形状去处理每一个人。

这是凯特勒的平均人第一次有了执行者。而且这一次，划线的动作没有人做：没有天文学家，没有医生，没有考试委员会。线是从数据里浮出来的，随着数据更新自己移动，而被划到外面的人，往往不知道有一条线，更不知道它在哪里。

十一每个人都被单独量，用的却是同一把尺

前面的每一位思想家，在这里都能认出自己的问题，也都会发现它变了形。凯特勒的平均成了模型的默认值，高尔顿的分级成了评分，涂尔干说正常是社会划出来的，可现在划线的不是社会，是训练集。康吉莱姆说标准在每个活着的人自己那里，可系统用的是一个从没有人身上长出来的标准。福柯说规范化的权力让人自己量自己，现在人不用自己量了，系统替他量，量完不告诉他。戈夫曼说每个人在某个房间里都是被污名的，现在房间是看不见的，被打折扣的人只是收到一个更差的结果。哈金说分类会改变人，现在分类以秒为单位更新，人的改变被立刻吃进下一轮训练。

罗斯说平均人不存在，要为每个人单独定制。AI 恰恰做到了这件事：它为每个人单独打分，单独推荐，单独判断。可它用来定制的，仍然是那个从多数里学来的形状。每个人都被单独量，用的却是同一把尺，而尺子在谁手里，没有人看得见。

十二所以，什么是正常？谁有权定义它？

凯特勒说是中间，高尔顿说是等级，涂尔干说是划线的动作，康吉莱姆说是生命自己设的规范，福柯说是一种让人自己量自己的权力，戈夫曼说是每个房间里不同的位置，哈金说是一个会反作用于人的分类，罗斯说，没有这个东西。他们争的是尺子该不该有、在谁手里；他们都同意，这是人的事，是能看见、能争论、能改的事。

AI 让这把尺子从人的手里滑到了数据里。它不再需要被定义，它被学出来；它不再需要有人执行，它自己执行；它不再是一个可以被指着说“这不公平”的东西，因为它没有一个地方。什么是正常，第一次可能没有人在定义，而每个人都在被定义。一个社会朝哪个方向走，是不是有一条线在前面，是下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