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问的结尾,我们退回到一个看起来最安全的地方:每个人自己的经验,那个还没有被任何人的话中介过的起点。别人的话可以假,多数可以被制造,真理可以被争论。但我痛,我看见红色,我觉得冷,这些总不会错吧。
第一人称经验可靠吗?
这一问看起来是知识论里最后的堡垒。如果连自己的经验都不可靠,我们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要认真看:第一人称的可靠,究竟可靠到哪一层。
一最可靠的地方
有一类知识,别人无法替你拥有,也无法反驳。你说你疼,医生可以说没有生理原因,但不能说你不疼。你说你看见了红色,物理学家可以说那束光的波长是别的,但不能说你没看见红。这种知识有一个奇怪的性质:你对它的了解方式,和别人对它的了解方式,根本不同。别人只能通过你的行为和报告猜,你直接就有。

这种“直接就有”,是第一人称经验被当作最可靠知识的原因。它不经过推理,不经过感官对外部世界的可能失真,不经过别人的话。它似乎是知识里唯一不需要中介的部分。
二笛卡尔:唯一不能怀疑的
笛卡尔用怀疑清扫了一切之后,剩下的正是这一层。我可以怀疑外面的世界,可以怀疑自己的身体,可以怀疑数学,但我不能怀疑我正在怀疑。第一人称是废墟上唯一站着的东西。他进一步认为,关于自己心灵状态的知识是最清楚、最直接的:我可能弄错外面有没有火,但我不会弄错自己觉得热。
这确立了一个持续三百年的信念:第一人称经验是知识中最可靠的部分,其他一切知识都建在它上面。此后所有对第一人称的怀疑,都是在这块地基上凿洞。洞凿了很多,地基还在,但它已经不是笛卡尔以为的那块整石。
三休谟:向内看,找不到那个看的人
第一个洞是休谟凿的。他做了一个实验:向内看,寻找笛卡尔说的那个“我”。他报告说,每次进去,撞见的都是某个具体的知觉,冷、热、光、影、爱、恨,从来没有撞见过一个独立于这些知觉的自我。

这是第一次有人用内省本身来质疑内省最基本的发现。如果连“我”都是向内看时看不到的,那么“我看见了自己的心灵”这句话还剩多少可信度?休谟没有否认经验的直接性,他否认的是我们对经验的描述:那个描述里最核心的词“我”,经验里并没有。
四内知觉不会错,内观察做不到
布伦塔诺在一八七四年做了一个更细的区分。内知觉是我们对当下心理活动的直接觉察,它不可能错:我在生气的时候不会不知道自己在生气。内观察是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心理活动去仔细察看,这却做不到,因为一注意,那个活动就变了。观察愤怒的时候,愤怒已经不是刚才的愤怒。
詹姆斯说得更形象:意识是一条流,内省像是抓住一片雪花看它的结构,抓到手里它已经化了。他把内省定为心理学的第一方法,同时列出它会犯的错:把思想的对象当作思想本身,把事后的回忆当作当时的经验。第一人称是唯一的入口,但入口不是终点。第一人称报告,不等于第一人称经验。
五我们说的理由,不是真正的理由
一九七七年的一个实验让这个区分变得具体。尼斯贝特和威尔逊让人在四双一模一样的袜子里挑一双,大多数人挑了最右边的,位置效应很强。问他们为什么,人们说质地好、颜色好,没有一个人说“因为它在右边”,而且在被告知位置效应之后仍然否认。

他们的结论是:人对自己心理过程的报告,大部分不是向内看到的,而是套用了“人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为什么这么做”的常识理论。你以为你在报告自己的理由,其实你在猜一个普通人的理由,然后把它当成自己的。第一人称报告,很多时候是第三人称推测穿着第一人称的外衣。
六左脑的解释器
加扎尼加的裂脑病人把这件事推到了极端。这些病人的左右脑之间的连接被切断了。给右脑看一个指令,比如“站起来”,病人照做了;问他为什么站起来,只有左脑能说话,而左脑没有看到指令,它当场编出一个理由,“我想去拿杯水”,并且完全相信。

加扎尼加把左脑的这个功能叫解释器。它的工作是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讲成一个连贯的故事,无论它知不知道真实的原因。他认为正常人的第一人称叙述也是这个解释器的产物,只是平时它有更多信息可用,所以编得更准。这意味着,“我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这句话,从来不是一份报告,而是一份解释。
七经验本身也会造假
到这里,怀疑的还只是我们对经验的报告和解释。经验本身呢?变化盲的实验显示,当画面在你眨眼或注意力转移的瞬间发生大幅改变,比如一棵树换成了另一棵,多数人根本注意不到,而且事后坚信自己一直看着整个画面。

记忆更糟。洛夫特斯的研究显示,通过暗示可以让人“想起”一段从未发生的童年经历,细节丰富,情感真切,当事人确信不疑。第一人称记忆不是录像回放,是每次回想时的重新构建,而构建的材料可以来自任何地方。你最确定的那些“我记得”,有一部分是相册里多出来的、没有拍过的照片。

八丹尼特:把报告当数据,不当真理
面对这些,丹尼特提出了一种方法,他叫它异现象学。研究意识时,把人对自己经验的报告完整地记录下来,认真对待,但不预设它们是真的。报告是数据,是待解释的现象,就像人类学家记录一个部落对神灵的描述,而不预设神灵存在。

这个方法让第一人称进入了科学,代价是它不再享有特权。你说你看见了红色,这是一个事实;至于你是否真的“看见了红色”,是另一个需要证据的问题。第一人称从地基变成了材料。很多人觉得这取消了经验的真实性,丹尼特会说,这只是取消了经验的免检权。
九连自己在想什么都不清楚
施维茨格贝尔在二〇〇八年问了一些平凡的问题。你的视觉经验有多清晰,边缘是模糊的还是清楚的?你此刻的情绪是什么?你的思考是有图像的、有词语的,还是都没有?人们的回答互相矛盾,前后不一,而且强烈受自己相信的理论影响。
他的结论是,内省不是有点不可靠,而是在很多方面非常不可靠。我们对自己经验的了解,可能还不如对眼前桌子的了解。这把三百年前的地基整个翻了过来:笛卡尔认为对内的知识比对外的知识可靠,而实验显示,可能恰恰相反。
十一台机器也说“我感到”
现在把这一切放到 AI 上。一个语言模型可以说“我感到好奇”“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不确定”。这些是第一人称报告,形式上和人的一模一样。它们可靠吗?

按笛卡尔,我们无法从外面判断它有没有那个“我”。按丹尼特,我们应该把它的报告当作数据记下来,不预设真假,这倒是和对人一样。按加扎尼加,这些报告很可能是一个解释器的产物:一个从人类文本里学会“人在这种情况下会说什么”的系统,正在为自己编一个第一人称的故事。它和裂脑病人的左脑做的是同一件事,只是它连右脑都没有。
十一我们的“我感到”还剩多少
真正让人不安的不是机器的报告,而是它对我们的报告的反照。如果一个没有经验的系统,只靠学习人类的说法,就能产出和我们一模一样的第一人称报告,那么我们的第一人称报告里,有多少也只是学来的说法?尼斯贝特和威尔逊的袜子,加扎尼加的解释器,都指向同一件事:人的自我报告,很大一部分是从文化里学来的“人通常怎么说”。机器把这一部分单独做出来,让我们看见它有多大。
剩下的那部分呢?那个疼本身,那个红本身,那个不需要报告就有的东西。它还在。机器的报告没有触及它,因为报告本来就触及不了它,对人也一样。这可能是这一问最终的形状:第一人称经验分两层,经验本身,和对经验的报告。第一层可能是最可靠的,但它说不出来;第二层说得出来,但它可靠得有限。而我们一直把第二层当作第一层。
十二所以,第一人称经验可靠吗?
经验本身,也许是我们拥有的最直接的东西,直接到无法被反驳,也无法被检查。对经验的报告,则是所有报告里最容易被高估的一种:它有解释器的编造,有常识理论的替代,有记忆的重建,有理论的污染。笛卡尔把两层当成了一层;休谟、布伦塔诺、詹姆斯、尼斯贝特、加扎尼加、丹尼特、施维茨格贝尔,一层层把它们剥开。
AI 让这个剥开的过程变得可见:它做出了一个只有第二层、没有第一层的东西,而这个东西说起“我感到”来毫无破绽。这不说明机器有经验,也不说明我们没有;它说明,“我感到”这句话本身,从来不是经验的证据。它是一个主张。而主张,就要面对下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有义务为它拿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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