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 Isaiah Berlin & Bryan Magee (1977)

一九七七年，BBC 请布莱恩·马基主持一组关于当代哲学的谈话节目，开篇一集他请来了以赛亚·伯林。伯林时任牛津万灵学院院士，以《两种自由概念》《刺猬与狐狸》和价值多元论闻名于世；马基则是哲学作家、广播人，兼任工党议员，日后又主持了《思想家》与《伟大的哲学家》两个系列。这一集不谈某位哲学家，只问最基本的问题：哲学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关心它。本文依据现场录音编译整理。

开场：这一系列节目

马基： 这是关于现代哲学的一组节目中的第一集。往后我们会谈到一些世界知名的人物，比如萨特、马尔库塞、卡尔·波普尔、乔姆斯基，其中有几位会亲自到场，讨论他们自己的工作。另有一两集要献给已经去世、但思想仍在发挥巨大而鲜活影响的人：卡尔·马克思是最明显的例子，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则以各自截然不同的方式同样如此。当然，一个用英语制作、面向英语听众的系列，必须特别关注英语世界近来的哲学动向。我希望整个系列合起来能成为一份生动而有启发的报告，说明今天世界上的哲学处在什么状态：一部分通过杰出的个人来讲，一部分通过重要的思潮来讲。

马基： 但在开篇这一集，作为引论，我想面对几个最最基本的问题。人究竟为什么要对哲学感兴趣？它为什么重要？它到底是什么？我要把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提给一位本身享有国际声誉的人：以赛亚·伯林爵士，功绩勋章获得者，牛津万灵学院院士，卡尔·马克思的传记作者，尤其以他对观念史的了解著称。

为什么要关心哲学

马基： 以赛亚，假如一个人此前并没有自己走上哲学这条路，也没有被教育制度领进来，我们能给他什么理由，让他对哲学产生兴趣？

伯林： 首先，这些问题本身就有意思。但对那些不这么认为的人，可以指出另一点：哲学处理的，是大量寻常信念所依赖的那些假定。这些东西人们并不乐意挖出来，因为人有时候实在不愿意让自己的假定被过分审视。一旦被迫去看清自己的信念究竟建在什么上面，人是会不舒服的。可事实是，许多普通常识信念所依赖的那类假定，正是哲学分析的对象。仔细一看，它们远不如初看时那样牢靠，也远比初看时复杂。哲学家通过审视这些东西，教给人自我认识。他们向人解释，有时是以相当强势的方式解释，人们究竟相信什么，以及为什么相信。这是一项非常核心的工作。

我们为何抗拒审视

马基： 我们都会因为自己的假定被审视而很不自在，就像你刚才说的，因为这是在挖自己思想的前提。我想，越过某个界限之后，我们全都会抵抗。你认为这种抵抗是从哪里来的？

伯林： 当然，一部分原因是人不喜欢被过度分析。另一部分原因是，行动本身也许就排斥这种事情。这很明显：一个人正投身在某种生活里，忙着做事，却不断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你确信你追求的目标是真正的目标吗？你确信你正在做的事情不会以某种方式违背你也许还想坚持的某些道德信念吗？你确信你的某些价值不会跟另一些价值发生冲突吗？而你其实根本没有面对这一点。有时候一个人陷进某种两难，怕得不敢正视，于是把目光移开，试着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推到国家身上，推到老师身上，推到自己所属的阶级身上，推到自己隶属的某个团体身上。可你难道不该自己去承担这份责任吗？我想，这一点让人望而生畏，自然就产生了抵抗。

伯林： 不过我要说一句：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人都是怀疑派的知识分子，成天审视自己的根基，那谁都别想活下去。所以不能要求所有人时刻自我审视，这不合情理。做这件事的，我想应该是那些对这类问题格外好奇的人，也就是哲学家。但从另一面必须说：如果这些东西从来不被审视，任其撂荒，社会就会僵化，信念会变成教条，想象力会扭曲，理智会变得贫瘠，社会会因为躺在某块舒服的、未经检验的教条上而腐烂下去。要让想象力被激起，要让理智运转起来，假定就必须被追问，前提就必须被挑战，整件事情必须不断被重新审视。也许不必人人都做，也不必做得太过，但必须有足够的人做，好让这个社会继续动起来。社会是靠某种程度的弑父前行的：孩子们大体上就算不杀死父辈本人，也要杀死父辈的信念，然后达到新的信念。发展就是这么发生的，所谓进步就是这么回事。

以「权利」为例

马基： 能给我举几个这类假定的例子吗？

伯林： 好，我想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大概能提供最熟悉的例子。就拿关于自由的谈论，或者关于平等的谈论来说，眼下满世界都是这种话。再比如美国《独立宣言》序言里那句著名的话。这话已经说了两百年，最近却忽然又被人频频提起，写了不少文章。那句话是说，人被创造得……

马基：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伯林： 谢谢，这正是我要的那个词：权利。那么，什么是权利？你去问街上随便一个人什么是权利，他会愣住，答不上来。假设你追问：权利是什么样的东西？是你一出生就有的？是烙在你身上的？是人身上某种内在的属性？还是别人给你的？举例说，权利可以由谁授予？可以被剥夺吗？可以放弃吗？放弃权利又是什么意思？你会丧失一项权利吗？还是说，权利以某种方式内在于你的本性，就像思维内在于你，或者选择、或者拥有意志内在于你那样？权利是这种东西吗？所谓自然权利，是哪一种自然？这个意义上的「自然」又是什么？你怎么知道这些权利到底是哪些？

伯林： 关于权利究竟是哪些，人们的分歧极大。举个例子，看看十七世纪，那时候关于权利的讨论非常多。毕竟为这件事打了一场内战：比如究竟有没有所谓君权神授这回事。今天我们不大相信这个了，可当时很多人是相信的。他们相信国王是有特殊权利的特殊存在。另一些人则认为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他们各自怎么论证？拿出了什么样的理由？什么东西说服了人？十七世纪末有一位法国思想家说：假设法国国王想把一批臣民转让给英国国王，这些臣民会怎么想？答案是，他们没有资格去「想」，他们要做的只是服从；国王完全有权按自己的心意处置他们，而他们居然认为自己可以对此有想法、有怀疑，这个念头本身就是亵渎和僭越。我们今天当然拒绝这一套。但这毕竟是许多人怀着热情信奉过的东西，他们相信等级制，相信世界是一个等级化的整体。当时用的比喻是金字塔：上帝在顶端，变形虫在底下，每一个人在这个等级里都有自己恰当的位置，他应当做的，就是这个位置加在他身上的那些事情。这套东西被人相信了几百年。后来有人否认它，说根本没有这种等级，人是平等的，人生来就是那个样子，所有人都有某些自然的欲望，所有人都有某些自然的权利，在这些权利上他们完全平等。

伯林： 那么，为其中任何一方所提出的论证，正是哲学恰当的题材。除了哲学，还有哪个学科能处理这些东西？可这些东西又极其深刻，是人们感受极深的东西，是为之流过血、打过仗的东西，是触及要害的东西。

情报官的两难

马基： 能不能举一个直截了当的道德哲学问题的例子？

伯林： 我讲一个别人告诉我的故事，是上一次大战期间的事。有一位英国情报军官在法国，战争快结束时，他要审讯一个被抵抗组织抓住的法国叛徒。这个人替德国秘密警察、替盖世太保做过事，抵抗组织铁了心要以叛国罪处决他。英国军官请求先审问他，因为他觉得这人也许能提供有用的情报，可以让一些无辜者免于酷刑之类的遭遇，也可以让他们知道敌人在后方还在做什么。他去见了这个人。这是个年轻人，年轻人对他说：我凭什么要回答你的问题？如果你能保住我的命，我就说；如果你不能，我知道这些人明天早上就要杀我，那我为什么还要开口？

伯林： 那么，这位军官该怎么办？作为军官，他的职责是尽可能多地套出情报。而他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条路。说什么「我尽力去替你求情」是没用的，那人一眼就看穿了。他必须说：是的，我能保住你的命，你只要开口，我就救你。这样他也许就能拿到情报，从而救下他的战友、英国军官、无辜者，随便什么人的命。当然，事情真这么办了，那个人在临死前发现自己被骗时，会把他咒骂到最后一口气。

伯林： 这个选择并不轻松。如果你是功利主义者，你会说：为了增加人类的幸福，他当然必须撒这个谎。可是也许还有别的东西，比如人与人的关系，比如不应当让一个人一生中最后遭遇的事情是被骗。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有个人物说过：如果有人问我，是否愿意用一个无辜孩子的受折磨，去换取千百万人的幸福，我的回答是拒绝。功利主义者不得不说：这显然错了，这是感情用事，是错的。可人们并不这么想。人们认为，一个人完全有资格说：我不会折磨一个无辜的孩子，我不会把痛苦加在一个无辜的生命身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有些事情是任何人都不可以做的，无论代价是什么。

伯林： 这里有两种哲学在冲突：一种是功利主义的，另一种显然关乎某些绝对价值。这里有两套价值撞在了一起。道德哲学家的工作，不是告诉一个人该把其中哪一套当作自己的价值。但他的工作是告诉这个人：在这类处境里，涉及的是这些价值，相撞的是这些生活形式，他必须在这些东西之间作出决断。而最后，一个人当然得自己承担责任，去做他认为对的事。

哲学为何总谈语言

马基： 有一件事我想让很多外行吃惊，甚至让不少人反感，就是他们发现大量的哲学讨论，尤其是今天的哲学讨论，谈的是词，是语言。你能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要解释得让人觉得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伯林： 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我尽力试试。我认为现代哲学家里有些人是害了自己的：他们坚持说自己主要关心的是语言，于是人们就以为他们做的事情很琐碎，以为他们关心语言的方式跟词典编纂者或语法学家一样。真要那样的话，词典编纂者和语法学家做得比这些半吊子强多了。他们确实关心语言，但那是因为他们相信我们是用词来思考的，因此对语言的考察自动就是对思想的考察，用旧话说就是这样。所以，当那些没有明显答案的困难哲学问题摆到面前，当我们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问自己：这是哪一类问题？我在找的是哪一类答案？它像这种问题，还是像那种问题？它是经验的吗？是形式的吗？两者都不像吗？它更像这个还是更像那个？先把它归归类。而归类这件事本身就相当难。这种归类，如果你愿意这么说，某种意义上正是在清理语言上的混乱。

伯林： 这类混乱常常在人脑子里造成可怕的一团糟，而这种糟乱有时会在实践中变成野蛮。比方说，极权国家往各种人头脑里塞进去的种种信念，纳粹关于种族的那些信念，就建立在各式各样的混乱之上，一部分是经验的，一部分不是。所谓「次等人」这个观念本身，所谓某些「亚人类」的生物，犹太人也好，吉卜赛人也好，黑人也好，他们不算完整的人，因此可以被消灭。认为他们对社会构成巨大危险、所以应当被消灭，这个念头无疑建立在错误的政治信念上；但「亚人类」这个观念本身，「成为人意味着什么」，这一整串概念，才是真正要处理的东西。这件事听起来像是琐碎的语言考察：我们怎么使用「人」这个词，人的本性是什么，做一个人是怎么回事，什么叫低等、什么叫高等。可这些是哲学问题，不是经验问题。

马基： 所以，语言哲学家其实可以主张，而且确实主张过：他们通过分析语言的用法，恰恰是在把我们从语言的魔咒里解放出来。换句话说，落进语言魔咒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对我们误用语言的分析，能把我们解放出来。

伯林： 正是如此。我认为这是哲学最大的贡献之一。我也认为，这正是为什么在那些希望语言的原有用法保持不变的人眼里，哲学家是危险人物。德国诗人海涅说过：不要看错了书斋里那位安静的哲学家，他是极有力量、极可畏的人物。不要把他当成一个埋头琐事、与人无害的学究。如果康德没有砍掉神学家们的上帝的头，罗伯斯庇尔也许就不会砍掉国王的头。海涅还说，那些伟大的德国形而上学家、费希特的门徒、谢林的门徒之类的人，总有一天既不会被恐惧吓退，也不会被享乐引诱，他们将摧毁我们文明的许多丰碑；当这场巨大的形而上学的狂暴在世界上爆发开来，法国大革命跟它一比不过是儿戏。诸如此类。哲学观念或者形而上学观念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

两个筐：经验与形式

马基： 不过，哲学提出的那类问题确实有非常古怪的地方，不是吗？比如你刚才拿来举例的「什么是权利」，这是在探究一个词的意思，还是在探究某种抽象实体的性质，某种虽然抽象却仍然存在的东西？这到底是哪一类问题？

伯林： 你其实已经在做那件事了。当你说你拥有某项权利时，你是在问：说这句话，究竟等于在说什么？我们怎么去发现这类说法是真是假？我们怎么去发现，哪一类论证会让你接受这样一个命题？比如说你有幸福的权利，或者别的什么权利。路德就是个例子。有人对他说，人有权得到幸福，或者说人生的目的是幸福，他回答：幸福？绝不。是基督，是受难，是十字架。这是某种形式的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而且肯定是最深刻的主题之一，是极大数量绝不肤浅的人据以建立起自己一生的信念之一。这总不能说是琐碎的吧。我们会说，这是「词」的问题：什么叫十字架？「受难」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关键正在这里。我们不是语法学家，不是词典编纂者。要弄清这些词的意思，查词典没有用，查百科全书也没有用。这就是要害所在。

马基： 但还是不完全清楚。如果你要找的不是那个意义上的词义，那你到底想要弄到手的是什么？毕竟人类历史上一些最伟大的天才，为这类问题反复搏斗了两三千年，也没有得出任何确定的、被普遍接受的答案。这又一次指向了这些问题的古怪之处。

伯林： 我这样说吧。我们先问问自己，一般说来，问题是怎么被解决的？哪些问题是可以被解决的？我想有两大类问题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是可以解决的。一类是普通的经验问题，也就是关于世界上有什么的问题，这是科学家处理的东西。澳大利亚有黑天鹅吗？有，因为有人在那里见到过。物质是由什么构成的？由某些分子构成，分子由原子构成。这有一定的证据，因为做过实验，而这些实验有时是判决性的，导致了假说得到确认。常识也是这样的：奶酪在哪里？在碗柜里。你怎么知道？我看过了。这被认为是对这个问题充分而完备的回答，我们也不会去怀疑它。这类叫经验问题，事实问题，靠普通常识来解决，复杂一些的情形则靠受控观察、实验、提出假说、检验假说等等来解决。这是一类问题。

伯林： 另一类是形式问题，数学家问的问题，逻辑学家问的问题。在那里你有若干定义，有若干变形规则，规定如何从这些定义推演出别的东西，然后你有以严格逻辑方式从前提推出的结论；你还有若干成套的规则，一切答案、一切命题都可以照着这些规则去核对。这根本不是关于世界的，这是关于形式学科的，可以说完全与事实问题脱钩：数学、逻辑、国际象棋、纹章学。这里你不是靠往窗外看、靠翻碗柜找答案。如果我问你，你怎么知道国际象棋里的王每次只走一格？有人说「你是这么说的，可是有天晚上我在看棋，我确实看见一个王走了两格」，这不会被当成对那个命题的反驳。因为你真正说的是：象棋里有一条规则如此规定。那你怎么知道这条规则是真的？规则不需要是真的，规则就是规则，你要么接受，要么不接受。数学以及一切形式学科都是这么运作的。

伯林： 这是人类知识的两大版图。而在它们之间，如果可以这么讲，存在着一些无法用这两种方式回答的问题，而且这样的问题非常多。刚才我试着说明的那两类问题，其特点在于：处理它们有既定的方法。你也许答不出某个经验问题，但你知道假如你知道答案，那答案会是什么样子。你问恺撒活了多少年，你也许不知道具体数字，但你知道怎么去查，你知道该翻哪一类著作，你知道什么样的东西算作证据。你问泰国有没有不会飞的鸟，你也许不知道答案，但你知道该做什么样的实验去查明。天文学也一样。我们不知道天狼星的另一面是什么样子，也许从来没有人见过，但你知道，如果你能飞过去，就像今天人已经能飞到月球一样，你也许就能看见。形式学科同样如此：那里也有一些未解的难题，但有一些公认的解题方法，而且你知道，做数学演算的时候，看、闻、摸是没有用的，正如在经验问题上光靠演算也不行。

不知从何着手

伯林： 而在哲学这里，我愿意说，它最大的标志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着手。有人问你：什么是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该追求快乐，还是该追求正义、追求真理，哪怕它并不带来任何快乐？你怎么去着手回答这个问题？有人问你：你说的「实在」是什么意思？你怎么区分实在与表象？有人问你：什么是知识？我们知道什么？除了数学知识，我们还能确切知道任何东西吗？还有别的什么是我们确知的吗？我们又是怎么知道自己确知的？我们无法立刻回答。这里没有一门现成的学科让我们可以说：喏，这位是专家，他能告诉你什么是善，他能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他能告诉你你的义务是什么，他能告诉你你的权利是什么，他能告诉你幸福是不是人的正当目标，你听他的就行了。数学家当然可以回答数学问题；但我们并不认为存在这样一些道德家，他们给出绝对清楚的答案，任何能跟上其推理的人都不得不接受。一开头就有一种困惑：该往哪儿看？谁也不太清楚拿这些问题怎么办。相当早就会出现一种精神上的痉挛感。至于普通人，他们一开始对这些问题是欢迎的，直到有一天不再问为止。

马基： 你说到了某种极其根本的东西。我想在往前走之前，先把我们已经到达的位置复述一遍。我理解你的意思是：在人类求知的整个历史上，人最常问的是两类问题。第一类是关于世界的问题，人不过是在了解自己的环境、掌握环境、应付环境，而关于世界的问题是靠观看、调查、观察、检验、实验等等来回答的，这些是事实问题。第二类问题更抽象或者说更形式化，比如数学里的问题、逻辑里的问题，或者像你说的游戏里的问题、纹章学里的问题。这类问题你没法靠观察世界来找答案，因为它们关涉的是形式系统内部各项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最常用的那个系统显然就是算术，或者更广地说，数学。所以，一边是关于世界的经验问题，需要去看事实；另一边是形式问题，需要在一个形式系统内部把一件事和另一件事联系起来。几乎全部知识、几乎全部问题，都落进这两个筐里的某一个。而你要说的是，哲学问题的标志恰恰在于，它哪个筐都不落。像「什么是权利」这样的问题，你既不能靠往窗外看找到答案，也不能靠考察某个形式系统的内部融贯性找到答案，因此你不知道该怎么去找答案。而拥有一个问题却完全不懂如何寻找它的答案，这就是哲学问题的标志。这样说，是不是比你原来说得好一些？

伯林： 比我说得清楚多了，是的。我很乐意接受你这个重述。这些是极其根本的问题，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

哲学分泌出科学

马基： 那么，对于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问题，我们该拿它们怎么办？我们能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什么样的进展？又是怎样取得的？

伯林： 你可以先问历史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钦佩那些处理过这些问题的思想家？我们钦佩他们，是因为他们设法把问题重新表述了一遍，而且往往表述得让某些答案至少显得可信。当一件事没有固定的方法时，你就用你所能用的一切去做。也就是说，你就是硬把它琢磨出来。你说：好，当我问「事物有没有目的」这样一个问题时，这问题像什么？它是哪一类问题？我在找的是哪一类答案？什么样的论证会让我觉得它为真或为假？我认为哲学做的就是这件事。福斯特说过一句话：万物都像某种别的东西。这正是你在哲学问题上做的事：既然没有现成的方法，你就用你能用的办法。

伯林： 从历史上看，我想事情是这样的。某些问题一直处在这种相当混乱的状态里，而它们重要、关键，人们为之极其苦恼，而且苦恼得有理，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关乎终极价值。人们不太知道该怎么着手，于是要么武断地下断语，要么干脆接受圣书的说法，或者接受受神启的导师的说法，那些人自己倒是不写字的。但总有一些人对此稍存怀疑，他们会问：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些答案？他们是这么说的，可我们凭什么知道他们知道？我们怎么知道他们真的知道？他们说这是上帝说的。可上帝对不同的人显然说了很不一样的话，这在历史上是事实。

伯林： 我认为实际发生过的是：其中一些问题被重新表述之后，落进了那两个筐里的某一个。举个例子说明我的意思。十二世纪时，说天文学是一门哲学学科完全正确。为什么？因为它既不太经验，也不形式。人们认为行星沿圆周运行，因为圆是完美的图形。而「圆是完美的图形」这个命题既不是经验命题，也不是形式命题。至于人为什么该相信它，那是另一回事，但它肯定不属于那两类中的任何一类：你没法用实验证明它，也没法用数学证明它。所以这显然是一条形而上学的真理。只要形而上学还插在里面，只要人们「知道」星辰必须做某些事情、行星必须做另一些事情、太阳必须做某件事情，而且这种「知道」建立在形而上学或神学的根据上，那么天文学就完全恰当地属于哲学。后来的事情众所周知，天文学逐渐变成了一门观察科学，它把形而上学的预设蜕掉了，如今是所谓物理科学也就是经验科学中受人尊敬的一部分。就这样，它不再是哲学的了。

伯林： 哲学生涯里有意思的一点是，它不断地把自己的某些部分抛进那两个筐里去。我记得是奥斯汀曾经把这个道理讲成一个假说：巨大的太阳不断向外分泌出别的行星，当这些行星获得独立，大团燃烧的气体就成了行星，从此有了自己独立的生命。历史上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比如经济学，当它还跟一大堆形而上学假定混在一起的时候，我想它是哲学的一部分，后来才逐渐变成了一门科学。

各门学科的哲学

马基： 不过，即便各门科学、各个探究领域已经独立出去了，比如经济学、天文学、心理学、语言学之类，在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上，仍然存在几乎任何一门学科的哲学，不是吗？我想说的是：在任何一个活动领域里，都有一些根本的用语，或者我更愿意说，一些根本的概念，人们天天在用。比如物理学家不断谈论光、质量、能量、速度、引力、运动、测量、时间；政治家不断使用自由、平等、社会正义这些词；律师不断使用有罪、无罪，以及同样是「正义」这个词，虽然他们指的意思不同。而实际在这些领域里做事的人，通常并不争论自己所用的术语。我想大多数物理学家一辈子都不会跟另一位物理学家争论光是什么，或者他们所说的能量是什么意思。可是科学哲学家来了，他问：我们说「光」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说「测量」是什么意思？我们测量一样东西的时候究竟在做什么？政治哲学家来了，他说：是的，可我们说「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平等」是什么意思？甚至还有法哲学，法哲学家来了，问：我们说「正义」究竟是什么意思？换句话说，哲学的活动之一，肯定是澄清和分析各个不同的人类思想与活动领域里那些典型使用的根本概念。

伯林： 我想这是对的。

孩子的追问

马基： 「什么是时间」「什么是光」「什么是善」这类哲学问题，其实跟孩子的问题有共通之处，不是吗？

伯林： 是的，我常常这么想。孩子会向大人提这类问题。他们当然不会说「什么是时间」，他们说的是：我为什么不能见到某某人？假设一个孩子这么问，这对孩子来说是很自然的事。你说：你不能见他，他死了。孩子接着问：为什么？为什么这就妨碍我见他？如果父亲比较讲究，他就得解释：死意味着他的身体在地下分解了，不能复活了，而且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果这孩子有点脑子，他会说：那把那些碎块重新拼到一起不行吗？父亲说：不行。哪一种「不行」呢？接着物理学就来了。孩子又说：我要的不是这个，我不是要把他拼起来，我是想回到过去，看见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役时的样子，我想要的是这个。父亲说：你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你不能在时间里往回走。我为什么不能？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哲学问题：这里说的「不能」是什么意思？「不能在时间里往回走」，跟你说「三不可能是七」是同一种「不能」吗？还是跟你说「凌晨两点你不能买烟，因为法律不许」是同一种？还是跟「我记不起来了」或者「我不能光靠想就让自己长到九英尺高」是同一种？这是哪一种「不能」，哪一种「必须」？这样一下子就跌进哲学里去了。接着你就得谈时间的性质，而有人会说：不，不，根本没有「时间」这种东西，「时间」只是一个词，用来说「在……之前」「在……之后」「与……同时」；把时间说得好像是一样东西，那是形而上学的陷阱。这就上路了。

伯林： 当然，大多数父亲不愿意这样回答孩子。他们只是让孩子闭嘴，别问傻问题，快去睡觉。可这些问题会不断回来，而哲学家就是那些不害怕这些问题、并且准备处理它们的人。孩子最终当然被训练得不再问这些问题了，可惜得很。那些没有被这样训练过的孩子，就变成了哲学家。

透析机难题

马基： 关于这一点我想请你再多说一些。因为在我看来，对外行来说最难理解的事情之一，就是弄明白：试图回答那些无法回答的问题，究竟能得到什么样的启发？这上面怎么可能有进展？

伯林： 它们不是无法回答的。不是无法回答，你可以朝答案走出一段路。靠澄清概念，你有时会发现问题本身就问错了；有时会发现这是一个经验问题跟一个形式问题搅在了一起；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发生。如果你真要我举例，我讲一个我想说的例子。还是拿道德哲学来说，这个例子挺好，因为大多数人在生活里都有道德难题。

伯林： 假设我们问一个一半是道德、一半是政治的问题。假设这是医院里的一个寻常问题：有一台透析机，非常昂贵，而这样的机器并不多，很多人得了肾病，这台机器对他们可能有用。我们是不是应该只把机器用在重要人物身上，因为他们能给社会带来很多好处？如果有一位非常重要的科学家患了肾病，是不是应该把机器留给他，两周后归他用？可另一边有一个无辜的孩子快要死了，这台机器也许能救他。我们怎么决定？我们该怎么办？假设机器不够分配，我们做什么？我们是不是该这样问自己：这些人当中哪一个能给社会带来最大的好处？这是实践中让人极其痛苦的问题。

伯林： 道德哲学不会给这个问题一个答案，它不会说：不不，救那位伟大的科学家；也不会说：救那个孩子。救哪一个都行，这不重要。它会做的，或者说一位好的道德哲学家会做的，是向你说明这里涉及的是哪几类考虑。他会问：你现在关心的完全是人类的幸福吗？这是你唯一的考虑吗？如果是，那我只能说，救那位科学家是对的，因为他很可能带来比那个孩子更大的好处，无论那孩子多么无辜。还是说，你同时相信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同等的被救的资格，因此甚至不该去问这些人里谁更重要？你的想法是这一种吗？你看，这里有价值的冲突。一方面你相信要增加人类的幸福，另一方面你又相信，明目张胆地偏爱一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造出一套资格的等级来，这本身就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马基： 你刚才说道德哲学家不会告诉你在你举的例子里该怎么做，透析机该给科学家还是给孩子，我认为这一点对我们眼下的讨论极其重要。因为在我看来，很多人走向哲学，是想被告知该怎么生活，或者想要一套关于世界的解释、关于人生的解释之类的东西。而在我看来，抱有这种愿望，就是在放弃个人的责任。人不该想着被告知怎么生活，不该想要终极的答案。但想要澄清自己的生活、澄清那些争点，好让自己能够作决定、能够为自己承担责任，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屠格涅夫与马克思

伯林： 你说的是件让人难受的事，不过我当然同意。大多数人想要的就是被给出答案。我记得很清楚，屠格涅夫谈自己的写作时说过一段话：他的小说之所以没有得到本该有的那种喜爱，一个麻烦就在于，十九世纪的俄国读者想被告知该怎么生活，想弄得清清楚楚谁是英雄、谁是恶棍。而屠格涅夫不这么做。托尔斯泰这么做，做了很多，别的作家也这么做，狄更斯无疑也是，谁是谁、谁好谁不好一清二楚。可屠格涅夫说：我所做的一切，只是把人照他们本来的样子画出来；我不引导读者，我不告诉他我自己站在哪一边。这让他们恼火，让他们气愤，让他们像被吊在半空里似的没有着落，而人们讨厌这种感觉。可是引导人们如何生活，既不是道德哲学家的分内事，也不是小说家的分内事。他的分内事，是把各种选项、各个争点摆到人面前，向人说明他正在哪些东西之间作选择，然后，凭着他所信的那一切，他必须自己去押上那一注。

马基： 当然，现代世界里有一种哲学，也许是全世界影响最广、被讨论最多的一种，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它确实告诉人们该怎么生活，确实提供了一套关于世界、关于历史、关于人生的完整解释。你认为这一点把它跟别的哲学区分开来了吗？

伯林： 就我所理解的哲学而言，区别在于，它根本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哲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说，我们可以用因果的方式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解释人类为什么发展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存在着某些规律，一旦你把握了这些规律，你就会明白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你在社会地图上处在什么位置，你为什么持有你所持有的观念，因为你也许属于某个特定的阶级，而这个阶级之所以有它那些观念，是因为它正与另外某些阶级斗争，你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你在阶级斗争中的位置决定的。这是一种经验的历史理论。他们也许假装它是别的什么东西，但它实际上是要造出一门关于人类发展的科学，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处在同一层面，当然用的是不同的概念，不同的范畴，但它是一门科学。而一旦你懂得了人类社会如何发展，你就能更好地行动，更好地生活，正如你懂了物理学、懂了化学、懂了生物学，就能更好地在这个宇宙里行走，不至于成为某些不为人知的力量的牺牲品，那些力量也许还会滋生出迷信和恐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但这不是它的哲学面向，这只是作为历史发展的经验理论的马克思主义。

模型的更替

马基： 它确实提供了一套社会的模型，一套历史的模型，一套人与人关系的模型。这就引到了我很想跟你谈的一个问题。我刚才说，哲学和哲学家的任务之一是澄清概念，但那当然只是任务之一。概念可以说是我们思想的原子，可我们不只是用原子思考，我们也用通常所说的「模型」思考。举例说，谈到社会，有些思想家把社会看作一种机器，由人拼装起来去完成某些任务，各个运动的部件以某些方式彼此咬合；另一些人则倾向于把社会看作一种有机体，像活物一样生长，就像橡树从橡果里长出来。而你用哪一个比喻、哪一幅图景、或者人们通常说的哪一个模型来看社会，你通常就会从中引出各式各样别的实践后果，行事的方式会不同，对政府、对历史的态度也会不同。那么，哲学家的另一项任务，不正是对模型作批判性的考察吗？

伯林： 是的，完全正确。马克思就是你这个意思的好例子。你看，马克思主义用的模型颇像一种进化论，他把它应用到整个人类社会上。而马克思本人对此是完全自觉的，甚至引以为傲：他认为自己就算没有找到解答，至少铺出了通往社会发展之解答的道路，而这是仿照达尔文在生物界所做的事。他是不是真的做到了是另一个问题，但恩格斯就是这样说他的。这意味着他用了这个特定的模型。

伯林： 我想我并没有弄错，我一直认为，哲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模型更替的历史，而对这些模型的考察，是一项非常典型的哲学工作。还是福斯特那句话：万物都像某种别的东西，这个像什么？向人解释事物，通常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已知类比到未知。你面对某种让人困惑的东西：什么是人？什么是人性？于是你说，人性大概像动物学吧，我们对动物学知道得多多了；或者像植物学，我们对植物学也知道不少；人性大概跟这些不会太不一样。自然界里的一切生物都有一门总的科学，十八世纪就是这么想的。孔多塞说：我们能为蜜蜂和海狸做的事，也应当为人做。动物学家能造出关于蜜蜂和海狸的科学，那么假以时日，我们也会在同样健全的自然主义原则上，造出一门关于人的科学。

伯林： 柏拉图是这一切的开端。我想是怀特海说过，哲学不过是给柏拉图作的一大堆脚注。柏拉图差不多提出了此后一直困扰我们的所有大问题。柏拉图认为数学模型才是那个模型：你可以用某种几何学的方式解释宇宙，从某种不可摧毁的终极真理出发，把存在的东西推演出来，而他试图指出通向那个真理的道路。当你看见了善的理念，你就会明白一切为什么必然是它所是的样子。一切都从某个巨大的、准数学的模型里推出来，其中每一样东西都严丝合缝，就像在几何学里那样。后来的人则用逻辑模型。另一些人用别的模型。比如十七世纪，人们试图用法律模型来解释社会是什么样子，社会契约就是这么回事。

伯林： 每当一个新模型出现，它总会照亮某些东西。人们会说：啊，是了，中世纪那套旧的等级模型，把世界说成金字塔，或者说成一支管弦乐队，每一组乐器都有上帝指派给它的特定职能，那个模型其实解释不了什么。我们并不认为国王身上真有什么神圣的东西，伟大的将领身上有什么神圣的东西，而普通农民身上就没有，事情根本不是这样。契约这个说法好得多，这才是真相。于是新模型把人从旧模型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可接着，这个新模型又遮蔽了旧模型曾经照亮的那部分真相，于是它又被另一个模型取代，那个模型当然把你从第二个模型下解放出来，但又遮蔽了其中的一部分。然后第四个模型来了，第五个模型来了，一个接着一个。我们为什么选中某些模型？因为在历史的特定时刻，有某些问题格外压迫着我们，因为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因为落在我们身上的压力。

哲学的实际力量

马基： 让人惊讶的是，居然有那么多所谓的普通人断言，对这些模型作批判性的考察是一种抽象而不切实际的活动。因为如果你不把自己思想的前提拽到光底下，尤其是在道德、政治和社会领域，那你就只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正统的囚徒，你就是你这个时代的模型、你这个时候的模型的囚徒。而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些哲学观念，产生过何等巨大的实际影响：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世界上的各种宗教，世界上的各个马克思主义政权，这些都是哲学观念以最直接、最明显的方式实际影响人类的例子。所以，认为哲学与现实生活无关的看法，在我看来本身才是与现实生活无关的，是深刻地不切实际的。

伯林： 我完全同意。我想，普通人之所以这么看，也许是因为有些哲学家在处理这些事情时使用了不必要的语言。当然也不能怪他们：一个人一旦沉浸在某个题目里，就必然会沉浸在它的细节里。伟大的哲学家说话时，总有本事以某种方式抵达普通人，让他们至少以某种简化的形式领会；而次一等的哲学家，我想，往往过于纠缠在题目的琐细里。也就只是这样罢了。

伯林： 我记得是罗素说过一句话，听起来极有智慧，出自他之口倒是有点出人意料。他说，世界上那些伟大哲学家的核心哲学，本质上都是简单的；繁复之处不在于他们看世界的那个模型，不在于他们据以看待世界的那个格局，而在于为这个格局抵御真实的或想象的反驳。当然，大量的机巧就用在那里，大量的技术性语言也在那里，而这一切都很必要。但那个根本的洞见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相对简单。你确实能懂笛卡尔的根本洞见，能懂洛克的根本洞见，能懂柏拉图的根本洞见，也能懂某些当代哲学家的根本洞见。这些对普通人都是可以理解的，它们不是密教。

马基： 但愿在这个系列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能成功地把这些洞见，用你的话说，讲得让普通人也能理解。非常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