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已经问过“世界究竟是什么”，也问过“我们凭什么知道”，再问过“什么值得”，那么，一个新的问题几乎无法避免：既然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我们究竟应该怎样一起生活？因为人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出生在家庭，进入学校，加入组织，生活在城市，成为国家的一部分。我们每天都在与陌生人交换、合作、竞争、冲突；我们使用别人建立的制度，也接受别人制定的规则；甚至连我们认为“属于自己的”语言、知识和价值观，很大一部分也来自共同生活本身。于是，一个看似理所当然的事实开始变得值得追问：为什么我们能够生活在一起？更进一步：
当我们的利益、价值和自由彼此冲突时，谁有权决定我们应该怎样生活？
这就是“社会之问”的起点。
一我们为什么需要彼此？
人类最基本的社会事实，也许是一个人无法独自生活。我们需要别人提供食物、知识、照顾和保护。我们分工，交换，合作，建立家庭，形成组织，创造城市，最终形成复杂的社会。但这里有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彼此都可以从合作中获益，为什么合作还需要解释？因为合作并不意味着利益永远一致。一个人希望得到更多，另一个人希望付出更少；有人遵守规则，有人试图利用规则；有人承担成本，另一些人可能希望免费享受结果。于是，一个社会真正面对的，不只是“我们为什么合作”，而是：当合作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时，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制度？
二陌生人为什么能够彼此合作？
家庭中的合作相对容易理解，朋友之间也有信任。但现代社会最令人惊讶的地方，是我们每天都在与几乎完全不认识的人合作。你在超市购买食物，乘坐公共交通，使用银行，相信医院，相信电网会正常工作，把钱交给一个从未见过的人，相信他会把商品交给你。城市能够运转，并不是因为所有人彼此认识，恰恰相反，现代社会建立在大量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之上。
那么，陌生人为什么愿意合作？因为信任，因为利益，因为习惯，因为法律，因为惩罚，因为我们相信别人也会遵守规则？这些答案都只是部分解释。更深的问题是：
一个由彼此陌生的人组成的社会，究竟如何产生共同生活的秩序？
三为什么合作需要制度？
如果人与人之间能够自然合作，那么制度似乎没有必要。但现实恰恰相反。我们需要合同、法律、产权、货币、公司、政府、法院、学校、医院。这些制度把彼此陌生的人连接起来，它们的作用之一，是让我们能够预测别人接下来会怎么做。你签订合同，是因为你预期对方会履行承诺；你把钱存进银行，是因为你预期制度会保护你的资产；你遵守交通规则，是因为你预期别人也会遵守。所以制度并不只是“限制自由”，它同时也创造了合作的可能性。但这马上带来一个更困难的问题：如果制度让合作成为可能，我们为什么又必须服从制度？一个制度可以帮助我们合作，但它也可以限制我们。于是，“社会之问”从合作进入权力。
四权力凭什么要求我们服从？
国家要求我们缴税，法律要求我们遵守规则，公司要求员工完成工作，学校要求学生遵守纪律。这些要求背后都存在某种权力。但权力本身并不能自动产生正当性。一个人拥有力量，可以强迫另一个人服从，但能够让我服从，是否意味着你有权让我服从？这两个问题完全不同。
所以政治哲学长期追问：什么使权力成为合法的权威？是多数人的同意，是法律，是传统，是公共利益，是维护秩序的能力，还是某种更基本的正义原则？而如果一个制度能够让社会运行得很好，却要求我们牺牲基本自由，我们仍然应该服从吗？这使社会问题从“谁有力量”转变成：
谁有资格要求别人服从？
五谁应该替我们作出共同决定？
一旦人们必须共同生活，就必然会遇到共同决定。税收应该是多少？资源应该如何分配？战争是否应该发生？学校应该教什么？公共空间应该怎样使用？这些决定不可能完全由每个人分别做出，于是我们需要某种集体决策机制：民主，代表制，专家治理，少数服从多数，协商，甚至某种强有力的集中决策。
但无论采用哪种制度，都有一个问题：谁应该替我们作出共同决定？如果多数人决定一件事情，它就一定正当吗？如果专家比普通人更了解复杂问题，他们是否应该拥有更多决定权？如果一个人完全不了解某个问题，他的政治意见是否应该与专家拥有同样的权重？于是，“谁应该决定”最终变成：一个共同体究竟应该如何把个人意志转化为共同意志？
六一个社会应该如何分配财富？
共同生活还意味着，我们必须分配共同创造出来的资源。谁拥有土地？谁获得更多财富？谁承担更多税收？谁应该得到社会保障？一个人的收入应该主要取决于他的能力、努力、运气，还是家庭背景？这些问题表面上属于经济学，但它们最终无法逃离价值判断。因为我们真正争论的不是“财富现在是什么样的”，而是“财富应该怎样分配才算公平”。有人认为结果平等最重要，有人认为机会平等更重要，有人认为个人应该拥有自己的劳动成果，有人认为社会有责任帮助处于不利位置的人。所以财富分配实际上把前一卷“价值之问”带进了社会：什么样的差异是合理的？
七共同造成的伤害，责任应该归谁？
社会中的很多问题，并不是一个人单独造成的：环境污染，战争，金融危机，公共安全事故，网络暴力，制度性歧视。一项行为可能由成千上万个人共同参与。但如果伤害来自很多人的共同作用，究竟谁应该负责？一个人说“不是我一个人造成的”，另一个人说“每个人只贡献了一点，所以没有人需要负责”。两种说法都可能成立，但结果却可能是：所有人共同造成了伤害，却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承担责任。
这暴露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深层问题：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当我们的行为越来越通过大型组织、平台和自动化系统连接起来，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加重要。
八什么是“正常”？谁有权定义它？
社会不仅规定我们应该做什么，它还不断告诉我们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样的家庭是正常的？什么样的工作是正常的？什么样的身体是正常的？什么样的行为是正常的？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成功？但“正常”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统计意义上的多数，是医学标准，是道德判断，还是某种社会习惯？一个行为如果只有少数人做，它就“不正常”吗？一个社会如果所有人都这么做，它就一定合理吗？
于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出现：我们是在发现“正常”，还是在制造“正常”？而谁有权决定什么是正常，本身就是一种权力。
九历史真的有方向吗？
我们经常用“进步”描述社会变化。过去的人没有现代医学，过去的社会没有普遍教育，过去很多人没有今天所拥有的权利。所以我们很容易相信，历史正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但历史真的有方向吗？技术越来越先进，是否意味着社会越来越文明？经济越来越富裕，是否意味着人越来越幸福？自由越来越多，是否意味着生活越来越有意义？一个时代可能在某些方面进步，同时在另一些方面倒退。因此，变化不一定等于进步。但如果历史没有预先写好的方向，我们又凭什么判断一个社会是在进步，还是只是在变化？这使社会问题重新与价值问题连接起来。因为所谓“进步”，最终仍然意味着我们认为什么值得被实现。
十AI 正在改变的，不只是社会工具，而是共同生活的结构
AI 进入社会之后，最容易看到的是：它可以提高效率，自动化工作，优化资源配置，帮助政府预测风险，帮助企业做决策，连接陌生人。这些都是真实的变化。但更深的问题是，如果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通过 AI 来协调，我们的共同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过去，人与人合作；现在，人与人越来越通过系统合作；未来，人与 AI 合作。甚至，AI 可能替人判断另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决定谁获得贷款，判断谁更适合某份工作，预测谁可能犯罪，筛选谁应该看到什么信息。于是，我们开始把原本由人与人之间协商完成的社会判断，交给了机器。这时真正的问题不是“AI 会不会管理社会”，而是：
当社会越来越依赖机器来判断、评价和协调彼此，我们究竟是在共同生活，还是在共同服从一个协调系统？
十一如果 AI 比人类机构更有效率，它有没有权力？
假设有一天，一个 AI 系统能够更准确地分配公共资源，更有效地预测犯罪，更公平地匹配工作，更准确地预测经济风险，甚至比人类政府更少犯错。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让它参与公共决策？如果答案是“应该”，理由是什么？因为它更聪明，因为它更有效率，因为它更公平？但这里存在一个危险的跳跃：能够做出更好的决定，不一定意味着拥有替我们决定的权利。一个系统可以比我们更擅长计算后果，但它是否因此拥有政治正当性？于是 AI 把一个古老的问题重新带回来：权力的正当性究竟来自能力，还是来自同意？
十二当系统替我们协调彼此，我们还在信任谁？
想象一个未来：你不再直接寻找合作伙伴，AI 替你寻找，AI 评估对方是否可靠，AI 预测双方合作的成功概率，AI 制定合同，AI 监控履约，AI 解决争议。整个过程可能比今天更加高效。但这时我们必须问：我们究竟是在信任彼此，还是在信任连接彼此的系统？
如果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越来越被系统化，我们获得了效率，但可能失去了一些别的东西。因为信任不仅是一种预测，“我认为你大概率不会伤害我”；它也可能是一种关系，“即使我无法完全预测你，我仍然愿意把一部分自己交给你”。如果所有关系都可以被计算，人际关系还需要信任吗？
十三如果机器可以定义“正常”，谁在定义我们？
AI 尤其容易改变社会规范。因为算法可以从海量数据中学习：什么行为最常见，什么选择最有效，什么人最容易成功，什么样的表达最受欢迎，什么样的行为最可能带来风险。于是系统很容易从“大多数人正在这样做”走向“这就是正常”。但统计规律不是价值判断，如果绝大多数人都这么做，不意味着他们应该这么做。因此，当 AI 开始参与招聘、教育、医疗、金融和公共治理时，我们必须不断追问：算法是在发现社会中的正常，还是正在把某种模式变成正常？而一旦一个模式被系统广泛采用，它可能从“描述现实”变成“塑造现实”。
十四所以，“社会之问”真正问的是什么？
表面上，“社会之问”是在问社会应该怎样组织。但更深的问题是：一群彼此不同、利益不同、能力不同的人，为什么能够，又应该如何，共同生活？陌生人为什么合作？制度为什么必要？权力凭什么要求服从？谁应该作出共同决定？财富应该如何分配？共同造成的伤害由谁负责？谁有权定义“正常”？历史是否真的在进步？这些问题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困难：
当我们无法让所有人拥有相同的价值、利益与愿望时，我们如何建立一个仍然可以共同生活的世界？
这就是社会之问与价值之问的区别。价值之问主要问“什么值得”，社会之问进一步问：当我们对“什么值得”没有共识时，我们如何一起生活？这也是为什么社会必然涉及合作、制度、权力、分配、责任、规范。它们都是为了处理一个无法消除的事实：我们必须共同生活，但我们并不完全相同。
十五AI 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迫近
过去，社会制度主要由人设计、由人执行、由人解释。AI 正在逐渐进入其中，开始帮助我们判断、分配、预测、筛选、协调、管理，甚至决定什么信息应该先被我们看见。于是，一个新的问题出现：如果 AI 开始参与组织我们的共同生活，那么我们究竟是在把社会交给更聪明的工具，还是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权力？这会把我们带向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能力与权力不是一回事。一个系统可以比我们更会计算，却不因此拥有替我们决定的权利；可以比我们更了解社会，却不因此有资格定义什么是“正常”；可以比人类机构更高效，却不因此自动获得统治的正当性。因此，AI 时代真正值得警惕的，不只是“AI 会不会控制社会”，而是一个更安静、更困难的问题：当我们为了效率、公平和安全，越来越愿意把共同生活中的判断交给机器时，我们究竟在让渡什么？也许我们让渡的不只是某几个决定，而是决定我们应该如何共同生活的权力本身。
十六社会之问的核心
因此，这一组问题最终可以收束为一句话：我们无法独自生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共同生活？但 AI 的出现，让这个古老的问题产生了新的压力：当越来越多的合作、判断、分配和协调可以交给机器完成时，我们究竟是在创造一个更好的共同生活，还是正在把共同生活本身交给一个我们无法共同决定的系统？第一卷“实在之问”问，世界究竟是什么；第二卷“知识之问”问，我们凭什么知道；第三卷“价值之问”问，什么值得；而第四卷“社会之问”进一步追问：
当我们对世界、知识和价值都无法完全达成一致时，我们仍然如何一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