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里·普特南
布莱恩·马基一九七七年,英国哲学普及者布莱恩·麦基为BBC主持《思想家》系列访谈,本期请到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希拉里·普特南,谈科学哲学与数学哲学。普特南兼通两个领域,从科学世界观的兴衰谈到真理观的转变,从量子力学的悖论谈到马克思主义、计算机与亚里士多德的灵魂。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
麦基: 哲学与数学科学的关系向来极为密切。柏拉图在他的学园门上写着:「不懂几何者勿入。」把基础科学分门别类、定下沿用至今的名称的,是亚里士多德。有些最伟大的哲学家本人就是大数学家,开创过新的数学分支,笛卡尔是显例,莱布尼茨和帕斯卡也是。事实上,大多数伟大哲学家(不是全部,但是大多数)都是从数学或科学走进哲学的。这个趋势一直延续到本世纪:罗素最初受的是数学训练,维特根斯坦最初学的是工程。这种血缘关系为什么经久不衰,我想道理是明摆着的:驱使大多数顶尖哲学家的根本冲动,是想更深地理解世界及其结构,而这也正是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在做的事。
再者,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认为数学是人类拥有的最不容置疑的知识,而且极其精确、极其清晰。所以历来都有大批哲学家研究数学,想弄清它到底特殊在哪里,这种特殊性能否搬到别的知识领域去。科学也是一样,人们认为科学同样能给出一种格外可靠、格外确定的知识。科学究竟凭什么让它的结论如此可靠?它的方法(不管那是什么)能不能用到别的领域?对数学和科学所涉及的概念、方法、程序和模型的这类考察,如今被称为数学哲学和科学哲学。本期节目谈的就是这两门学问,以科学哲学为主。好在今天的来宾对两者都是行家:哈佛大学的希拉里·普特南教授。
麦基: 普特南教授,我想从一个立场谈起,我相信我们的很多观众本来就站在这个立场上。大致是这样:自十七世纪以来,宗教信仰经历了惊人的衰落,在西方尤其如此,在受过教育的人当中尤其如此。对千百万人来说,过去由宗教世界观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地被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世界观取代,至少是自称从科学推导出来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至今仍然极有力量,它对整个西方人心的支配,恐怕我们每个人都逃不掉。所以我想请你先把这种在现代世界影响巨大的科学世界观勾勒清楚,我们后面要谈的很多东西都以它为底子。
普特南: 请允许我稍微躲一下这个问题:我不谈今天的科学家怎么想,而谈一百年前或者七十五年前许多科学家怎么想。想象一下做填字游戏。做的过程中你也许要改动几处,但到了最后,一切都严丝合缝,而且每次只添上一格。三百年来,科学的进步看上去就是这个样子。一九〇〇年,大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向世界数学家大会提出一份数学问题清单,至今仍然大名鼎鼎。很有意思的是,清单靠前的位置上有一道题,按我们今天的说法根本不算数学问题,那就是:为物理学奠定令人满意的基础。
麦基: 真是个小任务。而且这活儿是派给数学家的,不是派给物理学家的。让他们收拾干净。
普特南: 正是。当时的想法是,牛顿、麦克斯韦、道尔顿这些人已经把故事的各个部分都放进去了,剩下的只是让数学家把逻辑清理一下。
麦基: 前两天聊天时你把这叫做「宝箱观」,我很喜欢这个比喻。这里有一只大箱子,我们只管往里装。知识是累积起来的,用不着减,用不着往外拿。偶尔出个小差错,但基本上,换个比喻,就像盖金字塔:先铺底层,再盖一层,再盖一层,只往上走。
普特南: 这是一半:知识靠累积而增长。另一半是关于科学为何特别成功的想法。我们叹服的当然是成功,这个文化看重成功,而科学是一门成功的事业。可是旧图景还认定,科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用了一套特殊的方法。这个想法大概来自科学史,来自这样一个事实:牛顿生在培根之后,受过培根的影响;经验科学是和一样叫「归纳逻辑」的东西一起长大的。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观念:存在一种方法,即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科学的特征就在于它使用这种方法,而且是明确地、自觉地使用,不像学做菜的人那样不自觉地使用,而是相当有意、相当明白地使用。所以我认为,旧图景的两个要点就是:知识靠累积增长,并且靠一种特殊的方法即归纳法增长。
麦基: 是的。如果让我换个说法来讲同一件事,我大概会这么说。两三百年间,受过教育的西方人把宇宙和宇宙中的一切都看成运动中的物质。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从最远的星系一直到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体和组成身体的细胞,无不如此。而科学正在用你刚才说的那种科学方法,越来越多地查明这些物质、它的结构和它的运动。人们相信,只要一直做下去,就像你那个填字游戏的比喻,我们终究会把能查明的一切都查明。凭科学方法,我们最终可以完全解释、完全理解这个世界。如今科学家已经放弃了这种想法,对吧?只是这个消息还没传到非科学家那里。还有大批外行照旧以为科学家就是这么想的。可科学家早就不这么想了,是不是?这幅图景开始瓦解了。
普特南: 我认为它开始瓦解了,是从爱因斯坦开始的。请允许我硬把一点哲学史揪进来。康德在哲学里做过一件事,我认为这件事现在开始在科学里发生了。他挑战了一种真理观。康德以前,没有哪个哲学家真正怀疑过真理就是与实在相符合(correspondence to reality)。用词各有不同,有的哲学家说「一致」,但意思都是一种镜子式的知识论。康德说,事情没这么简单,其中有思维着的心灵的一份贡献。当然,真理不是心灵编造的。康德绝不是唯心论者,真理不是一场虚构,不是我们捏造出来的东西。但它也不只是一个摹本。我们所谓的真理,既取决于有什么东西存在、事物是什么样子,也取决于思考者、心灵的贡献。我认为今天的科学家已经走到了一个相当类似的看法: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人们意识到,在我们所谓的真理里有人的一份贡献、心灵的一份贡献,理论并不是单纯由事实向我们口授的。
麦基: 我想请你把这一点展开说说,因为有些观众会觉得这个想法费解。他们会问:什么是真、什么不是真,怎么可能不只取决于事实,还取决于人的心灵?这怎么讲得通?
普特南: 我用视觉打个比方。我们往往以为,看见什么全看外面有什么。可是对视觉研究得越深,不管是作为科学家还是作为画家,就越会发现,所谓看见,包含着大量的解释。我们看成红色的那个颜色,在一天的不同时刻,按波长算并不是同一个颜色。所以哪怕是我们心目中同世界最简单的打交道方式,也就是单纯看一眼,我们也已经在解释了。
麦基: 换句话说,我们带着一大堆东西去面对世界,而且通常意识不到,除非转过身来自我检视。
普特南: 对。我想,中世纪的人抬头望天,把星星想成在上面、我们在最底下,在他眼里世界一定是另一副模样。今天我们朝太空望出去,体验同持中世纪世界观的人是不一样的。
麦基: 你的意思是,我们借以观看世界、解释经验的那些范畴,我们用来组织观察和周围事实的那些观念,都是我们自己提供的。所以科学所构想的世界,一部分来自外部事实,一部分来自人类观察者带来的范畴和看法。
普特南: 对。科学里有一个例子,我会讲得过于简单,但基本上不失真,那就是波粒二象的问题。这不是说有个叫电子的东西,不知怎么一半是波、一半是粒子,那样说是没有意义的。而是说,有许多实验可以用两种方式来描述:你可以把电子看成波,也可以把电子看成粒子。而这两种描述,以某种近乎荒唐的方式,都是真的,都是充分的。
麦基: 也就是说,同一个事实有两种不同的描述方式,两种都准确?
普特南: 对。哲学家们已经开始谈「等价描述」(equivalent descriptions),这是科学哲学里的一个术语。
麦基: 可是牛顿之后的两百来年里,受过教育的西方人认为牛顿拿出来的是客观事实,认为他发现了支配世界运行、支配宇宙运行的定律,而这些定律是客观为真的,与我们无关。牛顿和其他科学家是通过观察、打量自然,把这些事实从自然里读出来的。构成科学的这些陈述,就是干脆的真。后来,从十九世纪晚期开始,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时期,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些陈述并不全然为真,科学并不只是一堆从世界上读下来的客观事实。换句话说,科学是可纠正的(corrigible),科学理论可能出错。这就引出一些极深的问题:如果科学不是对事物本来面目的客观真实描述,那它是什么?如果它不是从观察世界得来的,那它从哪里来?
普特南: 我并不想说它完全不是从观察世界得来的。康德这幅图景本身就包含着一份不属于我们的贡献,外面确实有东西。只是同时还有一份来自我们的贡献。顺带说一句,连康德也认为牛顿科学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上他认为,它的不容置疑正是我们贡献的。超出康德的那一步在于:不仅实在部分地依赖于心灵,而且还存在别的选择;我们加于世界的概念未必是对的,我们可能不得不更换它们。我们的贡献和我们的发现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
麦基: 那么,是什么让人们开始意识到,把科学看成客观真理的这套基本观念是错的,科学是可纠正的、可错的?
普特南: 我想是因为旧科学出错的地方,是谁也没料到会出错的地方:不是在细节上,而是在大图景上。我们发现的不是,比方说,太阳离地球不是九千三百万英里而只有两千万英里。那种事不会发生。当然,即使在这类事情上有时也会犯错,但那就像弄错房间里有没有椅子一样,是一般意义上的失误。对科学中的数值全盘怀疑,同对任何事情全盘怀疑一样,都是没有道理的。新理论与牛顿不合的地方,不在于牛顿理论中那些数学表达式是否近似为真,那些式子拿来计算至今完全好用。不合的是大图景。我们用四维时空的图景,取代了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图景。我们用一个服从欧几里得做梦也想不到的几何学的世界,取代了欧几里得式的世界。我们甚至又摆回到了世界在时间上有一个开端的图景,这实在令人震惊。这说明,连一度被驳倒的东西也未必永远被驳倒。
麦基: 这就意味着,整整一套科学观已经被取代了。过去我们把科学看成一个知识体,靠进一步的科学工作不断往里添加,这整套观念其实已经被丢弃了,对吧?我们现在把科学看成一组理论,而这些理论本身不断被更好的理论取代:更精确的理论,更丰富、更有解释力的理论。就连我们现在拥有的理论,爱因斯坦及其后继者的理论,随着时间推移,多半也会被尚不知名的科学家提出的更好的理论所取代。是这样吧?
普特南: 完全正确。事实上,科学家自己就在做这个预测:二十世纪的两大理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将让位于另一种理论,由它来解释这两者,而这个过程会永远持续下去。
麦基: 这就引出一个极根本的问题:什么是真理?当我们说某个科学陈述是真的,某个科学理论是真的,在这种新的认识处境下,我们说的「真」还能指什么?
普特南: 康德以来一直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旧的符合论,至今仍有信奉者。但我认为越来越占上风的看法是:什么为真,与我们的可断言性标准(standards of assertibility)是什么,二者无法截然分开。我用康德式的说法称之为「真理对心灵的依赖」,它进来的方式就是:什么真、什么假,部分地取决于我们的真假标准是什么。而这又取决于我们的兴趣,兴趣当然又会随时间改变。
麦基: 我想请你就真理问题再多说几句,因为这对外行人来说同样费解。没受过科学或哲学训练的人往往认为,世上有一组确定的事实,而真陈述就是准确描述这些事实的陈述。我想谈谈这里面实际牵涉的一些困难。
普特南: 我认为科学内部最大的困难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同一个科学理论之内,对所谓的事实也常常可以给出不同的说法。这是随狭义相对论而来的。当时人们发现,关于同时性的事实,也就是两件事是否同时发生,不同的观察者可以做出不同的描述。一个人可以说「童子军甲比童子军乙先鸣发令枪」,另一个人可以说「不对,是童子军乙比童子军甲先鸣枪」。只要两地距离足够远,远到光信号不超过光速就无法从一处传到另一处,那么两种描述可能都是正确的,都是可以接受的。
麦基: 这当然给理解某些现代科学理论带来了深刻的概念困难。它也让人想到:一个科学理论可以有用、有意义、行得通,哪怕没有人真正弄懂它是什么意思。量子力学不就是这样吗?没有人真正确定量子力学到底意味着什么,可它就是管用。
普特南: 是这样。不过我还是要说,这一点不能推得太远,因为我们并不想把可理解性的标准整个放弃掉。我们要说的是:量子力学管用,而管用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它在根本上有对的地方。至于它的可理解性,我们愿意承认,一部分原因也许是我们的可理解性标准错了,我们得改变自己的直觉。但另一部分原因是,这个理论里确实存在真正的悖论。要真正令人满意地化解这些悖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眼下的局面相当微妙。
麦基: 我想,有些听我们谈话的人,也许头一回接触这些想法,心里会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这一切都成立,科学怎么会管用呢?如果传统的科学理论正在瓦解,如果科学到头来并不是一堆可靠、恒久、牢固、客观的知识,如果每个科学理论都有相当一部分本来就是主观的,因为它是由人的心灵、由观察者、由科学家贡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还能造桥、开飞机、把火箭送上月球,怎么还能让这一大堆松软、模糊、多变、部分主观的理论替我们干活?不管我们刚才说了什么,它一定在某种非常根本的意义上与世界相符。
普特南: 这话不错,但我认为「主观」和「与世界相符」的这种对立本身并不恰当。我不是说科学知识是主观的,也不是说怎么都行。我是说,我们处在一种生活中常见的困难处境里:我们认定好的推理和坏的推理之间有区别,却拿不出一条机械的规则。日常生活里,我们用的都是带着兴趣的词。要是没有一整套社会制度,我们不会说「街角站着一个警察」。一个来自没有警察的原始部落的人,可能会说「街角站着一个穿蓝衣服的人」。但「警察」这个概念由我们的兴趣塑造,并不妨碍「街角站着一个警察」可以是客观为真的。此外,正如波普尔教授指出的,科学之所以管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它可纠正。科学与以往各种求真方式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科学家愿意检验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们不把这些想法看成不会错的。这一点在科学初起时人们是知道的,后来牛顿科学大获成功,反而有些忘了。我们不得不重新记起培根早就懂得的道理:你得向自然提问,而且要在想法行不通时愿意改。
麦基: 从某些方面看,科学与宗教这对老冤家,双方是不是已经互换了位置?我的意思是,如今许多信教的人认为自己拥有关于世界的确定知识:世界是一位叫上帝的存在创造的,他按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赐给我们不朽的灵魂,灵魂将在彼岸延续,如此等等。这些最根本的命题,他们抱着绝对的确信。反倒是科学家认为一切都可能出错,认为世界是一个神秘的所在,我们永远走不到这神秘的尽头。这话是不是有几分道理?
普特南: 也许吧。
麦基: 只是「也许」?
普特南: 我不太确定。
麦基: 那我们就不往下追了。
麦基: 撇开宗教不谈,有一点我确实想同你讨论。既然几乎所有科学家都已经用你描述的这种全然不同的眼光看待科学,这是不是意味着,科学与非科学的分别已经不是人们一向以为的那样了?换句话说,既然科学如此主观、如此不确定、如此多变,它就不再是一种与其他人类知识、其他人类活动界线分明、性质不同的活动和知识了。
普特南: 我认为这既是事实,在文化上也非常重要。旧的科学图景的害处在于:如果真有一个绝对事实的领域,由科学家一点点累积起来,那么其余的一切就都显得不算知识,显得连「真」「假」这样的词都不能恰当地用在上面。所谓事实与价值的二分(fact-value dichotomy)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至少在我的国家,谈政治很难谈上几句,就会有人跳出来问:「这是事实,还是价值判断?」好像「希特勒是个坏人」不可能是一个事实,「法拉·福塞特·梅杰斯是个美人」也不可能是一个事实似的。
麦基: 你认为「希特勒是个坏人」是一个事实吗?
普特南: 当然是。
麦基: 我也这么认为。可是既然如此,既然过去那么多舒服、分明的区分都要放弃,那继续使用「科学」这个范畴、这个概念、这个词,还有什么意义?它还能把某种东西同其余一切清楚地划分开来吗?
普特南: 我认为划不开了。如果你还持旧观点,认为有一种归纳法,那么区分科学与非科学是很有道理的:一样东西之所以是科学,就因为它用了这种方法,而且用得相当自觉、相当有意。一样东西之所以是非科学,要么因为它完全不自觉地使用这种方法,比如学做菜,你不会有意识地去想归纳逻辑;要么因为它根本不用这种方法,过去人们就指责形而上学根本不用,我认为这指责并不公平。可是你一面说实践知识与科学之间有一条清楚的界线,一面又承认据说划出这条界线的那种方法本身相当模糊,不是我们能够精确陈述的东西。顺便说一句,迄今为止,陈述这种方法的种种尝试都彻底失败了。归纳逻辑没法像演绎逻辑那样编成计算机程序。近一百年来演绎逻辑的发展,加上计算机的出现,非常戏剧性地凸显了两种证明之间的悬殊处境:数学科学中的证明,我们可以为它定下严格的准则;而过去所谓归纳科学中的证明,我们只能给出一些一般的格言,真要应用起来,还得靠直觉、靠通盘的实际本领。
麦基: 你刚才描述旧式科学观时用了两个范畴,其中之一就是存在一种特定的科学方法:先观察事实,再根据观察到的实例概括出科学理论,然后用实验来验证,如此等等。这套观念既已放弃,如今还有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方法被当作科学方法?
普特南: 我认为不应该有。人们谈论的所谓科学方法,多少是一种虚构。即使在物理学里,你确实能找到同教科书的说法相当吻合的实验和检验,也还有大量的东西不吻合,而且不该吻合。事实上我认为,在这个文化里,什么算科学、什么不算,根本没有共识。随便哪所大学的课程目录都会告诉你,有一类东西叫社会科学,社会学是科学,经济学是科学。可我敢打赌,你去问物理系的任何一个人,社会学算不算科学,他会说不算。
麦基: 他为什么会说不算?这很有意思。
普特南: 我认为真正的原因不在于社会学家不用归纳法。他们大概比物理学家用得还要认真,可怜的人。原因在于他们不那么成功。
麦基: 换句话说,「科学」差不多成了「成功的求知」的代名词?
普特南: 正是。
麦基: 好。我认为你把那套古老的科学观在本世纪如何瓦解、如何被某种更流动、也许更难把握的东西所取代,描述得非常清楚。现在能不能在这个背景下谈谈,科学哲学家究竟在做什么?你就是一位科学哲学家。你和你的同行们都做些什么?
普特南: 我们做的事有一部分相当技术化,在这个节目里我就不展开了,那就是对具体科学理论的考察。我们非常仔细地研究量子力学,一方面看看能从中为哲学学到什么,另一方面看看我们作为哲学家能为澄清它的基础做出什么贡献。我们非常仔细地研究相对论,非常仔细地研究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这一部分科学哲学为其余部分提供材料。但科学哲学的很大一部分会渐渐融入一般哲学。我想最好的描述方式,就是用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问题来说明。我们谈过的每一个问题,都把科学哲学家分成不同的阵营。有的科学哲学家持真理符合论,努力证明这种看法可以做得精确,反对意见可以克服,人们仍然可以用旧的方式看待科学;另一些人则试图勾画出另一种真理观会是什么样子。有的哲学家仍然认为存在一种可以严格陈述的归纳法,并致力于归纳逻辑。顺便说一句,我认为有这样的人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人尝试陈述归纳法,这方面就不会有进展。另一些人则更多从文化、从历史的角度看科学的发展。还有像我这样持中间立场的人:科学方法这个概念确有其内容,也有清楚的例子,但它多少是一个连续统,不能把它想成一条机械规则、一种拿来就能产出科学知识的算法。所以我要说,这里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大问题:真理的本性,科学方法的本性,科学里有没有必然真理,有没有哪种概念贡献是永久的、不受修正的。
麦基: 那你们这些工作是做给谁看的?我这样问没有不敬的意思,我心里想的是这么一回事。我本人参加过一些活动,试图把科学家和哲学家凑到一起,讨论的恰恰是你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这些尝试通常都失败了,而且失败的原因总是一样:科学家失去了兴趣。他们回到实验室,接着做更多的科学。在我看来,绝大多数科学家对你谈的这些问题其实没有多大兴趣。引人注目的是,最伟大的科学家是例外。真正开天辟地、开创道路、实际完成了你所说的本世纪这场革命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普朗克、玻尔、玻恩、薛定谔、德布罗意,他们对你提出的这些概念问题兴趣极大。但那是开路的天才。跟在他们身后的成千上万的科学家,把他们的工作付诸实际应用的那些人,似乎并不在意。那么,谁在听你们说话?谁在读你们发表的东西?
普特南: 首先我要说,我们基本上是写给对哲学有兴趣的普通读者看的,写给哲学读者看的。我不认为科学哲学的任务是直接给科学家出主意,正如我认为道德哲学家要是以为自己在就怎样过日子、议会该通过什么法案提供即时的当下建议,那是想错了。另一方面,我确实认为科学家往往懂的是五十年前的科学哲学。这也许不是坏事。也就是说,这种时间差、这种文化滞后也许有它的价值,能把他们不该理会的东西筛掉。不过让哲学家恼火的是,你会碰到这样的科学家:他一口咬定自己用不着听任何科学哲学,接着就原封不动地端出一些想法,你一听就认得出,那是一九二八年流行的货色。
麦基: 这同经济学家凯恩斯那句名言是不是正好对得上?他说,几乎所有自以为对空泛的经济理论毫不在意的商人,其实都是上一代经济理论家的奴隶。
普特南: 一点不错。
麦基: 我想还可以做另一个类比。普通的语言使用者要是来说明语言是什么、自己是怎么用语言的,说出来的东西一定极其粗浅,因为他们把语言视为当然,从来没有想过。大多数科学家要是来说明自己做科学时到底在做什么,恐怕也是一样。
普特南: 对。以为一个人只要从事某种活动,就能给出关于这种活动的理论,这是一个错误。
麦基: 人们常常批评科学哲学家,说他们泛泛地谈科学,实际上几乎总是在说一门科学,也就是物理学。可是至少在过去二十年里,发展最激动人心的科学恐怕不是物理学而是生物学,这是事实吧?科学哲学家的科学观是不是真的过于以物理学为本,对生物学过于忽视?这种批评站得住吗?
普特南: 我想替我们辩护一下,理由是:生物学的理论固然有重大的科学意义,达尔文的进化论、克里克和沃森关于DNA的工作,都是如此,但大体上说,它们并没有提出物理科学里不曾出现的那类重大方法论问题。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这一点。
麦基: 你刚才提到了进化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发源于一门科学,也就是生物学的概念,而它在相当短的时间里传遍了我们的整个文化。几乎每个人的思考方式都受到进化概念的影响,不只是关于人类的起源,还有关于制度、关于艺术,关于各种各样的事情。进化已经成了西方人思考几乎任何问题时的一个维度。是不是这样?
普特南: 是的,对这个理论的关注也许确实不够。不过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我们心目中生物学式的解释,也就是用功能来解释,而不是用物理、化学、用你是什么材料构成的来解释,这种解释方式的可能性近来受到了更多关注,而这要归功于计算机科学。
麦基: 你说到计算机科学,这正好引出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件事:技术与哲学的相互作用,就计算机而言是如此。不只是科学与哲学,而是技术与哲学。计算机最初是有意识地比照人的心灵造出来的。可随着它们越来越精巧,我们反过来开始从它们身上了解到关于人类心灵的东西。所以我们对计算机的建造,和计算机反过来告诉我们的关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似乎是在交互中一同生长的。是不是这样?
普特南: 是的。顺便说一句,这正是哲学家与科学家来往密切的一个领域。今天,语言学、认知心理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哲学这几个领域时时刻刻在互动。人们互相寄论文,不是因为有谁吩咐他们这么做;各路专家开会碰头,也不是因为有谁决定该来一点交叉融合。计算机这个例子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人们本来可能以为,计算机的兴起会助长某种粗俗的唯物论:「看吧,我们终究是机器。看吧,我们身上的一切终究都能用物理和化学来解释。」可吊诡的是,计算机对心理学、对心灵哲学的实际影响,反而是这类还原论的退潮。
普特南: 计算机的特点在于,你同它打交道时,几乎从来不用去想它的物理和化学。人们把计算机分成两个层面:软件,也就是它的程序、指令、规则、它做事的方式;还有硬件。通常你不理会硬件,你在软件层面上谈论计算机。要是在硬件层面上解释它做的事,你根本没法解释出一个对任何人有用的样子来。这里有一种涌现(emergence),但不是神秘主义式的涌现,它并不违反物理定律。只不过组织层面上的东西,也就是关于组织方式的高层事实,有一种自主性。你会说:它在执行这个程序,这就解释了它为什么这样做,我不需要知道它是怎么造的,只需要知道它能够被造得执行这个程序。把这一点用到心灵上,就意味着回到一种我把它同亚里士多德联系在一起的心灵观:我们不是机器里的幽灵,不是暂时寄居在肉体里的精神;心灵和身体的关系,是功能与承担该功能者之间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说,如果你把「灵魂」这个词用在一把斧头上(他说,当然你不会这么用),你会说斧头的灵魂就是砍。他还说,眼睛的灵魂就是看。他把人看成「一个会思考的东西」。
麦基: 你说的这种既非唯物论、又非宗教观的第三条路,立刻让我想起现代世界最重要的唯物论哲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此刻坐在这里谈话的时候,它是全人类约三分之一人口的官方国家哲学。马克思主义自称是科学的,这是它非常要紧的一点。那么,马克思主义对科学哲学有没有重要的贡献?
普特南: 我认为没有什么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贡献。但我也不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全都错了。恩格斯是他那个世纪科学知识最渊博的人之一。他弄错了不少事,但他的一般科学知识极为广博。他谈科学哲学的大部头《反杜林论》,虽然含有一些相当古怪的想法(顺便说,其中有些来自黑格尔),但总体上是一本理智的科学哲学著作,此外还谈了别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并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我要说,恩格斯的科学哲学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当时标准科学哲学的影响,是一套相当精致的归纳主义说法。
麦基: 那么后来那些也自命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呢,比如列宁?
普特南: 我认为他们良莠不齐。列宁大概是最差的之一。比如他说,理论是运动的摹本。这就是摹本论,是「科学只是把实在照抄下来」这种看法的最粗糙的版本。毛泽东要精致一些。他深受约翰·杜威的影响,杜威在二十年代的中国读者很多。
麦基: 你认为它对今天的科学哲学实际有过贡献吗?还是谈不上?
普特南: 我认为它有所预见。要是人们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分裂得这么厉害,它本来也许能做出贡献,因为非马克思主义者本来可以从中学到东西:马克思主义者是最早尝试把实在论的立场同对实践的强调、对可纠正性的强调结合起来的人。他们非常敌视先天真理(a priori truth)的概念,而今天许多主流科学哲学家同样非常敌视先天真理。就现状而言,他们在科学哲学里扮演的角色,多少就像凯恩斯说的马克思在经济学里扮演的角色:凯恩斯把马克思称为他的一位「地下先驱」。
麦基: 开场时我不仅提到了科学哲学,也提到了数学哲学。结束之前,我想我们无论如何该谈谈数学哲学。我想可以说,数学哲学的核心问题同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恰好平行,都是:它是怎么同世界相符的?科学哲学问的是科学怎么同世界相符,数学哲学问的是数学怎么同世界相符。对吗?
普特南: 对。而且情况更糟。如果你在经验科学里为摹本论、为真理符合论辩护,那么对「我们怎么建立起一幅与实在相符的图景」这个问题,你可以回答说:我们有感官。我前面说过,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回答,因为单纯的看和听里就包含着大量的解释。可如果谈的是数和集合,有人会问:好,如果数学知识只是数的样子、集合的样子、数学家研究的其他抽象对象的样子的某种摹本,那么,是哪一种感官让我们看见它们的?
麦基: 是啊,数是什么?这是一个极成问题的问题,但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普特南: 对。另一方面,我也不想说反符合论的一方就轻松。在我看来,数学知识是一个真正的谜。我认为哲学家应该比现在更专注于数学哲学,因为这似乎是一个没有任何理论真正说得通的领域。
麦基: 数学与科学之间不是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平行关系吗?纵观科学史,一直有一种冲突:一方认为科学谈的都是独立于人类经验而存在的世界中的对象,另一方则说,不对,其中大部分是人、是观察者贡献的。而正如你在前面指出的,真相几乎肯定是两者的结合。数学里不是也有一场长期的争论吗?一方认为数学知识可以说是内在于世界结构之中的,我们通过经验和观察从世界中把它推导出来;另一派数学思想则说:不,不,不,数学是人类心灵的创造,我们再把它像一张网格那样罩到实在上面,好比把网格罩到一片风景上。是这样吗?
普特南: 是的。后一种说法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有感官问题。但它似乎同样行不通,因为看起来我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把任何数学、任何逻辑加到世界上。几乎谁都会承认,至少你得自洽(consistent)。而什么自洽、什么不自洽,并不是我们可以随便编造或者决定的事。当我们强调约定论的、主观的说法时,我们撞上了数学的客观性;当我们强调数学的客观性时,我们又撞上另一堆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领域再往深处走,我们能对人类知识、对科学知识了解到比现在多得多的东西。
麦基: 说到从现在往前走,普特南教授,我想结束这场谈话最有意思的方式,就是请你谈谈你眼中当前最有意思的问题领域,我想这也就是我们讨论的这两门学问,科学哲学和数学哲学,在不远的将来最可能的生长点。
普特南: 好。请允许我把预测限定在不远的将来,因为我们都知道,长期预测总是错的。就不远的将来说,我预计数学哲学会是一个生长点,逻辑哲学也是。我预计物理学哲学在科学哲学中的中心地位会有所下降,尽管其中有一部分同逻辑哲学相通。围绕量子力学,实际上已经有人提出了一个惊人的主张:为了真正理解世界怎么可能是量子力学式的,我们也许不得不改变我们的逻辑,改变我们对真正的逻辑规律是什么的看法。我认为量子力学哲学中同逻辑哲学相通的这一面,会成为热烈讨论的领域。更一般地说,有些领域我们几乎不把它们当作科学哲学,它们正在变成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比如心灵的计算机模型、语言的计算机模型这类问题;还有那些更一般的问题:真理理论,真理的本性,验证的本性,在没有严格科学方法的情况下科学何以还能是客观的。我认为这些问题会一直是这个领域的常备课题。
麦基: 关于整个这个领域,有一件事让我担心,那就是它同受过教育的普通人的关系,而这场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为这些人做的。二十五岁的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了。我相信你会同意,如今受过高等教育、拿了大学学位的人,绝大多数对相对论究竟讲什么仍然几乎一无所知,它对他们世界观的影响微乎其微。现在科学和数学一路狂奔,它们给我们带来的关于我们所居住的宇宙的全新洞见,根本没有渗透到非专业人士那里,或者渗透得远远不够快。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种危险?
普特南: 确实有这种危险,但这是可以想办法的。比如现在已经有一本狭义相对论教材,叫《时空物理》(Spacetime Physics),是专为大学一年级第一门物理课的头一个月编写的。作者在开头就说,他们期待着这本书有一天能在中学里讲授。
麦基: 你认为那一天真的会来,而且很快就来?
普特南: 我确信如此。
麦基: 我想你是对的,而且我希望你是对的。非常感谢你,普特南教授。
帕特南在 1977 年与麦基的对谈中指出,"知识靠归纳法逐步累积成客观事实"的旧科学观已被爱因斯坦以来的科学史证伪,真理是外部实在与人类概念共同作用的产物,科学与非科学、事实与价值之间不存在清晰分界,而"科学"实际上已成为"成功求知"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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